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内容
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的思想家们，一方面从西方近代思想中寻找批判封建主义的利器，另一方面又要在本民族的思想文化朱子学中挖掘可资利用的思想材料。
一 改良派
改良派的思想武器是近代西方的民权、自由、平等、博爱，以及进化论、自然科学知识等，他们企图将西方的这些思想与中国传统中某些合适的部分结合起来。他们批判朱子学中的一些部分。严复（1853—1921年，字几道、又陵，福建侯官人）在所译《天演论》所下的按语中说：
宋儒言天，常分理气为两物。……朱子主理居气先之说，然无气又何从见理？赫胥黎氏以理属人治，以气属天行。此亦自显诸用者言之。若自本体而言，亦不能外天而言理也。①
谭嗣同（1865—1898年，字复生，湖南浏阳人）批判理学家的“天理人欲”、“道心人心”之论，认为人生而有欲，是天之性，“世俗小儒，以天理为善，以人欲为恶，不知无人欲，尚安得有天理！吾故悲夫世之妄生分别也。天理，善也；人欲，亦善也。”他还引王夫之的话说：“王船山曰：‘天理即在人欲之中，无人欲，则天理无从发现。’最与大学之功夫次第合。”他认为，把本来与《大学》相符合的“天理即在人欲之中”的命题，硬是分出“天理”为“善”，“人欲”为“恶”，这是“妄图生分别”。②
他们在批判朱子学的同时，却又肯定其中的许多东西。梁启超（1873—1929年，号任公，广东新会人）大力宣传“新民”说，其思想渊源即是朱子学所倡导的经典《大学》中的“亲民”治国之道。梁启超的“新民”说充分地运用了朱熹的这一思想。康有为（1858—1927年，号长素，广东南海人）和朱熹一样，把仁提高到世界观的高度。他在《进呈俄罗斯大彼得变政记·序》中说：
一切仁政，皆以不忍之心生，为万物之海，为一切根，一切源。……人道之仁爱，人道之文明，人道之进化，至大同，皆此生。③
在他看来，仁能感应万物，人的“不忍之心”在仁人那里，也能扩充展现不忍之政。他把仁心、仁政比附为上帝的作用，使其仁说更接近程朱理学。
二 革命派
孙中山（1866—1925年，字逸仙，广东香山人）是中国近代资产者的革命领袖，其核心思想三民主义，从整体上讲是与传统相对立的。但是，也不是没有传统的成分。他跟康有为一样，很重视《大学》的治国纲领。他认为，《大学》中所讲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一个很好的治国纲领和政治理想。他在讲解民族主义时就屡次强调，能够治国平天下，便先要恢复民族主义和民族地位。特别是，孙中山对朱子学所反复强调的某些伦理道德观念进行扬弃。如对于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的道理，孙中山就认为，像这样精微开展的理论，无论外国什么政治哲学家都没有见到，都没有说出，这就是我们政治哲学的知识中独有的宝贝，是应该要保存的。朱熹之格物“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①的致知观，对孙中山是有影响的。孙中山说：
今科学昌明之世，凡造作事物者，必先求知而后敢从事于行。……是故，凡能从知识而构成意像，从意像而生条理，本条理而筹备计划，按计划而用功夫，则无论其事物如何精妙，工程如何浩大，无不可指日乐成者也。②
由此，孙中山便提出他的有名的“知难行易”论。他说：
说到学问问题，要去推翻它，就要把思想反过来，反以古人所说，“知之非艰，行之维艰。”本大总统便要说：“行之非艰，知之维艰。”③
他是从爱国和革命的需要出发，赋予传统思想观点以新的内涵和新的社会价值观念。如他在处理国内各民族关系和国际关系问题时，往往借用“王道”和“霸道”来作为政策区分，认为“王道”胜过“霸道”。但是他又认为，中国本身是“霸道”的产物，按他的话说就是“用霸道造成的母体”。他所谓“霸道”，是指封建“专制独裁”。④
一 改良派
改良派的思想武器是近代西方的民权、自由、平等、博爱，以及进化论、自然科学知识等，他们企图将西方的这些思想与中国传统中某些合适的部分结合起来。他们批判朱子学中的一些部分。严复（1853—1921年，字几道、又陵，福建侯官人）在所译《天演论》所下的按语中说：
宋儒言天，常分理气为两物。……朱子主理居气先之说，然无气又何从见理？赫胥黎氏以理属人治，以气属天行。此亦自显诸用者言之。若自本体而言，亦不能外天而言理也。①
谭嗣同（1865—1898年，字复生，湖南浏阳人）批判理学家的“天理人欲”、“道心人心”之论，认为人生而有欲，是天之性，“世俗小儒，以天理为善，以人欲为恶，不知无人欲，尚安得有天理！吾故悲夫世之妄生分别也。天理，善也；人欲，亦善也。”他还引王夫之的话说：“王船山曰：‘天理即在人欲之中，无人欲，则天理无从发现。’最与大学之功夫次第合。”他认为，把本来与《大学》相符合的“天理即在人欲之中”的命题，硬是分出“天理”为“善”，“人欲”为“恶”，这是“妄图生分别”。②
他们在批判朱子学的同时，却又肯定其中的许多东西。梁启超（1873—1929年，号任公，广东新会人）大力宣传“新民”说，其思想渊源即是朱子学所倡导的经典《大学》中的“亲民”治国之道。梁启超的“新民”说充分地运用了朱熹的这一思想。康有为（1858—1927年，号长素，广东南海人）和朱熹一样，把仁提高到世界观的高度。他在《进呈俄罗斯大彼得变政记·序》中说：
一切仁政，皆以不忍之心生，为万物之海，为一切根，一切源。……人道之仁爱，人道之文明，人道之进化，至大同，皆此生。③
在他看来，仁能感应万物，人的“不忍之心”在仁人那里，也能扩充展现不忍之政。他把仁心、仁政比附为上帝的作用，使其仁说更接近程朱理学。
二 革命派
孙中山（1866—1925年，字逸仙，广东香山人）是中国近代资产者的革命领袖，其核心思想三民主义，从整体上讲是与传统相对立的。但是，也不是没有传统的成分。他跟康有为一样，很重视《大学》的治国纲领。他认为，《大学》中所讲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一个很好的治国纲领和政治理想。他在讲解民族主义时就屡次强调，能够治国平天下，便先要恢复民族主义和民族地位。特别是，孙中山对朱子学所反复强调的某些伦理道德观念进行扬弃。如对于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的道理，孙中山就认为，像这样精微开展的理论，无论外国什么政治哲学家都没有见到，都没有说出，这就是我们政治哲学的知识中独有的宝贝，是应该要保存的。朱熹之格物“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①的致知观，对孙中山是有影响的。孙中山说：
今科学昌明之世，凡造作事物者，必先求知而后敢从事于行。……是故，凡能从知识而构成意像，从意像而生条理，本条理而筹备计划，按计划而用功夫，则无论其事物如何精妙，工程如何浩大，无不可指日乐成者也。②
由此，孙中山便提出他的有名的“知难行易”论。他说：
说到学问问题，要去推翻它，就要把思想反过来，反以古人所说，“知之非艰，行之维艰。”本大总统便要说：“行之非艰，知之维艰。”③
他是从爱国和革命的需要出发，赋予传统思想观点以新的内涵和新的社会价值观念。如他在处理国内各民族关系和国际关系问题时，往往借用“王道”和“霸道”来作为政策区分，认为“王道”胜过“霸道”。但是他又认为，中国本身是“霸道”的产物，按他的话说就是“用霸道造成的母体”。他所谓“霸道”，是指封建“专制独裁”。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