宁德市图书馆 内容
二都村杂记
二都自明朝年间肇基。传说宁德出个郑驸马，分三十六都，城关为一都，“二都”排列第二。今二都村“七澳头”，从鲎岐头至龟岩自然村属于仙泽境。“二都”当时，还包括飞鸾、梅田、碗窑、礁头、城澳等村。
下村有两个大沃，上是詹厝坑沃，全是姓陈。原早是姓詹人来迁居，后来詹家败落，改为陈厝坑，包括高厝里、高岩厝、个家下；下有林边沃，大部分姓林，包括下路、田乾墩、赖厝里，大洋，连接龟岩自然村，人口将近达2600人。
宫庙
二都本村又分为上下村，以大宫为界，宫上名曰上村，宫下名曰下村。大宫是上下村共同建造，该宫建于乾隆十二年，迄今建立200多春秋。2008年村人观其宫貌简陋，部分椽桁腐朽不堪，经上下村董事纠集村人谋议扩建，在多位企业家献款及群众配合下，把宫修竣。宫宽23.5米，深38米，宫正面立一个额匾上题“仙泽正境”四个大字，头座下戏台，上有凤凰池，中间天井至上座，厅面宽阔，能摆20多桌酒席。正座建三个大殿，中间坐着本境土主杉洋玛坑感应林公忠平王，左殿坐着筠竹坪忠烈恩王，右边坐着湄洲天后圣母。
宫后门有周姓人家居住，听上辈传说周姓已经发展99家了，据说若能上100家就会连续发展，之后周姓人家消退一段时间，目前又兴旺起来，达50左右家。
接下来还有几个大宫，先说鸭姆垅石仙齐天大圣宫，原早时是一个石洞，后来有个富翁尤利兴，有3000担田租，来到鸭姆垅石洞边迁居。尤利兴有异相，有个看相先生断定，如果他在宁德城内，必有官贵，而出了城30里只是一个富翁而已。此后他年迈身故，一段时间所居的房屋就丙丁了（火焚）。后人将原石洞建造一个宫，名曰石仙齐天大圣宫。
还有大禹平水尊王宫，建于乾隆三十二年二月十九日卯时，在民国十九年庚午岁被一个极大的台风刮倒。2000年年初，下村群众捐款重修，9月吉时竣工。宫后有个母厝名曰“茶场里”，曾出过一名武举林方陞，小名庆鑑，字立广，号远亭，生于道光癸卯，在宣统乙亥恩科武举，他使用一把提刀120斤，在1958年大炼钢铁时焚化。
二都麻里山脚有一座增福寺，原称麻坑堂。村谱载，清乾隆四十七年（1781年）村民陈锦登信仰佛教矢志如素，辟基迁芦念佛清修，至嘉庆已未年（1811年）其侄陈申田至斯堂，叔侄同修，自耕自养。至道光辛丑年（1841年）本村林毓禧，同林馨基、蔡志红集资纠集村人兴建大殿，彩塑三宝佛像。之后增福寺屡有毁损及修复。三中全会后两岸开放，族人林钦信（旅居台湾）热心公益，慷慨解囊，捐资修路公路直达到寺前。近年来，先后兴建天王殿、大雄宝殿，新建门楼、斋居、桥亭、放生池、墓塔、门亭和观音阁，并经民宗局登记成为合法宗教活动场所。
围塘造田
二都背山面海，极少水田，以前粮食很困难，只能利用海边山坡种地瓜，靠地瓜来做主粮，连小孩和年迈老人生了病要想一碗米粥都得不到。1972年黄建新任飞鸾镇党委书记，为改变二都缺粮面貌，党委决定围垦二都塘，得到上级批准和支持，从二都上村至下村龟岩自然村塘堤长3000多米。从1972年开始施工，上场民工除二都各村社员外，公社党委还调集辖区内山区各大队社员支援二都围塘，高潮时期上场民工有大几千人。男女齐心协力苦干数年，克服海潮和台风的侵袭带来的溃堤等困难，终于在1978年实现大堤合拢，接着进行堤岸加固和塘内土地平整、去盐碱，到81年就开始试播种，82年正式分田给沿海各生产队耕种。从此二都上下村群众才解决粮食困难，家家户户都吃白米饭。当年领导和负责二都塘围垦工程的除黄书记外，还有郑庆营（时任公社党委秘书，后来是副书记）、黄徐城（公社派驻二都工作队队长）等人。除了感谢党和政府，今天二都群众还在感念他们。
二都教育
二都的教育在1949年前是办私塾，都是寄在宫庙、祠堂或者房屋比较大的人家的大厅里办学。民国时期詹厝坑山头湾下村林钦昌重视教学，本人献资在山头湾建一座学堂（筑土墙盖瓦片），当时林钦昌住校教书，还当过校长。后因学校多年失修，椽桁瓦片腐烂，又被台风压得七零八落，到解放初期，没有学生在此读书，这学校就荒废了。1954—1955年有一个陆姓老师在宫兜大宫驻教，1956—1957年三都罗厝里罗步平先生接着教了3年，他一个人教不同年级的三个班，他教书特别好，对学生严肃，讲课好，学生成绩都优良，我当时就是他的学生。后来群众对教育重视了，学生一年比一年增加。到1961年，这一个破宫庙已容纳不下整个上下村来的许多学生，当时二都小公社负责人就向上级文教部门申请扩建学校。1962年上级拨一部分款，当地群众又通过将二都部分荔枝树杆出卖外海渔民（用于染网，防海水腐蚀）凑足部分款，将原先荒废学校的土墙和楼板修理好，到第三年，分出部分学生到山头湾学校读书。由于当年维修学校楼坪是用松木板铺盖，经过几年，楼坪开始腐烂，存在安全隐患，当时文教部门经济困难，无法拨款维修，本村经济困难，无能力兴建新校。一直到1993年沈炳麟先生捐助下村建学校并在政府支持下，选择下村大洋建“同庆楼”一座，现在学生在此安心读书。
二都物产
二都地形背山面海，种养牡蛎将近150年左右历史，村民主要靠村前海涂埕面讨小海挣钱来养家糊口。关于种养牡蛎的缘起，据前辈人说：起先有一个人去海面讨鱼虾，发现一根竹竿插在滩涂上，长有一串串像葫芦糖一样的贝壳，原来就是牡蛎。然后这人去山上砍一批竹杆插在滩涂上，却不见长蛎。后来霞浦县下浒乡有一个种蛎户前来借我村“虎矮凹”海埕种蛎，从此由霞浦人传授经验，砍来的新竹竿不能直接插，需经过太阳晒干，还要在立夏季节，先插滩涂土埕“寄促”（编者注：“促”，方言。学名藤壶）。到立秋季节，拔回来把“促”削（刮）掉，到白露季节，下水寄苗，寄后一星期就能看蛎苗泊在竹竿上。开头寄苗，竹竿在港汊里密密挤挨着，蛎苗附竿后，一天天长大，到大寒至立春节气，把密密麻麻的竹竿分开，按一定的间距插在港汊边种养，经一年左右牡蛎就可以收获了。有时遇台风期，竹子被台风刮断，乱七八糟，种蛎人纷纷下海捡在涂埕的竹杆，扶起插直，还用地瓜藤捆紧，直至冬至节气，户户家家都收成了。在古时，没有车运输，只靠肩挑各地去卖，古田、福安、罗源、还有水运至福林浦道头、福安赛岐、潭头、溪潭等地，出售不出去的晒蛎干，做咸蛎。因为二都海水沌洁、无污染、少淡水，蛎肉的味道特别好。好的年份二都上下村可收壳蛎二、三万担。二都种蛏也很多，有的生产队一年能收三、四百担海蛏。
二都养蚶的历史悠久，由于二都独特的地理和水质优势，养出的泥蚶以其壳薄，肉质肥满、色红血多、咸淡适宜，颗粒大小适中而驰名省内外。二都蚶的苗种，从浙江乐清那边买来，只有沙那么大，所以名叫沙种。先种暂养埕，经一个月时间能大了，好几倍，然后暂养埕就不够用了，另外开发蚶埕，土名叫“蚶围”。蚶的壳厚，生长周期长，都要养殖二年至三年才能成熟出售，好的年份全村收蚶可达万担。二都蚶，其壳18穴，血鲜红，能补身体，驰名各省市，深受到顾客喜欢。1949年前，二都蚶有运输至福州林浦道头出卖。
二都村，地形背山面海，始祖肇迁以来，山后种地瓜，推来地瓜米来当主粮。山上种部分荔枝，解放初期二都荔枝达3000株以上。1962年建大队部砍了一批。荔枝树又叫红柴，能熬汁染渔网用。外海地方，北茭、定海、筱埕的人，前来购买，砍了部分。二都荔枝结果，皮红、肉甜度高、营养好，可晒荔枝干，做罐头等。
还有海面生乌〓，〓肉味香甜，可以养虾、养蟳，还能做农家肥。海面土埕生各种螺、蛤、蟛蟹、鱆鱼、鳗鱼、虾蛄等，难以数尽。
二都的港道和山岗
二都种蛎的港道有：赤门港、沙凹港、红带港、方带港、英明港，还有深沟港、进石港、小筛港、紫头坪港、飞鸾港。种蛏和蚶的滩涂有：隔虎岗、深沟岗、八连排岗、大筛岗、小筛岗、紫头坪埕等地。
二都的后山，有名称的是：麻里山、尾山、竹林尾、六斗岗山、鸡角山、上虎岗山，山上造有杉松、柑桔、龙眼、荔枝等果。还有笔架山，山上三个峰像笔架，能做宁德七都林尚书祠堂风水，目前高速铁路隧道由笔架山山底经过。
梅田村四姓由来与经济物产
从飞鸾下苏村翻越大坪山岗就进入梅溪的塘田湾，梅溪古道从塘田村起，沿海边向东通往碗窑、礁头。古道上依次坐落着林、郑、周、王四姓自然村，总称梅溪村（现称梅田村）。梅溪地处城澳半岛西北，沿古道靠山面海（从飞鸾到三都的港道）呈一线排列的乡村，大体坐东，面向西北，所以日照时间长，据我所知，夏季最高温度可达摄氏39度，冬季最低温度零下五度。
据目前能看到有文字记载的资料判断，梅溪村林、郑、周、王四姓中，最早定居的是林姓人家。在宋朝年间就有过林仲麟、林仲虎兄弟二人，现在林厝里还存有林氏旧宅一座，为砖木结构六扇厝，其大门的泥塑对联“国学先生里，庆元君子家”，字迹至今仍清晰可辨。人们都说，这是林仲麟、林仲虎兄弟后人的住宅。
郑姓人家迁入时间应在林家之后，但人口繁衍较快，以至于很早就有“上郑”和“下郑”之称，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就分为上郑和下郑两个生产队。在两村交界的田湾，有一座砖木结构的六扇厝，却是黄姓人家的居室。在下郑白水垄溪边有一座闻名的“八扇盾”（现已被改建成为水产育苗室），还有一座砖木结构六扇厝，这几座房屋大都建造于清末民初。
周姓的迁入时间，按村落所占有农业可耕地的情况分析，应在郑厝之后，因为周厝所在的山麓没有什么腹地，可供开垦的山地比郑厝要少得多。据保存于碗窑七斗尾后山的周姓先祖墓碑文字判断，此墓建于清雍正元年（1723年），因碑文不辨，大约是周姓五世或六世祖，以此推算，周姓的迁入时间应在明朝天启或崇祯年间。周厝规模最大的六扇厝是上周的“重湖里”厝，土木结构，墙体是三合土夯筑，大门留存的对联“心存王室家声远，胄出儒林世泽长”，隐约透露出房屋主人的身份和地位，但笔者没有掌握什么证据，不敢妄加推测。这座周厝大屋建造于清晚期，其他还有三、四座六扇土木结构房子，规模都不大，均建造于上世纪四十年代末，五十年代初。
王姓的迁入时间，按农耕地理位置应晚于周姓。但相差时间不会太长。王厝的旧建筑除已拆除外，现今未见有规模较大的六扇厝。在周厝与王厝之间的古道上方原有“高盾”住家，下方有“吕厝”住家，两姓何时搬走不详，只留有地名，现今分别归周厝或王厝范围，房屋原址现已被盖起新房子和盖育苗室。
梅溪历史上主要从事农业，小农经济收入不多，村民以温饱、小康为奋斗目标。农业种植以番薯为主，兼种小麦，豌豆，水稻种植数量很少。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在塘田湾围海造田后，全村才有大面积的水稻种植。塘田湾原为廖姓先人围垦，后溃堤成海，重新围塘时，已称梅田生产大队，塘址由眠犬山至塘田榕树头。现叫旧塘。
主要经济作物：周厝在六十年代前曾种过青靛。郑厝和周厝都种过甘蔗，均设有榨糖的糖簝，生产的红糖主要供应沿海和附近山区各村的群众，郑厝糖簝是最迟停止榨糖生产的（1964年）。苎麻种植织济布历来是全村女性普遍的劳动业务。俗话有“随好有布经，随坏有仔生”，（意指女孩子从小跟好女人就能学会织布，跟坏女人学只会有私生子的可能）。把崇尚劳动的美德与品质道德相提并论，可见农耕社会对织布业的重视程度。放牧主要是水牛和山羊，草山场以塘田村（林厝并入塘田生产队）和郑厝较多。周厝略次之，王厝则更少。麻鸭放养则不论水田滩塗。养殖有海蛎，花蛤。塘田村在梅田塘未围垦前，海蛎养殖最多，因旧塘闸门通向飞鸾港的水位深，港道长，水质肥，几乎家家都有养植竹蛎。郑厝和周厝也有竹蛎的养殖人家。但因是小竹竿，从山上砍伐到寄养“藤壶”，一年后再拔回家刮掉“藤壶”，再插到港汊寄养生海蛎。苗全靠天然生长，生产过程非常繁琐，所以养殖并不普遍。花蛤在王厝村曾有过大规模的养殖，在五十年代初期和1966年，均产生过显著的经济效益。但由于海水污染等原因，产量衰退，不能持久生产，现在已经没了。
梅田全村普遍分布荔枝树，以郑厝、周厝为多，塘田、王厝次之，荔枝果的产量全靠自然因素，有的年份一粒都不生。荔枝树的树根和树干可以熬汁染木船的帆布和捕鱼的网，在当时也算是一桩买卖。传说林厝里原先有种橄榄树，林仲麟当年栽种的一株橄榄，其果核两头没有尖头，但后来这些树消失了。
煅烧壳灰属周厝最早，产量最多，郑厝和王厝均次之。但是王厝人在海滩中挖壳的技术最好。周厝人能驾驶木船，目前还有驾船送壳灰去福安、霞浦的老舵手在世。
梅溪各姓共同的信仰神明是以林仲麟生平最敬仰的黄岳为主（称“社头公”），还有五显大帝、奶娘共三尊神像。此外，各姓自然村另有各自信仰崇拜的神灵。上世纪六十年代修建飞鸾至礁头战备公路时，原有梅溪古道有并入公路的，有被开垦的，有盖了房子的，保留在村庄中的也被拓宽铺了水泥。只在林厝旧宅往南方向还有五、六十米的古路头。有趣的是在这古道上繁衍生活的林、郑、周、王，包括后来并入的廖姓，其族源的主支或分支竟是同一个血缘。漫长的历史迁播，有过多少曲折的故事，却又无意中在这古道上相聚相邻。据线装书出版局（2008年第一版）郑宏峰、张红主编的《中华姓氏》中有关“廖”、“林”、“郑”、“周”、“王”各姓源流的论述，廖、林、郑、周、王匀源于姬姓，同为周朝王室之裔。
略谈碗窑近代史
碗窑是宁德蕉城区管辖下的一个行政村，地处山下海边，从王厝岗下坡起至礁头三石外，全村东西长五公里多。后背高山，前临内海，农地极少，计起不上三平方公里的土地，包括七斗尾、里窑、菜园尾、坑仔、新窑、大坑、畲母髻、内厝、尖石、礁头等自然村（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期，礁头被划归三都管辖）。
碗窑的奇岩怪穴很多，如：观音山，龙虾岗，弥勒向肚，出军旗，龟蛇会口，灯火调壁，白象山，童子拜观音，占石，虎头山，石洞，回头马等。经两三百年开发，多处山穴因挖瓷土而破坏，也有因道路建设、军队建设被炸平。如：虎头山，此山地处海边，当时涨潮时还是一座有五百平方米左右的小岛。占石，它也是在海边，涨潮时好像寺庙里的铁钟放在海边，它高约十二～十五米，面积只有二十多平方米。现所保存完好的是大坑石洞、里窑观音山。观音庙里的童子拜观音也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受一些极左人损坏，现是人工修整起来的。
碗窑山多处是土质，是半风化和全风化的泥土，高质的占少量，是适应生产粗碗所用的原料，碗窑又处于三都港边沿，能与大海相通，海运条件十分有利。我们祖先发现这里有丰富的瓷器原料高岭土和可通往四面八方的海运条件，他们千辛万苦从千里之外迁移到这里开发生产瓷器，这是一项很了不起的历史事件。
虽然历史短，地盘少，人口不多，可是它有数百年独特的瓷业村之称。居民大部分（也属主体部分）是从闽南迁来的，又有离祖不离腔的传统风俗，全村保持数百年对内使用闽南话，甚至从外地娶入的女人，从外村迁来的居民也学讲闽南话，而且基本上保持闽南生活习惯。
山高水长是福地，安居乐业子孙贤。为了让我们的子孙能了解历史基本概况，特把世代老人的传说以及本人数十年的所闻所见作简要分述，供后人参考。
祖先有大志，步涉千里寻福地。
鸿基已奠成，全靠双手创家业。
—、碗窑是何时开发、瓷业是怎样发展起来的
瓷业是怎样发展起来以及祖先为什么要离开闽南亲人和祖地来这里开发瓷业，这个问题是身为碗窑的后人都想了解的。
最初的开发在何时，以往老人的说法不是很统一，有的讲是康熙后期，也有人说是乾隆初期。认定是在乾隆初期开发，还是有道理的。那时到现在有两百六七十年了，不过开发是有先有后的，真正大批迁来的还是乾隆中后期。最早开发地不是现在的碗窑，而是梅田的后山“琯后村”，也有在碗窑后山“大岭头”。以后逐步向山下以及海边，里窑后山“中浚顶”、桥仔头、虎柜湾，再后又向两头海边发展。当时也有人从事农业生产。现在七斗尾地段，以前是一段田地，能种七斗种子，叫七斗阳，现在叫七斗尾。当时里窑街有两片田地，以溪为界分南北两段。靠瓷厂厂区那片（南）田叫下岐塘，对面（北）叫上岐塘。从中堂至坑仔有段不连片园地，因缺水只能种地瓜、种菜，所以叫菜园尾。从占石至新窑的农地中有一丘田地比较大，所以叫大丘田。
当时碗窑这片地是荒地，按地理位置属飞鸾管辖，在此兴建窑厂所以名叫飞鸾窑。名叫飞鸾窑的历史有数十年，以后碗窑瓷业的规模扩大了，人口也增多，后来自然而然就改叫碗窑了。
清代期间，闽南地区乡下，特别是山区，经济不发达，因为人口多，生活空间有限，有事业大志、有远见的男子都想跑出去闯天下。福建是中国第二大侨乡，闽南又是福建侨乡的重点，香港、台湾也有很多人是闽南迁去的，特别是台湾。还有浙江平阳、本省福鼎沙埕、霞浦三沙等地也有不少是闽南迁入的。我们祖先迁来这里也是类似的情况。
以上讲过，从开发飞鸾窑起到现在有二百七十几年，发展规模是从小到大。据说，发展最快，规模较大的时期是十九世纪中期到甲午战争，头尾有五六十年。最旺盛时全村有三十六条蛇窑，全年烧窑次数近三千窑次，个别高产窑一年能烧一百窑次，大部分窑年烧六十至八十窑次。那个时候全村先后有泉泰、锦春、锦和、泰和、金兴、锦兴、兴利、双成、永成、益吉、成泰、泉益、德记、元和、顺盛、锦顺、广成、仁记等，前后总计有数十家厂家招牌。
有人问，一年产瓷碗那么多都销何处？据老人说，我们闽东从古以来是茶叶的产区，也是土纸、香菇、笋干产区，此类土特产是通过海运到台湾、山东、大连以及东北等地销售。当时海运工具是木帆船，在运载轻质物资时，在船的底层必须装上一部分沙石，使船在大海行驶才能稳定。由此需开支一定成本，后来出现有头脑的商客船工，他们改用我们碗窑出产的粗厚瓷碗来代替沙石。
经过改革，节省成本开支，同时将碗在目的地出售还能挣钱。这一经验不多久就被所有运输船采用，他们一年二度北上，来碗窑买碗的商客越来越多。为什么讲一年二度北上呢？因为木船在大海航行是要等季节、选气候，利用顺风的风力来作推动力，每年二、八月份是风平浪静时期，就是“二八好行舟”。
由于多数北上运输船都要购碗，出现碗销路好，紧缺到脱销，由此促进我们扩大规模。因为碗窑只有那么多的人口，所生产的碗量还是供不应求。后来客商采取定金定货，上半年订下半年，今年订明年。规模大的产家及有资本的商人可直接接收定单，然后低价向小厂收购以备到期发货。
福建在中国位置属东南方，经从浙江、上海至辽宁叫北上。我们生产的瓷碗要适应远途运输，因此要厚、碗脚要大，才能适应远运要求，这叫“大北碗”，而销往浙江、江苏、台湾等地的就没有那么厚和重，叫“小北碗”。
数十年内，在这一小块地方就盖起大木房四十余座，很多房子大门上挂起“贡元”大牌。据说，当时碗窑大小府户共买有三千五百多亩地，该田大部分在漳湾、六都、七都，也有在本地后山的。最大一户是“细锦顺”，一户就有田租一千多担。到一百多年前的甲午战争后，碗业一直衰败，因衰败时间太长，田地逐年卖出，到解放时几乎卖光，所以土改时碗窑评地主成分的比较少。
碗窑的衰退起于甲午战争，台湾划赔日本，之后东北三省又被日本侵占，接下来，我国东南沿海及沿海各省市也被占领，直到1945年抗战胜利后才转败为兴。
借这谈古论今的机会，顺便介绍两个家族祖先的故事。
[=此处为插图（碗窑古民居的匾额）=]
（一）黄家。我的祖先迁到这里按推算可能是乾隆末期到嘉庆初期，距今大约有两百一二十年的历史了，传到我的玄孙辈总计九代。我祖家是德化县东门外离城五里，村名“官露霞”的黄家，现黄姓有千余人口。据德化宗亲介绍，他们原先是安溪迁进德化的，距今有五百余年，安溪黄就是开元黄，是当时四子分“四安”而迁安溪的。
我们家族从清代末至解放初期己失去与德化祖亲交往，到1959年德化瓷厂有位技术员来宁德瓷厂进行技术指导时，我父亲托他联系后才接上的，从此我们与祖亲又有往来了。
我的祖先初来宁德时是单枪匹马到这里，以砍柴割草为生，过了多年，他把父亲的骨灰背来这里安葬，又把他的儿子带来这里干活，家属留在祖家务农。他的儿子是我的高祖，很有经商的才能，到宁德不久就配合其父亲做小生意，从此就逐步发展。娶妻、育子、买房、买田地、纳贡以及建筑大墓等事业。据说我的祖宗没有办窑厂，发家的来源是做生意及从事碗的收购转卖。我家族发展到现在有十几户人家，共六十余口人。
（二）“三落厝”蔡家。就是益吉、泉益、德记、仁记的祖先。他的祖家是南安县西山镇南田村人。据传说，他有两个哥哥。那年年底，他母亲做六十大寿。两兄长为母亲贺寿，买了很多寿包送给亲戚朋友，他无能力参与合办。由于他是单身汉，以流动理发为生，到十二月二十九下午才回家。他母亲看到儿子回来满身潮湿，狼狈不堪，心里很难受，顺手抓来两个寿包给他吃。他接过母亲的寿包流下眼泪，认为兄长会给母亲做寿，自己还吃母亲给的包，觉得自己很不孝。到了大年初三早上，他来到他母亲的身前向她磕头，对母亲说：“我这次出家门，如果改变不了命运就不回来，你就当是没有生过我这个儿子，你就跟两个哥哥过，我也会放心。”他就这样拜别母亲，离开了家。
蔡家祖先了解闽东有很多闽南人，于是也想迁到这里久居。从出家门是边理发边向北行，到了飞鸾岭顶眼看就要到目的地了，此时是三月雨季，当时飞鸾往罗源的路是红泥路，再加下雨路滑，不小心滑了一跤，所有理发的工具丢的丢失的失，他自己也满身是泥。此时他大哭一场，向天发誓说：“我计划在飞鸾窑久居，日后发达之时我要把这条路修建完好。”
他到碗窑开了一家理发店，生意淡淡。过了几年，有一天有位客人来理发，在谈话中，客人建议他说：“你是姓蔡，也是闽南迁来的，我的大人（首领）也是姓蔡，同是闽南人，他对乡亲很热情，日后有机会去拜会他，向他认个亲，不会让你吃亏的。”这个客人是蔡坚的部下。
时过半年蔡首领来碗窑，这位客人来告知，蔡家祖先备好了全猪节酒以及果品等送去向蔡首领认亲，首领很高兴，收下礼品。时过数月，首领想起乡亲送礼一事，就指令士兵将今日劫回来的那条商船上贵重的货物搬进营房，余下数百捆科藤运到碗窑给蔡某。
蔡坚是当时劫富济贫的大海盗，也叫反军，他有九十九只双帆大木船，士兵数千人，驻守福建沿海浮鹰、四灀、马祖等岛屿。蔡首领也是从闽南来这里做工，几年后走上此路的。
蔡家祖先收到科藤，数日后有位罗源小贩来购买两捆，到家打开发现每捆内有白银两百块，连夜赶来再买。蔡家认为卖价可能太低，就把客人留下过夜，明日发货。然后集合几个人到仓库计划将每捆抽几条出来（当时是按捆定价的），打开后发现有银圆，将计就计取出银圆再捆好出售。由此得到从天上掉下的大财而起家的。数年后就动工建造现在的飞鸾岭道。现存的宽、长、平、顺的飞鸾岭就是碗窑“三落厝”蔡，也是七斗尾蔡家祖先独家建造。岭边还栽数百棵青松树以遮夏日，大松树历年被坏，现在还有少数尚存。
据说，蔡坚原来在碗窑是干重活——“拨土工”，有一天几个人在厂房喝酒时，大家都在谈天说地，他酒气大发，顺手拿起一把土锹标入泥池，出现土锹不浸池底，他自认为是会出头的人，由此他一心想干大事，过了月余，他一人去抢劫了一条小木船起家。
二、历来从业情况
历史上把村名叫碗窑，因当时生产的全是碗，没有杯、盘，所以叫碗窑。但是在不同的年代，不同的行业所占的比例也是不一样的，上面介绍过碗窑有大丘田，七斗尾田，上歧塘，下岐塘，那时瓷业在碗窑占有数并不绝对，到了全村有三十六条蛇窑时，其农地大部分变成了窑地，厂基以及建房盖屋，劳动力也都投入工业上。那时村里基本上没有专业务农人员。到了二十世纪初期因战乱之害，工厂大部分关停，为了吃饭，一部分人上山开荒造地，种地瓜，栽果树等向农业方向发展，由此一直发展到解放后。土地改革时期，全村90%以上人评为贫农、下中农或中农成分。
历史上特别是一百多年前，碗窑很少人去经商开店或其他手工业，如打铁、打银、做桶、做鞋、缝衣、理发、做竹、泥工等业，绝大多数是外地人来搞。商业方面也是如此，布店、南杂、鱼鲜、粮店、酒库、医药以及饼店也都是外地人来开。
[=此处为插图（碗窑村碗匣砌成的墙）=]
碗窑前辈人过于倾向一边业发展，没有考虑长远。所以到了甲午战争，台湾被日本侵占，海上运输受阻，商船无法通行，碗的销路中断，被迫使大部分的工厂停产，出现无路可退，吃了大亏。从此以后改变了生活门路，寻找多种机会就业。
以上所讲的手工艺及商店大部分是外地人来搞，但是他们也有很多人久居在这里做碗窑人。据老人们说，碗窑开发初期到十九世纪中期，那时碗窑没有商店，其日常用品包括粮食布匹等都是外乡村、外县的小贩用扁担挑到这里供应，特别以罗源人为多。
碗窑人受以上的教训吃了亏，现在聪明起来了。解放后，特别是改革开放后，政府对教育的重视，碗窑的下辈人的受教育普及率较高，受高等教育的人也不少，由此改变了碗窑人靠做碗为生的命运。利用改革开放之机，从事经商的人不少，现在所有的商店全都是自己村里的人开的。碗窑人生意还做到外村外乡、县城，甚至到外省，如北京、上海、广州等地。
碗窑人在这数十年内不但懂得了向商业发展，就是做工也是向时代所需的工种发展，如：木匠、泥工、铁件加工业、机械修理业、开车等等。参加政府部门工作的也不少，还有在乡镇工作，当空姐，当记者等。向其他方面发展也很多，如发展种果树、养蜂、海滩养殖、海水养鱼等业。
三、姓氏及人口变化
碗窑不上两平方公里的地盘，人口也不多，但有大小姓氏三十几个，人口最多的是黄姓，其次是蔡姓，叶姓居第三。每年农历七月祭祖节，也叫七月半节，前辈人为了市场购买鱼肉酒菜不出现紧张及不同姓氏的互请互送等起见，把这个节日划分三天过。叶姓排在七月十三，蔡姓在十四，黄姓在十五，其他各姓由他们自定，这一乡规直到现在还在施行。据说最早迁到这里的不是大姓黄、蔡，而是廖、邓、洪、侯、叶、许、徐、柯等姓，这部分姓氏人口发展较慢，现有人口极少，有的姓已经不存在。过去很多老人认为碗窑没有洪姓，可是在二十余年前，我帮堂兄料理建墓时，在山地深层挖出一个骨罐，罐盖上有标洪姓，有此为据，大家才认同有这个洪姓存在。碗窑历史上的姓氏除以上所提外尚有：吴、曾、郭、郑、林、张、李、裴、王、周、余、陈、孙、朱、刘、杨、苏、龚、彭、蒋、高等。
碗窑所有人口不完全是闽南迁来的，很多是邻村、城关以及外县迁来的。就闽南迁来在当时也不见很多，因为经两三百年发展才有今天这么多。举个例子吧，以上所介绍的七斗尾蔡家，当时迁来这里只有他一人，现在数十户，就是我家族也有十来户六十余人，还有元和、锦春、锦顺等黄家，他们也都有数十户，人口有两三百人。
迁来碗窑定居的闽南人人口发展以后再转居外地的以往极少。据了解，叶姓有几家迁到本地后山顶、洋尾、岭头等地发展农林业。还有几家蔡、郑、杨姓迁往礁头发展渔业。到了二十世纪前后，从中日战争后，这数十年国家有难，民众受灾，我们的碗厂多数关停。为了生活，不少人迁到霞浦盐田、溪南、飞鸾、福州等地。那时候碗窑人口只有一千上下。抗日胜利后，特别是解放后，我们的瓷业又复兴了，而且在六十年代至八十年代人口大发展。因为当时瓷业在振兴，原先迁出的人也陆续迁回，也有不少外地人迁来这里。再加当时没有计生，任意发展等的原因，据有关人说，当时碗窑人口达四千五百余人，是最高峰。从九十年代后村里人口又出现大量外流，其原因：（1）碗窑群众文化素质提高，参与政府各部门工作人员不少；（2）市场开放，到外地，特别到城关经商的人无数；（3）瓷业衰退，多余的劳力出去打工；（4）为了子孙上学，老人就医方便，迁到城关居住；（5）实施计划生育，生的少，死的多等。现在人口只有两千多，已经少了一大半。
四、劳资斗争及“五艺”组织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碗窑这个小地方、小工厂，劳资斗争也很激烈，经常发生罢工，在当时称“会假”。工人队伍虽然是一盘散沙，但其中也有威信高、有才能的人，称为“工头”，他们会起来为集体的利益做贡献。工头们眼亮耳明，发现产品销路好时或有所提价时，他们就会来“会假”，逼资方调高工资，有的是全部停工，也有一两个工序停工。方法是派一个人在夜晚在全村鸣锣宣告和张贴停工条约，工友们听到消息第二天就全不出工。企业主得知此消息后，经各企业主集体商议后派代表来向工头们商量协商，得出结论后就再次鸣锣复工。
五大工序在古代叫“五艺”，这“五艺”是：做厘、做碗、上釉、装烧、仝碗（包装）。工头们根据当时窑业规模计算相应的各工序人数，按人头入册，并发其证书，不准其自由发展。日后有发展要经工头批准。工头们根据当时各工序短缺情况来定发展人数，批准发展的人要向工头缴纳一定的费用，领到证书后才能参与学业。该证书，过去叫“合同”，此合同可使用两代人，就是本人百年后可给儿子或孙子接上学业，如果自己的子孙不干此行，该证可以转卖，但不可二顶。
各工序工头们参看行业发展的程度，几年再发展几个。工头们所收入的发展金，除了用于经费开支，余下的归他们所得。
工头们采取工种人头计划发展，这在一两百年前可算是非常科学的方法，它有利于少数工头，也有利于全体工人，为免放任自由而无计划发展，发展太多就不可贵而变贱。这其实也是向资本斗争的一种科学的手段。
当时碗窑企业主对待工人也有一套拉拢的方法。正月初五是一年的第一天兴工日，所有的工人都要按时上班，但初四企业主要设宴请自己的工人聚餐，名叫兴工酒。还有每年农历五月十六是七宝尊主生日，也叫窑公生日，资方要集资搬三天戏，这既是庆贺窑公生日，同时还要宴请工人。三天戏要搬六本，头本戏来演之前要加演两个小节目，是必演的节目，它叫“老仙偷桃”、“文王拖车”。这意味着我们的事业要长兴久存。因为老仙偷桃，该桃是蟠桃，神话故事说，要三千年开花，三千年结果。文王亲自去渭水请姜子牙来助政，而且自己车让子牙坐，自己去拖车。因为周朝是我国坐朝时间最长的朝代，这两个小节目，是意味着我们的陶瓷工业能长兴久存。
资方还有一种对待工人的方法，这明看是照顾，其实是捆绑工人。每年年终给每个工人结算一次帐，结算后资方又提一笔款预借给工人作为过年用，这样每位工人都有预支工资，当时叫“压头钱”。这笔“压头钱”数额不一，有的工序人头不足，有的人技术好，产量高，出工满等。这类人资方怕他走出到别家，有特别照顾。借欠越多就被资方绑得越紧，年年要为他卖力。
过去当一个工人生活实在没保障，不但没有医保、社保、也没有福利，而且年轻时有人要，老了靠边站；体健力强有人要，体弱多病没人要；男人有人要，女人没人要；技术好的有人要，技术差的没人要。需要时你来干，不需要时你回家。
在工人队伍中也有一种不公的规定。开发碗窑叶姓家族比较早，也是第三大姓，他们祖先到这里，大部分人从事采矿业，到山上开采瓷土是一项特耗体力的劳动，为此，他们逐步发明，专修一条拖土路直达矿点，把开采出来的原土装在筐子内，放在平底架上从专用的拖路拖下来。这一方法效率很高，一个劳力一天采运原土近一吨。这一方法只属叶姓人，其他姓人去挖土只能用肩挑，不准采用拖，其他姓的人去另修一条路也不行，这条乡规民约好像现在办专利一样。这一规定在现在讲是没经政府批准的专利，是一项不公的乡规，可是该制度一直拖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才自然废除。
五、与邻村关系
我们的祖先迁到这里时，当地周边邻村人都把我们当成外来客、“闽南疯”等看待，少数横恶人经常欺负我们。我们祖先从远方跋涉迁到这里是为了开发，为了事业，是准备长久生存在这片土地上，对小节的事都少于计较。从中以我所听到的传说，以及亲耳所闻，亲眼所见的几例争斗之事为证，简介如下：
据老人传说，在清朝同治年间，碗窑村与二都村发生一次武力争斗。事因碗窑村每年一度观音佛祖请火游神引起。当时请火是到车里湾后山寺庙请，其路程必从二都村过境，二都少数人利用借口来刁难碗窑村人，年年都有出现小吵小闹。有一年过境时，有人从楼上将大便倒到神轿顶，此次碗窑村人力量不足，又是足踩他地不敢迎战而回。第二年碗窑村人考虑类似事态还会发生，所以选派出发的人几乎都是有武艺的汉子，照样路经此地，事态果然再发，这次斗争对方吃了亏。对方不甘心，用金钱去买通县长，几天后县长亲自来碗窑，威势很大。正在这个时候，听说省里庄大人到罗源视察，碗窑村组织一帮人连夜赶到罗源求见庄大人。因为庄大人是闽南人，听说老乡人出事，他很重视，顺便来宁德。此时有人说省里庄大人到宁德，县长不相信，他还说：“庄大人一钱买三尊。”几小时后县里派人报知，县长马上回城迎接。在接待时庄大人只讲两句话：“天下神天下人来敬，何必神旗变军令。此事你亲自离城，城池交给谁。”从此县长对闹事一案不敢提起，此案就这样消失。此后我村佛祖请火改到罗源“圣水寺”，并一直坚持到解放初期。
1943年秋季，我们村前海滩自然生出很多海〓，有劳力人下海收割以补日常。有一天有几位正在收割海〓时被一帮王厝人（邻村）围攻殴打，他们说：“海上的东西包括海〓都是本村所有，碗窑人只能去做碗。”这引起了全村人的不服气，异口同声认为近两千人口的村庄被三四百人的小村人无理欺负。两天后由群众自发组织百余人带上铁锹、木棒浩浩荡荡地冲入对方的村内，此时王厝全村人都跑光。这时碗窑村人都很有规则，没有损坏他们一丝一毫，只是想压压对方的嚣张气焰。
我村很多人在飞鸾以挑担抬轿为生，飞鸾回碗窑，王厝是必经之路。两天后，有几位碗窑人回家经过此地时被他们围攻。村里一些人发现此事，也把他们正在碗窑做买卖的几人捆起来，由此事态扩大，对方人去飞鸾投靠“地头人”，把碗窑村一方告到县里。出现案情后，我方被迫也求请村里的名人出面对付。该案由县法院判决：1、海滩属公有，共同受益，任何一方不得干扰；2、两方的人来人往是个人人身自由，不得用任何手段阻止或干预；3、碗窑大帮人马冲进他村是违法，判处村主拘留三个月。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是抗日战争时期，闽东南沿海很乱，抢劫的土匪船无数，影响闽东近海县市商船与福州交易往来，商客采取陆运的办法，即货物及客人从飞鸾到福州，那时飞鸾非常热闹。碗窑很多人住在飞鸾抬轿挑担，这部分人经常受当地人欺负，吵闹打架时时有发生。有一次打架，意想不到会得到驻军支持。这支部队是省保安驻飞鸾独立排，排长是闽南人，老乡观点很强，平时看见碗窑人都称老乡，与碗窑人经常接触。那天得知打架事，他本人带一个班武装整队出来助威，向飞鸾人宣告：“今后再无理欺负人跟你们不客气。”此后一段时间就相安无事了。
一九七二年碗窑瓷厂一时产品外销有困难，工厂开工不足劳力剩余。此时，政府下令抽调瓷厂一批劳力往东湖塘整地耕田。有一天瓷厂一条小船运送物资到东湖塘金蛇头码头，因码头太小船只又多，瓷厂小船碰动了当地人的渔船，就这样当地渔民动手打了瓷厂船工。该船工被打后，跑到瓷厂工房，把被打经过告诉工友们。当时一部分工友赶到码头，双方大闹一场，有的已经扭成一团了。此时好在双方都有领导人在场劝阻，才免出大事。事后瓷厂一方有几位工友认为兄弟们就这样受白打，那我们准备长期在这里搞农场能站住脚吗。有几位连夜赶回家乡大造舆论，谎说某某人被打断几条骨头，某某人被打得不省人事，都住进医院等等。引起了家乡群众的气愤，特别是被谎说打伤的工友的亲友们。第二天发动群众两百余人，租六条民船集合两百多人带上铁锹、木棒等工具送往东湖塘。东湖塘那个村名叫金蛇头村，只有二三十户，靠打渔为生，总人口只有一百来人，听到我方有两百余人要进村的消息，全村男女老少都跑到邻村亲友家去。此事县里知道后开了几部车到现场阻止事态的扩大，此时大部分人都听从指挥，但是一小部分不听，私自冲入人家屋里乱做一场。由此转变了案情性质，本是被人欺负，变成欺人犯罪。过后几天县里开办学习班，有到农场助威的人全部参加学习班，经过半个月的学习班后，政府宣布判决意见：有参与助威的人要罚款（按不同情况罚不等数额），指定五人为主犯，判处六至十年徒刑。
以上所举的几起例子是指与邻村发生矛盾之事，所有这类事情都是两方少数人度量小，不懂国法，不讲和睦，没有为大局利益着想的不文明人所行。我们祖先移居这里将近三百年，与邻村关系和好方面还是很多。比如嫁娶成亲一事吧，每年都有不少外地姑娘嫁入我村，同时也有我村女儿出嫁外地，历来如此，出现数代成亲成戚。对于交朋结友，互帮互助，联手办事等方面也不少见。我认为，如果是在当今文化发达的时代，法律健全的时期，以上所列的矛盾斗殴之类事是不会发生的。
六、文化素质的变化
忆想今昔，我们村人的文化素质差别变化很大。此地虽是工业之区，但古代穷人对文化很不重视，认为有工做才有饭吃，就算有了一生的好生活，所以大部分人在子女十来岁时就想办法安排他们进工厂学点手艺或做童工，女孩子七八岁就跟母亲去工厂学习，也是帮忙画花。以往人对待女孩子、女人有轻看。可讲绝对话，那时代碗窑村女人是百分百文盲，男的也只有百分几有读三至五年古书，这些人是家庭子女少或经济条件比较好的子弟。可是文化素质那么低的村庄里还有出两位秀才，而且还是亲兄弟。在民国时期，我们村也有一个大学本科生。古代的秀才，解放前的大学生，他们都是富户子弟。
[=此处为插图（飞礁公路边的碗窑人家）=]
古代有知识的人那么少的主要原因：一、封建社会政府不管教育，读书是群众自行之事；二、当时社会有钱家庭专聘一位老师在家里教一两个学生，也有几户共聘一位老师教几个学生，穷者就无法做到；三、贫穷家庭，特别是多子女家庭，孩子七八岁就靠他（她）帮忙带弟妹，十二、三岁就盼他挣钱助家日常，根本没考虑安排读书，也无能安排。到了二十世纪，民国时期，国家对教育有所重视，开设公办的学堂，但国力有限，办的学校也不像样，再加贫苦群众历代不重视文化的思想遗留太深，大多数人认为穷人靠双手、体力吃饭，读书是当官子弟、财主人的子孙之事。由此种种原因带来世代的文盲。
没有文化的人很容易出奇事和笑话。在这里举几个例子：一、做工人向老板领工钱是常事，可是不少工人对支领条不会写，连自己的名字都要别人代签；二、有的人把土地或房屋出卖，在契约上不是用签名，而是用环号的形式“φ”，连卖妻卖子也是这样办（这种签字形式不知外村人是否采用）；三、很多人自己生孩子或添孙子也无法为他做名，出现奇奇怪怪名字在碗窑多的是，如：十二生肖都有人名，连十二生肖外的猫、鸭、狮等也有人名，甚至名叫臭头，臭耳，臭酸，臭屁股等等的都有。
解放后政府重视教育，特别是改革开放后，党和政府大抓教育事业，由此促进，碗窑人也认识到“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这个道理。
现在我村年轻人，无论男女百分百普及初中文化（指三十岁以下的男女），大专以上文凭有一两百个，还有研究生博士生数人。
以上既介绍过，现在有很多碗窑人在政府各部门及各事业单位工作，可以断定，再过十年我村的大学生、研究生还会更多。
顺便在这里谈谈我家人的文化程度吧，我父亲少年时只念三年古书，我本人念三个月古书及三年小学，我两个弟弟也只读到小学毕业，但我们的下辈有的已经中学毕业，有的正在读，大专以上文凭的有九人，其中研究生两位，这尚未包括子媳妇及侄媳妇。
上面讲过我们碗窑人的祖先绝大部分，是文盲，可是在其他文化方面还是很活跃的，如：逢年过节年轻人就组织起来，把闽南传说的，也是宁德独一无二的拖长纸龙，舞布青狮，搞得全村热热闹闹。到解放前后还有自编自演的宣传队（演出队）。在一百多年前我们村的拳术很出名，村里有办多家小武馆，多数的年轻体健的男性都有学过几招本领，高手的还给人当保镖。
我们的祖先对武术的兴趣上面已介绍过，邻村人把我们当作外来客“闽南疯”等看待，为了防暴，自卫而学。此项活动一直延续到二十世纪初，碗窑瓷业大败时才消失。
七、碗窑三年“小香港”
1939年是日本侵略我国最猖狂的年份之一，全国沿海各省及海上要道都被日军侵占。福建福州也不例外，马尾港被日军战舰镇守，不让船只进出，影响了商船往来。一个省会城市商业流通受阻是个大事，省市政府决定，福州与上海往来货船改从三都港装卸，而后用人力运送到福州，又将福州的土特产带回运往上海。由此选定碗窑作为转运站。当时地方政府很支持，下令碗窑将所有的几十座大木房子全部让出，以应福州各商行作转运货仓（有租金）。由此碗窑一下子变成一个非常热闹的村庄。突然出现无数人来客住，有做生意的，有福州各商行派来的管理员，以及周边农村农民来挑担、抬轿、做搬运的等等。碗窑群众人人都有活干。那时碗窑没有电灯，只用汽灯，夜里全村彻夜通明。里窑街戏台及观音庙戏台经常日夜搬戏。在这个小地方尚有好几家菜馆，也有客栈及饭店，也吸引了很多外地的大盗小偷，以及外地卖身女人等，可称当时“小香港”。一部分做生意及当工头的人发了国难财。当时羊毛衫在国是极少有人穿，在农村更难谈上，可是那时碗窑穿羊毛衫的人还是不少，贵重药品、进口布匹、高等枣类等物资也是常见的。
什么叫上海车、英国船？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我国的大海运输工具很缺乏。当时福州、上海的货运是托英国轮船运输，它是烧煤炭的机动船，简称“车船”，是向英国人租来的，又叫“英国船”。该货船停靠在三都与礁头的海面上，而后由木船转运货物上岸，又把福建的土特产装上运往上海。一般一条船进来需5到7天才能出港。由于时间抓很紧，所以采取日夜卸装，劳力用得很多。这样给货物增加了高额的成本。
到1941年春，日本的战略有些转变，把占领福建的兵力及军舰调走一部分到其他战场，福建马尾港有所放松，上海的货船可以停靠到琯头庭头村，仓库设在东岐。由此碗窑又恢复原样。
八、开办四十年的国有瓷厂
解放初期，十几家瓷厂由于种种原因无法经营而全面停产，数百工人要吃饭怎么办，工商业者主动提出把产业（厂房、窑炉、工具、剩余原材料）盘交，借给工人们去自产自销，这样就自然产生互助组，在不长时间发展了二十余家，规模大的四五十人一条窑，小的两三个组共一条窑，当时销路不广，只销本省沿海县市及福州等地。上半年是瓷业的淡季，基本停产，工人们去务农，下半年开始生产，就这样维持三四个年头。
1955年全国生产合作化高潮开始，县里的手工业联合社成立，对碗窑很重视，九月份派了五位工作队员来碗窑协助办社。这次来碗窑只选三个大组，都在里窑，办一个初级碗业社。到了1956年五月份县手联社又派八人来把二十余个组统一起来，办成两个高级社，里窑称一社，有社员270余人，外窑为二社，社员230余人。合作化是全国性，各行各业都办起来，经营分工，工厂只管抓生产，商业供销社负责推销产品、供应原材料，由此工厂不用担心无销路，全心投入生产。由合作社形式经营两年半时间，这段时间搞得很热闹，社员就业稳定，集体也有节余。
1958年“大跃进”运动开始，全国各地大办工厂，我们县也不例外。办工厂要大笔资金，在建国初期的政府财政有困难，县里研究采用多种形式来动员群众投资，飞鸾片由财政科长毕晚运、县农业银行行长苏凤荣等人来办宣展会，此时飞鸾税务所长王锦周建议我们利用这个机会去找毕、苏俩领导，求他们帮忙把碗业社转办国营。此建议我们认为有道理。第二天组织五个人（一社：陈则龙、黄细番及我，二社：蔡朱和、王美梅）到飞鸾找毕、苏二人，把碗窑各方面有利条件及眼前的困难等向他们汇报和要求支持转为国营。他们听了我们的汇报很高兴，他们讲，会议结束后，一定把你们的要求向县委汇报。几天后在县委会议上，毕、苏俩人果真把我们的要求排到会议议程上。起初县委指定由手联社负责办，手联社认为当时碗窑工农矛盾大，要求到年底再来考虑。毕科长不赞成手联社的意见，他说：“越是有矛盾、有困难就越要及时去调解它，支持它。如果手联社认为有难处，让我们财政科办。”县委会议同意毕科长的意见，就委托财政科为主办理。财政科接受办厂任务就委派飞鸾税务所所长王锦周带数人来碗窑。此时是1958年8月，经过多场大小会议及办理合并手续等工作，在大会上宣布决定“社转厂”的有关事项，并公布转厂日期：1958年10月1日，厂名：“地方国营宁德县碗窑瓷器厂”，王锦周为代厂长。经过几个月的办厂过程没出什么矛盾意见，顺利地完成“社转厂”任务。
1958年底县里把手工业联合社改为工业局，因名称改为工业局，就该统管工业，县委决定把碗窑瓷器厂转交给工业局管理。由此把建厂时间改为1959年1月1日，厂名改为“地方国营宁德县瓷厂”，人员也做一番变动，县里派黄嫩康为厂长，两个月后派琚裕为书记。
瓷厂是当时宁德最大的工厂，县委为加强党组织，决定把原党支部改为党委，同时把农业合并起来，由瓷厂党委统一领导，劳动力统一安排，务农的也定月薪，吃大食堂，经济统一核算等。由此化解了矛盾，有利于领导。
当时是“大跃进”时代，各级党委都重视手工业，瓷厂再加有农业的劳动力支持，当年任务完成得很好，而农业方面完成较差。
1959年全国农业大减产，特别是粮食大减产。1960年出现大饥荒，政府转为大抓农业，县委决定碗窑工农要分开，把一时列进工业的劳力下放到农业战线上去。这一划分工作从1960年秋开始，分三批办理下放，到1961年春季才结束。
碗窑的瓷器从我们祖先开发至解放初期都是用手工成型，都是大小碗类，其质量是粗、厚、重、黑。办厂初期有开发生产耐火砖低压电瓷，并发展部分机制碗及少量注浆品。1964年发现福安县白溪村有质量很高的瓷土矿，而且存量丰富。当时县里及厂里都很重视，组织技术人员及时做出少量样品送往省轻工厅及厦门出口公司，由此得到有关部门的支持，从1965年开始生产部分出口产品。
1969年至1971年这头尾三年瓷器销路出现一些小波动。其原因有二：
（一）、在1969年前后与白溪村发生了矛盾，对方认为没有他们的瓷土，碗窑就无法搞出口生产，采取大涨价，而且还想组织办一个独立核算的矿场。由此我厂被迫发动群众及组织专人到各地寻找土矿。有两三年时间与白溪村没有往来。那段时间我厂用过霞浦盐田土、福鼎白琳土，本村后山大湖北、溪竹坂、大岭头、山占尾湖、大岗、乌岩等地土。由于原料质量不稳定，影响产品质量，最终影响了信誉，引起出口量大大减少。
（二）、因“文化大革命”动乱，国民经济受损，群众购买力下降，影响了内销产品销量。由以上原因出现产大于销，产品积压很多，不敢大量生产，劳动力剩余，县、厂两级采取组织劳力上山开荒造地，种地瓜，另组织一部分劳力到东湖塘平整田地种田。县里又决定把下马的水泥厂移交给瓷厂，作瓷厂一附属车间，生产水泥，由此来消耗劳动力。
1971年下半年，瓷器销势好转。省轻工厅很关心宁德瓷厂，到1972年1月份正是春节前夕，省轻工厅孔厅长亲自来视察，到三月份省计委、轻工厅联合下文要我厂上报建造隧道窑计划。为此厂党委派我、蔡朱和、叶阿孙三人往厦门、龙海参观。回厂后于五月份把整套计划向省、地、县有关部门上报，到1973年初，省里批复，随后陆续拨款。厂里的基建工作需要专人来干，着手筹备基建组织及开展一系列筹建工作。当时建材紧缺，无论是三材还是机械、五金配件等都缺乏，再加以后规模扩大对三材及资金追求增拨等原因，使基建工作断断续续延到1979年才竣工投产。
隧道窑是烧柴油，当时燃油很紧张，是国家计划、统管物资，省里批给的指标数只应全年需要量的三分之二，尚缺部分要由地、县解决。在地县的重视和海军的支持下，隧道窑投入生产两次，头尾四年，到1982年5月份实在无法坚持下去，县、厂领导决定恢复龙窑生产。当时几条龙窑保留比较完好，又是松林砍枝季节，从七月份又改烧龙窑。
1986年上级派黄兆庚来瓷厂任厂长，此时是改革开放创新年代，他就任时心想改变瓷厂单独生产日用瓷器的生产模式而向时代急需的东西发展，为此他发动技术人员试搞围棋子、人造大理石，因技术关难过、质量欠佳、市场又没打开而停产。随后他又想向建筑瓷发展，亲自带报告上省里求援，省计委及轻工厅很赞成。一个多月后，省里批文并拨给大笔技改资金。接到批文后厂里马上组织人马，订购设备，改造窑炉，购买材料以及技术实验等一系列紧张工作，终于在1987年秋投入大批试产。由于出现技术关问题，质量合格率不高，再加当时日用瓷（碗类）很畅销，一年内连续调价两次，还供不应求，由此引起领导班子意见不统一，有部分眼光短浅的人起来反对继续试产瓷片，尚有一部分人讲：“碗窑是碗的历史，只能生产碗。”等等，在种种压力下，瓷片停止生产。
国内的所有日用品在市场上经常会出现供需矛盾，这叫波浪式市场。日用瓷器在当时一度销势好，价值高，有条件生产出口的瓷厂都倾向生产出口品，内销量大大减少，出现国内市场供不应求，后经政府批准两次调价，以促进生产计划调整，时过年余就调和了市场，到九十年代初又陆续出现了滞销。在吃二茬苦时，有一部分人回忆当初没坚持走建筑瓷生产是患鼠目寸光、错估形势的错误，是历史的错误。
改革开放多年，我厂还是停留不前，没有多大前途可望，使一部分技术人才陆续离开，对产品的品种造型无法创新，质量管理不适应，产品质量不如以前，影响出口销量。内销品市场基本饱和，在市场竞争中落后于人，再加是老厂，旧债多，利息负担重以及离退休人员多，对医疗社保等开支大，设备陈旧，技术人员少，职工素质低，职工年龄逐年老化等等，使厂失去竞争力。后几年在困难中克服再克服，最终到1998年无法坚持下去而全面关停。
九、集体与私有瓷业的发展
从1960年农工分开管理后，分管农业的社队干部考虑碗窑只有两百多亩山地，一年种地瓜所收成的粗粮还不够农业千余人的口粮，不搞点其他副业是不行的，为此，他们发动群众开山造地，栽果树，种香蕉，同时在黄则钦、郑阿兰、蔡阿回等领导下，特别是黄则钦任二十余年支部书记，在他领导下兴建瓷业龙窑三条，后又向化工填科瓷发展。接着在县镇的支持下建造两座水电站，发展电烧瓷窑等等。在这二十余年里属农业家庭的生活过得不比工业的差。
从八十年代后半期开始，因市场竞争激烈，技术人才少，再加管理不善等因素，瓷业出现了一段低潮。到九十年代初期，电窑出租给台商，个体户也发展了两条龙窑。1995年以李成良为主的经营、生产化工填料瓷的俊杰公司成立，在李成良的掌管下，销售门路打开，生产发展很快，为碗窑解决数百男女劳力就业问题。俊杰公司与李成良也分别成为优秀企业单位和个人企业家。
结语
因无法取到历史文字记载，能了解历史的老人又不多，所以对解放前，特别是十九世纪前的情况无法详细介绍，再加本人文化程度低，对文字组织不很通顺，望参阅者多多谅解。
千秋事业原非易，万代根基由来深。
开天辟地三百载，艰苦创业为后人。
今天利用这一机会在此撰写前后四对词，是来表谢开基碗窑的先人们。
碗窑村的制瓷业及其它
蕉城区飞鸾镇碗窑村，总人口3000多人，依山面海，地形狭长，沿飞礁线公路绵延四五公里，海上交通便利，是个外来人口聚居地。自距今大概300多年前的清康熙、雍正至道光年间一二百年，陆陆续续从闽南泉州、安溪、南安等地迁入于此，至今仍说闽南语，村民以制瓷为业。
制瓷是一项古老的制作工艺。把从山上挖下的适合制作瓷器的高岭土加工制作成粉末，用于淘洗泥浆，是一项比较危险的工作。首先，要从采土处到水碓房之间开辟一条像滑梯一样的简易滑道，再用竹子做的大筐（能装七八百斤甚至上千斤）装上土，置于一个木架上（像独轮车去掉轮子，但其把柄却是向上），人在前头，将绳索套在肩上往前拉，手扶把柄掌握方向。这样向下滑动的速度很快，稍有不慎，没有掌握好平衡、方向和速度就有可能连人带土翻入山涧造成事故。同时，采土矿处也时有塌方，把人给埋了。据老人讲，解放前就在碗窑的后山上，一次塌方就把九个人给埋了，至今人们仍把那个地方叫做“九人墓”。
成品瓷器的完成要经过许多人的多道工序。其中最关键的几道工序是瓷土的配方、釉料的配方、匣砵的制作、碗的成型、入窑烧造火候的控制等。过去由于无仪器检测，这些都需靠师傅多年的经验。所以旧时东家（即厂主）对那些技术好经验丰富的师傅，在过年之前就提前把定金预付给师傅，约定来年为他做工。那时那些技术好的师傅是十分吃香的。那时我爷爷黄长纬做的是上釉，懂得釉料配方（即釉的成分与碗坯相协调），两个叔叔（黄开茂、黄开发）做碗，最小的叔叔黄开锵解放后学烧窑，他们的技术都很了得。听老一辈讲从十九世纪中叶到民国初期碗市兴旺，经济繁荣，据说鼎盛时期有三十多座龙窑。仅就我所知光窑号（招牌）就有永盛、锦春、锦和、元和、泰和、金鑫、顺盛、泉泰、广成、开元、永成、金兴、益吉、成泰、长兴等等，这其中“元和”是我们家第三代守谷公创立的窑号。这一时期小小的碗窑村先后建造了几十座在那时算是十分气派的大房子，其中尤以七斗尾村的呈梅花型的五座大房子为最，每座占地都在一亩左右，最大的一座占地一亩多，有三层楼十二个天井。那时我们的先辈也纷纷到各处购置田产，据我父亲讲在他小时候每年冬天都有从福安、霞浦、三都等地用船运来的田租。那时是按房轮流收租，由于我们这一房人丁兴旺，需十几年才能轮到一次。
那时，我们家第六世公黄嘉修（字焕庚）、黄嘉珙俩兄弟先后考中秀才，而后焕庚公习医并精于医理，名闻乡里。民国四年（1915年），县长沈守经的女儿及侄孙染病，城里众医束手，后经友人举荐焕庚公往视，应手而效，沈县长大喜馈重金以酬谢，并赠一匾，上书“深明医理”以彰其名。焕庚公于是年冬致书沈大人深表谢忱（见附图）。
由于军阀连年混战，和后来日本鬼子侵略百业凋敝，民不聊生，碗市亦一落千丈，各窑号纷纷倒闭，百姓纷纷逃离故土外出谋生，卖儿卖女卖房卖妻子的比比皆是。青壮年除了被抓壮丁外都去挑罗源担挑福州担谋生，父亲那时也去挑罗源担。在日本人侵占三都时有许多人被日本人抓去干活，其中有一个碗窑人被日本狼狗活活咬死，另有数人被日本人炸死……在旧中国碗窑人和全国人民一样经历了深重的苦难，这段悲惨的历史我们永远都不该忘记！只有共产党领导人民推翻三座大山，赶走日本鬼子，人民才迎来了崭新的美好生活。
蔡洋山乡村概述
金涵西部山区包括浮坪村、中前村、上洋村、菰洋村和后溪村等五个行政村，所辖区域统称“蔡洋山”。
后溪村位于金涵乡西部，距离城关45华里，全村300多户，1500多人，集中居住，全村都姓吴。吴氏祠堂设立在村子东边，他们的祖先是从连江川堂迁移过来，距今已有300多年历史。
后溪原属罗源县管辖，因为村庄与罗源林家村和中房镇（过去又称“河洋”）相邻，在各方面交流中受其影响很大，在民情相处中他们也都结成亲戚，甚至后溪村民的话语都是“河洋”声调。但对罗源来说，后溪算是罗源偏远的北部边界村，不便于管理，后来就划到宁德辖区。
后溪村南与罗源交界，西与古田辖区交界，北邻洋中、石后，东与菰洋村相邻。
后溪村区域广，水田面积多，以生产稻谷为主，除了满足本村村民口粮外，还有余粮出售。此外，林业面积分布很广，资源丰富，其中以杉、杂木、毛竹为主。杂木烧硬炭是后溪的特优条件，用之不尽，取之不竭，一九五八年大炼钢年代，县政府发动全县人民（包括居民）上山去后溪挑硬炭，路上成群结队，可谓壮观，但后溪的木炭永远挑不完。
硬炭是用杂木烧成的，木质真好，后溪人建炭窑技术高，烧炭水平超群。
建炭窑要选择平地，但上下层相差1.5米左右，在上坵挖一个直径4—5米的圆坑，将准备好的杂木取之规定长短装入窑洞中。木材要直立转满挤实，使窑顶成馒头形，面顶覆盖泥土打实。在顶上分十字线，十字线必须三孔在上坵，一孔在下坵，上三孔作烟出口，下孔要靠近窑并低于窑底，作为进火口，用燃料在进火口烧，让热从火口进，经窑内木材从小烟口出去，这样带走木材中的水分，使其干燥至发火燃烧，然后停止烧火，堵往进火口，使之内燃。观察烟情，当烟离地20公分后就可将三个烟口堵死密封，让窑内部分未烧木材高温闷烧，待冷却后，开窑出炭。这样烧出来的炭，质量高、无烟、火力猛，是炉炼、烤干的好火料。用大量杂木烧炭，提高了经济价值，便于运输，节省运输费，增加经济效益。
此外，毛竹收益也很大，除了生笋外，大部分作为造纸原料。每年立夏前后，嫩竹长出一二节枝条时就可大量砍伐下来（叫杀竹），取之长短，堆放到预先挖好的干池中，一层竹一层石灰排好，压实。上面还要撒下大量石灰，放入适量水进行泡制。三个月翻料一次，让上下里外泡制均匀，再三个月就可放掉石灰水捞起竹料，用清水洗净、捣烂又放入用石头围成的圆圈，让牛来踩，使之成浆泥，然后就可搬入造纸房浸泡，造成粗纸。古代这种纸用途很广，价值很高，当时是后溪村民的主要经济收入。
七十年代后，这种副业没有人做了，主要是造纸原料遭到破坏，大量笋被挖，竹也少了。九十年代后，大面积种植茶叶，村里办起了茶叶加工厂，收购茶叶给村民提供了方便，厂房收购，加工出售，又进入一种新的经济体系，原先各家各户的手工艺全都不见了。农村经济进入另一种新的发展形式。
后溪村的交通很不方便，过去没有路，货物靠人肩膀挑。路又难走，中房、林家一带姑娘都不愿意嫁到后溪。说是村前“三重漈”，村居“三陡巅”，话中之意，不管往哪个方向走，都摆脱不了爬坡登岭的命运，所以不愿意嫁到这么艰苦的村子来。后溪的农产品要出售，大部分是往宁德城关，他们进城一次，往返要90华里，挑担走路更为辛苦，他们从下半夜二三点钟动身，到城关将货物出售后，再买些生活品回到家里已是晚八九点钟，这就是他们当时必走之路，奈何不了。
后溪东走10华里，就是菰洋村，全村人口860左右，由十个自然村组成菰洋行政村，属内辖村：百丈、施洋坪、下坪、巷头、松坪村、良伞树村、稆坵村、欠墓村、下茶洋村。菰洋村是村委会所在地，本村村民有40多户，300多人口，村内村民姓郑、姓萧为主，姓林也有两三户，有300多年村史。从村内旧址发现，在此之前曾早有人住过。在这一历史时期是郑家祖先先迁入，所以站在郑家门口眼能看到耕地，山业都是郑家祖先的。萧家祖先是从汀州府，因战乱避逃外出的，翻越千山万水历尽千辛万苦才来到菰洋背面。一部分山业也是离村在外。当时萧家祖先是种菁为业（菁是一种用于作染料用的植物），时长日久，后来从郑家祖先手买了部分耕地，生活一天天好了，两兄弟思乡心切，于是决定返回。走到半途中，遭受风暴，失一人剩下一人，只好又回到菰洋，后来取钟氏为妻，繁衍至今有300多人。
多年后，子孙满堂，守业是维持不了生活，萧家前辈开始经营生意。他们将蔡洋山这一带村中收购各家各户的茶叶，经过简易加工，雇人挑往福州等地出售，从中赢（获）利，从而也带动本地区经济，提高了生活水平。五个兄弟盖起五座大房子，每座房子占地面积都有1.5亩，据说当时还是通用银圆，一担茶叶去换一担白银回来，经济一下腾飞，在菰洋办起书塾，让少年儿童有了学习的机会，同时招收了浮坪、上洋村的少年儿童入学。
菰洋村村民信神佛，据前辈谈宫庙历史时说：当时村里没有宫庙，不知怎的飞来一个香炉，落于现在宫位处，村民们就议论纷纷，全村村民就商议着郑萧两家合建宫庙之事。这时可能是郑家祖先意见不统一，于是无法决定。就在关键时候，在一天晴天上午，听到一声巨响，在建宫处后山高空上出现一个头戴高冠，身穿盔甲，手持宝剑，金光闪闪的武神在空中展转，十几钟分后，徐徐落下香炉处，不见了。因郑家的房子都在宫的对面，所以他们都很清楚地看到了。此后，大家毫无异言，相信神的威灵，心齐了，干劲就足，大家行动起来，挖地基砌石，筑墙，很快顺利地完成建宫庙的工程。至今百余年了，宫庙虽然经过几次修建，比原来更宽畅了，但整体未变。
像这样大的专用来供神和演戏的宫庙，蔡洋山中的后溪村、菰洋村、百丈村、上洋村、浮坪村五个村有。百丈自然村在百丈龙潭对面，龙亭就建在百丈村，与龙潭遥遥相望，所以大旱季节有时别处没雨，而菰洋百丈有雨，有人说：“龙王开小门。”百丈千尺瀑布飞溅起五颜六色的水蒸气都散落在百丈溪亭的大地上，这里的植物特别翠绿长青。
菰洋村的北部是上洋村，这一带最高峰——莲花峰就是上洋村的后门山，上洋村的房子就建在莲花峰的下半山腰，没有平地，层层梯田，有七座房子建在梯形陡壁上，十几户，人口百余。邻近有大坪脚、黄连坑、大牙、大坪、深梦、黄贝等自然村相连组成上洋行政村。这里的村民姓陈为主、还有阮、林等姓，村的路下水田处，也有座宫庙，设戏台，每年正月都会做戏，并全村办伙食，看戏的人不管来自何方，上洋村的村民都会以主人身份拉客进房用膳。上洋的交通也不便，过去也都靠肩挑手提，经济十分贫困。自2000年后，从菰洋上头分支路，用水泥铺成一条公路，现在方便多了，木头，毛竹出售都是一车车运往城关。
东进就是浮坪村，浮坪行政村由油行村、贝头村、蔡洋村、欧坑村、上丈村、梨坪村、蜡烛村、牛坪村等自然村组成。村委会设在油行村，因油行村地理位置中心，是后溪村、菰洋村、上洋村所辖村进城必经之道。油行村房子不多，但都在通道两旁，利于排摊，开店，做小吃，行人到此都有些累，借此休息一下，喝喝水，或吃点东西，给行人带来很多方便，所以村境热闹、繁华、兴旺。村民以农为主，闲时也增加各种副业收入。
油行村再东走二三里便是浮坪自然村，村子集中有三四座大房子，人口300多人。在村水尾处有座大宫庙，过去每年春节快结束时浮坪的村民也各站路口，把客人拉往自家里，免费供餐，不生不熟也会被拉入，凡是来看戏的都是客，拉你吃饭。
浮坪东进往北侧望去，山坡中民房座座，那就是前岭村、黄竹村、当岗村，这一带统称中前行政村，村委会设在前岭，人口650人，是畲族村。他们都以农耕为主，农闲时砍柴为度生副业，而现绝大部分都搬金涵，城关。公路从浮坪接进，通到前岭村。
在2004年后，蔡洋山都修了公路，后溪虽然有一段路未通，但从罗源林家村那里以5倍的田地对换，也开通了4公里路，运货由罗源那边来往也很方便。老路也没人走了，原来的蔡洋岭道野草丛生，荒芜了。村民们望着那高耸入云的蔡洋岭高峰，双脚乏力难起步，脑子里却是“车”的召唤，但又有谁知道，在那没车时代的蔡洋岭上的村民，他们的意志那么坚强，他的脚是那么有力，从不畏怕山高岭峻，他们的生活是何等的艰辛！
蔡洋山和宁德蔡氏
在宁德县（即现在的蕉城区）的西北，有一山地名蔡洋。该地离城二十余华里，曾是一个山高岭峻、土地贫瘠、交通闭塞的小山村。元朝末年，宁德蔡氏始祖蔡南益从闽南漳州府漳浦县八角井迁徙宁德，在此地落籍，开基创业和繁衍生息。经过几代人的艰苦耕耘，把原本荒芜贫瘠之地改造成生机勃勃、郁郁葱葱、欣欣向荣的山村。至今金涵乡浮坪行政村的蔡洋村、蔡贝村和中前行政村的蔡洋亭村以及蔡洋岭等地名一直留在蕉城区的地籍上。在蔡洋山上仍可看到蔡氏上祖故居地厝坪遗址的轮廓。该厝坪坐东北朝西南，周围山峰峦叠，参天挺拔的树林成月牙形簇拥着这块古老的发祥地。用石块堆砌而成、各具特色的狮墓、虎墓、鼓墓，虽然没有墓志铭，但周围山村的人们至今仍牢牢记得这是宁德蔡氏始祖至六世先祖的安葬地。这些古墓形态栩栩如生，有的像一匹温顺的狮子在安定地沉睡着；有的犹如一只威武的猛虎，雄踞在万山丛中；有的形似大鼓，墓地紧贴在鼓面上。
元朝末年，蔡南益携妻带子从闽南漳州府漳浦县八角井迁徙宁德后，在蔡洋山白手起家，艰辛创业。他以种菁为主业，附以茶叶等其它农作。菁是一种经济效益较高的作物，乾隆版《宁德县志·物产·草属》记载：“大菁，制为菁靛，可以染，高二尺，性好阴，栽于背阳之处。邑以种菁为业者，大抵皆汀人也。”蔡南益生二子，长子珍瑯，次子玖瑯。玖瑯于洪武九年（1376年）入伍充南京滁州卫军，旋调四川建昌卫（今四川西昌）。其后裔曾数次回宁：玖瑯之孙蔡发于弘治十八年（1505年）第一次回宁，正德十二年（1517年）再次回宁，嘉靖十七年（1538年）第三次回宁。蔡发第三孙蔡林于隆庆六年（1572年）和万历九年（1581年）两次回宁。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蔡发曾孙时宁也曾回宁。蔡南益长子珍瑯则一直在宁德发展。他们披荆斩棘，劈山开荒，艰苦创业，发展生产改变了贫困的面貌，使蔡洋山成了适合于居住的“世外桃源”。其后蔡南益又购置了山场，从四都涵道蔡洋岭起至后溪隔溪为界，左至麒麟岗狮子头，右至龙亭岗疆溪涵道止，此范围内的山场是时俱属蔡家。蔡南益在该地还建有神宫、大厅等建筑。后迁至城邑，其宫香火交托郑家看管。经过几代人的苦心经营，蔡氏逐渐站稳了脚跟，人丁逐渐兴旺，家业也形成了一定的规模。
蔡氏七世祖三溪的远见卓识使家族发展产生了转折性的变化。嘉庆十九年（1540年），蔡三溪率家人从蔡洋经金溪、驿马站（野麻葚）两次迁徙后，最终定居于县城北门外，为蔡氏家族的发展史翻开了崭新的篇章。蔡三溪及其以后的几代人，通过艰辛努力，终于完成了由山区向平原、从农村向城镇、由务农向经商过渡的历史使命。此后，蔡氏子孙的活动地域不断向外拓展，视野更加开阔，社会生活和地位也发生了根本性的深刻变化。同时也更加重视人才的教育与培养。八世景榛将其手置的三千四百斤田租作为“油灯田”以鼓励子孙读书上进。十三世后对培养子弟更加重视。至十六世时，历代先辈已为教育后代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结出丰硕的果实。同时也为宁德城乡重视教育，培养人才产生了积极影响。
到了清代中叶，随着蔡氏十六世祖蔡志谅的步入社会，蔡氏家族进入了历史的鼎盛时期。蔡志谅靠经营茶叶、陶瓷生意发家而成为当时的宁德首富，人称“蔡百万”。他曾于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独自捐资两万六千八百余两白银重修县学文庙和明伦堂，同时还捐资修建白鹤岭官道，嘉庆进士国史馆总纂、周墩人魏敬中为之记，并在白鹤岭上勒石为记。另外，占地面积3.24亩，宏构精美的“蔡氏家庙”也是在他独自出资并亲自主持下，于清道光二十六年农历八月十三日（1846年）动工，至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八月二十四日告竣。
蔡志谅生有步钟、步镛、步镳、步銮四子，均官居四品以上职务。
长子蔡步钟曾任刑部员外郎、四川雅州府知府，升任云南按察使，正三品衔，是清代任文官职务最高的宁德人。蔡步钟故后，葬于金涵坑里村。墓为“风”字型大墓，墓志铭为清道光十六年状元，福州人林鸿年撰写，记述了蔡步钟擒拿石达开有“功”的事迹。从这时起，宁德蔡氏文化、经济发展都进入了巅峰时期。从仕途来看，计有举人五位、贡生二十二位、七品以上官职者二十余位；从商业来看，拥有规模可观的钱庄、当铺、渔行、盐务、粮食、茶业、陶瓷、纸业、酒业等产业，经营范围遍及福宁府的宁德、霞浦、福安、福鼎及福州、罗源、连江等地。并购买有良田千顷，一年收租一千五百多担。同时还拥有相当数量的海埕、盐埕、房屋、山林等等。此时蔡氏家族声誉如日中天，当之无愧地成为了宁德第一望族。
蔡氏家族出过一些为地方政治、经济、文化建设和中国革命做出贡献的知名人士，除上述名人外，其代表人物还有蔡景榕、蔡世宏、蔡明绅、蔡祖熙、蔡威等。其中飘零日本的大明秀才蔡景榕还有一段离奇的遭遇，简介如下：
蔡景榕（1538—1609）字尚秀，自号东来。金涵蔡洋人，明嘉靖三十五年丙辰科秀才。
明嘉靖四十年（1561年）十月，倭寇侵占宁城。翌年五月初九，蔡景榕被倭所掳，东渡扶桑，时年25岁。被贩卖为奴，后又转卖于商人，无业可就。适逢八月十五日，商人携景榕往松原山南林寺焚香，谒见高僧俊可。僧循问景榕身世。因言语不通，他要来纸笔，书曰“大明秀才蔡景榕”。僧欲面试其才，指庭前芙蓉为题。景榕见物思情，挥毫书下：“风来翠盖动，露滴霞杯浓。不与春芳竞，秋江独逞容。”僧瞥他一眼说：“真秀才矣，我当留之。”僧备八千文向商人赎出，留在寺里，抄写经文。暇时，师徒常作文交流，深研诗书。景榕在日两年多，搜集日本岛珍贵资料，包括地理位置、建置沿革、民俗礼节、建筑结构、衣着饮食、物产气候、文化艺术等等。年余，景榕学通日语，高僧深爱其才，意欲挽留，为其娶妻，置田产，以断其思乡之念。但终难动其归心。景榕借扇画“归雁”为题，诗曰：“金风萧瑟碧天秋，浅水平芦亦楚游。万里青霄终一去，野凫无计漫相留。”僧知无法强留，便周密安排他回归中国。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九月二十一日，众僧为景榕饯行。他乘漳州人张姓之船返回。十月二十四日抵达漳州龙海县海澄镇月港。嘉靖四十五年春，他具状向福建都察中丞汪南泯及学宪姜阿风呈诉身世学历，并把所搜集的日本岛资料编纂成册，呈奉上司。学宪察其遭遇，准其照旧补为廪生。万历八年（1580年）充为岁贡，司训衔，时年43岁。万历十年（1582年）官兴化训导，后由兴化调任北京香河县训导。尔后又升江西兴国教谕、湖广随州学正。为官15载，任职期内，勤奋攻读。常教诲子孙，人应以国为重，官应下恤黎民。县人称颂。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蔡景榕年六十岁，告老还乡。万历二十六年，著有《海国生还集》一书，现存福建师大图书馆。该书对研究明代倭寇入侵闽浙沿海的历史和当时日本国风俗民情，提供了很有价值的资料。
井上村的古建筑和古道
金涵乡井上村位于乡驻地东北4.6公里，104国道边，寨顶山南麓，村落集中，地处平原，与濂坑、上兰、郑岐、贝头四村相毗邻，1979年成立生产大队，1984年改为村委会，4个村民小组，127户，530多人，全村概是王氏一姓。
相传井上村原名阮家衕村，建村于北宋元佑四年（1089），王氏开基祖金谷公由福安穆阳桂林村携眷迁居到此处。现传代二十六世，王氏族谱中记载现有人丁1300多人，常居住在本村500多人。村中有座王氏宗祠，俗称祖厅，分为前后两栋楼，占地面积约2400平方米。宗祠建于清朝雍正九年（1730）坐东朝西，面向寨顶山，宗祠大门前建有风水池一个，面积310平方米。大门左下方有清代古井一口，井建于清朝乾隆四十五年（1779），后因村民都居住在井的上方，故阮家衕村更名为井上村。这口古井井水清澈，且甘甜可口，今村民还在饮用。宗祠内部多为木结构，前楼中间建有戏台一个，每年的农历正月十五迎神，七月十四祭祖，节庆演戏等村民都聚集在这里设场活动。宗祠因年代久远，失修，后经王志力等老人多次召集王氏宗亲集资投劳，于2000年至2001年对后、前两栋楼进行翻建，内部保持原来结构，外墙墙体保留原状，历时一年零七个月完成。
井上村曾在乾隆年间有过富甲一方的时光，据说村里有位大户，拥有良田2000余亩，周围村庄如濂坑、烟亭、上兰等村民都来租地耕种，年收租稻谷量达2200多担。村内古建筑大多是木构房屋和青砖大厝，大部分古屋都是建于乾隆年间或修建于乾隆年间。其中有座青砖大厝，建造于乾隆四十八年（1782），至今已二百多年。大厝上下有房间98间，还有地下暗间，后方与两座青砖厝相连，可以互通。后方的房子说是这位大户人家给仆人居住和做辗米房、马栏用，这座房子因房间多，故得名“大座”，房子至今还保存完好，现还有村民居住。
村庄后面有条古道、宽4米多，长6.3公里，古道修建于清光绪十二年（1886）。古道途经郑岐、增坂、下坂等村，1979年前是这几个村庄通往宁德县城的主要交通要道，西陂塘未围垦之前郑岐、增坂、下坂村庄的农产品都是从这条古道输运往宁德县城销售，海产品则夜间用板车（人力车）运到井上村，暂寄存在王氏宗祠里，待第二天用拖拉机运往古田等地销售。1979年1月西陂塘围垦竣工，接着建设北桥塘公路（沈海高速连接线），后郑岐、增坂、下坂等村交通逐渐改往北桥塘公路。建于光绪年间的这条古道至今在这几个村庄，还在做机耕道使用。
金涵畲村上金贝
上金贝是个纯畲族行政村，距宁德市区七公里，海拔325米，面积3.5平方公里，耕地面积3185亩，林地824亩，现有村民82户303人，保留着悠久的畲族古文化、古民居、古民俗、古文物。
上金贝有涌金石、盘砣石、灵响石、乌马石、潜鳞沼、双石屏、碧水帘、蒙泉井、长老岩、祥云岩等“十奇”景观。还有古寺金贝寺，曾是明朝吏部尚书林聪修学处，至今还留有石槽、石柱、石塔、古井。村边有一座神秘古墓，为福建最大的僧人墓塔。村后的山峰八仙顶，八座岩体山峰各具神态，传说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留下的仙迹。
畲族大部分居住在山区，村落分散，交通不便，生存环境恶劣，疫病容易流行。在长期与疾病斗争中，逐步形成了具有民族特色的畲医畲药文化。金贝村的畲族草药很有实用价值，其专科性强，具有特殊传艺方式，独特的疾病观和治疗方法，擅长用捏、抓、挑、刮和针刺疗法治痧症，用草药秘方治不孕症、正骨疗伤，盛行食物疗法，在治疗妇科、外科、妇产科、中暑、跌打损伤等方面具有突出疗效。随着畲医因年事高或去世，部分畲药已失传或即将失传。
金贝村民房多为依山建造，村庄后有浓郁茂密的树林。这些树林是祖辈传下来的，称为“风水林”，历尽沧桑，即使在大炼钢铁的年代，畲家人也想方设法保护林木，今风水林面积约有100亩，内有大榕树、香樟、虎皮楠等树种38种，尤以香樟、大榕树等树为珍贵，最大的树龄有400多年。
蒋澳村农耕社会环境略记
蒋澳村距城区不远，就在火车站边上，到旧城只有二十分钟的车程。但是六十年代初时，我随父亲挑稻谷到城关卖，早去晚回，恰好用了一天的时间。记得路上要过渡兰田溪。渡河之后，沿海边走，道路蜿蜒，见海水退潮，岸边礁石白洁。
当时蒋澳村是个“小公社”，辖郑岐、增坂、兰田、下凡、汤湾、后湾、马山等数十个大队，范围大约是现在漳湾镇一半的版图。邻近村有小塘、由澳、土尾、下凡、马山、中村等，相距都在千米之内，村庄之间隔着塘田和丘陵，各村的生活、生产方式大体相同。现在这些村庄的区域内有师范学院、火车站、会展中心等，大道纵横，已是宁德城市最精华的地方，将来还会变得更加不同。因此回顾蒋澳村陈年旧事点滴，给后人一些记忆。
蒋澳村现在全村有980余人，六十年代初，记得是300多人。村里好几姓，其中以倪、陈、卓为多，此外还有黄、雷、兰等数姓。村名为“蒋澳”，的确是蒋姓人家最先定居在这里。村庄在唐末后梁乾化元年（911）开基，可称是“千年古村”。
村庄民间信仰，透露出一些古老的信息。如今，村里有“蒋师公宫”，门额上有“蒋山正境”四字，宫内大殿正中供着蒋氏四兄弟神像，是当地的土主，受全村数姓人的香火。前年，因火车站工程，发掘了蒋氏之墓（其原址在今火车站前闽东路与金马北路连接处附近山坡上），墓中发掘出骸骨和一些瓷片等。原墓前有一方宽约四五十公分，高约一米余的石碑，上书“蒋公之墓”，证明蒋氏是这里开基者，所言不虚。传说蒋氏兄弟分别当法师、务农、豆腐和烧炭。
职业多种，或许说明这里已有一定人口。此后卓氏定居这里。我们倪氏定居此地也有880年了。家谱载倪氏祖先原在福安，后迁洋中莲下，再迁宁德城关，最后定居蒋澳。到城关时，当时可能尚未有城，据说定居在今南门附近的“下司井”附近，结寮务农，因与另一人家不睦，争纷之下，就迁到了海边的蒋澳村。
“蒋师公宫”，除供着蒋氏土主之外，还供着陈太尉、齐天大圣、柳将军、白大圣、白将军、临水夫人等神衹。每年正月十五，均有社戏、游神等活动。村中另有一处宫，供五谷大帝。
蒋澳村处于丘陵与海湾的交汇之地，蒋澳村后山海拔只有四五十米高。上述“蒋师公宫”的位置原先就是海边。今宫后墙外有若干巨石交叠，原来是海边礁石。我们倪氏祖厅，建于大龙岗山坡，海拔在二十米左右；更早定居的卓氏，其祖厅旧址在倪氏祖厅后二三十米远的山坡上，原来的石阶、柱础历历可见。可见，当年先民来此定居，都选择了面海背山的向南山坡。蒋澳村传说是“白虎拖球”之地。山为虎形，传说古时山前海边有九个墩，意为球。我小时，还见过“九墩”中间的两个。实际上就是在海滩边上混合着碎砖瓦、杂物的土堆，或许就是早年间定居者遗留下的垃圾杂物吧。每个墩有十余平方米，高二三米，上面种着芭蕉、竹子等，如今这些墩早已被平整建了屋子。
全村有二百来户人家，百余幢屋子，其中旧厝约占一半。倪氏祖厅是现存最为古老的建筑之一。祖厅不知道何年所建，不过在明代时曾重建。时值七都林聪尚未到京城当尚书，因此也曾前来。林聪的母亲倪氏为蒋澳人，因此算是蒋澳人的外甥。倪氏祖厅为三进，正殿三开间。明厅高两丈六六，梁架上再设斗拱，托起藻井。门楼有石刻对联“明伦训士衍系旧家声，尚德缓刑遗风垂世裔”，字迹苍古，为明代旧物，都说是林尚书的手书。祖厅内供着开基始祖倪公满汇及夫人杨氏的神主牌。近年整修祖厅，只换去一些朽木，保持了古建筑的原样和大部分原构件。厅的石阶、天井等，也都是明代以前古物。
当年的蒋山，想来就是海中岛屿，其东一里左右，隔着一片水田，有小山俗称“细头岗”。山自中村发脉，上有元代中村贤人韩古遗之墓，山脚与塘田交界处，原有两眼相距一二十米的泉水，当地人称为“牛鼻”。泉眼如桶般大小，水量很大，冬季时泉眼上雾气蒸腾。如今，韩贤人墓仍在，但“牛鼻泉”因数年前有人欲拓其水量，用了炸药，可能炸爆了地下水路，泉水也不存在了，只留了个水泥井。
蒋澳村四周的下凡、马山、小塘、土尾、由澳等几村，早年间自然环境大体上都是一样的。多依靠小山丘陵，或据守一处高地，紧傍东湖，港汊通向外海。古时候，这一带的交通可能主要还是靠船，有一定规模的船运贸易。如今蒋澳村边的港道已经看不到痕迹，但下凡村附近的“黄心港”还残存有一、二公里长，宽有三四十米。听说小塘村前的稻田中，早年间曾有一条运盐船沉入海中，一船的盐尽埋土里。后来尽管围海成了塘田，但沉船的位置上永远种不好庄稼，成为一处奇怪的半荒地。这个位置只在小塘村前，今天可能仍然能够指出。
自从清朝乾隆年间，马山村前围了白井塘后，这一带村庄前后陆续围了一些小型塘堤。据说仅漳湾一带，自清到民国时期，就围了三十多处小型塘堤。蒋澳村附近，就有下盤塘、东楼塘等。蒋澳村前的塘堤，至少围了百年以上了。从地理上看，因为蒋澳塘离陆地更近些，可能比白井塘更早围垦。蒋澳塘略呈长方形，东端就在前述之“牛鼻泉”附近，西面靠海，用一条长约三百米的土堤隔离海水。整片塘田宽约二百四、五十米，长约七、八百米，面积有二百多亩。这些塘围起后，粮食产量得到提高，各村均兼有农耕和水产之利。但是，随着人口增加，小村成为大村，对土地资源的压力也明显大了许多。
五、六十年代，我们蒋澳村人平均水田大约一亩。我家五口人，每年收地瓜米二、三十担。分水田六亩左右。当时种植高秆水稻，产量不高，稻谷大部分用于征购，或换些下饭菜等日用物资，因此全年口粮绝大部分是地瓜米，很少吃白米饭。六十年代初全国性饥荒，村里粮食极为紧张，普遍挨饿。
土地面积少，生产粮食不足，但蒋澳村在东湖塘围垦之前，颇有一些渔业之利。村里有人常出海捕鱼，主要是每年立夏到夏至这一段时间，官井洋大黄鱼发海，漳湾村靠海各村，都有“瓜对船”下海。听我父亲说，解放前他捕来的黄鱼主要是加工成咸鱼鲞，有一年还挑到霍童一带卖给了红军游击队。
此外，就是讨小海，有蛏、〓、蛤、弹涂鱼、各种蟹类等。我们蒋澳村传统的海滩，除了村前之外，还有些远到铁基湾外，要开着船去讨海。
五、六十年代东湖塘围垦之前，村前的塘田里鱼、螺、螃蟹极多。有的时间，螃蟹要从水田里爬过水沟产子，村里有人搬一口瓮放在沟旁，再用竹篾在水沟中围个口子，铺上一片竹篾，成一通道，人坐在一旁等着抓螃蟹。大约12点到下半夜2点之间，螃蟹成群结队爬出，捉一只就丢在瓮里，一夜间可捉几百只。多得根本吃不完，就用盐腌了送人。鳗鱼是从海里到淡水中的鱼类，成鳗就生活在溪河、水田、沟渠中。那“牛鼻泉”中就有鳗鱼和鲆鳑鱼。用木棍捅一捅，尺把长的鳗鱼就钻入泉水深处石质的孔洞中去。想起来，历历在目。有时水田沟渠排干了水，鳗鱼集中在闸门旁的水坑中，数量很多。有一次我看到村里人捞了大半个“割〓箩”。这箩的箩口直径一米二、三，较扁。鳗的幼鱼也极多，俗称为“鳗丝”，一年中某个时间会从海里向淡水游来。当时，塘堤闸门内的沟渠中，鳗丝极多，用抄网就可轻易捞几桶。当时没有人吃这种像虫子一样的东西，也不值一片钱。
在一九五八年砍树烧炭炼钢铁以前，蒋澳村附近的丘陵山头，多有大树。如蒋澳村后的大龙岗上，有几株松树有两三人合抱那样大，还有粗大的樟树、榕树，有一年砍下一株大樟树的旁枝，用来做碾米厂里机器的轴和轮。
树林茂密，就有野兽。大约是1962年或1963年，正是田里水稻长高的时候，这里打死了一只百余斤重的豹子。那天，我哥哥在村庄对面二、三百米远的山上放羊，发现豹子后大声喊叫，我和几个小伙伴听到叫声，跑到村前观看。当时，不知道什么原因，这只豹子从山上跑到村前稻田里，隐藏在高秆水稻中。一些人不知厉害，前去搜寻。马山村有一位绰号为“茶米干”的青年人最先发现，用石头扔。不料惹起豹子发飙，扑向“茶米干”。我们亲眼见到他被豹子扑倒三回，衣服都被抓得稀烂，头、身上满是鲜血。“茶米干”拼命搏斗，将豹子的头死死按在稻田中。好一会儿，一位名叫“富荣”的人，执卜克枪抵近，朝豹子头上开了三枪。那时一些干部有佩枪，这人是蒋澳公社干部，兰田村人。后来村里有人讲富荣是“打死物”，意思是这只豹子早已被“茶米干”闷死在泥水中了。死豹子后来被拖到马山村剥了皮。当时没有人敢吃豹子肉，只用豹子的骨头熬制了“虎骨胶”。“茶米干”当年二十来岁，现在还健在，据说几十年了，头上伤疤还明显可见。打豹子的详情，他是最清楚的。
蒋澳村的对面山也就是马山村的后山，海拔不超过百米，而且四周都是平地水田，只有一小段与“细头岗”联系。豹子为何会出现在这里使人觉得是一桩奇事，但这件事能够说明当时生态环境相当好吧。
当时这样的自然环境，不是蒋澳村独有的。物产丰饶，民风淳朴，气候温和，青山绿水，是这一带村庄共有的特点。邻近蒋澳村的各个村庄，或大或小，都有一些风水的传说，总的都体现了一种农耕时代“宜居”的特点。或许是因这样的环境，被认为是“好风水”，又或者这一带临近城区，所以这一带丘陵小山上，很有一些大墓。旧时城关的大户林家、蔡家一些规模很大的祖墓建在附近的小山上。但近年建设，有的被迁移了。至于细头岗的“贤人墓”，埋葬的是中村人韩信同，他是元代的一位大学问家，历史上是很有名气的。当地人传说这个墓是个“沉棺穴”，棺木自行沉入地中，实际上可能是年代久远，地面建筑残缺了吧。
中村之名，据说是因为居于“五都之中”，距蒋澳村直线距离大约有二三里。尽管这个村子已经开基几百成千年，至今这个村子很小，也只有几幢屋子，繁衍增加的人口，或许都迁居到外地去了。
农耕时代，在人口不是太多的条件下，这一带的村庄的自然条件是相当好的。但在人多地少的情况下，人们的生活状况相当贫困。就蒋澳村来说，村中没有巨富人家，屋子建筑也远不如城内或一些大的地方。传说中，罗隐路过村子，说：“蒋澳蒋澳，层层叠叠（村里屋子依山层层建筑）没有官做；小塘小塘好大家，水在锅里沸，米在他人家。”这当然是戏言，但也说明如蒋澳、小塘这样的村庄，一般的人家无余资，的确既没有出过当官的，少有富绅地主。
当官要有读书人，蒋澳村读书人不是太多。至少在我祖父、父亲那个时代，村里是请外地私塾先生来开斋，教些粗字。解放初的五十年代，开始有小学。六十年代初我上小学时，到四年级时，同年级只有五个人，学校就办在祖厅里。因此，改革开放前，外出工作的人也不太多。随着经济与社会进步，如今，村里的大学生、中专生已有几十人，有的人还成为博士。
说起来，以蒋澳村为中心成立了蒋澳公社，这或许是蒋澳村历史上光彩的一页。但这段历史不长，“文革”刚刚兴起时，小公社取消，蒋澳村与马山村合为一个大队，称为马山大队。而今，蒋澳村、下凡村和马山村这一带，实际上已经是新城区的一部分，不仅人们的生活方式与生产方式有了巨大变化，连自然环境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开基千年的古村，农耕社会的一页即将完全翻过。
南埕的变迁
茫茫大海，船来船往，当年这里是南北热闹航线，小塘、土尾、游澳、下凡村前是条古称“南港”的深水港。传闻在五里洋名“官汐”、“沙尾”的地方，有条运盐船沉没，一亩多水田到40年代还不能种植。广阔的大洋面，由于时间的推移慢慢地淤积成浅滩。高的地方成土墩。从南向北望去，南埕村的对面是门下、鸟屿、官沪、横屿山。从东向西，拱屿到王坑，这个距离足有五华里多。坐落在拱屿山的佛寺——圆明禅寺建于宋代，佛寺大门面向王坑村，门前对联题“此山枕后三喜埠，斯寺门前五里洋。”陈氏家谱载：潮涨时，湧濯有五里之遥，故称五里洋。可见，“五里洋”的名称由来已久。
元末明初，陈、林、阮、谢四姓祖宗，先后从外地迁到这辽阔的浅滩上谋生。在海水淹不到的土墩上劈草搭寮居住。先是讨小海、捕鱼换粮食度日月。人口发展到20多户时，就围海造地建筑房屋，小规模进行围海造田，围塘蓄水，种植水稻，种植番薯，蔬菜，还围海做小鱼塘，养殖海鱼。
[=此处为插图（南埕村）=]
几百年来，这里人类定居历史进程中，不断地向海要地，不断地围垦海滩。首先围垦门前塘280亩，林厝塘约130亩。明末清初，尤其康、乾时代，不断淤积增高的数千亩沃土，引诱了周围的有志者、有钱人、大户。在五里洋面上，先是詹家大户，在王坑尾方向围垦了“詹家塘”。拱屿方向由胡家大户围垦了“胡家塘”。小塘方向围垦了“阮家塘”。清中期后，相继围垦成福山塘、四角塘、宫后塘、裕库塘、白绫塘。民国二年（1913年）宁德城关名人林理斋先生，为民着想上书省府，拨款三万，在南埕、门下、郑湾等村的旧盐埕进行围垦“济农塘”，起自宫后塘处约300米，直到漳湾街头，堤线约1300米，面积500多亩。塘内多数沙质地，历史上运沙泼盐，因此土层厚，适合于种植地瓜、小麦、油菜、蔬菜，产量高、质量好。济农塘的成功，粮食的增加，民众生活的改善，成了真实的“济农”塘。
解放初期五里洋是塘与塘相邻，道路交错，土墩棋布，高低不平。塘内面积2亩以上土墩，有金钱墩、鸡心墩、长头墩、哈蟆墩、戏坪兜墩等。通往宁德城关的詹家旧塘堤九曲十二湾。人们去宁德城关，路过众多的塘堤、土墩、宫庙、涵闸、凉亭及村庄，土名有：祠堂兜、长头墩、戏坪下、三叉堘、涵洞头，戏坪兜、石碑兜、康环、敬桌头、官汐、沙尾、山兜亭、南山宫、北山、普庵、街头亭、向兰田。1957年，村支书陈刘上思想超前，大胆开展群众性平整土地。将交错的旧塘堤人工挖掘挑走，将五里洋规划成8大片，修建8条田间机耕路（这时候没有拖拉机），东南方向8条通拱屿界。西北方向8条达王坑界，修筑从村头通往城关和下垄山的主干线。五里洋大路从这时起没有了诸多的旧地名，只留下大大小小的土墩。70年代学大寨时，上级号召“大战南山湖，改造阮家塘，搬走田中墩，选出好良种，为粮食生产上纲要而奋斗”，从此看不见田中墩。70年代由于人口多，土地少，产量有限，粮食十分困难，人们渴望着耕地扩大，再扩大。向大海进攻，向大海要粮的热潮在高涨，群众要求得到上级政府领导的支持帮助。1971年在公社、大队的组织、领导下，群众以自力更生精神，群策群力，潮起潮落夜以继日修建小南塘。以生产队为单位，按劳力义务分担，用一年多时间投劳力6.8万个工日，完成堤线长1890米、土石方6.65立方米——堵港口五个，增加可耕面积376亩。小南塘的胜利，鼓舞了人心，激起了更大、更高的热情。
1974年，大规模、大面积的围垦工程启动。中南塘位于南埕盐场与横屿岛之中，未垦前是盐埕，也有自然生长的红树林，围垦面积2100亩，东北方向6条港道，西南方10条港道。中南塘需筑两条堤东北堤2400米，西南堤1800米，堤高6.5米，塘基宽10米，堤顶宽3米，两堤紧锁横屿岛的“蛇头”和“蛇尾”（横屿岛的南北两端）。塘内两座排水闸，其中横屿头水闸二孔四米宽，第一港水闸一米宽。
1974年6月，公社党委书记苏忠林决定成立“中南塘围垦指挥部”，由周玉珊同志任总指挥，具体工作由大队书记陈序靖、大队长陈益俤负责抓。通过二个月的宣传发动，物资筹备，双抢后，8月初正式动工。日出勤一千多男女劳力，按照潮水，日以继夜，加班轮班筑堤，砌石坡，组织20多条长槽船运沙，运石，填方压载。奋战88天，在1974年10月，一次性堵港、闭气，截流成功，苦干三个月，完成工程。总计土方量15万立方，沙4万多立方，总投资21万元人民币，投劳力16万个工日。
堵港后连续5年进行加高增厚（1975年至1979年），3次翻砌石坡。围垦中南塘的成功，在原有3400亩耕地的基础上增加2100亩，比增60%，脱掉了粮食紧张帽子。
1975年进行塘内平整，除港道外，划成88片，按义务劳力计面积，分给43个生产队，1976年大部分可种植地瓜。80年代后改作池塘，养蛏、养虾等水产养殖，收入可观。
祖宗开基700年间，一共围垦可耕地7800多亩，其中海水养殖1900亩、水田3500亩、旱地1150亩、鱼池376口约1250亩，万亩沃土，养育、繁衍四大家族，一万多人口。种植业、养殖业随着年代不断发展，群众衣、食、住、行不断丰富繁荣。
五里洋是宁德全县的粮仓，粮食单产，总产量尤为突出。70年代后，年平均亩达吨粮，1979年早晚稻计6160800斤（61608担）正常年份生产稻谷3000吨，除丰足的口粮外，每年向国家售粮18700担。南埕出产的淡水鱼，售往古田、周宁、洋中、虎贝、霍童、赤溪等地，南埕可谓是美丽的鱼米之乡。
“骝屿林”与西陂塘
宁德人往往只知西陂塘，而不知骝屿。其实西陂塘与骝屿历史上有着极其密切的渊源。骝屿位于西陂塘东岸，现在是蕉城区（原宁德县）漳湾镇仓西行政村的自然村。西陂塘未围垦前，仓西、雷东、上塘、下塘、门下五个相邻的行政村同在一个孤岛之上。岛上有一座山形似骅骝（骏马）奔海，名骅骝山，骝屿因在其山下而得名（后被简称为留屿）。
据骝屿林氏族谱载：“宁川之东二十里许，安东其乡，临海其里也，地名骝屿；山川雄壮，人物伟俊”，“林家裔孙讳珪者，居莆田县，有筑堤捍水之才，崎岖岭海，度其湿，相其阴阳，谓西陂可筑，其地可庐”，于是迁居骝屿。自宋朝至今，此地以宗族血缘关系为纽带，林姓子孙聚族而居，繁养生息，历经九百余年风雨沧桑，留下了许多历史美谈和一些神奇的传说，还留下许多难解之谜。这位开村立业之祖林珪，有胆有识，才干非凡，围西陂塘造福一方，功不可没。林珪后代勤劳朴实，农渔并重，又读书知礼，入仕做官，政绩有声，因而引以自豪，人们昵称之“骝屿林”。
骝屿村枕山襟海，绿水护田。山能藏风，水可聚气。明万历乙未（1595年）宁阳逸士郑岱就为其撰写“骝屿家山八景诗”大加赞美，分别题为“骅峰晚霁”、“狮岫晴云”、“鉴湖钓艇”、“陂渡横舟”、“荔枝簇锦”、“松坞风声”、“斗门蓄水”和“古刹鸣钟”，描写陂渡鼓棹、水若蓬瀛的水色，神骏奔腾、狮岩崔巍的山光，以及鉴湖渔火，古刹钟声之人间仙境，令人神往。清朝拔贡李邦光曾为该村题过四副对联，其中有“云路拥青骢，对面五峰拱秀；湖光澄赤鉴，当头一派朝宗”和“十里湖山如画，四时花鸟皆春”两副，对仗工整，真实形象，囊括当地的山水精华。据林氏族谱载，三世祖林域、四世祖林钧先后在村中重修宋时兴建的“后山楼”，与“爱贤堂”相通，作为闲居燕息之所，兴建“小儒亭”与“半月池”相对，为接官议役之地，村中还建有林氏祖厅（在花蕾头，后迁半月池）、泰灵宫，掘有八角井一口供全村饮用。可见数百年之古村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和淳朴的民风。因年代久远，几经贼寇焚劫，后山楼、小儒楼虽已无存，半月池也不见踪影，爱贤堂（即林氏宗祠）遭倭寇焚毁，原址前面二进堂地基、台阶犹在，门前左右旗杆石坚固无损。1972年村民在原址上重建了简易爱贤堂一座。清朝重修的林氏祖厅如今犹显本色，每年后人在此举行祭祖大典，十分热闹。
[=此处为插图（骝屿村林氏祖厅）=]
据骝屿林氏族谱载，开基始祖林珪，字世珍，原是莆田阙下林姓第二十九世裔孙，玄泰公之后，福唐尉孝阙攒公之正裔。林珪祖父选公封承议大夫，其父枅公进士出身，官福建安抚使，中大夫。“骝屿林”开村立业之祖林珪却是宋朝一位逸民，怎么会从莆田寻到宁德骝屿这个地方定居，实施围海造地的才能呢？由于史料不足，至今仍是一个谜。
旧宁德县志载：“西陂，在六都，又名赤鉴湖，即西陂塘也。宋元祐四年（1089年），邑民林珪与圣泉寺僧养誉，纠集百余家，筑堤作堰，设二石陡门，垦田七百四十八顷，载粮四千石。”明邑人陈邦校复西陂议中写：“宋元祐四年复砌以石，内垦田四百二十九顷有奇，其为一方美业，利至溥也。”明林氏族谱记载：“一世祖宋逸民讳珪者字世珍，行十三，玄泰公之后……卜居宁德六都骝屿，议创建西陂塘，遂招雪峰寺（即圣泉寺，位于陡门头边，寺内有圣泉井）僧养誉，号普越者，于宋哲宗元祐四年已巳岁，输财效力，以成厥史，运石砌筑赤鉴湖西陂岸及付（熨）斗三处漈门（陡门）之启闭，以防洪水之往来。及功成计田四百二十九顷九十亩九分……公之利泽及一县，诚宁邑之大长者也。事实载省、府、县志。”以上史实记载，虽垦田数字欠同，但骝屿林珪围西陂塘的经过及成功均已载明。又有三山林廷机撰《遗爱祠碑文》：“宁德县六都赤鉴湖，即名西陂塘。又为廉村、天成二塘。始宋元祐士民林珪、僧养誉率一都至十三都、二十五都居民合赀为之，凡田五百顷四十亩八分，载米二千六百七十九石奇。”更为具体详细。
自从西陂塘围垦成功后百姓受益不尽，农夫不愁募，粟米可取给，操畚锸可使有余财，盐更为利权。塘内还有养蛏，养鱼、虾，广种荔枝、荷花等。宋绍熙元年状元余复（宁德一都人）《赤鉴湖》诗中亦有“堤城百物丰，师承及见之。稻蟹不论钱，况敢论糠秕”形容物产丰富之句。宋蕲王韩世忠因平范汝为特访阮大成过西陂塘时作诗赞曰：“万顷琉璃到底清，寒光不动海门平。鉴开波面一天净，虹吸潮头万里声。吹断海风渔笛远，载量秋月落帆轻。芍陂曾上孤舟看，何似今朝双眼明。”更把西陂与古代淮水流域最著名的水利工程安徽寿县（又名安丰塘，宋、元后渐就堙废）的芍陂并肩比美，可见西陂塘工程之艰巨、壮观，是当时举国少见的围海造田创举。
[=此处为插图（古西陂塘斗（陡）门基石遗址）=]
西陂塘至南宋，因“盗贼窃发，居民窜匿，水门失守，内胀而溃”，距围塘成功，百姓受益，长达八十三年之久。当时塘堤均用大块条石砌成。至1978年宁德县政府重围西陂塘，仍在其原塘基石上加砌（现仍可见大石露体），可见当时塘基之坚实牢固，技术之高超。其财力只是“率一都至十三都（即现在的城关、二都、三都、金涵、漳湾、六都、七都、八都、九都、霍童等）和廿五都（洋中）居民，合赀为之”。围垦工程如此浩大，当时如何能围成，这也是一个难解之谜。
据林氏后代相传围垦西陂塘共花去十三年时间。林珪仅靠农耕煮海，十三年如何度过，这更是令人不解。在当时的条件下，无任何机械设备和钢材、水泥，唯一是靠人力、船只运输，打造。据1979年10月1日《西陂塘碑文》载该塘内“面积一万二千三百亩（东堤、北堤为原位置，所以面积与古时相同）”，“工程历时二年零九个月，共投一百二十万工日，完成石方四十万立方，土方四十一万立方，使用人民币三百万元，钢材五十二吨，铁线七十六吨，水泥四百七十八吨，木材八百二十二立方米，毛竹九万四千根。”古今相形之下，足见古人围垦西陂塘成功的艰辛与毅力。
南宋乾道八年（1172年间），西陂塘崩毁后，又经明、清、民国数百年，其中清乾隆十七年（1752年）和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两次围垦均以失败告终。“惆怅桑田今复海，百年谁是济川才”，人们不禁望洋兴叹：“神仙难围西陂塘！”宁德县隋朝出过黄鞠凿龙腰，开霍地的水利工程大师，之后于宋朝又出了林珪这位筑堤捍水，围海造田的工程大师，那时没有人为他们的为民造福丰功伟绩树碑立传，但是千百年来他们在百姓心中早已立起两面丰碑，他们的历史贡献更是“论勋一邑口皆碑”。
世事沧桑，鉴湖重光。1979年西陂塘的再次成功围垦为漳湾、七都、金涵一带百姓提供了万亩良田，两千亩池塘，粮丰、鱼肥、果香，让他们过着富裕幸福的生活。
“骝屿林”的子孙后代，人丁兴旺，已达2000多人（有一半以上人口外迁七都、金涵、蕉城南门、门下等地安家）。现该村有三个村民小组、120户、550多人口，从事运输业者30余户，从事海水养殖者10余户，在外地单位工作者50余人，创办工商富业者30余人。
当年的海滩变良田，千年古村新房林立，山绿水清，村道宽阔，交通便捷。村口有沈海高速公路宁德北站互通口，村后山有温福铁路隧道贯穿而过。近年来，骅骝山下工业正兴，田地滩涂成了工业园区，真是：“西陂围就千秋业，锦绣人间尽辉煌。”
鳌江村变迁
鳌江村隶属漳湾镇，位于宁德蕉城区东部，距城区直线距离约3公里，是三都澳区域内侧的一个渔村，从城关沿闽东东路接学院路和南湖滨路接金马海堤路可直达村里。全村总面积0.39平方公里，拥有从业渔船600多艘。2008年，全村辖16个村民小组，有渔民980户，总人口4327人，2006年全村经济总收入5582万元，村民主要从事海上捕捞、养殖业。生产各种鱼类、紫菜、海带、牡蛎、鲍鱼等。整个村庄以陈、林、连、欧、翁、郑姓为主，尚有姓杨、江、刘等少数渔民，渔民有信仰道教、佛教和天主教。
历史上有关于鳌江村的记载寥寥无几，这支古老而源流多元的水上漂泊群体，其生产、生活以及信仰等方面充满神秘色彩。伴随着历史的推移和时代的变迁，在经历了“大跃进”、“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等计划经济时代之后，这个曾经的“海上吉普赛人”依然保留着传统的价值观。但随着改革开放对农村社会的影响，整个渔村的格局也发生前所未有变化，时过境迁，有些曾经发生的事在当今社会中已渐渐地淡出人们的视线。为此笔者特意走访鳌江村的长辈和知情者，了解一些鳌江村逐渐被人们所遗忘的往事。
据村里73岁的陈全灿讲述：他是在1939年出生的，十岁的时候就知道当时的一些事，那时宁德还没解放，父母有一条船，全家都生活在船上，祖上是从福安过来，在福安有祠堂。宁德解放前这一带称为“鳌东江”，海上的渔民以船为家，主要来自福州、福安，他们单独在水上捕鱼，搞单干，内部之间没什么组织，负责渔民的官方称保长，下设几个甲长，甲长直接管收税、捉壮丁。
渔民只有卖鱼时船才靠到岸边，宁德有个德顺坪鱼行，收购鱼转卖。
渔民平时除讨鱼之外，船都泊在港道内，有的是单独一条，也有自己兄弟或比较熟的会泊在一起。经济条件好的船就大些，有丈四丈五长算很好，没钱的只造小船，或者小舢板。受经济条件限制，全家人多的时候一只船就容纳八九人，男女老少都挤在那儿生产生活。孩子成家立业后，有条件的再修造一只小船分出去，大多安置三四个，所以在渔区有“母船”和“仔船”之分。那时候海上渔民生活十分艰苦，经济相当落后，常年处于“上无片瓦，下无寸土，以舟为室，赖水而生”状况。
1949年宁德解放后建村，才有鳌江这名称，没有具体地点，指大门山、塔山、后湾这一带海域，这些渔民多在周边讨海，分布比较松散，其管理归宁德城关码头船民协会。1952年设鳌江乡，是宁德县唯一的水上渔区乡，从这时起开展土地改革。渔民没地，参与分海埕，很多人没意识到土地的重要，总认为讨海人没法种田，要地也没用。县里有派工作组下来，一些土地海埕划给马山、汤湾、后湾等村，渔民分到的只是退潮后没露出水面的海域。当时鳌江周围还是一片荒山，岸上也没人住，偶尔有渔船停泊此处。
五十年代，政府组织“连家船”改造，选址鳌江的白井建安置房。1955—1956年开始建，原计划建24座，后来才建成2座，前后两排，二层高的瓦房，属单间，楼上放杂物，楼下住人。门面用块石砌成的，其他三面是土墙，先前住进来的都是老人和小孩，有四五十户人家，年青人有劳力的到船上去生产，老人小孩在家里。渔民出海作业回来开始陆续回到鳌江岸边靠泊，久而久之上岸的人也渐渐多了起来。村里起先有两口井，后来人多了，又打了两口。岸上没分到房的，就有人在海岸边搭起“篷楼”。“篷楼”是渔民特有的海边建筑，用几根木头或竹子插入岸边的滩涂里，周边用木头连接，再用绳、带或铁线捆绑形成架子，下部是木板铺成，上盖稻草或竹篷，四周用破木板挡风雨，涨潮时回程的渔船就直接靠泊到“篷楼”边沿。退潮后这些“篷楼”就露在滩涂岸边，远看如立在岸边的高脚房屋。
六十年代原有泊在贵岐和金蛇头的渔民也搬迁到白井，七十年代末与一批旧时在青苔坪、德顺坪的渔民，从白井迁往红霞，随同的还有“虾荡帮”，分为第6生产队和第8生产队。
1971年宁德县政府为解决农村治病难的医疗落后状况，举办“赤脚医生”培训班，陈全灿因曾在农村有上过夜校而被推荐到漳湾参加“赤脚医生”培训。1972年回到村里为村民治病，医疗站就设在大队部楼下房间。改革开放后，农村经济也慢慢发展起来，渔民开始从事养殖，有的养海带、紫菜、牡蛎，渔民增加了收入，后来捕鳗苗价格高，收入多了，经济也就发展了，这十来年也修了村里路。
现住在鳌江加厚头村66岁的郑贺信说出他所知村里变迁变化经过。他说：早期鳌江这地方是荒地没人住的，这里有口井人们称“白井”，后来鳌江的白井村就由此得名。那时有渔船靠泊，50年代“连家船”改造，政府在白井建房2座，1956年建成，1957年统一安排部分渔民搬迁上岸定居，安排不上的就在岸边自已找块地建房，是用土筑墙屋面盖瓦，有的是搭棚寮。陆陆续续的有从金蛇头、塔山、大门山海域讨小海的渔民迁移到鳌江来。1958年他也从金蛇头搬迁到鳌江白井村，村里有了大队部，按照生产队要求，这时期还组织大家到东湖塘围垦工地运送海土。
1959年组织村级社开始养殖海带，到1960年白井村建起了一座学校，渔区有了自已的小学，共有四个年级，适龄孩子也可以上学校念书。修建金涵水库时，村里又组织200多人参加，抽不出劳力的就雇工，每人每月工钱30元，修水库两三年后才结束。到70年代前期，工作组到鳌江，有分配给西陂塘一块地，主要是种地瓜，由于要交“三金”，后来就没人种了，没多久就荒废了。
从1977年开始修造机帆船从事外海捕捞，起初有2对共4艘机帆船，每艘造价都要5万多元，其中80匹一对，120匹一对。这些机帆船都是国家贷款投资的，在贵岐附近的山尾山船厂新造的，师傅来自大门山村。捕鱼的网从三沙运回来，之前村里已派人到连江县琯头培训技术员，分两批去，第一批10个。
每艘船一般配有20人，其中有正副“老舵”、正副机修，有技术员2人，有“当堵”一手、二手、三手及厨师等。出海时船民带上船民证，过东冲口边防所要检查登记，外海作业发证在三沙办理。
1983年春，机帆船又增加一对，两年后全村发展到从事外海捕捞机帆船达5对共10艘。作业方式是围缯，两船以拖网形式操作。捕捞生产的区域主要在东海，北面到青岛一带海域，南面在闽南东山岛海域，重点在浙江沈家门，县里派工作组由省里组织在沈家门设办事处，定期或不定期组织渔民开会学习或座谈，让大家了解有关安全知识和掌握捕鱼技术及沟通信息。
捕捞作业也要根据渔汛期及季节不同而定，一般在每年农历八月十五就出海，往浙江海域捕捞白面鳀和花鳀，九月至十月捕捞带鱼，十一月至十二月是黄瓜鱼，此外还可捕到如乌贼、虾、马鲛鱼、白鱱鱼、红鱼、鳗鱼、鲳鱼、鱿鱼等鱼类，但这类鱼量比较少。一趟捕捞少的才几十担，多的可达千担，一般都在三百担左右。海产品都是就近渔港收购，经常停泊的渔港有青岛、舟山、沈家门、三沙、北茭、苔菉、平潭、东山。通常出海都要在第二年端午节才回来，遇到台风就近靠港避风，有时冬至也在外海作业。
由于大规模的捕捞作业，到1986年外海渔业资源出现枯竭，捕获的鱼越来越少，有的几艘机帆船已停航。1987年通过渔民自己筹资投股，每股500元，也筹好几万元出海，最后还是亏损，从此再也没出过外海，这一年亏损额达六七十万元，剩下的机帆船以每艘一两万元出售处理，大多是浙江和本省闽南一带客户买走。
八十年代末，有的渔民借高利贷造小船，正逢官井洋禁海，渔民只能重操旧业在周边讨小海，部分渔民开始转向海上养殖紫菜和海带。
九十年代随着养鳗业的兴起，1993年村里有人用定置网捕捞小鳗苗，先在近海，随后往霞浦七星一带，不久到莆田的湄洲湾大竹小竹岛捕捞，远到北部浙江海域的旋门湾。由于鳗苗价格高，赚到钱村里就有人盖起新房子。
1995年，部分渔民开始培育对虾，在鳌江的加厚头建起对虾育苗室，在白井村也有了紫菜育苗场。1996年黄瓜鱼育苗兴起，又有渔民从事网箱大黄鱼的人工养殖。村民利用当地的资源优势发展海水养殖，也有养殖牡蛎，促进当地渔业经济的发展。1998年村里才修通往后湾的沙石路，不久在白井通了农村客班车。
有位家住在加厚头，今年83岁的老人说，他的祖先是从福州过来的，早期到福安，民国时迁移来宁德讨海。搬到鳌江近五十多年了，“连家船”改造时上岸，在白井安排房子住，房子由政府建，国家有补助钱。生产主要靠自力更生，渔船是自己筹钱修的。村里设大队，有10个生产队。土改时，金蛇头村是并到鳌江的，人口有六千多。“大跃进”时被安排到六都、七都去洗铁沙，一个大队分几个小组，下设好几个班，一班二三人，剩下劳力从事海带养殖。当时食堂办在碗窑村，收获的海带都往那儿送，大家在食堂吃大锅饭。1960年后开始闹饥荒，海带没做，食堂也没办。
七十年代末组织机帆船到外海捕鱼，每年出海都要看季节，哪里有渔汛就去哪里。一般在东山渔场、舟山渔场，到过北茭、厦门。经马祖、金门一带，有时遇到台湾方面打炮威胁，船都不敢靠近。宁德水产部门在浙江沈家门派干部管理宁德籍机帆船。后来外海渔业减产，开始在内海生产。九十年代就从白井迁居到加厚头。
作者简介：1962年12月出生于蕉城，1995年毕业于福建广播电视大学，2005年毕业于湖南大学法学专业（函授），在宁德县（市）、蕉城区交通局工作，现住蕉城。
云淡忆旧
云淡景观
云淡村位于宁德市东北部，三都澳北侧，西北距八都镇驻地6.5公里，距蕉城市区26公里，是宁德市蕉城区八都镇辖村。
云淡村四面环水，登高俯瞰，其形如同一匹玉带缠绕的麒麟，故原名麒麟屿。每当云淡风清之时，云淡村宛若水上辕门，故又名云淡门。
在我的印象里，老家的景色是十分优美的。所谓“云淡八景”，即“东皋半月”、“北岸伏虎”、“海南双凤”、“江心龙马”、“云门献瑞”、“潮情往复”、“官方怀古”、“群星宿海”等等，不一而足。可惜这些美丽的景致现在大都看不到了。尤其是马头山和虎头山，那活生生的就是一匹昂首的烈马和一个咆哮的虎头，真是惟妙惟肖，在我的脑海里挥之不去。
[=此处为插图（云淡岛码头）=]
据乡人回忆，民国三十六年，国民省政府号令围垦宁德西湖（即西陂塘），因围垦工程需要，企图强行炸掉云淡村风水景点马头山和虎头山。云淡村民为保卫风水宝地和风景点，群起制止，并与民工发生纠纷械斗。工程方面即向国民政府告云淡无理伤人，县政府未经调查落实，欲派兵清剿云淡村。当时的国民党宁德县参议员林开琮赶赴省府，得到福州尚干（今闽候县尚干镇）宗亲的大力支持，省府立即电令责成宁德县政府罢兵息事。云淡乡民才免于一场兵祸。然而，时隔六十年，云淡的马头山和虎头山还是被炸掉、劈开——为高铁和高速公路而粉身碎骨了。远远望去，没有了雄伟的高山，只有两架大桥，一架是高速公路，一架是动车的铁路桥。
近年年轻人一个接一个地出去打工，走向城市。当年我读书的时候，云淡有小学、中学。可如今，连上小学都要去城关了。过去只是个别人为了做生意赚钱而进城，现在的村民是为了孩子上学而不得不进城。
原来的云淡村四面环水，碧波荡漾。可现在，自从筑起了一条通往云淡的路堤，交通是方便多了，可周围的活水却变得半死不活，布满淤泥了。
云淡的水井
云淡是一座海岛，岛上缺乏淡水，所以在童年时期，淡水都是由水井里打来。全村一共有四口井，其中只有两口井可供饮用。下街的村民靠池头夹的水井，离村较近；上街靠邦坞的水井，离村较远，有半个小时的路程。后村民用铁管架过门前潭，把水引到上街村口。
当时，每到秋冬季节，水源缺乏，全村两千六百多人的饮水便成了一大难题。每天都昼夜不停地排队等水。往往凌晨就开始排队，有时排了一天还等不到水。虽然寒风凛冽，队如游龙，但秩序井然，没有人争先恐后，都按号取水。家中洗脸水都不能顺便倒掉，要留着洗衣、洗脚、冲洗猪圈。
当时的水桶都是木桶，往往会被凛冽的西风吹裂，所以桶底往往要留一些水。经常排到水时已到深夜，因此提着灯、打着手电筒提水的景象也是司空见惯。我的脑海里至今还留着当年等水的景象：清冷的夜晚，四周漆黑一团，只有几点油灯的星火在黑夜中闪烁，寂静水井旁唯有等水的人们窃窃私语声。虽然条件很艰苦，但大家都没有什么怨言，也没有什么口角纷争，透露出来的只是浓浓的乡情。
1987年后云淡修建了自来水，水井渐渐被废弃了。我每次回乡时总要到水井旁驻足一观，看着满口的井水，总情不自禁地叹道：“要是当年有这么满的井水，该多好啊！”
云淡大宫
云淡的村口有一座古老的宫庙，那就是云淡大宫。大宫供奉的是当境土主孙圣公，其庙建筑年代久远，明嘉靖年间曾遭倭寇焚毁，烧裂的石条至今历历可见。明万历年间得以恢复重建，此后历经修葺，保存至今。大宫有三副对联，大宫门前为“地羼沧桑环玉带，神依德泽并金峰”，左小门为“北岸群星朝海国，东皋半月映云门”，右小门为“云屿麒麟呈瑞气，江心龙马献奇观”，为清人林其荣所赐。林其荣，宁德城关人。清朝光绪十五年（1888年）戊子科优贡生，授八旗教习，能诗赋，尤以书法见重于世。
而在童年的记忆中，印象最深的却是大宫里的大戏台。
大戏台位于宫大门入口处，面朝大殿，台面高出地面1.25米，台口高3米，台宽5米，台深5米，台顶设精美的八角藻井。戏台中部设有宽1.85米的活动台板。拆开为神游通道，盖上则为演戏之台，使用起来灵活自如。云淡常年雨多风大，为保证酬神戏的正常演出，天井是加盖的，好似现在的剧院。天井的瓦盖处理得也相当巧妙，该瓦盖高出四周建筑瓦面，并与周围瓦檐交错覆盖，既有效地阻挡了雨水的侵入，又解决了空气流通及香火烟雾问题。
每到逢年过节，村里就请戏班来唱戏，这一唱就是半个多月。在那个没有电视、电脑、手机，甚至连收音机都缺乏的年代，能看上几天连台大戏，是多么大的享受啊！年幼的我，对戏里的内容并不熟悉，只是觉得热闹、好看。高亢的唱腔、五色的戏服、震天的锣鼓，还有台下的说笑声、打招呼声、叫卖声，用现在的话说，人气达到极点。
云淡唱戏是“有停锣，没停鼓”。戏文连本大套，昼夜不停，一直连续演出十几天。福安的小贩都拥到云淡做生意，以糖糕水果为多。连天昼夜地演戏，小贩们也常常熬不住，趴在担子旁打盹。曾有顽童从阁楼上吊下绳拴的钢针，插住水果，“钓”上楼去。有的艺高人胆大，甚至把整篮桃子钓了上去。又怕受到大人的责骂，便连篮带水果顶在头上，泅水至僻静之处，小伙伴们一起大快朵颐。从而也就留下了“乌桃爬上壁，白桃游过江”的奇观。
唱戏时热闹，散了戏更热闹。大家都你争我夺请演戏的师傅们到家里吃饭。特别是能请到主角，更是觉得脸上有光。每当大戏台唱大戏的时候，母亲就早早地准备好一大桌饭菜，即使只能请到跑龙套的，虽然觉得有些不尽人意，也都是热情招待。这种乡里乡亲大家一起看大戏的景象到城关后是很少看到了。父亲生前依旧保持这种习惯，他总是每天步行到一些宫庙去，和老朋友们坐在一起看电视里的戏曲表演。其实，戏演的是什么并不重要，他听觉不大好，电视屏幕又小，未必能听清演唱的内容，但他看中的是那浓浓的人情和那和谐的人际关系。
云淡的龙舟
提到赛龙舟，都知道是纪念屈原，但在我们家乡，赛龙舟不仅是在纪念屈原，也是在纪念抗倭英雄戚继光。明代嘉靖四十一年，倭患严重，倭寇在云淡村设有据点，而戚家军与云淡五个倭寇寨点相持了一个多月，经过激烈的鏖战，终于平定了云淡，把倭寇赶到漳湾的横屿一带。这才有著名的横屿之战—消灭倭寇1000多名，斩首348颗，俘虏29名。可惜史料上没有详细记载，所以云淡战役一直是语焉不详。听老人们说，云淡山寨易守难攻，戚家军虽奋勇作战，但始终不能把残敌彻底歼灭，于是就用围困的办法把山寨包围了起来。由于山寨上没有水源，倭寇渐渐地坚持不住了。情急之下，倭寇想出一个缓兵之计，把尿撒在衣服上，然后把衣服晾在明显的地方。士兵看到后，误以为山寨仍有充足的水源——既可洗衣，况饮用乎？于是放松了警惕，这才让残余的倭寇得以逃脱。为了纪念戚家军为民除害和慰藉在战争中死亡的将士和百姓，此后每年的端午，云淡村都要举行“洗港”和龙舟赛来纪念此次平倭。
在五月初三，就要将母船（大龙舟）上彩，画上鱼虾蟹鲎等，并书对联“海清河晏”、“风调雨顺”。做好母船巡海“洗港”仪式的准备。在端午节的前一天，也就是农历五月初四就开始举行巡海“洗港”仪式了，端午节当天要重复一次，为的是祈求风调雨顺，慰藉亡灵。
参加仪式的全体人员先齐集在本地土主孙圣君大宫的香案前上香叩拜，以三声神铳请出孙圣君神像，护送到母船，以保巡海“洗港”仪式和龙舟赛安全无恙。
母船上有三根“香杆竹”，代表着云淡村郑、林、游三大姓。母船按规定要游遍固定的十一个仪点收灾，每到仪点水域或逢转弯转角时放神铳三声，烧纸钱三千，驱逐不祥之物，维护一方安全，祈求风调雨顺。要巡9次（端午当天要巡12次），全程大约54公里。
比赛开始了，在激烈的锣鼓声中，比赛的龙舟破浪而来。云淡的龙舟是一种叫“溪里仔”的江海作业小船。这种船速度快，划桨方式独特，民间俗称“押把桨”。即把左右桨固定于船头略后的左右船舷，人侧立于船上双手执桨，左桨先划，右桨后起（后桨也起舵的作用），使前进合力作用增大，当年正由于这种小船行速快，很好地配合了戚家军海上作战。
在我小时候，云淡村每年龙舟赛都出九条龙舟，如果再加上邻村的龙舟，就有十几条龙舟劈波斩浪了。那情景煞是好看，村民们无论是大人还是小孩都站在岸边欢呼雀跃，为桡手们加油打气。
记得2008年时云淡村龙舟比赛，还有6支龙舟参赛。可今年，只有三只龙舟参赛了。看到这境况，我不禁感到怆然。可岸上围观的村民们依然很兴奋，他们和从城关赶回来观看龙舟赛的云淡人一起，头顶烈日，为桡手们大声呐喊助威。
龙舟赛结束了，按家乡的习俗要请客人到家中吃“五黄”，“五黄”即雄黄酒、黄花菜、黄花鱼、咸蛋黄、黄豆芽，人们认为端午节食用“五黄”可消病强身。
站在村口大宫前，我又仿佛看到了当年村民们抢竹枝的情景：母船回港后，村民们用三条“香杆竹”及令旗、神铳，送保护神孙圣君回大宫，请神安座，并办酒席做福庆祝。而全村男女老少此时纷争抢立于宫前的“香杆竹”的竹枝，据说，用这竹枝赶猪，则猪就长得肥；用它来打淘气孩童，小孩子不但身体好，而且长大后也会聪明伶俐，书也读得好。
我的耳畔似乎又传来那悠扬的民谣：“五月里来五月间，乡乡澳澳扒龙船；龙船比赛真好看，讨海没闲看龙船。”
为撰写本文，特意走访了林四五、林永昌、陈银秀等同乡，特此表示感谢。
七都定美村的传说
起源
唐季后梁乾化元年（公元911年），原任感德场（宁德县前身）官的黄深致仕，举家迁至七都埔源定美，置家发族。
由于黄深出身官宦，又是刚从县官职位退休的，所以也跟来诸多姓氏，如：刘、卓、许、吴、周、王、沈、张等接踵而至。经过一百多年的繁衍生息，定美村逐渐呈现一派兴旺景象，才人辈出。宋、元朝达到高峰。据《鹤场漫记》记载：“金铜镜，银埔村，富教甲一邑，三家一酒店，十里一书斋”。从定美村走出来的黄氏子系，为官者就有三位尚书，七位进士，九位知府，三位大夫及诸多的举人、县官。出仕为官的高邮知军，金吾大夫黄石孙；南宋进士，德庆知州黄时，辰州知州黄超叔等，任官期满，致仕后叶落归根，仍回埔源定美定居，创办学校“六经讲堂”以培养后生。
定美村四至范围
根据现存房基、磐石看：定美村头（北面）至龙亭古庙为界，村尾（南面）与塔兜上岙为界；东边与七都溪为界，西边与七都主村的后林、陈家衕为界。唐、宋时期，定美村建筑有黄氏宗祠、黄氏祖厅、黄氏九牧坊、荷花壋等以及现存可辨的房基二百多座。
一水之隔的对岸溪洽，建筑有一幢书房与住所，系南宋进士黄时读书、吟诗、聚友的地方。为便利往返，使用一条小木船，以渡往返（黄时溪洽房屋的基地，现在仍归黄时后裔子系管辖）。黄氏族人，还从定美运回祠堂的断节石柱、祠堂石座等，现保存在黄氏祖厅门口两边。
笔者本人亦是黄时公直系裔系，现在定美仍保留有从生产队分来的几块自留地。本人曾在自留地劳动生产时，经常碰到残存的古砖、古瓦碎片和厨房用具——碗、碟、盐罐、油罐、插筷子用的瓷筒等。
迁徙
因遭大水冲流，而从定美向外迁徙的黄氏后裔及沈、张等氏族：
（1）据金垂黄氏谱载，宋朝从定美迁八都金垂，现已发族二千余众（含从金垂转迁外村的裔系）。
（2）据连江县前屿黄氏谱载：始祖榆公从宁德七都定美迁到连江前屿，现已发族三千五百余众。据传，榆公系在一次大水冲流过程中，乘一根大杉木被冲到罗源湾后再转到前屿。
（3）据金井谱载：七都黄氏金井公系明朝从定美迁金井，现已发族数百众。另载有一位裔系在大水中乘一根大杉木从定美被冲流至漳湾横屿，入赘一户渔民家，生男养女发家后搬迁漳湾置家发族。
（4）据七都黄厝谱载：黄厝街黄氏后裔系明朝从定美迁过来，现已发族数千众。
（5）据七都沈厝谱载：他们是明弘治十年（1497）从定美迁到七都沈厝的。
（6）据七都陈家祠王氏谱载，他们是明弘治十年（1497）从定美搬迁过来的。
七都埔源定美村从唐季后梁乾化元年（911）开发开始，到最后被大水冲流，时在明弘治十年（1497），即传说中的弘治十年农历七月十五日，“辰时流利埔，己时流定美”，共计586年。
附：
七都东山“五经讲社”
七都黄时（又名静齐）于宋绍熙元年中举后回乡，创办义学“五经讲社”（古学校）于七都东山寨顶，入学者皆弱冠（20岁左右）以上应试生童，而自总角至舞象者（7—15岁）不与焉。学校构堂中为肄业之所，额曰“正学斋”，题以联云：诚而明、明而诚，要把圣贤为轨范；愤而乐、乐而愤，勿将岁月齐蹉跎。
后因相从者众，昏暮往返不便，遂另筑南山一所，以处群英，名曰：“讲堂”。据传，理学家朱熹曾在此讲“五经”三课。“讲堂”因年久失修，至明崇祯六年，韩琼等人主持重修过。“讲堂”占地面积200平方米，单檐歇山顶，穿斗式结构，面阔三间，进深三间，高4.2米，大堂保留有“双龙”巨画（今存）。
七都三村姓氏简述
乐厝村
七都镇三乐村委会有一个自然村——乐厝，因乐姓聚居，故名。该村在七都镇人民政府驻地南1.2公里，国道104公路东侧。村落密集沿公路而建成长方形。全村120户有600多人。耕地面积近300亩，以农为主，主种水稻、甘薯，兼产茶叶、茉莉花。种植龙眼、柑桔、荔枝、番石榴、枇杷、杨梅等。养猪、羊、鸭。有1所完小。交通方便。
乐姓的念音是lè。郡望是“南阳堂”。
福建乐姓，有来自南京入闽的仁遂支系，有来自河南光州固始的聘君支系，也有来自广东的九龄支系。溯其源流，这三大支系都是春秋战国时期燕国名将乐毅的血脉子孙。七都乐厝祖先，是来自南京入闽的仁遂支系。
乐厝先人的祖籍地，是福建大田的桃溪。自乐济开基桃溪，其后世又寄籍泉州晋江。到了明朝嘉靖年间（1522—1566），又由晋江迁到福建南安。又到了明万历二十五年（1597），由南安迁到宁德七都，是七都乐氏的开基始祖。至今已有415年，传18世，人丁600余口。
明清时，在宁德城关的鹤峰境内，有“昌国君庙”，建筑雄伟、香火很旺，奉祀的就是燕将乐毅。据说，是明朝时宁德城关有一崔姓人到燕北当官，深感当地社头威灵赫赫，致仕时奉乐毅香火而归。果然祸福不爽，有求必应。因此，合境民众建祠祀焉，毁于清末。
乐厝村中有棵古荔枝，大约有430年的树龄。过去，枝繁叶茂，状如华盖，累累果实，香甜爽口，如今，已经老态龙钟、垂垂暮暮。
原来石后乡“石盾”祖先早先迁居此地，寮房有三、五座，饮用水井一口，这棵荔枝是其手植。后来，石姓祖先从这里迁往石后乡去了。就将此地让给乐姓祖先肇基立业，并嘱要爱护荔枝和水井，以念创业之艰辛。乐氏祖先感其好德仁义，对其创业倍加珍惜和爱护，代代相传，日久弥新。水井保存完好。至今村里人仍在饮用。
三屿村
三屿村，村前是江，江中有三个岛屿，故称三屿。在镇驻地东2公里，紧靠国道104线2186公里处，交通方便，是翁姓聚居地，有170户，1000多人，有完小1所。耕地面积344亩，以农为主，产稻谷、甘薯、茉莉花。海产有海蛎、蛏苗、鳗苗等。以产陶器闻名，日用陶器是传统产品。
三屿翁氏祖先初来乍到这里，看见此地峰环水抱，元气中含，俗朴人淳，更喜欢此处佳山秀水，可耕可樵，亦钓亦渔。于五代后汉天福十二年（947）由延平府（今福建南平）东山下肇迁三屿开基。开基始祖是都事公（质公），迄今历年千百余载，传36世。
三屿地处福安、霞浦、宁德三县要冲，历代作为军事重地。宋初“三县寨”设在三屿；元元贞初年（1295）移于蛇崎山；明洪武间（1368—1398）移于福宁松山。
南宋时，三屿村翁姓人氏有三位进士，《福宁府志》、《宁德县志》均有记载。这三位进士是：翁结，字上文（第10世），南宋淳熙元年（1174）甲午科进士，官至南宫学士。翁由诲，字汝和（第11世），南宋嘉定十年（1217）丁丑科吴潜榜进士，官朝散大夫、广东提举。翁禄，字学仲（第12世，由诲子），南宋绍定五年（1232）壬辰科进士，官临安仁和县教谕。
《三屿翁氏族谱》对“三进士”的记载与方志相符。但其族谱有载：“翁海，翁廷，翁邦英三位为庠生；翁启麒，翁尚贤二位为县学”。还记载清乾隆间翁启树、翁启承、翁日猷三位是恩赐正八品；翁日暖、公震拓二人是国子监太学生。
三屿村的陶器生产，历史悠久。《宁德市志》载：“制陶工艺于明天启间（1621—1627）传入三屿。”如此算来，已有390年历史。书中又载：“自宋代，宁德就开始对企业进行登记管理。北宋至和至南宋绍熙间（1054—1194），七都三屿的缸窑，飞鸾的碗窑，在开业之前要申报核准，并向官府缴税费。”这一句话中，推算三屿制陶业至少有800年历史。
三屿村大约有过半人，信奉天主教。天主教传入三屿村是清宣统元年（1909）。三屿天主教堂是民国三十二年（1943），由福建教会拨款兴建。
三屿村翁姓，郡望“盐官”，又有“六桂堂”之称。
“六桂堂”是我国一个十分著名的堂号，指的是南方闽、粤一带的洪、江、翁、方、龚、汪等六个姓氏。民国十六年出版的《六桂丛刊》中说：“六桂者，皆宋初翁乾度之子。”查翁、洪、江、方、龚、汪六氏族谱，虽然众说不一，但考其渊源，六家都确认“六姓原来是一家”，六姓的共同堂号都是“六桂堂”。
《洪氏族谱》载：“六桂分姓渊源诗”曰：
“落地三朝乳不通，生枝本姓公羽汪；长次不改父母志，三四改易是江洪。五子永归龚氏姓，六男自立以为方；枝分南北东西者，六姓原来是一宗。但愿儿孙知同族，姻缘嫁娶莫乱纲。”
罗厝村
罗厝村，罗姓聚居，故名。在镇驻地西南1.0公里，国道104线西南侧，属三乐村委会。村落集中成块状，28户，162人。耕地面积80亩，以农为主，主种稻、薯，兼产茶叶、茉莉花。种植龙眼、柑桔、荔枝。养猪、牛、羊、鸭。交通方便。
罗厝祖先的开基始祖是罗仕章。清康熙四十一年（1702），由福建宁化县石壁乡迁徙长汀。越二年（1704）迁往宁德县山甫源小溪村的溪仔里自然村定居。全家不论男女老少，起早摸黑专门种植青靛，生产蓝靛染料。寒来暑往，三十年始终如一，发家致富。后来蓝靛生意很好，扩大生意到日本、新加坡等东南亚国家，获取了大量财富，成为宁邑一富户。
清乾隆三十年（1765）正月，山甫源林、黄主村举办迎神赛会和社戏活动。本地上流人物派人抬轿，前往小溪溪仔里村，红帖邀请罗仕章光临观看。仕章到后几日，观光山甫源四处风景，认为此处山青水秀，靠山面海，水陆两便，正是适合自已宜居宜商的好所在。传说一日，罗仕章决定选址勘察，来到山甫源西南处，正遇十几个少年儿童在嬉玩唱歌。一个孩子唱：“门前喜鹊叫喳喳，屋后青山发吾家；靠山面海鱼米足，四季景色美如画。”另一个孩子对唱：“七都奉御塘，景色赛苏杭；永保千秋岁，福寿万年长。”罗仕章一心高兴，连连赞美：“美哉！妙哉！好彩头！吾居此地。”遂从七都小溪迁入今址。大兴士木，构造罗家大宅院。罗氏大宅院占地5.5亩（宽65米×深56米），四周高墙围栏，内有四扇厝8座，中间纵横巷弄行道共16条，前、中、后天井11个作为采光通风，并有水井、假山花圃。在大门楼正上方，有嘉庆元年（1796）福建总督罗文学赠送的金碧辉煌匾额：“五经拔萃”。
罗厝大院，在当时宁德全县都很出名。外地许多人慕名而来，进到里面转走半天，就忘了来路。后来，不幸连遭火毁，现在只遗留四周围栏高墙、水井和大量巨大而厚长的石料，仍然依稀可见当年的建筑是何等气派和恢宏！
中国南方的福建、广东罗氏，主要是由“豫章始祖”罗珠的后裔迁徙而来。罗姓入闽，较早是在西晋末年的永嘉之乱（也就是“八王之乱”）开始。尤其是后来“开漳始祖”陈元光带领中原汉人入闽，这其中就有罗姓族人。唐末王潮、王审知兄弟率兵进入福建，并建立了政权。当时军中数万人，其中不乏罗姓人。北宋末年“靖康之难”，北方百姓为了避战乱，大批相携入闽，罗姓人亦在其中。
三屿山概述
昔日未围堤之前，涨潮时，海水西由门峡头，东由斗门头两处汹涌而进，西陂塘一片茫茫海水。此时如能腾空鸟瞰，海面上凸显隔离大陆的骝屿、鸟屿、官扈山三个小岛，故此叫做三屿山。
三屿山中骝屿算第一大岛。东连门下、斗门头。西达西陂、田螺、雷东巅顶。东延下塘村及码头。其中，有人居住的有：门下村、骝屿村、下仓、西岐、沃里、田螺、熨斗（油库）、雷东里外两村、上塘、下塘、保安塘（畲族）计12个自然村。
鸟屿村，还有屿头村。背离浅滩约300米涂滩，经三个港汊与保安塘为邻。南瞻官扈岛。
官扈山只一村，面对岛屿岛，只隔两百米滩涂，背临三都玠溪港海。多倚浅海养殖为生。
上述三屿山本属六都，包括珍峰境，骝山东境、骝山西境、岐山境、福沃境、雷东境、郑乡境，安塘境、吉屿境、官扈境等十一个境。前清，上塘下塘保安塘三村总称郑湾村，因地处港湾海区而得名，行政管理应属漳湾镇。
三屿山地理位置和行政村庄。
三屿山是宁德市漳湾镇辖下。有门下村、骝屿村、下仓村、西岐村、沃里村、雷东里外两村、田螺（油库）村、熨斗村、上塘村、下塘村、保安塘村、鸟屿村、屿头村、官扈村等自然村。
其中骝屿、下仓、西岐、雷东、上塘、下塘、鸟屿、官扈、门下计9个行政村居民委员会和党支部。约有居民5100人。
地理位置在东经118.32北纬26.18，土地面积不详。气温零上4—38度。三屿山最高算骝屿山。顶峰名指甲鼻，海拔约180米。官扈和鸟屿海拔均不超35米。
自古以来，三屿山的地理位置脱离大陆形成三孤岛，西坡塘未围堤之前，潮水膨胀一大片汪洋，无数船帆往来，小至摇橹小舢板、渔舸，大至竖桅大艟艋。
沿海几个村庄，如骝屿、下仓、西岐、廉坑、郑岐、增坂等能泊舟楫的海岸小码头都有停船。艋艚船、瓜对船、割〓船，钓虫爱船、钩弹涂船、养蛏船等频繁进出，讨海营生。
西陂塘围堤历经三次，迄今沧海桑田面貌焕然一新。人们看见工业开发区工厂林立，建筑物如雨后春笋脱颖而出。贯穿西坡塘的中心路，起自漳湾斗门头，北抵104国道线，畅通便捷。高速公路腾空穿越西陂塘，汽车在西坡塘头顶呼啸飞驰，一派新兴美境。
二都自明朝年间肇基。传说宁德出个郑驸马，分三十六都，城关为一都，“二都”排列第二。今二都村“七澳头”，从鲎岐头至龟岩自然村属于仙泽境。“二都”当时，还包括飞鸾、梅田、碗窑、礁头、城澳等村。
下村有两个大沃，上是詹厝坑沃，全是姓陈。原早是姓詹人来迁居，后来詹家败落，改为陈厝坑，包括高厝里、高岩厝、个家下；下有林边沃，大部分姓林，包括下路、田乾墩、赖厝里，大洋，连接龟岩自然村，人口将近达2600人。
宫庙
二都本村又分为上下村，以大宫为界，宫上名曰上村，宫下名曰下村。大宫是上下村共同建造，该宫建于乾隆十二年，迄今建立200多春秋。2008年村人观其宫貌简陋，部分椽桁腐朽不堪，经上下村董事纠集村人谋议扩建，在多位企业家献款及群众配合下，把宫修竣。宫宽23.5米，深38米，宫正面立一个额匾上题“仙泽正境”四个大字，头座下戏台，上有凤凰池，中间天井至上座，厅面宽阔，能摆20多桌酒席。正座建三个大殿，中间坐着本境土主杉洋玛坑感应林公忠平王，左殿坐着筠竹坪忠烈恩王，右边坐着湄洲天后圣母。
宫后门有周姓人家居住，听上辈传说周姓已经发展99家了，据说若能上100家就会连续发展，之后周姓人家消退一段时间，目前又兴旺起来，达50左右家。
接下来还有几个大宫，先说鸭姆垅石仙齐天大圣宫，原早时是一个石洞，后来有个富翁尤利兴，有3000担田租，来到鸭姆垅石洞边迁居。尤利兴有异相，有个看相先生断定，如果他在宁德城内，必有官贵，而出了城30里只是一个富翁而已。此后他年迈身故，一段时间所居的房屋就丙丁了（火焚）。后人将原石洞建造一个宫，名曰石仙齐天大圣宫。
还有大禹平水尊王宫，建于乾隆三十二年二月十九日卯时，在民国十九年庚午岁被一个极大的台风刮倒。2000年年初，下村群众捐款重修，9月吉时竣工。宫后有个母厝名曰“茶场里”，曾出过一名武举林方陞，小名庆鑑，字立广，号远亭，生于道光癸卯，在宣统乙亥恩科武举，他使用一把提刀120斤，在1958年大炼钢铁时焚化。
二都麻里山脚有一座增福寺，原称麻坑堂。村谱载，清乾隆四十七年（1781年）村民陈锦登信仰佛教矢志如素，辟基迁芦念佛清修，至嘉庆已未年（1811年）其侄陈申田至斯堂，叔侄同修，自耕自养。至道光辛丑年（1841年）本村林毓禧，同林馨基、蔡志红集资纠集村人兴建大殿，彩塑三宝佛像。之后增福寺屡有毁损及修复。三中全会后两岸开放，族人林钦信（旅居台湾）热心公益，慷慨解囊，捐资修路公路直达到寺前。近年来，先后兴建天王殿、大雄宝殿，新建门楼、斋居、桥亭、放生池、墓塔、门亭和观音阁，并经民宗局登记成为合法宗教活动场所。
围塘造田
二都背山面海，极少水田，以前粮食很困难，只能利用海边山坡种地瓜，靠地瓜来做主粮，连小孩和年迈老人生了病要想一碗米粥都得不到。1972年黄建新任飞鸾镇党委书记，为改变二都缺粮面貌，党委决定围垦二都塘，得到上级批准和支持，从二都上村至下村龟岩自然村塘堤长3000多米。从1972年开始施工，上场民工除二都各村社员外，公社党委还调集辖区内山区各大队社员支援二都围塘，高潮时期上场民工有大几千人。男女齐心协力苦干数年，克服海潮和台风的侵袭带来的溃堤等困难，终于在1978年实现大堤合拢，接着进行堤岸加固和塘内土地平整、去盐碱，到81年就开始试播种，82年正式分田给沿海各生产队耕种。从此二都上下村群众才解决粮食困难，家家户户都吃白米饭。当年领导和负责二都塘围垦工程的除黄书记外，还有郑庆营（时任公社党委秘书，后来是副书记）、黄徐城（公社派驻二都工作队队长）等人。除了感谢党和政府，今天二都群众还在感念他们。
二都教育
二都的教育在1949年前是办私塾，都是寄在宫庙、祠堂或者房屋比较大的人家的大厅里办学。民国时期詹厝坑山头湾下村林钦昌重视教学，本人献资在山头湾建一座学堂（筑土墙盖瓦片），当时林钦昌住校教书，还当过校长。后因学校多年失修，椽桁瓦片腐烂，又被台风压得七零八落，到解放初期，没有学生在此读书，这学校就荒废了。1954—1955年有一个陆姓老师在宫兜大宫驻教，1956—1957年三都罗厝里罗步平先生接着教了3年，他一个人教不同年级的三个班，他教书特别好，对学生严肃，讲课好，学生成绩都优良，我当时就是他的学生。后来群众对教育重视了，学生一年比一年增加。到1961年，这一个破宫庙已容纳不下整个上下村来的许多学生，当时二都小公社负责人就向上级文教部门申请扩建学校。1962年上级拨一部分款，当地群众又通过将二都部分荔枝树杆出卖外海渔民（用于染网，防海水腐蚀）凑足部分款，将原先荒废学校的土墙和楼板修理好，到第三年，分出部分学生到山头湾学校读书。由于当年维修学校楼坪是用松木板铺盖，经过几年，楼坪开始腐烂，存在安全隐患，当时文教部门经济困难，无法拨款维修，本村经济困难，无能力兴建新校。一直到1993年沈炳麟先生捐助下村建学校并在政府支持下，选择下村大洋建“同庆楼”一座，现在学生在此安心读书。
二都物产
二都地形背山面海，种养牡蛎将近150年左右历史，村民主要靠村前海涂埕面讨小海挣钱来养家糊口。关于种养牡蛎的缘起，据前辈人说：起先有一个人去海面讨鱼虾，发现一根竹竿插在滩涂上，长有一串串像葫芦糖一样的贝壳，原来就是牡蛎。然后这人去山上砍一批竹杆插在滩涂上，却不见长蛎。后来霞浦县下浒乡有一个种蛎户前来借我村“虎矮凹”海埕种蛎，从此由霞浦人传授经验，砍来的新竹竿不能直接插，需经过太阳晒干，还要在立夏季节，先插滩涂土埕“寄促”（编者注：“促”，方言。学名藤壶）。到立秋季节，拔回来把“促”削（刮）掉，到白露季节，下水寄苗，寄后一星期就能看蛎苗泊在竹竿上。开头寄苗，竹竿在港汊里密密挤挨着，蛎苗附竿后，一天天长大，到大寒至立春节气，把密密麻麻的竹竿分开，按一定的间距插在港汊边种养，经一年左右牡蛎就可以收获了。有时遇台风期，竹子被台风刮断，乱七八糟，种蛎人纷纷下海捡在涂埕的竹杆，扶起插直，还用地瓜藤捆紧，直至冬至节气，户户家家都收成了。在古时，没有车运输，只靠肩挑各地去卖，古田、福安、罗源、还有水运至福林浦道头、福安赛岐、潭头、溪潭等地，出售不出去的晒蛎干，做咸蛎。因为二都海水沌洁、无污染、少淡水，蛎肉的味道特别好。好的年份二都上下村可收壳蛎二、三万担。二都种蛏也很多，有的生产队一年能收三、四百担海蛏。
二都养蚶的历史悠久，由于二都独特的地理和水质优势，养出的泥蚶以其壳薄，肉质肥满、色红血多、咸淡适宜，颗粒大小适中而驰名省内外。二都蚶的苗种，从浙江乐清那边买来，只有沙那么大，所以名叫沙种。先种暂养埕，经一个月时间能大了，好几倍，然后暂养埕就不够用了，另外开发蚶埕，土名叫“蚶围”。蚶的壳厚，生长周期长，都要养殖二年至三年才能成熟出售，好的年份全村收蚶可达万担。二都蚶，其壳18穴，血鲜红，能补身体，驰名各省市，深受到顾客喜欢。1949年前，二都蚶有运输至福州林浦道头出卖。
二都村，地形背山面海，始祖肇迁以来，山后种地瓜，推来地瓜米来当主粮。山上种部分荔枝，解放初期二都荔枝达3000株以上。1962年建大队部砍了一批。荔枝树又叫红柴，能熬汁染渔网用。外海地方，北茭、定海、筱埕的人，前来购买，砍了部分。二都荔枝结果，皮红、肉甜度高、营养好，可晒荔枝干，做罐头等。
还有海面生乌〓，〓肉味香甜，可以养虾、养蟳，还能做农家肥。海面土埕生各种螺、蛤、蟛蟹、鱆鱼、鳗鱼、虾蛄等，难以数尽。
二都的港道和山岗
二都种蛎的港道有：赤门港、沙凹港、红带港、方带港、英明港，还有深沟港、进石港、小筛港、紫头坪港、飞鸾港。种蛏和蚶的滩涂有：隔虎岗、深沟岗、八连排岗、大筛岗、小筛岗、紫头坪埕等地。
二都的后山，有名称的是：麻里山、尾山、竹林尾、六斗岗山、鸡角山、上虎岗山，山上造有杉松、柑桔、龙眼、荔枝等果。还有笔架山，山上三个峰像笔架，能做宁德七都林尚书祠堂风水，目前高速铁路隧道由笔架山山底经过。
梅田村四姓由来与经济物产
从飞鸾下苏村翻越大坪山岗就进入梅溪的塘田湾，梅溪古道从塘田村起，沿海边向东通往碗窑、礁头。古道上依次坐落着林、郑、周、王四姓自然村，总称梅溪村（现称梅田村）。梅溪地处城澳半岛西北，沿古道靠山面海（从飞鸾到三都的港道）呈一线排列的乡村，大体坐东，面向西北，所以日照时间长，据我所知，夏季最高温度可达摄氏39度，冬季最低温度零下五度。
据目前能看到有文字记载的资料判断，梅溪村林、郑、周、王四姓中，最早定居的是林姓人家。在宋朝年间就有过林仲麟、林仲虎兄弟二人，现在林厝里还存有林氏旧宅一座，为砖木结构六扇厝，其大门的泥塑对联“国学先生里，庆元君子家”，字迹至今仍清晰可辨。人们都说，这是林仲麟、林仲虎兄弟后人的住宅。
郑姓人家迁入时间应在林家之后，但人口繁衍较快，以至于很早就有“上郑”和“下郑”之称，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就分为上郑和下郑两个生产队。在两村交界的田湾，有一座砖木结构的六扇厝，却是黄姓人家的居室。在下郑白水垄溪边有一座闻名的“八扇盾”（现已被改建成为水产育苗室），还有一座砖木结构六扇厝，这几座房屋大都建造于清末民初。
周姓的迁入时间，按村落所占有农业可耕地的情况分析，应在郑厝之后，因为周厝所在的山麓没有什么腹地，可供开垦的山地比郑厝要少得多。据保存于碗窑七斗尾后山的周姓先祖墓碑文字判断，此墓建于清雍正元年（1723年），因碑文不辨，大约是周姓五世或六世祖，以此推算，周姓的迁入时间应在明朝天启或崇祯年间。周厝规模最大的六扇厝是上周的“重湖里”厝，土木结构，墙体是三合土夯筑，大门留存的对联“心存王室家声远，胄出儒林世泽长”，隐约透露出房屋主人的身份和地位，但笔者没有掌握什么证据，不敢妄加推测。这座周厝大屋建造于清晚期，其他还有三、四座六扇土木结构房子，规模都不大，均建造于上世纪四十年代末，五十年代初。
王姓的迁入时间，按农耕地理位置应晚于周姓。但相差时间不会太长。王厝的旧建筑除已拆除外，现今未见有规模较大的六扇厝。在周厝与王厝之间的古道上方原有“高盾”住家，下方有“吕厝”住家，两姓何时搬走不详，只留有地名，现今分别归周厝或王厝范围，房屋原址现已被盖起新房子和盖育苗室。
梅溪历史上主要从事农业，小农经济收入不多，村民以温饱、小康为奋斗目标。农业种植以番薯为主，兼种小麦，豌豆，水稻种植数量很少。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在塘田湾围海造田后，全村才有大面积的水稻种植。塘田湾原为廖姓先人围垦，后溃堤成海，重新围塘时，已称梅田生产大队，塘址由眠犬山至塘田榕树头。现叫旧塘。
主要经济作物：周厝在六十年代前曾种过青靛。郑厝和周厝都种过甘蔗，均设有榨糖的糖簝，生产的红糖主要供应沿海和附近山区各村的群众，郑厝糖簝是最迟停止榨糖生产的（1964年）。苎麻种植织济布历来是全村女性普遍的劳动业务。俗话有“随好有布经，随坏有仔生”，（意指女孩子从小跟好女人就能学会织布，跟坏女人学只会有私生子的可能）。把崇尚劳动的美德与品质道德相提并论，可见农耕社会对织布业的重视程度。放牧主要是水牛和山羊，草山场以塘田村（林厝并入塘田生产队）和郑厝较多。周厝略次之，王厝则更少。麻鸭放养则不论水田滩塗。养殖有海蛎，花蛤。塘田村在梅田塘未围垦前，海蛎养殖最多，因旧塘闸门通向飞鸾港的水位深，港道长，水质肥，几乎家家都有养植竹蛎。郑厝和周厝也有竹蛎的养殖人家。但因是小竹竿，从山上砍伐到寄养“藤壶”，一年后再拔回家刮掉“藤壶”，再插到港汊寄养生海蛎。苗全靠天然生长，生产过程非常繁琐，所以养殖并不普遍。花蛤在王厝村曾有过大规模的养殖，在五十年代初期和1966年，均产生过显著的经济效益。但由于海水污染等原因，产量衰退，不能持久生产，现在已经没了。
梅田全村普遍分布荔枝树，以郑厝、周厝为多，塘田、王厝次之，荔枝果的产量全靠自然因素，有的年份一粒都不生。荔枝树的树根和树干可以熬汁染木船的帆布和捕鱼的网，在当时也算是一桩买卖。传说林厝里原先有种橄榄树，林仲麟当年栽种的一株橄榄，其果核两头没有尖头，但后来这些树消失了。
煅烧壳灰属周厝最早，产量最多，郑厝和王厝均次之。但是王厝人在海滩中挖壳的技术最好。周厝人能驾驶木船，目前还有驾船送壳灰去福安、霞浦的老舵手在世。
梅溪各姓共同的信仰神明是以林仲麟生平最敬仰的黄岳为主（称“社头公”），还有五显大帝、奶娘共三尊神像。此外，各姓自然村另有各自信仰崇拜的神灵。上世纪六十年代修建飞鸾至礁头战备公路时，原有梅溪古道有并入公路的，有被开垦的，有盖了房子的，保留在村庄中的也被拓宽铺了水泥。只在林厝旧宅往南方向还有五、六十米的古路头。有趣的是在这古道上繁衍生活的林、郑、周、王，包括后来并入的廖姓，其族源的主支或分支竟是同一个血缘。漫长的历史迁播，有过多少曲折的故事，却又无意中在这古道上相聚相邻。据线装书出版局（2008年第一版）郑宏峰、张红主编的《中华姓氏》中有关“廖”、“林”、“郑”、“周”、“王”各姓源流的论述，廖、林、郑、周、王匀源于姬姓，同为周朝王室之裔。
略谈碗窑近代史
碗窑是宁德蕉城区管辖下的一个行政村，地处山下海边，从王厝岗下坡起至礁头三石外，全村东西长五公里多。后背高山，前临内海，农地极少，计起不上三平方公里的土地，包括七斗尾、里窑、菜园尾、坑仔、新窑、大坑、畲母髻、内厝、尖石、礁头等自然村（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期，礁头被划归三都管辖）。
碗窑的奇岩怪穴很多，如：观音山，龙虾岗，弥勒向肚，出军旗，龟蛇会口，灯火调壁，白象山，童子拜观音，占石，虎头山，石洞，回头马等。经两三百年开发，多处山穴因挖瓷土而破坏，也有因道路建设、军队建设被炸平。如：虎头山，此山地处海边，当时涨潮时还是一座有五百平方米左右的小岛。占石，它也是在海边，涨潮时好像寺庙里的铁钟放在海边，它高约十二～十五米，面积只有二十多平方米。现所保存完好的是大坑石洞、里窑观音山。观音庙里的童子拜观音也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受一些极左人损坏，现是人工修整起来的。
碗窑山多处是土质，是半风化和全风化的泥土，高质的占少量，是适应生产粗碗所用的原料，碗窑又处于三都港边沿，能与大海相通，海运条件十分有利。我们祖先发现这里有丰富的瓷器原料高岭土和可通往四面八方的海运条件，他们千辛万苦从千里之外迁移到这里开发生产瓷器，这是一项很了不起的历史事件。
虽然历史短，地盘少，人口不多，可是它有数百年独特的瓷业村之称。居民大部分（也属主体部分）是从闽南迁来的，又有离祖不离腔的传统风俗，全村保持数百年对内使用闽南话，甚至从外地娶入的女人，从外村迁来的居民也学讲闽南话，而且基本上保持闽南生活习惯。
山高水长是福地，安居乐业子孙贤。为了让我们的子孙能了解历史基本概况，特把世代老人的传说以及本人数十年的所闻所见作简要分述，供后人参考。
祖先有大志，步涉千里寻福地。
鸿基已奠成，全靠双手创家业。
—、碗窑是何时开发、瓷业是怎样发展起来的
瓷业是怎样发展起来以及祖先为什么要离开闽南亲人和祖地来这里开发瓷业，这个问题是身为碗窑的后人都想了解的。
最初的开发在何时，以往老人的说法不是很统一，有的讲是康熙后期，也有人说是乾隆初期。认定是在乾隆初期开发，还是有道理的。那时到现在有两百六七十年了，不过开发是有先有后的，真正大批迁来的还是乾隆中后期。最早开发地不是现在的碗窑，而是梅田的后山“琯后村”，也有在碗窑后山“大岭头”。以后逐步向山下以及海边，里窑后山“中浚顶”、桥仔头、虎柜湾，再后又向两头海边发展。当时也有人从事农业生产。现在七斗尾地段，以前是一段田地，能种七斗种子，叫七斗阳，现在叫七斗尾。当时里窑街有两片田地，以溪为界分南北两段。靠瓷厂厂区那片（南）田叫下岐塘，对面（北）叫上岐塘。从中堂至坑仔有段不连片园地，因缺水只能种地瓜、种菜，所以叫菜园尾。从占石至新窑的农地中有一丘田地比较大，所以叫大丘田。
当时碗窑这片地是荒地，按地理位置属飞鸾管辖，在此兴建窑厂所以名叫飞鸾窑。名叫飞鸾窑的历史有数十年，以后碗窑瓷业的规模扩大了，人口也增多，后来自然而然就改叫碗窑了。
清代期间，闽南地区乡下，特别是山区，经济不发达，因为人口多，生活空间有限，有事业大志、有远见的男子都想跑出去闯天下。福建是中国第二大侨乡，闽南又是福建侨乡的重点，香港、台湾也有很多人是闽南迁去的，特别是台湾。还有浙江平阳、本省福鼎沙埕、霞浦三沙等地也有不少是闽南迁入的。我们祖先迁来这里也是类似的情况。
以上讲过，从开发飞鸾窑起到现在有二百七十几年，发展规模是从小到大。据说，发展最快，规模较大的时期是十九世纪中期到甲午战争，头尾有五六十年。最旺盛时全村有三十六条蛇窑，全年烧窑次数近三千窑次，个别高产窑一年能烧一百窑次，大部分窑年烧六十至八十窑次。那个时候全村先后有泉泰、锦春、锦和、泰和、金兴、锦兴、兴利、双成、永成、益吉、成泰、泉益、德记、元和、顺盛、锦顺、广成、仁记等，前后总计有数十家厂家招牌。
有人问，一年产瓷碗那么多都销何处？据老人说，我们闽东从古以来是茶叶的产区，也是土纸、香菇、笋干产区，此类土特产是通过海运到台湾、山东、大连以及东北等地销售。当时海运工具是木帆船，在运载轻质物资时，在船的底层必须装上一部分沙石，使船在大海行驶才能稳定。由此需开支一定成本，后来出现有头脑的商客船工，他们改用我们碗窑出产的粗厚瓷碗来代替沙石。
经过改革，节省成本开支，同时将碗在目的地出售还能挣钱。这一经验不多久就被所有运输船采用，他们一年二度北上，来碗窑买碗的商客越来越多。为什么讲一年二度北上呢？因为木船在大海航行是要等季节、选气候，利用顺风的风力来作推动力，每年二、八月份是风平浪静时期，就是“二八好行舟”。
由于多数北上运输船都要购碗，出现碗销路好，紧缺到脱销，由此促进我们扩大规模。因为碗窑只有那么多的人口，所生产的碗量还是供不应求。后来客商采取定金定货，上半年订下半年，今年订明年。规模大的产家及有资本的商人可直接接收定单，然后低价向小厂收购以备到期发货。
福建在中国位置属东南方，经从浙江、上海至辽宁叫北上。我们生产的瓷碗要适应远途运输，因此要厚、碗脚要大，才能适应远运要求，这叫“大北碗”，而销往浙江、江苏、台湾等地的就没有那么厚和重，叫“小北碗”。
数十年内，在这一小块地方就盖起大木房四十余座，很多房子大门上挂起“贡元”大牌。据说，当时碗窑大小府户共买有三千五百多亩地，该田大部分在漳湾、六都、七都，也有在本地后山的。最大一户是“细锦顺”，一户就有田租一千多担。到一百多年前的甲午战争后，碗业一直衰败，因衰败时间太长，田地逐年卖出，到解放时几乎卖光，所以土改时碗窑评地主成分的比较少。
碗窑的衰退起于甲午战争，台湾划赔日本，之后东北三省又被日本侵占，接下来，我国东南沿海及沿海各省市也被占领，直到1945年抗战胜利后才转败为兴。
借这谈古论今的机会，顺便介绍两个家族祖先的故事。
[=此处为插图（碗窑古民居的匾额）=]
（一）黄家。我的祖先迁到这里按推算可能是乾隆末期到嘉庆初期，距今大约有两百一二十年的历史了，传到我的玄孙辈总计九代。我祖家是德化县东门外离城五里，村名“官露霞”的黄家，现黄姓有千余人口。据德化宗亲介绍，他们原先是安溪迁进德化的，距今有五百余年，安溪黄就是开元黄，是当时四子分“四安”而迁安溪的。
我们家族从清代末至解放初期己失去与德化祖亲交往，到1959年德化瓷厂有位技术员来宁德瓷厂进行技术指导时，我父亲托他联系后才接上的，从此我们与祖亲又有往来了。
我的祖先初来宁德时是单枪匹马到这里，以砍柴割草为生，过了多年，他把父亲的骨灰背来这里安葬，又把他的儿子带来这里干活，家属留在祖家务农。他的儿子是我的高祖，很有经商的才能，到宁德不久就配合其父亲做小生意，从此就逐步发展。娶妻、育子、买房、买田地、纳贡以及建筑大墓等事业。据说我的祖宗没有办窑厂，发家的来源是做生意及从事碗的收购转卖。我家族发展到现在有十几户人家，共六十余口人。
（二）“三落厝”蔡家。就是益吉、泉益、德记、仁记的祖先。他的祖家是南安县西山镇南田村人。据传说，他有两个哥哥。那年年底，他母亲做六十大寿。两兄长为母亲贺寿，买了很多寿包送给亲戚朋友，他无能力参与合办。由于他是单身汉，以流动理发为生，到十二月二十九下午才回家。他母亲看到儿子回来满身潮湿，狼狈不堪，心里很难受，顺手抓来两个寿包给他吃。他接过母亲的寿包流下眼泪，认为兄长会给母亲做寿，自己还吃母亲给的包，觉得自己很不孝。到了大年初三早上，他来到他母亲的身前向她磕头，对母亲说：“我这次出家门，如果改变不了命运就不回来，你就当是没有生过我这个儿子，你就跟两个哥哥过，我也会放心。”他就这样拜别母亲，离开了家。
蔡家祖先了解闽东有很多闽南人，于是也想迁到这里久居。从出家门是边理发边向北行，到了飞鸾岭顶眼看就要到目的地了，此时是三月雨季，当时飞鸾往罗源的路是红泥路，再加下雨路滑，不小心滑了一跤，所有理发的工具丢的丢失的失，他自己也满身是泥。此时他大哭一场，向天发誓说：“我计划在飞鸾窑久居，日后发达之时我要把这条路修建完好。”
他到碗窑开了一家理发店，生意淡淡。过了几年，有一天有位客人来理发，在谈话中，客人建议他说：“你是姓蔡，也是闽南迁来的，我的大人（首领）也是姓蔡，同是闽南人，他对乡亲很热情，日后有机会去拜会他，向他认个亲，不会让你吃亏的。”这个客人是蔡坚的部下。
时过半年蔡首领来碗窑，这位客人来告知，蔡家祖先备好了全猪节酒以及果品等送去向蔡首领认亲，首领很高兴，收下礼品。时过数月，首领想起乡亲送礼一事，就指令士兵将今日劫回来的那条商船上贵重的货物搬进营房，余下数百捆科藤运到碗窑给蔡某。
蔡坚是当时劫富济贫的大海盗，也叫反军，他有九十九只双帆大木船，士兵数千人，驻守福建沿海浮鹰、四灀、马祖等岛屿。蔡首领也是从闽南来这里做工，几年后走上此路的。
蔡家祖先收到科藤，数日后有位罗源小贩来购买两捆，到家打开发现每捆内有白银两百块，连夜赶来再买。蔡家认为卖价可能太低，就把客人留下过夜，明日发货。然后集合几个人到仓库计划将每捆抽几条出来（当时是按捆定价的），打开后发现有银圆，将计就计取出银圆再捆好出售。由此得到从天上掉下的大财而起家的。数年后就动工建造现在的飞鸾岭道。现存的宽、长、平、顺的飞鸾岭就是碗窑“三落厝”蔡，也是七斗尾蔡家祖先独家建造。岭边还栽数百棵青松树以遮夏日，大松树历年被坏，现在还有少数尚存。
据说，蔡坚原来在碗窑是干重活——“拨土工”，有一天几个人在厂房喝酒时，大家都在谈天说地，他酒气大发，顺手拿起一把土锹标入泥池，出现土锹不浸池底，他自认为是会出头的人，由此他一心想干大事，过了月余，他一人去抢劫了一条小木船起家。
二、历来从业情况
历史上把村名叫碗窑，因当时生产的全是碗，没有杯、盘，所以叫碗窑。但是在不同的年代，不同的行业所占的比例也是不一样的，上面介绍过碗窑有大丘田，七斗尾田，上歧塘，下岐塘，那时瓷业在碗窑占有数并不绝对，到了全村有三十六条蛇窑时，其农地大部分变成了窑地，厂基以及建房盖屋，劳动力也都投入工业上。那时村里基本上没有专业务农人员。到了二十世纪初期因战乱之害，工厂大部分关停，为了吃饭，一部分人上山开荒造地，种地瓜，栽果树等向农业方向发展，由此一直发展到解放后。土地改革时期，全村90%以上人评为贫农、下中农或中农成分。
历史上特别是一百多年前，碗窑很少人去经商开店或其他手工业，如打铁、打银、做桶、做鞋、缝衣、理发、做竹、泥工等业，绝大多数是外地人来搞。商业方面也是如此，布店、南杂、鱼鲜、粮店、酒库、医药以及饼店也都是外地人来开。
[=此处为插图（碗窑村碗匣砌成的墙）=]
碗窑前辈人过于倾向一边业发展，没有考虑长远。所以到了甲午战争，台湾被日本侵占，海上运输受阻，商船无法通行，碗的销路中断，被迫使大部分的工厂停产，出现无路可退，吃了大亏。从此以后改变了生活门路，寻找多种机会就业。
以上所讲的手工艺及商店大部分是外地人来搞，但是他们也有很多人久居在这里做碗窑人。据老人们说，碗窑开发初期到十九世纪中期，那时碗窑没有商店，其日常用品包括粮食布匹等都是外乡村、外县的小贩用扁担挑到这里供应，特别以罗源人为多。
碗窑人受以上的教训吃了亏，现在聪明起来了。解放后，特别是改革开放后，政府对教育的重视，碗窑的下辈人的受教育普及率较高，受高等教育的人也不少，由此改变了碗窑人靠做碗为生的命运。利用改革开放之机，从事经商的人不少，现在所有的商店全都是自己村里的人开的。碗窑人生意还做到外村外乡、县城，甚至到外省，如北京、上海、广州等地。
碗窑人在这数十年内不但懂得了向商业发展，就是做工也是向时代所需的工种发展，如：木匠、泥工、铁件加工业、机械修理业、开车等等。参加政府部门工作的也不少，还有在乡镇工作，当空姐，当记者等。向其他方面发展也很多，如发展种果树、养蜂、海滩养殖、海水养鱼等业。
三、姓氏及人口变化
碗窑不上两平方公里的地盘，人口也不多，但有大小姓氏三十几个，人口最多的是黄姓，其次是蔡姓，叶姓居第三。每年农历七月祭祖节，也叫七月半节，前辈人为了市场购买鱼肉酒菜不出现紧张及不同姓氏的互请互送等起见，把这个节日划分三天过。叶姓排在七月十三，蔡姓在十四，黄姓在十五，其他各姓由他们自定，这一乡规直到现在还在施行。据说最早迁到这里的不是大姓黄、蔡，而是廖、邓、洪、侯、叶、许、徐、柯等姓，这部分姓氏人口发展较慢，现有人口极少，有的姓已经不存在。过去很多老人认为碗窑没有洪姓，可是在二十余年前，我帮堂兄料理建墓时，在山地深层挖出一个骨罐，罐盖上有标洪姓，有此为据，大家才认同有这个洪姓存在。碗窑历史上的姓氏除以上所提外尚有：吴、曾、郭、郑、林、张、李、裴、王、周、余、陈、孙、朱、刘、杨、苏、龚、彭、蒋、高等。
碗窑所有人口不完全是闽南迁来的，很多是邻村、城关以及外县迁来的。就闽南迁来在当时也不见很多，因为经两三百年发展才有今天这么多。举个例子吧，以上所介绍的七斗尾蔡家，当时迁来这里只有他一人，现在数十户，就是我家族也有十来户六十余人，还有元和、锦春、锦顺等黄家，他们也都有数十户，人口有两三百人。
迁来碗窑定居的闽南人人口发展以后再转居外地的以往极少。据了解，叶姓有几家迁到本地后山顶、洋尾、岭头等地发展农林业。还有几家蔡、郑、杨姓迁往礁头发展渔业。到了二十世纪前后，从中日战争后，这数十年国家有难，民众受灾，我们的碗厂多数关停。为了生活，不少人迁到霞浦盐田、溪南、飞鸾、福州等地。那时候碗窑人口只有一千上下。抗日胜利后，特别是解放后，我们的瓷业又复兴了，而且在六十年代至八十年代人口大发展。因为当时瓷业在振兴，原先迁出的人也陆续迁回，也有不少外地人迁来这里。再加当时没有计生，任意发展等的原因，据有关人说，当时碗窑人口达四千五百余人，是最高峰。从九十年代后村里人口又出现大量外流，其原因：（1）碗窑群众文化素质提高，参与政府各部门工作人员不少；（2）市场开放，到外地，特别到城关经商的人无数；（3）瓷业衰退，多余的劳力出去打工；（4）为了子孙上学，老人就医方便，迁到城关居住；（5）实施计划生育，生的少，死的多等。现在人口只有两千多，已经少了一大半。
四、劳资斗争及“五艺”组织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碗窑这个小地方、小工厂，劳资斗争也很激烈，经常发生罢工，在当时称“会假”。工人队伍虽然是一盘散沙，但其中也有威信高、有才能的人，称为“工头”，他们会起来为集体的利益做贡献。工头们眼亮耳明，发现产品销路好时或有所提价时，他们就会来“会假”，逼资方调高工资，有的是全部停工，也有一两个工序停工。方法是派一个人在夜晚在全村鸣锣宣告和张贴停工条约，工友们听到消息第二天就全不出工。企业主得知此消息后，经各企业主集体商议后派代表来向工头们商量协商，得出结论后就再次鸣锣复工。
五大工序在古代叫“五艺”，这“五艺”是：做厘、做碗、上釉、装烧、仝碗（包装）。工头们根据当时窑业规模计算相应的各工序人数，按人头入册，并发其证书，不准其自由发展。日后有发展要经工头批准。工头们根据当时各工序短缺情况来定发展人数，批准发展的人要向工头缴纳一定的费用，领到证书后才能参与学业。该证书，过去叫“合同”，此合同可使用两代人，就是本人百年后可给儿子或孙子接上学业，如果自己的子孙不干此行，该证可以转卖，但不可二顶。
各工序工头们参看行业发展的程度，几年再发展几个。工头们所收入的发展金，除了用于经费开支，余下的归他们所得。
工头们采取工种人头计划发展，这在一两百年前可算是非常科学的方法，它有利于少数工头，也有利于全体工人，为免放任自由而无计划发展，发展太多就不可贵而变贱。这其实也是向资本斗争的一种科学的手段。
当时碗窑企业主对待工人也有一套拉拢的方法。正月初五是一年的第一天兴工日，所有的工人都要按时上班，但初四企业主要设宴请自己的工人聚餐，名叫兴工酒。还有每年农历五月十六是七宝尊主生日，也叫窑公生日，资方要集资搬三天戏，这既是庆贺窑公生日，同时还要宴请工人。三天戏要搬六本，头本戏来演之前要加演两个小节目，是必演的节目，它叫“老仙偷桃”、“文王拖车”。这意味着我们的事业要长兴久存。因为老仙偷桃，该桃是蟠桃，神话故事说，要三千年开花，三千年结果。文王亲自去渭水请姜子牙来助政，而且自己车让子牙坐，自己去拖车。因为周朝是我国坐朝时间最长的朝代，这两个小节目，是意味着我们的陶瓷工业能长兴久存。
资方还有一种对待工人的方法，这明看是照顾，其实是捆绑工人。每年年终给每个工人结算一次帐，结算后资方又提一笔款预借给工人作为过年用，这样每位工人都有预支工资，当时叫“压头钱”。这笔“压头钱”数额不一，有的工序人头不足，有的人技术好，产量高，出工满等。这类人资方怕他走出到别家，有特别照顾。借欠越多就被资方绑得越紧，年年要为他卖力。
过去当一个工人生活实在没保障，不但没有医保、社保、也没有福利，而且年轻时有人要，老了靠边站；体健力强有人要，体弱多病没人要；男人有人要，女人没人要；技术好的有人要，技术差的没人要。需要时你来干，不需要时你回家。
在工人队伍中也有一种不公的规定。开发碗窑叶姓家族比较早，也是第三大姓，他们祖先到这里，大部分人从事采矿业，到山上开采瓷土是一项特耗体力的劳动，为此，他们逐步发明，专修一条拖土路直达矿点，把开采出来的原土装在筐子内，放在平底架上从专用的拖路拖下来。这一方法效率很高，一个劳力一天采运原土近一吨。这一方法只属叶姓人，其他姓人去挖土只能用肩挑，不准采用拖，其他姓的人去另修一条路也不行，这条乡规民约好像现在办专利一样。这一规定在现在讲是没经政府批准的专利，是一项不公的乡规，可是该制度一直拖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才自然废除。
五、与邻村关系
我们的祖先迁到这里时，当地周边邻村人都把我们当成外来客、“闽南疯”等看待，少数横恶人经常欺负我们。我们祖先从远方跋涉迁到这里是为了开发，为了事业，是准备长久生存在这片土地上，对小节的事都少于计较。从中以我所听到的传说，以及亲耳所闻，亲眼所见的几例争斗之事为证，简介如下：
据老人传说，在清朝同治年间，碗窑村与二都村发生一次武力争斗。事因碗窑村每年一度观音佛祖请火游神引起。当时请火是到车里湾后山寺庙请，其路程必从二都村过境，二都少数人利用借口来刁难碗窑村人，年年都有出现小吵小闹。有一年过境时，有人从楼上将大便倒到神轿顶，此次碗窑村人力量不足，又是足踩他地不敢迎战而回。第二年碗窑村人考虑类似事态还会发生，所以选派出发的人几乎都是有武艺的汉子，照样路经此地，事态果然再发，这次斗争对方吃了亏。对方不甘心，用金钱去买通县长，几天后县长亲自来碗窑，威势很大。正在这个时候，听说省里庄大人到罗源视察，碗窑村组织一帮人连夜赶到罗源求见庄大人。因为庄大人是闽南人，听说老乡人出事，他很重视，顺便来宁德。此时有人说省里庄大人到宁德，县长不相信，他还说：“庄大人一钱买三尊。”几小时后县里派人报知，县长马上回城迎接。在接待时庄大人只讲两句话：“天下神天下人来敬，何必神旗变军令。此事你亲自离城，城池交给谁。”从此县长对闹事一案不敢提起，此案就这样消失。此后我村佛祖请火改到罗源“圣水寺”，并一直坚持到解放初期。
1943年秋季，我们村前海滩自然生出很多海〓，有劳力人下海收割以补日常。有一天有几位正在收割海〓时被一帮王厝人（邻村）围攻殴打，他们说：“海上的东西包括海〓都是本村所有，碗窑人只能去做碗。”这引起了全村人的不服气，异口同声认为近两千人口的村庄被三四百人的小村人无理欺负。两天后由群众自发组织百余人带上铁锹、木棒浩浩荡荡地冲入对方的村内，此时王厝全村人都跑光。这时碗窑村人都很有规则，没有损坏他们一丝一毫，只是想压压对方的嚣张气焰。
我村很多人在飞鸾以挑担抬轿为生，飞鸾回碗窑，王厝是必经之路。两天后，有几位碗窑人回家经过此地时被他们围攻。村里一些人发现此事，也把他们正在碗窑做买卖的几人捆起来，由此事态扩大，对方人去飞鸾投靠“地头人”，把碗窑村一方告到县里。出现案情后，我方被迫也求请村里的名人出面对付。该案由县法院判决：1、海滩属公有，共同受益，任何一方不得干扰；2、两方的人来人往是个人人身自由，不得用任何手段阻止或干预；3、碗窑大帮人马冲进他村是违法，判处村主拘留三个月。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是抗日战争时期，闽东南沿海很乱，抢劫的土匪船无数，影响闽东近海县市商船与福州交易往来，商客采取陆运的办法，即货物及客人从飞鸾到福州，那时飞鸾非常热闹。碗窑很多人住在飞鸾抬轿挑担，这部分人经常受当地人欺负，吵闹打架时时有发生。有一次打架，意想不到会得到驻军支持。这支部队是省保安驻飞鸾独立排，排长是闽南人，老乡观点很强，平时看见碗窑人都称老乡，与碗窑人经常接触。那天得知打架事，他本人带一个班武装整队出来助威，向飞鸾人宣告：“今后再无理欺负人跟你们不客气。”此后一段时间就相安无事了。
一九七二年碗窑瓷厂一时产品外销有困难，工厂开工不足劳力剩余。此时，政府下令抽调瓷厂一批劳力往东湖塘整地耕田。有一天瓷厂一条小船运送物资到东湖塘金蛇头码头，因码头太小船只又多，瓷厂小船碰动了当地人的渔船，就这样当地渔民动手打了瓷厂船工。该船工被打后，跑到瓷厂工房，把被打经过告诉工友们。当时一部分工友赶到码头，双方大闹一场，有的已经扭成一团了。此时好在双方都有领导人在场劝阻，才免出大事。事后瓷厂一方有几位工友认为兄弟们就这样受白打，那我们准备长期在这里搞农场能站住脚吗。有几位连夜赶回家乡大造舆论，谎说某某人被打断几条骨头，某某人被打得不省人事，都住进医院等等。引起了家乡群众的气愤，特别是被谎说打伤的工友的亲友们。第二天发动群众两百余人，租六条民船集合两百多人带上铁锹、木棒等工具送往东湖塘。东湖塘那个村名叫金蛇头村，只有二三十户，靠打渔为生，总人口只有一百来人，听到我方有两百余人要进村的消息，全村男女老少都跑到邻村亲友家去。此事县里知道后开了几部车到现场阻止事态的扩大，此时大部分人都听从指挥，但是一小部分不听，私自冲入人家屋里乱做一场。由此转变了案情性质，本是被人欺负，变成欺人犯罪。过后几天县里开办学习班，有到农场助威的人全部参加学习班，经过半个月的学习班后，政府宣布判决意见：有参与助威的人要罚款（按不同情况罚不等数额），指定五人为主犯，判处六至十年徒刑。
以上所举的几起例子是指与邻村发生矛盾之事，所有这类事情都是两方少数人度量小，不懂国法，不讲和睦，没有为大局利益着想的不文明人所行。我们祖先移居这里将近三百年，与邻村关系和好方面还是很多。比如嫁娶成亲一事吧，每年都有不少外地姑娘嫁入我村，同时也有我村女儿出嫁外地，历来如此，出现数代成亲成戚。对于交朋结友，互帮互助，联手办事等方面也不少见。我认为，如果是在当今文化发达的时代，法律健全的时期，以上所列的矛盾斗殴之类事是不会发生的。
六、文化素质的变化
忆想今昔，我们村人的文化素质差别变化很大。此地虽是工业之区，但古代穷人对文化很不重视，认为有工做才有饭吃，就算有了一生的好生活，所以大部分人在子女十来岁时就想办法安排他们进工厂学点手艺或做童工，女孩子七八岁就跟母亲去工厂学习，也是帮忙画花。以往人对待女孩子、女人有轻看。可讲绝对话，那时代碗窑村女人是百分百文盲，男的也只有百分几有读三至五年古书，这些人是家庭子女少或经济条件比较好的子弟。可是文化素质那么低的村庄里还有出两位秀才，而且还是亲兄弟。在民国时期，我们村也有一个大学本科生。古代的秀才，解放前的大学生，他们都是富户子弟。
[=此处为插图（飞礁公路边的碗窑人家）=]
古代有知识的人那么少的主要原因：一、封建社会政府不管教育，读书是群众自行之事；二、当时社会有钱家庭专聘一位老师在家里教一两个学生，也有几户共聘一位老师教几个学生，穷者就无法做到；三、贫穷家庭，特别是多子女家庭，孩子七八岁就靠他（她）帮忙带弟妹，十二、三岁就盼他挣钱助家日常，根本没考虑安排读书，也无能安排。到了二十世纪，民国时期，国家对教育有所重视，开设公办的学堂，但国力有限，办的学校也不像样，再加贫苦群众历代不重视文化的思想遗留太深，大多数人认为穷人靠双手、体力吃饭，读书是当官子弟、财主人的子孙之事。由此种种原因带来世代的文盲。
没有文化的人很容易出奇事和笑话。在这里举几个例子：一、做工人向老板领工钱是常事，可是不少工人对支领条不会写，连自己的名字都要别人代签；二、有的人把土地或房屋出卖，在契约上不是用签名，而是用环号的形式“φ”，连卖妻卖子也是这样办（这种签字形式不知外村人是否采用）；三、很多人自己生孩子或添孙子也无法为他做名，出现奇奇怪怪名字在碗窑多的是，如：十二生肖都有人名，连十二生肖外的猫、鸭、狮等也有人名，甚至名叫臭头，臭耳，臭酸，臭屁股等等的都有。
解放后政府重视教育，特别是改革开放后，党和政府大抓教育事业，由此促进，碗窑人也认识到“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这个道理。
现在我村年轻人，无论男女百分百普及初中文化（指三十岁以下的男女），大专以上文凭有一两百个，还有研究生博士生数人。
以上既介绍过，现在有很多碗窑人在政府各部门及各事业单位工作，可以断定，再过十年我村的大学生、研究生还会更多。
顺便在这里谈谈我家人的文化程度吧，我父亲少年时只念三年古书，我本人念三个月古书及三年小学，我两个弟弟也只读到小学毕业，但我们的下辈有的已经中学毕业，有的正在读，大专以上文凭的有九人，其中研究生两位，这尚未包括子媳妇及侄媳妇。
上面讲过我们碗窑人的祖先绝大部分，是文盲，可是在其他文化方面还是很活跃的，如：逢年过节年轻人就组织起来，把闽南传说的，也是宁德独一无二的拖长纸龙，舞布青狮，搞得全村热热闹闹。到解放前后还有自编自演的宣传队（演出队）。在一百多年前我们村的拳术很出名，村里有办多家小武馆，多数的年轻体健的男性都有学过几招本领，高手的还给人当保镖。
我们的祖先对武术的兴趣上面已介绍过，邻村人把我们当作外来客“闽南疯”等看待，为了防暴，自卫而学。此项活动一直延续到二十世纪初，碗窑瓷业大败时才消失。
七、碗窑三年“小香港”
1939年是日本侵略我国最猖狂的年份之一，全国沿海各省及海上要道都被日军侵占。福建福州也不例外，马尾港被日军战舰镇守，不让船只进出，影响了商船往来。一个省会城市商业流通受阻是个大事，省市政府决定，福州与上海往来货船改从三都港装卸，而后用人力运送到福州，又将福州的土特产带回运往上海。由此选定碗窑作为转运站。当时地方政府很支持，下令碗窑将所有的几十座大木房子全部让出，以应福州各商行作转运货仓（有租金）。由此碗窑一下子变成一个非常热闹的村庄。突然出现无数人来客住，有做生意的，有福州各商行派来的管理员，以及周边农村农民来挑担、抬轿、做搬运的等等。碗窑群众人人都有活干。那时碗窑没有电灯，只用汽灯，夜里全村彻夜通明。里窑街戏台及观音庙戏台经常日夜搬戏。在这个小地方尚有好几家菜馆，也有客栈及饭店，也吸引了很多外地的大盗小偷，以及外地卖身女人等，可称当时“小香港”。一部分做生意及当工头的人发了国难财。当时羊毛衫在国是极少有人穿，在农村更难谈上，可是那时碗窑穿羊毛衫的人还是不少，贵重药品、进口布匹、高等枣类等物资也是常见的。
什么叫上海车、英国船？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我国的大海运输工具很缺乏。当时福州、上海的货运是托英国轮船运输，它是烧煤炭的机动船，简称“车船”，是向英国人租来的，又叫“英国船”。该货船停靠在三都与礁头的海面上，而后由木船转运货物上岸，又把福建的土特产装上运往上海。一般一条船进来需5到7天才能出港。由于时间抓很紧，所以采取日夜卸装，劳力用得很多。这样给货物增加了高额的成本。
到1941年春，日本的战略有些转变，把占领福建的兵力及军舰调走一部分到其他战场，福建马尾港有所放松，上海的货船可以停靠到琯头庭头村，仓库设在东岐。由此碗窑又恢复原样。
八、开办四十年的国有瓷厂
解放初期，十几家瓷厂由于种种原因无法经营而全面停产，数百工人要吃饭怎么办，工商业者主动提出把产业（厂房、窑炉、工具、剩余原材料）盘交，借给工人们去自产自销，这样就自然产生互助组，在不长时间发展了二十余家，规模大的四五十人一条窑，小的两三个组共一条窑，当时销路不广，只销本省沿海县市及福州等地。上半年是瓷业的淡季，基本停产，工人们去务农，下半年开始生产，就这样维持三四个年头。
1955年全国生产合作化高潮开始，县里的手工业联合社成立，对碗窑很重视，九月份派了五位工作队员来碗窑协助办社。这次来碗窑只选三个大组，都在里窑，办一个初级碗业社。到了1956年五月份县手联社又派八人来把二十余个组统一起来，办成两个高级社，里窑称一社，有社员270余人，外窑为二社，社员230余人。合作化是全国性，各行各业都办起来，经营分工，工厂只管抓生产，商业供销社负责推销产品、供应原材料，由此工厂不用担心无销路，全心投入生产。由合作社形式经营两年半时间，这段时间搞得很热闹，社员就业稳定，集体也有节余。
1958年“大跃进”运动开始，全国各地大办工厂，我们县也不例外。办工厂要大笔资金，在建国初期的政府财政有困难，县里研究采用多种形式来动员群众投资，飞鸾片由财政科长毕晚运、县农业银行行长苏凤荣等人来办宣展会，此时飞鸾税务所长王锦周建议我们利用这个机会去找毕、苏俩领导，求他们帮忙把碗业社转办国营。此建议我们认为有道理。第二天组织五个人（一社：陈则龙、黄细番及我，二社：蔡朱和、王美梅）到飞鸾找毕、苏二人，把碗窑各方面有利条件及眼前的困难等向他们汇报和要求支持转为国营。他们听了我们的汇报很高兴，他们讲，会议结束后，一定把你们的要求向县委汇报。几天后在县委会议上，毕、苏俩人果真把我们的要求排到会议议程上。起初县委指定由手联社负责办，手联社认为当时碗窑工农矛盾大，要求到年底再来考虑。毕科长不赞成手联社的意见，他说：“越是有矛盾、有困难就越要及时去调解它，支持它。如果手联社认为有难处，让我们财政科办。”县委会议同意毕科长的意见，就委托财政科为主办理。财政科接受办厂任务就委派飞鸾税务所所长王锦周带数人来碗窑。此时是1958年8月，经过多场大小会议及办理合并手续等工作，在大会上宣布决定“社转厂”的有关事项，并公布转厂日期：1958年10月1日，厂名：“地方国营宁德县碗窑瓷器厂”，王锦周为代厂长。经过几个月的办厂过程没出什么矛盾意见，顺利地完成“社转厂”任务。
1958年底县里把手工业联合社改为工业局，因名称改为工业局，就该统管工业，县委决定把碗窑瓷器厂转交给工业局管理。由此把建厂时间改为1959年1月1日，厂名改为“地方国营宁德县瓷厂”，人员也做一番变动，县里派黄嫩康为厂长，两个月后派琚裕为书记。
瓷厂是当时宁德最大的工厂，县委为加强党组织，决定把原党支部改为党委，同时把农业合并起来，由瓷厂党委统一领导，劳动力统一安排，务农的也定月薪，吃大食堂，经济统一核算等。由此化解了矛盾，有利于领导。
当时是“大跃进”时代，各级党委都重视手工业，瓷厂再加有农业的劳动力支持，当年任务完成得很好，而农业方面完成较差。
1959年全国农业大减产，特别是粮食大减产。1960年出现大饥荒，政府转为大抓农业，县委决定碗窑工农要分开，把一时列进工业的劳力下放到农业战线上去。这一划分工作从1960年秋开始，分三批办理下放，到1961年春季才结束。
碗窑的瓷器从我们祖先开发至解放初期都是用手工成型，都是大小碗类，其质量是粗、厚、重、黑。办厂初期有开发生产耐火砖低压电瓷，并发展部分机制碗及少量注浆品。1964年发现福安县白溪村有质量很高的瓷土矿，而且存量丰富。当时县里及厂里都很重视，组织技术人员及时做出少量样品送往省轻工厅及厦门出口公司，由此得到有关部门的支持，从1965年开始生产部分出口产品。
1969年至1971年这头尾三年瓷器销路出现一些小波动。其原因有二：
（一）、在1969年前后与白溪村发生了矛盾，对方认为没有他们的瓷土，碗窑就无法搞出口生产，采取大涨价，而且还想组织办一个独立核算的矿场。由此我厂被迫发动群众及组织专人到各地寻找土矿。有两三年时间与白溪村没有往来。那段时间我厂用过霞浦盐田土、福鼎白琳土，本村后山大湖北、溪竹坂、大岭头、山占尾湖、大岗、乌岩等地土。由于原料质量不稳定，影响产品质量，最终影响了信誉，引起出口量大大减少。
（二）、因“文化大革命”动乱，国民经济受损，群众购买力下降，影响了内销产品销量。由以上原因出现产大于销，产品积压很多，不敢大量生产，劳动力剩余，县、厂两级采取组织劳力上山开荒造地，种地瓜，另组织一部分劳力到东湖塘平整田地种田。县里又决定把下马的水泥厂移交给瓷厂，作瓷厂一附属车间，生产水泥，由此来消耗劳动力。
1971年下半年，瓷器销势好转。省轻工厅很关心宁德瓷厂，到1972年1月份正是春节前夕，省轻工厅孔厅长亲自来视察，到三月份省计委、轻工厅联合下文要我厂上报建造隧道窑计划。为此厂党委派我、蔡朱和、叶阿孙三人往厦门、龙海参观。回厂后于五月份把整套计划向省、地、县有关部门上报，到1973年初，省里批复，随后陆续拨款。厂里的基建工作需要专人来干，着手筹备基建组织及开展一系列筹建工作。当时建材紧缺，无论是三材还是机械、五金配件等都缺乏，再加以后规模扩大对三材及资金追求增拨等原因，使基建工作断断续续延到1979年才竣工投产。
隧道窑是烧柴油，当时燃油很紧张，是国家计划、统管物资，省里批给的指标数只应全年需要量的三分之二，尚缺部分要由地、县解决。在地县的重视和海军的支持下，隧道窑投入生产两次，头尾四年，到1982年5月份实在无法坚持下去，县、厂领导决定恢复龙窑生产。当时几条龙窑保留比较完好，又是松林砍枝季节，从七月份又改烧龙窑。
1986年上级派黄兆庚来瓷厂任厂长，此时是改革开放创新年代，他就任时心想改变瓷厂单独生产日用瓷器的生产模式而向时代急需的东西发展，为此他发动技术人员试搞围棋子、人造大理石，因技术关难过、质量欠佳、市场又没打开而停产。随后他又想向建筑瓷发展，亲自带报告上省里求援，省计委及轻工厅很赞成。一个多月后，省里批文并拨给大笔技改资金。接到批文后厂里马上组织人马，订购设备，改造窑炉，购买材料以及技术实验等一系列紧张工作，终于在1987年秋投入大批试产。由于出现技术关问题，质量合格率不高，再加当时日用瓷（碗类）很畅销，一年内连续调价两次，还供不应求，由此引起领导班子意见不统一，有部分眼光短浅的人起来反对继续试产瓷片，尚有一部分人讲：“碗窑是碗的历史，只能生产碗。”等等，在种种压力下，瓷片停止生产。
国内的所有日用品在市场上经常会出现供需矛盾，这叫波浪式市场。日用瓷器在当时一度销势好，价值高，有条件生产出口的瓷厂都倾向生产出口品，内销量大大减少，出现国内市场供不应求，后经政府批准两次调价，以促进生产计划调整，时过年余就调和了市场，到九十年代初又陆续出现了滞销。在吃二茬苦时，有一部分人回忆当初没坚持走建筑瓷生产是患鼠目寸光、错估形势的错误，是历史的错误。
改革开放多年，我厂还是停留不前，没有多大前途可望，使一部分技术人才陆续离开，对产品的品种造型无法创新，质量管理不适应，产品质量不如以前，影响出口销量。内销品市场基本饱和，在市场竞争中落后于人，再加是老厂，旧债多，利息负担重以及离退休人员多，对医疗社保等开支大，设备陈旧，技术人员少，职工素质低，职工年龄逐年老化等等，使厂失去竞争力。后几年在困难中克服再克服，最终到1998年无法坚持下去而全面关停。
九、集体与私有瓷业的发展
从1960年农工分开管理后，分管农业的社队干部考虑碗窑只有两百多亩山地，一年种地瓜所收成的粗粮还不够农业千余人的口粮，不搞点其他副业是不行的，为此，他们发动群众开山造地，栽果树，种香蕉，同时在黄则钦、郑阿兰、蔡阿回等领导下，特别是黄则钦任二十余年支部书记，在他领导下兴建瓷业龙窑三条，后又向化工填科瓷发展。接着在县镇的支持下建造两座水电站，发展电烧瓷窑等等。在这二十余年里属农业家庭的生活过得不比工业的差。
从八十年代后半期开始，因市场竞争激烈，技术人才少，再加管理不善等因素，瓷业出现了一段低潮。到九十年代初期，电窑出租给台商，个体户也发展了两条龙窑。1995年以李成良为主的经营、生产化工填料瓷的俊杰公司成立，在李成良的掌管下，销售门路打开，生产发展很快，为碗窑解决数百男女劳力就业问题。俊杰公司与李成良也分别成为优秀企业单位和个人企业家。
结语
因无法取到历史文字记载，能了解历史的老人又不多，所以对解放前，特别是十九世纪前的情况无法详细介绍，再加本人文化程度低，对文字组织不很通顺，望参阅者多多谅解。
千秋事业原非易，万代根基由来深。
开天辟地三百载，艰苦创业为后人。
今天利用这一机会在此撰写前后四对词，是来表谢开基碗窑的先人们。
碗窑村的制瓷业及其它
蕉城区飞鸾镇碗窑村，总人口3000多人，依山面海，地形狭长，沿飞礁线公路绵延四五公里，海上交通便利，是个外来人口聚居地。自距今大概300多年前的清康熙、雍正至道光年间一二百年，陆陆续续从闽南泉州、安溪、南安等地迁入于此，至今仍说闽南语，村民以制瓷为业。
制瓷是一项古老的制作工艺。把从山上挖下的适合制作瓷器的高岭土加工制作成粉末，用于淘洗泥浆，是一项比较危险的工作。首先，要从采土处到水碓房之间开辟一条像滑梯一样的简易滑道，再用竹子做的大筐（能装七八百斤甚至上千斤）装上土，置于一个木架上（像独轮车去掉轮子，但其把柄却是向上），人在前头，将绳索套在肩上往前拉，手扶把柄掌握方向。这样向下滑动的速度很快，稍有不慎，没有掌握好平衡、方向和速度就有可能连人带土翻入山涧造成事故。同时，采土矿处也时有塌方，把人给埋了。据老人讲，解放前就在碗窑的后山上，一次塌方就把九个人给埋了，至今人们仍把那个地方叫做“九人墓”。
成品瓷器的完成要经过许多人的多道工序。其中最关键的几道工序是瓷土的配方、釉料的配方、匣砵的制作、碗的成型、入窑烧造火候的控制等。过去由于无仪器检测，这些都需靠师傅多年的经验。所以旧时东家（即厂主）对那些技术好经验丰富的师傅，在过年之前就提前把定金预付给师傅，约定来年为他做工。那时那些技术好的师傅是十分吃香的。那时我爷爷黄长纬做的是上釉，懂得釉料配方（即釉的成分与碗坯相协调），两个叔叔（黄开茂、黄开发）做碗，最小的叔叔黄开锵解放后学烧窑，他们的技术都很了得。听老一辈讲从十九世纪中叶到民国初期碗市兴旺，经济繁荣，据说鼎盛时期有三十多座龙窑。仅就我所知光窑号（招牌）就有永盛、锦春、锦和、元和、泰和、金鑫、顺盛、泉泰、广成、开元、永成、金兴、益吉、成泰、长兴等等，这其中“元和”是我们家第三代守谷公创立的窑号。这一时期小小的碗窑村先后建造了几十座在那时算是十分气派的大房子，其中尤以七斗尾村的呈梅花型的五座大房子为最，每座占地都在一亩左右，最大的一座占地一亩多，有三层楼十二个天井。那时我们的先辈也纷纷到各处购置田产，据我父亲讲在他小时候每年冬天都有从福安、霞浦、三都等地用船运来的田租。那时是按房轮流收租，由于我们这一房人丁兴旺，需十几年才能轮到一次。
那时，我们家第六世公黄嘉修（字焕庚）、黄嘉珙俩兄弟先后考中秀才，而后焕庚公习医并精于医理，名闻乡里。民国四年（1915年），县长沈守经的女儿及侄孙染病，城里众医束手，后经友人举荐焕庚公往视，应手而效，沈县长大喜馈重金以酬谢，并赠一匾，上书“深明医理”以彰其名。焕庚公于是年冬致书沈大人深表谢忱（见附图）。
由于军阀连年混战，和后来日本鬼子侵略百业凋敝，民不聊生，碗市亦一落千丈，各窑号纷纷倒闭，百姓纷纷逃离故土外出谋生，卖儿卖女卖房卖妻子的比比皆是。青壮年除了被抓壮丁外都去挑罗源担挑福州担谋生，父亲那时也去挑罗源担。在日本人侵占三都时有许多人被日本人抓去干活，其中有一个碗窑人被日本狼狗活活咬死，另有数人被日本人炸死……在旧中国碗窑人和全国人民一样经历了深重的苦难，这段悲惨的历史我们永远都不该忘记！只有共产党领导人民推翻三座大山，赶走日本鬼子，人民才迎来了崭新的美好生活。
蔡洋山乡村概述
金涵西部山区包括浮坪村、中前村、上洋村、菰洋村和后溪村等五个行政村，所辖区域统称“蔡洋山”。
后溪村位于金涵乡西部，距离城关45华里，全村300多户，1500多人，集中居住，全村都姓吴。吴氏祠堂设立在村子东边，他们的祖先是从连江川堂迁移过来，距今已有300多年历史。
后溪原属罗源县管辖，因为村庄与罗源林家村和中房镇（过去又称“河洋”）相邻，在各方面交流中受其影响很大，在民情相处中他们也都结成亲戚，甚至后溪村民的话语都是“河洋”声调。但对罗源来说，后溪算是罗源偏远的北部边界村，不便于管理，后来就划到宁德辖区。
后溪村南与罗源交界，西与古田辖区交界，北邻洋中、石后，东与菰洋村相邻。
后溪村区域广，水田面积多，以生产稻谷为主，除了满足本村村民口粮外，还有余粮出售。此外，林业面积分布很广，资源丰富，其中以杉、杂木、毛竹为主。杂木烧硬炭是后溪的特优条件，用之不尽，取之不竭，一九五八年大炼钢年代，县政府发动全县人民（包括居民）上山去后溪挑硬炭，路上成群结队，可谓壮观，但后溪的木炭永远挑不完。
硬炭是用杂木烧成的，木质真好，后溪人建炭窑技术高，烧炭水平超群。
建炭窑要选择平地，但上下层相差1.5米左右，在上坵挖一个直径4—5米的圆坑，将准备好的杂木取之规定长短装入窑洞中。木材要直立转满挤实，使窑顶成馒头形，面顶覆盖泥土打实。在顶上分十字线，十字线必须三孔在上坵，一孔在下坵，上三孔作烟出口，下孔要靠近窑并低于窑底，作为进火口，用燃料在进火口烧，让热从火口进，经窑内木材从小烟口出去，这样带走木材中的水分，使其干燥至发火燃烧，然后停止烧火，堵往进火口，使之内燃。观察烟情，当烟离地20公分后就可将三个烟口堵死密封，让窑内部分未烧木材高温闷烧，待冷却后，开窑出炭。这样烧出来的炭，质量高、无烟、火力猛，是炉炼、烤干的好火料。用大量杂木烧炭，提高了经济价值，便于运输，节省运输费，增加经济效益。
此外，毛竹收益也很大，除了生笋外，大部分作为造纸原料。每年立夏前后，嫩竹长出一二节枝条时就可大量砍伐下来（叫杀竹），取之长短，堆放到预先挖好的干池中，一层竹一层石灰排好，压实。上面还要撒下大量石灰，放入适量水进行泡制。三个月翻料一次，让上下里外泡制均匀，再三个月就可放掉石灰水捞起竹料，用清水洗净、捣烂又放入用石头围成的圆圈，让牛来踩，使之成浆泥，然后就可搬入造纸房浸泡，造成粗纸。古代这种纸用途很广，价值很高，当时是后溪村民的主要经济收入。
七十年代后，这种副业没有人做了，主要是造纸原料遭到破坏，大量笋被挖，竹也少了。九十年代后，大面积种植茶叶，村里办起了茶叶加工厂，收购茶叶给村民提供了方便，厂房收购，加工出售，又进入一种新的经济体系，原先各家各户的手工艺全都不见了。农村经济进入另一种新的发展形式。
后溪村的交通很不方便，过去没有路，货物靠人肩膀挑。路又难走，中房、林家一带姑娘都不愿意嫁到后溪。说是村前“三重漈”，村居“三陡巅”，话中之意，不管往哪个方向走，都摆脱不了爬坡登岭的命运，所以不愿意嫁到这么艰苦的村子来。后溪的农产品要出售，大部分是往宁德城关，他们进城一次，往返要90华里，挑担走路更为辛苦，他们从下半夜二三点钟动身，到城关将货物出售后，再买些生活品回到家里已是晚八九点钟，这就是他们当时必走之路，奈何不了。
后溪东走10华里，就是菰洋村，全村人口860左右，由十个自然村组成菰洋行政村，属内辖村：百丈、施洋坪、下坪、巷头、松坪村、良伞树村、稆坵村、欠墓村、下茶洋村。菰洋村是村委会所在地，本村村民有40多户，300多人口，村内村民姓郑、姓萧为主，姓林也有两三户，有300多年村史。从村内旧址发现，在此之前曾早有人住过。在这一历史时期是郑家祖先先迁入，所以站在郑家门口眼能看到耕地，山业都是郑家祖先的。萧家祖先是从汀州府，因战乱避逃外出的，翻越千山万水历尽千辛万苦才来到菰洋背面。一部分山业也是离村在外。当时萧家祖先是种菁为业（菁是一种用于作染料用的植物），时长日久，后来从郑家祖先手买了部分耕地，生活一天天好了，两兄弟思乡心切，于是决定返回。走到半途中，遭受风暴，失一人剩下一人，只好又回到菰洋，后来取钟氏为妻，繁衍至今有300多人。
多年后，子孙满堂，守业是维持不了生活，萧家前辈开始经营生意。他们将蔡洋山这一带村中收购各家各户的茶叶，经过简易加工，雇人挑往福州等地出售，从中赢（获）利，从而也带动本地区经济，提高了生活水平。五个兄弟盖起五座大房子，每座房子占地面积都有1.5亩，据说当时还是通用银圆，一担茶叶去换一担白银回来，经济一下腾飞，在菰洋办起书塾，让少年儿童有了学习的机会，同时招收了浮坪、上洋村的少年儿童入学。
菰洋村村民信神佛，据前辈谈宫庙历史时说：当时村里没有宫庙，不知怎的飞来一个香炉，落于现在宫位处，村民们就议论纷纷，全村村民就商议着郑萧两家合建宫庙之事。这时可能是郑家祖先意见不统一，于是无法决定。就在关键时候，在一天晴天上午，听到一声巨响，在建宫处后山高空上出现一个头戴高冠，身穿盔甲，手持宝剑，金光闪闪的武神在空中展转，十几钟分后，徐徐落下香炉处，不见了。因郑家的房子都在宫的对面，所以他们都很清楚地看到了。此后，大家毫无异言，相信神的威灵，心齐了，干劲就足，大家行动起来，挖地基砌石，筑墙，很快顺利地完成建宫庙的工程。至今百余年了，宫庙虽然经过几次修建，比原来更宽畅了，但整体未变。
像这样大的专用来供神和演戏的宫庙，蔡洋山中的后溪村、菰洋村、百丈村、上洋村、浮坪村五个村有。百丈自然村在百丈龙潭对面，龙亭就建在百丈村，与龙潭遥遥相望，所以大旱季节有时别处没雨，而菰洋百丈有雨，有人说：“龙王开小门。”百丈千尺瀑布飞溅起五颜六色的水蒸气都散落在百丈溪亭的大地上，这里的植物特别翠绿长青。
菰洋村的北部是上洋村，这一带最高峰——莲花峰就是上洋村的后门山，上洋村的房子就建在莲花峰的下半山腰，没有平地，层层梯田，有七座房子建在梯形陡壁上，十几户，人口百余。邻近有大坪脚、黄连坑、大牙、大坪、深梦、黄贝等自然村相连组成上洋行政村。这里的村民姓陈为主、还有阮、林等姓，村的路下水田处，也有座宫庙，设戏台，每年正月都会做戏，并全村办伙食，看戏的人不管来自何方，上洋村的村民都会以主人身份拉客进房用膳。上洋的交通也不便，过去也都靠肩挑手提，经济十分贫困。自2000年后，从菰洋上头分支路，用水泥铺成一条公路，现在方便多了，木头，毛竹出售都是一车车运往城关。
东进就是浮坪村，浮坪行政村由油行村、贝头村、蔡洋村、欧坑村、上丈村、梨坪村、蜡烛村、牛坪村等自然村组成。村委会设在油行村，因油行村地理位置中心，是后溪村、菰洋村、上洋村所辖村进城必经之道。油行村房子不多，但都在通道两旁，利于排摊，开店，做小吃，行人到此都有些累，借此休息一下，喝喝水，或吃点东西，给行人带来很多方便，所以村境热闹、繁华、兴旺。村民以农为主，闲时也增加各种副业收入。
油行村再东走二三里便是浮坪自然村，村子集中有三四座大房子，人口300多人。在村水尾处有座大宫庙，过去每年春节快结束时浮坪的村民也各站路口，把客人拉往自家里，免费供餐，不生不熟也会被拉入，凡是来看戏的都是客，拉你吃饭。
浮坪东进往北侧望去，山坡中民房座座，那就是前岭村、黄竹村、当岗村，这一带统称中前行政村，村委会设在前岭，人口650人，是畲族村。他们都以农耕为主，农闲时砍柴为度生副业，而现绝大部分都搬金涵，城关。公路从浮坪接进，通到前岭村。
在2004年后，蔡洋山都修了公路，后溪虽然有一段路未通，但从罗源林家村那里以5倍的田地对换，也开通了4公里路，运货由罗源那边来往也很方便。老路也没人走了，原来的蔡洋岭道野草丛生，荒芜了。村民们望着那高耸入云的蔡洋岭高峰，双脚乏力难起步，脑子里却是“车”的召唤，但又有谁知道，在那没车时代的蔡洋岭上的村民，他们的意志那么坚强，他的脚是那么有力，从不畏怕山高岭峻，他们的生活是何等的艰辛！
蔡洋山和宁德蔡氏
在宁德县（即现在的蕉城区）的西北，有一山地名蔡洋。该地离城二十余华里，曾是一个山高岭峻、土地贫瘠、交通闭塞的小山村。元朝末年，宁德蔡氏始祖蔡南益从闽南漳州府漳浦县八角井迁徙宁德，在此地落籍，开基创业和繁衍生息。经过几代人的艰苦耕耘，把原本荒芜贫瘠之地改造成生机勃勃、郁郁葱葱、欣欣向荣的山村。至今金涵乡浮坪行政村的蔡洋村、蔡贝村和中前行政村的蔡洋亭村以及蔡洋岭等地名一直留在蕉城区的地籍上。在蔡洋山上仍可看到蔡氏上祖故居地厝坪遗址的轮廓。该厝坪坐东北朝西南，周围山峰峦叠，参天挺拔的树林成月牙形簇拥着这块古老的发祥地。用石块堆砌而成、各具特色的狮墓、虎墓、鼓墓，虽然没有墓志铭，但周围山村的人们至今仍牢牢记得这是宁德蔡氏始祖至六世先祖的安葬地。这些古墓形态栩栩如生，有的像一匹温顺的狮子在安定地沉睡着；有的犹如一只威武的猛虎，雄踞在万山丛中；有的形似大鼓，墓地紧贴在鼓面上。
元朝末年，蔡南益携妻带子从闽南漳州府漳浦县八角井迁徙宁德后，在蔡洋山白手起家，艰辛创业。他以种菁为主业，附以茶叶等其它农作。菁是一种经济效益较高的作物，乾隆版《宁德县志·物产·草属》记载：“大菁，制为菁靛，可以染，高二尺，性好阴，栽于背阳之处。邑以种菁为业者，大抵皆汀人也。”蔡南益生二子，长子珍瑯，次子玖瑯。玖瑯于洪武九年（1376年）入伍充南京滁州卫军，旋调四川建昌卫（今四川西昌）。其后裔曾数次回宁：玖瑯之孙蔡发于弘治十八年（1505年）第一次回宁，正德十二年（1517年）再次回宁，嘉靖十七年（1538年）第三次回宁。蔡发第三孙蔡林于隆庆六年（1572年）和万历九年（1581年）两次回宁。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蔡发曾孙时宁也曾回宁。蔡南益长子珍瑯则一直在宁德发展。他们披荆斩棘，劈山开荒，艰苦创业，发展生产改变了贫困的面貌，使蔡洋山成了适合于居住的“世外桃源”。其后蔡南益又购置了山场，从四都涵道蔡洋岭起至后溪隔溪为界，左至麒麟岗狮子头，右至龙亭岗疆溪涵道止，此范围内的山场是时俱属蔡家。蔡南益在该地还建有神宫、大厅等建筑。后迁至城邑，其宫香火交托郑家看管。经过几代人的苦心经营，蔡氏逐渐站稳了脚跟，人丁逐渐兴旺，家业也形成了一定的规模。
蔡氏七世祖三溪的远见卓识使家族发展产生了转折性的变化。嘉庆十九年（1540年），蔡三溪率家人从蔡洋经金溪、驿马站（野麻葚）两次迁徙后，最终定居于县城北门外，为蔡氏家族的发展史翻开了崭新的篇章。蔡三溪及其以后的几代人，通过艰辛努力，终于完成了由山区向平原、从农村向城镇、由务农向经商过渡的历史使命。此后，蔡氏子孙的活动地域不断向外拓展，视野更加开阔，社会生活和地位也发生了根本性的深刻变化。同时也更加重视人才的教育与培养。八世景榛将其手置的三千四百斤田租作为“油灯田”以鼓励子孙读书上进。十三世后对培养子弟更加重视。至十六世时，历代先辈已为教育后代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结出丰硕的果实。同时也为宁德城乡重视教育，培养人才产生了积极影响。
到了清代中叶，随着蔡氏十六世祖蔡志谅的步入社会，蔡氏家族进入了历史的鼎盛时期。蔡志谅靠经营茶叶、陶瓷生意发家而成为当时的宁德首富，人称“蔡百万”。他曾于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独自捐资两万六千八百余两白银重修县学文庙和明伦堂，同时还捐资修建白鹤岭官道，嘉庆进士国史馆总纂、周墩人魏敬中为之记，并在白鹤岭上勒石为记。另外，占地面积3.24亩，宏构精美的“蔡氏家庙”也是在他独自出资并亲自主持下，于清道光二十六年农历八月十三日（1846年）动工，至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八月二十四日告竣。
蔡志谅生有步钟、步镛、步镳、步銮四子，均官居四品以上职务。
长子蔡步钟曾任刑部员外郎、四川雅州府知府，升任云南按察使，正三品衔，是清代任文官职务最高的宁德人。蔡步钟故后，葬于金涵坑里村。墓为“风”字型大墓，墓志铭为清道光十六年状元，福州人林鸿年撰写，记述了蔡步钟擒拿石达开有“功”的事迹。从这时起，宁德蔡氏文化、经济发展都进入了巅峰时期。从仕途来看，计有举人五位、贡生二十二位、七品以上官职者二十余位；从商业来看，拥有规模可观的钱庄、当铺、渔行、盐务、粮食、茶业、陶瓷、纸业、酒业等产业，经营范围遍及福宁府的宁德、霞浦、福安、福鼎及福州、罗源、连江等地。并购买有良田千顷，一年收租一千五百多担。同时还拥有相当数量的海埕、盐埕、房屋、山林等等。此时蔡氏家族声誉如日中天，当之无愧地成为了宁德第一望族。
蔡氏家族出过一些为地方政治、经济、文化建设和中国革命做出贡献的知名人士，除上述名人外，其代表人物还有蔡景榕、蔡世宏、蔡明绅、蔡祖熙、蔡威等。其中飘零日本的大明秀才蔡景榕还有一段离奇的遭遇，简介如下：
蔡景榕（1538—1609）字尚秀，自号东来。金涵蔡洋人，明嘉靖三十五年丙辰科秀才。
明嘉靖四十年（1561年）十月，倭寇侵占宁城。翌年五月初九，蔡景榕被倭所掳，东渡扶桑，时年25岁。被贩卖为奴，后又转卖于商人，无业可就。适逢八月十五日，商人携景榕往松原山南林寺焚香，谒见高僧俊可。僧循问景榕身世。因言语不通，他要来纸笔，书曰“大明秀才蔡景榕”。僧欲面试其才，指庭前芙蓉为题。景榕见物思情，挥毫书下：“风来翠盖动，露滴霞杯浓。不与春芳竞，秋江独逞容。”僧瞥他一眼说：“真秀才矣，我当留之。”僧备八千文向商人赎出，留在寺里，抄写经文。暇时，师徒常作文交流，深研诗书。景榕在日两年多，搜集日本岛珍贵资料，包括地理位置、建置沿革、民俗礼节、建筑结构、衣着饮食、物产气候、文化艺术等等。年余，景榕学通日语，高僧深爱其才，意欲挽留，为其娶妻，置田产，以断其思乡之念。但终难动其归心。景榕借扇画“归雁”为题，诗曰：“金风萧瑟碧天秋，浅水平芦亦楚游。万里青霄终一去，野凫无计漫相留。”僧知无法强留，便周密安排他回归中国。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九月二十一日，众僧为景榕饯行。他乘漳州人张姓之船返回。十月二十四日抵达漳州龙海县海澄镇月港。嘉靖四十五年春，他具状向福建都察中丞汪南泯及学宪姜阿风呈诉身世学历，并把所搜集的日本岛资料编纂成册，呈奉上司。学宪察其遭遇，准其照旧补为廪生。万历八年（1580年）充为岁贡，司训衔，时年43岁。万历十年（1582年）官兴化训导，后由兴化调任北京香河县训导。尔后又升江西兴国教谕、湖广随州学正。为官15载，任职期内，勤奋攻读。常教诲子孙，人应以国为重，官应下恤黎民。县人称颂。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蔡景榕年六十岁，告老还乡。万历二十六年，著有《海国生还集》一书，现存福建师大图书馆。该书对研究明代倭寇入侵闽浙沿海的历史和当时日本国风俗民情，提供了很有价值的资料。
井上村的古建筑和古道
金涵乡井上村位于乡驻地东北4.6公里，104国道边，寨顶山南麓，村落集中，地处平原，与濂坑、上兰、郑岐、贝头四村相毗邻，1979年成立生产大队，1984年改为村委会，4个村民小组，127户，530多人，全村概是王氏一姓。
相传井上村原名阮家衕村，建村于北宋元佑四年（1089），王氏开基祖金谷公由福安穆阳桂林村携眷迁居到此处。现传代二十六世，王氏族谱中记载现有人丁1300多人，常居住在本村500多人。村中有座王氏宗祠，俗称祖厅，分为前后两栋楼，占地面积约2400平方米。宗祠建于清朝雍正九年（1730）坐东朝西，面向寨顶山，宗祠大门前建有风水池一个，面积310平方米。大门左下方有清代古井一口，井建于清朝乾隆四十五年（1779），后因村民都居住在井的上方，故阮家衕村更名为井上村。这口古井井水清澈，且甘甜可口，今村民还在饮用。宗祠内部多为木结构，前楼中间建有戏台一个，每年的农历正月十五迎神，七月十四祭祖，节庆演戏等村民都聚集在这里设场活动。宗祠因年代久远，失修，后经王志力等老人多次召集王氏宗亲集资投劳，于2000年至2001年对后、前两栋楼进行翻建，内部保持原来结构，外墙墙体保留原状，历时一年零七个月完成。
井上村曾在乾隆年间有过富甲一方的时光，据说村里有位大户，拥有良田2000余亩，周围村庄如濂坑、烟亭、上兰等村民都来租地耕种，年收租稻谷量达2200多担。村内古建筑大多是木构房屋和青砖大厝，大部分古屋都是建于乾隆年间或修建于乾隆年间。其中有座青砖大厝，建造于乾隆四十八年（1782），至今已二百多年。大厝上下有房间98间，还有地下暗间，后方与两座青砖厝相连，可以互通。后方的房子说是这位大户人家给仆人居住和做辗米房、马栏用，这座房子因房间多，故得名“大座”，房子至今还保存完好，现还有村民居住。
村庄后面有条古道、宽4米多，长6.3公里，古道修建于清光绪十二年（1886）。古道途经郑岐、增坂、下坂等村，1979年前是这几个村庄通往宁德县城的主要交通要道，西陂塘未围垦之前郑岐、增坂、下坂村庄的农产品都是从这条古道输运往宁德县城销售，海产品则夜间用板车（人力车）运到井上村，暂寄存在王氏宗祠里，待第二天用拖拉机运往古田等地销售。1979年1月西陂塘围垦竣工，接着建设北桥塘公路（沈海高速连接线），后郑岐、增坂、下坂等村交通逐渐改往北桥塘公路。建于光绪年间的这条古道至今在这几个村庄，还在做机耕道使用。
金涵畲村上金贝
上金贝是个纯畲族行政村，距宁德市区七公里，海拔325米，面积3.5平方公里，耕地面积3185亩，林地824亩，现有村民82户303人，保留着悠久的畲族古文化、古民居、古民俗、古文物。
上金贝有涌金石、盘砣石、灵响石、乌马石、潜鳞沼、双石屏、碧水帘、蒙泉井、长老岩、祥云岩等“十奇”景观。还有古寺金贝寺，曾是明朝吏部尚书林聪修学处，至今还留有石槽、石柱、石塔、古井。村边有一座神秘古墓，为福建最大的僧人墓塔。村后的山峰八仙顶，八座岩体山峰各具神态，传说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留下的仙迹。
畲族大部分居住在山区，村落分散，交通不便，生存环境恶劣，疫病容易流行。在长期与疾病斗争中，逐步形成了具有民族特色的畲医畲药文化。金贝村的畲族草药很有实用价值，其专科性强，具有特殊传艺方式，独特的疾病观和治疗方法，擅长用捏、抓、挑、刮和针刺疗法治痧症，用草药秘方治不孕症、正骨疗伤，盛行食物疗法，在治疗妇科、外科、妇产科、中暑、跌打损伤等方面具有突出疗效。随着畲医因年事高或去世，部分畲药已失传或即将失传。
金贝村民房多为依山建造，村庄后有浓郁茂密的树林。这些树林是祖辈传下来的，称为“风水林”，历尽沧桑，即使在大炼钢铁的年代，畲家人也想方设法保护林木，今风水林面积约有100亩，内有大榕树、香樟、虎皮楠等树种38种，尤以香樟、大榕树等树为珍贵，最大的树龄有400多年。
蒋澳村农耕社会环境略记
蒋澳村距城区不远，就在火车站边上，到旧城只有二十分钟的车程。但是六十年代初时，我随父亲挑稻谷到城关卖，早去晚回，恰好用了一天的时间。记得路上要过渡兰田溪。渡河之后，沿海边走，道路蜿蜒，见海水退潮，岸边礁石白洁。
当时蒋澳村是个“小公社”，辖郑岐、增坂、兰田、下凡、汤湾、后湾、马山等数十个大队，范围大约是现在漳湾镇一半的版图。邻近村有小塘、由澳、土尾、下凡、马山、中村等，相距都在千米之内，村庄之间隔着塘田和丘陵，各村的生活、生产方式大体相同。现在这些村庄的区域内有师范学院、火车站、会展中心等，大道纵横，已是宁德城市最精华的地方，将来还会变得更加不同。因此回顾蒋澳村陈年旧事点滴，给后人一些记忆。
蒋澳村现在全村有980余人，六十年代初，记得是300多人。村里好几姓，其中以倪、陈、卓为多，此外还有黄、雷、兰等数姓。村名为“蒋澳”，的确是蒋姓人家最先定居在这里。村庄在唐末后梁乾化元年（911）开基，可称是“千年古村”。
村庄民间信仰，透露出一些古老的信息。如今，村里有“蒋师公宫”，门额上有“蒋山正境”四字，宫内大殿正中供着蒋氏四兄弟神像，是当地的土主，受全村数姓人的香火。前年，因火车站工程，发掘了蒋氏之墓（其原址在今火车站前闽东路与金马北路连接处附近山坡上），墓中发掘出骸骨和一些瓷片等。原墓前有一方宽约四五十公分，高约一米余的石碑，上书“蒋公之墓”，证明蒋氏是这里开基者，所言不虚。传说蒋氏兄弟分别当法师、务农、豆腐和烧炭。
职业多种，或许说明这里已有一定人口。此后卓氏定居这里。我们倪氏定居此地也有880年了。家谱载倪氏祖先原在福安，后迁洋中莲下，再迁宁德城关，最后定居蒋澳。到城关时，当时可能尚未有城，据说定居在今南门附近的“下司井”附近，结寮务农，因与另一人家不睦，争纷之下，就迁到了海边的蒋澳村。
“蒋师公宫”，除供着蒋氏土主之外，还供着陈太尉、齐天大圣、柳将军、白大圣、白将军、临水夫人等神衹。每年正月十五，均有社戏、游神等活动。村中另有一处宫，供五谷大帝。
蒋澳村处于丘陵与海湾的交汇之地，蒋澳村后山海拔只有四五十米高。上述“蒋师公宫”的位置原先就是海边。今宫后墙外有若干巨石交叠，原来是海边礁石。我们倪氏祖厅，建于大龙岗山坡，海拔在二十米左右；更早定居的卓氏，其祖厅旧址在倪氏祖厅后二三十米远的山坡上，原来的石阶、柱础历历可见。可见，当年先民来此定居，都选择了面海背山的向南山坡。蒋澳村传说是“白虎拖球”之地。山为虎形，传说古时山前海边有九个墩，意为球。我小时，还见过“九墩”中间的两个。实际上就是在海滩边上混合着碎砖瓦、杂物的土堆，或许就是早年间定居者遗留下的垃圾杂物吧。每个墩有十余平方米，高二三米，上面种着芭蕉、竹子等，如今这些墩早已被平整建了屋子。
全村有二百来户人家，百余幢屋子，其中旧厝约占一半。倪氏祖厅是现存最为古老的建筑之一。祖厅不知道何年所建，不过在明代时曾重建。时值七都林聪尚未到京城当尚书，因此也曾前来。林聪的母亲倪氏为蒋澳人，因此算是蒋澳人的外甥。倪氏祖厅为三进，正殿三开间。明厅高两丈六六，梁架上再设斗拱，托起藻井。门楼有石刻对联“明伦训士衍系旧家声，尚德缓刑遗风垂世裔”，字迹苍古，为明代旧物，都说是林尚书的手书。祖厅内供着开基始祖倪公满汇及夫人杨氏的神主牌。近年整修祖厅，只换去一些朽木，保持了古建筑的原样和大部分原构件。厅的石阶、天井等，也都是明代以前古物。
当年的蒋山，想来就是海中岛屿，其东一里左右，隔着一片水田，有小山俗称“细头岗”。山自中村发脉，上有元代中村贤人韩古遗之墓，山脚与塘田交界处，原有两眼相距一二十米的泉水，当地人称为“牛鼻”。泉眼如桶般大小，水量很大，冬季时泉眼上雾气蒸腾。如今，韩贤人墓仍在，但“牛鼻泉”因数年前有人欲拓其水量，用了炸药，可能炸爆了地下水路，泉水也不存在了，只留了个水泥井。
蒋澳村四周的下凡、马山、小塘、土尾、由澳等几村，早年间自然环境大体上都是一样的。多依靠小山丘陵，或据守一处高地，紧傍东湖，港汊通向外海。古时候，这一带的交通可能主要还是靠船，有一定规模的船运贸易。如今蒋澳村边的港道已经看不到痕迹，但下凡村附近的“黄心港”还残存有一、二公里长，宽有三四十米。听说小塘村前的稻田中，早年间曾有一条运盐船沉入海中，一船的盐尽埋土里。后来尽管围海成了塘田，但沉船的位置上永远种不好庄稼，成为一处奇怪的半荒地。这个位置只在小塘村前，今天可能仍然能够指出。
自从清朝乾隆年间，马山村前围了白井塘后，这一带村庄前后陆续围了一些小型塘堤。据说仅漳湾一带，自清到民国时期，就围了三十多处小型塘堤。蒋澳村附近，就有下盤塘、东楼塘等。蒋澳村前的塘堤，至少围了百年以上了。从地理上看，因为蒋澳塘离陆地更近些，可能比白井塘更早围垦。蒋澳塘略呈长方形，东端就在前述之“牛鼻泉”附近，西面靠海，用一条长约三百米的土堤隔离海水。整片塘田宽约二百四、五十米，长约七、八百米，面积有二百多亩。这些塘围起后，粮食产量得到提高，各村均兼有农耕和水产之利。但是，随着人口增加，小村成为大村，对土地资源的压力也明显大了许多。
五、六十年代，我们蒋澳村人平均水田大约一亩。我家五口人，每年收地瓜米二、三十担。分水田六亩左右。当时种植高秆水稻，产量不高，稻谷大部分用于征购，或换些下饭菜等日用物资，因此全年口粮绝大部分是地瓜米，很少吃白米饭。六十年代初全国性饥荒，村里粮食极为紧张，普遍挨饿。
土地面积少，生产粮食不足，但蒋澳村在东湖塘围垦之前，颇有一些渔业之利。村里有人常出海捕鱼，主要是每年立夏到夏至这一段时间，官井洋大黄鱼发海，漳湾村靠海各村，都有“瓜对船”下海。听我父亲说，解放前他捕来的黄鱼主要是加工成咸鱼鲞，有一年还挑到霍童一带卖给了红军游击队。
此外，就是讨小海，有蛏、〓、蛤、弹涂鱼、各种蟹类等。我们蒋澳村传统的海滩，除了村前之外，还有些远到铁基湾外，要开着船去讨海。
五、六十年代东湖塘围垦之前，村前的塘田里鱼、螺、螃蟹极多。有的时间，螃蟹要从水田里爬过水沟产子，村里有人搬一口瓮放在沟旁，再用竹篾在水沟中围个口子，铺上一片竹篾，成一通道，人坐在一旁等着抓螃蟹。大约12点到下半夜2点之间，螃蟹成群结队爬出，捉一只就丢在瓮里，一夜间可捉几百只。多得根本吃不完，就用盐腌了送人。鳗鱼是从海里到淡水中的鱼类，成鳗就生活在溪河、水田、沟渠中。那“牛鼻泉”中就有鳗鱼和鲆鳑鱼。用木棍捅一捅，尺把长的鳗鱼就钻入泉水深处石质的孔洞中去。想起来，历历在目。有时水田沟渠排干了水，鳗鱼集中在闸门旁的水坑中，数量很多。有一次我看到村里人捞了大半个“割〓箩”。这箩的箩口直径一米二、三，较扁。鳗的幼鱼也极多，俗称为“鳗丝”，一年中某个时间会从海里向淡水游来。当时，塘堤闸门内的沟渠中，鳗丝极多，用抄网就可轻易捞几桶。当时没有人吃这种像虫子一样的东西，也不值一片钱。
在一九五八年砍树烧炭炼钢铁以前，蒋澳村附近的丘陵山头，多有大树。如蒋澳村后的大龙岗上，有几株松树有两三人合抱那样大，还有粗大的樟树、榕树，有一年砍下一株大樟树的旁枝，用来做碾米厂里机器的轴和轮。
树林茂密，就有野兽。大约是1962年或1963年，正是田里水稻长高的时候，这里打死了一只百余斤重的豹子。那天，我哥哥在村庄对面二、三百米远的山上放羊，发现豹子后大声喊叫，我和几个小伙伴听到叫声，跑到村前观看。当时，不知道什么原因，这只豹子从山上跑到村前稻田里，隐藏在高秆水稻中。一些人不知厉害，前去搜寻。马山村有一位绰号为“茶米干”的青年人最先发现，用石头扔。不料惹起豹子发飙，扑向“茶米干”。我们亲眼见到他被豹子扑倒三回，衣服都被抓得稀烂，头、身上满是鲜血。“茶米干”拼命搏斗，将豹子的头死死按在稻田中。好一会儿，一位名叫“富荣”的人，执卜克枪抵近，朝豹子头上开了三枪。那时一些干部有佩枪，这人是蒋澳公社干部，兰田村人。后来村里有人讲富荣是“打死物”，意思是这只豹子早已被“茶米干”闷死在泥水中了。死豹子后来被拖到马山村剥了皮。当时没有人敢吃豹子肉，只用豹子的骨头熬制了“虎骨胶”。“茶米干”当年二十来岁，现在还健在，据说几十年了，头上伤疤还明显可见。打豹子的详情，他是最清楚的。
蒋澳村的对面山也就是马山村的后山，海拔不超过百米，而且四周都是平地水田，只有一小段与“细头岗”联系。豹子为何会出现在这里使人觉得是一桩奇事，但这件事能够说明当时生态环境相当好吧。
当时这样的自然环境，不是蒋澳村独有的。物产丰饶，民风淳朴，气候温和，青山绿水，是这一带村庄共有的特点。邻近蒋澳村的各个村庄，或大或小，都有一些风水的传说，总的都体现了一种农耕时代“宜居”的特点。或许是因这样的环境，被认为是“好风水”，又或者这一带临近城区，所以这一带丘陵小山上，很有一些大墓。旧时城关的大户林家、蔡家一些规模很大的祖墓建在附近的小山上。但近年建设，有的被迁移了。至于细头岗的“贤人墓”，埋葬的是中村人韩信同，他是元代的一位大学问家，历史上是很有名气的。当地人传说这个墓是个“沉棺穴”，棺木自行沉入地中，实际上可能是年代久远，地面建筑残缺了吧。
中村之名，据说是因为居于“五都之中”，距蒋澳村直线距离大约有二三里。尽管这个村子已经开基几百成千年，至今这个村子很小，也只有几幢屋子，繁衍增加的人口，或许都迁居到外地去了。
农耕时代，在人口不是太多的条件下，这一带的村庄的自然条件是相当好的。但在人多地少的情况下，人们的生活状况相当贫困。就蒋澳村来说，村中没有巨富人家，屋子建筑也远不如城内或一些大的地方。传说中，罗隐路过村子，说：“蒋澳蒋澳，层层叠叠（村里屋子依山层层建筑）没有官做；小塘小塘好大家，水在锅里沸，米在他人家。”这当然是戏言，但也说明如蒋澳、小塘这样的村庄，一般的人家无余资，的确既没有出过当官的，少有富绅地主。
当官要有读书人，蒋澳村读书人不是太多。至少在我祖父、父亲那个时代，村里是请外地私塾先生来开斋，教些粗字。解放初的五十年代，开始有小学。六十年代初我上小学时，到四年级时，同年级只有五个人，学校就办在祖厅里。因此，改革开放前，外出工作的人也不太多。随着经济与社会进步，如今，村里的大学生、中专生已有几十人，有的人还成为博士。
说起来，以蒋澳村为中心成立了蒋澳公社，这或许是蒋澳村历史上光彩的一页。但这段历史不长，“文革”刚刚兴起时，小公社取消，蒋澳村与马山村合为一个大队，称为马山大队。而今，蒋澳村、下凡村和马山村这一带，实际上已经是新城区的一部分，不仅人们的生活方式与生产方式有了巨大变化，连自然环境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开基千年的古村，农耕社会的一页即将完全翻过。
南埕的变迁
茫茫大海，船来船往，当年这里是南北热闹航线，小塘、土尾、游澳、下凡村前是条古称“南港”的深水港。传闻在五里洋名“官汐”、“沙尾”的地方，有条运盐船沉没，一亩多水田到40年代还不能种植。广阔的大洋面，由于时间的推移慢慢地淤积成浅滩。高的地方成土墩。从南向北望去，南埕村的对面是门下、鸟屿、官沪、横屿山。从东向西，拱屿到王坑，这个距离足有五华里多。坐落在拱屿山的佛寺——圆明禅寺建于宋代，佛寺大门面向王坑村，门前对联题“此山枕后三喜埠，斯寺门前五里洋。”陈氏家谱载：潮涨时，湧濯有五里之遥，故称五里洋。可见，“五里洋”的名称由来已久。
元末明初，陈、林、阮、谢四姓祖宗，先后从外地迁到这辽阔的浅滩上谋生。在海水淹不到的土墩上劈草搭寮居住。先是讨小海、捕鱼换粮食度日月。人口发展到20多户时，就围海造地建筑房屋，小规模进行围海造田，围塘蓄水，种植水稻，种植番薯，蔬菜，还围海做小鱼塘，养殖海鱼。
[=此处为插图（南埕村）=]
几百年来，这里人类定居历史进程中，不断地向海要地，不断地围垦海滩。首先围垦门前塘280亩，林厝塘约130亩。明末清初，尤其康、乾时代，不断淤积增高的数千亩沃土，引诱了周围的有志者、有钱人、大户。在五里洋面上，先是詹家大户，在王坑尾方向围垦了“詹家塘”。拱屿方向由胡家大户围垦了“胡家塘”。小塘方向围垦了“阮家塘”。清中期后，相继围垦成福山塘、四角塘、宫后塘、裕库塘、白绫塘。民国二年（1913年）宁德城关名人林理斋先生，为民着想上书省府，拨款三万，在南埕、门下、郑湾等村的旧盐埕进行围垦“济农塘”，起自宫后塘处约300米，直到漳湾街头，堤线约1300米，面积500多亩。塘内多数沙质地，历史上运沙泼盐，因此土层厚，适合于种植地瓜、小麦、油菜、蔬菜，产量高、质量好。济农塘的成功，粮食的增加，民众生活的改善，成了真实的“济农”塘。
解放初期五里洋是塘与塘相邻，道路交错，土墩棋布，高低不平。塘内面积2亩以上土墩，有金钱墩、鸡心墩、长头墩、哈蟆墩、戏坪兜墩等。通往宁德城关的詹家旧塘堤九曲十二湾。人们去宁德城关，路过众多的塘堤、土墩、宫庙、涵闸、凉亭及村庄，土名有：祠堂兜、长头墩、戏坪下、三叉堘、涵洞头，戏坪兜、石碑兜、康环、敬桌头、官汐、沙尾、山兜亭、南山宫、北山、普庵、街头亭、向兰田。1957年，村支书陈刘上思想超前，大胆开展群众性平整土地。将交错的旧塘堤人工挖掘挑走，将五里洋规划成8大片，修建8条田间机耕路（这时候没有拖拉机），东南方向8条通拱屿界。西北方向8条达王坑界，修筑从村头通往城关和下垄山的主干线。五里洋大路从这时起没有了诸多的旧地名，只留下大大小小的土墩。70年代学大寨时，上级号召“大战南山湖，改造阮家塘，搬走田中墩，选出好良种，为粮食生产上纲要而奋斗”，从此看不见田中墩。70年代由于人口多，土地少，产量有限，粮食十分困难，人们渴望着耕地扩大，再扩大。向大海进攻，向大海要粮的热潮在高涨，群众要求得到上级政府领导的支持帮助。1971年在公社、大队的组织、领导下，群众以自力更生精神，群策群力，潮起潮落夜以继日修建小南塘。以生产队为单位，按劳力义务分担，用一年多时间投劳力6.8万个工日，完成堤线长1890米、土石方6.65立方米——堵港口五个，增加可耕面积376亩。小南塘的胜利，鼓舞了人心，激起了更大、更高的热情。
1974年，大规模、大面积的围垦工程启动。中南塘位于南埕盐场与横屿岛之中，未垦前是盐埕，也有自然生长的红树林，围垦面积2100亩，东北方向6条港道，西南方10条港道。中南塘需筑两条堤东北堤2400米，西南堤1800米，堤高6.5米，塘基宽10米，堤顶宽3米，两堤紧锁横屿岛的“蛇头”和“蛇尾”（横屿岛的南北两端）。塘内两座排水闸，其中横屿头水闸二孔四米宽，第一港水闸一米宽。
1974年6月，公社党委书记苏忠林决定成立“中南塘围垦指挥部”，由周玉珊同志任总指挥，具体工作由大队书记陈序靖、大队长陈益俤负责抓。通过二个月的宣传发动，物资筹备，双抢后，8月初正式动工。日出勤一千多男女劳力，按照潮水，日以继夜，加班轮班筑堤，砌石坡，组织20多条长槽船运沙，运石，填方压载。奋战88天，在1974年10月，一次性堵港、闭气，截流成功，苦干三个月，完成工程。总计土方量15万立方，沙4万多立方，总投资21万元人民币，投劳力16万个工日。
堵港后连续5年进行加高增厚（1975年至1979年），3次翻砌石坡。围垦中南塘的成功，在原有3400亩耕地的基础上增加2100亩，比增60%，脱掉了粮食紧张帽子。
1975年进行塘内平整，除港道外，划成88片，按义务劳力计面积，分给43个生产队，1976年大部分可种植地瓜。80年代后改作池塘，养蛏、养虾等水产养殖，收入可观。
祖宗开基700年间，一共围垦可耕地7800多亩，其中海水养殖1900亩、水田3500亩、旱地1150亩、鱼池376口约1250亩，万亩沃土，养育、繁衍四大家族，一万多人口。种植业、养殖业随着年代不断发展，群众衣、食、住、行不断丰富繁荣。
五里洋是宁德全县的粮仓，粮食单产，总产量尤为突出。70年代后，年平均亩达吨粮，1979年早晚稻计6160800斤（61608担）正常年份生产稻谷3000吨，除丰足的口粮外，每年向国家售粮18700担。南埕出产的淡水鱼，售往古田、周宁、洋中、虎贝、霍童、赤溪等地，南埕可谓是美丽的鱼米之乡。
“骝屿林”与西陂塘
宁德人往往只知西陂塘，而不知骝屿。其实西陂塘与骝屿历史上有着极其密切的渊源。骝屿位于西陂塘东岸，现在是蕉城区（原宁德县）漳湾镇仓西行政村的自然村。西陂塘未围垦前，仓西、雷东、上塘、下塘、门下五个相邻的行政村同在一个孤岛之上。岛上有一座山形似骅骝（骏马）奔海，名骅骝山，骝屿因在其山下而得名（后被简称为留屿）。
据骝屿林氏族谱载：“宁川之东二十里许，安东其乡，临海其里也，地名骝屿；山川雄壮，人物伟俊”，“林家裔孙讳珪者，居莆田县，有筑堤捍水之才，崎岖岭海，度其湿，相其阴阳，谓西陂可筑，其地可庐”，于是迁居骝屿。自宋朝至今，此地以宗族血缘关系为纽带，林姓子孙聚族而居，繁养生息，历经九百余年风雨沧桑，留下了许多历史美谈和一些神奇的传说，还留下许多难解之谜。这位开村立业之祖林珪，有胆有识，才干非凡，围西陂塘造福一方，功不可没。林珪后代勤劳朴实，农渔并重，又读书知礼，入仕做官，政绩有声，因而引以自豪，人们昵称之“骝屿林”。
骝屿村枕山襟海，绿水护田。山能藏风，水可聚气。明万历乙未（1595年）宁阳逸士郑岱就为其撰写“骝屿家山八景诗”大加赞美，分别题为“骅峰晚霁”、“狮岫晴云”、“鉴湖钓艇”、“陂渡横舟”、“荔枝簇锦”、“松坞风声”、“斗门蓄水”和“古刹鸣钟”，描写陂渡鼓棹、水若蓬瀛的水色，神骏奔腾、狮岩崔巍的山光，以及鉴湖渔火，古刹钟声之人间仙境，令人神往。清朝拔贡李邦光曾为该村题过四副对联，其中有“云路拥青骢，对面五峰拱秀；湖光澄赤鉴，当头一派朝宗”和“十里湖山如画，四时花鸟皆春”两副，对仗工整，真实形象，囊括当地的山水精华。据林氏族谱载，三世祖林域、四世祖林钧先后在村中重修宋时兴建的“后山楼”，与“爱贤堂”相通，作为闲居燕息之所，兴建“小儒亭”与“半月池”相对，为接官议役之地，村中还建有林氏祖厅（在花蕾头，后迁半月池）、泰灵宫，掘有八角井一口供全村饮用。可见数百年之古村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和淳朴的民风。因年代久远，几经贼寇焚劫，后山楼、小儒楼虽已无存，半月池也不见踪影，爱贤堂（即林氏宗祠）遭倭寇焚毁，原址前面二进堂地基、台阶犹在，门前左右旗杆石坚固无损。1972年村民在原址上重建了简易爱贤堂一座。清朝重修的林氏祖厅如今犹显本色，每年后人在此举行祭祖大典，十分热闹。
[=此处为插图（骝屿村林氏祖厅）=]
据骝屿林氏族谱载，开基始祖林珪，字世珍，原是莆田阙下林姓第二十九世裔孙，玄泰公之后，福唐尉孝阙攒公之正裔。林珪祖父选公封承议大夫，其父枅公进士出身，官福建安抚使，中大夫。“骝屿林”开村立业之祖林珪却是宋朝一位逸民，怎么会从莆田寻到宁德骝屿这个地方定居，实施围海造地的才能呢？由于史料不足，至今仍是一个谜。
旧宁德县志载：“西陂，在六都，又名赤鉴湖，即西陂塘也。宋元祐四年（1089年），邑民林珪与圣泉寺僧养誉，纠集百余家，筑堤作堰，设二石陡门，垦田七百四十八顷，载粮四千石。”明邑人陈邦校复西陂议中写：“宋元祐四年复砌以石，内垦田四百二十九顷有奇，其为一方美业，利至溥也。”明林氏族谱记载：“一世祖宋逸民讳珪者字世珍，行十三，玄泰公之后……卜居宁德六都骝屿，议创建西陂塘，遂招雪峰寺（即圣泉寺，位于陡门头边，寺内有圣泉井）僧养誉，号普越者，于宋哲宗元祐四年已巳岁，输财效力，以成厥史，运石砌筑赤鉴湖西陂岸及付（熨）斗三处漈门（陡门）之启闭，以防洪水之往来。及功成计田四百二十九顷九十亩九分……公之利泽及一县，诚宁邑之大长者也。事实载省、府、县志。”以上史实记载，虽垦田数字欠同，但骝屿林珪围西陂塘的经过及成功均已载明。又有三山林廷机撰《遗爱祠碑文》：“宁德县六都赤鉴湖，即名西陂塘。又为廉村、天成二塘。始宋元祐士民林珪、僧养誉率一都至十三都、二十五都居民合赀为之，凡田五百顷四十亩八分，载米二千六百七十九石奇。”更为具体详细。
自从西陂塘围垦成功后百姓受益不尽，农夫不愁募，粟米可取给，操畚锸可使有余财，盐更为利权。塘内还有养蛏，养鱼、虾，广种荔枝、荷花等。宋绍熙元年状元余复（宁德一都人）《赤鉴湖》诗中亦有“堤城百物丰，师承及见之。稻蟹不论钱，况敢论糠秕”形容物产丰富之句。宋蕲王韩世忠因平范汝为特访阮大成过西陂塘时作诗赞曰：“万顷琉璃到底清，寒光不动海门平。鉴开波面一天净，虹吸潮头万里声。吹断海风渔笛远，载量秋月落帆轻。芍陂曾上孤舟看，何似今朝双眼明。”更把西陂与古代淮水流域最著名的水利工程安徽寿县（又名安丰塘，宋、元后渐就堙废）的芍陂并肩比美，可见西陂塘工程之艰巨、壮观，是当时举国少见的围海造田创举。
[=此处为插图（古西陂塘斗（陡）门基石遗址）=]
西陂塘至南宋，因“盗贼窃发，居民窜匿，水门失守，内胀而溃”，距围塘成功，百姓受益，长达八十三年之久。当时塘堤均用大块条石砌成。至1978年宁德县政府重围西陂塘，仍在其原塘基石上加砌（现仍可见大石露体），可见当时塘基之坚实牢固，技术之高超。其财力只是“率一都至十三都（即现在的城关、二都、三都、金涵、漳湾、六都、七都、八都、九都、霍童等）和廿五都（洋中）居民，合赀为之”。围垦工程如此浩大，当时如何能围成，这也是一个难解之谜。
据林氏后代相传围垦西陂塘共花去十三年时间。林珪仅靠农耕煮海，十三年如何度过，这更是令人不解。在当时的条件下，无任何机械设备和钢材、水泥，唯一是靠人力、船只运输，打造。据1979年10月1日《西陂塘碑文》载该塘内“面积一万二千三百亩（东堤、北堤为原位置，所以面积与古时相同）”，“工程历时二年零九个月，共投一百二十万工日，完成石方四十万立方，土方四十一万立方，使用人民币三百万元，钢材五十二吨，铁线七十六吨，水泥四百七十八吨，木材八百二十二立方米，毛竹九万四千根。”古今相形之下，足见古人围垦西陂塘成功的艰辛与毅力。
南宋乾道八年（1172年间），西陂塘崩毁后，又经明、清、民国数百年，其中清乾隆十七年（1752年）和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两次围垦均以失败告终。“惆怅桑田今复海，百年谁是济川才”，人们不禁望洋兴叹：“神仙难围西陂塘！”宁德县隋朝出过黄鞠凿龙腰，开霍地的水利工程大师，之后于宋朝又出了林珪这位筑堤捍水，围海造田的工程大师，那时没有人为他们的为民造福丰功伟绩树碑立传，但是千百年来他们在百姓心中早已立起两面丰碑，他们的历史贡献更是“论勋一邑口皆碑”。
世事沧桑，鉴湖重光。1979年西陂塘的再次成功围垦为漳湾、七都、金涵一带百姓提供了万亩良田，两千亩池塘，粮丰、鱼肥、果香，让他们过着富裕幸福的生活。
“骝屿林”的子孙后代，人丁兴旺，已达2000多人（有一半以上人口外迁七都、金涵、蕉城南门、门下等地安家）。现该村有三个村民小组、120户、550多人口，从事运输业者30余户，从事海水养殖者10余户，在外地单位工作者50余人，创办工商富业者30余人。
当年的海滩变良田，千年古村新房林立，山绿水清，村道宽阔，交通便捷。村口有沈海高速公路宁德北站互通口，村后山有温福铁路隧道贯穿而过。近年来，骅骝山下工业正兴，田地滩涂成了工业园区，真是：“西陂围就千秋业，锦绣人间尽辉煌。”
鳌江村变迁
鳌江村隶属漳湾镇，位于宁德蕉城区东部，距城区直线距离约3公里，是三都澳区域内侧的一个渔村，从城关沿闽东东路接学院路和南湖滨路接金马海堤路可直达村里。全村总面积0.39平方公里，拥有从业渔船600多艘。2008年，全村辖16个村民小组，有渔民980户，总人口4327人，2006年全村经济总收入5582万元，村民主要从事海上捕捞、养殖业。生产各种鱼类、紫菜、海带、牡蛎、鲍鱼等。整个村庄以陈、林、连、欧、翁、郑姓为主，尚有姓杨、江、刘等少数渔民，渔民有信仰道教、佛教和天主教。
历史上有关于鳌江村的记载寥寥无几，这支古老而源流多元的水上漂泊群体，其生产、生活以及信仰等方面充满神秘色彩。伴随着历史的推移和时代的变迁，在经历了“大跃进”、“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等计划经济时代之后，这个曾经的“海上吉普赛人”依然保留着传统的价值观。但随着改革开放对农村社会的影响，整个渔村的格局也发生前所未有变化，时过境迁，有些曾经发生的事在当今社会中已渐渐地淡出人们的视线。为此笔者特意走访鳌江村的长辈和知情者，了解一些鳌江村逐渐被人们所遗忘的往事。
据村里73岁的陈全灿讲述：他是在1939年出生的，十岁的时候就知道当时的一些事，那时宁德还没解放，父母有一条船，全家都生活在船上，祖上是从福安过来，在福安有祠堂。宁德解放前这一带称为“鳌东江”，海上的渔民以船为家，主要来自福州、福安，他们单独在水上捕鱼，搞单干，内部之间没什么组织，负责渔民的官方称保长，下设几个甲长，甲长直接管收税、捉壮丁。
渔民只有卖鱼时船才靠到岸边，宁德有个德顺坪鱼行，收购鱼转卖。
渔民平时除讨鱼之外，船都泊在港道内，有的是单独一条，也有自己兄弟或比较熟的会泊在一起。经济条件好的船就大些，有丈四丈五长算很好，没钱的只造小船，或者小舢板。受经济条件限制，全家人多的时候一只船就容纳八九人，男女老少都挤在那儿生产生活。孩子成家立业后，有条件的再修造一只小船分出去，大多安置三四个，所以在渔区有“母船”和“仔船”之分。那时候海上渔民生活十分艰苦，经济相当落后，常年处于“上无片瓦，下无寸土，以舟为室，赖水而生”状况。
1949年宁德解放后建村，才有鳌江这名称，没有具体地点，指大门山、塔山、后湾这一带海域，这些渔民多在周边讨海，分布比较松散，其管理归宁德城关码头船民协会。1952年设鳌江乡，是宁德县唯一的水上渔区乡，从这时起开展土地改革。渔民没地，参与分海埕，很多人没意识到土地的重要，总认为讨海人没法种田，要地也没用。县里有派工作组下来，一些土地海埕划给马山、汤湾、后湾等村，渔民分到的只是退潮后没露出水面的海域。当时鳌江周围还是一片荒山，岸上也没人住，偶尔有渔船停泊此处。
五十年代，政府组织“连家船”改造，选址鳌江的白井建安置房。1955—1956年开始建，原计划建24座，后来才建成2座，前后两排，二层高的瓦房，属单间，楼上放杂物，楼下住人。门面用块石砌成的，其他三面是土墙，先前住进来的都是老人和小孩，有四五十户人家，年青人有劳力的到船上去生产，老人小孩在家里。渔民出海作业回来开始陆续回到鳌江岸边靠泊，久而久之上岸的人也渐渐多了起来。村里起先有两口井，后来人多了，又打了两口。岸上没分到房的，就有人在海岸边搭起“篷楼”。“篷楼”是渔民特有的海边建筑，用几根木头或竹子插入岸边的滩涂里，周边用木头连接，再用绳、带或铁线捆绑形成架子，下部是木板铺成，上盖稻草或竹篷，四周用破木板挡风雨，涨潮时回程的渔船就直接靠泊到“篷楼”边沿。退潮后这些“篷楼”就露在滩涂岸边，远看如立在岸边的高脚房屋。
六十年代原有泊在贵岐和金蛇头的渔民也搬迁到白井，七十年代末与一批旧时在青苔坪、德顺坪的渔民，从白井迁往红霞，随同的还有“虾荡帮”，分为第6生产队和第8生产队。
1971年宁德县政府为解决农村治病难的医疗落后状况，举办“赤脚医生”培训班，陈全灿因曾在农村有上过夜校而被推荐到漳湾参加“赤脚医生”培训。1972年回到村里为村民治病，医疗站就设在大队部楼下房间。改革开放后，农村经济也慢慢发展起来，渔民开始从事养殖，有的养海带、紫菜、牡蛎，渔民增加了收入，后来捕鳗苗价格高，收入多了，经济也就发展了，这十来年也修了村里路。
现住在鳌江加厚头村66岁的郑贺信说出他所知村里变迁变化经过。他说：早期鳌江这地方是荒地没人住的，这里有口井人们称“白井”，后来鳌江的白井村就由此得名。那时有渔船靠泊，50年代“连家船”改造，政府在白井建房2座，1956年建成，1957年统一安排部分渔民搬迁上岸定居，安排不上的就在岸边自已找块地建房，是用土筑墙屋面盖瓦，有的是搭棚寮。陆陆续续的有从金蛇头、塔山、大门山海域讨小海的渔民迁移到鳌江来。1958年他也从金蛇头搬迁到鳌江白井村，村里有了大队部，按照生产队要求，这时期还组织大家到东湖塘围垦工地运送海土。
1959年组织村级社开始养殖海带，到1960年白井村建起了一座学校，渔区有了自已的小学，共有四个年级，适龄孩子也可以上学校念书。修建金涵水库时，村里又组织200多人参加，抽不出劳力的就雇工，每人每月工钱30元，修水库两三年后才结束。到70年代前期，工作组到鳌江，有分配给西陂塘一块地，主要是种地瓜，由于要交“三金”，后来就没人种了，没多久就荒废了。
从1977年开始修造机帆船从事外海捕捞，起初有2对共4艘机帆船，每艘造价都要5万多元，其中80匹一对，120匹一对。这些机帆船都是国家贷款投资的，在贵岐附近的山尾山船厂新造的，师傅来自大门山村。捕鱼的网从三沙运回来，之前村里已派人到连江县琯头培训技术员，分两批去，第一批10个。
每艘船一般配有20人，其中有正副“老舵”、正副机修，有技术员2人，有“当堵”一手、二手、三手及厨师等。出海时船民带上船民证，过东冲口边防所要检查登记，外海作业发证在三沙办理。
1983年春，机帆船又增加一对，两年后全村发展到从事外海捕捞机帆船达5对共10艘。作业方式是围缯，两船以拖网形式操作。捕捞生产的区域主要在东海，北面到青岛一带海域，南面在闽南东山岛海域，重点在浙江沈家门，县里派工作组由省里组织在沈家门设办事处，定期或不定期组织渔民开会学习或座谈，让大家了解有关安全知识和掌握捕鱼技术及沟通信息。
捕捞作业也要根据渔汛期及季节不同而定，一般在每年农历八月十五就出海，往浙江海域捕捞白面鳀和花鳀，九月至十月捕捞带鱼，十一月至十二月是黄瓜鱼，此外还可捕到如乌贼、虾、马鲛鱼、白鱱鱼、红鱼、鳗鱼、鲳鱼、鱿鱼等鱼类，但这类鱼量比较少。一趟捕捞少的才几十担，多的可达千担，一般都在三百担左右。海产品都是就近渔港收购，经常停泊的渔港有青岛、舟山、沈家门、三沙、北茭、苔菉、平潭、东山。通常出海都要在第二年端午节才回来，遇到台风就近靠港避风，有时冬至也在外海作业。
由于大规模的捕捞作业，到1986年外海渔业资源出现枯竭，捕获的鱼越来越少，有的几艘机帆船已停航。1987年通过渔民自己筹资投股，每股500元，也筹好几万元出海，最后还是亏损，从此再也没出过外海，这一年亏损额达六七十万元，剩下的机帆船以每艘一两万元出售处理，大多是浙江和本省闽南一带客户买走。
八十年代末，有的渔民借高利贷造小船，正逢官井洋禁海，渔民只能重操旧业在周边讨小海，部分渔民开始转向海上养殖紫菜和海带。
九十年代随着养鳗业的兴起，1993年村里有人用定置网捕捞小鳗苗，先在近海，随后往霞浦七星一带，不久到莆田的湄洲湾大竹小竹岛捕捞，远到北部浙江海域的旋门湾。由于鳗苗价格高，赚到钱村里就有人盖起新房子。
1995年，部分渔民开始培育对虾，在鳌江的加厚头建起对虾育苗室，在白井村也有了紫菜育苗场。1996年黄瓜鱼育苗兴起，又有渔民从事网箱大黄鱼的人工养殖。村民利用当地的资源优势发展海水养殖，也有养殖牡蛎，促进当地渔业经济的发展。1998年村里才修通往后湾的沙石路，不久在白井通了农村客班车。
有位家住在加厚头，今年83岁的老人说，他的祖先是从福州过来的，早期到福安，民国时迁移来宁德讨海。搬到鳌江近五十多年了，“连家船”改造时上岸，在白井安排房子住，房子由政府建，国家有补助钱。生产主要靠自力更生，渔船是自己筹钱修的。村里设大队，有10个生产队。土改时，金蛇头村是并到鳌江的，人口有六千多。“大跃进”时被安排到六都、七都去洗铁沙，一个大队分几个小组，下设好几个班，一班二三人，剩下劳力从事海带养殖。当时食堂办在碗窑村，收获的海带都往那儿送，大家在食堂吃大锅饭。1960年后开始闹饥荒，海带没做，食堂也没办。
七十年代末组织机帆船到外海捕鱼，每年出海都要看季节，哪里有渔汛就去哪里。一般在东山渔场、舟山渔场，到过北茭、厦门。经马祖、金门一带，有时遇到台湾方面打炮威胁，船都不敢靠近。宁德水产部门在浙江沈家门派干部管理宁德籍机帆船。后来外海渔业减产，开始在内海生产。九十年代就从白井迁居到加厚头。
作者简介：1962年12月出生于蕉城，1995年毕业于福建广播电视大学，2005年毕业于湖南大学法学专业（函授），在宁德县（市）、蕉城区交通局工作，现住蕉城。
云淡忆旧
云淡景观
云淡村位于宁德市东北部，三都澳北侧，西北距八都镇驻地6.5公里，距蕉城市区26公里，是宁德市蕉城区八都镇辖村。
云淡村四面环水，登高俯瞰，其形如同一匹玉带缠绕的麒麟，故原名麒麟屿。每当云淡风清之时，云淡村宛若水上辕门，故又名云淡门。
在我的印象里，老家的景色是十分优美的。所谓“云淡八景”，即“东皋半月”、“北岸伏虎”、“海南双凤”、“江心龙马”、“云门献瑞”、“潮情往复”、“官方怀古”、“群星宿海”等等，不一而足。可惜这些美丽的景致现在大都看不到了。尤其是马头山和虎头山，那活生生的就是一匹昂首的烈马和一个咆哮的虎头，真是惟妙惟肖，在我的脑海里挥之不去。
[=此处为插图（云淡岛码头）=]
据乡人回忆，民国三十六年，国民省政府号令围垦宁德西湖（即西陂塘），因围垦工程需要，企图强行炸掉云淡村风水景点马头山和虎头山。云淡村民为保卫风水宝地和风景点，群起制止，并与民工发生纠纷械斗。工程方面即向国民政府告云淡无理伤人，县政府未经调查落实，欲派兵清剿云淡村。当时的国民党宁德县参议员林开琮赶赴省府，得到福州尚干（今闽候县尚干镇）宗亲的大力支持，省府立即电令责成宁德县政府罢兵息事。云淡乡民才免于一场兵祸。然而，时隔六十年，云淡的马头山和虎头山还是被炸掉、劈开——为高铁和高速公路而粉身碎骨了。远远望去，没有了雄伟的高山，只有两架大桥，一架是高速公路，一架是动车的铁路桥。
近年年轻人一个接一个地出去打工，走向城市。当年我读书的时候，云淡有小学、中学。可如今，连上小学都要去城关了。过去只是个别人为了做生意赚钱而进城，现在的村民是为了孩子上学而不得不进城。
原来的云淡村四面环水，碧波荡漾。可现在，自从筑起了一条通往云淡的路堤，交通是方便多了，可周围的活水却变得半死不活，布满淤泥了。
云淡的水井
云淡是一座海岛，岛上缺乏淡水，所以在童年时期，淡水都是由水井里打来。全村一共有四口井，其中只有两口井可供饮用。下街的村民靠池头夹的水井，离村较近；上街靠邦坞的水井，离村较远，有半个小时的路程。后村民用铁管架过门前潭，把水引到上街村口。
当时，每到秋冬季节，水源缺乏，全村两千六百多人的饮水便成了一大难题。每天都昼夜不停地排队等水。往往凌晨就开始排队，有时排了一天还等不到水。虽然寒风凛冽，队如游龙，但秩序井然，没有人争先恐后，都按号取水。家中洗脸水都不能顺便倒掉，要留着洗衣、洗脚、冲洗猪圈。
当时的水桶都是木桶，往往会被凛冽的西风吹裂，所以桶底往往要留一些水。经常排到水时已到深夜，因此提着灯、打着手电筒提水的景象也是司空见惯。我的脑海里至今还留着当年等水的景象：清冷的夜晚，四周漆黑一团，只有几点油灯的星火在黑夜中闪烁，寂静水井旁唯有等水的人们窃窃私语声。虽然条件很艰苦，但大家都没有什么怨言，也没有什么口角纷争，透露出来的只是浓浓的乡情。
1987年后云淡修建了自来水，水井渐渐被废弃了。我每次回乡时总要到水井旁驻足一观，看着满口的井水，总情不自禁地叹道：“要是当年有这么满的井水，该多好啊！”
云淡大宫
云淡的村口有一座古老的宫庙，那就是云淡大宫。大宫供奉的是当境土主孙圣公，其庙建筑年代久远，明嘉靖年间曾遭倭寇焚毁，烧裂的石条至今历历可见。明万历年间得以恢复重建，此后历经修葺，保存至今。大宫有三副对联，大宫门前为“地羼沧桑环玉带，神依德泽并金峰”，左小门为“北岸群星朝海国，东皋半月映云门”，右小门为“云屿麒麟呈瑞气，江心龙马献奇观”，为清人林其荣所赐。林其荣，宁德城关人。清朝光绪十五年（1888年）戊子科优贡生，授八旗教习，能诗赋，尤以书法见重于世。
而在童年的记忆中，印象最深的却是大宫里的大戏台。
大戏台位于宫大门入口处，面朝大殿，台面高出地面1.25米，台口高3米，台宽5米，台深5米，台顶设精美的八角藻井。戏台中部设有宽1.85米的活动台板。拆开为神游通道，盖上则为演戏之台，使用起来灵活自如。云淡常年雨多风大，为保证酬神戏的正常演出，天井是加盖的，好似现在的剧院。天井的瓦盖处理得也相当巧妙，该瓦盖高出四周建筑瓦面，并与周围瓦檐交错覆盖，既有效地阻挡了雨水的侵入，又解决了空气流通及香火烟雾问题。
每到逢年过节，村里就请戏班来唱戏，这一唱就是半个多月。在那个没有电视、电脑、手机，甚至连收音机都缺乏的年代，能看上几天连台大戏，是多么大的享受啊！年幼的我，对戏里的内容并不熟悉，只是觉得热闹、好看。高亢的唱腔、五色的戏服、震天的锣鼓，还有台下的说笑声、打招呼声、叫卖声，用现在的话说，人气达到极点。
云淡唱戏是“有停锣，没停鼓”。戏文连本大套，昼夜不停，一直连续演出十几天。福安的小贩都拥到云淡做生意，以糖糕水果为多。连天昼夜地演戏，小贩们也常常熬不住，趴在担子旁打盹。曾有顽童从阁楼上吊下绳拴的钢针，插住水果，“钓”上楼去。有的艺高人胆大，甚至把整篮桃子钓了上去。又怕受到大人的责骂，便连篮带水果顶在头上，泅水至僻静之处，小伙伴们一起大快朵颐。从而也就留下了“乌桃爬上壁，白桃游过江”的奇观。
唱戏时热闹，散了戏更热闹。大家都你争我夺请演戏的师傅们到家里吃饭。特别是能请到主角，更是觉得脸上有光。每当大戏台唱大戏的时候，母亲就早早地准备好一大桌饭菜，即使只能请到跑龙套的，虽然觉得有些不尽人意，也都是热情招待。这种乡里乡亲大家一起看大戏的景象到城关后是很少看到了。父亲生前依旧保持这种习惯，他总是每天步行到一些宫庙去，和老朋友们坐在一起看电视里的戏曲表演。其实，戏演的是什么并不重要，他听觉不大好，电视屏幕又小，未必能听清演唱的内容，但他看中的是那浓浓的人情和那和谐的人际关系。
云淡的龙舟
提到赛龙舟，都知道是纪念屈原，但在我们家乡，赛龙舟不仅是在纪念屈原，也是在纪念抗倭英雄戚继光。明代嘉靖四十一年，倭患严重，倭寇在云淡村设有据点，而戚家军与云淡五个倭寇寨点相持了一个多月，经过激烈的鏖战，终于平定了云淡，把倭寇赶到漳湾的横屿一带。这才有著名的横屿之战—消灭倭寇1000多名，斩首348颗，俘虏29名。可惜史料上没有详细记载，所以云淡战役一直是语焉不详。听老人们说，云淡山寨易守难攻，戚家军虽奋勇作战，但始终不能把残敌彻底歼灭，于是就用围困的办法把山寨包围了起来。由于山寨上没有水源，倭寇渐渐地坚持不住了。情急之下，倭寇想出一个缓兵之计，把尿撒在衣服上，然后把衣服晾在明显的地方。士兵看到后，误以为山寨仍有充足的水源——既可洗衣，况饮用乎？于是放松了警惕，这才让残余的倭寇得以逃脱。为了纪念戚家军为民除害和慰藉在战争中死亡的将士和百姓，此后每年的端午，云淡村都要举行“洗港”和龙舟赛来纪念此次平倭。
在五月初三，就要将母船（大龙舟）上彩，画上鱼虾蟹鲎等，并书对联“海清河晏”、“风调雨顺”。做好母船巡海“洗港”仪式的准备。在端午节的前一天，也就是农历五月初四就开始举行巡海“洗港”仪式了，端午节当天要重复一次，为的是祈求风调雨顺，慰藉亡灵。
参加仪式的全体人员先齐集在本地土主孙圣君大宫的香案前上香叩拜，以三声神铳请出孙圣君神像，护送到母船，以保巡海“洗港”仪式和龙舟赛安全无恙。
母船上有三根“香杆竹”，代表着云淡村郑、林、游三大姓。母船按规定要游遍固定的十一个仪点收灾，每到仪点水域或逢转弯转角时放神铳三声，烧纸钱三千，驱逐不祥之物，维护一方安全，祈求风调雨顺。要巡9次（端午当天要巡12次），全程大约54公里。
比赛开始了，在激烈的锣鼓声中，比赛的龙舟破浪而来。云淡的龙舟是一种叫“溪里仔”的江海作业小船。这种船速度快，划桨方式独特，民间俗称“押把桨”。即把左右桨固定于船头略后的左右船舷，人侧立于船上双手执桨，左桨先划，右桨后起（后桨也起舵的作用），使前进合力作用增大，当年正由于这种小船行速快，很好地配合了戚家军海上作战。
在我小时候，云淡村每年龙舟赛都出九条龙舟，如果再加上邻村的龙舟，就有十几条龙舟劈波斩浪了。那情景煞是好看，村民们无论是大人还是小孩都站在岸边欢呼雀跃，为桡手们加油打气。
记得2008年时云淡村龙舟比赛，还有6支龙舟参赛。可今年，只有三只龙舟参赛了。看到这境况，我不禁感到怆然。可岸上围观的村民们依然很兴奋，他们和从城关赶回来观看龙舟赛的云淡人一起，头顶烈日，为桡手们大声呐喊助威。
龙舟赛结束了，按家乡的习俗要请客人到家中吃“五黄”，“五黄”即雄黄酒、黄花菜、黄花鱼、咸蛋黄、黄豆芽，人们认为端午节食用“五黄”可消病强身。
站在村口大宫前，我又仿佛看到了当年村民们抢竹枝的情景：母船回港后，村民们用三条“香杆竹”及令旗、神铳，送保护神孙圣君回大宫，请神安座，并办酒席做福庆祝。而全村男女老少此时纷争抢立于宫前的“香杆竹”的竹枝，据说，用这竹枝赶猪，则猪就长得肥；用它来打淘气孩童，小孩子不但身体好，而且长大后也会聪明伶俐，书也读得好。
我的耳畔似乎又传来那悠扬的民谣：“五月里来五月间，乡乡澳澳扒龙船；龙船比赛真好看，讨海没闲看龙船。”
为撰写本文，特意走访了林四五、林永昌、陈银秀等同乡，特此表示感谢。
七都定美村的传说
起源
唐季后梁乾化元年（公元911年），原任感德场（宁德县前身）官的黄深致仕，举家迁至七都埔源定美，置家发族。
由于黄深出身官宦，又是刚从县官职位退休的，所以也跟来诸多姓氏，如：刘、卓、许、吴、周、王、沈、张等接踵而至。经过一百多年的繁衍生息，定美村逐渐呈现一派兴旺景象，才人辈出。宋、元朝达到高峰。据《鹤场漫记》记载：“金铜镜，银埔村，富教甲一邑，三家一酒店，十里一书斋”。从定美村走出来的黄氏子系，为官者就有三位尚书，七位进士，九位知府，三位大夫及诸多的举人、县官。出仕为官的高邮知军，金吾大夫黄石孙；南宋进士，德庆知州黄时，辰州知州黄超叔等，任官期满，致仕后叶落归根，仍回埔源定美定居，创办学校“六经讲堂”以培养后生。
定美村四至范围
根据现存房基、磐石看：定美村头（北面）至龙亭古庙为界，村尾（南面）与塔兜上岙为界；东边与七都溪为界，西边与七都主村的后林、陈家衕为界。唐、宋时期，定美村建筑有黄氏宗祠、黄氏祖厅、黄氏九牧坊、荷花壋等以及现存可辨的房基二百多座。
一水之隔的对岸溪洽，建筑有一幢书房与住所，系南宋进士黄时读书、吟诗、聚友的地方。为便利往返，使用一条小木船，以渡往返（黄时溪洽房屋的基地，现在仍归黄时后裔子系管辖）。黄氏族人，还从定美运回祠堂的断节石柱、祠堂石座等，现保存在黄氏祖厅门口两边。
笔者本人亦是黄时公直系裔系，现在定美仍保留有从生产队分来的几块自留地。本人曾在自留地劳动生产时，经常碰到残存的古砖、古瓦碎片和厨房用具——碗、碟、盐罐、油罐、插筷子用的瓷筒等。
迁徙
因遭大水冲流，而从定美向外迁徙的黄氏后裔及沈、张等氏族：
（1）据金垂黄氏谱载，宋朝从定美迁八都金垂，现已发族二千余众（含从金垂转迁外村的裔系）。
（2）据连江县前屿黄氏谱载：始祖榆公从宁德七都定美迁到连江前屿，现已发族三千五百余众。据传，榆公系在一次大水冲流过程中，乘一根大杉木被冲到罗源湾后再转到前屿。
（3）据金井谱载：七都黄氏金井公系明朝从定美迁金井，现已发族数百众。另载有一位裔系在大水中乘一根大杉木从定美被冲流至漳湾横屿，入赘一户渔民家，生男养女发家后搬迁漳湾置家发族。
（4）据七都黄厝谱载：黄厝街黄氏后裔系明朝从定美迁过来，现已发族数千众。
（5）据七都沈厝谱载：他们是明弘治十年（1497）从定美迁到七都沈厝的。
（6）据七都陈家祠王氏谱载，他们是明弘治十年（1497）从定美搬迁过来的。
七都埔源定美村从唐季后梁乾化元年（911）开发开始，到最后被大水冲流，时在明弘治十年（1497），即传说中的弘治十年农历七月十五日，“辰时流利埔，己时流定美”，共计586年。
附：
七都东山“五经讲社”
七都黄时（又名静齐）于宋绍熙元年中举后回乡，创办义学“五经讲社”（古学校）于七都东山寨顶，入学者皆弱冠（20岁左右）以上应试生童，而自总角至舞象者（7—15岁）不与焉。学校构堂中为肄业之所，额曰“正学斋”，题以联云：诚而明、明而诚，要把圣贤为轨范；愤而乐、乐而愤，勿将岁月齐蹉跎。
后因相从者众，昏暮往返不便，遂另筑南山一所，以处群英，名曰：“讲堂”。据传，理学家朱熹曾在此讲“五经”三课。“讲堂”因年久失修，至明崇祯六年，韩琼等人主持重修过。“讲堂”占地面积200平方米，单檐歇山顶，穿斗式结构，面阔三间，进深三间，高4.2米，大堂保留有“双龙”巨画（今存）。
七都三村姓氏简述
乐厝村
七都镇三乐村委会有一个自然村——乐厝，因乐姓聚居，故名。该村在七都镇人民政府驻地南1.2公里，国道104公路东侧。村落密集沿公路而建成长方形。全村120户有600多人。耕地面积近300亩，以农为主，主种水稻、甘薯，兼产茶叶、茉莉花。种植龙眼、柑桔、荔枝、番石榴、枇杷、杨梅等。养猪、羊、鸭。有1所完小。交通方便。
乐姓的念音是lè。郡望是“南阳堂”。
福建乐姓，有来自南京入闽的仁遂支系，有来自河南光州固始的聘君支系，也有来自广东的九龄支系。溯其源流，这三大支系都是春秋战国时期燕国名将乐毅的血脉子孙。七都乐厝祖先，是来自南京入闽的仁遂支系。
乐厝先人的祖籍地，是福建大田的桃溪。自乐济开基桃溪，其后世又寄籍泉州晋江。到了明朝嘉靖年间（1522—1566），又由晋江迁到福建南安。又到了明万历二十五年（1597），由南安迁到宁德七都，是七都乐氏的开基始祖。至今已有415年，传18世，人丁600余口。
明清时，在宁德城关的鹤峰境内，有“昌国君庙”，建筑雄伟、香火很旺，奉祀的就是燕将乐毅。据说，是明朝时宁德城关有一崔姓人到燕北当官，深感当地社头威灵赫赫，致仕时奉乐毅香火而归。果然祸福不爽，有求必应。因此，合境民众建祠祀焉，毁于清末。
乐厝村中有棵古荔枝，大约有430年的树龄。过去，枝繁叶茂，状如华盖，累累果实，香甜爽口，如今，已经老态龙钟、垂垂暮暮。
原来石后乡“石盾”祖先早先迁居此地，寮房有三、五座，饮用水井一口，这棵荔枝是其手植。后来，石姓祖先从这里迁往石后乡去了。就将此地让给乐姓祖先肇基立业，并嘱要爱护荔枝和水井，以念创业之艰辛。乐氏祖先感其好德仁义，对其创业倍加珍惜和爱护，代代相传，日久弥新。水井保存完好。至今村里人仍在饮用。
三屿村
三屿村，村前是江，江中有三个岛屿，故称三屿。在镇驻地东2公里，紧靠国道104线2186公里处，交通方便，是翁姓聚居地，有170户，1000多人，有完小1所。耕地面积344亩，以农为主，产稻谷、甘薯、茉莉花。海产有海蛎、蛏苗、鳗苗等。以产陶器闻名，日用陶器是传统产品。
三屿翁氏祖先初来乍到这里，看见此地峰环水抱，元气中含，俗朴人淳，更喜欢此处佳山秀水，可耕可樵，亦钓亦渔。于五代后汉天福十二年（947）由延平府（今福建南平）东山下肇迁三屿开基。开基始祖是都事公（质公），迄今历年千百余载，传36世。
三屿地处福安、霞浦、宁德三县要冲，历代作为军事重地。宋初“三县寨”设在三屿；元元贞初年（1295）移于蛇崎山；明洪武间（1368—1398）移于福宁松山。
南宋时，三屿村翁姓人氏有三位进士，《福宁府志》、《宁德县志》均有记载。这三位进士是：翁结，字上文（第10世），南宋淳熙元年（1174）甲午科进士，官至南宫学士。翁由诲，字汝和（第11世），南宋嘉定十年（1217）丁丑科吴潜榜进士，官朝散大夫、广东提举。翁禄，字学仲（第12世，由诲子），南宋绍定五年（1232）壬辰科进士，官临安仁和县教谕。
《三屿翁氏族谱》对“三进士”的记载与方志相符。但其族谱有载：“翁海，翁廷，翁邦英三位为庠生；翁启麒，翁尚贤二位为县学”。还记载清乾隆间翁启树、翁启承、翁日猷三位是恩赐正八品；翁日暖、公震拓二人是国子监太学生。
三屿村的陶器生产，历史悠久。《宁德市志》载：“制陶工艺于明天启间（1621—1627）传入三屿。”如此算来，已有390年历史。书中又载：“自宋代，宁德就开始对企业进行登记管理。北宋至和至南宋绍熙间（1054—1194），七都三屿的缸窑，飞鸾的碗窑，在开业之前要申报核准，并向官府缴税费。”这一句话中，推算三屿制陶业至少有800年历史。
三屿村大约有过半人，信奉天主教。天主教传入三屿村是清宣统元年（1909）。三屿天主教堂是民国三十二年（1943），由福建教会拨款兴建。
三屿村翁姓，郡望“盐官”，又有“六桂堂”之称。
“六桂堂”是我国一个十分著名的堂号，指的是南方闽、粤一带的洪、江、翁、方、龚、汪等六个姓氏。民国十六年出版的《六桂丛刊》中说：“六桂者，皆宋初翁乾度之子。”查翁、洪、江、方、龚、汪六氏族谱，虽然众说不一，但考其渊源，六家都确认“六姓原来是一家”，六姓的共同堂号都是“六桂堂”。
《洪氏族谱》载：“六桂分姓渊源诗”曰：
“落地三朝乳不通，生枝本姓公羽汪；长次不改父母志，三四改易是江洪。五子永归龚氏姓，六男自立以为方；枝分南北东西者，六姓原来是一宗。但愿儿孙知同族，姻缘嫁娶莫乱纲。”
罗厝村
罗厝村，罗姓聚居，故名。在镇驻地西南1.0公里，国道104线西南侧，属三乐村委会。村落集中成块状，28户，162人。耕地面积80亩，以农为主，主种稻、薯，兼产茶叶、茉莉花。种植龙眼、柑桔、荔枝。养猪、牛、羊、鸭。交通方便。
罗厝祖先的开基始祖是罗仕章。清康熙四十一年（1702），由福建宁化县石壁乡迁徙长汀。越二年（1704）迁往宁德县山甫源小溪村的溪仔里自然村定居。全家不论男女老少，起早摸黑专门种植青靛，生产蓝靛染料。寒来暑往，三十年始终如一，发家致富。后来蓝靛生意很好，扩大生意到日本、新加坡等东南亚国家，获取了大量财富，成为宁邑一富户。
清乾隆三十年（1765）正月，山甫源林、黄主村举办迎神赛会和社戏活动。本地上流人物派人抬轿，前往小溪溪仔里村，红帖邀请罗仕章光临观看。仕章到后几日，观光山甫源四处风景，认为此处山青水秀，靠山面海，水陆两便，正是适合自已宜居宜商的好所在。传说一日，罗仕章决定选址勘察，来到山甫源西南处，正遇十几个少年儿童在嬉玩唱歌。一个孩子唱：“门前喜鹊叫喳喳，屋后青山发吾家；靠山面海鱼米足，四季景色美如画。”另一个孩子对唱：“七都奉御塘，景色赛苏杭；永保千秋岁，福寿万年长。”罗仕章一心高兴，连连赞美：“美哉！妙哉！好彩头！吾居此地。”遂从七都小溪迁入今址。大兴士木，构造罗家大宅院。罗氏大宅院占地5.5亩（宽65米×深56米），四周高墙围栏，内有四扇厝8座，中间纵横巷弄行道共16条，前、中、后天井11个作为采光通风，并有水井、假山花圃。在大门楼正上方，有嘉庆元年（1796）福建总督罗文学赠送的金碧辉煌匾额：“五经拔萃”。
罗厝大院，在当时宁德全县都很出名。外地许多人慕名而来，进到里面转走半天，就忘了来路。后来，不幸连遭火毁，现在只遗留四周围栏高墙、水井和大量巨大而厚长的石料，仍然依稀可见当年的建筑是何等气派和恢宏！
中国南方的福建、广东罗氏，主要是由“豫章始祖”罗珠的后裔迁徙而来。罗姓入闽，较早是在西晋末年的永嘉之乱（也就是“八王之乱”）开始。尤其是后来“开漳始祖”陈元光带领中原汉人入闽，这其中就有罗姓族人。唐末王潮、王审知兄弟率兵进入福建，并建立了政权。当时军中数万人，其中不乏罗姓人。北宋末年“靖康之难”，北方百姓为了避战乱，大批相携入闽，罗姓人亦在其中。
三屿山概述
昔日未围堤之前，涨潮时，海水西由门峡头，东由斗门头两处汹涌而进，西陂塘一片茫茫海水。此时如能腾空鸟瞰，海面上凸显隔离大陆的骝屿、鸟屿、官扈山三个小岛，故此叫做三屿山。
三屿山中骝屿算第一大岛。东连门下、斗门头。西达西陂、田螺、雷东巅顶。东延下塘村及码头。其中，有人居住的有：门下村、骝屿村、下仓、西岐、沃里、田螺、熨斗（油库）、雷东里外两村、上塘、下塘、保安塘（畲族）计12个自然村。
鸟屿村，还有屿头村。背离浅滩约300米涂滩，经三个港汊与保安塘为邻。南瞻官扈岛。
官扈山只一村，面对岛屿岛，只隔两百米滩涂，背临三都玠溪港海。多倚浅海养殖为生。
上述三屿山本属六都，包括珍峰境，骝山东境、骝山西境、岐山境、福沃境、雷东境、郑乡境，安塘境、吉屿境、官扈境等十一个境。前清，上塘下塘保安塘三村总称郑湾村，因地处港湾海区而得名，行政管理应属漳湾镇。
三屿山地理位置和行政村庄。
三屿山是宁德市漳湾镇辖下。有门下村、骝屿村、下仓村、西岐村、沃里村、雷东里外两村、田螺（油库）村、熨斗村、上塘村、下塘村、保安塘村、鸟屿村、屿头村、官扈村等自然村。
其中骝屿、下仓、西岐、雷东、上塘、下塘、鸟屿、官扈、门下计9个行政村居民委员会和党支部。约有居民5100人。
地理位置在东经118.32北纬26.18，土地面积不详。气温零上4—38度。三屿山最高算骝屿山。顶峰名指甲鼻，海拔约180米。官扈和鸟屿海拔均不超35米。
自古以来，三屿山的地理位置脱离大陆形成三孤岛，西坡塘未围堤之前，潮水膨胀一大片汪洋，无数船帆往来，小至摇橹小舢板、渔舸，大至竖桅大艟艋。
沿海几个村庄，如骝屿、下仓、西岐、廉坑、郑岐、增坂等能泊舟楫的海岸小码头都有停船。艋艚船、瓜对船、割〓船，钓虫爱船、钩弹涂船、养蛏船等频繁进出，讨海营生。
西陂塘围堤历经三次，迄今沧海桑田面貌焕然一新。人们看见工业开发区工厂林立，建筑物如雨后春笋脱颖而出。贯穿西坡塘的中心路，起自漳湾斗门头，北抵104国道线，畅通便捷。高速公路腾空穿越西陂塘，汽车在西坡塘头顶呼啸飞驰，一派新兴美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