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与宋刻本《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楚辞集注》等将朱子像置于卷首不同，元明古籍刻本中的朱子画像，更多的是出现在卷中。诸如产生于元末的《圣贤图像赞》、《庙学典礼本末》，明孙承恩的《历代圣贤像赞》、吕维祺的《圣贤像赞》、王圻的《三才图会》等等，都是这样。
  王圻（1530—1615年）编纂的《三才图会》，是一部专书性质的类书，书中汇辑前人和同时代人的诸家图谱中有关天、地、人（即所谓三才）三个部分的图像，内容分为14门，共106卷。在《人物门》卷七中，有蔡元定、蔡沈、黄榦、朱松、杨时、张载、邵雍、程颢、程颐、周敦颐和朱晦庵像。人物的排列不能以生活年代先后为序，由此可知此书编者对历史并不熟悉，故有此错乱的随意排列。《晦庵图像》后有文字介绍说：“朱晦庵名熹，字元晦。除焕章待制，赠太师徽国公，卒谥文。其自曰‘从容乎礼法之场，沉潜乎仁义之府’……”①画面中的朱子，仅露出上半身，虽然是一位白发苍苍的老者形象，但却笑容可掬，显得可亲可近。
  王圻，字元翰，号洪洲，上海人。《三才图会》是他和他的儿子王思义撰写的百科式图录类书。成书于明万历年间，该书内容上自天文，下至地理，中及人物，分天文、地理、人物、时令、宫室、器用、身体、衣服、人事、仪制、珍宝、文史、鸟兽、草木等十四门。前三门为王圻所撰。此书有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刻本存世。198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曾据此影印出版。
  在明代以前，不管是置于卷首，还是置于卷中，朱熹的画像通常都是一幅，从明代开始，在一些古籍刻本中，已开始出现有关朱子生平的连续性的插图，开此风气之先的，而且在时间上，远远早于《三才图会》一书的，是问世于明初的《孔门儒教列传》。
  《孔门儒教列传》四卷，佚名撰，明刻本。全书图文相辅，每页皆上图下文，表现儒学人物事迹、典故。卷一至三载孔子及其弟子，下延到孟子，共35人；卷四载陶潜至朱熹，共9人。全书有图150多幅。各图均以六字或八字分刻于左右两侧，如孔子“在陈绝粮，讲诵弦歌”、“杏坛设教三千”；颜渊“颜回陋巷乐道”等等。图像刻工朴拙，且大量使用简体字，钱伯城先生推断撰者为元人或元人入明者，书刻于明初书坊。①从版式风格来看，应为明初建阳坊刻本。
  此书有关朱熹事迹的共十三幅，图题大多为六字，以先后为序，分别为“朱松迂（遗）嘱教子”、“朱文公上封事”、“文公募米赈饥”、“文公置立社仓”、“文公提点江西”、“文公表奏仲友”、“孝宗秉烛读疏”、“优人象儒戏帝”、“朱文公焚奏稿”、“蔡元定贬通州”、“文公绝笔”、“著书手授黄榦”和“朝廷追赠元定”。作者的本意，是要通过这些文字，来表现朱熹的一生。而这十三幅图，则是其生平中有代表性的历史事件的选择。
  朱熹生平介绍的文字部分，大体据《宋史·朱熹传》而有所增损。如第一幅图下的文字云：
  朱文公名熹，字元晦，徽州婺源人。少有求道之志。父松知饶州，病亟，属曰：“胡宪、刘勉之、刘子翚三人，学有渊源，吾所敬畏，吾即死，汝往事之。”熹就学焉，及举进士，为同安主簿。归，闻延平李侗学于罗从彦，得伊洛之正，遂徒步往从之。故其学，以穷理致知，反躬实践，而主于居敬。孝宗初即位，熹上对（封）事，言：“金人于我有不共戴天之仇，不可和。”隆兴初，复召入对，言：“今日所当为者，非战无以复仇，非守无以制胜。”与汤思退议论不合而归。陈俊卿、刘珙荐之，屡召不至。帝曰：“熹安贫守道，廉退可加（嘉）。”乃以熹主管台州崇道观。
  “孝宗秉烛读疏”图下的文字是：
  及王淮罢，周必大荐熹为提点江西刑狱公事，入奏事，或要于路曰“正心诚意”之论，上所厌闻，慎勿复言。熹曰：“吾平生所学，惟此四字，岂可隐默以欺吾君乎？”及入对，首言陛下居虚明应物之地，而天理有所未纯，人欲有所未尽，是以为善不能充其量，除恶不能去其根，察夫天理人欲，果天理耶，则敬以充之，而不使其少有壅遏（阏）；果人欲耶，则坚以遏之，而不使其少有凝滞。帝加（嘉）纳之，乃以熹为崇政殿说书。熹辞不至。投投匦进封事，词甚切，疏入，夜漏下七刻，帝已就寝，亟起秉烛读之终篇。明日，除主管太乙宫及崇政殿说书。
  由于前无类似的刻本作为参考，本书的图与文二者之间的关系显得比较松散，作者似乎是随意从文字中抽取一个片段作为图题，因此，从整体上来说，“上图”与“下文”二者之间，联系并不紧密。
  与《孔门儒教列传》类似的刻本，有明万历年间问世的建阳刻本《朱子家礼》。
  《朱子家礼》最早的刻本是没有插图的，今存于北京国家图书馆的宋刻本《家礼》仅卷首有“木主全式”和“分式”两幅简单的示意图，而与后来的版画插图判然有别，就是证明。故《四库全书总目》卷二十五《家礼仪节》条录明丘濬所说：
  文公《家礼》五卷，不闻有图。今刻本载于卷首，而不言作者，多不合于本书。
  说明在明代已出现了将插图“载于卷首”的“刻本”。
  在文中，丘氏还举了好几个例子来证明这些插图非朱熹原书所有，诸如——
  《通礼》曰立祠堂，而图以为家庙，一也。深衣缁冠，冠梁包武而屈其末，图则安梁于武之上，二也。本文黑缕而图下注用白，三也。《丧礼》陈袭衣有深衣等物，而不用《仪礼》质杀二冒，图乃陈之，四也。本文大敛无布绞之数，而图有之，五也。大敛无棺中结绞之文，而图下注则结于棺中，六也。《尺式图》下载天台潘时举说，末识岁月曰嘉定癸酉。是时距文公没时庆元庚申，十有三年矣，岂可谓为文公作哉！①
  在此基础上，四库馆臣还以南雝旧本为例，认为“图散于各章之中，庞杂错落，殊无伦叙。其《香案图》前以二丫髻童子执幡前导，如释家之状，决非旧图所有，亦决非濬之所为，盖又坊刻所窜乱者也”。②其实，朱子当年编纂《家礼》，没有插图，并不是什么值得称许的优点。其主要原因在于，《家礼》一书，因文稿遗失，朱熹在世时并没有刊行，文字尚且不保，怎么可能制作插图？故后人在刊行，或撰注、改编刊行之时，适当地增加一些插图，使读者能结合文本，方便阅读和理解，实在不应横加指责。关键在于，要让读者明白，哪些是朱熹的本文，哪些是后人所增，后人所增只是作为理解朱熹原文的参考，则所谓“窜乱”之说也就不成立了。
  笔者在此本无意于对《家礼》的插图作出全面的评价，只是对产生于明后期的建阳书坊刻本、明丘濬撰《重刻丘阁老校正朱文公家礼宗》一书中的版画插图向读者作一介绍。
  明后期，约万历前后，建阳书坊出现了一批题为丘濬、翁正春、彭滨所撰的有关《朱子家礼》的刻本。诸如有明万历间书林午山熊氏刻本和书林淑明熊氏两个刻本的《重刻丘阁老校正朱文公家礼宗》四卷；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余明吾（良相）刻本，题彭滨校补的《重刻申阁老校正朱文公家礼正衡》八卷；以及有明建邑书林詹张景和建邑书林刘雅夫两个刻本的明翁正春撰《重刻徽郡官板翁太史补选文公家礼》八卷。在这些刻本中，或多或少都有插图。其中，淑明熊氏和午山熊氏刻本在卷首序后都有有关朱熹生平的系列性插图。这是历史上在朱熹著作有古籍刻本中从未有过的现象，故值得大书一笔。以下仅以建阳书林午山熊氏刻本为例，将此刻本中有关朱熹生平的版画插图作一简介。
  此本书名《重刻丘阁老校正朱文公家礼宗》，共四卷，每卷首页第一、二行题“阁老琼山丘氏校正、书林午山熊氏梓行”。款式半页十行，每行大字二十二字，小字双行同。每卷除了与内容密切相关的众多示意图，如卷一有《祠堂三栋图》、《祠堂时祭陈设之图》、《家众叙立之图》、《神主分式》、《深衣前式》、《深衣后式》；卷二有《新妇入门》、《礼妇图》；卷三有《本宗五服制之图》、《方相图》、《香案图》；卷四有《立春祭先祖图》、《墓祭陈馔图》
  等数十幅示意图之外，卷首有专门介绍朱熹生平事迹的版画十一幅。图的版式为每半页一图，图上方有一小横格楷书四字，为图题；右上方一小竖格，为纪年。
  第一幅图为《朱文公像》，右竖格为“宋高宗十年”（绍兴十年，1140年）。画的是时年十一岁的朱熹，地面上有一幅八卦图，一旁站着一对中年男女，应是朱子的父母朱松和祝夫人。关于朱熹少年画八卦的故事，有五岁在尤溪、八岁在建瓯二说，此又冒出一个十一岁的说法。其根据大概是，嘉靖《建宁府志》卷十一载“宋韦斋先生祠，即环溪精舍，在城南紫芝上坊，……即熹幼年戏于沙上画卦之地”。而朱松移居建瓯，建环溪精舍的时间，正是在绍兴十年（1140年）。①
  第二、三幅图分别为题为“宋高宗十七年”的《建州乡贡》，和题为“宋高宗十八年”的《敕赐进士》。表现的是朱熹于绍兴十七年（1147年）八月举建州乡贡，十八年（1148年）四月殿试，赐同进士出身后，衣锦还乡的情景。两幅画中的朱熹，都骑着高头大马，护卫前呼后拥。在朱熹的头顶上，居然还出现了伞状的“华盖”，显然，这是作画之人想当然的产物。
  第四幅图是署明年号为“宋高宗二十一年”的《授同安主簿》。历史事实则是，绍兴二十一年（1151年）三月，朱熹赴临安铨试中等，得授左迪功郎、泉州同安县主簿，但并未立即赴任，而是在家待次，两年后才赴任。
  第五幅图是《受学李延平》，署明年号为“宋高宗二十三年”。
  历史事实则是，绍兴二十三年（1153年）五月，朱熹赴泉州同安主簿任。途经南剑州，首次问学于延平李侗，其禅学所得被李侗所否定。
  第六幅图是《入对便殿》，署明年号为“宋孝宗元年”。
  历史事实是，隆兴元年（1163年）九月十八日，赴行在奏事。十一月六日入对垂拱殿，连上三札，论诚、正、格、致之学，抗金复仇之策和内修政事之道。
  第七幅图是《白鹿洞讲学》，署明年号为“宋孝宗二年”。
  历史事实是，淳熙六年（1179年）四月，朱熹抵南康军。十月，发布《白鹿洞牒》，上状申修白鹿洞书院。淳熙七年（1180年）三月，白鹿洞书院建成。行释菜之礼，自任洞主讲学。作《白鹿洞赋》，定《白鹿洞书院学规》等。
  第八幅图是《武夷精舍成》，署明年号为“宋孝宗四年”。
  史实是，淳熙十年（1183年）正月，朱熹开始营建武夷精舍。三月，作《行视武夷精舍》诗。四月，武夷精舍成，四方学者云集。自作《武夷精舍杂咏》，韩元吉为作《武夷精舍记》等。
  第九幅图是《始野服见客》，署明年号为“宋孝宗五年”。
  据王懋竑《朱子年谱》卷四，庆元五年（1199年）夏四月，“有旨令守朝奉大夫致仕，拜命谢表，始用野服见客。”
  第十幅图是《葬祝孺人》，署明年号为“宋孝宗六年”，下特别加小注“是年家礼成”。
  按，乾道六年（1170年）春正月，朱熹葬母于建阳崇泰里后山寒泉坞。在墓侧建庐，名寒泉精舍。在此守丧、讲学和著述。《家礼》成书时间，李方子《年谱》有“乾道五年（1169年）九月，先生丁母祝令人忧，居丧尽礼，参酌古今，因成丧、葬、祭礼，又推之于冠、昏，共为一编。命曰《家礼》”。方大琮《家礼附注后序》也认为“文公先生《家礼》，今士大夫家有之。初，乾道己丑（五年，1169年），成于寒泉精舍”。束景南《朱熹〈家礼〉真伪考辨》①认为，李方子乾道五年九月之说可信，而洪去芜、李默《年谱》据此推断出的乾道六年（1170年）则有误。
  第十一幅图是《朱文公像》，右侧为“从容乎礼法之场”，左侧为“沉潜乎仁义之府”，状若一幅联语。
  从以上介绍可以看出，这些版画插图的作者，对南宋的纪年缺乏基本的了解，以致出现许多不应有的错误。如宋高宗有建炎、绍兴两个年号，孝宗有隆兴、乾道、淳熙三个年号，孝宗之后还有光宗绍熙、庆元等年号，均茫然不知；以致出现以“宋高宗十年”、“宋孝宗元年”这种以帝号代替年号的低级错误。在此错误的基础上，又进而出现淳熙七年（1180年）在白鹿洞讲学错为“宋孝宗二年”；淳熙十年（1183年）建成武夷精舍，错为“宋孝宗四年”；庆元五年（1199年）夏四月始用野服见客，错为“宋孝宗五年”；乾道六年（1170年）春正月，朱熹葬母于寒泉坞，错为“宋孝宗六年”，这种系列性的年号错误。
  由于对朱熹生平的事迹均缺乏基本的了解，在这些画作中也出现了不少不当之处。如画卦的地点不应在平地上，而是在“沙洲”；现场的“观众”不应是其父母，而是一群同龄人；“宋高宗二十一年”授同安主簿，只是在家待次，不应出现衙门大堂高坐的场景；从学李延平的确切时间不是“宋高宗（绍兴）二十三年”，诸如此类。
  尽管有以上这些不足之处，作为描绘朱熹生平的版画插图，此刻本仍有一些值得称道之处。首先，此书是我国出版史上最早出现的有关朱熹生平事迹的系列性版画插图。而在此刻本之前，很少有出现有关朱熹生平的图片，即便偶尔有这类图片出现，数量也只是一到两幅而已。如现存最早的民间日用百科全书，元至顺间（1330—1333年）建安椿庄书院刻本《新编纂图增类群书类要事林广记》，书中后集卷五《先贤类》有周敦颐、二程、张载、邵雍、司马光、朱熹等人的全身像。其中有关朱熹的，不过仅仅一幅。①成书于明正德元年（1506年），刊行于正德八年（1513年）的《朱子实纪》，是明代学者戴铣编纂的一部有关朱熹生平事迹的专书，此书有关朱熹的图片，也只是在卷首有一幅朱熹的半身像。
  而这部产生于建阳书坊的坊刻本，却一反此前的刻书传统，一口气从朱熹的生平事迹中选取了十一个片段，创作了这一系列性的，与单个画面相比，堪称“鸿篇巨制”的画作！
  从作者选取的朱熹生平的十一个生活场景来看，有童年聪颖向学，从学李侗，入对便殿向帝王讲说正心诚意之学，重建白鹿洞书院并讲学，创建武夷精舍广招弟子，晚年野服见客，以及对镜写真自书“从容乎礼法之场”，等等。作者似乎有意通过这些系列性画面，来反映朱熹的一生。由于作者对朱熹的生平并不是十分了解，对他的历史功绩也缺乏正确的把握，所选取的画面也未必到位，画面虽然“系列”却未必“连续”，但对普通读者而言，已约略可知朱熹的事迹。如果按此逻辑地发展，应该在此后的古籍刻本中，有关于朱熹事迹的连续性插图本，或可称为介绍朱熹生平的“连环画”出现，但遗憾的是，迄今为止，未能发现。即便如此，与此前的刻本仅偶尔有孤零零的一两幅朱熹像相比，此书之插图，已堪称蔚为壮观！这便是此书在出版史上最重要的贡献。而这一贡献，并不是由更具实力的官府刻书和私家刻书机构作出的，而是由来自民间的，一向不入正统的藏书家和文人学士法眼的书坊、书商所为，这便是我要向今天的读者推荐此书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