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朱子涵养工夫的确立是经由对“中和旧说”的反思，最后在“中和新说”中完成的。1168年朱子39岁在《已发未发说》中初步对已发未发的做了界定。次年，在对《已发未发说》修改的基础上，朱子又作《与湖南诸公论中和第一书》，对未发已发的阐述进一步明晰，由此朱子以未发已发分辨性情的思路基本形成，在未发和未发之中的区别中说明了未发之中的重要，从而为未发前涵养工夫的落实提供了心性论的基础。朱子对心性论的建构首先从未发已发的区分中开始主要是基于对辩湖湘学派先察识后涵养的工夫进路，所以将涵养工夫落实于未发之前是“新说”时期朱子的主要任务，对此陈来也指出：“己丑之悟的重点还是在确立未发时心的涵养工夫。”①1169年朱子在《答张钦夫》中进一步明确未发已发的思想，提出“心贯性情”的说法，确立了心的主宰地位和心、性、情三分的基本心性架构，标志朱子“中和新说”理论的正式确立，也为涵养贯通未发已发、彻上彻下、存养先于察识等工夫思想的提出提供了心性论基础。学界对“己丑之悟”有很高的评价，陈来说：“己丑之悟才从根本上确立了朱熹的学术面貌。”①究其原因，即因为朱子在“己丑之悟”中完成了心性论的基本建构的同时工夫论的基本架构也确立起来。
  在“新说”的基础上，朱子于1171年作《尽心说》《胡子知言疑义》，次年在与胡伯逢、胡广仲等湖湘学者的通信中提出性具于心、心具理、心主性情等观点，确立了心的主宰地位，对胡宏的心性观点做进一步辨析。朱子在性情之辨中确立了性善论的地位，论证了涵养工夫的重要和克己复礼工夫的必要，又以天命之性和气禀之性对恶的产生进行了说明，提出尽心须假存养的观点，为涵养与致知关系的确立提供了心性论上的基础，又进一步向湖湘学者阐明涵养的地位重于察识。1172年至1174年朱子围绕《仁说》与张栻、胡伯逢展开讨论，进一步对心、性、情做出分辨，以“仁性爱情”确立了仁体、心体的地位，为克己复礼工夫的地位提供了心性论上的证明，将克己复礼工夫纳入涵养的范围之内。此后在《观心说》中朱子再一次明确一心为主宰的地位，也说明了操存是操存一心而不是以心观心，标志朱子与湖湘学派的论辩结束。由此可见朱子于46岁前已完成心性论的基本建构，也标志朱子思想体系和学术规模的基本确立。②此后，朱子在《集注》中对“心具众理”命题做了完整阐释，确立了心与理关系的基本命题，由此说明了心具众理与穷理的关系。朱子又以尽心和存心的关系说明涵养与穷理的关系，以尽心为知至，以知至为贯通的阶段，诚意没有独立的工夫内容。在《集注》时期提出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的区别，考虑到气禀对性、才的影响，开始注重穷理工夫，是《仁说》中心性论进一步完善的体现。在此阶段，朱子体现出“四书”互证的方法，为“四书”工夫的贯通做了准备，代表朱子思想体系的成熟。
  50岁后朱子提出要在本原处辨天理人欲，提出涵养本原、求放心是第一义等观点，说明朱子的工夫思想从《论语》贯通至《孟子》。中晚时期朱子延续“中和新说”确立的涵养须用敬、涵养无间断、敬为彻上彻下等基本观点，说明“中和新说”后朱子保持涵养工夫的基本观点。朱子晚年对中年时期所提出的“心主性情”“心具众理”等命题做进一步阐释，对“心如谷种”“心具众理”“心统性情”等心性论命题做一步诠释，对心、性、情、意、志、欲、才等心性概念做了进一步辨析，代表晚年对心性论的进一步完善。朱子晚年进一步重视意、志、欲的作用，为落实诚意、立志、克己复礼的工夫做了心性论上的说明。朱子晚年重视气禀对心性结构的影响，围绕生之谓性、本然之性、气质之性、气强理弱等命题进一步深化对中年时期的天命之性和气禀之性的关系的认识，提出气质之性是天命之性堕在气质后形成的，气质之性不改变天命之性，可见朱子晚年并没有改变中年时期所确立的性善论的基础，故对涵养本原、持敬为本、一心为主宰等基本涵养观点是一以贯之的。朱子晚年注意到气禀对人成德的影响，认识到成德的艰难和修养工夫的重要，所以比较注重强调格物穷理、致知省察等下学工夫的必要性，注重省察对涵养的帮助，批评识心、先见天理本原等不下学只要上达的工夫思想，在持敬为本的基础上落实了克己复礼、诚意、立志等工夫对持敬的补充，体现了朱子知先行后、积累至贯通、下学而上达的成德路径，也说明朱子晚年工夫思想随着心性论的进一步完善而更加严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