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1．先致知后诚意
  先致知后诚意是《大学》的工夫次第，朱子对《大学》的诠释遵从了《大学》中知至而后意诚的成德次序，在知行关系上体现为知先行后的成德路径，与象山以诚为先、以知为行的观点不同。后世“朱陆晚同说”为了合同朱陆，提出朱子晚年因为重视省察和诚意，改变了知先行后的立场终与陆学为同。比如李绂判定朱子为“先行后知”，“省察先于致知”。①李绂所引的“朱子晚年”的材料并非皆是其划定的55岁后，如其中朱子《答任伯起》②的时间为1182年，此时朱子53岁。抛开李绂史料的真实性不言，朱子晚年确实对诚意和省察有一定修正，但是并没有改变《集注》阶段已经确立知至而后意诚的成德次序。但是，朱子改变了《集注》中以知至为贯通的境界，而将贯通的境界提推至意诚，如此知至之后诚意工夫就有了自己独立的工夫内容，朱子又以省察和慎独工夫落实了诚意阶段的工夫。1190年朱子致信汪长孺说：“《大学》‘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二句，《章句》注解新旧说不同。若如旧说，则物格之后更无下功夫处，向后许多经传皆为剩语矣。意恐不然，故改之耳。来说得之。”③在此，朱子提出若如《章句》旧解则物格之后就没有下工夫的地方了，因为旧注中以物格知至为“事事物物皆合于理”，认为物格知至之后意就自然诚了，如此则造成物格之后不须做工夫，诚意工夫就没有下落处。所以62岁时朱子重新解释了“知至而后意诚”：“知则知其是非。到意诚时，则无不是，无有非，无一毫错，此已是七八分人。然又不是今日知至，意乱发不妨，待明日方诚。如言孔子‘七十而从心’，不成未七十心皆不可从！只是说次第如此。”①在此，朱子提出知至则知是知非，到意诚时无非无错，知至已完成诚意的七八分的工作，还有两三分是独属于诚意阶段的工夫。但是并不是说知至后才可以做诚意工夫，只是说从工夫完成上看是知至而后意诚，致知和诚意可以同时做工夫。朱子63岁后又提出知至之后意还有未诚之处来落实诚意的工夫。
  或问：“知至以后，善恶既判，何由意有未诚处？”曰：“克己之功，乃是知至以后事。‘惟圣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圣。’一念才放下，便是失其正。自古无放心底圣贤，然一念之微，所当深谨，才说知至后不用诚意，便不是。‘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毫厘间不可不子细理会。才说太快，便失却此项工夫也。”②
  对于知至以后还有意未诚的问题，朱子提出以克己工夫来解决。克己是知至以后的工夫，一念能克则成圣，一念放下心便不正。自古圣贤都没有放其心，但是在一念的微小处，是应当谨慎的地方，所以才说知至之后不用诚意的工夫是不够的。朱子又以人心道心相差毫厘却不可不仔细理会来说明在细微之处做诚意工夫的重要，因为诚意工夫是在微小处做工夫，所以朱子认为如果工夫做得太快，就会失去诚意工夫的意义。对于知至之后的“毋自欺”，朱子解释：“物既格，知既至，到这里方可着手下工夫。不是物格、知至了，下面许多一齐扫了。若如此，却不消说下面许多。看下面许多，节节有工夫。”③可见，朱子认为克己、毋自欺都是知至以后诚意的工夫，而“毋自欺”是通过慎独和省察完成的。
  门人曾光祖问：“物格、知至，则意无不诚，而又有慎独之说。莫是当诚意时，自当更用工夫否？”①朱子回答：“这是先穷得理，先知得到了，更须于细微处用工夫。若不真知得到，都恁地鹘鹘突突，虽十目视，十手指，众所共知之处，亦自七颠八倒了，更如何地慎独！”②在此，朱子提出慎独工夫是在知至之后的细微处做工夫，是真知以后的工夫，慎独完成的是致知所不能完成的部分工作，朱子说：“‘知至而后意诚’，已有八分。恐有照管不到，故曰慎独。”③慎独是知至以后意诚的工夫，朱子又说：“致知者，诚意之本也；慎独者，诚意之助也。致知，则意已诚七八分了，只是犹恐隐微独处尚有些子未诚实处，故其要在慎独。”④在此朱子说明了致知完成了诚意的大部分任务，是诚意工夫的根本，所以知至在意诚之先，慎独是完成诚意两三分的工作，慎独是诚意的辅助工夫。朱子在《集注》时期已经以省察作为慎独和诚意的工夫方法，所以朱子又说知至后的诚意工夫需要通过省察完成，他说：“然‘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知若未至，何由得如此？盖到物格、知至后，已是意诚七八分了。只是更就上面省察，如用兵御寇，寇虽已尽剪除了，犹恐林谷草莽间有小小隐伏者，或能间出为害，更当搜过始得。”⑤由此可知，知至之后的诚意工夫包括了省察和慎独，慎独也需要通过省察来完成。
  朱子又以致知和诚意来说明知行关系，致知为知，诚意是道德行动的开始，65岁时朱子说：“格物者，知之始也；诚意者，行之始也。”①由此致知和诚意关系也说明了朱子知先行后的成德路径，因为诚意是自觉的道德实践的开始，所以诚意的地位就凸显出来。朱子强调诚意的完成很艰难，这与朱子知易行难、知先行重的观点相互印证。
  《大学》之道，莫切于致知，莫难于诚意。意有未诚，必当随事即物求其所以当然之理。然观天下之事，其几甚微，善恶邪正、是非得失未有不相揉杂乎芒芴之间者，静而察之者精，则动而行之者善。圣贤之学必以践履为言者，亦曰“见诸行事”，皆平日之所素定者耳。今先生之教必曰知之者切而后意无不诚，盖若泛论“知至”如诸家所谓极尽而无余，则遂与上文所谓“致知”者为无别。况必待尽知万物之理而后别求诚意之功，则此意何时而可诚耶？……窃尝体之于心，事物之来，必精察乎善恶之两端，如是而为善，则确守而不违，如是而为恶，则深绝而勿近（先生勿去此并上二句），亦庶几不苟于致知，而所知者非复泛然无切于事理，不苟于诚意，而好善恶恶直欲无一毫自欺之意。②
  由引文可见，朱子提出《大学》中最早开始的工夫是致知，而最难完成的是诚意。如果意有不诚的地方，一定要在事事物物中寻求所当然之理，即必须通过致知来诚意，致知是诚意的大段工夫。朱子又说天下之事，也有几微之处，在几微之处，善恶邪正、是非得失都是相糅相杂的，所以静时省察到其中的善是精，动时发为行的可以称为善，所以圣贤之学一定要以践履为标准。朱子提出如今周舜弼教人必说知至后意无不诚，但是如果泛论知至为知之极尽无余，则与致知没有分别。况且如果要等尽知万物之理后再做诚意工夫，则“意”什么时候能诚呢？在此，朱子提出致知就是为了诚意，诚意并不是在致知之外别做工夫。当事物来时，必须省察其善恶两端，如果为善则实守其善；如果为恶则去其恶。如此从致知上看则所知者皆合于事理，从诚意上看则好善恶恶而无一毫自欺之意。
  朱子以毋自欺、慎独作为诚意的工夫，诚意是《大学》中最难完成的工夫，意诚也是最高的境界，所以朱子将诚意作为善恶评判的标准，朱子说：“‘格物是梦觉关。诚意是善恶关。过得此二关，上面工夫却一节易如一节了。到得平天下处，尚有些工夫。只为天下阔，须着如此点检。’又曰：‘诚意是转关处。’又曰：‘诚意是人鬼关！’”①朱子以意诚作为成德的标准，是修身工夫做高的境界。基于朱子对诚意工夫的重视，朱子去世前仍然对诚意的解释有许多讨论，《语类》中载了四段沈僩与朱子关于诚意的修改的讨论，一是问：“‘诚意’章‘自欺’注，今改本恐不如旧注好。”②二是敬子问：“‘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注云：‘外为善，而中实未能免于不善之杂。’某意欲改作‘外为善，而中实容其不善之杂’，如何？”③三是沈僩载：“次早，又曰：‘昨夜思量，敬子之言自是，但伤杂耳。某之言某，却即说得那个自欺之根。自欺却是敬子“容”字之意。“容”字却说得是，盖知其为不善之杂，而又盖庇以为之，此方是自欺。谓如人有一石米，却只有九斗，欠了一斗，此欠者便是自欺之根，自家却自盖庇了，吓人说是一石，此便是自欺。谓如人为善，他心下也自知有个不满处，他却不说是他有不满处，却遮盖了，硬说我做得是，这便是自欺。却将那虚假之善，来盖覆这真实之恶。某之说却说高了，移了这位次了，所以人难晓。大率人难晓处，不是道理有错处时，便是语言有病；不是语言有病时，便是移了这步位了。今若只恁地说时，便与那“小人闲居为不善”处，都说得贴了。’”①四是：“次日，又曰：‘夜来说得也未尽。夜来归去又思看来“如好好色，如恶恶臭”一段，便是连那“毋自欺”也说。言人之毋自欺时，便要“如好好色，如恶恶臭”样方得。若好善不“如好好色”，恶恶不“如恶恶臭”，此便是自欺。毋自欺者，谓如为善，若有些子不善而自欺时，便当斩根去之，真个是“如恶恶臭”，始得。如“小人闲居为不善”底一段，便是自欺底，只是反说。“闲居为不善”，便是恶恶不“如恶恶臭”；“见君子而后厌然，揜其不善而着其善”，便是好善不“如好好色”。若只如此看，此一篇文义都贴实平易，坦然无许多屈曲。某旧说忒说阔了、高了、深了。然又自有一样人如旧说者，欲节去之又可惜。但终非本文之意耳。’”②朱子甚至在易箦的前一天还在修改《大学·诚意》章，王懋竑说：“三月初先生病已甚，犹修书不辍，夜为诸生讲论，多至夜分。且曰：‘为学之要，惟在事事审求其是，决去其非，积累久之，心与理一，自然所发皆无私曲。圣人应万事，天地生万物，至极而已矣。’”③如此可见，朱子最终以意诚为心与理贯通的境界，成为自觉的道德行动的开始。
  2．以尽心为意诚
  基于朱子晚年对心、性、情等概念都做了更为细致的剖析，特别是在对情的剖析中注意到心、知、意三者的关系，朱子注意到私意对本心的影响，再加上朱子晚年对气禀对心性结构影响的认识，朱子认识到没有一丝一毫私意的意诚的境界只靠致知是无法实现的，所以朱子改变了《格物补转》中以知至为贯通处的说法，知至并不代表诚意的完成，知至后还有诚意阶段的工夫。与此相应，朱子晚年后改变了《集注》中以《孟子》的尽心为《大学》的知至的观点，以尽心为意诚。
  某前以孟子“尽心”为如大学“知至”，今思之，恐当作“意诚”说。盖孟子当时特地说个“尽心”，煞须用功。所谓尽心者，言心之所存，更无一毫不尽，好善便“如好好色”，恶恶便“如恶恶臭”，彻底如此，没些虚伪不实。童云：“如所谓尽心力为之之‘尽’否。”曰：“然。”①
  由上文可见，朱子61岁时检讨自己以前将尽心解为知至有所不妥，同时提出应当以尽心为意诚，朱子认为孟子提出“尽心知性”之说是煞费苦心的，这里涉及朱子对尽心知性与存心养性的关系的认识。朱子在《知言疑义》阶段已经提出“尽心须假存养”的观点，认为尽心须以存养为前提，穷理是穷本具之理，尽心是尽其所存之心。在此，朱子认为尽心的境界是尽到没有一丝一毫不尽的地步，好善与恶恶就如好好色和恶恶臭一样，真实不伪，其实就是意诚的境界。因为诚意是行动的开始，尽心也要从行动上理解，而不是从致知上理解，所以对于弟子提出尽心是不是尽心力而为之的问题，朱子的回答是肯定的。可见尽心从工夫上说就是诚意，从境界上说就是意诚，也就是知行合一。由前分析可知，朱子将尽心理解为意诚的原因在于晚年重视私意和气禀的影响，知至时还不能尽心之体用，到意诚时才是心理合一、知行合一，才是真正尽心之体用。
  此心本来虚灵，万理具备，事事物物皆所当知。今人多是气质偏了，又为物欲所蔽，故昏而不能尽知，圣贤所以贵于穷理。又曰：“理虽具于吾心，还使教他知，始得。今人有个心在这里，只是不曾使他去知许多道理。少间遇事做得一边，又不知那一边；见得东，遗却西。少间只成私意，皆不能尽道理。尽得此心者，洞然光明，事事物物无有不合道理。”①
  由引文可知，朱子认为本心本来虚灵明觉，万理具于心中，所以从理论上说人人应当知晓万理，但是大多数人都受到气禀的影响，再加上物欲的遮蔽，导致本心昏聩而不能尽知本具之理，正因为如此，圣贤才要重视穷理工夫。所以虽然万理已具于心，但不等于人人已知万理，要通过穷理才能真正知理，得理于心。虽然每个人都有具理之本心，如果不穷理以致知，难免受到私意影响而不能达到知至。朱子在此指出尽心就是要通过穷理和去除私意，也就是通过诚意阶段的工夫来使事事物物都合于理，最终实现尽心之体用。如此可见，要达到尽心的境界，在穷理工夫的基础上还有诚意工夫，也就是说知至不能作为尽心的完成，意诚才是尽心的完成。
  由前文分析可知，朱子晚年改变了以尽心为知至的观点，以尽心为意诚，如此尽心的工夫除了穷理致知的工夫之外，还要做诚意阶段的工夫，但是牟先生似乎没有注意到朱子晚年对尽心说法的修正，仍然认为朱子的尽心是知至，最终将朱子的尽心思想判定为“认知地尽”，他说：“无论以‘知至’说尽心，或以‘诚意’说尽心，皆非孟子‘尽心’之义。……以‘知至’说尽心，是认知地尽……以诚意说尽心，是实行地尽。但此使行地尽却是依所知之理尽心力而为之，心成虚字，是他律道理，非孟子‘尽心’之义。”①牟宗三认为朱子以知至说尽心是“认知地尽”，又以诚意说尽心是“实行地尽”，但“实行地尽”是依据所知之理而尽心力而为之，是他律道德，此心不是孟子所言本心，所以无论是以知至说尽心还是以诚意说尽心都不是孟子言尽心的本意。牟宗三的结论是朱子以知的工夫涵盖行的工夫，使行的工夫成为他律道德。但是，朱子晚年以尽心为意诚的原因即在于认识到致知以后诚意阶段工夫的必要性，致知阶段的工夫不能涵盖诚意阶段的工夫，诚意有独属于诚意阶段的工夫，即省察与慎独。省察与慎独的完成在知至之后，但从做工夫上说慎独与省察并不以穷理致知为前提，而是以持敬涵养为前提，只要确立了涵养为本的工夫，慎独与省察作为诚意阶段的工夫是自觉自律而非他律。牟宗三在此认为朱子以实行言尽心，实行是依据所知之理而尽心力而为之，从而混淆了朱子言知先行后是从工夫的完成上说的，而非从工夫的下手处说，也就是说意诚的完成一定要在知至之后，但是致知的同时也要做诚意阶段的工夫，所以诚意工夫有自己的独立性，并不以穷理致知为前提，可见认知地尽、他律道德是牟宗三对朱子的误判。朱子说：“论其理，则心为粗而性天为妙；论其功夫，则尽为重而知为轻。故云‘所谓尽其心者，即是知性而知天者也。三者只是一时事，但以表里虚实反复相明，非有功夫渐次也’。”②如此可见尽心的完成在知性之后，穷理工夫在尽心之先，并不能说明朱子有重知的他律道德的倾向，相反，朱子将尽心的完成推至诚意阶段说明了尽心比知性更为重要，而诚意阶段的慎独和省察工夫的独立性也说明了尽心之心并不是虚说，心仍然要发挥主宰作用，尽心、诚意并没有因为穷理的限制而成为认知地尽、外在的诚的他律道德。总而言之，朱子晚年将尽心作为意诚的境界恰恰说明了朱子对道德行动的重视，说明了朱子知先行重、知行合一的知行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