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牟宗三认为朱子的涵养是通过对外在的规范的遵守而养成好的习惯，如此涵养工夫就是外在的、经验的道德实践，而不是自觉、自律的道德实践，由此判朱子为道德他律。首先，朱子涵养本原的地位在《知言疑义》中就已提出，在《仁说》中确立，《仁说》中朱子将仁解释为仁体、性体，涵养本原是涵养性之全体，但此性之全体本具于心，所以朱子的涵养工夫是涵养性，也是涵养本心，并且本心的主宰地位在《仁说》之后随着“心具众理”“心主性情”等命题的提出就已经确立本心的主宰地位。中年时期所确立的持敬的工夫是操存涵养、整顿身心，中晚年时期朱子还以求放心解释持敬，晚年以“精神专一”解释持敬，无论持敬为哪一种解释，心的主宰地位是前提，而本心的操习并不只是对外在规范的遵守而养成的习惯，本心居积极主动的地位。其次，从克己与复礼的关系上看，朱子晚年时期重视以复礼作为克己的规矩准绳，认为克己要落实在复礼上完成，体现出朱子对外在规范的重视。但是，从工夫的过程来说须通过克己来完成复礼，所以内心的自觉和道德主体的地位是首先确立的，这也是克己复礼没有超出主敬地位的原因。朱子将持敬作为自得于心的工夫，如果自得于心则也不必做克己工夫，朱子还提出持敬是克己的立脚处，说明主敬的地位没有改变，朱子的涵养并不主要依靠克己复礼完成，说明了通过外部规范的制约不是首选的道德修养的方法，道德自律是成德工夫的第一义。
  最后，从涵养与其他工夫关系中也可以看出涵养工夫是成德的根本工夫，在涵养与致知的关系中，牟先生认为朱子的涵养是被致知吞没的涵养，是在“道问学”中的“尊德性”，即“尊德性”是通过“道问学”而完成的，如此“尊德性”就成为经验的、外在的“尊德性”。经前文分析可知，“下学而上达”说明了朱子对成德次序的认识，“尊德性”必须有“道问学”的工夫，但并不是说“尊德性”是通过“道问学”完成的，这是对朱子的误解。朱子晚年并没有改变涵养为致知的根本工夫的地位，持敬是穷理的前提。朱子晚年也并没有以致知言诚意，而是提出知至后的诚意具有自己的独立的工夫意义和工夫内容，省察和慎独都是完成意诚的工夫。致知是诚意的主要工夫，但知至不等于意诚，诚意有自己的工夫，所以诚意并不是如牟宗三所说的外在的诚、认知地诚，诚意是通过省察和慎独等自觉的道德实践完成的。由此可见，朱子的涵养工夫也不是经验的、外在的，有学者提出：“朱子探讨道德发生的问题虽然仍遵循孟子的性善论，认为道德有其先验的存在性与超越的内在性，一切道德的观念或行为是以人类至善天性作为根源依据的，而且再次绝对至善的根源为大前提下，每个人对于道德的认知或判断，终究是以个人的自觉自律为依据。”①虽然朱子认为道德认知在成德中有重要的作用，但并不是主要作用，道德的养成和完善主要是通过自律来完成和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