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德市图书馆

作为福温古道的重要连接部分，宁德南路官道是白鹤岭道开辟以前，商贾仕宦北上江浙、南下福州的必经之路。南路官道主要以朱溪、飞鸾岭两段最为著名，朱溪路段开辟的时间比飞鸾岭路段要早得多，其名称来源于此地“盛产朱砂”①，而民国县志稿却认为地名源于：“（朱溪）顶有大石一片，悬挂岩壁，色赤。初晨远望，红艳异常，故称朱溪。”前临山涧溪流，地理位置重要，确切位置大约在今天城南镇的蚶岐村车里湾自然村（秋竹岗）一带，自古以来就是一都、二都的交界地段，今天的飞鸾镇、城南镇也在这里分界。飞鸾岭路段久负盛名，也是南路官道的主干线。据明人何乔远《闽书·卷之三十一·方域志》：“飞鸾岭，与勒马、梅溪诸山一脉，走罗源道也。”乾隆版《宁德县志》：“飞鸾岭，在二都。形如飞鸾展翼，与勒马、梅溪一派逶迤曲折，以达罗源。岭头分水处，即宁罗交界。”宁德县古有“鹤飞鸾翥”之胜，即指飞鸾、白鹤二官道。
  南路官道它的起点是“从南门出，由邸塘、土堡直进洋尾、蚶岐、大塅至飞鸾，离城五十里与罗源交界”。②或经东门外金鳌渡、黄土岩、酒屿（塔山）、金蛇山，抵达飞鸾渡，舍船登岸，翻越飞鸾岭进入罗源县境内。走水路不仅可以缩短路程，而且减轻了行李、货物负担，与陆路相比之下更显繁忙。
  乾隆版县志对于南路所经区域记载简略，如果从今天的角度来看，古道起始路线具体如下：
  南路官道起点在县南门外战场桥，经土堡亭—下宅园—晡下岗（后岗）—古溪泽民桥（黄瓜桥）—凤仙桥（洋尾桥头）—蚶岐—秋竹岗（车里湾）—官前铺（二都村）—飞鸾—蒲岭—可坑里（向阳里）—南阳楼—五福亭—飞鸾岭关，入罗源界，过蒋店、桂林，至罗源护国乡（起步镇）为止。
  感德场成立以后，南路官道就成为福州北上浙江的咽喉要地。据民间传说，唐代时期，这里已是车马扬尘、行人不绝的景象。在今天的城南镇洋尾桥头至冷冻厂路段，两旁店铺一字排开，招牌林立，行人下雨天都不用打伞。甚至于李林甫的后裔也南逃到这里，购置大量房产，过着奢靡的生活。传说毕竟有所夸张，但也有更具说服力的历史资料，在福安市上白石镇财洪村的千年古刹崇仁寺，保存有明成化二十一年（1485年）所立《福安县崇仁寺重建之记》，碑中记载：“（咸通元年）时简公为南口参军，扶（父杨绍，状元、福州太守）归葬（浙江）龙游，经飞鸾，渡口口口口就山。”建国前后，福洋村一带也屡屡出土了古代生活器具以及钱币实物。实难置信，在蕉城这个开发较晚的沿海偏僻地区，一千多年前竟然就已经出现交通繁忙、百业兴旺的场面。
  唐中和元年（881年），河南固始人王潮、王审知兄弟随王绪渡江南下，进入福建。五代梁开平三年（909年），梁太祖封王审知为闽王，闽国正式建立。后唐长兴四年（闽龙启元年933年），感德场升场置县，设立宁德县。王审知入闽和设立县治，给蕉城区带来了两次大规模的移民，人口数量大幅度增长。当时迁入宁德的居民多数来自中原，特别是固始县，都是跟随王审知兄弟入闽的。他们中的一些人进入福建后，在福州作了短暂停留，局势稳定以后，陆续经福州北驿道，陟大北岭，经宦溪、板桥至连江，再经罗源护国、潮格，翻越飞鸾岭来到宁德，而后安家落户，共同开发这片热土。如今蕉城许多姓氏的族谱上都明确记载有“潮格”、“护国”、“朱溪”、“梅溪”等地名，这些文字背后，隐藏着那个时代迁徙的烙印。潮格现为罗源县起步镇的一个行政村，因古时海潮逆护国溪上涨至此为界，故而得名。潮格村口有大桥，亦称护国桥，民间称为“护国桥头”，是福州往返温州的必经之地。清代《重修护国桥路亭塔碑记》称之：“前达温州，后通福郡，凡冠盖所必经。”潮格与飞鸾镇向阳里村一山之隔，由于路途相距不远，唐代潮格人、“吏部尚书”倪振的子孙唐末就迁入白鹤盐场，成为蕉城、福安、霞浦等地倪姓的共同始祖。潮格也是闽东畲族祖先由粤向闽迁徙的主要落脚点，畲族蓝、雷、钟三姓族谱中所记载的“罗源大坝头”指的就是这里。
  北宋时期，南路官道进入历史上最为繁荣的时期。这在南宋梁克家《三山志》中可以得到印证。这一时期，南路官道不仅得到官府定期的维修保护，而且还在今天的飞鸾镇码头附近设立了著名的飞泉驿，供过往官员休息。据《三山志》卷五《地理类五》：“飞泉驿，有渡。熙宁七年置。过官井洋百八十里，达长溪盐田。元祐八年，移置焦门颊。”这里所指的“飞泉驿有渡”就是后来的飞鸾渡。到了绍兴三十年（1160年），以飞鸾、三都洋面“风海险恶”，飞鸾渡禁止旅客过渡。飞鸾驿到了梁克家修志的时代（淳熙九年即1182年），也已“佃为民居”了。
  南路官道地势平坦，一线通途。乾隆版《宁德县志》称：“岭之上下俱十里许，闽浙往来称便道焉。”美中不足的是，福州等地客商北上往往要经过“涛浪汹涌，蛟鳞出没”的飞鸾渡，“登舟者涕泣与父母妻子别，已济者同舟更相贺。”③这种需要冒着生命危险的行旅，怎能不使人胆战心惊。为此在宝庆年间（1225～1227年），新任宁德县主簿丁大全主持开凿白鹤岭官道。这条官道由蕉城西门翻越白鹤岭，过界首抵罗源叠石，直达护国乡。白鹤岭道虽说陡峭难行，却是有惊无险，且大大缩短了通往福州的路程，方便了来往的客商以及宁罗两县的居民，因此逐渐替代了南路官道的交通地位。南路官道从此行人寥落，日渐荒废。
  因为丁大全官声不好，有人从风水学角度指责白鹤岭官道的存在为“白鹤带箭”，认为是丁主簿有意破坏宁德县风水，所以自开辟以来，“邑中人文寂寥”，因此“邑人佥云旧路坦而近，甚便，且改由白鹤以后，毓秀不如昔”，“宜复如旧”成为县民乐议的话题。沉寂了大约三百年后的明嘉靖十三年（1534年），时任云南道监察御史的陈褎归隐在家，他力倡重开南路，并亲自与“耆民”林庄实地察看，而后撰写了《募开南路记》一文，得到时任宁德知县叶稠的全力支持。叶稠筹集资金，招募工匠，全力以赴。于同年十一月开工，次年夏新路告成，“邮舍轮奂一新”，新任福建巡按御史白贡对此大为赞赏，不久叶稠就擢任四川合州知州。随后的几年间，沿路一些交通配套设施以及驿馆、铺递（引自嘉靖版《宁德县志·卷二》）也相继得到恢复：
  “朱溪公馆，在二都。嘉靖十五年（1536年）新路成，知县叶稠建。”
  “官前铺，在二都。距县一十里，嘉靖十五年（1536年）建。蕉坑铺，在朱溪公馆左。距县二十里，嘉靖十五年（1536年）建。王坑铺，在二都。距县三十里，嘉靖十五年（1536年）建。右三铺因辟新路，南通罗源县。”
  “南靖关，在二都山岭头，罗源界。嘉靖十六年（1537年）开路建设，民兵把守。”
  “泽水桥，在二都官前铺南。嘉靖十四年（1535年）建，有亭。”
  “朱溪桥，在二都朱溪。嘉靖十五年（1536年）建，有亭。”
  耗费巨资修复了南路官道以后，“不利风水”的白鹤岭官道也被彻底堵塞。但新的问题又出现了，白鹤岭官道堵塞，导致河阳（今罗源县中房镇一带）以及白鹤岭头村民进城不便，怨声载道。迫于压力，县府只得重开白鹤岭路。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南路官道因倭乱再废。到了崇祯三年（1630年），庠生杨文炳等以“青鸾既变，士气不扬”为由，再次开辟南路官道，时任湖南桂东知县的邑人崔世召闻讯，欣然命笔《闻南路复开志喜》。地方士大夫对“南路开辟”极其热衷，地方百姓对白鹤岭官道的堵塞却是极度不满，白鹤岭后村民再次上控省衙，得到批准。时任宁德知县杨定国奉文重修白鹤岭道，“而朱溪官道复废。”（乾隆版《宁德县志》）
  飞鸾渡作为旧时蕉城区重要的水路码头，也是屡经兴废。过去由福州方向过来的商人“由罗源起步岭过大安岭，至飞鸾下船，福宁、福安人皆称便。”北宋熙宁年间（1068～1077年），设渡子十五人，与侯官大目渡人员相当，成为当时福州府所辖八县中渡船最多的两个渡口。明初设置四条渡船，行驶于福宁州城、福安县之间。至明代中叶，因为大安岭常有盗贼，行人不敢通行，渡船废除。另据明代王应山《闽都记·卷之三十三·郡东北福宁胜迹》记载：“（飞鸾渡）从三江沿至福宁、福安，昔为官渡，后以海寇，渡废，万历初始置私渡。”到了清代初期，为了方便过往客商，宁德县衙废除私渡，又重新开通了两条渡船。乾隆十年（1736年），福宁知府董启祚以其地为“闽浙通衢，二船尚少，不便行人”，恢复旧例，又增设两条。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朝廷内忧外患，国力衰弛，地方政府在飞鸾添设税关，分驻职员专司其事，对过往船只征收税务，百姓深受其害。正是有了飞鸾渡的繁荣与发展，才造就了今天飞鸾镇的局面。
  罗源县地方官也曾多次修缮飞鸾岭官道。清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福宁总兵李守臣、罗源知县陈于宣主持拓修飞鸾岭路，加铺石板石块，拓宽路面。李守臣还亲自撰写《倡修飞鸾岭道路碑》：
  “岭当孔道之冲，肩摩毂击，日无停影。峰陡而径窄，穿林越磴，舆骑皆虚。过此者，辄不禁有鸟道羊肠之叹矣！余奉简命驻长溪，环瞻形胜之所在，第觉山海交错，重关内阻，居然天堑称雄；而不知是岭之俯视邱原，又自开辟，来所竦峙，而巉削已非一日也。名之‘飞鸾’，即与渡接。顾名思义，几如鹤驭云骖，有非蹊陌之所得而寻者。当其峰回侧转，路不盈尺，加以夏秋积雨，沮洳崎岖，泥行而步滑，惴惴焉一若临轘辕、下九折。余窃心悯之，会与中营刘游戎偶然谈及，亦恻有同怀，而罗源周游戎复毅然以此自任，且致语邑侯陈君，欣然乐助焉。因各捐俸兴工，甫两月而告竣。将向之趑趄，而目为畏途者，今则觉路宽履坦，且共庆为康衢矣。是役也，费无几而利无穷，日月云迈，陵谷递迁，后之来镇是土者，推广而增修之。乐事劝功，欢声载道，是亦与人为善之端也，于是乎记。”
  碑记出于武人之笔，或无可取之处。但修路非其职责所司，却能够一心为民着想，确也难能可贵。
  道光八年（1828年），罗源知县卢文鸿倡议浙商重修飞鸾岭路，并重建岭头凉亭。
  从清代开始，白鹤、青鸾官道之争总算尘埃落定，不再重演，白鹤岭恢复通行，依然商旅繁忙，而南路官道也继续发挥着自己的作用，直至上世纪五十年代随着104国道的通车，才渐渐淡出人们视线。
  值得一提的是，无论南路官道如何兴废演变，飞鸾岭地段作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因地界罗、宁两县之间，地势险峻，地理位置重要，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据南宋郑思肖《心史》记载，南宋端宗景炎元年（至元十三年1276年），嗣秀王赵与檡扈驾三千兵过飞鸾岭上，遇元将鞑酋阿剌罕领兵三万人至，在岭上进行惨烈的斗争，赵与檡全军覆没，被俘不屈而亡。明永历十一年（顺治十四年，1657年）十二月，郑成功命部将甘辉统舟师在飞鸾梅溪登陆，就是经飞鸾、白鹤二岭攻罗源县。明清两代，飞鸾岭俱有官兵把守。清道光时期，由于海氛严峻，福宁镇总兵在飞鸾汛设有千总、把总、外委各一员（俗称“汛官”），带兵在此轮流当班。这在道光版《福建通志·卷八十三·兵制·福宁镇》有详细记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