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朱子在“中和新说”时期已拈出伊川“涵养须用敬，进学在致知”作为为学的基本工夫架构。在“中和新说”时期，涵养与致知不是朱子考察涵养工夫地位的核心内容，但是都是为了落实未发前涵养工夫的地位，强调持敬是为学与成德的根本工夫，是为了补今人小学阶段欠缺的涵养工夫。①朱子提出未有致知而不在敬，强调持敬贯彻穷理终始，提出持敬以诚意正心即孟子的求放心，《大学》中的每一个工夫的完成都不能离开持敬为前提，由此确定了持敬与大学工夫的关系。同时，朱子提出居敬穷理互发的观点，强调居敬与穷理二者不能偏废。在此阶段，朱子与湖湘学派在涵养与致知的关系上也出现分歧，朱子批评胡广仲先致知后持敬的工夫思想，谨防工夫陷入支离。在此阶段朱子以专一解释主一，认为支离就是不专一，也说明朱子中年时期已将持敬解释为专一，但不是主要观点。朱子从45岁开始注意到与象山在涵养与致知关系上的区分，开始指出陆学的不足在于脱略文字、直趋本根，认为陆学的成德路径与《中庸》中的知先行后的路径不符合，批评陆学不重穷理，认为陆学是禅学。由此奠定了鹅湖之会中二人的无法言合的基调，鹅湖之辩的核心内容即在涵养与致知的关系中所引申出的成德路径的分歧。鹅湖之辩以后，涵养和致知的关系成为朱子言涵养工夫地位的核心问题，朱子首先提出持敬与求放心为成德的根本工夫，保证涵养为本的立场。鹅湖之辩后，朱子于49岁开始朱陆之辩持续至象山去世，朱子批评陆学不重穷理的立场都没有停止，但是朱陆之辩的过程中朱子体现出从褒贬相间，期待陆学转变至最后严厉的批评，将陆学判为乱道误人的态度变化的过程。55岁后基于浙学的问题的发现，朱子对浙中吕氏门人提出读书要以持守为本，否则会落入功利之学。中晚年后朱子对支离的问题比较重视，一方面基于对浙中学者支离的批评，另一方面又基于陆学对朱子支离的批评，朱子同时做了反省，并在晚年后认为自己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由此看出，朱子中晚年论证涵养与格物的关系从两个面向展开，一方面对峙陆学，向陆学及门人强调涵养不离穷理，否则沦为虚空；另一方面对峙浙学，强调读书要以涵养为本，否则会陷入支离。可见朱子言涵养与格致的关系，是双管齐下、攻守兼备的，朱子对其中一方的强调只是基于与其对话的对象不同，由此可知朱子涵养与致知关系的整体性，朱子并未落入“道问学”一边。学者葛兆光便提出：“由于后来与陆九渊等的辩论，感觉上朱熹的立场似乎逐渐偏向‘道问学’的知识主义方面，其实，应当注意，这恰是由于激烈论辩中，各自的立场不能不过度凸显而导致的印象。”①
  朱子晚年提出修养工夫三四分在外、六七分在内，这说明朱子晚年仍然坚持持敬为本、穷理为助的基本立场，强调持敬与穷理不能偏废一方。在持敬为本的立场上，朱子继续批评浙学支离，还提出支离之病比陆学不重穷理更为严重。朱子晚年与象山的论辩绝笔，但朱子没有停止对陆学的批评，并且对陆学的批评更为严厉，首先对方宾王等人言“识心”之误；其次对项平父等人从气禀角度说明穷理之必要。朱子批评象山将“识心”理解为禅学的空言“识心”，提出“识心”本是识心中本具之理，即致知，所以“识心”要通过穷理工夫长期的积累。同时，朱子从气禀与穷理的关系证明穷理工夫的必要，提出持敬和求放心都不在事外，穷理是敬在事中的工夫，二者不为两节。朱子又对象山去世后陆学后人崇尚江西气象做了严厉批评并表示对道统的担忧，将陆学定为禅学，可见朱子晚年言涵养与致知的关系注重强调穷理的必要性，说明了朱子对下学而上达的成德路径的坚持，最后朱子回到对陈淳、廖子晦等人言“先见天理源头”的检查上，强调工夫进路无非下学至上达。
  在成德路径上，朱子晚年不仅从致知与力行的关系，还以《格物补传》中积累至贯通、《大学》中致知与诚意、《论语》中博文与约礼、《孟子》中博学与反约等一系列关系来说明成德路径的下学而上达，提出持敬、格物致知、省察等工夫都是下学工夫的内容，朱子强调要区分做工夫与工夫的境界，强调做工夫上要逐项做工夫，而贯通是做工夫后的境界，不是工夫的下手处，工夫虽然都贯通在心上做，但在心上做的工夫又各有节目、次第，不可笼统而论。所以朱子从工夫进路上与陆学也做了区分，体现出对二程的基本工夫架构的继承，但朱子强化了这两大工夫在工夫论中的地位，说明了朱子工夫思想以理性主义的修养方法为主导。对此陈来亦提出：“朱熹认为陆学的修养方法实质上只是基于一种类似禅宗顿悟的神秘体验，通过静坐澄心，以求在沉静的心理状态中获得一种突发的特别的体验，这种体验的实在性朱熹并不否认……但是他所否定的不是这种体验的实在性而是它对于道德提高的可靠性。朱熹指出，如果以为一旦获得某种体验之后，便以为从此本心发明，一切行动思虑都是本心发见，这正是陆门弟子狂妄颠倒的真正根由。朱熹对陆学夸大主体的伦理本能及以静坐反观修养方法的批评，应当承认比较近乎道德生活的实际情况。”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