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元朝建立后，由于中国社会政治的需要和朝廷的倡导，通过金文化和南宋遗儒的传播，原流传于闽浙赣一带的朱子学，在全国各地确立了正宗地位。朱子学在国内的北传，为朱子学全面入丽提供了客观条件。朱子学很快传入朝鲜半岛。
  在朝鲜半岛上由王建（877—984年）建立的高丽王朝（918—1392年），虽然是独立国家，但是其在许多方面与元朝有隶属关系，因而在思想文化上更加受元朝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左右和影响。同时，早就传入朝鲜半岛并在其三国（高句丽、百济、新罗）时期为国学的儒学，到高丽朝后期渐趋为佛学所代替，支配高丽人思想的逐渐由儒学转为佛教。在高丽朝后期，社会矛盾更加尖锐，人民不断“逃散”和反抗；契丹、蒙古和倭寇等外来势力不断挑战；统治阶层内部的改革派和守旧派，围绕土地、政权等问题也在激烈地进行斗争。由于当时的高丽朝危机四伏，需要一种像朱子学这样的新儒学（理学）的社会思想来重整国家秩序。这时韩国很像中国唐宋时代由于社会性质的重大变化要求占主导地位的儒学改变为理学（新儒学）一样。这样，在高丽朝后期具备了朱子学存在和发展的国内外条件，朱子学很快入丽，并着根成长。
  当时，高丽朝上至国王、使臣，下至随从，频繁地往返于元丽两国首都之间，有的长期居住在元朝首都大都（北京）。起初，“朝鲜的皇帝和王臣，实际上是作为蒙古人的人质而居住在北京的。这些人和他们的同胞学者们一起，接触到了由另一位战俘赵复于1235年带到元大都的、来自中国南部的新学问。赵复在新开办的最高学府讲课，介绍朱熹的学说及对‘四书’的评注，不仅教中国人，也教朝鲜人”。赵复（约1215—1306年）为南宋末年朱子学家，元军攻宋时，在其故乡湖北德安被俘，被朱子学家姚枢（1203—1280年）发现，偕至元大都，使其在太极书院讲学。在元朝恢复科举制度的40年间，高丽朝学者也赴元都入试，以其优异的成绩登第者数十人；后来，高丽朝也仿元朝实行科举制
  度，把朱熹的《四书集注》、真德秀的《大学衍义》等朱子学著作作为测试的依据。据美国狄培瑞考察，他在访问韩国安东附近山上的陶山书院时，发现那里有真德秀等人的朱子学著作。狄培瑞说：
  当新儒学课本最终与新科举考试制度结合起来的时候，朝鲜人也是参加这个选拔人才的多种族的、国际范围的合适人选之一。在非中国人里，朝鲜人无疑是准备最充分的、最能干的学生，同时也是为回国后传播而干劲最足的书籍收藏家。正是从高丽王朝的这些侨居国外的臣民那里产生了新一代的学者。随着新道学传入朝鲜国内，他们首先鼓动起智力的和教育的革命，然后帮助推翻高丽王朝的统治。……它的历史始自朱熹、并能一直追溯（正如李退溪和当代陈荣捷教授所说的那样）而得到传播。课本主要出自朱熹之手。包括涉及人类本质和社会秩序的新学说。……它是一个新产物，充满了对抗这个世界的精力和雄心。他不仅仅满足于为中国文化而改造“中央天国”，他还伸手去拥抱一个多文化的世界，这个世界甚至超出了蒙古帝国的疆界。①
  到元朝的高丽朝学者和官员，大都搜集和储存大量中国儒学典籍带回去。1314年，高丽忠宣王（在位1310—1314年）在元大都，构置“万卷堂”书库，派遣官员到中国江南大量购书，其中很多是朱子学著作。姚枢的侄儿姚燧（1238—1313年）经常出入“万卷堂”谈论学问，对朱子学传入高丽起了很大的作用。元朝统治者也极力支持高丽官员和学者进行搜集包括朱子学著作在内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典籍。据记载：“忠肃王遣博士柳衍于江南购经书一万八百卷；元仁宗亦赐宋秘阁所藏四千三百七十一册。”②在元朝管理高丽、日本和涉及中国东北地方事务的“征东行省”中，专门设立了“儒学提举司”，管理高丽等地的儒学文化教育事业。此行省始设于高丽朝忠烈王（在位1275—1308年）六年（1280年），至恭愍王（在位1352—1374年）五年（1356年）废止，存在了七八十年。
  把朱子学引入朝鲜半岛的知名学者应首推高丽朝安珦（1243—1306年）。他初名裕，字士蕴，号晦轩，兴州（今顺兴）人，任过集贤殿大学士、宰相等职。他曾作为高丽朝忠烈王、忠宣王的陪臣出使元大都三次，得以直接接触当时中国最知名的朱子学者。1289年，他在元大都得到新刊本《朱子大全》（即《朱文公文集》），以及朱熹《四书集注》，归国后在太学讲授朱子学。他十分推崇朱熹，“晚年常挂晦庵（按朱熹号）先生像，以致景慕，遂号晦轩”。①安珦的门人白颐正（生卒不详），号彝斋，蓝甫人，官至都佥议评理，曾于1298年作为高丽朝忠烈王的侍臣往返于元大都，在元学习十几年朱子学，回国后带回大量程朱理学典籍，教授大批弟子。据记载：“时程朱之学盛行于中国，未及东方。颐正在元，得而学之，东还，李齐贤、林忠佐首先师受孝珠（按颐正字）。”②李齐贤（1287—1367年），字仲思，号益斋，庆州人，白颐正的门人，是高丽朝后期著名的朱子学家之一。在李齐贤28岁时，高丽朝忠烈王在元大都召见他，让他与中国名儒姚燧、赵孟頫（1254—1322年）、虞集（1272—1348年）等交游，使其朱子学思想造诣甚高。后来，李齐贤不只是朱子学的单纯传播者，他还以朱子学为指导，反对佛学和汉唐经学，并提出社会改革。权溥（1262—1346年）是安珦的另一门人，号菊斋，官至都佥议使司事等。他在高丽朝大量翻刻朱子学书籍，如“尝以朱子《四书集注》建白刊行，东方性理之学自权溥倡”。③李齐贤是权溥之婿。禹倬（1263—1342年）号易东，丹山人，官至成均馆祭酒。他是与安珦、白颐正齐名的高丽朝朱子学家。禹倬“通经史，尤深于易学、卜筮，无不中。程朱初传东方，无能知者；倬乃闭门月余参究，乃解。教授生徒，理学始行”。④易学是高丽朝朱子学的主要内容之一，是禹倬开其端的。禹倬的朱子学造诣已达到很高的水平。朱子学经过安珦、白颐正、权溥、禹倬、李齐贤等人引入高丽朝，并有一定的发展。这个时期可以说是朱子学在韩国的初传时期。
  1392年，高丽朝重臣李成桂（1335—1408年），在赵浚、郑道传、南訚等一批主张改革的官僚和学者的支持下，废高丽朝恭让王，自登王位，改国号为朝鲜。这就是延续了500年之久的李朝。朱子学是高丽朝末和李朝初统治者改革弊病、改朝换代、重整社会秩序和制定内外政策的思想理论武器。李朝建立后不久，朱子学被尊为国学，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正宗思想。对于丽末朝初朱子学的状况，据记载：
  高丽高宗以前的文化，以新罗时代输入的唐代文化为基础，而加上了宋代文化。但是，高宗以后的文化，是发生于宋的特有的文化（按指理学），成为李氏朝鲜文化的基础。高丽附属于元时，元帝室与高丽王室成立亲族关系，高丽子弟多在元留学。这些人学习朱子之学，为介绍朱学入朝鲜的先驱，尤以李穀、李齐贤为当时朱学大儒，而郑梦周、李崇仁等也以朱学教其弟子。元代的韩国文化，为朱学所支配，使高丽人的风气学问为之丕变。……这种思想后来又为李氏王朝下的韩国人所继承，而以朱子之学为其根柢。①
  李穀（1298—1351年）是高丽朝大诗人，曾和李齐贤一起增修《编年纲目》等。在李朝建立后的一百几十年中，社会稳定，经济繁荣，文化灿烂。这个时期显示出了新王朝的生机，出现了许多朱子学的代表人物。如李穑、郑梦周、郑道传、权近等。他们是李朝早期朱子学家。
  李穑（1328—1396年），字颖叔，号牧隐。在青年时期，先受学于高丽朝著名朱子学家李齐贤，后曾以高丽朝使节书状官的身份入元大都，在国子监学习三年，并应试登进士第，结识了欧阳玄（1274—1358年）、王思诚（英宗至治进士，1321—1323年）等中国著名学者。回国后，他官至宰相。高丽恭愍王十六年（1367年），“重营成均馆，以穑判开成府事兼成均馆大司成。增置生员，择经术之士金九容、郑梦周、朴尚衷、朴宜中、李崇仁，皆以他官兼教官。先是馆生不过数十，穑更订学式，每日坐明伦堂（按孔庙），分经受业，讲毕相与论难，忘倦。于是学者坌集，相与观感。程朱性理之学始兴”。②李穑移植元朝的教育方式，以朱子学为教学内容。美国狄培瑞说：
  曾在北京学习过的朝鲜学者李穑，被任命为元在朝鲜的教育监督官。他的使命是，在许衡为蒙古人制订的课程样式的基础上，传播新儒学教育。要求使普通平民通过普通的学校系统而获得新生；并在多种族的基础上，将有天赋的学者吸引到元的统治阶层中来。③
  朱熹的《四书集注》、《小学》是当时李朝教育的主要教材。鉴于汉文难懂，朝廷颁王令，几次对《小学》作谚解，进行普及。他上疏恭愍王，提出加强儒学教育，谓“国学乃风化之源，人才是政教之本”。④这时培养出大批著名的朱子学家，其中对朱子学有发挥和创造性的如郑梦周、郑道传、权近等，都是李穑的门人。
  李穑把太极看做是宇宙的本体。他说：应，而万物流行焉。①
  这里所谓“寂”，是指世界万物发生前的浑沌状态，即世界的本原。客观世界的变动不居是可以被人认识的，即其所谓“一感一应”。李穑又说：
  天则理也，然后人始知人事之无非天也。……在人者性也，在物者亦性也。同一性也，则同天也。②
  李穑是从太极说导引出其“天就是理”的朱子学观点的。对于性，李穑进一步说：
  人之生也，具健顺五常之德，所谓性也。……寂然不动，鉴空衡平，性之体也，其名曰中。感而遂通，云行水流，性之中也，其名曰和。中之体，立则天地位；和之中，行则万物育。③
  在这里，李穑讲明了天理与人性的关系，以及以人为中心的参天地赞化育的道理。
  郑梦周（1337—1392年），字达可，号圃隐，官至宰相，是和李穑齐名的高丽朝重臣。他是高丽朝最主要的朱子学的代表者。可惜，他无著作流传下来，只能从学者们的言及和郑麟趾《高丽史》本传的记载窥见一斑。
  郑梦周创办学堂，置乡校、太学，讲述朱子学。据记载：时经书至东方者，惟朱子《集注》（按即《四书集注》）耳。梦周讲说发越超出人意，闻者颇疑。及得胡炳文《四书通》，无不吻合。诸儒尤加叹服。李穑亟称之曰：“梦周论理，横说竖说，无不当理。”推为东方理学之祖。④
  胡炳文是中国元朝朱子学家，元仁宗延祐年间（1314—1319年）曾任信州道一书院山长。著述除《四书通》外，还有《易本义通释》、《礼书纂述》、《大学指掌图》等。后来李朝著名理学家宋时烈在《圃隐郑先生神道碑铭·序言》中说：
  先生义精仁熟，以道周旋，君子之所为岂众人之所笼哉？昔有以问于退溪李先生者，先生曰：“当于有过中求无过，不当于无过中求有过。”斯至论也。呜呼！先生尽心危邦，卒以身殉，则其忠盛矣。丧祭之礼，能变旧俗，则其孝大矣。然自古笃于忠孝者，世不乏人，则先生之忠与孝，犹有其伦矣！……惟其以儒者之学为己任。而其为学也，必以朱子为宗，使后之学者皆知“主敬以立其本，穷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践其实”，此三者为圣学之体要。则其功孰与之俟侔并哉？①
  当时问李退溪的是郑逮（1543—1620年），退溪用程子这两句话回答后说：“圃隐之精忠大节，可谓经纬天地，栋梁宇宙；而世之好议论喜攻发不乐成人之美者，晓晓不已，每欲掩耳而不闻。”②李退溪对郑梦周人格的评价是很高的。
  郑梦周用朱熹的《家礼》行冠婚丧礼，以取代佛教的仪式。他认为，佛家违反人伦道德，非“平常之道”。他说：
  儒家之道皆日用平常之事，饮食男女人所同也，至理焉。尧舜之道亦不外此。动静语默之得其正者，是尧舜之道，初非甚高难行。彼佛氏之教则不然，辞亲戚，绝男女，独坐岩穴，草衣木食，观空寂灭为崇，是岂平常之道？③
  郑梦周对佛教的批判多在伦理道德方面，不从哲学世界观上批判是不会彻底的。
  李朝学者公认郑梦周对朱子学是有创见和发挥的。对此，李退溪评之曰：
  吾东方理学以郑圃隐（梦周）为祖，而以金寒喧（宏弼）、赵静庵（光祖）为首。但此三先生著述无征，今不可知其所学之深浅。④
  郑梦周主要是用朱子学排斥佛教，为朱子学取代佛教而为正宗地位做出了贡献。
  郑道传（1337—1398年），字宗之，号三峰，奉化人。曾任太常博士、成均馆司艺等。在高丽朝禑王（1375—1388年在位）时，由于反对权臣李仁任的亲元政策，被流放到会津县。他即结茅三角山下，潜心朱子学，从事著述和教育活动，遂成为著名的朱子学家。他著有《心气理篇》、《心问天答篇》、《佛氏杂辨》等，大都比较佛道和儒学的优劣，为朱子学在李朝的正宗地位奠定了基础。
  郑道传在理气观上遵循朱熹。对于理、气、心的关系，他在《心气理篇》中说：
  于穆厥理在天地之先，气由我（权近注：我者理之自称也）生，心亦禀焉。⑤
  在郑道传看来，理是“天地之先”的精神实体，是心和气的本原，郑道传还提倡性三品说。他在《佛氏乞食之辨》中说：
  上而天子公卿大夫，治民而食；下而农工商贾，勤力而食；中而为士者，入孝出悌，守先王之道，以待后之学者以食。此古之圣人知其不可一日而苟食。故自上达下，各有其职，以受天养。①
  郑道传认为，佛教“因果报应”等观点，不弃人事，为恶得祸、为善得福，有惩劝的作用。但是，中国化的佛教禅宗却毫无价值。他说：
  “不立文字，言语道断，直指人心，见性成佛”。其说一出，捷径便开，其徒转相论述，或曰：“善亦是心，不可将心修心，不可将心断心。”善恶惩劝之道绝矣！②
  在郑道传看来，禅宗无操守、法度等规矩，肆无忌惮。汲汲如狂，无复人理，毫无价值。他主要是从禅宗无礼法上去评判的。
  郑道传根据当时的社会需要而改造和运用朱子学，为李朝的确立提供了思想理论武器。郑道传是李朝初期排佛派和改革派的中心人物，为当时学者所尊崇。例如，成均馆生员朴础等上疏曰：
  郑道传发挥天人性命渊源，倡明孔孟程朱之道学，辟浮图（按即佛）百代之狂诱，开三韩千古之迷惑。斥异端息邪学，明天理以正人心。吾东方真儒一人而已。③
  郑道传的思想集中代表了李朝初期统治阶层的意志和愿望。
  权近（1352—1409年），字可远，号阳村，曾任成均馆大司成、礼仪判书等。他是高丽朝朱子学家权溥之曾孙。他在高丽朝末期，受李穑的影响较多，政治态度比较温和。进入李朝，他转向郑道传的思想，排佛和主张政治改革，是李朝初期朱子学思想的代表者。他的著作《五经浅见录》，是继权溥倡议出版的朱熹《四书集注》之后，用朱子学观点解释儒家经典的重要著作。他还著有《入学图说》，是韩国最早的朱子学入门书。是书以周敦颐《太极图说》为蓝本，参考朱熹《中庸章句》而绘图，并引用先贤语录予以说明，其主旨是宣扬天人心性合一的思想，对权采的《作圣图》及其《作圣图说》、郑之云（1500—1561年）的《天命图》有深刻的影响。此外，权近还著有《四书五经口诀》，可惜没有留下来。
  权近的主要朱子学观点反映在其对郑道传《心气理篇》所作的解释里。其中有曰：
  人之生也，受天地之理以为性；而其所以成形者，气也。合理与气，能神明者，心也。其心之灵，管乎事物之理；其气之大，塞乎天地之间。皆以义理为之主，而心气每听命焉耳。此儒者之道，具于人伦日用之常，行于天下万世而无弊。①
  权近认为，“宋兴，程朱之书出，然后道学复明。人知吾道之大，异端之非，开示后学，昭晰万世，吁盛矣哉！”②权近又在其《入学图说》中说：“四端，理之源，发于性，纯善；七情，气之源，发于心，有善有恶。”③权近的这些观点，是后来李退溪心学和四端七情说的开端。权近还提出天人相类相通的观点。他说：
  盖天地万物，本同一体。故人之心正，则天地之心亦正；人之气顺，则天地之气亦顺。是以天地之有灾祥，良田人事之有得失也。人事得，则灾祥顺其常；人事失，则灾祥反其正。④
  这种观点，是把中国汉代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论柔合在理学的天人合一论之中。
  李朝在经历了其初期的经济繁荣和文化兴盛之后，逐渐暴露出其社会矛盾。就其上层社会来说，主要表现在新兴力量（士林派）反对和限制保守势力（勋旧派）的斗争。同时，在哲学上也出现主气和主理的不同派别。前者有金时习、徐敬德等人，后者则有赵光祖、李彦迪等人。
  金时习（1435—1493年），字悦卿，号梅月堂、东峰等，汉城人。他反对占主导地位的朱子学“理在气先”的观点，提出宇宙是由气构成的气一元论。他认为，充满宇宙的是物质性的气，在宇宙构成上没有与气相类似的其他的物质存在。他说：
  盈天地之间者皆气也。竖言则日月之往来，星辰之运行，寒暑之相推，阴阳之相代，消息盈虚生旺休因皆气也；横言则川岳渎之融结，风雨霜露之施行，草木之荣瘁，人物之动息，圣贤愚迷之群，分清浊粹驳之不齐，皆气之寓于两间也。⑤
  在金时习看来，自然界天地万物，都是气的体现，气无所不在和无所不包，人也
  是由气构成的。他对“理”作了物质性的解释，提出“事中有理，理上有事”的命题，认为“理”是事物现象的属性、条理、规律。①
  徐敬德（1489—1546年），字可久，号花潭，松都（今开城）人，略早于李退溪。他提出的气一元论是属于朱熹、黄榦（1152—1221年）朱子学思想体系中气本论倾向的继承和发展，从不同方面影响了李退溪的思想。他著有《鬼神死生论》、《太虚说》、《原理气》等。据记载：
  尝问花潭之学，先生（按李退溪）曰：“观其议论，气则精到无余，而于理则无甚透彻，主气太过，或识气为理。然吾东方前此未有论著至此者，发明理气始有此人耳。但言语之际，自负太过，恐其所得未深也。”②
  徐敬德认为，“万物为气，无始无终，不生不灭，恒久不变。宇宙现象的变化生灭，是一元气的聚散”。徐敬德对这一物质不灭论的论述是十分深刻的。在他看来，气是万物之本，气充满于宇宙空间。“气之湛一清虚者，弥漫无外之虚，聚之大者为天地，聚之小者为万物。”可见，徐敬德对气的表述十分明确。而其对理的表述则含糊其辞，如谓，“理者，气之宰也。所谓宰，非自外来而宰之，指其气之用事。能不失所以然之正者而谓之宰。理不先于气，气无始，理固无始。若曰理先于气，则是气有始矣。”③以徐敬德为代表的气一元论，是李退溪之前朝鲜性理学中独占一方的大学派。
  赵光祖（1482—1519年），字孝直，号静庵，汉城人，历任成均馆典籍、司谏院左正言、副提学、大司宪等，是士林派中的领袖人物。李退溪谓其“天资异甚，绝出等夷。师金宏弼，笃信好学，志在明道，学淑人心，以率一世”。④他用朱子学为理论武器，把勋旧派贬斥为“小人辈”，主张实现王道政治。他不顾自己的安危，迎着勋旧派的报复，投身改革，并在朝廷中一时占有优势，结果以叛逆罪被诬陷残害，死时年仅38岁。在赵光祖短暂的一生中，其哲学思想极为丰富，著作很多，后辑为《静庵文集》。
  赵光祖是朱熹理一元论的坚定拥护者。他说：
  理不为气所动。……理为主，而气为理之所使，则可矣。⑤
  又说：理不挂于虚无兮，赋象形而未渝。羌鼓嘘而茁萌兮，涣生意之愉愉。纷万物之林林兮，各随时而形成。岂天道之有归兮，物逐性于冥冥。兹天心之靡改兮，固自然之生生。①
  赵光祖认为，理是世界的主宰，是产生万物的本体，而气是理的派生物。他把理看成是既能生万物，又能统辖万物，是一种“绝对观念”。“生生”是儒家思想的最基本观念。当代新儒家把儒家思想概括为“生生”和“仁”。②赵光祖还提出“性即理”，主张“天人一体”。他说：
  夫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只有仁、义、礼、智之德。天理岂有恶哉？但为气禀所拘，故乃有差焉。姑息懦弱仁之差也，暴虐厉猛义之差也，谄谀过恭礼之差也，奸谲诡诈智之差也。理惟微而气易乘，故善人常少而不善人常多。③
  他认为，人生具有仁、义、礼、智四德，由于气禀的压抑而难以发挥其本性；人往往更多地受制于气质之性，所以善人少而恶人多。因此，人人都必须进行道德修养。强调后天的道德伦理教育是东方文化的思想传统。
  李彦迪（1491—1553年），字复古，号晦斋，庆州人，历任兵曹正郎、成均馆司成、弘文馆副校理、刑曹判书等。后遭权臣尹元衡的忌恨而流谪江界（平安北道），他即专门著述立说，著有《求仁录》、《大学章句补遗续》等，被李退溪称为学问“东方第一”，成为著名的朱子学家。据李退溪门人记载：“李晦斋先生深于性理学，穷格践履，而臻其工。迨其晚年，学益高，德益劭，人益信之。先生尝评晦斋学问‘东方第一’”。④李彦迪坚守朱子学的“无极而太极”的本体论。他说：
  夫所谓太极者，乃斯道之本体，万化之领要，而子思所谓天命之性者也。盖其冲漠无朕之中，万象森然已具，天之所以覆，地之所以载，日月之所以照，鬼神之所以幽，风雷之所以变，江河之所以流，性命之所以正，伦理之所以著，本末上下贯乎一理，无非实然而不可易者也。⑤
  在李彦迪看来，太极是先于和统辖天地万物的，是天地万物的本体。他完全遵循着朱熹关于太极则理、性则理、理一分殊的观点。他还指出，儒家的太极、理是与佛、道所说的寂空、虚无根本不同的。李退溪评之曰：
  先生在谪所作《大学章句补遗续》、《或问求仁录》，又修《中庸九经衍义》，《衍义》未及成书，而用力尤深。此三书者，可以见先生之学。而其精诣之见，独特之妙，最在于与曹志机汉辅论无极太极书四五篇也。其书之言，闻吾道之本源，辟异端之邪说，贯精微彻上下，粹然一出于正。深玩其义，莫非有宋诸儒之绪余，而其得于考亭（按朱熹）者为尤多也。……先生无授受之处，而自奋于斯学，暗然日章而德符于行，炳然笔出而言垂于后者，求之东方，殆鲜有其伦矣。①
  李退溪把李彦迪和金宏弼、赵光祖、郑汝昌推为朝鲜理学“四贤”。②
  以上所叙述的是李退溪之前韩国朱子学的传播和发展情况。李朝宣祖（1568—1608年在位）元年（1568年）元月，在李朝远接使向宣祖的上疏中，特别讲述中国明朝副使王玺问他：“汝国乃文献之邦，能文者固多矣，学术如程、朱者有之乎？”远接使在回答中说：“前则如郑梦周、权近，后则如赵光祖、李彦迪，即其人也。其余亦多，而俺未能尽记其姓名。”在这里，以郑梦周、权近、赵光祖、李彦迪四人为代表说明李退溪之前的韩国朱子学情况。当时，远接使还对宣祖说：“观此副使言端，似是留意于学问。前代我朝著述，宜十分精择，缮写成册以给事。”③他建议要加强韩国朱子学著述的整理和研究。李退溪在讲到韩国早期朱子学的发展时说：
  逮于丽末，程朱之书稍稍东来，故如禹倬、郑梦周之徒，得以参究性理之说。至于国朝（指李朝）获蒙皇朝（指中国明朝）颁赐《四书五经大全》、《性理大全》等书，国朝设科取士，又以通“四书”，“五经”者得与其选，由是士之诵习，无非孔孟程朱之言。④
  李退溪认为，由此又出现诸如金宏弼、郑汝昌、赵光祖、李彦迪、徐敬德等这样“超然独见、慨然发愤而从事于圣贤之学”⑤的朱子学家。
  在上述丽末到朝初朱子学家中，郑梦周最具有代表性，是个里程碑，所以被尊为“东方理学之宗”。⑥这就是说，郑梦周在韩国朱子学传入和发展的这段历史中，起了继往开来的作用。对于其“继往”，韩国李朝宋时烈在《圃隐先生集重刊序》中说：
  惟我东方，表为大国，上世盖贸贸而夷也。自殷师以《洪范》之道来说八教，而三纲明九畴叙矣。其后数千载，而我圃隐先生，挺生丽季，尽忠所事，毕命改社。其扶伦立彝之功，固足以轩天地曜日月。……惟其远承殷师之道，近守晦翁之法，以启我朝文明之盛。①
  这里说明了郑梦周远承中国远古殷师之道，是东方文化大传统发展中在东方的一个重大环节。把殷师箕子看成是韩国儒学的渊源，这就把韩国儒学纳入东方文化的大道统中。对于郑梦周的“开来”，李朝成均馆儒生朴础等在疏中说：
  光祖之学之正，其所传者有自来矣。自少受业于金宏弼，宏弼学于金宗直，金宗直之学传于其父司艺臣叔滋，叔滋之学传于高丽臣吉再，再之学得于郑梦周之门。梦周之学实为吾东之祖，则其学问之渊源类此。②
  这就说明了从郑梦周到赵光祖丽至朝之间儒学之学统，也就是道统。吉再（1359—1419年）也是权近的弟子。这里讲的传授系统是：郑梦周—吉再—叔滋—金宗直—金宏弼—赵光祖等。
  从丽末到朝初，朱子学在韩国经历了二三个世纪的传播和发展，上述诸学者从不同方面对朱子学进行了论述和发挥。他们的任务是介绍、阐述中国朱子学，用朱子学为改革、反对守旧派提供理论根据，为改朝换代、为新王朝制定内外政策重整社会秩序加强中央集权服务。而到了李退溪生活的时代，从朱子学理论思维本身的发展趋势来说，需要对以往的朱子学的观点进行综合，使中国朱子学韩国化，创立韩国朱子学思想体系，从而把它推向完整的成熟形态。这就是说，韩国朱子学既往的思想成果呼唤着新的集大成思想体系的出现。特别是，在李退溪时代，其国内外的条件也要求把韩国朱子学推向完整的成熟形态。当时国内政治上的要求是，用朱子学指导统治阶层内部的竞争，为王朝的安定和发展提供理论武器。当时朱子学已是东方文化的表征，它在中国大陆正遭受着王阳明心学派的挫抑，需要到儒家文化圈内的其他东方国家继续生存和发展。于是，这个任务就落在李朝和李退溪身上了。李退溪集当时韩国朱子学之大成，把作为东方文化表征的朱子学推向更加完整的成熟形态，并为朱子学的进一步发展开辟了道路，成为朱熹之后朱子学的最大代表者。
  李退溪的思想一般称为退溪学。我们可以这样说，在李退溪之前的韩国朱子学家是退溪学的先驱者，他们为退溪学的形成创造了条件；在李退溪之后的韩国朱子学家，以及日本、中国某些朱子学者，应该认为是退溪学的继续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