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内容
新加坡主要是由华人组成的城市国家。它在19世初开埠，随即儒学传入。那时，华人由中国的福建、广东等地移民过去，“他们身体力行儒家所提倡的仁义礼智、忠信勤俭、勇恕正直、慎终追远的美德，使得他们能够与各族居民和谐共处，同创一个新的国家”。从福建去新加坡的华人，他们把朱熹在福建创立的新儒学——朱子学，带到那里。1949年创办的第一所华文学校“崇文阁”，以及随后创办的华文学校“萃英书院”、“养正书院”等，其教学宗旨皆以“究洛闽之奥”②，用朱熹的《四书集注》等为教材。现在，新加坡的中学高年级大都设有“儒家伦理”这门课程。③新加坡华人把自己的文化历史看成是中华民族文化历史的延续。前新加坡总理李光耀说：
我们的历史并不是在祖先初到新加坡时才开始的，它早在五千多年前中国文明初创立时就已经开始。这段历史是我们的一部分，因为我们继承了这个系统和文化。④
上述情况，主要是讲在民间。从整个新加坡国家来看，他们是全盘西化的。由于工业化的成功，人民生活有很大的提高，逐步赶上最发达的国家。由此，西方文化也随之在新加坡泛滥。个人主义、物质享乐主义普遍流行。人际关系紧张，家庭结构解体，出现社会的不稳定。这就是说，无法解决物质文明所带来的精神危机。
于是，到了20世纪70年代，政府组织对国家的教育进行了全面检讨，对东西文化进行比较，“深感新加坡必须对道德教育进行全面改革，否则培养出来的新科技人才没有深厚的文化素养，就很难把新加坡真正带进二十一世纪”。20世纪80年代初以后，新加坡朝野同倡儒学。李光耀总理在1982年元宵节献辞中，号召新加坡人要保持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传统道德。他还按照儒家伦理道德思想，提出“忠孝仁爱礼义廉耻”八德，并将“八德”具体化，赋予现代化和新加坡化的内容。它既是每一个新加坡人必须保持和发扬的八种美德，也是新加坡政府一直贯彻执行的治国之纲。同年2月，新加坡第一副总理兼教育部长吴庆瑞博士，根据李光耀总理的建议，提出在新加坡发展儒家伦理教育，并成立了以吴德耀教授为首的“儒家伦理教育委员会”，协助教育部拟订课程纲要。6月，吴庆瑞博士特地率团抵美国，同那里的华裔学者商讨推行儒家伦理教育的问题，并先后邀请华裔朱子学研究专家余英时、杜维明等学者到新加坡举办座谈和演讲，帮助推行儒家伦理教育计划。接着，教育部宣布，自1984年起，中学三、四年级学生必须选修一门包括“儒家伦理”课程在内的宗教课程。1983年3月，新加坡政府还拔出一笔相当大的款项，由民间建立“东亚哲学研究所”。研究的主要课题是“儒家伦理与东亚实际发展的关系”、“儒家思想与现代新加坡”等。所谓现代儒学，主要是指朱子学，因为朱熹是孔子之后儒学的最主要的代表者，他对儒家经典进行了全面整理和广泛注释，今天研究儒家思想，实际上是研究朱熹的儒家思想。现在，新加坡已成为儒学占主导地位的国家。它的社会制度虽然是资本主义的，而其精神源泉却主要来自儒家的道德伦理思想。特别是，他们对以朱熹为代表的新儒学的研究已经比较深入。新加坡东亚哲学研究所、新加坡大学等，已初步形成了东南亚儒学研究中心，世界各国不少学者到那里进行儒学研究。①
新加坡的儒学研究成果已很显著，出版了不少专著。就其对朱子学的研究来说，1985年5月出版了新加坡大学龚道运博士的《朱学论丛》一书，对朱熹及元代著名朱子学者金履祥、郝经、许衡、许谦等人的思想进行了全面的论述。他根据国家提倡儒家伦理学的宗旨，全面研究朱子学的心性践履之学，提出朱子学也有心学。龚道运说：
朱熹禀气质实，由工夫之践履，以体会心不即是理，而主性即理。此一体系盖会通宋儒所言心体、性体而由尽心以证诚者。余以心学名朱学，即欲由工夫以契入其理论体系，而窥其会通者也。朱子以降，世之治朱学者，其人之气质类与朱子相近，观乎元儒许衡、郝经、金履祥、许谦皆以质实而规模朱子，益见气禀及工夫与理论体系之不相离矣！①儒家之哲学，以道德为依归。其言道德，则落实于心。……顾儒家自孔、孟以降，其最具影响力之代表人物，厥为南宋朱熹。②
龚道运认为，朱熹的心学义理系统，是对儒学心学的特殊贡献。他又说：
朱熹由尽心工夫以体会不直下如理，因言理超越于一般心理活动、事物与气之上，由是彰显理之至尊无上，斯乃朱熹对心学之最大贡献。③
特别是，朱熹的心学对今日有重要的实践意义。龚道运说：
朱熹心学所启示于今日吾人者，则凡欲修养其精神生命，升华其道德人格，以为安身立命者，皆需依本身气质之所近，以从事切实之践履。所践履者既切，则其由迁善改过所成就之德性之学，自亦无不实矣！④
龚道运在《朱学论丛》中，对元代朱子学者金履祥等诸人，也是按由气质契入其切实践履之工夫的心学义理系统进行研究的。1987年12月初，龚道运应邀出席了笔者主持的厦门朱子学国际学术会议，他在会上以《朱熹心学的特质》为题作了学术演讲，讲述了他的新的研究成果。龚道运博士的朱子学研究，充分显示出了当代新加坡儒学研究重视伦理道德问题的新特点。
朱熹的道德伦理思想对新加坡影响很深。李光耀说：如果孝道不受重视，生存的体系就会变得薄弱，而文明的生活方式也会变得粗野。⑤
新加坡的领导人和学者把“孝”看作是伦理的起点，在对父母讲“孝”的基础上向外推行，由此推论出对国家要讲“忠”。于是，“孝亲”与“爱国”便成为一体。以“孝亲”与“爱国”为核心的道德价值再继续向外推行，便形成了“五伦”（即君臣、父子、夫妻、长幼、朋友），并通过“五伦”维持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这种道德价值观的影响下，新加坡三世同堂的家庭普遍受到社会尊重。三世同堂家庭中的祖父母、父母，通过自己的言传身教将传统文化的价值观潜移默化地传给下一代，使之能够世代相续，发扬光大。不仅如此，新加坡政府每年都要开展全国性的文明礼貌月、敬老周以及华族文化节等活动，许多领导人也亲自参加，身体力行，希望通过这种活动在全国范围内养成一种敬老尊老、讲礼貌、讲文明的良好社会风气。
朱熹的义利观对新加坡经济行为的扩张和经济秩序的建立起了积极的作用。朱熹说：“义者，利之和也。”①“利之和”是指把“利”放在合宜的地位，就是不要简单的以“义”制“利”，而是具有自行协调社会各阶层之间的矛盾和利益的深刻内涵。朱熹在“义利之辨”中还特别强调“利”要合乎“义”，即物质利益的取得要在一定的道德规范和社会规范的制约下有秩序地、合理地进行。在这一思想的影响下，新加坡推崇“重道义，尊德性”的价值追求，并用以处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正确辩证关系。在新加坡，“争权夺利”式的价值观在年轻人的心目中并不重要。他们较为看中的是“道德情操”，即个人的道德修养，对于新加坡的热爱，爱国的价值观处于一个核心的地位。新加坡人（特别是华人）亦很重“信义”，即尚义。早期的华裔一般都缺少文化或文化低，有些人连自己的姓名都写不来。他们在商业活动中，仅凭口头的君子协定，双方记个数以备忘。这种信用关系完全靠双方的道德观念，是由相互信任来维持的。所以，美国社会学家德鲁克说：“海外华人的成功，应归因于他们把家庭变成现代企业的能力。他们组织跨国集团，主要靠的既不是股份，也不是合同，而是家庭成员间的互相信任和互相服务。”②
我们的历史并不是在祖先初到新加坡时才开始的，它早在五千多年前中国文明初创立时就已经开始。这段历史是我们的一部分，因为我们继承了这个系统和文化。④
上述情况，主要是讲在民间。从整个新加坡国家来看，他们是全盘西化的。由于工业化的成功，人民生活有很大的提高，逐步赶上最发达的国家。由此，西方文化也随之在新加坡泛滥。个人主义、物质享乐主义普遍流行。人际关系紧张，家庭结构解体，出现社会的不稳定。这就是说，无法解决物质文明所带来的精神危机。
于是，到了20世纪70年代，政府组织对国家的教育进行了全面检讨，对东西文化进行比较，“深感新加坡必须对道德教育进行全面改革，否则培养出来的新科技人才没有深厚的文化素养，就很难把新加坡真正带进二十一世纪”。20世纪80年代初以后，新加坡朝野同倡儒学。李光耀总理在1982年元宵节献辞中，号召新加坡人要保持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传统道德。他还按照儒家伦理道德思想，提出“忠孝仁爱礼义廉耻”八德，并将“八德”具体化，赋予现代化和新加坡化的内容。它既是每一个新加坡人必须保持和发扬的八种美德，也是新加坡政府一直贯彻执行的治国之纲。同年2月，新加坡第一副总理兼教育部长吴庆瑞博士，根据李光耀总理的建议，提出在新加坡发展儒家伦理教育，并成立了以吴德耀教授为首的“儒家伦理教育委员会”，协助教育部拟订课程纲要。6月，吴庆瑞博士特地率团抵美国，同那里的华裔学者商讨推行儒家伦理教育的问题，并先后邀请华裔朱子学研究专家余英时、杜维明等学者到新加坡举办座谈和演讲，帮助推行儒家伦理教育计划。接着，教育部宣布，自1984年起，中学三、四年级学生必须选修一门包括“儒家伦理”课程在内的宗教课程。1983年3月，新加坡政府还拔出一笔相当大的款项，由民间建立“东亚哲学研究所”。研究的主要课题是“儒家伦理与东亚实际发展的关系”、“儒家思想与现代新加坡”等。所谓现代儒学，主要是指朱子学，因为朱熹是孔子之后儒学的最主要的代表者，他对儒家经典进行了全面整理和广泛注释，今天研究儒家思想，实际上是研究朱熹的儒家思想。现在，新加坡已成为儒学占主导地位的国家。它的社会制度虽然是资本主义的，而其精神源泉却主要来自儒家的道德伦理思想。特别是，他们对以朱熹为代表的新儒学的研究已经比较深入。新加坡东亚哲学研究所、新加坡大学等，已初步形成了东南亚儒学研究中心，世界各国不少学者到那里进行儒学研究。①
新加坡的儒学研究成果已很显著，出版了不少专著。就其对朱子学的研究来说，1985年5月出版了新加坡大学龚道运博士的《朱学论丛》一书，对朱熹及元代著名朱子学者金履祥、郝经、许衡、许谦等人的思想进行了全面的论述。他根据国家提倡儒家伦理学的宗旨，全面研究朱子学的心性践履之学，提出朱子学也有心学。龚道运说：
朱熹禀气质实，由工夫之践履，以体会心不即是理，而主性即理。此一体系盖会通宋儒所言心体、性体而由尽心以证诚者。余以心学名朱学，即欲由工夫以契入其理论体系，而窥其会通者也。朱子以降，世之治朱学者，其人之气质类与朱子相近，观乎元儒许衡、郝经、金履祥、许谦皆以质实而规模朱子，益见气禀及工夫与理论体系之不相离矣！①儒家之哲学，以道德为依归。其言道德，则落实于心。……顾儒家自孔、孟以降，其最具影响力之代表人物，厥为南宋朱熹。②
龚道运认为，朱熹的心学义理系统，是对儒学心学的特殊贡献。他又说：
朱熹由尽心工夫以体会不直下如理，因言理超越于一般心理活动、事物与气之上，由是彰显理之至尊无上，斯乃朱熹对心学之最大贡献。③
特别是，朱熹的心学对今日有重要的实践意义。龚道运说：
朱熹心学所启示于今日吾人者，则凡欲修养其精神生命，升华其道德人格，以为安身立命者，皆需依本身气质之所近，以从事切实之践履。所践履者既切，则其由迁善改过所成就之德性之学，自亦无不实矣！④
龚道运在《朱学论丛》中，对元代朱子学者金履祥等诸人，也是按由气质契入其切实践履之工夫的心学义理系统进行研究的。1987年12月初，龚道运应邀出席了笔者主持的厦门朱子学国际学术会议，他在会上以《朱熹心学的特质》为题作了学术演讲，讲述了他的新的研究成果。龚道运博士的朱子学研究，充分显示出了当代新加坡儒学研究重视伦理道德问题的新特点。
朱熹的道德伦理思想对新加坡影响很深。李光耀说：如果孝道不受重视，生存的体系就会变得薄弱，而文明的生活方式也会变得粗野。⑤
新加坡的领导人和学者把“孝”看作是伦理的起点，在对父母讲“孝”的基础上向外推行，由此推论出对国家要讲“忠”。于是，“孝亲”与“爱国”便成为一体。以“孝亲”与“爱国”为核心的道德价值再继续向外推行，便形成了“五伦”（即君臣、父子、夫妻、长幼、朋友），并通过“五伦”维持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这种道德价值观的影响下，新加坡三世同堂的家庭普遍受到社会尊重。三世同堂家庭中的祖父母、父母，通过自己的言传身教将传统文化的价值观潜移默化地传给下一代，使之能够世代相续，发扬光大。不仅如此，新加坡政府每年都要开展全国性的文明礼貌月、敬老周以及华族文化节等活动，许多领导人也亲自参加，身体力行，希望通过这种活动在全国范围内养成一种敬老尊老、讲礼貌、讲文明的良好社会风气。
朱熹的义利观对新加坡经济行为的扩张和经济秩序的建立起了积极的作用。朱熹说：“义者，利之和也。”①“利之和”是指把“利”放在合宜的地位，就是不要简单的以“义”制“利”，而是具有自行协调社会各阶层之间的矛盾和利益的深刻内涵。朱熹在“义利之辨”中还特别强调“利”要合乎“义”，即物质利益的取得要在一定的道德规范和社会规范的制约下有秩序地、合理地进行。在这一思想的影响下，新加坡推崇“重道义，尊德性”的价值追求，并用以处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正确辩证关系。在新加坡，“争权夺利”式的价值观在年轻人的心目中并不重要。他们较为看中的是“道德情操”，即个人的道德修养，对于新加坡的热爱，爱国的价值观处于一个核心的地位。新加坡人（特别是华人）亦很重“信义”，即尚义。早期的华裔一般都缺少文化或文化低，有些人连自己的姓名都写不来。他们在商业活动中，仅凭口头的君子协定，双方记个数以备忘。这种信用关系完全靠双方的道德观念，是由相互信任来维持的。所以，美国社会学家德鲁克说：“海外华人的成功，应归因于他们把家庭变成现代企业的能力。他们组织跨国集团，主要靠的既不是股份，也不是合同，而是家庭成员间的互相信任和互相服务。”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