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一）现代日本朱子学的特点和两个研究中心
  所谓现代日本朱子学，是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学者研究朱子学的情况。对于这个时期日本朱子学研究的特点，日本岛田虔次在《战后日本宋明理学研究的概况》中有所概括。他说：
  战败后，随着社会状况的激变，学界的情况也大有改变。在继续历来的哲学意味的研究之外，作为新的倾向，可以说还有所谓思想史，或者叫做社会的思想史。这是超越儒教、佛教的区别，探求时代的意识——思想的一种见解。①
  这就是说，现代日本学者是把朱子学放在整个思想史的大局中去考察，打破了过去那种孤立研究朱子学的正统方法，根据实际资料来叙述朱子学的形成过程及其内部的逻辑构造。日本吉田公平、市来津由彦在《日本宋明理学研究情况概述》中说：
  回顾四十年来的宋明学研究，可以看到：第一个特色是岛田虔次的著作（按指《中国近代思维的挫折》，筑摩书店1949年出版）所提出“近代思维”的概念，对研究界引起的很大的反响，即从政治、社会、思想史的角度来综合掌握的尝试，将是今后宋学研究的重大课题。这是因为，以资本主义萌芽论证为代表的社会经济史研究的进展，给予了很大的刺激。但是，尽管如此，一方面掀起激烈的论争，另一方面也进一步扩大了视野。进行明代思想的研究，也可以说是岛田的一大功绩吧。第二个特色是楠本正继及其学派进行了活跃的工作。在哲学研究上楠本及其学派取得了有意义的研究成果，事实强有力地证明了本性的理解是至关重要的。第三个特色是现在打破了以前的“明学即阳明学”的框框，明代思想的研究领域扩大到佛教、道教、基督教，而且在研究中打破“教”学的框框，开始研究零星的思想家，出现了证实明代思想丰富性的研究。第四个特色是宋明理学的本身，已经作为伟大的文化遗产，成为历史研究的对象，再也不是过去那样作为实践伦理而起作用了。研究者本身对宋明理学的态度，也随之而改变了。②
  岛田虔次（1917—年）是日本京都大学教授，著名的中国哲学专家，其著作还有《朱子学与阳明学》等数种。楠本正继及其学派，下面还将论及。在战后40多年中，由于日本朱子学界研究领域的扩大和具有了新的特点，学术空气十分活跃，涌现出了大批朱子学家，其研究成果十分丰富。
  现代日本朱子学有两个发源地，或者叫做两个研究中心。一是东京大学。由宇野哲人教导和影响而成长起来的知名者有宇野精一（1910—年）、山井涌（1920—1999年）、宇野茂彦（1944—年）等，他们围绕着“朱子的综合研究”（此项目文部省科研费拨款100万日元）等课题进行撰述。日本岛由虔次在《战后日本宋明理学研究的概况》中说：
  明治以后，欧洲的学问成了日本学问和教育的主流。在这种背景下，中国研究、中国思想史研究的领域逐渐形成了三个流派。一、以东京大学为中心的所谓“汉学”、“支那哲学”学派。……宋学的研究，主要是由这一派进行的。此派以宇野哲人（1875—1974年）为代表。……宇野的《支那哲学史——近世儒学》1954年出版。宇野是东京“汉学”派宋明学研究的带头人，他给该学派提供了叙述宋明理学研究的一个模式。①
  二是九州大学。日本冈田武彦说：
  日本近年来对朱子学、阳明学的研究，起于九州大学。这是由于九州大学教授初代楠本正继先生，在宋明学研究方面确立了划时代的方法论；九州大学拥有最为丰富的有关宋明学的资料及众多方面的研究专家。近年来，无论是中国还是日本，以往的宋明学研究是由于受西洋学的影响更加科学、系统化了，还是仅仅停留在与西洋学的外观上的比较，而与内在理解上、使之形成学问体系上，都还有所欠缺。楠本正继先生出色地解决了这个问题。我想，原因之一是由于先生年轻时研究过德国哲学，因而继承家学，克服了其影响。楠本先生的祖父及其弟以对幕末维新的深刻体验为基础，作为朱子学，是当时首屈一指的大家。……楠本先生继承了这种家学的精神，将研究的锋芒指向新儒学。因此，较之其他日本的研究家确有不同的研究方法。鄙人是楠本门下，不过是继承了其学风之一端。……较多地吸收了对朱子学有深刻体会的日本山崎闇斋系统的学说，吸收了以明末的体会为主的新朱子学、新阳明学而成为幕末维新的阳明学者、朱子学者的学说。这一点，以往在中国和日本都忽视了。这也是搜集资料困难的一个原因。①
  所谓“继承家学”，是指楠本正继（1896—1963年）出生于以日本朱子学山崎闇斋派为家学的家庭，其祖父楠本端山（1832—1916年）、叔父楠本硕水也是著名的朱子学家，被称为“儒学双杰”。他们一脉相承形成的所谓家学，是指中国儒学在日本演化而形成的体认方法。楠本正继著有《朱晦庵的事业》（评论社1940年版）、《宋明时代儒学思想的研究》（千叶广池学园出版部1962年版）、《九州儒学思想的研究》（九州大学出版会1957年版）等。《宋明时代儒学思想的研究》是宋明理学通史性的著作，被称为战后日本的宋明理学研究的最高著作之一，1963年荣获朝日新闻社文化奖。是书学术精炼，论据坚固，深具体会，多有指摘，有独到见解。上引冈田武彦所说的楠本正继关于宋明学研究的划时代的方法论，有两个方面，一是指“受西洋学说的影响更加科学、系统化的方法”；一是指“吸取了以明末体会为主的新朱子学而成为幕末维新的朱子学者的学风”。对此，冈田武彦有所解释。他说：
  楠本先生是用西洋哲学来探讨学问体系，以家学来摄取精神。结果，他成为明治以后最引人注目的中国思想家，蕴有体认（而且是深潜缜密的体认）的家学，是暗暗地在楠本先生的书中表现着的。在日本看出这一点的人是很少的。②
  楠本正继用西方哲学方法研究儒学，从中摄取精神，打破了当时用分析的方法即实证主义方法研究中国儒学的风气，在日本开创了以东方精神来研究中国哲学的先河。楠本正继门下人才辈出，著名者有冈田武彦（1908—2001年）、荒木见悟（1917—年）、佐藤仁（1927—年）、福田殖等。
  （二）现代日本朱子学的学术内容
  现代日本朱子学的学术内容，主要有下列几个方面。
  首先是对中国朱子学的研究。根据日本吉田公平、市来津由彦在《日本宋明理学研究情况概述》的综合介绍：今井宇三郎的《宋代易学的研究》（1958年），论述了朱熹把北宋刘牧的象数易、邵雍的先天易和周敦颐的太极图等三个易学集其大成的经纬；友枝龙太郎的《朱子的思想形成》（1969年），探讨了朱熹40多岁时提出的中和说对其仁、太极、鬼神、格物等说的形成的影响；后藤俊瑞的《朱子的伦理思想》（1969年），对朱熹的实践论按照西方伦理学的方法进行思考论述；三浦国雄的《朱子》（1979年）、佐藤仁的《朱子》（1986年）记述了朱熹的生平事迹和朝鲜化儒学史；山田庆儿的《朱熹的自然学》（1978年），通过分析整理《朱子语类》的片断记述，从宇宙论、天文学、气象学等方面重新阐述朱熹气的自然学；田中兼二的《朱门弟子师事年考》（1975年），详细地考证了《朱子语类》里所出现的门人师事的年代；吉田幸次郎、三浦国雄的《朱子集》（1976年），对朱熹论著进行了语言注释；三浦国雄的《朱子与呼吸》（1982年）、《气数与事势》（1984年），吾妻重二的《关于朱熹〈周易参同契考〉》（1984年），末来恭彦的《〈阴符经考异〉的思想》（1984年），都是从道教及其气的方面来研究朱熹；荒木见悟的《佛教与儒学》（1965年），柳田圣山的《佛教与朱子的周围》（1976年），研究了朱熹和佛教的关系，以及朱熹关于大慧禅是什么的问题；佐藤仁的《朱熹与陆游》（1976年），冈本不二明的《语言与身体——朱熹的文学论》（1979年），小南一郎的《朱熹〈楚辞集注〉考》（1981年），论述了朱熹的文学观；佐野公治的《朱子经书的构造——四书学的成立》（1984年）、《关于朱子以后〈大学〉观的变迁——四书史概观》（1986年），认为朱熹的四书学是通过四书观、注释方法建立起完整的解释学体系；上山春平的《朱子的〈家礼〉》（1982年）、《仪礼经传通解》（1982年），三根三方的《朱子礼学的先驱——北宋道学系统礼学的诸论考》，研究了朱熹的礼学；石田肇的《唐仲友觉书（备忘录）》（1975年），衣穿强的《朱熹与唐仲友》（1980年），是对朱熹生前事迹的专题研究；冈田武彦的《宋明哲学的本质》（1985年），是程朱理学通论性的最新著作。①此外，他们对南宋福建理学的其他派别也有较广泛深入的研究。例如，近藤一成的《道学派的形成和福建》（1980年），从史学角度对理学道统中福建籍学者的经济思想进行了分析；土田健次郎的《陈襄的思想》（1988年）、《杨时的立场》（1981年），荒木见悟的《杨时小论》（1981年）、《关于宋儒陈瓘》（1984年），冈田武彦的《胡五峰论》（1966年），佐藤仁的李侗、刘子翚、朱松等朱熹父师的文章，探讨了闽学与福建早期理学的关系。池田知久发挖南宋末年象数闽学派学者林希逸的《庄子鬳斋口义》，得出在日本室町时代至江户时代（1603—1867年）初期，“帮助程朱理学在日本扎根的就是林希逸的《口义》”。②岛田虔次的《朱子学与阳明学》（1987年），吉田公平的《关于王阳明＜朱子晚年定论＞》（1982年）、《＜朱子晚年定论的继承＞之继承》、《性善说与无善无恶说》，高桥进的《朱熹王阳明——物、心与理的比较思想论》（1977年）等，对朱子学与阳明学的关系作了论述。山下龙二的《罗钦顺和气的哲学》、山井涌的《明清时代气的思想》（1978年）、《清代的朱子学》等，对明清时代朱子学和气本论的关系进行了分析。
  对朱子学的具体范畴及范畴关系的探讨，上山春平的《朱子的人性论和礼论》涉及几个现代日本朱子学者的观点，值得引述。他说：
  颇为流行的一种说法是：朱子理论体系的基本概念“理”和“气”，相当于亚里士多德的“形式”和“质料”这一对概念。这一提法曾为理解朱子学体系的构造作过不少贡献。但是，最近约翰·尼登在题为《中国的科学文明》（《思想史》第2卷，1956年）中提出了对这一提法的重大的反对意见；在此以前，还有安田二郎在《中国近世思想研究》（1948年）中，也对此提出尖锐的批评；上述两者的见解得到了岛田虔次先生（《朱子学和阳明学》）和山田庆儿先生（《东方学报》第37册《朱子的宇宙论》，1966年）等的支持。安田对“气”的理解，采取了如加鲁的观点，即把它看作“瓦斯或空气状态的物质”；对“理”的理解，提出了作为“意思”来掌握的独立的见解。尼登认为，“气是以能量和物质互相转化为前提的一种物质——即能源”；理是组织或者“组织的原理”。岛田先生大体上同意安田的学说。批判地继承了安田学说的山田先生，对朱子的宇宙论的研究，着重从“气”的角度来进行。目前他的见解接近尼登的见解。我基本上同意尼登和山田先生的下列观点，即要从要素论和全体论、机械论和有机体论、分析主义和直观主义这样相对的方向去掌握朱子学的哲学思想。以图来表示。①这里上山春平的朱熹思想体系构成图，把朱子学的范畴体系清晰地表示出来。对此，日本友枝龙太郎在《朱子学之基本特征》中也有深刻的说明。他提出朱熹的范畴“皆两者对待依赖而不可废一。即是不一不二、不离不杂之辩证论。其中理气论，非理生气之生成论。理与气，若论其生，则是俱生；但论其价值，则理优先于气”。①日本冈田武彦在《朱子学是门活学问》中说：
  它的某些思想与西洋的科学领域是相通的。这是众所周知的。所不同的是，朱子学的哲学体系是建立在以人伦这一重视人的价值之基础上的。②
  冈田武彦是享有国际声誉的朱子学家，他对朱子学有极其深入的研究和体认，上引他对朱子学思想的实质和特色的见解，是很值得重视的。
  其次是对日本朱子学和韩国退溪学的研究。前者有阿部吉雄（1905—1978年）的《日本朱子学与朝鲜》（东京大学出版社1975年版）、《朝鲜的朱子学与中国的朱子学》（明德出版社1977年版）、冈田武彦的《山崎闇斋》（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87年版）、牛尾弘孝的《山崎闇斋派的朱子学——日本的思考》（1987年12月初厦门朱子学国际学术会议论文）等，后者有高桥进的《李退溪和敬的哲学》（东洋书院1985年版）、友枝龙太郎的《李退溪的生平和思想》（韩国退溪学研究院1985年版）、《李退溪哲学之历史位置》（《第八届退溪学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东洋书院1986年版）等，两者都论到中、日、韩三国朱子学的相互促进和影响。
  （三）现代日本朱子学注重研究范畴的扩大和新资料的发掘
  日本朱子学迄今已有五六百年的历史。因此，他们对朱熹及其主要后继者的思想研究已经比较深入，成果较多。到了现代，日本学者注重朱子学研究范围的扩大和新资料的发掘。1986年3月，以日本著名朱子学家、日中学会理事长山井涌为团长的“朱熹遗址调查研究访中团”一行10人，访问了朱熹所到之处的遗址，并与中国有关朱子学者进行座谈。近几年来，日本著名朱子学家芦田孝昭、三浦国雄、市来津由彦、士田健次郎、吾妻重二等数10人来中国访问朱熹遗址，搜集朱熹和其他朱子学者的事迹，高令印等参与了上述日本学者的活动。
  在朱熹著述的整理和考辨方面，1973年日本中文出版社出版的《朱子语类大全》是很值得注意的。冈田武彦为该书写的前言《朱子语类的成立及其版本》，是近年日本朱子学者研究《朱子语类》的综合成果。还有佐藤仁的《朱子语类词句索引》、《朱子语类人名地名书名索引》（采华书林出版社1975年版）。友枝龙太郎的《朱子的思想形成》附录《朱子语类的成立》、《关于朱子语录类要》等，是对《朱子语类》书志的研究（《日本中国学会报》第15期，1963年）。藤本幸夫的《朝鲜版＜朱子语类＞考》（《富山大学人文学部记要》五，1982年版），搜集整理了日本国内外的《朱子语类》朝鲜版本，反映出了对《朱子语类》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在朱熹论著方面，有复斋俊瑞的《朱子四书集注索引》《朱子四书或问索引》（两书先后由广岛大学中国哲学研究室于1954—1955年版）《诗集传事类索引》（武库川女子大学中国文化研究室1960年版）、大槻信良的《四书集注典据考》（中文出版社1976年版）、东京大学朱子研究社编《朱子文集固有名词索引》（东丰书店1980年版）、佐藤仁的《朱子文集人名索引》（中文出版社1977年版）等。
  现代日本朱子学最引人注目的成果是以九州大学为中心出版的《朱子学大系》。这是一套很大规模的丛书，其主编是诸桥辙次（1883—？年）、安冈正笃、冈田武彦等，著名的现代日本朱子学家几乎都参加了编辑和撰稿。1974年开始出版。全书共十五卷：第一卷是《朱子学总论》，第二、三卷是《朱子的先驱》；第四至九卷是《朱子的主要著作》（四、五卷为《朱子文集》，六卷为《朱子语类》，七、八卷为《四书集注》，九卷为《近思录》），第十、十一卷是《朱子的后继》，第十二、十三卷是《日本的朱子学》，第十四卷是《朱子学者书简》，第十五卷是《年志、图表、文献目录》等。现代日本朱子学在资料搜集和整理上做出了贡献，致使西方学者研究朱子学大都依赖日本资料，反而不太注重中国原始文献。
  应该指出的是，现代日本朱子学虽然图书易得、资料齐全，但是在研究深度上有的并不一定比中国强。今人陈荣捷说：
  即以注释《近思录》而论，日本注释、讲述、翻译不下百余种。以言引朱，总不若江永（按1661—1762年，著《近思录注》十四卷）之精。名物、掌故与校对，远不及茅星来（按1678—1748年，著《近思录集注》十四卷）；而诠释意义，则更在张伯行（按1651—1725年，著《近思录集解》十四卷、《续近思录》十卷）、施璜（按其在世之1705年刊刻所著《五子近思录发明》十四卷）之下。惟佐藤一齐（按名坦，1772—1859年）之《近思录栏外书》参考其详，新见颇多。而宇都宫遁庵（按名由的，1634—1710年）之《鳌头近思录》之引语探源，最为特色。总之，各有所长，正可互相借镜。①
  陈荣捷是站在国际朱子学界的高度加以评价的，甚为确当。现代日本朱子学享有国际声誉。1987年，联邦德国学者余蓓荷把日本岛田虔次的《朱子学与阳明学》译成德文。1974年6月，美国学联会在著名的朱子学家狄培瑞的主持下，举行了国际实学会议，专门讨论了日本朱子学诸派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