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朱子晚年对性情关系的阐述强调性情脉络相通，但更加注重辨析性情之别。对于性情的区分，朱子晚年仍是延续中年时期以性为未发、以情为已发的观点，他说：“有这性，便发出这情；因这情，便见得这性。因今日有这情，便见得本来有这性。”②性与情的关系是情从性发出，从发出的情可以看到性本然是什么样子，这是朱子的四端之说。所以朱子更准确地落实在心的未发已发、体用上区分性情，他说：“性是心之道理，心是主宰于身者。四端便是情，是心之发见处。四者之萌皆出于心，而其所以然者，则是此性之理所在也。”③同年，履之又问未发之前心性之别，朱子又说：“心有体用，未发之前是心之体，已发之际乃心之用，如何指定说得！盖主宰运用底便是心，性便是会恁地做底理。性则一定在这里，到主宰运用却在心。情只是几个路子，随这路子恁地做去底，却又是心。”①62岁时朱子又说：“性不可言。所以言性善者，只看他恻隐、辞逊四端之善则可以见其性之善，如见水流之清，则知源头必清矣。四端，情也，性则理也。发者，情也，其本则性也，如见影知形之意。”②67岁时朱子还说：“孟子谓情可以为善，是说那情之正，从性中流出来者，元无不好也。”③以上朱子所言，皆从心之未发已发、体用结构上区分性情，明确未发之前是心之体，已发之际为心之用，心是性情的主宰，性是心的道理，情是心的发见处。朱子在此以心之未发已发、心之体用言心、性、情三者的关系比中年时期表述得更清楚。
  中年时期朱子以“心主性情”“心兼性情”等说法说明心对于性情的贯通和主宰地位，晚年时期朱子大量以“心统性情”的命题对心、性、情的关系做出讨论，强调心统贯性情，突出心的统贯地位。61岁时，朱子以太极、阴阳之同异比喻心性关系，他说：“性犹太极也，心犹阴阳也。太极只在阴阳之中，非能离阴阳也。然至论太极，自是太极；阴阳自是阴阳。惟性与心亦然。所谓一而二，二而一也。”④朱子以心为阴阳，以性为太极，太极在阴阳之中，不能离阴阳而言太极。心与性也是从存在上说是一，但从功能来说各有存在的意义。62岁时朱子进一步揭示心与性的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他说：“性对情言，心对性情言。合如此是性，动处是情，主宰是心。大抵心与性，似一而二，似二而一，此处最当体认。”①性与情相对，心与性情又相对，性是发动之后心合于理的原因，而发动处则是情，心则是性情之主宰。心与性从存在来说是一，从发动来说又是不同的，朱子说：“动处是心，动底是性。”②发动的地方是心，所发动的东西是性，如此就能知道性是心的内容和本质，心是承载性的地方，性没有形体为虚，性的发动需要借助心这个实体来完成。如此说明“心统性情”是“心主性情”和“心兼性情”两个含义的集合，既能说明心与性的结构关系，也能说明心与性的功能关系，这也是朱子晚年服膺张载的“心统性情”的原因。
  问性、情、心、仁。曰：“横渠说得最好，言：‘心，统性情者也。’孟子言：‘恻隐之心，仁之端；羞恶之心，义之端。’极说得性、情、心好。性无不善。心所发为情，或有不善。说不善非是心，亦不得。却是心之本体本无不善，其流为不善者，情之迁于物而然也。性是理之总名，仁义礼智皆性中一理之名。恻隐、羞恶、辞逊、是非是情之所发之名，此情之出于性而善者也。其端所发甚微，皆从此心出，故曰：‘心，统性情者也。’性不是别有一物在心里。心具此性情。心失其主，却有时不善。”③
  由引文可见，朱子认为对于心、性、情三者关系的说明，张载的“心统性情”和孟子的“四端说”都是极好的说法。朱子认为性无不善，情为心之所发，可能会有不善，但不能就依此认为此不善不是心所发出的。心本然没有不善，已发后流于不善是因为情受到物欲的影响。性是理的总名，仁义礼智都是性中的条理，恻隐、羞恶、辞逊、是非都是已发之情，因为情出于性所以为善，但都是由心所发出的，所以说“心统性情”。同年，朱子又说：“性、情、心，惟孟子横渠说得好。仁是性，恻隐是情，须从心上发出来。‘心，统性情者也。’”①“心统性情”说明了心未发和已发时与性、情的关系，也说明了心包性情的结构，这与“心具众理”的命题相互贯通，朱子说：“心以性为体，心将性做馅子模样。盖心之所以具是理者，以有性故也。”②心以性为本体，即性在心中，性是心的馅子。心之所以能具此理，就是因为性在心中，如此“心具众理”之理是“所当然之理”而非“所以然之理”，这就说明朱子的穷理工夫始终都在道德修养的领域中，没有泛化到知识领域。
  因为“心统性情”诠释了心与性情关系的结构义和功能义，朱子晚年后将张载“心统性情”的观点作为心、性、情关系的定论，他说：“因言，心、性、情之分，自程子张子合下见得定了，便都不差。如程子诸门人传得他师见成底说，却一齐差！”③朱子晚年还依此批评五峰没有将心、性、情三分，导致情没有下落处，他说：“旧看五峰说，只将心对性说，一个情字都无下落。后来看横渠‘心统性情’之说，乃知此话有大功，始寻得个‘情’字着落，与孟子说一般。孟子言：‘恻隐之心，仁之端也。’仁，性也；恻隐，情也，此是情上见得心。又曰‘仁义礼智根于心’，此是性上见得心。盖心便是包得那性情，性是体，情是用。”④朱子认为孟子以仁为性，恻隐为情，为仁之端绪，性是体，情是用，而五峰以性为未发，心为已发，心与性相对，情没有下落处，“心统性情”最大的功劳就是将心、性、情三分，情的地位得到了落实。朱子晚年对上蔡等程子门人和胡五峰心性论批评皆以张载的“心统性情”和孟子的“四端说”为依据，并且从朱子的表述中可知朱子晚年对情的重视，也正是基于对情的作用的认识，朱子证明了已发工夫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