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国法”顺应“天理”，就是说国法的创建、修改以及适用都必须符合“理”之“势”，要适应天理发展的趋向与需要。一方面只要是合理的就必然能够成势，“理当然而然，则成乎势矣”。而另一方面，顺势就必然能够达到合理，“只在势之必然处见理”③，“势之顺者，即理之当然者也”④，不可逆理而为：“顺逆者理也，理所制者道也。可否者事也，事以成者势也。以其顺成其可，以其逆成其否，理成势者也。循其可则顺，用其否则逆，势成理者也。”⑤应当因势顺理，达到天下平的最高境界。而宋明理学的“势”是时势、形势、趋势，需要仔细研究、估计时势和审视权变，顺势而为。对于国法而言，宋明理学主张既要注重法律的规定性，又要视义理而为权的灵活性，坚持“法有定制”、依法审判、“随时制宜”的理性原则，这也是宋明理学义理化法律思想的又一表现。
  一是法有定制：明儒丘浚主张“国家制为刑书，当有一定之制”，不仅“能施行于一时”，且应“为法于百世”①。他主张立法应该保持“经常”：“盖经常，则有所持循而无变易之烦。……以此立法，则民熟于耳目，而吏不能以为奸。”②丘浚论述：
  人之有罪者，或犯于有司，则当随其事而用其明察，以定其罚焉；或轻或重，必当其情，不可掩蔽也。否则，非明矣。雷之威岁岁有常，虩虩之声震惊百里，如国家有律令之制，违其式而犯其禁，必有常刑，或轻或重，皆定制，不可变渝也。否则，非敕矣。夫法有定制，而人之犯也不常。则随其所犯而施之以责罚，必明必允，使吾所罚者，与其一定之法，无或出入，无相背戾，常整饬而严谨焉。用狱如此，无不利者矣。③
  强调了重视“立法稳定”问题。对于朱熹，也认为不能轻易地改变原有立法，指出“圣人立法，一定而不可易者，兼当时人习惯，亦不以为异也”④。旧法的确是不再适合时宜也应当是“小变其法”，旧法对于现实并“无大利害”就“不必议更张”，“兴其滞补其弊”。而对于那些一时难以把握，于时并不有害的旧法则更是不能轻易地变法，而应当“谨守常法”。吕坤曾上疏曰：“法者，所以平天下之情。其轻其重，太祖既定为律，列圣又增为例。如轻重可以就喜怒之情，则例不得为一定之法。”⑤这反映了宋明理学立法谨慎态度和保持立法的稳定性与一贯性。因此，在传统法律条款的制定实践中，宋元明清的基本法律保持相当的稳定性，立法者尽可能将犯罪情节、刑罚上做出准确的描述与精确规定，以减少司法官员自由裁量的空间。
  二是依法审判。宋明理学为追求息讼理想目标，实现更为广义的利益平衡，也必然要求做到“合理”“合情”与“合法”，由此才能够避免民众对司法行为正当性的质疑，服判息讼。宋明理学法律义理化要求在以“义理之所当否”为辨别是非的根本准则同时，也将追求法律事实的客观实在作为重要内容，更为重视“案件的事理情节”与依律例断案，使之成为司法的重要依据。由人伦理性向科学理性、知识理性并举转变。因此，在宋以后，司法技术层面的“案情、实情”，追求“法律情节”合理性是司法的重要内容，强调了“求其理所安”“夺于公证”：“以众说互相法而求其理之所安，以考其是非，别似是而非者，亦将夺于公证，而无以误。”①而依法审判已经成为常态，曲法被视为逆理。故而张晋藩先生说：“从现存的司法档案中可以看出，依律例断案是清代民事案件审理的最基本形式。”②在诉讼过程中，不能与律例相背，“自理词讼，原不必事事照例。但本案情节，应用何律何例，必须考究明白，再就本地风俗，准情酌理而变通之，庶不与律例十分相背”③。肯定了依法审判的意义。
  同时，“原情定罪，而罪有等差；饬法明伦，而法有轻重”④，因而需要“酌之理，参之分”予以处置。这就必将涉及天理、国法与人情的具体运用。“法者天下之公器，惟善持法者，亲疏如一，无所不行。皆执一之论，未尽于义也。义既未安，则非明也。有所不行，不害为公器也。不得于义，则非恩之正。害恩之正，则不得为义”。充分肯定了“法者天下之公器”，要求“惟善持法”，承认了法的公正性。在此，程颐又阐释法与义关系，提出义的实现前提在于法为公器，而且“法王于义，义当而谓之屈法，不知法者也”⑤。强调了法的公正性，保障了义理的实现，同时不能够因为强求于义理而“屈法、不知法”，亵渎法的公正性。为追求天理，实现司法的公正性，理学家也要求执法者不能受制于人情而违法。程颐指出：“自古立法制事，牵于人情，率不能行者多矣。若夫禁奢侈，则害于近戚；限田产，则防于贵家。如此之类，既不能断以大公而必行，则是牵于朋比也。”⑥这就是说，如果因为“害于近戚，防于贵家”就会牵于人情，势必导致“不能断以大公而必行”，丧失法公正性，也就无法保障司法正义。不一味随意顺从不当人情这一理念为宋之士大夫普遍所接受，朱熹也指出：“处乡曲，固要人情周尽，但要分别是非，不要一面随顺，失了自家。”⑦
  真德秀反对“殉人情”，“公事在官，是非有理，轻重有法，不可以己私而拂公理，亦不可（骨瓦）公法，以殉人情”①。显然，理学家主张在法律运用中要“准情酌理”，于法外推情察理”，而又不“与律例十分相背”。司法者据实情判决无疑能体现天理的正义性，而司法者审判过程中遵循“情理”以合理规避律例，同样也是谋求实现利益平衡。这种利益平衡衡量的标准就是“天理、人情”，所以国法没有成为天理、人情的对立面，恰恰相反，国法是利益平衡的具体体现。
  三是随时制宜。“时异而势异，势异而理亦异矣”②，宋明理学之法律强调因势顺理、顺事制法、随时制宜的原则。定罪量刑，应随时势的变化与社会状况的不同而更改，以求因事而立的，“上古世淳而人朴，顺事而为治耳。至尧始为治道，因事制法，著见功迹，而可为典常也。不惟随时，亦其忧患后世而有作也”③、“居今之时，不安今之法令，非义也。若论为治，不为则已，如复为之，须于今之法度内处得其当，方为合义。若须更改而后焉，则何义之有”④？这里说明二程认为对待以往制定的法律，要根据义理与具体情况进行修改，不能守成不变，“须于今之法度内处得其当，方为合义”。二程认为：
  三王之法，各是一王之法，故三代损益文质，随时之宜。若孔子所立之法，乃通万世不易之法。孔子于他处亦不见说，独答颜回云：“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此是于四代中举这一个法式，其详细虽不可见，而孔子但示其大法，使后人就上修之。二千年来，亦无一人识者。⑤
  这里我们注意到一个问题，二程虽然说过孔子之法“乃通万世不易之法”，但即使是三王之法，也要“损益文质，随时之宜”，只有随时顺事所制定的法律才能够符合时代要求。朱熹继承并发扬了二程思想，认为“祖宗之所以为法，盖亦因事制宜，以趋一时之便。而仰循前代、俯徇流俗者，尚多有之，未必皆其竭心思法圣智，以遗子孙而欲其万世守之者也。是以行之既久而不能无弊，则变而通之，是乃后人之责”①。强调祖宗之法也是“随时”，“若经世一事，向使先生见用，其将如何？曰：亦是只是随时。”②先人立法之初本身就存在弊端，“虽是圣人法，岂有无弊者”、“大抵立法必有弊，未有无弊之法”③。同时由于后人“未必皆其竭心思法圣智”，“行之既久而不能无弊”，甚至认为“今上自朝廷，下至百司庶府，外而州县，其法无一不弊”④。故而对于不适时宜、有弊立法就必须“变而通之”，“圣人姑为一代之法，到不可用法处，圣人须别有通变之道”⑤、“使圣贤者作，必不尽如古礼，必裁酌从今之宜而为之也”，力求做到“因事制宜，以趋一时之变”⑥。
  王夫之从律法应因“势”顺“理”出发，提出“趋时更新”，顺应时代发展的潮流。王夫之说：“以古之制，治古之天下，而未可概之今日者，君子不以立事；以今之宜，治今之天下，而非可必之后日者，君子不以垂法。”⑦古代的制度法令只能适应于古代社会，而今天的治国方法也不一定能适应于后世。“事随势迁，而法必变，举凡一兴一废，一繁一简，因乎时而不可执也”⑧，王夫之认为律令的制定和变更必须因时因地而异。法律不因时而变，就会固守古制，墨守成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