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朱子与浙中学者的学术交流很早就已开始，在吕祖谦去世前，朱子为了对峙陆学有意与吕祖谦达成一致战线，故朱子言陆学之失大多是在与吕祖谦、吕子约等浙中学者的论学中阐发的。吕祖谦去世后，陈亮入狱，朱子开始注意到浙学欠缺涵养工夫导致支离、功利的问题。朱子从55岁开始在对峙陆学的同时对峙浙学，与吕氏门人的对话主要围绕涵养与致知的关系展开。朱子认为吕氏门人穷理不以持敬涵养为本导致支离和事功，强调要在本原处辨天理人欲，建议浙中学者读书要先读书“四书”等圣贤之书，立下为学主旨。对于浙学欠缺持敬工夫的情况，朱子晚年的批评更加严厉，并且朱子认为在陆学不重穷理和浙中学者不重涵养之间，不重持敬涵养的问题更加严重。朱子对浙学的批评从55岁后持续至朱子晚年，这个过程也是朱子论辩陆学及门人的过程，说明了朱子在阐述涵养与致知的工夫关系上同时对峙陆学和浙学的完整立场，没有偏向一方。
  五 对阳明《朱子晚年定论》的检查
  由“绪论”部分的分析可以看出，阳明《朱子晚年定论》对朱子涵养工夫的理解以及朱陆异同的理解造成了很大的影响，但经全文分析可知，阳明的《朱子晚年定论》，包括李绂的《朱子晚年全论》中以朱子晚年涵养工夫弥合朱陆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阳明曾在《朱子晚年定论序》中提出：“知其晚岁故已大悟旧说之非，痛悔极艾，至以为自诳诳人之罪不可胜赎。世之所传《集注》《或问》之类，乃其中年未定之说，自咎以为旧本之误，思改正而未及，而其诸《语类》之属，又其门人挟胜心以附己见，固于朱子平日之说犹有大相谬戾者。”①阳明否定《集注》《或问》和《语类》判定朱子晚年思想的有效性，认为《集注》《或问》是朱子48岁时所作的，而《语类》是门人附会己见，故而特地摘录《文集》中属于“朱子晚年”的书信为据。阳明全书共摘录朱子34封书信的部分内容，其中包括1195年吕子约回复朱子的一封书信，结合陈来先生的《朱子书信编年考证》对此34封书信做考证归纳可知：《朱子晚年定论》中朱子48岁之前的书信有8篇，48—59岁的书信有18篇，60岁以后的书信仅5篇。如此可见，阳明所引书信约四分之一是在朱子48岁前，属于阳明所认为的朱子中年未定时期。从本书对朱子思想阶段的划分来看，《朱子晚年定论》中真正属于朱子晚年思想阶段的才5篇。从内容上看，阳明对朱子书信的摘录有断章取义之嫌，由此可知《朱子晚年定论》的依据有偏失，有失客观，这与此前学界对《朱子晚年定论》的客观性判定相符合。陈荣捷后来总结前人对阳明《朱子晚年定论》的批评主要有四点：“一为其误以中年之书为晚年所缮；二为其以《集注》《或问》为中年未定之说；三为其断章取义，只取其厌烦就约之语与己见符合者；四为其误解‘定本’，且改为‘旧本’。”①陈来也认为：“王阳明之《晚年定论》不顾材料为证，徒据臆想，以‘世之所传集注或问之类乃其中年未定之说’……即使《晚年定论》所收皆朱子60岁后书，也不能证明阳明之说，盖朱学本身包含有尊德性的内容，且在朱子晚年书信中取三十通此类者并非难事，然亦不济事也。后李绂即如此。然而，批评《晚年定论》的《通辨》其考证也并非精详可称，材料也远不充分。”②虽然亦有学者为阳明辩护，认为阳明《朱子晚年定论》虽然史料有问题，但义理没有问题，如刘述先便说：“从考据的观点看，阳明编纂《朱子晚年定论》可谓一无是处。”③他提出：“阳明的‘定论’不是以时间为标准，是以义理为标准。”④刘述先为阳明之误开脱，但是必须承认的是，阳明摘录朱子书信的内容，皆是朱子言涵养、求放心、持敬、存心重要的部分，想要证明朱子晚年的转向。但经前文分析可知，朱子晚年言涵养为本，强调求放心的重要依然是延续“中和新说”以来的基本立场，涵养为本、求放心思想并不是至晚年才提出的，反而是在“新说”时就已经提出的基本观点，作为朱子涵养工夫的基本立场，涵养为本的立场从“新说”后至晚年都没有改变，并不是阳明所说的“晚岁大悟中年之非”之旨。朱子并没有因言涵养而轻穷理或者省察，并且朱子对陆学不重穷理的批评从朱子中晚年延续至晚年。从工夫路径上说，朱子晚年后特别强调成德的“下学而上达”的路径，这都是朱子重“道问学”的体现，朱子言涵养与致知、“尊德性”与“道问学”，总是强调不能偏废一方。
  对于《朱子晚年定论》中对朱子静坐的判定，阳明引朱子37岁、40岁、55岁、57岁时的四封书信中言静坐与静的内容，并对朱子做了肯定。从时间上看，根据本书对朱子晚年阶段的划分，四封书信都不属于朱子晚年的观点。即便是王门心学后人李绂对朱子所划分的晚年（51岁后），也只有两篇属于朱子晚年，即便四篇都属于朱子晚年，其中论说也不能作为朱子晚年言静坐工夫的定论。这是因为静坐工夫不是朱子晚年时期才提出的，朱子晚年时仍没有完全否定静坐工夫的意义，所以不能说朱子改变中年之说而为晚年定论。更重要的是，阳明没有认识到静坐工夫在朱子涵养工夫中的地位以及脉络的变化，朱子晚年虽然肯定静坐工夫，肯定其有助于涵养本原，但朱子却以敬消解静坐，“敬之外别无静的工夫”是朱子晚年对静的工夫的最终判断，静坐工夫本身在朱子工夫思想里并没有独立的地位，对此阳明竟毫无察觉。由此可知，阳明《朱子晚年定论》之所以无法成为定论，关键在于没有对朱子涵养工夫做全面的考察，没有将涵养工夫放在朱子工夫系统中去观察，而只关注朱子言涵养本身，这是为学方法上的缺失，故无法对朱子涵养工夫的地位有全面的判定，更无法对朱陆涵养的异同有客观全面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