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游云谷诗卷》是朱熹真迹吗？
  据6月19日《江南时报》报道，北京海士德2011年春拍古代书画亮点迭出，其中，朱熹《游云谷诗卷》尤为难得。该报道称：
  朱熹，字符（按，应为“元”）晦，一字仲晦，号晦庵、晦翁、考亭先生、云谷老人、沧洲病叟、逆（按，应为“遯”）翁。曾任荆湖南路安抚使，仕至宝文阁待制。为政期间，申敕令，惩奸吏，治绩显赫，是南宋著名的理学家、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诗人，闽学派的代表人物。此卷下笔点画圆润，中锋用笔，笔势运转沉着顺畅，入笔藏锋隐芒，绝无狂躁之迹；结构稳健典雅，行气连贯，不刻意工整，风格洒脱自然，卷末历代名家题跋并给予高度赞赏。①而据拍卖方对拍品的描述：
  引首：照古腾今。钤印：洪武御书题识：仙洲几千仞，下有云一谷。道人何年来，借地结茅屋。想应学长生，寄此乐幽福。架亭俯清流，开径玩飞口。游得名胜还，往往有篇牍。枝履或口来，共此岩下宿。夜灯照奇语，晓策散游目。新凉有佳期，群游几追逐。从容出门去．急雨遍原陆。云泉增旧观，怒响震寒不。深寻得新赏，一篑今再覆。同来况才彦，俊语非碌碌。所恨老无奇，千毫真浪秃。乾道元年夏四月既望，同敬夫诸子游茂林，分韵得福字之什，考亭熹。钤印：熹题跋：（一）考亭夫子书宗魏晋，雄秀独出，自非国朝四家所可企及，此自书诗正其中年精进之作，超乎变灭，神妙莫测，其颠旭狂素之口亚欤。……②以下还有由宋到清，分别由真德秀、刘克庄、张伯英、李戡、黄溍、袁桷、存仁、干文传、吴廷、宋荦、鲍桂生、李鸿章、鲍源深共13位名人所撰的众多题跋。
  愚以为，以上报道和对拍品的描述，从文献的角度来说，是不准确的，这可从以下两点来加以辨析。一、对《游云谷诗卷》的文献辨析此诗并非如某些论者所说的“后世学者辑录数版朱子全集与诗集中，均未见有此诗”，“朱熹《游云谷诗》，是一首佚诗，也是一段遗漏的史料”，①而原诗就见载于《朱文公文集》卷六；且诗题原名并不是什么《游云谷诗卷》，而是《游昼寒以茂林修竹清流急湍分韵赋诗得竹字》（载《朱子全书》本，《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第一册）。
  此诗的首句“仙洲几千仞”，仙洲是山名，在崇安县（今福建武夷山市）五夫，“昼寒”是亭名。乾道五年（1169年）前后，朱熹经常率门人蔡元定（季通）等到此登山，赋诗唱和。在《朱文公文集》中，描写“昼寒”的诗有七八首。如《仙洲昼寒亭次刘判院韵二首》、《次韵昼寒》、《次判院丈昼寒亭韵有怀平父》、《游昼寒以茂林修竹清流急湍分韵赋诗分韵得竹字》、《次季通昼寒韵》、《次季通昼寒亭韵二首》、《饮清湍亭石上小醉再登昼寒》等，都见载于《朱文公文集》卷六。在本卷中，与“昼寒”有关的诗，且排在最前面的一首，是题为《仙洲新亭熹名以“昼寒”，紫微张公为书其额，判院刘丈乃出新句辄次高韵二首》，诗末有小注曰：“时已闻安国之讣。”诗题中的“紫微张公”与小注中的“安国”均指南宋著名词人张孝祥（1132—1169年，字安国，别号于湖居士，又号紫微），束景南先生据此考证出此诗写于乾道五年（1169年）六月。（《朱熹年谱长编》卷上第411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也就是说，昼寒新亭作为一个“人造景观”，出现在仙洲山是在乾道五年六月，也可以认为：以上这些有关“昼寒”的诗全都写于乾道五年六月之后。那么，由“考亭熹”手书的《游云谷诗卷》，而实即《游昼寒以茂林修竹清流急湍分韵赋诗得竹字》，毫无疑问，同样也应该在这个时间之后，但是，由“考亭熹”所署的却是“乾道元年夏四月”，这该如何解释？
  《游昼寒以茂林修竹清流急湍分韵赋诗分韵得竹字》原诗共50句，而不是《游云谷诗卷》的26句。与原诗相比，《游云谷诗卷》竟然少了24句。现将全诗移录如下，下划线者为《游云谷诗卷》所丢失的24句。
  仙洲几千仞，下有云一谷。道人何年来？借地结茅屋。
  想应厌尘网，寄此媚幽独。架亭俯清湍，开径玩飞瀑；
  交游得名胜，还往有篇牍。杖屦或鼎来，共此岩下宿。
  夜灯照奇语，晓策散游目。名椀共甘寒，兰皋荐清馥；
  至今壁间字，来者必三读。再拜仰高山，愯然心神肃。
  我生虽已后，久此寄斋粥。孤兴屡呻吟，群游几追逐。
  十年落尘土，尚幸不远复。新凉有佳期，几日戒征轴；
  宵兴出门去，急雨遍原陆。入谷尚轻埃，解装已银竹。
  虚空一瞻望，远思翻蹙恧。袒跣亟跻攀，冠巾如膏沐。
  云泉增旧观，怒响震寒木。深寻得新赏，一篑今再覆。
  同来况才彦，行酒屡更仆。从容出妙句，珠贝烂盈匊。
  后生更亹亹，俊语非碌碌。吾缨不复洗，已失尘万斛。
  所恨老无奇，千毫真浪秃！
  即便是《游云谷诗卷》中的26句，与朱熹原诗相比，也有太多不同，如原诗的“想应厌尘网，寄此媚幽独”被改成了“想应学长生，寄此乐幽福”；“新凉有佳期，几日戒征轴”被改了“新凉有佳期，群游几追逐”；“宵兴出门去，急雨遍原陆”被改成了“从容出门去．急雨遍原陆”。此外，诗中一字之误还有许多，如“清湍”误为“清流”；“寒木”被误为“寒不”。我想，如果此《游云谷诗卷》真的是“宋代著名理学家朱熹自作诗并书写的作品”的话，以上这诸多的失误，根本就无从解释。
  问题最多的还是落款所题“乾道元年夏四月既望，同敬夫诸子游茂林，分韵得福字之什”，敬夫是朱熹友人张栻。查考几个最具代表性的《朱子年谱》，于乾道元年夏四月，都是“至行在（南宋京都临安），复请祠”寥寥数字，而没有此时张敬夫曾到五夫，与朱熹同游仙洲山的记载。也许正是因为这一点，书者才将原诗题《游昼寒以茂林修竹清流急湍分韵赋诗分韵得竹字》隐去，将有地点可考的“游昼寒”改为无从考据的“游茂林”，将“分韵得竹字”改为“分韵得福字”，以便与被有意改篡的诗句“想应学长生，寄此乐幽福”相呼应。
  再说，张敬夫的父亲张浚，于隆兴二年（1164年）八月病逝。乾道元年（1165年）四月，张敬夫理应在家居父丧，怎么有可能千里迢迢到福建崇安五夫来，与朱熹相聚而“游茂林”？
  二、对“考亭熹”的辨析
  十几年前，我开始撰写《朱熹考亭书院源流考》①一书时，开篇所作的第一篇文字，就是《“考亭”考》。文中主要对历史上曾有过的“考亭”究竟是五代南唐侍御史黄子稜所建，还是唐咸通间（860—873年）广寒先生陈盛长子陈望所建，进行了详密的考证，而对考亭是否是朱熹的“号”，则基本没有涉及。其原因，是由于前人对此早已有定论，南宋叶绍翁《四朝闻见录》甲集《考亭》条下载：
  （朱熹）门人以考亭号先生，世少知其然者。亭为陈氏所造，本以置其父之榇，葬毕，因以为祀茔之所，故曰“考亭”。……而门人称“考亭”之号已久，终不能遽易。②文中明确提出“考亭”作为朱熹的号，源自他的门人，这与朱熹号晦庵、紫阳、云谷老人、沧洲病叟等诸多“自号”有所不同，故在前辈学者如陈荣捷撰《朱子自称》①、高令印撰《朱熹事迹考·号谥》②等考证朱熹自号的相关文章中，尽管都收录了朱熹数十个自号，却唯独不提朱熹号“考亭”，就是因为“考亭”本来就不是朱熹的自号，而是他人所“号”。借用网络的时髦用语，即朱熹是“被考亭”——被他的门人弟子加上了这么一个从地名演化为“人名”的“号”。但《游云谷诗卷》的落款是“乾道元年（1165年）夏四月既望，同敬夫诸子游茂林，分韵得福字之什，考亭熹”，是说早在乾道元年，朱熹就自号“考亭”了。这就提出了“考亭”作为朱熹的号，究竟是“被考亭”，还是朱熹的自号？这么一个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从现有文献考察，没有史料证明，朱熹本人曾使用过“考亭”之号。在《朱文公文集》中，“考亭”一词共出现过5次：
  一是《跋陈徽猷墓志铭后》中说：“顷年，公再罢番阳，熹见公考亭私第。公为熹言此甚详……”③
  二是《跋李勉仲诗卷》“晚岁来居考亭，往茶坂，得江文卿而与之游。……庆元乙卯三月晦日，新安朱熹书”。④
  三是《跋李参仲行状》，末署“庆元元年十一月癸巳冬至，吴郡朱熹书于考亭所居清邃阁”。⑤
  四是《跋东坡祭范蜀公文》，末署“庆元丁巳十月己卯，朱熹观于考亭溪居”。⑥
  五是《聚星亭画屏赞并序》：“考亭陈氏故有离榭，名以‘聚星’，盖取《续阳秋语》。”①
  很明显，上文五次出现的“考亭”，都是地名，而不是朱熹的自号。
  正如叶绍翁所说“（朱熹）门人以考亭号先生”，是说朱熹之“被考亭”，源于他的门人弟子。这在文献中，可以找到许多例证。如朱熹门人黄榦在南宋庆元戊午（1198年）写给友人的一封书信中说：“考亭先生中间得书，一病几不可救，已遣书相问矣……”②另一位门人陈淳在《答廖师子晦二》书信中说：“向来考亭之诲无不谆谆。”③朱熹的再传弟子黄震《孔子世家》一文中，有“本朝伊洛考亭诸儒”，④是直接以考亭代称朱熹。而在叶绍翁的《四朝闻见录》⑤甲集中，《考亭解中庸》、《慈湖疑大学》、《武林山》等篇目，以“考亭”或“考亭先生”称朱熹，前后竟然共出现48次之多。
  以上所列举的资料表明，“考亭”作为朱熹的号出现，全部来自他的门人弟子或后学，而无一条是他本人。那么，对《游云谷诗卷》的落款居然是“考亭熹”，又该怎么解释？
  众所周知，朱熹定居建阳考亭，在此建考亭沧洲精舍，是在绍熙二年（1191年）四月朱熹离漳州知府任之后。而在此前，包括“乾道元年”在内，他一直居住在崇安五夫紫阳楼，他怎么可能距此26年之前的乾道元年（1165年）夏四月，就自称“考亭熹”？
  写到这儿，猛然想起两年前读过的一位作家的回忆录，曾提到朱熹的书法作品。这位作家就是我所敬重的旅美作家聂华苓，她的回忆录名《三生影像》①。于是，急急找到此书，打开相关章节，读到相关文字，此中的描写，不禁让我倒吸了一口凉气，一股惊诧莫名的感觉在我的心头翻滚，为何会有这样的感受？在此，我不想作任何解释，还是把聂华苓的这段精彩的文字移录于下，相信读者会作出自己的判断：
  1949年4月，我和正路终于从北京到了武汉，又带着母亲弟妹从武汉去广州。在粤汉铁路工作的好友李一心和刘光远夫妇决定不走，将他们粤汉铁路眷属的火车票送给我们。那是从武汉去广州的最后一班火车。仓促收拾行装，抓头不是尾，竟抓了几个枕头和衣架，抓了唯一有价值的是爷爷的宝贝——朱熹写的《游昼寒诗》。
  1954年，殷海光去哈佛大学作访问学人。我和母亲突然想到我家的爷爷的宝贝。母亲从唯一的一口樟木箱子里将宝贝拿出摆在桌上。古色古香的金黄缎子书套，紫檀木夹板，刻着朱文正公遗迹。黄色纸地，白绢镶边。朱熹龙飞凤舞写着：
  仙洲几千仞，下有云一谷。道人何年来，借地结茅屋。想应厌尘网，寄此媚幽独。架亭俯清湍，开径玩飞瀑。交游得名胜，还往有篇牍。杖屦或鼎来，共此岩下宿。夜灯照奇语，晓策散游目。茗碗共甘寒，兰皋荐清馥。
  母亲将殷海光请到我们房中。殷先生，嗯……母亲笑了一下，不知如何启口。有件事，请你帮个忙。好不好？
  那要看是什么事。有一幅朱熹写的字，我们老太爷当宝贝，看一次就叫一声：好呀！摇头晃脑大声吟起来。聂家只剩下这一件家当了。也是太穷了。人总不能端着金碗当叫花吧。
  殷海光逐渐有了笑意：聂伯母，你要我带到美国去卖掉？
  对。卖的钱，你得十分之一。我连忙说：线条清楚！我套用一句殷海光的口头禅。朱熹的真迹呀！你看这诗，书法，装帧，不仅有学术研究价值，还是件艺术品呀。
  请问。殷海光冷静地说：你能断定这是朱熹的真迹吗？
  哎呀，喏！上面还有历代收藏家鉴印和评语。真德秀评：考亭夫子书宗魏晋，雄秀独超，自非国朝四家所可企及。周伯琦评：道义精华之气浑浑灏灏自理窟中流出……你再看看这些不同时代的鉴印。深深浅浅的印色，有的已经模糊了，有的还清楚。这些会是假的吗？
  殷海光似信非信地点点头。好吧，我带去，要人先鉴定一下。哈佛东方研究所一定有人懂得这些玩意儿。
  他去美国以后，我和母亲天天焦灼地盼望他的来信。他第一封信说已将宝贝请哈佛东方研究所一位教授鉴定去了，并说他们很感兴趣。我们一家人非常高兴，各做各的发财梦。我的梦是游手好闲，读书，写作，潇潇洒洒过日子。台湾邮差每天早晚送信两次，我和母亲每天就紧张两次。邮差自行车在门前喀嚓一声停下，将信扔进信箱，我和母亲就跑出去抢着开信箱。好不容易盼到殷海光第二封信，是两个月以后的事了。聂伯母：
  前信已提及宝贝由哈佛大学东方研究所的教授鉴定去了。这些日子我等得好不心焦，但又不便表示焦灼的样子。别人怎了解这件宝贝兹事体大，不但府上每人寄予无限热望与梦想，就是我这个外人也可分享十分之一的利益，将来返台靠此结婚成家呢！今晨我去看那位教授，他把宝贝拿了出来，半晌微笑不语。我耐着性子问：怎么样？他吞吞吐吐，只是说：这个——嗯——这个——又把头摇几下。我立刻心里一怔，心想：糟了。我脱口而出：假的？他点点头，于是乎拿出考证的卡片。今一并附上。别人是用科学方法鉴定，万无一失。聂伯母，如果您老不甘心，还要拿到日本去鉴定，也未尝不可。不过，基于道义的理由，我要就便告诉您老：日本的汉学水准一定不比美国的哈佛差。万一又考证出正身，再赔掉好几块美金的邮费，可就损失更大了。你们一定很伤心。……宝贝由台来美，一路使我紧张万分。现在我得请它阁下先行返台了，今已付邮寄上。包裹单“价值”一项，我填的是“无价之宝”。
  读完这段作家笔下的精彩描述，相信读者与我会有同样的疑惑：假的？那么，在北京海士德2011年春拍中出现的朱熹《游云谷诗卷》，和曾经是聂女士“爷爷的宝贝”，这其中，是否有什么关联？
  合上《三生影像》，有两句话老是在我的耳际萦绕，在心头纠结，一句是“殷海光”说的：你能断定这是朱熹的真迹吗？一句是说给我自己的：你能断定这不是朱熹的真迹吗？……
  （原载《中华读书报》2011年7月27日第15版《文化周刊》）
  一幅伪造的朱熹书帖
  摘要：一首出现在明初的题画诗，居然被生活在南宋的理学家朱熹“看中”，早在两百多年前的乾道三年（1167年）就成了他笔下的书法作品，莫非朱老夫子有“穿越”时空的特异功能？
  在2010年6月“中国书画（十）嘉德四季第22期拍卖会”上，有一幅来自境外的被命名为《朱熹（款）行书试卷手卷》（图14-1以下简称《手卷》）的拍品顺利成交。据拍卖方对收藏品的描述：
  题识：干（应为乾）道三年九月书于武夷精舍。新安朱熹。钤印：晦翁、疏兰室。藏印：信郡王怡斋素心人珍藏、祝允明印、晞哲。说明：附入境单。作者介绍：朱熹，字符（按应为“元”）晦，号晦庵。徽州婺源（今属江西）人。绍兴十八年中进士，历仕高宗、孝宗、光宗、宁宗四朝。嘉定二年诏赐遗表恩泽，谥曰文，寻赠中大夫，特赠宝谟阁直学士。理宗宝庆三年，赠太师，追封信国公，改徽国公。理学家，善书法。①《手卷》的内容，从拍卖方提供的图片，可以辨认出，这是一首长诗：
  仙人绿发明双瞳，能携昆仑开华嵩。
  为我一指瀛洲趣，中有千年不死青芙蓉。
  奇峰削翠世罕有，深林蔽幕桃源口。
  苍烟飒飒鹳争飞，丹霞恍恍鹿惊走。
  赤城掩霭天姥回，石梁倒挂双琼台。
  碧桃万数花无数，古木时引青猿来。
  素娥回飙下琼殿，群仙聚会常相见。
  丹成九转吐红光，坐看桑田几经换。
  朱霞乱飞林树表，手执琼枝拂瑶草。
  天风吹入西瑶池，王母千秋不衰老。
  青霓锦帔耀云日，仙翁月下来吹箫。
  吹凤箫兮系霜丝，君亦胡为弄参差，
  他年倘惠金鹅蕊，寄声蓬岛长相思。
  乾道三年九月书于武夷精舍新安朱熹（见上图）
  为什么说这是一幅伪造的朱熹书帖呢？
  首先，是这幅书帖的落款有重大嫌疑。说实话，当我第一眼看到‘乾道三年九月书于武夷精舍，新安朱熹”这几个字时，心里头“咯噔”一下，立即就对它产生了怀疑。记忆中的武夷精舍，建造年代是淳熙年间（1174—1189年），而不是乾道年间（1165—1173年）。
  据史料记载可知，武夷精舍是朱熹创建的第三所书院。在武夷山景区五曲隐屏峰下。淳熙九年（1182年）七月，朱熹在浙东提举任上弹劾贪官唐仲友受挫，第二年正月“奉祠”而归武夷，建此书院，四月落成。此即朱熹所言“经始于淳熙癸卯（1183年）之春，其夏四月暨望堂成，而始来居之。”①朱熹在《行视武夷精舍作》诗的夹注中自述其精舍的建造始末云：
  武夷溪凡九曲，多急流乱石。此第五曲，水特深阔平缓，绿漪可爱。……峰下小山重复，中有平地数十丈，乔木长藤，茂林修竹交相蔽隐，旧无人迹，乾道己丑，予舟过而乐之。及今始能卜筑，以酬曩志。……方经始时，予以病不能来。至是送别山西，始自新村买舟以来。视所缚屋三间，制度殊草草。然背负大隐屏，面直溪南大山，左有魏王上升峰，右有钟模三教等石，极为雄胜。②
  由此可知，在朱熹之前，精舍故址还是“旧无人迹”的“蔽隐”之处，乾道己丑（五年，1169年）朱熹舟行过此，虽已有卜筑之意，但因故而未果。13年后的淳熙十年（1183年），此愿方得以实现。所以，乾道三年（1167年）九月，“新安朱熹”不可能在根本不存在的“武夷精舍”书写这么一幅《手卷》。
  其次，《手卷》中的这首诗也有重大嫌疑。记忆中，在某一部古籍中曾经阅读过这么一首诗，但肯定不是朱熹的诗。为了不出意外，我还是认真找阅了《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果然，绝无此诗的踪影！于是扩大查找范围，竟然分别在明沐昂编《沧海遗珠》卷一、明曹学佺《石仓历代诗选》卷三百三十六、清初陈邦彦奉敕编校《御定历代题画诗类》卷一百十三、清顾嗣立编《元诗选》三集卷十中都找到了这首诗的“前身”——《题边文进仙山楼观图》。之所以用“前身”这么一个古怪的词，是因为《手卷》中的这首诗已对《题边文进仙山楼观图》进行了许多篡改，虽然没有面目全非，但已非原来的真面目。原诗如下：
  题边文进仙山楼观图
  仙人散发悬双瞳，能移昆仑开华嵩。
  为我一扫瀛洲趣，中有千年不死青芙蓉。
  飘飘烟霞入君手，深林蔽幕桃源口。
  苍烟飒飒鸾竞飞，丹崖恍恍龙惊走。
  赤城掩霭天姥回，石梁倒挂双琼台。
  桃花半壁镜中见，古木尽化青猿哀。
  素娥回飙下瑶殿，明星玉女长相见。
  邀余为作商山歌，坐看桑田几经变。
  丹霞乱飞桂树表，手翳琼枝拂瑶草。
  天风吹入西瑶池，王母秋眉飒衰老。
  瑶池花暖春未凋，三十六宫散琼瑶。
  青霓锦帔耀云日，上元月下来吹箫。
  吹凤箫兮系霜丝，君亦胡为弄参差，
  他年倘惠金鹅蕊，寄声蓬岛长相思。①
  原诗的题目《题边文进仙山楼观图》，因为有名画家边文进的大名，也许是太容易被识破了，所以悄悄地被删除了；原诗28句，《手卷》少了“瑶池花暖春未凋，三十六宫散琼瑶”两句。此外，原诗与《手卷》两相对照，可以发现《手卷》对原诗的许多地方进行了改动。如“悬双瞳”改为“明双瞳”，“能移昆仑”改为“能携昆仑”，“飘飘烟霞入君手”改为“奇峰削翠世罕有”，等等。或个别字，或全句改动，为节省篇幅，在此不作一一列举。
  在《元诗选》三集卷十中，我们不仅可以知道《题边文进仙山楼观图》诗的作者是方行，还可以了解他的生平如下：
  方参政行。行字明敏，黄岩人，国珍子。至正间，授江浙行中书省参知政事，调江西，未详所终。所著《东轩集》，其弟明则缮写成帙。宋学士濂评之曰：古诗俊逸超群，如王子晋鹤背吹笙，随风抑扬，声在云外。律诗清丽婉切，譬犹长安少年饮酒百华场中，莺歌蝶拍，春风煦然扑人。终日传杯，而醉色不起。诗人之趣，至是亦可谓之不凡矣。……②而在《御定历代题画诗类》卷一百十三中，在《题边文进仙山楼观图》诗题之下，加小注是“明方行”，由此可知，此诗的作者方行是一位元末遗民，入明以后，还有诗作不断问世，《题边文进仙山楼观图》就是他入明以后的作品之一。
  诗题中的边文进，则是明初的一位著名画家。明朱谋垔《画史会要》卷四载其为陇西人，实际上，他是延平府沙县（今福建沙县）人。清康熙《御定佩文斋书画谱》载：“边文进，字景昭，沙县人。为人夷旷洒落，善绘事，尤精于花鸟。永乐间召至京师，授武英殿待诏。”又据《闽画记》所载称：“诸画谱皆谓景昭为陇西人，盖边姓旧出陇西，题款或署其故郡，遂至传讹。”①
  边文进的花鸟画在明初自成一家，曾得到当时的许多名公巨卿的赞赏，为其画题诗。如胡广有《题边文进画松鹤》、杨荣有《题边文进花木翎毛》②，而以明徐有贞《题边文进花鸟》一诗写得最好：“边公花鸟冠当时，内苑皆称老画师。留得宣和遗迹在，令人披玩动哀思。”③
  从以上史料的记载可知，方行的《题边文进仙山楼观图》，是一首为边文进“仙山楼观图”所作的题画诗。画家和诗人都生活在明初，或者更准确地说，这幅画和这首题画诗，都产生于明初。令人惊诧的是，这首产生于明初的诗，居然能被生活在南宋的“新安朱熹”“看中”，早在两百多年前的乾道三年（1167年）就成了他笔下的“手卷”。这就不能不让人产生一种很奇怪的想法：莫非朱老夫子也成了网上流行的“穿越”小说中的主人公，一不小心，就有了“穿越”时空的特异功能？
  （原载《中国文物报》2011年10月19日，第4版）
  图14-2、图14-3书影：明方行《题边文进仙山楼观图》，陈邦彦奉敕编《御定历代题画诗类》卷一百十三，第640—641页，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436册是“国宝”还是伪帖？
  ——朱熹《赠门人彦忠、彦孝同榜登第诗册》考析
  2004年12月，一件据称是“从未被史料记载过的南宋理学大家朱熹的书法册页惊现京城拍场”，当时，许多新闻媒体都做了报道，引起收藏、拍卖、书画界人士的广泛关注。据介绍，此册页从香港征集而来，是朱熹于1192年为福建长乐的弟子陈彦忠、陈彦孝兄弟二人同榜登第而作，故名《赠门人彦忠、彦孝同榜登第诗册》。由于此诗册与据说是“文物艺术品拍卖市场20年来出现的唯一一件‘元四家’真迹、倪瓒的《江亭山色图》同时亮相”，故被媒体戏称为是“朱熹领军，倪瓒挂帅”。颇富传奇色彩的是，领军人物“朱熹”在预展期间居然被盗，继而又被追回，一时又成为媒体追逐的热点。
  □一、真伪之辨，备受质疑
  朱熹《赠门人彦忠、彦孝同榜登第诗册》是被拍卖界作为“难得一见的国宝级拍品”隆重推出的。现在所能见到较早对拍品详加介绍的文章，是周铮在《中国书画》2004年第11期发表的《朱熹〈赠门人彦忠、彦孝同榜登第〉诗册考》：
  此册系经改装而成，原件似为横卷。改装成册后，朱熹手书的诗作占五开半，其后有陶敦临题跋（四段）及朱家缙观款占一开，启功题跋占一开。
  朱熹的诗作为一首七言律诗，因原件残旧，其中有几个缺文。全诗如下：
  “秋闱春榜两同年，昆玉□参□□□。□□乍辞芹泮路，绿袍新醉凤池筵。东南文运今方盛，虞典人才古独先。忝我师儒真不负，长歌喜极为重编。”诗后署“考亭朱熹题赠门人彦忠、彦孝同榜登第”。在朱熹名字上面钤“晦翁”、“朱熹之印”二章，均朱文，篆法古朴。……
  那么朱熹的这首赠诗又是何时所书呢？署款“考亭”二字为此提供了有力的根据。朱玉《朱文公年谱事实》：“（绍熙三年）二月，始筑室于建阳之考亭”，故此诗必作于绍熙三年朱熹卜居考亭之后。绍熙三年（1192年）朱熹63岁，至庆元六年（1200年）71岁逝世之间，录取进士的考试共举行三次，即绍熙四年（1193年）、庆元二年（1196年）和庆元五年（1199年），在这三次考试中尤以第一次的可能性最大。《宋史·光宗纪》：“（绍熙四年五月）己巳（四日），赐礼部进士陈亮以下三百九十有六人及第、出身。”知大词人陈亮获取了此榜的状元。陈亮考取状元后，朱熹曾写信致贺（见《晦庵朱文公文集》卷三十六《答陈同甫书》十五）。朱熹既然向考取状元的陈亮致贺，那么对同榜考取进士的陈士直兄弟俩予以赠诗也就不足为怪了。但朱熹的这首赠诗并非通过邮寄的方式，而是陈士直兄弟俩考中后，由京都临安反归家乡长乐，途中迂道建阳拜谒老师时，由朱熹题写后当面赠予的，故署款特别署明其住所“考亭”二字。时间可能在绍熙四年五、六月间。……
  拍卖公司则称，该诗册书法笔墨雄健，超逸绝伦，下笔沉着，有晋人风度，书法造诣不逊于颜真卿。总而言之，它是近年拍场中难得一见的“国宝级拍品”。然而，这件当时估价为300万元的拍品却在预展的第二天离奇失踪。后在警方的介入下，于失踪后的14天，此案告破，窃贼刁某锒铛入狱。
  但是，此拍品的真实性却受到严重质疑。2005年4月13日，《中国文物报》发表了王志军的署名文章《朱熹〈赠门人彦忠、彦孝同榜登第〉诗册真伪辨》。该文认为，存世的朱熹书法作品真迹中，以《城南唱和诗》为其代表作，行笔顺畅，行气连贯，点画圆润，中锋入笔，藏锋隐芒，结构秀美，偶露变化，以求字体和行气整体之生动之态。朱氏所书，不论真伪，均应与此品书合。而《赠门人诗册》却书技拙劣，鲜有大家气象，与真迹《城南唱和诗》（图15-2）相比，可谓谬之千里。通篇文字，无一可圈可点之处，行笔狂躁，似不堪心志之苦，肌肤之劳，奋起乱书一通，毫无学者风范，应是没有见过朱熹书法真迹的后人所为。文章还指出，朱熹在理学上的杰出贡献为800年来中国知识分子所敬仰、珍视，家有一字莫不视若拱璧，大肆传扬，编纂入朱氏诗文集，而拍品赠门人七言诗却为何不见著录于朱氏诗文集中？另，该册原配题跋被收藏者以“残不堪”为由割去，十分蹊跷。
  此后不久，诤言在《“国宝”〈赠门人诗册〉失而复得又失真》中赞同此说。他认为，“王志军先生的观点看法既十分客观，又极富灼见。该诗册遭受质疑绝非偶然，而是必然。首先，朱熹大字书法迄今并未见有真迹传世，如今突然‘面世’，怎不令人疑虑重重？其二，该诗册的书风与目前海内外所藏的几件朱熹真迹大相径庭，完全不合。朱熹的书法真迹皆典雅俊秀，行笔迅疾，含蓄内敛，不激不厉，富有极浓的书卷气。而拍品则苍白乏韵，毫无神采可言，明显与南宋的书风迥异。其三，全篇用笔毫不得法，点划败笔连连，既矫揉造作，又火气浮躁，缺乏起码的基本功表现。其四，古来名家珍品讲究流传有绪，一件如此难得一见的朱熹大字书法诗册，既不见于朱熹诗集，更从未有任何著录，且流传800多年来藏家与鉴家的题跋也少得可怜，只有清末陶敦临一家四段题跋，如此重要的书作却受到这般冷遇，实在令人费解，耐人寻味”。
  他还告诫收藏者说“宋元书画珍品被博物馆定为一级文物，可见宋元书画是何等稀罕之物。因此，拍场中出现宋元名家书画，其真伪实在有必要认真地研究一番，否则必将付出惨痛的代价。朱熹《赠门人诗册》真伪遭人质疑表明，在艺术品拍卖尚不保真的今天，拍卖公司的宣传只是一家之言，决不可偏听偏信。尤其对某些不负责任、别有用心的包装，更应保持高度的警惕”。①
  由于此诗册在预展时离奇被盗，后又失而复得，继而又遭人质疑的传奇经历，既跌宕起伏，又颇富传奇色彩，成为当时国内艺术品拍卖界的一大奇闻。
  然而，就是这件备受质疑的诗册，在沉寂一段时间后，复于2010年5月16日，在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2010春季拍卖会“宋元明清法书墨迹”专场上重新亮相。只是，这一次露面，拍卖方显得十分低调，没有了往日那种呼天抢地的吆喝。
  以上向读者详细地介绍了此诗册的来龙去脉和一些基本情况。在此，笔者无意对诗册的书艺再作评价。其实，该诗册书法究竟是“笔墨雄健，超逸绝伦，下笔沉着，有晋人风度，书法造诣不逊于颜真卿”，还是“书技拙劣”，“点划败笔连连，既矫揉造作，又火气浮躁，缺乏起码的基本功”，只要将朱熹的《城南唱和诗》与此诗册在眼前一摆，二者之高下，无异于天壤之别，是真是假，真伪立判！
  二、名相家藏，竟是伪帖
  应该说，此诗册并非如此前拍卖界人士所说的，是“从未被史料记载过”的书法册页，在此，先为此帖找一个“前身”，或者说是一条“史料记载”。在清初李清馥的《闽中理学渊源考》卷十七“陈彦忠先生士直”条下有这么一段文字：
  陈士直字彦忠，闽清人。按彦忠先生为朱子门徒，仅见姓氏。
  馥家藏先公所遗朱子墨迹一轴，书赠人诗一首。后云“考亭朱某题赠门人彦忠彦孝昆玉同榜登第”。其诗云：
  秋闱春榜两同年，昆玉连登岂偶然。
  青领乍辞芹泮路，绿袍新醉凤池筵。
  东南文运今方盛，虞典人才古独先。
  忝我师儒真不负，长歌喜极为重编。
  此书为赠彦忠、彦孝昆玉二人登第，而不系姓。考闽中只《三山志》有陈正（士）直字彦忠。又不列选举。且彦孝亦不著姓名。至他省诸门徒无从寻访，今姑附陈氏士直姓氏籍贯下，至其诗之真否，待共订之。其字迹笔画用草笔写就，与文公平昔刻本翰墨似若一辙。谨识疑于后云。〇再考《朱子大全续集》有与叶彦忠一札三段，论易传并属校学，疑亦门人之列，未知孰是，待再考。①在这段引文中，李清馥对其家藏“朱子墨迹”作了详细的叙述。首先，说明此藏品的来源，为其“先公所遗”。其次，是对藏品的描述。所录诗句，完整无缺，可以将上述的拍品中的缺字全部补充完整。落款为“考亭朱某题赠门人彦忠彦孝昆玉同榜登第”。与拍品《赠门人诗册》相比，明显多出了“昆玉”二字。其三，对彦忠的籍贯，指出是“闽清人”，而不是长乐人。应该说，闽清是对的。拙著《朱熹书院与门人》②也认为陈氏是闽清人。其四，在朱门弟子中，还有一位叶彦忠，诗题中的“彦忠”，究竟是陈彦忠，还是叶彦忠，存疑待考。其五，此诗是真是假？还有待日后再考“订之”。其六，“其字迹笔画用草笔写就，与文公平昔刻本翰墨似若一辙”，但仍不能确定，“谨识疑于后”。
  考李清馥，字根侯，安溪人，康熙朝名儒名相李光地之孙，以荫授兵部员外郎，官至治中、大名、广平知府等，所著《闽中理学渊源考》即撰写于广平知府任上。文中“先公所遗”的“先公”，指的应是其祖父李光地。由此可知，李清馥得之于其“先公”的朱子墨迹，源自清康熙年间。
  将李清馥的描述，与上文所引众人之说做一对比，可以发现以下几处疑点：
  1．李清馥得之于其“先公”的朱子墨迹，虽然与近年在拍卖市场出现的《赠门人彦忠、彦孝同榜登第诗册》所书是同一首诗，但二者并非是同一物件。理由是李清馥本的落款比“诗册”多出了“昆玉”二字。
  2．李清馥认为“其字迹笔画用草笔写就，与文公平昔刻本翰墨似若一辙”，而“诗册”的笔法，则与公认的朱熹法书作品判然有别，实在谈不上是“似若一辙”。
  3．李光地是康熙朝的名儒、名相，朱子理学的积极传播者，生平最为尊崇朱熹。曾奉敕编纂《朱子大全》一书，对朱熹的著作尤其是《朱文公文集》、《朱子语类》可谓稔熟于心，但对这件最初由他收藏的朱子墨迹，竟然可以只字不提，在其所著《榕村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中，提到“考亭”的文字有5处，提到“朱子”有340多处，但全部与此“朱子墨迹”无关。由此可知，在这位名相的心目中，此“朱子墨迹”绝非真迹！否则，很难解释这位朱子学的后继者，竟然会对其尊崇的先贤“法书”如此冷漠。
  4．之所以断定李清馥的“朱子墨迹”，和《赠门人诗册》都不是朱熹的真迹最重要的理由，是这两件落款都是“考亭朱某”、“考亭朱熹”。拙文《〈游云谷诗卷〉是朱熹真迹吗》①通过列举大量的文献资料，证明“考亭”作为朱熹的号，全部来自他的门人弟子或后学，而无一条是他本人自称。而这两件作品的落款都是“考亭朱某”或“考亭朱熹”，由此可知都不是朱熹的自书。在此，还必须特别指出，把这里的“考亭”解读为“住所考亭”，是不对的。在《朱熹榜书千字文》②末，朱熹落款所书“庆元口口春三月云谷七十老人朱熹识于考亭之南窗”，这里的“考亭”才是住所，而“考亭朱熹”，则是自号。
  5．这首诗的主旨是庆贺门人登第，表达的是一种欢欣鼓舞的心情，这与朱熹的思想完全不符。朱熹虽不反对门人参加科举考试，但也从不鼓励。他认为“科举累人不浅，人多为此所夺”，“今上自朝廷，下至百司庶府，外而州县，其法无一不弊，学校科举尤甚。”①他说：“某于科举，自小便见得轻。”②在朱熹看来，追逐功名利禄的科举之业，与儒者所提倡的“正心诚意”、由内圣而外王的圣贤之学根本就是两途，但当时的教育制度又迫使读书人不得不从事举业，因为只有这样，儒者才有可能从政，才能有“治国平天下”的机会，这实在是一种无奈的两难选择。所以，他对门人弟子的要求是“自不相妨虽应科举，亦自不为科举所累”。③其实，在朱门弟子中，因科举而登第，甚而成为州、县，乃至更高层的官员的，不在少数。即便是在被认为陈氏兄弟“昆玉连登”“可能性最大”的绍熙四年（1193年），就有朱子的门人建阳考亭人氏陈总龟、光泽县李文子、浦城县杨与立、江西都昌冯椅、庐陵李如圭等登第中了进士，而在《朱文公文集》中，朱熹因此而写贺诗的，一首也没有。相反，我们却可以在《文集》中找到他对“落第者”的祝贺。如同样是门人的庐陵（今江西吉安）刘黼（季章）赴试，因故而落第，朱熹在给他的书信中说：“省闱不合，浩然西归，无愧于心，所得多矣，甚贺甚贺。”④
  有人以“陈亮考取状元后，朱熹曾写信致贺”为据，认为“朱熹既然向考取状元的陈亮致贺，那么对同榜考取进士的陈士直兄弟俩予以赠诗也就不足为怪了”。⑤其实，朱熹写信向陈亮表示祝贺，不过淡淡的一句话：“自闻荣归，日欲遣人致问未能，然亦尝附邻舍陈君一书于城中转达，不知已到未也？”①而且这通所谓的“贺信”，是在他与陈亮在长期的激烈的“王霸义利之辩”之后，为缓和二者之间的紧张，而作的一种礼节性的问候，这与“诗册”中的那种欣喜若狂的心情判然有别，以此作为“对同榜考取进士的陈士直兄弟俩予以赠诗”的依据，显然并不合适。
  6．关于朱熹这首被称为“佚诗”的写作时间，周铮以署款“考亭”二字为据，认为“必作于绍熙三年朱熹卜居考亭之后”。绍熙三年（1192年）朱熹63岁，至庆元六年（1200年）71岁逝世之间，录取进士的考试共举行三次，即绍熙四年（1193年）、庆元二年（1196年）和庆元五年（1199年），在这三次考试中尤以第一次的可能性最大。又引《宋史·光宗纪》说：“（绍熙四年五月）己巳（四日），赐礼部进士陈亮以下三百九十有六人及第、出身。”也就是说，陈士直兄弟双双登第可能是在绍熙四年。
  愚笨如我辈，竟然就信以为真，搬出了历史档案——找来了龚延明和祖慧先生编纂的《宋登科记考》②，把该书所考证出的绍熙四年396名进士，从头到尾查了一个遍。而且还做了一个统计，396名进士中，福建籍的进士共84名，其中长乐、闽清的各有两名，闽县11人，侯官6人——奇怪的是，其中根本就没有陈士直彦忠、彦孝兄弟的大名。如此，还是不死心，接着再往下查庆元二年、庆元五年的进士名录——遗憾，还是没有！
  三、结语
  本文虽然推翻了“从未被史料记载过的南宋理学大家朱熹的书法册页”的说法，提出此书法册页其实是有“史料”记载的，这就是李清馥的《闽中理学渊源考》，表面来看，似乎可以为《朱熹〈赠门人彦忠、彦孝同榜登第〉诗册》找到了历史的根据，证实了此“诗册”是一件传承有序的作品。然而，很遗憾，当我们认真分析了李清馥的收藏，和“诗册”的种种现象，结论只能说，这两件都不是朱熹的真迹。若要说传承的话，只能说，“诗册”并非全然凭空伪造，而是一件传承有自，即有“历史依据”的伪帖。把这样一件伪帖，说成是“国宝”，简直是天大的笑话！
  在朱子学全球化的进程中，有一种很奇怪的现象，即近年来从“全球”，或者说是海外一些国家和地区，回流到中国古董拍卖市场的朱子遗墨，出现了太多的伪帖。《赠门人诗册》是这样，《游云谷诗卷》是这样，《游云谷诗屏》、《朱熹（款）行书试卷手卷》①等也是这样。其共同特点是，都附有从海外回流的“入境单”，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严重关注。在此，“在艺术品拍卖尚不保真的今天”，善意地提醒艺术爱好者和收藏家们，请擦亮你的双眸，莫让浮云遮望眼！
  （原载《中华读书报》2012年3月14日，第5版）
  《游云谷诗卷》的前世今生
  ——对古今几种有关朱熹伪帖的辨析
  摘要：本文运用文献考察的方法，对从晚明到当代，先后出现的几个不同版本的朱熹伪帖进行了辨析。提出有一个从“昼寒书卷”到“游云谷诗卷”的发展过程，其前世今生，一脉相承。而伪造古今名人的跋文，是这些伪帖的共同特点。剥去其伪装，这些原本企图用来“证实”的跋文，却成了“证伪”的铁证。
  关键词：昼寒书卷游云谷诗卷伪跋伪帖传承有序
  拙文《〈游云谷诗卷〉是朱熹真迹吗》①，主要从朱熹诗作的文本和书帖的落款“考亭熹”这两个角度，对其进行辨析；文中无暇言及者，一是《游云谷诗卷》与《昼寒书卷》有什么关系？二是《游云谷诗卷》的诸多题跋的真实性如何？本文对此作一考辨。
  一、对《昼寒书卷》的文献考察
  历史上，曾经有过一幅朱熹《昼寒书卷》在收藏家中流传，结合近来出现在拍卖市场的《游云谷诗卷》等，就有了一个从“昼寒书卷”到“游云谷诗卷”，也可称之为“传承有序”的演变过程。
  在从晚明到清中叶的书画艺术类著作中，先后有明汪砢玉《珊瑚网》、清孙岳颁等奉敕撰《御定佩文斋书画谱》、清卞永誉《式古堂书画汇考》、清倪涛《六艺之一录》等书，对朱熹的《昼寒书卷》作过比较详细的著录。而以明汪砢玉的《珊瑚网》一书成书最早，其余几种清代的著作，则基本是从汪砢玉《珊瑚网》转录。为方便辨析，我们姑且将汪氏所载《昼寒书卷》简称为“汪本”，并将《珊瑚网》所载全文移录于下：
  朱考亭昼寒书卷
  卷首有昆山王纶理之篆书
  仙洲几千仞，下有云一谷。道人何年来，借他结茆屋。
  想应厌尘网，寄此媚幽独。架梁俯清湍，开径玩飞瀑。
  交游得名胜，还往有篇牍。杖屦或鼎来，共此岩下宿。
  夜灯照奇语，晓策散游目。茗椀共甘寒，兰皋荐清馥。
  至今壁间字，来者必三读。再拜仰高山，怅然心神肃。
  我生虽已后，久此寄斋粥。孤兴屡呻吟，群游几追逐。
  十年落尘土，尚幸不远复。新凉有佳期，几日戒征轴。
  宵兴出门去，急雨过原陆。入谷尚轻埃，解装上银烛。
  虚空一曕望，远思翻戚恧。袒跣亟跻扳，冠巾如膏沐。
  云泉增旧观，怒响震寒木。深寻得新赏，一篑且再覆。
  同来况才彦，行酒屡更仆。从容出妙句，珠贝烂盈掬。
  往生更亹亹，后语非碌碌。吾缨不复洗，已失尘万斛。
  所恨老无奇，千毫真浪秃。
  右游昼寒以茂林修竹清流激湍分韵赋诗得竹字，乾道七年岁次辛卯月朔后二日新安考亭朱熹书于昼寒方丈。
  成化丙午仲夏之望集惟谦年丈廨中，积雨新霁，出晦翁手墨见示。展读之二十余韵，亮节清词，一洗尘俗，而笔法尤遒劲端重，目所罕睹。所惜者，其先有元人跋十八家，惟谦尊人贞孝先生恶之，悉为屏去，犹存倪元镇一绝，盖高其品耳。虽然世不乏人，第以时无人之见而严于取，亦足以见贞孝先生之正大，真足以继晦翁之芳躅矣。把玩不忍置，因识其末。翰林编修吴志。
  观晦翁书，笔势迅疾，曾无意于求工，而点画波磔，无一不合书家矩矱，岂所谓动容周旋中礼者耶。翁书自言，初学为蔡端明所诮曰：余学鲁公乃唐忠臣，公所学汉奸相也。及考魏武本传云“汉世，安平崔瑗与子实，弘农张芝与弟昶并善草书，而操亚之。”则魏武之善书，信不诬矣。今此诗帖，真有汉魏风骨，视唐宋以下，自别何物。俗儒将元人题品尽行屏弃，岂非艺林中杀风景者哉。展卷再三，不胜慨恤。吴下王世贞题。①（图16-1：汪砢玉《珊瑚网·朱考亭昼寒书卷》书影）
  以上所引，原封不动转载的有《式古堂书画汇考》①；不录原诗，而仅载吴釴、王世贞二跋的有清康熙间孙岳颁等奉敕撰《御定佩文斋书画谱》②，和清倪涛《六艺之一录》③。《御定佩文斋书画谱》还在文末注明出处系引用汪砢玉《珊瑚网》和王世贞《弇州山人稿》。
  《珊瑚网》的作者汪砢玉，字玉水，徽州人，寄籍嘉兴。明崇祯间官山东盐运使判官。著作有《古今鹾略》九卷，《珊瑚网》四十八卷。据《四库全书总目》，《珊瑚网》成于崇祯十六年（1643年），分为《法书题跋》二十四卷，《名画题跋》二十四卷。“朱彝尊《静志居诗话》称砢玉留心著述，所辑《珊瑚网》一编，与张丑《清河书画舫》、《真迹日录》并驾。”四库馆臣一方面认为“砢玉是书，则前列题跋，后附论说，较（张）丑书（按，指《清河书画舫》、《真迹日录》）纲领节目，秩然有条”。另一方面又认为“惟其所载《法书》，颇有目睹耳闻，据以著录，不尽其所自藏。乃一例登载，皆不注明，未免稍无区别。中间原迹全文，或载或否，亦绝无义例”。④正因为有“不注明”藏品出处的缺点，故此书对《朱考亭昼寒书卷》的著录，也有诸多疑点，容后详述。
  为《朱考亭昼寒书卷》卷首篆书书额的昆山王纶，字理之，是一位书画家，沈周的入室弟子，善画，尤工篆隶楷书，其生平事迹载《御定佩文斋书画谱》卷四十二。他曾预修《武宗实录》，参与修撰《昆山志》，续编《昆山杂咏》等。
  为此卷作跋的翰林编修吴釴，本姓陆。因其父幼年被吴姓人收养，改姓吴。釴（1439—1489年）字鼎仪，号静逸，又号凝庵，江苏昆山人。自幼好学，聪明过人。及长，有诗名，与太仓张泰、陆容合称“娄东三凤”。天顺八年（1464年）举进士，榜姓吴，后复姓，授翰林院编修，参修《英宗实录》，著有《春雨堂稿》三十卷、《少石子集》十三卷。传载《明史》卷二八六《文苑二》。
  综观以上对《朱考亭昼寒书卷》的著录，应该说，比起后出的《游云谷诗卷》来，《朱考亭昼寒书卷》还是比较忠实于朱熹的原作，并没有像《游云谷诗卷》那样，对原诗从题目、诗句等进行疯狂的篡改，并加上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伪跋。但仍有以下几处疑点：
  一是诗末所署“新安考亭朱熹……”我在《〈游云谷诗卷〉是朱熹真迹吗？》一文中曾说过，“考亭”作为朱熹的号，源自他的门人，朱熹生前从未以“考亭”自号；朱熹定居建阳考亭，在此建考亭沧洲精舍，是在绍熙二年（1191年）四月朱熹离漳州知府任之后。而在此前，除了宦游在外之外，他一直居住在崇安五夫紫阳楼，不可能在乾道七年（1171年），就自称“新安考亭朱熹”。
  二是“……书于昼寒方丈”。“昼寒”并非一座寺庙，而是一座由朱熹命名，由著名词人张孝祥书额，建造于乾道五年（1169年）的供游览的凉亭，地点在崇安五夫里仙洲山。朱熹弟子祝穆编纂的《方舆胜览》卷十一载：“昼寒亭，在崇安县五夫里之密庵。朱文公尝游。”在《朱文公文集》卷六中，有诗题为《仙洲新亭熹名以“昼寒”，紫微张公为书其额，判院刘丈乃出新句辄次高韵二首》，即写于乾道五年（1169年）六月昼寒新亭落成之时。所谓“昼寒方丈”云云，显然是造假者对此一无所知，想当然地认为是一寺庙之名而留下的破绽！
  三是署名为“吴下王世贞题”的跋文，也是拼凑而成的一道伪跋。
  汪砢玉《珊瑚网》在此文末不注出处，《御定佩文斋书画谱》卷十四则在文末注明系引用汪砢玉《珊瑚网》之外，又想当然地加上“《弇州山人稿》”。然而，遍查王世贞《弇州山人四部稿》，却无此跋的踪影。其实，此跋并非王世贞所题，而见载于明王鏊《震泽集》，题目是《跋充道所藏朱文公书》①，全文如下：
  观晦翁书，笔势迅疾，曾无意于求工也，而寻其点画波磔，无一不合书家矩矱，岂亦所谓动容周旋中礼者耶。
  又：
  公书自言初学魏武，其信然耶。观此帖岂老瞒所尝梦见也。将此文与上引“吴下王世贞”跋两相对照，立可发现，王世贞跋是将王鏊的两段跋文拼凑成一段，略加扩展而成。文中所说“公所学汉奸相”，其出处本为朱熹所作《题曹操帖》：“余少时曾学此表，时刘珙父方学颜书《鹿脯帖》，余以字划古今诮之。共父谓余：‘我所学者，唐之忠臣；公所学者，汉之篡贼耳。’”②
  按，刘珙（1122—1178年），字共父，崇安五夫里人。刘子羽长子，幼从叔父刘子翚学，与朱熹从小同窗共学，亲密如兄弟。这一书坛掌故，向来为书法家和研究朱子学的专家学者所广泛知晓，知识渊博的王世贞，作为明末的文坛大家岂能不知？在他的笔下，怎么可能出现“初学为蔡端明所诮”，南宋的朱熹居然会被北宋的蔡襄（蔡端明）“所诮”，以致出现类似“关公战秦琼”的低级笑话？
  由此可见，此跋显然是明末的一位学识浅薄的制假者，从王鏊《震泽集》中抄袭两条跋文，略作铺陈，假冒王世贞之名而行。奇怪的是，清孙岳颁等《御定佩文斋书画谱》、清卞永誉《式古堂书画汇考》、清倪涛《六艺之一录》诸书在转载这一跋时，居然无一察觉。特别是《御定佩文斋书画谱》，号称“中国第一部集书画著作之大成的工具书”，由清初的几位精通书画的大臣王原祁、孙岳颁、宋骏业、吴暻、王铨等奉敕编纂，竟然不查对原书，想当然地就把此跋的出处注为“《弇州山人稿》”，以致谬种流传数百年之久！在此顺便说一句，在今人诸多评介朱熹书法作品的文章中，在引用“观晦翁书，笔势迅疾，曾无意于求工也，而寻其点画波磔，无一不合书家矩矱，岂亦所谓动容周旋中礼者耶”这段文字的出处时，绝大部分都将此说成是王世贞所言，以讹传讹，谬种流传，已到了令人无语的地步！
  笔者在《〈游云谷诗卷〉是朱熹真迹吗？》一文中，引用了旅美作家聂华苓的回忆录《三生影像》①中对“爷爷的宝贝”《昼寒书卷》的描述。由于受文体的限制，她对此只作了部分描述。与“汪本”《昼寒书卷》所记有所不同，在“爷爷的宝贝”中出现了南宋真德秀的评语：“考亭夫子书宗魏晋，雄秀独超，自非国朝四家所可企及”，以及周伯琦的评语：“道义精华之气，浑浑灏灏自理窟中流出”。这两条评语，都是“汪本”所没有的。也就是说，“爷爷的宝贝”与汪本很可能不是同一个物件，而是另一版本的《昼寒书卷》。据作家笔下的描述，美国哈佛大学用的是“科学的方法”对此鉴定出是假的，此科学方法，想来不外乎是用物理或化学的方法测定纸张和墨迹的生产年代，其结论是不容置疑的。
  如果用文献的方法，对此作一考析，则此周伯琦的评语，实从元王恽《秋涧集》卷七二《跋朱文公手书》中抄出：“予所见手迹十余番，皆老笔也。公何尝以书学名家，只以道义精华之气，混混灏灏自理窟中流出，一旦挥洒，有不期然而然者，未易以翰墨畛畦论也。前人称孔明出师表只见性情，不见文字，予于公书亦云。”②把王恽对朱熹某一手书所作的跋，作为是专门对《昼寒书卷》的跋，且安到了周伯琦身上，显然是张冠李戴，作伪的痕迹相当明显。
  二、《游云谷诗屏》小识
  通过以上的考察，我们知道，仅作伪的《昼寒书卷》，从晚明到清代，或下延至民国时期，至少有“汪本”和“爷爷的宝贝”两个版本。这就说明，从《昼寒书卷》到近年《游云谷诗卷》的出现，有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而在《游云谷诗卷》出现在人们视野之前，还有一幅题为《1165年作草书五言诗四屏，纸本（编号：1895）》的拍品，于2008年6月15日在嘉德四季第十四期拍卖会上成交①。
  从拍卖方对拍品的描述来看，这是与《游云谷诗卷》内容基本相同，而在形式上则略有不同的又一版本。其相同之处在于，题识相同，也是“乾道元年夏四月既望同敬夫诸子游茂林分韵得福字之什。考亭熹。”所写诗句相同，也是从朱熹《昼寒诗》50句中摘取26句。书法笔迹完全相同，非常明显地出于同一位善于作伪的书家笔下。
  不同之处在于：《游云谷诗卷》是横幅，而《1165年作草书五言诗四屏》则是四条屏，如果说《游云谷诗卷》可称为“卷”，那么，《1165年作草书五言诗四屏》，应可称为《游云谷诗屏》（图16-2：《1165年作草书五言诗四屏》）。
  另一重大区别在于，《游云谷诗屏》的藏家与《游云谷诗卷》全然不同，主要集中于近现代，先后经段祺瑞、周肇祥、郡章、林长民、王式通、马良、赵尔巽、王震、许世英、沈璋、朱启钤、梁启超、郭宗熙、周公策、左应芬、徐世昌、杨庶堪、胡适、胡蕴玉、许静仁等题跋或题字。可见，与《游云谷诗卷》一样，这也是一部“流传有序”的伪帖。
  三、《游云谷诗卷》伪跋揭秘
  《游云谷诗卷》卷后有宋代以来的名家真德秀、刘克庄、张伯英、李戡、黄溍、袁桷、存仁、干文传、吴廷、宋荦、鲍桂生、李鸿章、鲍源深等，共13道题跋。之所以要让如此众多的历史名人来“捧场”，当然是为了说明此书帖“是件流传有序的藏品”，以增强其可信度。然而，事与愿违，正是这些伪跋，让这件伪帖更加破绽百出。
  当然，如此之多的跋文，如果一篇篇地加以辩驳，实在是冗长而费力，以下仅选择几篇有代表性的跋文，作一番辨析。
  《游云谷诗卷》的第一道跋文，被伪造者首位推出隆重登场的，是朱熹的私淑弟子著名理学家真德秀。其跋曰：
  考亭夫子书宗魏晋，雄秀独出，自非国朝四家所可企及，此自书诗正其中年精进之作，超乎变灭，神妙莫测，其颠旭狂素之流亚欤？真德秀。钤印：西山氏
  按，真德秀（1178—1235年），字景元，改字希元。南宋建宁府浦城县人。他是朱熹逝世后，朱子理学的重要传人。在推翻“庆元党禁”诬陷朱子学派的不实之词，推动和弘扬朱子学方面，都作出了重要贡献。正因他与朱熹的这种特殊关系，使他成为“游云谷诗卷”伪跋制造者的首选。真德秀的著作有《西山真文忠公读书记》、《心经》、《政经》、《大学衍义》等，均不载此跋。而在《四部丛刊》本《西山真文公文集》中，则有题跋三卷，其中有《跋朱文公帖》、《跋徐德夫所藏朱文公五帖》、《跋辅汉卿家藏朱文公帖》等多篇，其内容，很遗憾，全部与“游云谷诗卷”无关。
  第二道跋文，被强制挥毫泼墨的是刘克庄。其文曰：
  云谷老人仙去已久，得其遗迹者尚或有之，而未若西山所收如是之多也。老人一生出处大节，一合乎道，非世俗所能羁绁者，故其语带烟霞松风，似不食烟火人，吁，可贵也！伏读钦至于书法，西山先生已有定评，无侯余邪许也。咸淳改元夏五月晦前一日题于后村精舍。兴化刘克庄。钤印：克庄
  刘克庄（1187—269年），字潜夫，号后村，兴化军莆田县人。他是南宋后期著名的诗人和词人，信奉理学，曾师从真德秀。在《四部丛刊》
  本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中，与翰墨书帖有关的题跋有十几卷，后人将他的题跋编为《后村题跋》四卷，今存《丛书集成初编》本。在他的文集中，与朱熹直接有关的跋文有《朱文公帖》、《朱文公与方耕道帖》等多篇，而绝无“游云谷诗”跋。且刘克庄称朱熹，一概尊称为“朱文公”而不称“云谷老人”。这是因为朱熹被赐谥曰“文”，与刘克庄有重要关系。
  《宋史·宁宗纪》载：嘉定二年（1209年）十二月赐谥朱熹曰“文”，称朱文公。当时，为朱熹谥议起草的是太学博士章俫，本拟谥“文忠”；复议人为刘克庄之父刘弥正，却请谥为“文”。初议与复议二文都见载于李默《紫阳文公先生年谱》附录《历代褒典》①中。据清王士禛《池北偶谈》卷八，刘弥正的复议，乃其子刘克庄代作。文称：“初，元晦议谥‘文忠’，刘后村时年十七，代其父尚左作驳议，因止谥‘文’。其略曰：‘正主庇民之学，郁而未伸；著书立言之功，大畅于后。合文与忠谥公，似矣而非也。有功于斯文而谓之文，简矣，而实也。请以韩子谥谥公。’”②正因为有这一层关系，故在刘克庄的文集中，凡称朱熹，均尊称“朱文公”，而绝无“云谷老人”之称。造假者在此之所以用“云谷老人”，其用意在于以此与“游云谷诗”相呼应。但他不知道，刘克庄从来不用“云谷老人”来称呼朱熹，在四库全书本《后村集》五十卷本中，找不到一处此称；而称“朱文公”，有20多处，称“文公”，更多达75处。他更不知道，此诗中的“下有云一谷”与“云谷老人”中的“云谷”，根本就是两回事。“下有云一谷”不是地名，“仙洲”才是地名，是位于崇安五夫的一座山。“云谷老人”中的“云谷”，指的是建阳的云谷山，朱熹曾在此建有云谷晦庵草堂。这两座山相距数十公里。把“下有云一谷”误认为是“云谷山”，又将一道冠以“云谷老人”的伪跋强加给刘克庄，暴露出造假者的无知。
  通过以上对真德秀和刘克庄著作的考察，可以得出以下结论：“游云谷诗卷”中的真德秀和刘克庄的跋文，是两道“伪跋”，其伪造的手法，可名之曰“无中生有”。
  第六道跋是元代袁桷（1266—1327年），字伯长，号清容居士，庆元路鄞县（今属浙江）人。文曰：
  子朱子继续道统，优入圣域。而八法亦加恳习，尤善大书，贵重当时。流传至今者，片简尺素，人争保惜，珍如璠玙。此书全卷累迹毫无残损，诚钜观也。又得真、刘、李、黄辈法大老品评鉴赏，亦以道德文章标识，儒林者合珠连璧，前后相望，尤足贵也，观止继羡，附名于末。钤印：桷此文造假痕迹最为明显，基本抄自陶宗仪（九成）为朱熹《与侄手帖》所写的跋：
  子朱子继续道统，优入圣域，而于翰墨亦加之功。善行草，尤善大字。下笔即沉着典雅，虽片缣寸楮，人争珍秘，不啻璠玙圭璧。此帖乃与侄家书，略不用意，出于自然，尤可宝也。展读一过，敬识诸卷尾。天台陶九成。①把跋文中“此帖乃与侄家书”这一关键语句删去，而后改头换面，套在《游云谷诗卷》上，为蒙骗世人，用上了狸猫换太子的手法。
  第八道跋为干文传所书。干文传，字寿道，平江（今属湖南）人。元延祐二年（1315年）进士，历官婺源、吴江知州。史载：“宋大儒朱熹故业为豪民所占，文传谕其民以理，为悉归之，即其故宅基建祠，俾朱氏世守焉。”①其跋云：
  朱子书法超妙入神，存太古之风。大贤无所不能，固非可一艺名也。文传薄游婺源，重价购得携归吾吴间，与仁夫一观，而未视他人也。
  如果只看此跋，再结合他有历官朱子祖籍婺源的经历，几乎无懈可击。但此跋实际上是干文传为朱熹手书《奉同张敬夫城南二十韵》所作，原文是：
  右（指《奉同张敬夫城南二十韵》）晦庵先生真迹，笔精墨妙，有晋人之风。大贤无所不能，固非可一艺名也。当时，先生由建中回新安，时所书流落人间，文传薄游婺源得之，携以归吴中，尝同仁夫一观，余不以示他人也。近伯广自琴川来访，病中不及欵曲，别后思所以见，意念他物皆不足以凂伯广，因书于卷尾，令渊持赠之，转似仁夫，仍题数语云。吴郡干文传。②前后两跋相互对照，造假者采用移花接木之术昭然若揭！
  第九道跋是明末吴廷的跋。吴廷，又名国廷，字用卿，自号余清斋主人，安徽歙县丰南人氏。清道光《歙县志》卷十《士林·吴廷传》载其生平说：“董其昌、陈继儒来游，俱主其家，尝以米南宫真迹与其昌，其昌作跋，所谓‘吴太学书，画船为之减色’，然尚藏有右军《官奴帖》真本者也。刻《余清斋帖》，杨明时为双钩入石，至今人珍袭之，谓不减于‘快雪’、‘郁冈’诸类帖。所刻有馆本王右军《十七帖》，唐人双钩本，宋濂跋；《鸭头帖》，宋绍兴御题《胡母帖》、《行穰帖》、《思想帖》，赵孟頫、文征明等跋；……清大内所藏书画，其尤佳者，半为廷旧藏，有其印识。”从引文可知，吴廷是明后期的一位大收藏家，以收藏晋唐名家书帖而著称。
  文中所说的“快雪”，即《晋王羲之快雪时晴帖》，吴廷也是此帖的收藏者之一。对于这样一个在明清时期古书画收藏界都具有重大影响的“业内人士”，作伪者自然不会轻易放过，而是委其担负起撰写13道跋文中最具分量，也最为紧要的一条跋文的重任。正因如此，吴廷跋文的篇幅在所有跋文中也是最长的：
  司隶刘延伯与予同寓都门，知交有年，博古往来甚多，每与予言有奇，不肯示人，而亦未使予一见也。及罢官将归，予往视之，四友欢聚畴昔，治装之时，仍复会酒痛饮于金明堂之南轩竹窗，酒半夜阑，因本一箧，扃钥甚固，启视之，则先贤朱文公大书《游云谷诗》百三十字。首有御书“照古腾今”四字，有“洪武御书”印。卷尾有宋、元鸿儒钜卿观阅品评鉴赏，收口口口有续，真神物也。延伯语予曰：前元在干文传家藏，国朝何年进呈，直至隆庆六年以文房古物用代公侯月俸，而此物始出天府，其于癸未岁暮购得，足赏嗜古之忱矣，观毕五鼓，扃钥如固。故后复偕至云间，贷予古玩近千金，予以它事稽迟海上，既归而伯延舟行矣。予复善病，又不能往楚越。越年，闻延伯已作古人。噫！延伯交游虽广，相善者希，独能注念，予亦伤悼不已，因轻装往吊焉。至其家惟空屋壁立，寻访延伯家事并所收藏之物，皆云为人攫去，问及文公书尚在否，或云存没俱不可信。次日往奠其家，出一帐封，记某物及此卷俱在其中，约值二千金用以赏予，有遗书一纸云：“吾儿不学，不足嗣吾志，敬以诸珍答谢知音。”复恐为人侵匿，闻于麻城令君押印封志托汝南王思延将军付予。临终清白历历不负，可谓千古信人，拟亦一世奇事也。何期都门叹赏之珍，竞为吾家合浦之珠，抚卷三叹，用记颠末。嗟嗟，此卷自西山先生传袭至今而归于予，将来又不知归于谁氏，然而天下奇物必有神护，倘能多宝几百年于余清斋中足矣。但有余闲摹勒公世，此一段情景与延伯高谊同炳千秋可也。
  此跋通过吴廷之口，以《游云谷诗卷》为主角，向后人编造了一段发生在明末的传奇故事：
  司隶刘延伯和我（富商吴廷）同在京都，因对古书画的共同爱好而结交多年。他常对人说家中藏有一“奇货”，但却从不肯轻易示人，即便是我也没有见到。直到刘延伯罢官回乡之日，我和几位朋友为他饯行，在金明堂之南轩竹窗之下饮酒。酒半夜阑之时，刘延伯才拿出一个锁得很严实的竹箱，打开钥匙观看，是先贤朱文公大书《游云谷诗》，共一百三十字。只见卷首有御书“照古腾今”四字，有“洪武御书”印。卷尾有宋、元鸿儒巨卿观阅品评鉴赏等等，真是神奇的宝物啊！延伯对我说：此法书元朝时是干文传家藏，国朝（明朝）某年进呈到宫中。直到隆庆六年（1572年），宫中以文房古物来代发大臣的月俸，此物才流出宫中。他于癸未岁（万历十一年，1583年）暮买到，足以宽慰嗜古之情怀啊！我们几个一直观赏到五鼓时分，方才恋恋不舍地重新放入竹箱中锁好。
  后来我和延伯一起到云间，他把一批古玩转售给我，大约价值近千金。我们分别之后的第二年，得到消息，延伯不幸已去世。我于是到他家去悼念。到了他家，只见空屋壁立，问起他的旧藏，家人回答说都被人拿走了，问到朱文公的书帖是否还在？有说还在的，也有说已经不在了。第二天再到他家，家人出一帐册，记某物和《游云谷诗卷》都在其中，价值二千金转让给我。有遗书一纸说：“吾儿不学，不足嗣吾志，敬以诸珍答谢知音。”他还担心被人所侵匿，托付麻城县令封装盖上官印，由汝南王思延将军代为转交给我。延伯临终之时，仍一丝不苟，清清白白，不负朋友之交，真可以说是千古信人。
  最后，吴廷发表了一通“何期都门叹赏之珍，竞为吾家合浦之珠，抚卷三叹”的感慨。
  与以上袁桷、干文传的跋一样，此跋也是有所本的，其来源，是吴廷所作的《晋王羲之快雪时晴帖跋》：
  余与刘司隶延伯寓都门，知交有年，博古往来甚多。司隶罢官而归，余往视两番，欢倍畴昔。余后复偕司隶至云间携余古玩近千金余，以他事稽迟海上，而司隶舟行矣，遂不得别。余又善病，又不能往楚越。二年闻司隶仙逝矣。司隶交游虽广，相善者最少，独注念于余。余亦伤悼不已，因轻装往吊之，至其家，惟空屋壁立，寻访延伯家事，并所藏之物，皆云为人攫去。又问《快雪帖》安在，则云存，还与公，尚未可信。次日往奠其家，果出一赈以物偿余，前千金值快雪帖，亦在其中。复恐为人侵匿，闻于麻城令君，用印托汝南王思延将军付余，临终清白历历不负，可谓千古奇士，不期吴门携去之物，复为合浦之珠。展卷三叹，因记颠末。嗟嗟，此帖在朱成国处，每谈为墨宝之冠，后流传吴下，复归余手，将来又不知归谁。天下奇物自有神护，倘多宝数百年于余清斋中足矣。将来摹勒上石，此一段情景，与司隶高谊同炳千秋可也。天启二年三月望日书于楚舟余清斋主人记。
  下有吴廷私印一印，又江村一印。①
  两跋互相对照，下划线者均为文字相同或相近之处。其手法，除了移花接木，将原跋题目《晋王羲之快雪时晴帖跋》（图16-3：吴廷《晋王羲之快雪时晴帖跋》书影，《石渠宝笈》卷十）改为《游云谷诗卷跋》之外，还用了生吞活剥之法，将原文中所有描述《快雪时晴帖》的文字，一律改为《游云谷诗卷》，手法极为拙劣。作伪者通过文字的篡改，将《游云谷诗卷》的“洪武御书”的“照古腾今”字和印，以及编造的《游云谷诗卷》在元、明时期的流传过程，在此跋中作了重点的描述，所以，在十几条跋文中，这是作伪者制作的最为重要的一条跋文。
  《快雪时晴帖》是东晋大书法家王羲之的传世墨迹，是我国现存最早的法书稀世精品之一。元朝时就是宫廷旧藏，有赵孟頫延祐五年四月“奉敕恭跋”。元亡后从宫中流出，先后辗转为朱成国、王穉登、刘承禧和吴廷所收藏（《快雪时晴帖》原件现在台北故宫博物院。2010年10月，我应邀赴台参加纪念朱熹诞辰880周年的相关活动，有幸在台北故宫博物院见到了《快雪时晴帖》的真迹）。
  刘承禧是湖北麻城人，字延伯，出身于官宦世家，袭父职任锦衣卫千户、指挥和司隶武官。吴廷在跋文中提到的刘司隶、延伯，指的都是刘承禧。在《石渠宝笈》卷十《快雪时晴帖》条目中，就有他在帖中所书“天下书法第一，吾家法书第一，麻城刘承禧永存珍秘”的题跋。刘承禧不仅在明代为收藏界所重视，也为当代文学史家所关注，因为他还收藏有最早的《金瓶梅》全本。①
  吴廷所作的《晋王羲之快雪时晴帖跋》，原文载于四库全书本《石渠宝笈》卷十。《石渠宝笈》是清代乾隆、嘉庆年间宫廷编纂的大型书画典籍著录文献，最早由乾隆皇帝下令由大臣编纂，书中收录的都是清朝宫廷所藏之书画作品。按说，此书是书画界和收藏家必备的工具书，“游云谷诗卷”的伪跋竟然就敢在此书中窃取资料。假如《游云谷诗卷》真的是流传久远，传承有序的书帖的话，长期以来居然能不被发觉，实在是匪夷所思！
  四、结语
  通过以上的文献考察，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朱熹原题为《游昼寒以茂林修竹清流急湍分韵赋诗得竹字》的长诗，从晚明一直到当代，竟然先后出现了至少四个不同版本的伪造的“朱考亭”或“考亭熹”的书帖，有一个从“昼寒书卷”到“游云谷诗屏”、“游云谷诗卷”的发展过程，可谓由来有自，传承有序。其前世今生，假冒伪劣，一脉相承。而伪造古代名人的跋文，是这些伪帖的共同特点。只是“后出转精”，“名人”所作之跋文也越来越多。以此体现某一书帖所谓“流传有序”的历史，也试图以此来拓展其“价值空间”。然而，剥去这些伪跋的层层伪装，这些原本企图用来“证实”的跋文，却成了“证伪”，造假者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从“昼寒书卷”到“游云谷诗卷”都不是朱熹的真迹，反而更进一步地得到了证实。
  （原载《中国典籍与文化》2013年第1期）
  朱熹的道统论与建本类书中的先贤形象
  摘要：书院是朱熹传播道统论的主要途径，而宋元建版图书则是另一重要传播媒介。本文以类书《事林广记》的先贤图，与朱熹《沧洲精舍告先圣文》加以考量。此书从晚宋一直流行到元明，为朱熹道统论做了旷日持久跨越三朝的宣传，为此学说向民间普及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从晚宋到元初，相关的历史文献很少。而一部来自民间“非主流媒体”的日用类书，为我们弥补了这一方面的若干缺憾。
  关键词：朱熹 道统论 书院祭祀 类书 先贤形象
  朱熹道统论与书院祭祀
  道统，即传道之统。朱熹的道统论，即朱熹上承孟子、韩愈的道统说，并加以综合创新的一种新儒学“传道正统”的理念。
  孟轲在《孟子·尽心下》中首倡由尧、舜、禹、汤而至孔子的传承系统，并以此传承为己任。唐代韩愈则在《原道》一文中重申了孟子之旨，认为中国文化的根本传统是儒家传统。这个传统是尧开其端，后尧传舜、舜传禹、禹传汤、文王、周公，一直到孔子、孟子，从而确立了孟子的道统地位。韩愈的这个理论，开南宋朱熹道统学说之先河，史称“道统论”。“道”，是从儒学的核心思想——伦理纲常而言；“统”则指的是圣人相传的谱系，和儒家正统文化精粹的传承关系。这种传承并不一定是师徒之间的直接传授，也可以是跨越时代的密契心传，故又称“道统心传说”。朱熹在成书于淳熙十六年（1189年）的《中庸章句序》中，首次使用了“道统”一词。他说：
  盖自上古圣神继天立极，而道统之传有自来矣。其见于经，则“允执厥中”者，尧之所以授舜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者，舜之所以授禹也。①“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此即儒家道统学说的十六字心传，出自伪《古文尚书·大禹谟》。据传，这十六个字源于尧、舜、禹禅让的故事。当尧把帝位传给舜时，将“允执厥中”四字传授给舜；舜把帝位传给禹的时候，又在此四字之前加上十二个字，这代代相传的十六个字至此定形。后来禹又传给汤，汤传给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又传给孔子，孔子又下传给颜子、曾子、子思，子思传给孟子。据说，这个传承过程是一个“密契圣心，如相授受”的过程，与后来佛教禅宗的“以心传心”、“自悟自解”的法统相似，故被后儒称为“十六字心传”，被视为是传统儒学，乃至中华文化传统中著名的传心要诀。
  宋代理学家朱熹把这十六字作为解读《中庸》一书的钥匙。他认为子思之所以撰《中庸》，是因为子思担心这种传承时间“愈久而愈失其真也，于是推本尧、舜以来相传之意，质以平日所闻父师之言，更互演绎，作为此书，以诏后之学者”。②通过朱熹的章句，《中庸》这一儒家经典就成了阐释“十六字心传”的重要典籍。在十六字心传的代代传承中，很自然地又和儒学的传道之统联系在一起。
  朱熹在《中庸章句序》中说：“……则‘允执厥中’者，尧之所以授舜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者，舜之所以授禹也。尧之一言，至矣，尽矣！而舜复益之以三言者，则所以明夫尧之一言，必如是而后可庶几也。”①
  按朱熹的解释，舜后补益的“三言”，是为了阐明“尧之一言”的，故此十六字的关键，仍在后四字上。“允”，朱熹解释为“信也，是真个执得”。②“厥”，在此为虚词，故关键为“执中”。朱熹引程颐的话说：“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正理。”故执中，就是行“天下之正道”；“允执厥中”，就是坚定不移地行“天下之正道”。为何要行正道？原因就在于“人心惟危，道心惟微”。
  何谓“人心”？“人心”何以“惟危”？朱熹认为，人心出之于“形气之私”。“心者，人之知觉主于身而应事物者也。指其生于形气之私者而言，则谓之人心。……人心易动而难反，故危而不安。”③
  何谓道心？“道心”何以“惟微”？朱熹认为，道心出于天理或“性命之正”。“发于义理之公者而言，则谓之道心”。④他说：“道心者，天理也，微者，精微也。”⑤
  正因为人心危殆不安，正因为道心精微难辨，故“惟精惟一”就显得非常必要，这是实现“允执厥中”的前提。故朱熹说：“道心天理，故精微。惟精以致之，惟一以守之，如此方能执中。”所谓“精”，就是“察夫二者之间而不杂也”，就是精微地辨析道心与人心、天理与人欲的区别而不混杂；所谓“一”，就是“守其本心之正而不离也”，即坚守本心之正而抵御外界物欲的诱惑和困扰。
  大体来说，道心与人心，在朱子理学中是一对相互对立的范畴。道心出于天理，得性命之正，为圣人所具有，是至善之心，为天命之性；人心大体可视为人欲，出于形气之私，为气质之性。故言“人心者，人欲也，危者，危殆也”。①从道德修养来说，就是“必使道心常为一心之主，而人心每听命焉”。只有这样，“则危者安，微者著”。危者才能转危为安，精微的儒学道义才能得以彰显。
  “道”，指的就是他的理学核心思想——存天理，灭人欲，也就是封建伦理纲常。他说：“孔子所谓‘克己复礼’，《中庸》所谓致中和、尊德性、道问学，《大学》所谓明明德，《书》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圣人千言万语，只是教人‘存天理，灭人欲’。”②“统”则指的是圣人相传的谱系，和儒家正统文化精粹的传承关系。陈荣捷先生说：“道统之绪，在基本上乃为哲学性之统系而非历史性或经籍上之系列。”③也就是说，“道统”的提出，与是否符合历史真实无关。其要点在于“哲学性”，即对“道”的内涵的阐述，思想的继承方面是否有“授受”关系，并以此为标准对道统的谱系人物进行选择。在《中庸章句序》中，朱熹提出的道统自尧、舜、禹传至孔子，中经颜、曾、思、孟发扬光大，后孟子“没（殁）而遂失其传”，一直到二程兄弟出，才“续夫千载不传之绪”，道统得以重续，从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上承孟子，下延至二程兄弟的承传谱系。
  在此必须指出，朱熹的道统论的提出，是与他在各地的书院讲学实践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淳熙二年（1175年），朱熹在建阳建成云谷晦庵草堂时，曾有过在此书院祭祀孔圣，而以颜子、子思、曾子、孟子配祀的想法，后因故而未果。他后来回忆说：“配享只当论传道，合以颜子、曾子、子思、孟子配。尝欲于云谷左立先圣四贤配，右立二程诸先生，后不曾及。”①此后不久，淳熙六年（1179年）他在任南康知军时，在江州立濂溪祠于军学，主祀周敦颐，而以二程配祀。此为全国祭祀学派先贤的创举。绍熙五年（1194年），朱熹又将此做法引入他所创建的建阳考亭沧洲精舍。这年十二月，竹林精舍经扩建后，改名为沧洲精舍。借此良机，朱熹举行一次规模较大的祭祀先圣的仪式。他采用了释菜古礼，撰写了具体操作祭祀仪式的《沧洲精舍释菜仪》，以及《沧洲精舍告先圣文》。主祀孔圣，而以颜渊、曾参、子思、孟子配祀，此为全国书院祭祀孔圣，而以四位门人配祀的创举。而真正由皇家封赠配祀，曾子和子思均是在宋理宗咸淳三年（1267年），②晚于朱熹考亭崇祀70多年。
  除祭祀孔圣和四配之外，朱熹认为，周、张、二程等继承了孟子的道统，因此在书院中祭祀这些先贤也是理所当然的。他在《沧洲精舍告先圣文》中说：“恭惟道统，远自羲轩。集厥大成，允属元圣。述古垂训，万世作程。三千其徒，化若时雨。惟颜曾氏，传得其宗。逮思及舆，益以光大。自时厥后，口耳失真。千有余年，乃曰有继。周程授受，万理一原。曰邵曰张，爰及司马。学虽殊辙，道则同归。”③
  此文与《中庸章句序》中提出的道统谱系的不同之处有三。一是在孔圣之前，增加了一个“羲轩”；二是在二程之前增入周敦颐，并强调“周程授受”的关系；三是把“学虽殊辙”的邵雍、张载和司马光，也纳入其道统谱系之中。陈荣捷先生在阐释前两个不同时，认为朱熹的“道统之哲学性，不止基于《书》之十六字诀，而亦基于《易》之太极”。“朱子因须厘清理与气之关系，不得不采用太极阴阳之说。又因二程不言太极，不能不取周子之《太极图》而表彰之。”①由此可知，前设“羲轩”，实为在二程之前增入周敦颐张目，强调的是周敦颐的太极图说与伏羲《易》之间的内在联系。此亦即朱熹所说“不繇师传，默契道体”中的“默契”。在此，陈荣捷先生实际上已经揭示了朱熹的道统论的建构，是与其理学思想体系的建构互为表里、相辅相成的。
  何俊先生认为，二程的格物致知之学入手的“途径不外有三：一是反身而诚，取内倾的路子；二是于日用中求，取外向的路子；三是从历史的经验中求”。②这第三条途径，正是朱熹为何会编纂《资治通鉴纲目》、《八朝名臣言行录》等史学著作的原因；同时也是为何在沧洲精舍祭祀先贤的名单中，会出现以史学见长的司马光之名的原因。
  大体而言，《中庸章句序》里的道统谱系，乃是朱熹为阐述《中庸》何为而作时顺带提出，并非专门叙述，故其中沿袭前人的成分居多，而《沧洲精舍告先圣文》里的道统谱系则充分展示了朱熹综合创新的新儒学道统观念。从淳熙十六年（1189年）序《中庸章句》到绍熙五年（1194年）撰《沧洲精舍告先圣文》，虽然不过是短短的五年时间，而朱熹的道统学说至此实际上已经走向全面成熟。
  朱熹通过书院的祭祀活动，其目的在于，把圣人相传的谱系和儒家正统文化精粹的传承关系演示给及门弟子，并进而在他们心中扎下根来。
  朱熹道统论的创立，以及他在书院讲学过程中，努力将此与教学实践相结合，使他的这个理论，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并且在其逝世以后，逐渐为当权者所认可，从思想界走向政界。这其中，他的学生黄榦作出了重要贡献。黄榦在《朱文公行状》中，全面论述了朱熹的学术思想和人品道德，并给予朱熹以“绍道统，立人极，为万世宗师”的高度评价。他在《圣贤道统传授总叙说》①一文中，进一步发挥了朱熹等的道统论，并由此论定了朱熹的儒家道统地位。他说：“道之正统待人而后传，至周以来，任传道之责，得统之正者不过数人，而能使斯道章章较著者，一、二人而止耳。由孔子而后，曾子、子思继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后，周、程、张继其绝，至熹而始著。”又说：“先师之得其统于二程者，圣贤相传，垂正立教，灿然明白，若天之垂象，昭昭然而不可易也。”②把道统的产生和发展，都归结为“天理”的必然。黄榦还认为，圣人之间的心传，并非不可捉摸，其要旨有四。曰：“居敬以主其本，穷理以致其知，克己以灭其私，存诚以致其实。以是四者而存诸心，则千圣万贤所以传道而教人者不越乎此矣。”③居敬、穷理、克己、存诚是以朱熹为代表的宋代理学家所极力提倡的修养心性和认识外界事物的重要方法。黄榦认为“以是四者而存诸心，则千圣万贤所以传道而教人者不越乎此”，这就是在宣扬道统论的同时，又进一步阐扬了朱熹的理学思想。
  二、朱熹道统论与建本类书
  从以上粗略的介绍中可以看出，朱熹的道统论是和他在各地书院讲学的实践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也就是说，书院讲学是其传播道统论的主要传播途径之一。在此之所以用“之一”，是因为朱熹道统论和他的理学思想还有一重要的传播媒介，这便是宋元时期建阳的雕版印刷业。对此，笔者曾有《建本对闽学发展的贡献》、《建阳刻书及其对武夷文化的传播》①等文，在此不作详述，而仅择其一端，即宋元时期建本类书中的先贤形象来加以考量。
  何谓类书？类书是辑录史籍中史实典故、名物制度、诗赋文章、丽词骈语等，按类或按韵编排，以便查询和检索的工具书，是我国古代百科全书式的资料汇编。由于类书荟群书之萃，既博且精，又通俗易懂，使读者翻阅起来有事半功倍之效，因此，闽北许多学者也动手编纂，且多在建阳刻印。其中最为著名的有朱熹门人祝穆编纂的《事文类聚》、建安谢维新编纂的《古今合璧事类备要》，以及建阳陈元靓编纂的《事林广记》等。
  《事林广记》，全称《新编纂图增类群书类要事林广记》，共四十二卷。宋崇安人陈元靓编。陈元靓，号广寒仙裔，著有《博闻录》、《岁时广记》及此书。其行实，据建阳刘纯作《岁时广记引》，称“鳌峰之麓，梅溪之湾，有隐君子广寒之孙。涕唾功名，金玉篇籍，采九流之芳润，撷百氏之英华。……穷力积稔，萃成一书，目曰《岁时广记》”。②可见是一位隐居山林的饱学之士。在刘纯《岁时广记引》之后，又有理学家朱熹之孙朱鉴所作序，而刘纯则是朱熹学生刘爚之孙。由此可知，陈元靓与建阳当地的理学人物有密切的关系。
  他所编《事林广记》约成书于宋理宗端平间，是现存最早的百科全书式的民间日用类书，开后来建阳书坊刻印日用类书之先河。《事林广记》的宋刻本今已不存，现存的最早刻本是元至顺间（1330—1333年）建安椿庄书院刻本。椿庄书院之名，在闽北的有关地方志书中不见记载，可能只是一个名为书院实为书堂的刻书作坊。1963年中华书局曾据此元刻本影印出版。书中续集卷四《文艺类·琴》中有“夫子杏坛之图”（图17-1），表现的是孔子率门弟子“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论语·先进》）的情景。卷五《先贤类》有周敦颐、二程（图17-2）、张载、邵雍、司马光、朱熹（图17-3）等人的全身像。除此之外，书中还以示意图的方式列出了周、程和延平四贤，以及朱门中44位主要弟子的传承关系，基本上体现出了朱熹考亭学派的主要阵容（图17-4）。
  将书中的《先贤图》和示意图所列人物和朱熹的道统论相对照，可以看出，该书的编者受到朱熹很深的影响，而且是主要是受到了朱熹《沧洲精舍告先圣文》的影响。因为在朱熹此文中，提出了“恭惟道统，远自羲轩。……周程授受，万理一原。曰邵曰张，爰及司马。学虽殊辙，道则同归。……濂溪周先生、明道程先生、伊川程先生、康节邵先生、横渠张先生、温国司马文正公、延平李先生从祀”①的观点。而《先贤图》所列七位先贤，除朱熹外，正是周、二程、张载、邵雍和司马光，即图17-2：周敦颐、二程图像所谓“北宋六子”。
  在此，还必须特别指出，学界有一种从海外流传进来的观点，认为在朱熹以前，北宋道学谱系承认的先驱者有司马光，而自朱熹之后，才出现“北宋五子”，即周、张、二程和邵雍，而将司马光排除在外。其根据是，在朱熹所编的《伊洛渊源录》一书中只有五子，而无司马光的言行事迹。这个说法难以自圆其说的地方在于，既然朱熹在成书于南宋乾道九年（1173年）的《伊洛渊源录》中只承认五子，为何会在二十多年之后的绍熙五年（1194年），在他所创建的建阳考亭沧洲精舍举行，有全体及门弟子参加的祭祀先圣的仪式中，提出了“周程授受，万理一原。曰邵曰张，爰及司马”这一观点呢？
  除《沧洲精舍告先圣文》之外，朱熹还为“六子”各书写了一篇像赞，总名为《六先生像赞》。其中写司马光《涑水先生像赞》云：“笃学力行，清修苦节。有德有言，有功有烈。深衣大带，张拱徐趋。遗象凛然，可肃薄夫。”①他对司马光的评价有“先正温国文正公，以盛德大业为百世师。所著《资治通鉴》等书，尤有补于学者。……诸君盖亦读其书而闻其风矣。自今以往，傥能深察愚言，于圣贤大学有用力处，则凡所见闻，寸长片善，皆可师法，而况于其乡之先达与当世贤人君子之道义风节乎？”②而据朱门高弟黄榦在《圣贤道统传授总叙说》③一文的观点，乃“先师之得其统于二程者也，圣贤相传，垂世立教，粲然明白，若天之垂象，昭昭然而不可易也”。黄榦所提出的朱熹直继二程的观点，没有被《事林广记》编者所接受，其原因，与朱熹讲学的地点就在考亭书院，而书院的所在地，就在建本的故乡——建阳，有着密切的关系；而黄榦的讲学地点，则主要在福州等地，他在建阳的影响，尤其是对建阳刻书业的影响，则远不如朱熹。
  此外，南宋理宗淳祐元年（1241年）下诏，“朕惟孔子之道，自孟轲后不得其传，至我朝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真见力践，深探圣域，千载绝学，始有指归。中兴以来，又有朱熹，精思明辨，表里浑融，使《中庸》、《大学》、《语》、《孟》之书，本末洞澈，孔子之道，益以大明于世。朕每观五臣论著，启沃良多。其令学宫列诸从祀，以示崇奖之意”。①同时，又下诏朱熹与周、张、二程从祀孔庙。这既是对宋代“五大道统圣人”地位的确立，同时也是官方对朱熹道统论的认同和肯定。宋建本《事林广记》之成书，正此时也。然而，奇怪的是，编者没有采用官方的五大道统圣人之说，而是仍然沿用朱熹的考亭沧洲精舍之说，由此可见，编者受朱熹影响之深。
  据朱门弟子叶贺孙所记载的朱熹在考亭沧洲精舍祭祀先圣先贤的全过程，由于条件所限，书院“堂狭地润”，②所祭先贤，孔圣之外，其余均以纸牌子代替而非塑像或图像，而建本类书中的《先贤图》则有效地弥补了朱熹当年的一个缺憾，为朱熹的道统思想的传播和普及提供了一个立体和直观的效应。
  《事林广记》于宋理宗端平年间（1234—1236年）印行之后，广为传播。元明间在建阳书坊曾被多次翻刻，内容则经过后人的不断删改或增补。在编撰体例和内容上，此书开了元明间建阳书坊编撰、刻印民间日用类书的先河。
  《事林广记》的建阳刻本还有元后至元六年（1340年）建安郑氏积诚堂刻本、元建阳余氏西园精舍刻本、明永乐十六年（1418年）建阳刘氏翠岩精舍刻本、明弘治九年（1496年）建阳詹氏进德精舍刻本等。这些刻本的卷数多经后人的增删或合并，多少不尽相同。有的刻本则增加了一部分元明间民间日常生活的内容。此书东传日本后，曾被日本人多次翻刻，称为“和刻本”。其中首次翻刻此书的，是日本京都山冈市兵卫，时在日本元禄十二年（1699年），所据底本为元泰定二年（1325年）建阳书坊刻本。之所以要将《事林广记》的众多版本在此加以介绍，是为了说明：其一，在时间上，此书从宋代开始流行，一直延续到元明时期，这就为朱熹的道统观做了旷日持久的且跨越三个朝代的宣传。其二，由于版本众多，其读者和受众当然也就越多，也就为朱熹的道统学说向民间普及提供了更加广阔的空间。其三，作为民间日用之书，《事林广记》的读者主要是普通的老百姓，这就为朱熹的道统论从书院崇祀仅限于儒家学者的层面，转而向普通百姓传播提供了有力的媒介，为书院崇祀向民间信仰转化提供了某种可能。
  必须指出，朱熹与周、张、二程并列，取得五大道统传人的地位，而从祀学宫，是在淳祐元年（1241年）宋理宗下诏，称颂朱熹使“孔子之道，益以大明于世”，令从祀庙堂。其后，各地书院纷纷祭祀朱子。宋宝庆二年（1226年），刘克庄任建阳知县时，于考亭书院内辟文公祠以崇祀朱熹，以黄榦配祀，真德秀为记。淳祐六年（1246年），临漳郡守方来在龙江书院讲堂之东建朱子祠以祀朱熹，以门人陈淳、黄榦配祀。宋嘉熙二年（1238年），福建建宁知府王埜创立建安书院祠朱子，而以真德秀配享。自此，各地书院崇祀朱熹者甚多，难以胜计。毫无疑问，这是借助于朝廷官方的力量才得以实现的，与此形成呼应之势的，是出自民间的日用类书《事林广记》，竟是在宋理宗端平年间（1234—1236年）编印成书，在时间上竟然早于宋理宗所下的诏书若干年！
  一部民间日用类书，在普及朱熹的道统论，从书院到书本，从书院崇祀到民间信仰的进程中究竟起到了多大作用？以闽北为例，在元明以后的各地地方志书中，我们可以读到诸如“延平四贤”、“建阳七贤”、“建阳蔡氏九儒”、“光泽乌洲李氏七贤”等一系列与朱子理学学派人物有关的记载。这种现象的产生，与这部建版的畅销书中的道统意识的宣传必有某种内在的联系。
  还必须指出，从晚宋淳祐元年（1241年）正月诏从祀孔庙，朱熹取得与周、张、二程并列的五大道统圣人的地位。①到元皇庆二年（1313年）六月，诏朱熹等宋儒从祀孔庙，以程、朱之书为科考法定经本。②其间经历了约72年，在这一改朝换代的特殊的历史时期中，走向衰败的晚宋和步入强盛的蒙元居然对朱子学几乎采用了同样的措施。然而，当我们刻意去追寻在这一时期有关朱子学的相关历史文献时，就会发现，这一时期相关历史文献可谓少之又少。而一部来自民间的“非主流媒体”的日用类书，则为我们弥补了这一方面的若干缺憾。
  “由于朱熹长期生活在闽北建阳、武夷山一带，在此讲学和著书立说，晚年定居建阳考亭，因此，以其为代表的考亭学派对南宋建阳的刻书业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而建阳刻书业的繁荣为闽学的兴起同样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③这是我在十几年前发表的一篇文章的主要观点，当我们认真分析建本类书中的《先贤图》和朱熹的道统论二者之间的关系时，这一观点，无疑从另一个侧面又再一次得到印证。
  在此值得顺便一提的是，此建本类书《先贤图》中的朱熹像，其底本，即来自朱熹在建阳考亭的自画像，说明此书所画之先贤像均有所本，而非凭空想象。通常认为，朱熹自画像现存最早的版本是原立于考亭书院集成殿内的朱熹自画像明代石碑（此石刻现存建阳市博物馆），但与此元代建本版画相比，时间上又晚了数百年。此建本类书虽非专门的圣贤画传，且《先贤图》只是该书的一小部分，但对开启后来出现的诸如明佚名氏《孔门儒教列传》、明吕维祺《圣贤像赞》，以及清代著名画家上官周的《晚笑堂画传》中的圣贤图像，均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①曹辰《海士德春拍珍品云集》，《江南时报》2011年6月19日，第16版。 ②http：／／auction.artxun.com/pic-281321145-0.html。 ①朱世良《游云谷诗卷考述》，《徽州社会科学》2002年第6期。 ①方彦寿《朱熹考亭书院源流考》，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版。 ②沈锡麟、冯惠民点校《四朝闻见录》，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38页。 ①陈荣捷《朱子新探索》，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0—26页。 ②高令印《朱熹事迹考》，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17—326页。 ③［宋］朱熹《朱文公文集》卷八十一，《朱子全书》第24册，第3856页。 ④［宋］朱熹《朱文公文集》卷八十三，《朱子全书》第24册，第3929页。 ⑤［宋］朱熹《朱文公文集》卷八十三，《朱子全书》第24册，第3935页。 ⑥［宋］朱熹《朱文公文集》卷八十四，《朱子全书》第24册，第3956页。 ①［宋］朱熹《朱文公文集》卷八十五，《朱子全书》第24册，第4006页。 ②［宋］黄榦《与郑成叔》，《勉斋集》卷九，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168册，第96页。 ③［宋］陈淳《北溪大全集》卷二十二，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168册，第673页。 ④［宋］黄震《黄氏日抄》卷四十六《孔子世家》，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708册，第266页。 ⑤沈锡麟、冯惠民点校，中华书局1989年版，唐宋史料笔记丛刊本。 ①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 ①博宝拍卖网http：／／auction.artxun.com/paimai-33536-167677887.shtml。 ①［宋］朱熹《武夷精舍杂咏并序》，《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九，《朱子全书》第20册，第521—522页。 ②［宋］朱熹《行视武夷精舍作》，《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九，《朱子全书》第20册，第520页。 ①［清］顾嗣立编《元诗选》三集卷十，四库全书本，第1471册，第474页。 ②［清］顾嗣立编《元诗选》三集卷十，四库全书本，第1471册，第472—473页。 ①［清］孙岳颁奉勅编《御定佩文斋书画谱》卷五十五，四库全书本，第821册，第364页。 ②［清］陈邦彦奉勅编《御定历代题画诗类》卷九十三、卷一百十，四库全书本，第1436册，第409页、602页。 ③［明］徐有贞《武功集》卷五，四库全书本，第1245册，第192页。 ①诤言《“国宝”〈赠门人诗册〉失而复得又失真》，《北京日报》2005年6月27日。 ①［清］李清馥《闽中理学渊源考》卷十七，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460册。 ②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86页。 ①《中华读书报》2011年7月27日《文化周刊》。 ②《朱熹榜书千字文》，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版。 ①［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一百八，《朱子全书》第17册，第3517页。 ②［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十三，《朱子全书》第14册，第415页。 ③［宋］朱熹《答刘复之》，《朱文公文集》卷五十九，《朱子全书》第23册，第2827页。 ④［宋］朱熹《答刘季章》，《朱文公文集》卷五十三，《朱子全书》第22册，第2493页。 ⑤周铮《朱熹〈赠门人彦忠、彦孝同榜登第〉诗册考》，《中国书画》2004年第11期。 ①［宋］朱熹《答陈同甫书》十三，《朱文公文集》卷三十六，《朱子全书》第21册，第1596页。 ②《宋登科记考》，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 ①见拙文《一幅伪造的朱熹书帖》，《中国文物报》2011年10月19日，第4版。 ①《中华读书报》2011年7月27日《文化周刊》。 ①［明］汪砢玉《珊瑚网·法书》卷七，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818册，第109—110页。 ①［清］卞永誉《式古堂书画汇考·书》卷十四，鉴古书社影印本，1921年。 ②［清］孙岳颁等奉敕撰《御定佩文斋书画谱》卷七八，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822册，第385页。 ③［清］倪涛《六艺之一录》卷三四八，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837册，第458页。 ④［清］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一三，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966—967页。 ①［明］王鏊《震泽集》卷三五，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256册，第511页。 ②［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八二，《朱子全书》第24册，第3866页。 ①聂华苓《三生影像》，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 ②［元］王恽《秋涧集》卷七二，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201册，第86页。 ①搜艺搜网http：／／pm.findart.comm.cn/447141-pm.html。 ①《朱子全书》第27册，第160—168页。 ②［清］王士稹《池北偶谈》卷八《谥文公》，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74页。 ①［明］朱存理撰，赵琦美编《赵氏铁网珊瑚》卷四，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815册，第389页。 ①［清］嵇璜、曹仁虎等奉敕撰《钦定续通志》卷五三四《循吏传·干文传》，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400册，第370页。 ②［明］朱存理撰，赵琦美编《赵氏铁网珊瑚》卷四，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815册，第390页。 ①［清］张照、梁诗正等奉敕撰《石渠宝笈》卷十，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824册，第267页。 ①［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五《金瓶梅》，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625页。 ①［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4—15页。 ②［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4—15页。 ①［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4—15页。 ②［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七十八，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016页。 ③［宋］朱熹《尚书·大禹谟》，《朱文公文集》卷六十五，《朱子全书》第23册，第3180页。 ④［宋］朱熹《尚书·大禹谟》，《朱文公文集》卷六十五，《朱子全书》第23册，第3180页。 ⑤［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七十八，第2017页。 ①［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七十八，第2017页。 ②［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十二，第207页。 ③陈荣捷《朱熹集新儒学之大成》，《朱学论集》，台湾学生书局1982年版，第17页。 ①［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九十，第2294—2295页。 ②［元］脱脱等《宋史·度宗纪》卷四十六，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897页。 ③［宋］朱熹《朱文公文集》卷八十六，《朱子全书》第24册，第4050页。 ①陈荣捷《朱子新探索》，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89页。 ②何俊《南宋儒学建构》，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14页。 ①［宋］黄榦《勉斋集》卷二十六，《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书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 ②［宋］黄榦《勉斋集》卷二十六。 ③［宋］黄榦《圣贤道统传授总叙说》，《勉斋集》卷二十六。 ①分别载《福建论坛》文史哲版1995年第6期；《武夷文化研究》，海峡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 ②《岁时广记》卷首，续修四库全书本，第885册。 ①［宋］朱熹《朱文公文集》卷八十六，《朱子全书》第24册，第4050页。 ①［宋］朱熹《朱文公文集》卷八十五，《朱子全书》第24册，第4003页。 ②［宋］朱熹《玉山讲义》，《朱文公文集》卷七十四，《朱子全书》第24册，第3592页。 ③［宋］黄榦《圣贤道统传授总叙说》，《勉斋集》卷二十六。 ①［清］毕沅《续资治通鉴》卷一百七十，岳麓书社1992年版，第374页。 ②［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九十，第2297页。 ①［元］脱脱等《宋史·理宗纪》，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821页。 ②［明］宋濂等《元史·仁宗纪》、《元史·选举志一》，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557页，2019页。 ③方彦寿《建本对闽学发展的贡献》，《福建论坛（文史哲版）》1995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