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如果说近代以前，闽学传统在台湾传播与发展主要体现在社会教化层面的话，那么20世纪50年代以后，它在台湾的存在更多地表现为理论构建层面的研究与探讨，而且这方面的论题大多集中于朱熹思想而很少涉及闽学中的其他人物。而在评价和研究朱子学说问题上，20世纪80年代之前的台湾儒学界在宋明理学方面，常以维护朱熹理学的神圣权威、坚持朱熹理学原理的为正统，反之，即为非正统。这里所谓的“正统”与“非正统”主要是针对台湾儒学界存在的另外两种研究观点：一种是以陈大齐、张起钧、黄建中等人为代表的尊孔学派，他们对孔孟之外的其他儒学思想流派采取了一概怀疑和批判的态度，其中以反对宋明理学尤其坚决。认为宋明理学好作玄言，专以心性理气等形上言论示人，同时把孔子的“克己”、孟子的“取义”与朱熹思想中的天理人欲之辨做了完全对立的理解；另一种是以牟宗三及其弟子为代表的台湾新儒家学派，这一学派更多地从传承体系和学理层面否定朱熹思想的理学正统地位，这种较为特殊的批评手法成为了牟宗三重建儒家道统的一个最关键的环节。相关内容本文将在后面做较为详细的论述。
  坚持正统观点的主要学者如方东美、黄公伟、范寿康等，面对各种否定观点，他们在维护朱熹思想的正统理学地位的基础上，强调了自己的基本观点：（1）理学是儒学。这是从儒学道统的立场指出宋明理学直接承续孔孟思想，是儒学发展的一个特定阶段，尤其是作为理学思想的集大成者，朱熹思想客观上发展了孔孟学说，他以思辨的方式为发源于先秦儒家思想提供了宇宙论、本体论的论证。至于朱熹提出的“存天理、去人欲”，只是以不同方式论证儒家道德原理的一个重要命题。这里的“人欲”并不是泛指一切感性欲望，而是指与道德法则相冲突的那部分私欲，用康德的话来说，天理即理性法则，人欲即感性法则。因此，不应当把朱熹哲学看作是一种禁欲主义。此外，正统观点还批判了那种认为理学借用了儒学的外貌，骨子里却是佛学和道家哲学的观点。正统观点认为，朱熹思想确实借鉴了佛、道两家的某些思想，但佛学、道家哲学对宋明理学仅仅是一种影响，仅仅是在宋明理学中的某些掺杂，不能因此而认为宋明理学发生了质的变化。（2）对汉唐经学持强烈反对态度。台湾儒学界的这种观点延续了朱熹的批判汉唐经学的思想，同时在某些方面表现出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态度，特别是对以董仲舒为代表的汉儒批判程度尤为激烈。如方东美写道：“汉武帝时，汉代已遭吕后之乱，武帝亦知自己立即得天下却不能立即治天下，乃访求学者，提出许多大问题，但是他遇到董仲舒这个俗儒，无法回答许多问题，只知道迎合御旨。”“中国在过去，可以说很多朝代都把儒家当作一个思想主流。唐代皇帝姓李，自称是老子之后，但在政治制度上与社会生活上，还是以儒家为主流。然而这一个主流传到后来，从唐代到五代，都并没有进步。”①（3）尊程朱而抑陆王。对于宋明理学中的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台湾所谓正统观点表现出明显的褒扬程朱的倾向，尤其是对朱熹思想更是推崇颇甚。黄公伟认为：“朱子学说为南宋一代理学七大家之一，气象壮阔，功力精深，为元明清以下历代学者所宗。”②在这样一种认识基础上，这一学派强调指出陆王学主张“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明显带有偏颇与空疏的问题，从而不为后儒所取，这也是清代学术风气转而批判陆王心学的主要原因。比如，梁启超在其所著《清代学术概论》一书中开宗明义即言：“清学之出发点，在对于宋明理学一大反动。”③这里的“宋明理学”其意即指明朝王阳明心学。故有顾炎武所称：“经学即理学”之语。经过明末清初之儒者如顾炎武、黄宗羲、王船山等人之批判，阳明心学逐渐退向边缘；而朱熹思想主张“性即理”，格物穷理、先知后行，于心性之间、德知之间并无偏废。因此朱子学说大行其道，蔚为显学，以至于清代大凡学有所成者言必称朱子。
  很显然在宋明理学研究上，正统派的观点把对朱熹思想的推崇，演绎到了比较极端的地步。但是从总体来看，在台湾变化了的学术与社会环境里，尤其是朱子学说越来越被看成只是传统儒学研究的一种学术思想而存在的情况下，其存在形态与学术理路也呈现出新的发展趋势。虽然朱子学说作为一种重要的传统文化在台湾两百多年的发展历程中，起着巨大的思想领域里的引导作用，但正是这种引导作用使得这一思想体系得以在宽泛的限度之内发展，它甚至包容了台湾当时各种文化习俗。在传递和沿袭的过程中，朱子学说不是被重复就是要经历变化，而探究和解释这一过程必须遵循一般公认的界限，在这一界限内，朱子学说作为传统仍然是过去的传统，而在这一界限之外，它就不再是过去的传统，它可能成了其他东西。而台湾儒学界关于宋明理学研究态度的判知标准显然超出了这样一种界限。
  一般而言，儒家哲学在本质上是一种道德实践的学说，它主要指向人的生命的整体存在和生命的自我实现及实践工夫，理论本身并不是刻意追求的东西，它只是实践方面“深造自得”的体验结果而已。这一特点甚至更深刻地表现在朱子学说的理论与实践过程，也就是说朱熹哲学重要的是指点道德实践而不是依靠论理的周密和逻辑的谨严让人信服的。因此长期以来在台湾，朱子学说的发展方向越来越趋向于理论的铺陈、系统的展开和学理的圆融，对于道德实践、良知呈现、道德意识能否在这种理论的体系中得到原有的旨趣和融会，却常常不能给予应有的关注。尽管从事这一领域研究的学者都极力要使自己与某些学院派哲学划清界限，但此界限也只是更多地表现在学理上而非个人的生命形态上。
  但是，即使是在这样一种矛盾状态下，自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台湾的朱子思想研究仍然处于一个比较激进的发展态势。当时比较流行的相关朱熹思想研究的著作，有方东美的《宋明清新儒家哲学》、黄公伟的《宋元明理学体系论史》、范寿康的《朱子及其哲学》、吴康的《锡园哲学文集》等著作。这其中有些著作依今天的角度而言，似乎浅显简单了些，但在当时的学术条件下，无疑为台湾的高等教育提供了现代语境下把握朱熹思想的机会。

①方东美：《原始儒家道家哲学》，台湾黎明文化股份有限公司1987年版，第53、199页。 ②黄公伟：《宋元明理学体系论史》，台湾幼狮书店1971年版，第4卷第2章第2节。 ③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台湾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1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