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内容
朱子学于高丽朝传入朝鲜半岛后，得到了初步的传播和发展；进入朝鲜朝，权近是先驱者，接着是金时习、徐敬德、赵光祖等，他们正人心，法圣贤，并自命承续郑梦周之学统。在此基础上便出现集朱子学之大成的李退溪。与其同时或稍前后的著名学者有李彦迪、奇大升（高峰，1527—1572年）、李珥（栗谷，1536—1548年）等。
李退溪在两次大论辩中显示出自己理学思想的时代意义和文化价值，为朝鲜朝性理学的进一步发展开辟出了方向。一是李退溪与奇大升的“四七理气论”论辩，前者被称为“理气互发说”，后者被称为“理气共发说”。经过长达8年的论辩，最后以奇大升撰写《四端七情后说》、《四端七情总论》告一段落，似乎接近李退溪的主张，而实际上他仍是坚持自己的主要观点。二是李退溪与卢守慎（苏斋，1515—1590年）由注释陈南塘《夙兴夜寐箴》而涉及人心与道心等问题的论辩。这两次论辩的问题是一致的。其间，李珥与成浑（牛溪，1535—1598年）等许多学者参加进去了。这是韩国性理学史上最光辉灿烂的时代，由此便出现主理派、主气派、理气折衷派等种种学说。以李退溪为渊源的主理者被称为岭南学派，他们主要发挥主理论的理气观；以李珥为渊源的主气者被称为畿湖学派，他们主要发挥主气论的理气观。在往后的发展中，两派的政治观点也常显示出对立的姿态。对此，韩国现代著名学者李家源说：
退溪易箦后，栗谷李珥极赞高峰初说之分明直捷，而亦曰：“明彦学识岂敢冀于退溪，只是偶于此处见得到矣！”自是众说纷纭。沙溪金长生，尤庵宋时烈，南塘韩元震，鹿门任圣周，主栗谷；而如牛溪成浑，寒冈郑逑，磻溪柳馨远，愚潭丁进翰，农岩金昌协，星湖李瀷，茶山丁若镛，芦沙奇正镇，寒洲李震相，皆主退溪矣！②
李家源这里是概括性的说明。事实上，此两派的演变贯串于长达四五百年的整个李朝性理学史之中，充分地显示出由李退溪及其学生李栗谷为渊源的性理学思想的生命力和伟大而深远的影响。
根据韩国现代学者的研究，岭南学派的系谱是：第一代为直接受退溪熏陶之门人，如金诚一（鹤峰，1538—1553年）、柳成龙（西厓1542—1607年）、郑逑（寒冈，1543—1620年）、李桢（龟岩，1512—1571年）、李德弘（艮斋，1541—1591年）、赵穆（月川，1524—1606年）、黄俊良（锦溪，1517—1563年）、禹性传（秋渊，1542—1593年）、郑惟一（文峰，1533—1576年）等人，其中鹤峰、西厓、寒冈三人被誉为退门三杰。第二代为张显光（旅轩，1554—1637年）、郑经世（愚伏，1563—1633年）、张兴孝（敬堂，1554—1633年）、柳衫（修岩，1582—1635年）、柳元之（拙斋，1598—1674年）、许穆（眉叟，1595—1682年）等人，其中许穆受业于郑逑，在近畿地方起了传播退溪学的作用。其后，私淑于他的李瀷（星湖，1681—1736年）将道传之于安鼎福（顺庵，1712—1791年），使实学兴起。到了第三代才带有同岭南学派这一名称相称的色彩，他们为李榘（活斋，1613—1654年）、李徽逸（存斋，1619—1672年）、李玄逸（葛庵，1627—1704年）、李栽（密庵，1657—1730年）、李万敷（息山，1664—1732年）、权相一（清台，1679—1760年）等，其中李玄逸、李栽父子尤其深得性理学之奥秘，为主理学派之确立提供了坚实的指标。后来，岭南学派的学统再由李栽传至李象靖（大山，1711—1781年），李象靖门下出了郑宗鲁（立斋，1738—1816年）、南汉朝（损斋，1744—1810年）、李万运（默轩，1736—？）等弟子。后来，南汉朝的弟子中出现了柳致明（定斋，1777—1860年）这样的出类拔萃的人物，同时代的学者有李源祚（凝窝，1792—1871年）、李钟祥（定轩，1799—1870年）等。柳致明的门人有金兴洛（西山，1827—1899年）、李敦禹（肯庵，1807—1884年）等人，同时代的著名学者有张福枢（四未轩，1815—1900年）、李震相（寒洲，1818—1886年）等。再往后，则有金兴洛、张福枢的弟子曹竞燮（深斋，1873—1937年）和李震相的弟子郭钟锡（俛宇，1846—1919年）等人。①
至于畿湖学派，也随着岭南学派的发展分为三代。第一代以李珥的嫡传弟子金长生（沙溪，1548—1631年）为主。随后的第二代有金长生之子金集（慎独斋，1574—1656年），以及宋浚吉（同春堂，1606—1672年）、宋时烈（尤庵，1607—1689年）、李维泰（草庐，1607—1684年）、余棨（市南，1607—1664年）等人，其中宋时烈成就最高。第三代多为宋时烈的门人，有宋基厚（闻道
①以上见［韩］崔根德：《韩国儒学思想研究》，第335页。
斋，1621—1674年）、李瑞夏（畏斋，1625—1689年）、权尚夏（遂庵，1641—1721年）、李喜朝（芝村，1655—1724年）、宋奎濂（霁月堂，1630—1709年）、郑澔（尤岩，1648—1736年）等。在权尚夏的门下出了所谓江门八学士，如韩元震（南塘，1682—1751年）、李柬（巍岩，1677—1727年）、尹凤九（屏溪，1681—1767年）、蔡之洪（凤岩，1683—1741年）等。此后，再传至任圣周（鹿门，1711—1788年）、任靖周（玄湖，1727—1796年）、任宪晦（全斋，1811—1876年）、田愚（艮斋，1841—1922年）等。①
对于以退溪学为主导的韩国性理的演进，韩国著名学者玄相允在《朝鲜儒学史》中说：
李朝性理学在理气问题上，分为退溪学说和栗谷学说两个系统。以南人为中心的岭南学派尊奉退溪学说，变化发展成为主理派；以西人为中心的畿湖学派则拥护栗谷学说，变化发展成为主气派。其中脱离自派、支持反对派学说者有之；将自派学说与反对派学说折衷起来的学者亦有之。如岭南学派的张旅轩（显光）、郑愚伏（经世）支持了栗谷学说，畿湖学派中以朴南溪（玄世、世采）为首的林沧溪（永）、赵拙修斋（至明）等诸学者大都认同退溪的学说，其实沧溪、拙修两氏对退溪、栗谷两说采取了折衷的态度。畿湖学派中成为老论主流的金农岩（昌协）折衷退溪、栗谷两学说，一方面承认栗谷学说的“理发气乘”之大原则，另一方面又支持退溪学说的
主理主气之主张。②
以岭南一带的南人学者为中心，掀起了反驳栗谷学说、拥护退溪学的运动。纵使观察其运动的发展过程是这样的：由葛庵（李玄逸）发端的拥护互发说的理论，传到密庵（李栽）则表述为无须等待气的作用，理本身也基本上具备了日用事为的体用；传到大山（李象靖）则认为，理不是单纯的无为无力的静止体，而是靠本身就能发为运动的活物。再传至定斋（柳致明）时指出，理中不仅有能动静的神用，而且以自发的动静生出阴阳五行之气，理还是宇宙之主体心的主体。将这种发达的理的概念进一步扩充起来，断言“心即理”。使主理说达到登峰造极的是李寒洲（震相）的性理说。③
寒洲的性理学是朝鲜朝哲学发展的顶峰，再由其门人郭钟锡（俛宇）的发扬，已是朝鲜朝结束的时候了。由此可见，退溪学贯串和影响了整个朝鲜朝哲学史。
日本江户时代（1603—1867年）朱子学的兴盛，并取代佛教而成为国家的正宗思想，退溪学是其动力。在江户时代，刻刊退溪著作多达11种。和尚出身的著名日本朱子学家藤原惺窝（1561—1619年），最初就是由于李退溪在韩国整理提倡的《延平答问》一书的启示，弃佛崇儒，宣告朱子学从佛教禅林中独立出来。李退溪的《朱子书节要》为中国朱子学东传至日本的媒介，特别是对藤原惺窝和熊本实学派之祖大冢退野、山崎闇斋等的影响更大。大冢退野精研《朱子书节要》达48年，遵信如神明，自以为读此书而获朱子之心。有的日本学者仿效《朱子书节要》体例，精选李退溪的书翰而成《李退溪书抄》，广泛流传。此后日本著名的朱子学者都不同程度地受到退溪学的影响。明治维新时期的横井小楠，把李退溪称为“古今绝无的真儒”。①元田永孚用退溪学的观点为日本朝廷起草《教育敕语》，成为日本近代教育的指导方针，对日本思想文化的影响很大。日本近现代的主要哲学家大都研究退溪学，成果卓著，如友支龙太郎之著《李退溪》、冈田武彦之著《儒教精神与现代》、高桥进之著《李退溪与敬的哲学》等。
退溪学对中国思想文化的影响日益扩大，逐渐成为热门课题。韩国李家源在《退溪学研究之诸课题》中说：
中国之士，有称退溪为东圣，如梁启超、黎元洪诸人之题语于《圣学十图》者，辞甚郑重，然未有专著。其在最近，有一个蔡茂松，留学我国，论述颇多，中国人之研究退溪学，实自蔡君始。其先辈钱穆教授，所撰《现代对退溪学之再认识》之一篇，极其精简。往年余访台湾大学，有叫做程元敏者，专治宋明理学，而叩余以退溪学原委；笔谈移时，今未知其成书否也。②
蔡茂松是笔者挚友，现为台湾台南成功大学教授，是现代中国著名的韩国文化史专家，著有《韩国朱子学》等多种。大约在上世纪20年代初，发现民国年间梁启超（1873—1929年）、黎元洪（1868—1928年）为《圣学十图》所作的赞诗。梁启超曰：“嶷嶷李夫子，继开一古今；十图传理诀，百世诏人心。云谷琴书润，濂溪风月寻；声教三百载，万国乃同钦。”黎元洪曰：“中华之所以异于夷狄，人类之所以异于禽兽。”③在黎元洪看来，退溪学是发扬中国儒家的伦理道德思想的，是人类特征的最高概括或标识。
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国学者参与国际退溪学学术活动，深入研究退溪学。特别是，大家从源流上研究退溪学，把它放在东方以至世界文化的全局中进行考察，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包括退溪学在内的朱子学的国际地位和文化价值。1989年10月，在北京中国人民大学举办了“第11届退溪学国际学术会议”，并于1993年8月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会议论文集《退溪学在儒学中的地位》。张立文仿李退溪《朱子书节要》体例，编辑《退溪书节要》，于1989年9月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贾顺先主编《退溪全书今注今译》，于1992年5月起分册由四川大学出版社陆续出版，规模至为宏大。张立文著《李退溪思想研究》，北京东方出版社1997年出版。笔者所著《李退溪与东方文化》，李楠永教授译成韩文，中、韩文连载于《退溪学报》1991—1993年诸辑，并于2002年10月由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中文版。该书及笔者其他一系列退溪学论文，获韩国“第4届退溪学国际学术奖”（1991年11月）。这些退溪学论著已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并将对今后中国退溪学的研究起着推动作用。中国现代学者关于退溪学、退溪学和闽学关系的论著不断出现，如刘树勋等《闽学源流》，福建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高令印、蒋步荣《闽学概论》，香港易通出版社1990年版；等等。在近几年出版的有关宋明理学的专著中也大都论及退溪学，把退溪学作为新儒学不可分割的一个部分和在国外的分支。对于近现代中国学者的退溪学的研究，韩国学者权五凤在其《李退溪家书之综合研究》中有所记述。①
李退溪在两次大论辩中显示出自己理学思想的时代意义和文化价值，为朝鲜朝性理学的进一步发展开辟出了方向。一是李退溪与奇大升的“四七理气论”论辩，前者被称为“理气互发说”，后者被称为“理气共发说”。经过长达8年的论辩，最后以奇大升撰写《四端七情后说》、《四端七情总论》告一段落，似乎接近李退溪的主张，而实际上他仍是坚持自己的主要观点。二是李退溪与卢守慎（苏斋，1515—1590年）由注释陈南塘《夙兴夜寐箴》而涉及人心与道心等问题的论辩。这两次论辩的问题是一致的。其间，李珥与成浑（牛溪，1535—1598年）等许多学者参加进去了。这是韩国性理学史上最光辉灿烂的时代，由此便出现主理派、主气派、理气折衷派等种种学说。以李退溪为渊源的主理者被称为岭南学派，他们主要发挥主理论的理气观；以李珥为渊源的主气者被称为畿湖学派，他们主要发挥主气论的理气观。在往后的发展中，两派的政治观点也常显示出对立的姿态。对此，韩国现代著名学者李家源说：
退溪易箦后，栗谷李珥极赞高峰初说之分明直捷，而亦曰：“明彦学识岂敢冀于退溪，只是偶于此处见得到矣！”自是众说纷纭。沙溪金长生，尤庵宋时烈，南塘韩元震，鹿门任圣周，主栗谷；而如牛溪成浑，寒冈郑逑，磻溪柳馨远，愚潭丁进翰，农岩金昌协，星湖李瀷，茶山丁若镛，芦沙奇正镇，寒洲李震相，皆主退溪矣！②
李家源这里是概括性的说明。事实上，此两派的演变贯串于长达四五百年的整个李朝性理学史之中，充分地显示出由李退溪及其学生李栗谷为渊源的性理学思想的生命力和伟大而深远的影响。
根据韩国现代学者的研究，岭南学派的系谱是：第一代为直接受退溪熏陶之门人，如金诚一（鹤峰，1538—1553年）、柳成龙（西厓1542—1607年）、郑逑（寒冈，1543—1620年）、李桢（龟岩，1512—1571年）、李德弘（艮斋，1541—1591年）、赵穆（月川，1524—1606年）、黄俊良（锦溪，1517—1563年）、禹性传（秋渊，1542—1593年）、郑惟一（文峰，1533—1576年）等人，其中鹤峰、西厓、寒冈三人被誉为退门三杰。第二代为张显光（旅轩，1554—1637年）、郑经世（愚伏，1563—1633年）、张兴孝（敬堂，1554—1633年）、柳衫（修岩，1582—1635年）、柳元之（拙斋，1598—1674年）、许穆（眉叟，1595—1682年）等人，其中许穆受业于郑逑，在近畿地方起了传播退溪学的作用。其后，私淑于他的李瀷（星湖，1681—1736年）将道传之于安鼎福（顺庵，1712—1791年），使实学兴起。到了第三代才带有同岭南学派这一名称相称的色彩，他们为李榘（活斋，1613—1654年）、李徽逸（存斋，1619—1672年）、李玄逸（葛庵，1627—1704年）、李栽（密庵，1657—1730年）、李万敷（息山，1664—1732年）、权相一（清台，1679—1760年）等，其中李玄逸、李栽父子尤其深得性理学之奥秘，为主理学派之确立提供了坚实的指标。后来，岭南学派的学统再由李栽传至李象靖（大山，1711—1781年），李象靖门下出了郑宗鲁（立斋，1738—1816年）、南汉朝（损斋，1744—1810年）、李万运（默轩，1736—？）等弟子。后来，南汉朝的弟子中出现了柳致明（定斋，1777—1860年）这样的出类拔萃的人物，同时代的学者有李源祚（凝窝，1792—1871年）、李钟祥（定轩，1799—1870年）等。柳致明的门人有金兴洛（西山，1827—1899年）、李敦禹（肯庵，1807—1884年）等人，同时代的著名学者有张福枢（四未轩，1815—1900年）、李震相（寒洲，1818—1886年）等。再往后，则有金兴洛、张福枢的弟子曹竞燮（深斋，1873—1937年）和李震相的弟子郭钟锡（俛宇，1846—1919年）等人。①
至于畿湖学派，也随着岭南学派的发展分为三代。第一代以李珥的嫡传弟子金长生（沙溪，1548—1631年）为主。随后的第二代有金长生之子金集（慎独斋，1574—1656年），以及宋浚吉（同春堂，1606—1672年）、宋时烈（尤庵，1607—1689年）、李维泰（草庐，1607—1684年）、余棨（市南，1607—1664年）等人，其中宋时烈成就最高。第三代多为宋时烈的门人，有宋基厚（闻道
①以上见［韩］崔根德：《韩国儒学思想研究》，第335页。
斋，1621—1674年）、李瑞夏（畏斋，1625—1689年）、权尚夏（遂庵，1641—1721年）、李喜朝（芝村，1655—1724年）、宋奎濂（霁月堂，1630—1709年）、郑澔（尤岩，1648—1736年）等。在权尚夏的门下出了所谓江门八学士，如韩元震（南塘，1682—1751年）、李柬（巍岩，1677—1727年）、尹凤九（屏溪，1681—1767年）、蔡之洪（凤岩，1683—1741年）等。此后，再传至任圣周（鹿门，1711—1788年）、任靖周（玄湖，1727—1796年）、任宪晦（全斋，1811—1876年）、田愚（艮斋，1841—1922年）等。①
对于以退溪学为主导的韩国性理的演进，韩国著名学者玄相允在《朝鲜儒学史》中说：
李朝性理学在理气问题上，分为退溪学说和栗谷学说两个系统。以南人为中心的岭南学派尊奉退溪学说，变化发展成为主理派；以西人为中心的畿湖学派则拥护栗谷学说，变化发展成为主气派。其中脱离自派、支持反对派学说者有之；将自派学说与反对派学说折衷起来的学者亦有之。如岭南学派的张旅轩（显光）、郑愚伏（经世）支持了栗谷学说，畿湖学派中以朴南溪（玄世、世采）为首的林沧溪（永）、赵拙修斋（至明）等诸学者大都认同退溪的学说，其实沧溪、拙修两氏对退溪、栗谷两说采取了折衷的态度。畿湖学派中成为老论主流的金农岩（昌协）折衷退溪、栗谷两学说，一方面承认栗谷学说的“理发气乘”之大原则，另一方面又支持退溪学说的
主理主气之主张。②
以岭南一带的南人学者为中心，掀起了反驳栗谷学说、拥护退溪学的运动。纵使观察其运动的发展过程是这样的：由葛庵（李玄逸）发端的拥护互发说的理论，传到密庵（李栽）则表述为无须等待气的作用，理本身也基本上具备了日用事为的体用；传到大山（李象靖）则认为，理不是单纯的无为无力的静止体，而是靠本身就能发为运动的活物。再传至定斋（柳致明）时指出，理中不仅有能动静的神用，而且以自发的动静生出阴阳五行之气，理还是宇宙之主体心的主体。将这种发达的理的概念进一步扩充起来，断言“心即理”。使主理说达到登峰造极的是李寒洲（震相）的性理说。③
寒洲的性理学是朝鲜朝哲学发展的顶峰，再由其门人郭钟锡（俛宇）的发扬，已是朝鲜朝结束的时候了。由此可见，退溪学贯串和影响了整个朝鲜朝哲学史。
日本江户时代（1603—1867年）朱子学的兴盛，并取代佛教而成为国家的正宗思想，退溪学是其动力。在江户时代，刻刊退溪著作多达11种。和尚出身的著名日本朱子学家藤原惺窝（1561—1619年），最初就是由于李退溪在韩国整理提倡的《延平答问》一书的启示，弃佛崇儒，宣告朱子学从佛教禅林中独立出来。李退溪的《朱子书节要》为中国朱子学东传至日本的媒介，特别是对藤原惺窝和熊本实学派之祖大冢退野、山崎闇斋等的影响更大。大冢退野精研《朱子书节要》达48年，遵信如神明，自以为读此书而获朱子之心。有的日本学者仿效《朱子书节要》体例，精选李退溪的书翰而成《李退溪书抄》，广泛流传。此后日本著名的朱子学者都不同程度地受到退溪学的影响。明治维新时期的横井小楠，把李退溪称为“古今绝无的真儒”。①元田永孚用退溪学的观点为日本朝廷起草《教育敕语》，成为日本近代教育的指导方针，对日本思想文化的影响很大。日本近现代的主要哲学家大都研究退溪学，成果卓著，如友支龙太郎之著《李退溪》、冈田武彦之著《儒教精神与现代》、高桥进之著《李退溪与敬的哲学》等。
退溪学对中国思想文化的影响日益扩大，逐渐成为热门课题。韩国李家源在《退溪学研究之诸课题》中说：
中国之士，有称退溪为东圣，如梁启超、黎元洪诸人之题语于《圣学十图》者，辞甚郑重，然未有专著。其在最近，有一个蔡茂松，留学我国，论述颇多，中国人之研究退溪学，实自蔡君始。其先辈钱穆教授，所撰《现代对退溪学之再认识》之一篇，极其精简。往年余访台湾大学，有叫做程元敏者，专治宋明理学，而叩余以退溪学原委；笔谈移时，今未知其成书否也。②
蔡茂松是笔者挚友，现为台湾台南成功大学教授，是现代中国著名的韩国文化史专家，著有《韩国朱子学》等多种。大约在上世纪20年代初，发现民国年间梁启超（1873—1929年）、黎元洪（1868—1928年）为《圣学十图》所作的赞诗。梁启超曰：“嶷嶷李夫子，继开一古今；十图传理诀，百世诏人心。云谷琴书润，濂溪风月寻；声教三百载，万国乃同钦。”黎元洪曰：“中华之所以异于夷狄，人类之所以异于禽兽。”③在黎元洪看来，退溪学是发扬中国儒家的伦理道德思想的，是人类特征的最高概括或标识。
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国学者参与国际退溪学学术活动，深入研究退溪学。特别是，大家从源流上研究退溪学，把它放在东方以至世界文化的全局中进行考察，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包括退溪学在内的朱子学的国际地位和文化价值。1989年10月，在北京中国人民大学举办了“第11届退溪学国际学术会议”，并于1993年8月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会议论文集《退溪学在儒学中的地位》。张立文仿李退溪《朱子书节要》体例，编辑《退溪书节要》，于1989年9月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贾顺先主编《退溪全书今注今译》，于1992年5月起分册由四川大学出版社陆续出版，规模至为宏大。张立文著《李退溪思想研究》，北京东方出版社1997年出版。笔者所著《李退溪与东方文化》，李楠永教授译成韩文，中、韩文连载于《退溪学报》1991—1993年诸辑，并于2002年10月由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中文版。该书及笔者其他一系列退溪学论文，获韩国“第4届退溪学国际学术奖”（1991年11月）。这些退溪学论著已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并将对今后中国退溪学的研究起着推动作用。中国现代学者关于退溪学、退溪学和闽学关系的论著不断出现，如刘树勋等《闽学源流》，福建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高令印、蒋步荣《闽学概论》，香港易通出版社1990年版；等等。在近几年出版的有关宋明理学的专著中也大都论及退溪学，把退溪学作为新儒学不可分割的一个部分和在国外的分支。对于近现代中国学者的退溪学的研究，韩国学者权五凤在其《李退溪家书之综合研究》中有所记述。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