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中和新说”时期，朱子尚未以伊川“心如谷种”来说明心性关系，中晚年时期朱子开始借用伊川“心如谷种”的命题对心、性、情的关系做进一步分辨，可以说是对中年时期《仁说》思想的深化。朱子说：“须知所谓‘心之德’者，即程先生谷种之说，所谓‘爱之理’者，则正谓仁是未发之爱，爱是已发之仁尔。只以此意推之，不须外边添入道理。”⑤朱子在《仁说》时期就以“心之德，爱之理”释仁，在此又以“心如谷种”来解释“心之德”，以“已发之仁”解释爱，可以看出朱子是以未发释仁，以已发释爱，延续《仁说》时期以仁等同于性体、仁体、天心的观点。朱子还以二程“仁包四德”的说法与“心具众理”相贯通，仁作为心之德包含了仁义礼智四德，也包含了仁、义、礼、智、信五常，这都与《仁说》相一致。50岁后，朱子所言与此前发生了变化。
  明道“医书手足不仁”止“可以得仁之体”一段，以意推之，盖谓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物所得以为心，则是天地人物莫不同有是心，而心与德未尝不贯通也。虽其为天地，为人物，各有不同，然其实则有一条脉络相贯。故体认得此心，而有以存养之，则心理无所不到，而自然无不爱矣。才少有私欲蔽之，则便间断，发出来爱，便有不到处。……故求仁之切要，只在不失其本心而已。……然又尝以伊川“谷种”之说推之，其“心犹谷种，生之性便是仁，阳气发动乃情也”，盖所谓“生之性”，即仁之体，发处即仁之用也。①
  由引文可知，朱子在此以“天地生物之心，而人物所得以为心”来解释仁，这与《仁说》时期并无不同。但是，朱子不再将仁直接等同于“天心”，而是直接落到“人心”上说。朱子认为天地人物都有此心，而心与德都互相贯通，所以天地人物都有此心，都有此德，仁成为每个人心都具有之德。朱子认为虽然天地、人物都各有不同，但是其中都有一条脉络相贯，所以人物之心能够得到天地之心的德。因为天地人物都具有此仁心，所以要存养此心，如此则心已发后都能为爱。如果本心被私欲遮蔽，则不能都发为爱，所以做工夫最重要的地方只在不失本心而已，如此朱子说明了修养工夫还是主要依靠涵养工夫，朱子仍是从性善论上确立涵养工夫的地位。朱子进一步以伊川“谷种”之说解仁，提出心犹如谷种，以生之性作为仁之体，发动后为仁之用、为情，如此朱子就将仁与心等同。1185年，朱子与吕子约再论仁说。
  然窃恐所谓“只就发用之端而言，则无由见仁之本体”，只此一句，便是病根也。盖孟子论仁虽有恻隐人心之殊，程子于此亦有偏言专言之别，然若实于恻隐之偏言处识得此人心专言者，其全体便可见。今只为于此认得不真，故不能有以识其全体，乃欲广大其言以想象而包笼之，不知言愈广大而意愈不亲切也。程子之言，惟“谷种”一条最为亲切，而“非以公便为仁”者亦甚缜密。①
  由引文可见，朱子认为吕子约所说如果只在发用之端言仁，则不能见仁之本体的说法本来就有问题，朱子认为孟子论仁、二程论仁都有偏言专言的区别，如果在恻隐处能识得此恻隐之心，则此心之全体便可见，现在只是认得不认真，所以不能识全体之心。朱子认为伊川“心如谷种”言心最贴切，而其“非以公为仁”的说法也十分缜密，朱子在中年时期着重分析过“非以公为仁”，其在中晚年时期不做特别解释。1188年，朱子与周舜弼再论仁。
  所论“仁”字，殊未亲切，而语意丛杂，尤觉有病。须知所谓“心之德”者，即程先生“谷种”之说；所谓“爱之理”者，则正所谓“仁是未发之爱，爱是已发之仁”耳。只以此意推之，更不须外边添入道理，反混杂得无分晓处。若于此处认得“仁”字，即不妨与天地万物同体。若不会得而便将天地万物同体为仁，却转见无交涉矣。①
  这是朱子50岁后第二次与周舜弼论仁，朱子仍以二程的“谷种”之喻为据，认为周舜弼论仁有误。朱子一再强调“心之德”就是伊川所说的“谷种”，是未发之仁体，“爱之理”说明了爱是“已发之仁”，就这样区分已经很清楚了，不需要再做过多的解释。如果能理解这一点，则不会妨碍仁与天地万物同体，如果不能，就是将万物同体为仁，就是以公为仁。此时朱子接近晚年，晚年后朱子仍对性情之辨十分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