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江户时代被称之为“日本朱子学”得以确立的一个时期。这一学说得以确立的标志，即1790年，江户幕府推行的“宽政异学之禁”；这一学说得以落实的标志，即1792年，日本幕府正式在幕府官办的教育机构——昌平坂学问所导入“学问吟味”（GAKUMONGINMI，学问测试）的定期考试制度。该考试制度以朱子学的诠释为正典，模仿明、清时代的科举考试，以落实奖励学问、扩充幕府臣僚的目的，故而亦被称为“江户版的科举制度”。①
  日本是否施行过科举考试？历史上曾留下所谓的“定论”，即日本始终不曾推行科举制度。②不过审视江户时代“学问吟味”这一考试的“及第者”——远山景晋（1752—1837）撰写的《对策则》（1796年），我们可以大略把握江户时代是如何落实朱子学的正统教学，日本武士是如何应对“学问吟味”，且构筑起犹如“科举考试”一样的学问观念，或者知识架构的过程。换言之，通过该书的研究，我们可以站在一个更具“广域”的视角来审视与把握朱子学在东亚的深远意义。
  一、《对策则》的成书经纬
  《对策则》是一部以应对江户幕府的官办教学机构——昌平坂学问所的“学问吟味”考试。依照朱子学的理解来编辑问题答案，阐释技巧的手抄本考试参考书，且在参与该考试的武士阶层之中广为流行。该书的作者远山景晋，为日本江户时期德川幕府的旗本（家臣）永井直令第四子，被明知远山氏的远山景好收为养子，通称金四郎，曾在宽政六年（1794年）参加第二次昌平坂学问举行的“学问吟味”考试，以甲科笔头及第。而后被提拔为幕臣，曾担任长崎奉行、作事奉行、勘定奉行等一系列官职，并作为使臣巡察北方蝦夷（现日本东北、北陆、北海道地区）、九州长崎与对马。担任过幕府蝦夷地区的行政长官，接待过俄罗斯使节的长崎之行（1804年）与朝鲜通信使易地聘礼（1811年），是一位长期奔走在江户幕府外交领域第一线的杰出官吏。
  与这一时期的狂歌师、通俗小说家大田南畝（1749—1823）撰写出版的《甲寅延试稿》一道，远山景晋撰写于宽政八年（1796年）的《对策则》一书被后世尊为“考试宝典”。审视《对策则》的目录，该书在一开始就介绍了远山景晋得以被录取为一等甲科，从事与汉人、洋人之间外交事务的业绩，而后以“题言·附言”的方式指出科举考试选拔“博闻强识”之人的重要性，并阐述了撰写该书的目的。尤其是“附言”部分，远山告诫即便是通过了科场考试，亦绝对不可自以为是，不可把“试学之式”视为绝对“正解”，不可忘却各人所存谬误之所在。换言之，为学者须持以精进之态度，注重学问之真知，不可忽略为己之道。①不仅如此，该文还在“举业之事”“学问流派之事”“礼之事”之后，指出必须排斥“徂徕之学”——江户时代日本儒学者荻生徂徕（1666—1728）创立的古学派，明确了作为正统的“程朱之说乃是试场提倡”的学问，必须予以重视。之所以提到“程朱之说”，批判“徂徕之学”，也就是强调了以朱子的注释为正统来把握中国经典的问题。
  接下来，《对策则》一书列出了第1至第10条，针对应试科目进行了示范性的剖析。首先是提到了“试学之定”“讲义之式”，并就“小学”、《论语》《诗经》《礼记》《贞观政要》《左传》《史记》进行了讲解。尤其是在“经术讲义式”之中，远山提到了《论语》“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这一段文字，按照“章意、字训、解义、余论”进行了示范性的诠释。在这之后，远山提到“对问”的方式，选择了《左传》为例进行了讲解。之后，再提到了“纪事文之式”，选择了《十训抄》《平家物语》《太平记》等一系列日本经典来进行讲解。最后则提到“论”，以“贾谊”为例进行了讲解。换言之，《对策则》以“学问吟味”的考试科目为准，以朱子的经典诠释为原则，逐一地提示考试范文，点明答题技巧，结合中国与日本的古代经典，进行了详细而缜密的指导。
  那么，《对策则》一书究竟何以会出现？对此，我们需要站在一个历史的宏大背景下来加以解读。首先，我们必须提到这一时期日本幕府推行的一次重大改革。宽政二年（1790年），幕府权臣松平定信推行宽政改革，提出了“宽政异学之禁”的政策，要求昌平坂学问所禁止教授非朱子学的学问，并制定了“圣堂学规”与职制规定，将之自林家掌控下的“私塾”转变为幕府直辖的教学机关。①不言而喻，这一改革的目的，就是为了应对来自地方藩学乃至西方学问的冲击，由幕府自上而下地推行以朱子学为正统、以朱子学教育为正学的思想，以实现幕府统一政令下的人才培养与思想教化。因此，幕府在自地方选拔了柴野栗山、尾藤二洲等一批学者到幕府担任臣僚之后，就在昌平坂学问所设立了“学问吟味”的学术性考试。就此而言，通过远山景晋的《对策则》，我们可以最为直接地认识到，朱子学成为学问所推行的“学问吟味”考试，学者编撰答案参考的指导思想，成为日本幕府正官学、斥异学、贬胡言、立清流、传正统的一大工具，也是培养第一流的儒者、第一线的外交家的重要阶梯。
  其次，就这一时期而言，或许我们亦不得不提到，日本幕府自身的人才需求成为幕府开设昌平坂学问所，通过考试选拔人才的根源之所在。事实上，江户幕府这一时期尤为需要“人才”。根据美国学者罗纳德．P．多尔的研究，“18世纪中叶以来，各藩所发布的公布设立藩校，或者改变教育政策，使之更为明确化的布令”之中，“人才”一词成为一个时代流行语而被不断提起。①这一时期的日本地方藩校或是接受来自中国的阳明学，或是兴起古学、国学或者洋学的学问，构筑起了江户时代新学问的滥觞。不过作为统治机构的日本幕府却不曾如地方藩校一样采取灵活机动的方式来选拔人才，正如18世纪中期的朝鲜通信使书记官申维翰（1681—1752）在纪行文《海游录》中的评述：“日本没有根据科举制度录用人才之法，官吏无论大小，皆是世袭制，所以奇才俊物不能出世得以自鸣。民间人士之间，抱恨而去世者，多为此类。”②就此而言，幕府之所以设立昌平坂学问所，是为了培养幕臣；之所以推崇朱子学的正学，是为了统一思想；之所以推行“学问吟味”的考试制度，就是为了选拔人才。一言蔽之，也就是为了满足幕府巩固自身统治之目的，充实自身机构之需要。
  最后，“学问吟味”带有了科举考试选拔人才的重要功能，故而才被称为“江户版的科举制度”。这一考试制度可谓是完全承袭明代以来的程式，即以“朱子学”为典范来推行考试。那么这一考试是否发挥出了真正的功能？正如该书撰写者远山景晋的人生经历所示，经历了“学问吟味”及第之后，远山被授予了朝廷重职，得以一跃龙门。而且审视远山景晋所担任的职务，或是极北之地的蝦夷，或是极南之地的长崎、对马，皆处在这一时期日本外交事务的第一线。事实上，就在这一时期，西方与日本开始了直接接触。远山景晋就曾担任幕府代表，与俄罗斯特使尼古拉·彼得罗维奇·雷扎诺夫（Nikolay Petrovich Rezanov，1764—1807）进行谈话，也成为之后“文化露寇”事件的开端。③远山与朝鲜通信使之间的交涉往来，尤其是与作为天文学者、地理学者西川如见（1648—1724）这样的地方学者之间的沟通，亦为这一时期的日本带来了中国、东南亚乃至西方的最新信息。④就此而言，远山景晋所处的江户时代中期，正是日本开始真正地接触到西方的学问或者世界的观念，被拉入一个世界史的现代体系时期，也是西方的冲击与殖民危机正在日本逐渐显现出来的一个时期。
  简言之，远山景晋撰写的《对策则》，表面上看似一册为了考试及第而提示考试技巧、作答样本的小册子，实质上它牵涉作为官学的朱子学与地方学问之间的冲突、以幕府为中心的人才选拔、近代西方的冲击等一系列宏大背景。尽管它不过是近代日本改革的宏大叙事下的一段“小插曲”，却反映了来自东方的传统学问——朱子学在日本江户时代是如何借助政治体制而得以贯彻的过程，同时也间接地体现了与“科举文化圈”彼此呼应的“朱子学文化圈”是如何得以树立起来的历史事实。①
  二、朱子学视野下的“学问吟味”
  日本历史上是否曾实施过“科举考试”？围绕这一问题，学术界曾出现过不少讨论。事实证明，日本的平安时期不仅积极引进唐朝律令，制定了开科取士的制度，还在一个相对漫长的时期内实施选拔考试，录取了一批贵族子弟进入官僚机构。那么作为“江户版的科举制度”，日本幕府下属的昌平坂学问所是如何推行考试，采取了什么样的程式，具有什么样的重大意义？
  首先，基于历史传承的立场，江户时代幕府施行的“学问吟味”事实上与中国明、清时代的科举制度以大众化的社会阶层为对象存在着显著的不同，它是以隶属于幕府的旗本、御家人乃至其子弟，也就是“直系武士”为对象的学术性考试。与这样的“学问吟味”同步进行的，是“素读吟味”的定期考试。所谓“素读”，即采用汉音诵读经典原文。不过“素读吟味”并不是吟诵中国古典，而是以7～14岁的幕府臣僚的子弟为对象，以测试生员的学习水平与基本素质为目的，一年举行一次的口述考试。反之，“学问吟味”则是每三年举行一次的学术性考试，其实质是一场带有了竞争性质的，以考究学问为核心的选拔性考试。其目的是进一步奖励正统学问，扩充幕府臣僚。
  “学问吟味”这一形式之所以得以确立下来，首先源自宽政二年（1790年）松平定信进行的“宽政改革”，至1792年，幕府设立昌平校，延请朱子学者，举行朱子学讲义。至1794年，举行第二次“学问吟味”（实质上为第一次），自此一直延续到庆应四年（1868年），先后累计实施了十九次。不过通过该考试之后，实质上并不是直接授予官职，而是还需要接受所谓“番入”（BANIRI），即针对考试及第者的品行、学问、武艺、父辈的任职等为内容的录用考核，而后才可被录用为“吏僚”。①就此而言，日本的“江户版”科举制与唐朝“叙位任官”，即官吏选拔的科举制度不同，更为接近于以奖励学问、推动教育为目的的褒奖名誉的方式。不过也不乏由此一鸣惊人而为幕府提拔重用之人。正如日本学者所指出的，以“素读”为手段的读书方式，结合“素读吟味”“学问吟味”的考试方式，不论是昌平坂学问所还是地方藩校、名家私塾，基本上皆采取了这样的考核方式，因而使来自中国的学问或者知识在整个江户时代获得了“均质化”的推广与普及。②
  其次，基于科举程式的立场，昌平坂学问所可谓是采取了日本前所未有的考试程序，代表了江户时代日本选拔人才程式的新发展。具体而言，昌平坂学问所自宽政四年（1792年）开始实施“学问吟味”考试，就程序与科目而言，应该说与中国的科举考试，尤其是明清时期的科举考试基本保持了一致。“学问吟味”分为“初试”与“本试”，“初试”就是以小学、四书、七经为题目进行考试，合格者才能进入“本试”；“本试”分为“经义科”“历史科”“文章科”，分别考试经义、历史、作文。前者持续一天，后者持续四天。就此而言，“学问吟味”基本上承袭了中国科举考试的核心内容。不仅如此，江户时代还出现了专门针对“学问吟味”的笔试技巧的书籍，也就是“辩书”，即《学问所御试辩书并御达书》。所谓“辩书”，就是面对以经书的一章为题目的考试内容之际，要求采取“章意”“字训”“解义”“余论”的固有顺序来加以阐述。具体而言，“章意”就是阐述章节大意，“字训”就是就出现的字句展开训诂解读，“解义”就是详细解读原文，“余论”就是引用其他章节或者书籍来加以穿插论述。这样的一种固有的答题方式可以媲美明、清时期的以朱子学为核心、以“八股文”为格式的科举考试，带有了规范性的功能。①
  最后，站在思想文化的立场，江户时代昌平坂学问所实施的教育，是以武士为对象，以朱子学的经典为教材，以“学问吟味”为评价基准的官办教育。因此，朱子学被称为“官学”，成为幕府落实学问所——藩校——乡学——手习塾（寺子屋）的系统学校构想，引导国民教育、推动伦理道德建设的一大工具。不过这样一种教育方式，到了幕府末期则受到来自一批开明武士的深刻批判。吉田松阴在《讲孟余话》（1855年）之中，批判江户时代推行的是一种“功利性的学问观”，武士皆以立身处世为目的。②后世的一部分学者亦批判这样的教育方式犹如中国的科举考试，不曾注重考试者的训练或者实践。因此提倡要推动作为“训练”的考试，或者突出这样的考试应该区别于中国的科举考试，将重点放在考察“有德之人”的品行与行动。由此可见，“学问吟味”在深入贯彻以朱子学为中心的学问教育，以科举考试为蓝本的考试程式的同时，亦不免形成了日本走向西方式的近代化的一大“反动”，成为阻挡日本接受西方学问，走向西方化的一大“阻碍”。
  不过“朱子学”为什么会成为日本近代的“绊脚石”？“科举制度”为什么会成为西方人乃至日本人所批判的中国文化的“三大祸害”？③在此，本论认为这样的问题本身实质上就存在着一大疑问。简言之，即这样的批判大多是站在西方学问的立场，站在把西方的文明史观作为世界文明的发展方向这一大前提下而展开的。事实上，朱子学的思想突出了“大义名分”的观念，构筑起日本前近代的“尊王”思想的前奏。④朱子学的教育方式不断深入日本的民间阶层，构筑起日本接受西方学问的文化基础，乃至近代日本“国民教育”的核心内容。①换言之，尽管日本不曾实施“纯中国化”的科举制度，但是“学问吟味”不管是在人才理念、教育方式、考试科目、评价基准，皆与中国明、清时期的科举考试大同小异。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它真正地发挥出了引导教育、培养人才、选拔能吏的考试功能，故而可以站在一个“东亚”的、“科举文化圈”或者“朱子学文化圈”的立场来重新加以评价。
  三、结语
  19世纪末，美国传教士丁韪良（W.A.P.Marti，1850—1916）曾经指出，“科举制对维护中国的统一和帮助它保持一个令人尊敬的文明水准，起到了比任何其他制度更大的作用。”②作为中国文化的“变异体”，日本在传承中国文化之际尽管采取了有所选择的态度予以取舍，但始终保持了大方向的一致性。就此而言，《对策则》一书所印证的，正是日本借助中国文化这一“母体”来阐释针对儒家经典的诠释，同时通过援引日本自身的文化经典，而将自身的文化思想纳入朱子学的思想体系之下。尤其是在《对策则》中，针对日本古典中的《十训抄》《平家物语》《太平记》一类的引用与诠释，无不借助了朱子学的理论与思想。换言之，日本文化即使是作为“变异体”，依旧遵循了以朱子学为核心的“大义名分”，成为中华母体文化的一大延续。
  以《对策则》为核心，我们审视东亚科举文化圈、审视日本科举学之际，亦可以看到一方面日本推行的“学问吟味”实证性地论证了科举制度在日本的演绎与发展，尤其是以“学问吟味”为标志的“江户版的科举制度”；一方面亦可以看到日本学者针对科举制度，尤其是针对日本接受中国科举制度的否定与批判。③因此，作为实证性的文献资料，《对策则》展现了以朱子学为平台、以科举考试为形式、以选拔人才为目的的异文化间的真正对话，可以让我们进一步回味与反思作为“东亚”传统的科举考试，作为“东亚”文明体现的“科举文化圈”。

①围绕这一时期日本科举学的研究，可以参考吴光辉：《日本科举制的兴亡》，《厦门大学学报》2005年第5期，第35～41页；吴光辉：《科举考试与日本》，《东南学术》2005年第4期，第53～58页；吴光辉：《近代日本的科举评价与文明转型》，《厦门大学学报》2010年第3期，第98～104页。 ②［日］辻本雅史著，张崑将、田世民译：《日本德川时代的教育思想与媒体》，台北：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05年，第225～227页。 ①这一观念可谓是体现了该考试注重人才品德，强调学问之道的内涵。就此而言，这一思想与朱子主张的“实践科举观”有一致之处。可参考李兵：《书院大师朱熹的科举生涯与科举观评析》，《湖南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第20～23页；黄强：《朱熹倡导的应试动机及影响——科举史上一个值得关注的话题》，《扬州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第43～48页；张全明：《朱熹对科举态度的转变及其改革主张》，《南都学坛》2011年第5期，第25～30页。 ①江户幕府在1790年下令给昌平坂学问所，指出幕府自建立以来即世代崇信朱子学，朱子学乃是“正学”（正统教学），阳明学一类的儒学流派乃至新兴的“兰学”均为“异学”，此即“宽政异学之禁”。参考叶渭渠：《日本文明》，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167～168页。 ①［英］罗纳德，P．多尔著，［日］松居弘道译：《江户时代的教育》，东京：岩波书店，1970年，第40页。 ②［韩］李进熙：《江户时代的朝鲜通信使》，东京：讲谈社，1992年，第274页。 ③所谓“文化露寇”，是指日本文化年间即1806—1807年，雷扎诺夫面对日本拒绝开国通商的局面，下令俄罗斯（日本称之为“露国”）军队攻击北海道择捉岛的事件。这一事件成为日本与俄罗斯早期接触交流的媒介。 ④围绕朝鲜通信使的研究，可参考李进熙，《江户时代的朝鲜通信使》一书，或者参考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编：《朝鲜通信史文献选编》第1～5册，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年。 ①日本学者认为这一时期施行的“学问吟味”的考试制度本质上不同于中国的科举考试，亦不同于儒教文化圈的其他国家所施行的科举考试，且尤为突出这一考试所具备的“教化”之功能，并将之接续到了近代日本的教育原型。参考辻本雅史：《日本德川时代的教育思想与媒体》，台北：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05年，第222～225页。但是不管是设置的目标还是考试的程式，皆不可否认这一考试制度与明、清时代的科举制度存在着密切的关联性。不仅如此，日本学者的考察亦大多将科举考试限定在了单一性的人才选拔，忽略了科举考试所具备的集选拔、教化、传承等为一体的全方位的功能。就此可参考刘海峰：《科举学导论》，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 ①［日］石井耕：《御家人与昌平坂学问所·学问吟味》，《北海学园大学学园论集》2009年6月号。 ②［日］中村春作：《江户儒教与近代的“知”》，东京：塘鹅出版社，2002年，第113～116页。 ①事实上，幕府在导入“学问吟味”之际，在昌平坂学问所就以“辩书”或者历史的“对问”方式举行了一场说明会，提示了《经书讲义式（经义式）》《历史和解对问式》的手本，尝试进行规范式的解释。参考桥本昭彦：《江户时代的评价下的统制论与开发论的相克——以武士阶层的考试制度为中心》，《国立教育政策研究所纪要》第134集，2005年，第21页。 ②［日］桥本昭彦：《江户幕府的学问吟味》，《教育学研究》第51卷第1号，1984年。 ③刘海峰：《重评科举制度——废科举百年反思》，《厦门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 ④朱坤容：《幕末勤王思想对明治维新的影响——以水户学为中心》，《世界历史》2016年第4期。 ①［日］辻本雅史：《日本德川时代的教育思想与媒体》，台北：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05年，第225页。 ②W.A.P.Martin，A Cycle of Cathay，or China，South and North with Personal Reminis-cences，Edinburgh and London，1896，pp.42-43． ③吴光辉、张凌云：《宫崎史学与科举评价——以〈科举史〉为中心》，《厦门大学学报》2014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