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内容
第一节 朱熹的生平和思想
一 生平事迹
朱熹（1130—1200年），字元晦、仲晦，号晦庵、晦翁，别号紫阳、考亭等，建宁府建阳县（今福建省建阳市）人。高宗绍兴二十一年（1151年）登进士第。历任泉州府同安县主簿、知南康军、提举浙东常平茶盐公事、知漳州、知潭州、焕章阁待制兼侍讲等。著有《四书集注》、《周易本义》、《诗集传》等，结辑为《朱子文集》、《朱子语类》、《朱子全书》等。卒后谥曰文，追封徽国公。南宋理宗淳祐元年（1241年）从祀孔庙，清圣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升十哲之一。集宋代以至整个传统文化之大成，是中国古代社会后期正宗思想的首要代表者。
（一）在尤溪、安海和建瓯
朱熹的祖籍是徽州（今安徽歙县）婺源（今属江西）。朱熹的父亲朱松（1096—1143年），字韦斋，官至左承议郎、守尚书吏部员外郎兼史馆校勘。朱松在北宋徽宗宣和五年（1123年）八月来福建，任建州（府治在今建瓯）政和县尉，南宋高宗建炎二年（1128年）三月更调南剑州（府治在今南平）尤溪县尉，七月到任，建炎三年（1129年）五月任满后，闲居在尤溪的朋友郑安道（字义斋）家里。建炎四年九月十五日（1130年11月2日）正午，朱熹出生于尤溪郑安道家里。这时，朱松因“忤和议于朝”，遭秦桧攻击，被贬为权监泉州石井镇（今晋江安海镇）。高宗绍兴二年（1132年）夏到任，至绍兴四年（1134年）秋，朱熹等家人随之。①
由上可见，在朱熹出生前后，朱松在政治上是不得志的，在生活上是不安定的。这在朱熹的幼小心灵中是不会没有痕迹的。朱熹在8岁时，即高宗绍兴七年（1137年），跟父朱松由尤溪迁居到建瓯。建瓯至今还遗存有700多年前的朱熹坐沙画卦处遗址。据载，“画卦亭，在城南环溪精舍前。文公《年谱》云：8岁时尝坐沙上画八卦。今书院久废，沙上尚有片碣，大书朱文公坐沙画卦处”。①
朱松是激进的抗金派，以不附秦桧为当时人所推崇。在朱家迁至建瓯的第二年，即绍兴八年（1138年），朱松被朝廷任命为尚书度支员外郎兼史馆校勘，应在首都临安（今杭州）任职。但是，秦桧却要把他赶出来。其年谱曰：
秦丞相桧始专政事，遂决屈己和戎之议矣。公在史院，亟与同舍凌公景夏、常公明、范公如圭等，和辞抗言和不可从。然而国事已定，言无所入。由是公之求去愈力，而桧之怒公愈甚。遂使言者，论公独怀异自贤，阳为辞逊。为罪，而出使外郡。②
“出使外郡”，即转承议郎出使饶州（今江西上饶）。朱松不去就任，请祠，得主管台州崇道观。祠职，是为佚老优贤而虚设，有禄无事，居地自便。此实为罢官闲居。
朱松在罢官闲居期间，仍关心国家大事，经常为朱熹讲述古今爱国故事，对朱熹进行抗金教育。这对朱熹的思想发展具有深刻的影响。
（二）受学二刘胡
南宋高宗绍兴十三年（1143年）三月，朱松病死于建瓯，年47岁。朱熹时年14岁。朱松临死托孤于崇安五夫里的刘子羽。据记载：
吏部侍郎韦斋朱松，疾病在家，托公筑室于舍傍，名曰紫阳楼。教其子熹，卒以道义成立，是为晦庵先生。③
20世纪末，五夫里朱熹紫阳楼遗址尚存后人修建的墙基、庭院和池塘；近年完全修复，壮丽可观。刘子羽（1097—1146年），字彦修。官至右朝议大夫、徽猷阁待制，历任封疆大吏。朱熹为刘子羽撰并书了《少府刘公神道碑》。刘子羽一生大部分时间离开崇安五夫里，在朝廷从事政治和军事活动，在学术上没有高名，而且在朱熹16岁时（即朱熹迁居五夫里后的第二年）就死了，朱熹在学业上受其教益很少。因此，有人把刘子羽说成是朱熹的受业老师，是不确切的。刘子羽只能算是“收养”朱熹者。
朱松在临死时，把朱熹的学业托嘱于刘子翚等三人。朱熹在《朱公行状》中说：
晚既属疾，自知必不起，而处之泰然，略无忧惧之色。手书告诀所善胡公宪原仲、刘公勉之致中、刘公子翚彦冲，属以其子，而顾谓熹往受学焉。①
朱受学于二刘胡，最先受学的是刘勉之。在二刘胡中，刘勉之（1089—1049年）最为年长，在当时是其学术上的领袖。朱熹从15岁至19岁受其学5年。刘勉之无子，爱朱熹如己子，三年即“以女妻之”。②刘勉之特别对朱熹加以培养，是理所当然的。朱熹哲学思想的形成，应该是从受学于刘勉之开始。
对朱熹思想影响最大的是刘子翚。刘子翚（生卒年不详），字屏山。他隐居武夷山研究学问达17年之久。刘子翚死时朱熹17岁。朱熹从15至17岁的两三年中，在受学于刘勉之的同时，经常到武夷山跟刘子翚学习。朝夕于之侧、顿首受教。“屏山与朱子讲习武夷”③的地方是水濂洞。据现存水濂洞清圣祖康熙十八年（1679年）地方官的石刻记载：此处讲堂，“乃屏山先生讲习武夷所筑”、“时有朱文公侍”；有朱熹墨迹“百世如见”摩崖石刻。刘屏山好禅学，他在武夷山带着朱熹扣僧谈禅。据清人童能灵考证，朱熹的“禅学亦从病翁来”。④
二刘早死，朱熹受学胡原仲为最久。胡宪（1084—1162年），字原仲，学者称籍溪先生。从时间上讲朱熹受其学前后有18年之久。但是，这期间胡原仲在外做官多年，不在崇安，朱熹实际上受其学的时间不长。遍观朱熹论述，有关胡原仲的文字仅有《与籍溪胡先生》四书、《祭籍溪胡先生文》、《籍溪先生胡公行状》等数篇，而且讲到跟其学习的体会很少。其实，朱熹在24岁以后，已转向师事李侗，和胡原仲几乎没有关系了。朱熹在学业上跟胡原仲的关系，最多也只有四、五年的时间。二刘胡除治儒家思想外，都好佛教禅学，他们的思想对朱熹思想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综上所述，朱熹在24岁往见李侗之前，主要活动于崇安的五夫里和武夷山之间，受学于二刘胡。
（三）师事李侗
李侗（1093—1163年），字愿中，号延平，剑浦（即延平，今南平）人。李侗与朱松同是二程的再传弟子南剑州沙县罗从彦的学生。李侗是二程的三传弟子。文献资料一般记载，高宗绍兴二十三年（1153年），朱熹24岁，“夏将赴同安任，特往受学于延平李先生侗之门”。①朱熹是七月到达泉州同安县就任主簿之职的。崇安五夫里距南平有300公里，其间皆深山老林，当时往返一次是不容易的；从崇安五夫里到泉州同安，必须经过南平。因此，我们认为，所谓“将赴同安任，特往受学”，是朱熹在赴同安任途中路过南平拜见李侗的，即绍兴二十三年（1153年）夏六月底或七月初。
朱熹执父礼见李侗，首先向李侗介绍了他在二刘胡处所学之情况。李侗对朱熹过去所学之禅学作了批评。朱熹起初“心疑而不服。同安官余，以延平之言反复思之，始知不我欺矣”。②就朱熹受学李侗的过程，有比较详细的记载：
初见侗，即与论禅。侗正其误曰：“悬空理会，面前事却理会不得；道亦无元妙，只在日用间着实做功夫处领会，便自己见道。”教熹看圣贤言语。熹将圣贤书读了，渐渐有味，顿悟异学之失。乃返朴归约，就平实处为学，于道日进。侗喜之……云：“此人别无他事，一味潜心于此。初讲学时，颇为道理所缚，今渐能融释于日用处，一意下功夫。若与此渐熟，则体用合矣。此道理全在日用处。孰若静处有而动处无，所非矣。”戊寅春，熹见侗于延平。庚辰冬，又见侗于延平，寓舍旁西林院者阅月。壬午春，迎谒侗于建安，遂与俱归延平，复寓西林数月。问答论难，及往来书甚夥。熹之能承圣道，皆得于侗。③
总之，朱熹往南平见李侗有5次：一是上面讲到的癸酉夏，即高宗绍兴二十三年（1153年）六月底或七月初，朱熹赴同安主簿任路过南平特往见之，相处20天左右，是时朱熹24岁；二是戊寅春，即绍兴二十八年（1158年）一月，朱熹同安主簿任满回崇安途中，步行数百里再到南平见之，相处一个月左右，是时朱熹29岁；三是庚辰冬，即绍兴三十年（1160年）十月，再到南平见之，寓李侗宅旁之西林院，朝夕往来受教，阅数月而后去，正式拜李侗为师，是时朱熹31岁；四是壬午春，即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正月，朱熹到建州府治所之建安（今建瓯，当时李侗次子李信甫任建安主簿）见之，然后两人同归南平，又住西林院几月；五是癸未冬，这是最后一次。对李侗与朱熹最后这一次的活动有较详细的记载：
癸未，愿中子友直官信州，请养愿中，自建州如铅山，取道崇境。有五月二十三、六月十四、七月十三日与朱子书。时熹将赴召，问所宜者。愿中答以三纲不振、义利不分，王安石用事以来人多趋利不顾义，故主势孤。是年十月，愿中以闽帅汪应辰召，赴福州，卒。故熹为文祭告，有“安车署行，过我衡门，返旆相遭，谅秋已分。熹于此时，适有命召。问有宜言，反复教诏……何意斯言，而决终天”等语。①
“癸未”，即孝宗隆兴元年（1163年）。这里值得注意的是李侗“取道崇境”。据记载，李侗“十月游武夷，归赴福州”；这年三月，朝廷召朱熹赴首都临安，朱熹“辞，有旨趣行，冬十月至行在”。②可见，这年十月初朱熹和李侗在武夷山会面，李侗游武夷是由朱熹陪同的。朱、李在武夷山会面，主要是朱熹向李侗请教他到首都临安后应向皇帝讲些什么。李侗十月十五日死于福州汪应辰帅治，朱熹十一月六日在临安奏事垂拱殿，他们十月初都在武夷山。次年一月，朱熹专程到南平哭李侗。
朱熹和李侗交往前后10年，正式拜李侗为师是后5年。朱熹在《延平先生李公行状》中谓，“熹获从先生游，每一去而复来，则所闻必益超绝，盖其上达不已，日新如此”。③朱熹师事李侗，是其思想一个大转变的时期。关于朱熹这期间的思想转变，清人童能灵有概括的说明。他说：
朱子初好禅学，至此延平始教以从日用间做工夫，又教以只看圣贤之书，则其学亦一变矣。然有不能尽变者，如后此数年答人书驰心空妙之悔，是也。④
朱熹经过李侗的教导，认识到过去所学佛教禅学思想空言无实，即其以君臣父子为幻妄，此后便致力于儒家的所谓切实工夫。
（四）从政七年（6次）
关于朱熹做官的时间，一般都按朱熹门人黄榦在《朱子行状》中的“仕于外者仅九考”⑤的说法。现在，有人研究出朱熹做官14年。我们经过对有关朱熹文献资料的分析，认为他做官整整7年。弄清朱熹做官的时间，对分析其政治思想和哲学思想具有重要意义。
朱熹首次做官是任福建泉州同安县主簿。高宗绍兴十七年（1147年）秋，朱熹18岁，举建州乡贡，次年春考中进士。绍兴二十一年（1151年）春，朱熹22岁，铨试中等，授左迪功郎，被任命为泉州府同安县主簿。主簿之职，在南宋时是掌出纳官物，销注簿书。他到任是绍兴二十三年（1153年）七月，24岁。朱熹离任同安主簿之职的时间是绍兴二十六年（1156年）七月，朱熹在同安任主簿之职整整3年。朱熹任满后，从七月至次年一月离开同安，“奉檄走旁郡，因得并载其老幼，身送之东归”，回到崇安；“涉春而返”回同安后，他已不视簿事，并且搬出县府，住在陈氏家里。其《再至同安假民舍以居示诸生》诗谓，“晨兴吟诵余，体物随所安；杜门不复出，悠然得真欢”①，等待接替者。朱熹等到这年的“冬十月，代者卒不至，以四考满罢归”，最后离开同安。因此，说朱熹任同安县主簿四年，仅就其前后在同安的时间而言，实际上是不确切的。此外，从朱熹“官满，在郡中等批书，己遣行李”②的记载，因“郡中候批书”时“己遣行李”，可知他十月离开同安后即到泉州。朱熹又在泉州等了三个月，到次年正月才离开泉州回崇安。③这是朱熹第一次做官。
朱熹归自同安，弥乐道，其于仕进泊如，直至知江西南康（今星子）军，其间23年，他以养亲请祠。朱熹在任有禄无事、住地听便的祠职期间，主要是在崇安武夷山和五夫里以讲论为急，进行教育和著述活动。他这期间的政治活动，主要有：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八月，朱熹应诏赴首都临安（今杭州）上封事，即所谓壬午封事，提出朝廷的当务之急是讲学、定计和任贤。朱熹在首都临安至这年的十月归崇安。孝宗隆兴元年（1163年）十一月，朱熹又应诏至首都临安奏事垂拱殿，即所谓癸未奏札，提出大学之道在于明理，国家之计需顺理而行，而明理必须举贤才和致知格物。隆兴元年十二月，朱熹被任命为武学博士（即军事顾问），他辞职不就，即请祠回至崇安。壬午封事和癸未奏札很能反映出朱熹30多岁时的政治和哲学观点。
孝宗淳熙五年（1178年），朱熹49岁，八月被朝廷任命为知江西南康军。朱熹是在淳熙六年（1179年）一月二十五日离开崇安，行至信州铅山俟命，寓止崇寿僧舍，陆子寿来访；三月三十日到任。淳熙八年（1181年）三月二十五日，离任东归，知南康军整整两年。这是朱熹第二次做官。朱熹在南康军任内主要是办荒政和重建白鹿洞书院等兴学授徒。在这两年中，充分地表现出了朱熹的行政才干，也可以从他的施政和讲学的主旨中看出其哲学思想。朱熹在谈到他在南康军的情况时说：
某为极口说《西铭》“民吾同胞物吾与也”一段。今人为秀才者便主张秀才，为武官者便主张武官，为弟子者便主张弟子。其所陷溺，一至于此。①
《西铭》是北宋哲学家张载的著作，其内容主要是讲“民胞物与”的泛爱的伦理思想。在朱熹看来，施政治国不能如“为秀才者便主张秀才”之类的就事论事，必须从人类万有都是天地所生，把全宇宙看作是一个大家族，从而说明每个人的道德义务，要爱一切人，如爱同胞手足一样。朱熹把这种世界观用于政治生活中，必然使他对人民的疾苦寄以同情。
淳熙八年（1181年）闰三月二十七日，朱熹离开南康军，但未就任新职提举江南西路常平茶盐公事，寻以女弟之讣，悲伤殊甚，宜不可以他适，遂罢前意。只走山南山北旬日，拜谒濂溪书堂而归，以四月十九日至家，回到崇安。
因朱熹在南康救荒有方，宰相王淮推荐他提举浙东常平茶盐公事。时浙东荐饥，上轸宸虑，遂拜命不敢辞，即日单车上道。朱熹于这年的八月中旬从武夷山赴任。但是，还未走到任所，到了十一月，朱熹即到首都临安奏事延和殿。共七札，是谓辛丑奏札。到了这年的十二月六日，朱熹才到浙东任职（治所在今浙江萧山）。朱熹因在浙东奏劾前知台州唐仲友不法，为唐之姻亲宰相王淮等所嫉，到了次年九月十二日，朱熹即离任回家，他在浙东任职仅九个月。②这是朱熹第三次做官。这时是1182年，朱熹53岁。
朱熹从浙东回崇安后，知道之难行，在家闲居5年，到了淳熙十五年（1188年），朱熹59岁，六月应召到首都临安入对，奏事延和殿，共五札，是谓戊申奏札。朱熹奏札之后，十月又应召到首都临安，十一月上疏，是谓戊申封事。不久朱熹即归崇安。次年十一月，朱熹被任命为知漳州。
朱熹于光宗绍熙元年（1190年，61岁）四月二十四日到漳州任职，次年三月复其秘阁修撰职，主管南京鸿庆宫，于四月二十九日离开漳州，在漳州任职整整1年。③这是朱熹第四次做官。据方志和有关文献记载，朱熹在漳州，僚属励志，节而不敢恣所欲。仕族奉绳检，而不敢于以私。胥徒易虑，而不敢行奸。豪猾敛纵，而不敢冒于法。平时习浮屠为传经礼塔朝岳之会者，皆为之屏息。平时附鬼为妖，迎游于街衢而掠抄于闾巷，亦皆相礼敛戢，不敢輙举。良家子女从空门者，各避精庐，或复人道之常。四境狗偷之民亦望风奔遁，改复生业。由此足见朱熹在漳州的治绩了。
朱熹离开漳州即回闽北。这时是1191年，朱熹62岁。朱熹原居崇安的五夫里和武夷山，这时他决定迁居建阳。
绍熙二年（1191年）九月，朱熹被朝廷任命为荆湖南路转运副使，次年十二月又被任命为知静江府广南西路经络安抚使，皆辞官不就。绍熙四年（1193年）十二月，朱熹被任命为知潭州（今湖南长沙）兼荆湖南路安抚副使。于绍熙五年（1194年）五月五日到任。这年的七月十一日，朱熹应召赴首都临安，行且辞，十月至临安任焕章阁待制兼侍讲。这样，朱熹在潭州任职仅二个月。这是朱熹第五次做官。朱熹在潭州主要做了两件大事：一是处理少数民族瑶族农民起义，用镇压、安抚、赈恤等办法把农民起义平息下去；二是办岳麓书院，讲学授徒。朱熹认为，当时湖南社会不安定的原因，是比年以来，师道陵夷，讲论废息，士气不振。因此，他想通过儒家思想的教育，来消除人民的反抗意识，使社会安定。
朱熹于绍熙五年（1194年）十月十一日任焕章阁待制兼侍讲。由于朱熹借向皇帝进讲的机会，多次进言干预朝政，如谓“左右或窃其柄”、“臣恐名为独断，而主威不免于下移，欲以求治而反不免于致乱，盖自隆兴以来已有此失”，①引起宁宗皇帝和执政韩侂胄的不满，于是在这年的闰十月二十一日被宁宗皇帝解除待制兼侍讲职务。朱熹在首都临安任宁宗皇帝侍讲兼待制总共46日，这是朱熹第六次做官。朱熹任侍讲按黄榦行状说是40日，实为46日。对此，余英时考证曰：
樵川樵叟《庆元党禁》云：“熹以十月辛卯入见，中间进讲者七，内引留身奏事者再，面对赐食各一，在朝辅四十有六日云。”……（朱熹）有《辞免待制改作说书状》（《文集》卷二三）可证，由于辞请最后未获批准，从朝廷方面说，朱熹任职从十月初五日便已算正式开始了。朱熹《谢谕笔与宫观状》云：“右臣今日二十一日伏准降到御笔赐臣：朕悯卿耆艾，方此隆冬，恐难立讲，已除卿宫观，可知悉。”（《文集》卷二三）据此，则他的焕章阁待制侍讲职位在闰十月二十一日正式解除，任期止于闰十月二十日。从十月初五日到闰十月二十日，恰恰是四十六日。①
朱熹在被解除职务的第三天，即闰十月二十三日辞谢，随之离开首都临安。十一月十三日，朱熹至玉山（今属江西）讲学于县学；二十二日回到建阳。
宁宗庆元二年（1196年），朱熹67岁，十二月以伪学罪首落职罢祠。至此，朱熹的政治生涯结束了。此后，是履薄临深谅无几，且将余日付残篇。到了庆元六年（1200年），朱熹71岁，十一月初九日病死于建阳考亭沧洲精舍，葬于建阳的唐石里（今黄坑）。
综上所述，朱熹任同安县主簿3年，知南康军2年，提举浙东常平茶盐公事9个月，知漳州1年，知潭州2个月，任焕章阁待制兼侍讲46日，累计方逾7年。从朱熹一生做官时间屈指可数，可知他不热衷于仕宦的态度了。
（五）奉祠21载（12次）
奉祠，就是管庙，原是为安置年老力衰或与朝廷意见不合的高级官僚的名义官职。此职由于它官无职守，有禄无事，住地听便，一些有志于圣学的士大夫愿任此职，以便获得俸禄，支持生活，专事学术研究和讲学教育活动。
获得祠官，原定“宰相、执政充使”，最低也得监司、郡守以上才有可能，而年龄一般在60岁以上，每届任期二三年。②这些规定，在王安石熙宁变法后放宽了。朱熹说：
自王介甫更新法，虑天下士大夫议论不合，欲一切弹击罢黜，又恐骇物伦，于是创为宫观祠禄，以待新法议论之人。然亦难得，惟监司、郡守以上，眷礼优渥者方得之；自郡守以下，则尽送部中与监当差遣。后来渐轻，今则又轻，皆可以得之矣。华州云台观、南京鸿庆宫，有神宗神像在，使人主管，犹有说。若武夷山冲祐观、临安府洞霄宫，知他主管个什么？③
因此，朱熹第一次获得祠官才29岁，仅是个县主簿。
祠官分为监、主管（或曰管勾）、提点、提举四级。有内外之别。京祠以前以宰相、现任使相充使，次充提举；余则为提点、主管，皆随官之高下处以外祠。内外祠之规定，王安石熙宁变法后也放宽了。
朱熹一生奉祠12次，累积21年10个月。
1．监潭州南岳庙 高宗绍兴二十八年（1158年）十二月至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五月，共3年5个月。
绍兴二十七年（1157年）十月，朱熹离任同安簿职回到崇安，便弥乐道，其于仕进泊如，但是贫不能待次，生活无法维持。朱熹在《申建宁府状一》中曰：
泉州同安县主簿到任四年，省罢归乡，偶以亲老食贫不能待次，遂乞岳庙差遣。①
朱熹于离同安任的次年十一月请祠，十二月得之。前监是庙者为监察御史，改授29岁的主簿朱熹，说明朝廷对其之重视。北宋五岳庙皆置祠官。东、西、北、中岳庙在北方，朱熹时皆在金朝统治区域之内，惟南岳庙在南宋。庙在湖南潭州（今长沙）衡山县西南之衡山。监南岳庙，为祠官中最低级者。
2．再监南岳庙 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六月至孝宗隆兴元年（1163年）十二月，共1年7个月。
绍兴三十二年，朱熹33岁。五月祠秩满，再请祠，六月十九日得再监潭州南岳庙。六月孝宗即位，诏求直言，朱熹于八月到首都临安应诏上封事，次年（即隆兴元年，1163年）十一月十二日被朝廷任命为武学博士，仍回崇安。祠秩未满，罢祠。朱熹在《与魏元履书》第一书中曰：
十二日，有旨除此官。非始望所及，幸甚幸甚。然阙尚远，恐不能待，已具请祠之札辞，日投之。更属凌丈催促，必可得也。和议已决，邪说横流，非一苇可航。②
“十二日，有旨除此官”，即指十二月十二日被朝廷任命为武学博士。是职需等待空阙后才能就任，所以谓“然阙尚远，恐不能待”。长期等待不能维持生活，朱熹辞武学博士，再请祠禄。
3．复监南岳庙 孝宗乾道元年（1165年）五月至乾道三年（1167年）十二月，共2年7个月。
乾道元年，朱熹36岁，春，朝廷趣就武学博士，四月至首都临安。既至，以时相方主和议，请监南岳庙以归。朱熹在《与陈侍郎书》中曰：“奉祠冒昧之请，又蒙台慈，引重再三，卒以得其所欲。”③朱熹于五月得再监南岳庙。这年的十二月，朱熹被任命为枢密院编修，罢祠。朱熹在《申建宁府状一》中曰：
岳庙差遣，再任未满，误蒙召对，除武学博士。又以急于禄养，复乞岳庙一次。又未满，间准勅差充枢密院编修官。寻以丁忧，不及供职。……入仕以来，二十七年，闲居之日十居七八。语其志节，则随从逐队，应举觅官，前求闲，皆言急禄。语其学行，则躬行不力，未能寡过，俯仰愧怍，内讼方深。①
“寻以丁忧”，即乾道五年（1169年）九月，朱熹的母亲祝氏卒。
乾道三年（1167年）八月至十一月，朱熹访张栻于潭州，登衡山，但是在其时所撰关于衡山的大量诗文中却只字未提及自己正监衡山南岳庙，此足以说明祠职是虚名，纯是为了获得薪禄。
4．主管台州崇道观 孝宗淳熙元年（1174年）六月至淳熙三年（1176年）六月，共2年。
乾道九年（1176年），朱熹45岁，五月二十八日，朝廷改任朱熹为左宣教郎，主管台州崇道观。崇道观在浙江天台县西北20里。朱熹原为迪功郎，是文官三十七阶之较低级；宣教郎为文官三十七阶之第二十六级。主管比监高一级。据明人戴铣记载：
初朱子以为改官赋禄，盖朝廷进贤赏功优老报勤之典，乃使小臣终年安坐，一日无故而骤得之，求退得进，义所不安。故三具辞免，逊避逾年。上意愈坚，始拜命。②
朱熹“逊避逾年”，即于次年六月二十三日任其职，至淳熙三年（1167年）六月，授秘书省秘书郎，罢祠。
5．主管武夷山冲祐观 淳熙三年（1176年）八月至淳熙五年（1178年）八月，共2年。
淳熙三年，朱熹47岁，八月复辞秘书郎，并请祠，许之，得主管武夷山冲祐观。冲祐观在福建崇安县西南30里之武夷山。朱熹在《答韩尚书书》中曰：
熹狷介之性，矫揉万方，而终不能回。迂疏之学，用力既深，而自信愈笃。以此自知决不能与时俯仰，以就功名。以故二十年来，自甘退藏，以求己志。所愿欲者，不过修身守道，以终余年。因其暇日讽诵遗经，参考旧闻，以求圣贤立言本意之所在。既以自乐，间亦笔之于书，以与学者共之，且以待后世之君子而已。此外实无毫发余念也。③
淳熙五年（1178年）八月，朱熹被任命为知南康军，罢祠。
6．主管台州崇道观 淳熙十年（1183年）二月至淳熙十二年（1185年）二月，共2年。
淳熙九年，朱熹53岁，九月十二日离任提举两浙东路常平茶盐公事，十一月请祠，次年一月得之主管台州崇道观，二月任其职。明人戴铣曰：
初朱子守南康，使浙东，始有以身殉国之意。所立卓然可纪。及是知道之难行，退而奉祠，杜门不出，海内学者尊信益众，然忧世之意未尝忘也。有《感春赋》。①
《感春赋》载于《朱子文集》卷一。淳熙十二年（1185年）二月，祠秩满，罢祠。
7．主管华州云台观 淳熙十二年（1185年）四月至十四年（1187年）四月，共2年。
淳熙十二年，朱熹56岁，四月崇道观祠秩满，复请祠，即差改主管华州云台观。是观在陕西，有宋神宗像。当时其地在金朝占领之下，主管是观为虚名。
8．主管南京鸿庆宫 淳熙十四年（1187年）四月至七月，共3个月。
淳熙十四年，朱熹58岁，三月云台观祠秩满，复请祠，即得主管南京鸿庆宫，四月任其职。此时南京在金朝占领之下。宫内有宋神宗像。对此，朱熹曾在《刘子澄》第三书中感慨地说：
昨日拜鸿庆敕，偶得一绝云：“旧京原庙久烟尘，白发祠官感慨新；北
望千门空引籍，不知何日去朝真。”年衰易感，不知涕泗之横集也。②朱熹是年58岁，发斑白矣。是年七月，朱熹被任命为江南西路提点刑狱公事，罢祠。
9．主管西京嵩山崇福宫 淳熙十五年（1188年）七月至十二月，淳熙十六年（1189年）一月至八月，前后共1年2个月。
淳熙十五年，朱熹59岁，七月磨勘，转朝奉郎，被任命为直宝文阁，主管西京嵩山崇福宫。朝奉郎为文官三十七阶之第二十二级，又比宣教郎高四级。崇福宫在河南登封县嵩山下，此地为金朝所占领。是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转祠，次年一月依旧主管西京嵩山崇福宫，八月被任命为江南东路转运付使，罢祠。
朱熹在《戊申封事》中曰：“一向窃食祠禄，前后九任。”③此处“九任”，即指上述九次奉祠。
10．主管西太乙宫 淳熙十五年（1188年）十二月至淳熙十六年（1189年）一月，共1个月。
淳熙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朱熹转祠主管西太乙宫。“西太乙宫，在湖孤山”①。因其是在首都临安（今杭州），属于内祠，地位特高。次年一月一日，朱熹被任命为秘阁修撰，依旧主管西京嵩山崇福宫，遂罢祠西太乙宫。
11．主管南京鸿庆宫 光宗绍熙二年（1191年）三月至绍熙四年（1193年十二月，共2年9个月。
绍熙二年，朱熹62岁，以嗣子塾丧，再请奉祠，除秘阁修撰，主管南京鸿宫，三月任其职。绍熙四年十二月被任命为知潭州兼荆湖南路安抚使，罢祠
12．提举南京鸿庆宫 绍熙五年（1194年）十二月至宁宗庆元二年（11年）十二月，共2年。
绍熙五年，朱熹65岁，闰十月二十一日罢侍讲除宫观，十二月诏依旧焕阁待制，提举南京鸿庆宫。提举乃祠官四级之最高者。庆元元年（1195年）月，磨勘转朝奉大夫。此为文官三十七阶之第十九级，比朝奉郎升三级。庆二年（1196年）十二月，群臣攻击伪学日急，遂落职罢祠。此后至卒，便是所“庆元党禁”时期，朱熹已无政治生涯。
（六）出游三州
朱熹喜爱游山访古，他自己曾有“平生罪我只春秋，更作嚣嚣万里游”、“讥众诋不能忧”的诗句。②他的足迹遍于闽、浙、赣、湘之名山、古刹、书院，多有题词留名。据记载：
自号紫阳，箪瓢屡空。然天机活泼，常寄情于山水文字。南康之山，潭州之衡岳，建州之武夷、云谷，福州之石鼓、鸟石，莫不流连题咏。传每经行处，闻有佳邱壑，虽迂途数十里，必往游。携尊酒时饮一杯，竟不倦。非徒效泥塑人以为居敬者。③
朱熹早年任泉州同安县主簿期间，曾和傅安道游南安县丰州镇九日山金鸡峰对此，傅安道在其《金溪泛舟序》中有所记载。其曰：
朱子曰：“乐哉斯游乎！”举杯引满；击楫而歌《楚骚·九章》。声调
大，潜鱼为之惊跃，栖鸟起而飞鸣。予以诵东坡先生《赤壁前后赋》以
之。④
朱熹除在求学、从政时所到之处外，还专程出游过潭州、泉州、福州。有关朱：的文献资料，对其出游泉州、福州几乎没有记载。我们结合朱熹遗迹，对其出游这三州作些考述。
孝宗乾道三年（1167年）八月初，朱熹38岁，在其门人范念德（字伯崇）、林用中（字择之）陪同下，由崇安启程前往湖南潭州（今长沙）访岳麓书院主持者张拭，游南岳衡山。乾道元年（1165年），张栻受湖南安抚使刘珙之聘，主持岳麓书院教事，从学者众，遂奠定湖湘学派的规模。张栻与朱熹、吕祖谦为讲友，时称“东南三贤”。
朱熹等在邵武住了几天，即继续前进。他在次月《与曹晋叔书》中说：
熹此月八日抵长沙，今半月矣。荷敬夫爱予甚笃，相与讲明其所未闻，日有学问之益。至幸！至幸！敬夫学问愈高，所见卓然，议论出入意表。近读其《语说》，不觉胸中洒然，诚可叹服！①
此说即《论语孟子说》。朱熹、张栻等在长沙论学两个月。在这两个月中，朱、张讲学于岳麓书院，论《中庸》之义，朱熹手书“忠孝廉节”四字及道南台等题额，创赫曦台于山顶。朱熹于书院讲学，每语学者强调观孟子道性善和求放心两章，务收敛凝定，以致克己求仁之功。当时，由于从游者众，不得不在道林寺建精舍，以居来学者。过了两个月，他们便同游南岳衡山。十一月七日，他们从长沙出发，十日至十三日4天登山，经方广岩，过福严，登上封，擎祝融，到达山顶，在山上住3天。②这期间，他们的兴致极高。朱熹说：
始予与择之陪敬夫为南山之游。穷幽选胜，相与咏而赋之，四、五日间，得凡百四十余首。既而自咎曰：此亦足以为荒矣！则又推数引义，更相箴戒者久之。其事见于《唱酬》，前后序篇，亦已详矣。③
他们这些诗共149首，大部分是在方广岩写的，后编成《南岳唱酬集》，张栻序前，朱熹记后，作为这次游南岳的纪念。对于这些诗的思想内容，朱熹说：
诗本言志，则宜其宣畅湮郁，优柔平中而其流，乃几至于丧志。群居有辅仁之益，则宜其义精理得，动中伦虑，而犹或不免于流，况乎离群索居之后，事物之变无穷，几微之间，毫忽之际，其可以营惑耳目、感移心意者，又将何以御之哉？故前日戒懼警省之意，虽曰小过，然亦所当过也。由是而扩充之，庶几乎其寡过矣！敬夫曰：“子之言善。”其遂书之，以诏毋忘。于是尽录赠处诸诗于篇，而记其说如此。自今暇日时出而观焉，其亦足以当盘盂几杖之戒也夫。①
我们选录朱熹的唱酬诗《七日发岳麓道中寻梅不获至十日遇雪作此》和《风雪未已决策登山用敬夫春风楼韵》中的几句，可见其当时思想的一斑。其诗曰：“三日山行风绕林，天寒岁暮客愁深。心期已误梅花笑，急雪无端更满襟。”“群阴匝环区，密雪渺天畔。峨峨雪中山，心眼悽欲断。吾人爱奇赏，递发临河叹。我知冱寒极，见〓今当泮。不须疑吾言，第请视明旦。蜡屐得鴈行，篮與或鱼贯。”他们十六日下山。朱熹有《十六日下山各赋一篇仍迭和韵》诗，其曰：“绝顶来还晚，寒窗睡达明；连床眇归思，三宿恨余情。云合山无路，风回雪有声；岳祗珍重意，只此是将迎。”②他们十九日到达山下之岳宫；再“自岳宫至槠州（按即今衡州），凡百有八十里。其间山川、林野、风烟景物，视向来所见，无非诗者”。二十三日至槠州，次日与张栻离别。“丙戌至槠州，熹与伯崇、择之取道东归，而敬夫至此西还长沙矣！”③朱熹等与张栻离别时，又双方唱酬，成《丙戌赠答诗文集》，其中朱熹的《二诗奉敬夫赠言并以为别》，是朱熹这次出游潭州的全面总结，集中反映了朱、张的深厚友谊及其当时的哲学观点。
朱熹等在槠州与张栻离别后，即东归回福建崇安，开始了朱熹这次出游的另一个阶段。朱熹在《东归乱稿序》中说：
自与钦夫别，遂偕伯崇、择之东来。道途次舍、舆马杖屦之间，专以讲论问辨为事，盖已不暇于为诗。而间隙之时，感事触物，又有不能无言者，则亦未免以诗发之。盖自槠州，历宜春，汎清江，泊豫章，涉饶、信之境，缭绕数千百里，首尾二十八日，然后至于崇安。始尽胠其橐，掇拾乱稿，才得二百余篇。取而读之，虽不能当义理中音节，然视其间，则交规自警之词愈为多焉，斯亦吾人所欲朝夕见而不忘者。以故不复毁弃，姑序而存之，以见吾党直谅多闻之益，不以游谈燕乐而废。至其时或发于一偏，不能亦出于正者，亦皆存而不削，庶乎后日观之，有以惕然自省而思所以改焉。是则此稿之存，亦未可以为无益而略之也。若夫江山景物之寄，阴晴朝暮之变，幽深杰异，千状万态，则虽所谓二百篇，犹有所不能形容其仿佛，此固不得而记云。④
朱熹等于十二月二十日至家。
朱熹等在东归过程中写的诗，辑为《东归乱稿》。朱熹在途中触景生情，吟咏述怀，如《宿梅溪胡氏客馆观壁间题诗自警二绝》之一曰：“十年湖海一身轻，归对黎涡却有情。世路无如人欲险，几人到此误平生。”又如《次韵择之发紫溪有作》曰：“明日振衣千仞冈，夜分起看月和霜。久之行路难如此，不用悲歌泪满裳。”朱熹明知“行路难”，却仍勇猛前进。再如他的《次韵伯崇自警二首》之一曰：“十载相期事业新，云何犹叹未成身。流光易失如翻水，莫是因循误得人。”①他们自我检讨，决心改掉因循守旧的积习，赶上时代的流光，做一番事业。
可见，朱熹出游潭州，是从乾道三年八月初至十二月二十日，有4个半月。
朱熹因在浙东奏劾前知台州唐仲友不法，为唐之姻亲宰相王淮等所嫉，于孝宗淳熙九年（1182年，53岁）九月十二日离任提举浙东常平茶盐公事回家。这时，朝廷内权势者诋毁朱熹日剧。这期间他奉祠闲居，于是出游泉州、福州。
孝宗淳熙十年（1183年），朱熹54岁，十月至泉州。这是朱熹自高宗绍兴二十六年（1156年）离任泉州同安县主簿之后再次来泉州。对于朱熹这次出游泉州。据清人王懋竑考证，李默本、洪去芜本《朱子年谱》均未记载，他据邹琢其的《朱子年谱订讹》补入，即“冬十月，如泉州。傅安道自得与先生有先人之旧，是岁八月卒，往吊之。十二月归。”②王氏之说与事实有所出入。说为朋友吊丧是朱熹到泉州的一个原因，当然是有道理的；但是，说朱熹完全为了这件事，则是不全面的。傅安道名自得，福建晋江人。据记载：
自得性高简，不妄交人。居泉五十年，除读书奉亲外，杜门而已。州太守之贤者，如宋之才、王十朋、周葵皆高仰之，而自得月不过一诣。……中书舍人张嵲、尚书郎新安朱乔年，得其文，皆爱重之。③
傅安道是朱熹的一般师友，与朱熹的父亲朱乔年（松）相交也不至深，因此朱熹不可能专程几百里从闽北的崇安到闽南的泉州去吊丧，而且离死期的八月已过两个多月。不仅如此，王氏亦未知朱熹还到其他地方寻古访友，寄情于山水文字。朱熹于十月在泉州之后，十一月上旬即到南安县丰州镇九日山。九日山离泉州15里，此山峰峦叠翠，树木苍郁，早在北宋就是官绅、文士登咏赋诗之地。据记载：
绍兴间，朱子尉同安秩满宿此，与傅伯成载酒泛舟弄月剧饮；淳熙间，重游，复与陈知柔赋诗怀古，而兹山愈增重矣！①
傅伯成为傅安道次子，朱熹和傅伯成游九日山时，曾作《知郡傅丈载酒幞被过熹于九日山夜泛小舟弄月剧饮二首》②。陈知柔字体仁，自号休斋居士。现在，在九日山莲华峰不老亭和廓然亭遗存有《陈休斋朱文公莲华峰唱和诗》和《寄题九日山廓然亭》摩崖。朱熹在《祭陈休斋文》中写到他这次游九日山的情况，以及他和陈休斋之间的关系。朱熹说：
熹少日游宦，获从公游于泉、漳之间。蒙公爱予，诱掖良厚。其后别去几三十年。而去岁之冬，复得见公，相与开怀握手，如平生欢。公虽老矣，而意气不衰。为我置酒，谈经论义，篇什间作，亹亹不休。相与追游莲华、九日、凉峰、凤凰、云台之间。昼则联车，夜则对榻。视公起居、饮食、叫呼、谈噱，皆有非后生所能及者，谓公寿考宜未艾也。然我之还，公复载酒饯我洛阳，则掺袂分携，潸然出涕。而有此会难，又之悲矣。醉中别去，惨然不乐，久而不能平也。然亦不谓未及两月，而公讣遽来。呜呼痛哉！公于诸经皆有论述，许以寄我，相与考评。而今而后不复得遂此愿矣！③
可见，朱熹这次在泉州期间，又重游了泉州附近的洛阳桥、九日山等地。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朱熹这次出游不完全是为了吊丧傅安道。
朱熹在南安之后，十一月中旬即到莆田县埜林，埜林东坡小石山遗存有朱熹题名“淳熙癸卯仲冬，朱仲晦登”摩崖；十一月下旬即到福州，福州乌石山桃石遗存有朱熹题名“赵子直、朱仲晦淳熙癸卯仲冬丙子同登”摩崖；十二月返回崇安。
孝宗淳熙十四年（1187年），朱熹58岁，再次出游福州等地。朱熹这次出游，先是到莆田吊丧陈正献。陈正献名俊卿，字应求，官至丞相、观文殿大学士，以老还乡以终。朱熹“以三纪游从，晚岁知己，且为中兴贤辅，故千里赴吊”。④根据朱熹所撰《丞相魏国陈正献公行状》，陈正献死于淳熙十三年（1186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死后百日入葬，朱熹于其入葬前赴吊，到达莆田的时间应为淳熙十四年（1187年）一月。⑤朱熹在莆田之后，即迳至福州。他在福州曾到鼓山涌泉寺。在涌泉寺过石门后的山道左壁上遗存有朱熹题辞摩崖，记载了他在福州的活动情况。其内容是：
淳熙丁未，晦翁来谒鼓山嗣公，游灵源，遂登水云亭，有怀四川子直侍郎。同游者：清漳王子合、郡人陈肤仲、潘谦之、黄子方、僧端友。清漳，即今漳州。王子合名遇，漳州人。陈肤仲名孔硕，福州人。潘谦之名柄，怀安（即今闽侯）人。僧端友，和尚。嗣公，名元嗣，当时涌泉寺的住持。涌泉寺的灵源洞是两山石之间裂开的枯涧，深近十米。传说在五代后梁太祖开平二年（908年），开山祖师神安在此诵经，嫌水声喧聒而大喝一声，从此泉水改道。淳熙丁未，即孝宗淳熙十四年（1187年）。在此前一年，赵子直刚离福州改任四川制置。赵子直知福州，曾疏浚西湖等，政绩卓越。当时涌泉寺住持僧元嗣为赵子直再建灵源洞附近的临江亭，改名水云亭，以纪念其政绩。因此，朱熹有“遂登水云亭，有怀四川子直侍郎”之慨。清人陈棨仁曰：“时（按指赵子直）方为四川置制，使文公抚景怀旧，遂形之翰颖，亦足见两公契分之深矣。”①所谓“契分之深”，即有类似的经历遭遇和时代的思想感情。因这次朱熹“遂登水云亭”，并曾在此读书，此亭亦称朱子亭或朱子读书处。亭中现遗存有清代朱熹对镜写真题以自警全身像石碑。
光宗绍熙二年（1191年）九月二十日，赵子直游福州鼓山涌泉寺，赋诗刻石于涌泉寺石门左边石笋上。朱熹取其诗中“天风海涛”四字书之，刻于涌泉寺大顶峰磐石，现在仍存。由此可知，朱熹在绍熙二年（1191年）九月之后，即在他62岁之后，又到过福州。
（七）闲居武夷考亭以终老
朱熹在从政之外，主要的闲居在崇安武夷山和建阳考亭，从事著述和教育活动。
朱熹最早到武夷山是高宗绍兴十四年（1144年）至绍兴十六年（1146年）间，即其15～17岁时，跟刘子翚学习于水濂洞。此后，他经常到武夷山活动。其中有孝宗淳熙三年（1176年）八月至淳熙五年（1178年）八月，即朱熹47～49岁，被任命为主管武夷山冲祐观期间，据其《宿武夷观妙堂二首》中之“独卧一斋空，不眠思耿耿”、“出门恋仙境，仰首云峰苍”等句②，知其经常到武夷山居住。此外，现存有年代可考的朱熹武夷山游踪墨迹摩崖石刻，主要有：正书在五曲响声岩的“何叔京、朱仲晦、蔡季通、徐守臣、吕伯恭、潘叔昌、范伯崇、张元善，淳熙乙未五月二十一日，晦翁”，此即1176年，朱熹46岁；正书在五曲响声岩的“淳熙戊戌八月乙未，刘彦集、岳卿、纯叟、廖子晦、朱仲晦来，晦翁”，此即1178年，朱熹49岁；正书在水濂洞的“刘岳卿、儿叔招、胡希圣、朱仲晦、梁文叔、吴茂实、蔡季通、冯作肃、陈君谟、饶廷老、任伯起来游，淳熙辛丑七月二十三日，仲晦书”，此即1181年，朱熹52岁。此外，在武夷山还遗存有无具体年代的朱熹墨迹摩崖石刻和木刻十余处（块），有待进一步考证是其何时在武夷山题刻的。①
淳熙十年（1183年）四月，朱熹在武夷山五曲大隐屏下建成武夷精舍，遂迁居之。他的《怀潭溪旧居》曰：
忆住潭溪四十年，好峰无数列窗前；虽非水抱山环地，却是冬温夏冷天。绕舍扶疏千个竹，傍崖寒冽一泓泉；谁叫失计东迁缪，惫卧西窗日满川。②
前面讲到，朱熹15岁迁居崇安五夫里潭溪旁之紫阳楼，至这时54岁迁居武夷山，恰好40年。他把五夫里潭溪叫“旧居”，把至武夷山叫“东迁”，可知其这次迁至武夷山是定居。因为朱熹的夫人刘氏早在淳熙三年（1176年）十一月病死，他一人长期住在武夷山就是定居了。朱熹定居武夷山至光宗绍熙二年（1191年，62岁）迁至建阳考亭为止，前后8年。
朱熹在定居武夷山期间，除于淳熙十年（1183年）十月至十二月和淳熙十四年（1187年）三月两次出游泉州和福州、绍熙十五年（1188年）六月和十一月两次到首都临安上封事、绍熙元年（1190年）四月至次年四月知漳州等总共约1年半外，其余6年半的时间基本上都是在武夷山。这期间，朱熹任祠职，即淳熙十年（1183年），差管台州崇道观；淳熙十二年（1185年），祠秩满，差管华州云道观；淳熙十四年（1187年），改管南京鸿庆宫；淳熙十五年（1188年），差管西太乙宫。他领个有禄无事的祠职虚名，在武夷山著述讲学，遂有海内学者，尊信益重。朱熹在武夷山时的主要著作有《太极图说解》、《西铭解义》、《周易启蒙》、《孝经刊误》、《小学》等。朱熹闲居武夷山期间，是其思想体系发展到成熟的时期。
光宗绍熙二年（1191年），朱熹62岁，四月二十六日解罢郡事，越三日遂即离漳州，五月二十四日遂抵建阳。朱熹离任漳州知事，直接至建阳考亭定居。朱熹在崇安五夫里，是借刘氏的房子居住，是客居；在崇安武夷山，是为学术活动居住，是别居。建阳考亭是朱熹父亲朱松生前定好的迁居之地，是朱氏在福建安家的地方。因此，明代以来有关朱熹的文献资料中有称其为建阳考亭人，称朱熹为朱考亭，称朱学为考亭学派。朱熹在考进士时，所填写的籍贯是建宁府建阳县，其所撰《婺源茶院朱氏世谱序》谓，“先吏部于茶院为八世孙，宣和中始官建宁府之政和，而葬承事府君于其邑，遂为建人”。①
朱熹在考亭占田90多亩，学田500多亩。②朱熹最初在考亭建的房屋不是精舍。两年后，因学徒增多，复造精舍于所居之侧。精舍即竹林精舍，建成于光宗绍熙五年（1194年）。后来，因学徒又增多，竹林精舍进行扩建，更名为沧洲精舍，朱熹自号为沧洲病叟，其《水调歌头》有“富贵有余乐，贫贱不堪忧；谁知天路幽险，倚伏互相酬……春昼五湖烟浪，秋夜一天云月，此外尽悠悠。永弃人事，吾道付沧洲”③的名句，用无限的感慨总结自己的经历！宁宗庆元六年（1200年）三月初九日（公历4月23日）午初刻，卒于建阳考亭沧洲精舍，享年71岁，葬于建阳唐石里大林谷。
朱熹居住在考亭至宁宗庆元六年（1200年）三月病死，有10年之久。在这期间，他除知潭州2个月、任宁宗侍46日外，其余时间基本上都在考亭。朱熹这时期主要著作有《孟子要略》、《易礼经传通解》、《韩文考异》、《通鉴纲目》、《周易参同契考异》、《太极通书义》、《诗传》、《易本义启蒙》、《楚辞集注》、《书集传》等。朱熹闲居考亭期间，是其思想体系最后完成的时期。
（八）庆元党禁避难
光宗绍熙五年（1194年）七月，宁宗即位，十月朱熹任宁宗侍讲，讲《大学》。朱熹利用侍讲之便，攻击执政韩侂胄。韩为太皇太后的亲属。韩为排除异己，指示其党羽猛击朱熹及其学派。结果，朱熹仅做46日的皇帝侍讲，就被解职回崇安。朱熹离首都临安（今杭州）后，韩侂胄的势力益张，其党羽创“伪学”之名，诬朱熹为伪学罪首。宁宗庆元二年（1196年），检察御史胡纮上疏列朱熹六罪，又丑行四项，故或云十罪；疏交沈继祖，沈奏疏。于是朱熹被褫职落祠。朱熹的政治生命于此时结束了。自此至庆元六年（1200年）朱熹死，史称“庆元党禁”时期。在这期间，朱熹及其主要门人，生命安全没有保障。
关于朱熹在“庆元党禁”期间的活动，朱熹和其后学有许多不合实际的记载。例如，朱熹门人黄榦在《朱子行状》中谓，朱熹始终在建阳考亭“日与诸生讲学于竹林精舍”，撰述不停。①庆元元年（1195年），朱熹门人杨道夫，闻乡曲射利者多撰造事迹，以投合当政者之意，亟以告朱熹。朱熹回答说：“死生祸福，久已置之度外，不烦过虑。”当时，曾有一个人微讽朱熹，谓其“有天生德于予的意思，却无微服过宋之意”。②据记载，孔子不悦于鲁、卫，逃至宋，宋桓司马欲杀孔子。孔子“微服而过宋”，仍主于宋贤大夫司城贞子。这就是说，“孔子虽当厄难，然犹择所主”；而这时朱熹“却无微服过宋之意”，即逃跑了。③对此，朱熹回答曰：
某又不曾上书自辨，又不曾作诗谤讪，只是与朋友讲习古书，说这道理，更不教做，却做何事？……今人开口亦解一饮一啄自有定分，及遇小小利害，便生趋避计较之心。古人刀锯在前，鼎镬在后，视之如无物者（按亦作“如履平地”），盖缘只见得这道理，都不见那刀锯、鼎镬。……“死生有命”，如合在水里死，须是溺杀，此犹不是深奥的事，难晓的话。如今朋友都信不及，觉见此道日孤，令人意思不佳。④
这时，朱熹门人劝其离开考亭避难。朱熹说：
祸福之来，命也。……如某辈皆不能保，只是做将去，事到则尽付之。人欲避祸，终不能避。……今为避祸之说者，固出于相爱，然得某壁立万仞，岂不益为吾道之光！……某今头常如黏在颈上。……自古圣人未尝为人所杀。⑤
上述这种言论，朱熹及其门人是非常多的，在后世成了定论，方志、传记及其他有关论著，都极为赞赏。世称翔实的清人王懋竑《朱子年谱》卷四下详细地记载了朱熹及其门人的这些言论。
其实，朱熹在“庆元党禁”时期避迹无定所，曾数次离开建阳考亭，逃到福建各地避难。近年在福建古田杉洋挖掘出朱熹手书“蓝田书院”、“引用”石刻，并有石室和相传朱熹当年夜观星象的聚星台，还发现木刻匾、条幅对联等。据所载：
蓝田书院在杉洋北门外，朱晦翁书“蓝田书院”四字勒石。唐永贞令余仁椿建。迄清代某年重修，乾隆县令万友正、大学士朱珪均有记，详《艺文录》。距书院左边数武有聚星台。相传宋韩侂胄迹伪学时晦翁尝潜居此处。台圮。后至光绪间，乡人窥其旧址山明水秀，占掘为坟；及数尺，有方砖砌成七斗，斗中藏铜钱、铁筋，不知何用，后该地葬坟不利，另迁他处。乡之好义者立碑纪以“先贤遗迹”四字。其右边数武有一池，名引月池，晦翁书“引月”二字，惟署名则用“茶仙”。其池无论春冬，月初出时即照此池，故名“引月”。①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蓝田书院”石刻上款题有“庆元丁巳春三月”，即宁宗庆元三年（1197年）三月，是党禁最高潮时期；朱熹手书“引月”石刻，当地人传为因学禁而署假名“茶仙”。又据该县志所载：“朱熹字仲晦，新安人，庆元间，韩侂胄禁伪学，逆寓古田。宗室诸进士与其门人构书院，延而讲学。所寄寓附县治者，匾其亭曰溪山第一。往来于三十九都……螺峰、浣溪、杉洋诸所，皆其游息而训诲也。文公尝曰：东有余、李，西有王、魏，盖自纪其乐育云。”邑人徐连仲《重建溪山书院碑记》曰：“邑东郭外溪山书院，旧系宋庆元间，紫阳朱子避伪学禁，逆寓而讲学之区。考古碑，溪山原作青溪，后人因朱子尝书‘溪山第一’四字，慕其芳名，遂以易此。”“朱子避地玉田时，韩侂胄遣人迹其后，将甘心焉。是人宁自刎死，不肯杀道学以媚权奸。邑人祀于溪山书院前，即今太保庙也。”②玉田是古田的主要地区。此是讲朱熹避难于古田。
庆元三年（1197年），朱熹还到顺昌。朱熹在《题袁机仲所校〈参同契〉后》中曰：
予顷年经行顺昌，憩筼筜铺，见有题“煌煌灵芝，一年三秀；予独何为？有志不就”，鬲之语于壁间者，三复其词而悲之。不知题者何人，适与予意会也。庆元丁巳八月七日，再过其处，旧题固不复见，而屈指岁月，忽忽余四十年，此志真不就矣！道间偶读此书，并感前事，戏题绝句：“鼎鼎百年能儿时，灵芝三秀欲何为？金丹岁晚无消息，重叹筼筜壁上诗。”③
从朱熹到顺昌的时间和心情，可知亦是避难。
现在，福建泰宁发现朱熹撰并书的《春夏秋冬》四时诗石刻，证明朱熹在庆元党禁时期曾避难泰宁。据载：“朱子题壁诗……朱子隐居小均（坳）时作也。时禁伪学，故不书名，以避祸也。版存邑诸生丁焰处。”①
此外，当时他还逃到遥远的闽东等地避难。据载：
朱熹字元晦，建阳人，因避伪学禁寓邑之二都龙门，后人名其所寓楼曰紫阳；即复寓于方安里之龙峰岩，里人刘砥、刘砺兄弟从而受业，今其地称为晦翁岩。②
这仍是讲在长乐。此外，诸如：“紫阳楼在后澳，知县事高赞建，朱子避伪学禁寓此，故名。”这仍是讲在长乐。“龙峰书院在方安里，为宋儒刘砥、刘砺读书处。朱子避伪学寓此，二刘从而受业。明弘治间，知县潘府建为书院。”这是讲在长溪。对此，还有谓，“旧志载，公随父寓龟龄，当在十四岁以前。又庆元元年乙卯，公六十六岁，旧志载，庆元间禁伪学，公至长溪，住杨楫家。”③长溪在今霞浦县和福鼎县境内。杨楫字通志，朱熹门人。对此，《县志》有数处记载：“朱公祠在县治东，祀朱文公。……祠创于宋代。……公以伪学禁避地长溪，授学赤岸乡。及他适，学生林湜等不忍别，塑像以祀于其处。”“文星明村在大南，宋庆元时禁伪学，朱元晦避地此村，仰观天象曰：文星其复明乎？遂以名其地。”“紫阳朱子，庆元间以伪学禁闽地于闽，至长溪，主（按应为住）黄榦、杨楫家，讲学于石湖馆、龟龄寺、石堂等处，从游者众，而黄榦、杨复、林湜、高松、陈骏、郑师孟、龚郯、张泳其最著者也。过黄崎村，作《中庸序》。”④关于“作《中庸序》”，有记载：“黄崎山，朱子避伪学禁到此止焉。作《中庸序》于乡，地僻无纸，写序于屏，后存入州库。”⑤这里均讲在长溪。有记载朱熹避难闽县，其曰：“铁冶坊在龙迳溪傍，朱子以避伪学禁至此。”⑥铁冶坊在闽县，闽县即今闽侯县。还有记载：
朱文公于伪学之禁，避迹无定所，其于闽清凡数至，所历名胜题识殆遍，如广济岩之“溪山第一”、白岩之“八闽岳祖”，皆其亲笔，现勒石尚存。第不知居停何地，想亦止在林正卿兄弟处也。
宋龙门精舍在石鼎峰梅溪之阳，山水奇秀，双崖之下传为神龙所居。先儒林学蒙和弟学履俱从朱子学。伪学禁起，学蒙筑室居此，朱子镌“龙门”二字于石。
宋庆元间，严伪学之禁，朱文公避迹至连江，入安中里仁山留数日。主人礼奉甚周。公取厅门书《大学》圣经其上，谓曰：留此为礼义之报。遂行。①
朱熹这些墨迹尚有遗存，有力地说明了上述记载的真实性。
上述资料和观点，笔者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就撰文论述，得到一些学者的赞同。如有的说：
有关朱熹避难的情形，以往所知甚少，高足又是女婿的黄榦，在《朱子行状》中且说，朱熹在学禁期间，始终在建阳考亭日与诸生讲学于竹林精舍。执教于厦门大学哲学系的高令印，根据福建地方志和新出土的朱子墨迹，考证出朱熹不但在考亭附近的闽北避难，还逃到遥远的闽东等地避难，前后到过古田、长乐、长溪、黄崎山、闽清、连江等地。有时且照样授徒讲学。这不仅纠正了《行状》所言，也证实了《福建通志》中“避迹无定所”的说法。②
此是台湾知名学者韦政通于1992年5月在台北朱子学国际学术会议上的演讲。
二 思想形成
朱熹的祖籍在今江西婺源，生老、求学、讲论、从政等活动主要在今福建。朱熹有50多年的时间在闽北建阳、崇安等之武夷山一带。
著名的学者蔡尚思说，他“研究了中国自然美的山水已达200多个，认为武夷山超过了徐霞客最赞美的黄山，因为黄山山奇而不如武夷山的山水俱奇；而九寨沟则水奇而山不奇；桂林江水可游而小山不可登，也比不上武夷山既可登高又可乘筏；庐山的水在山之外，也不如武夷山的水在山之中。武夷山的山水俱佳，在国内外都是难比的。所以，我有小诗一首：朱熹是先贤，武夷为名山；人地两相配，唯有此间全。”③
孔子说：“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④武夷山水陶冶朱熹既仁且智，从观想武夷山水的动静中建立起自己的人生观和世界观。朱熹在《武夷精舍杂咏并序·仁智堂》中曰：“我惭仁知心，偶自爱山水，苍崖无古今，碧涧日千里。”智仁与山水、古今与千里，自然、社会的时空都表达出来了，心胸至为阔展。朱熹在《武夷精舍杂咏并序》中描绘其武夷精舍附近的山水时说：
武夷之溪东流，凡九曲，而第五曲为最深。盖其山自北而南者，至此而尽。耸全石为一峰，拔地千尺。上小平处，微戴土生林木，极苍翠可玩。而四隤稍下，则反削而入，如方屋帽者，旧经所谓大隐屏也。屏下两麓，坡坨旁引，还复相抱。抱中地平广数亩，抱外溪水随山势从西北来，四曲折始过其南，乃复绕山东北流，亦四屈折而出。溪流两旁，丹崖翠壁，林立环拥，神剜鬼刻，不可名状。舟行上下者，方左右顾瞻，错愕之不暇，而忽得平冈长阜，苍藤茂木，按衍迤靡，胶葛蒙翳，使人心目旷然以舒，窈然以深，若不可极者，即精舍之所在也。……若夫晦明昏旦之异候，风烟草木之殊态，以至于人物之相羊，猿鸟之吟啸，则有一日之间，恍惚万变而不可穷者。同好之士，其尚有以发于予所欲言而不及者乎哉！①
宋代学者喜欢在山青水秀中讲论。清董天工有反复地说明，认为武夷山“在赵宋之世，恒为巨儒所托足，龟山、屏山、晦庵、九峰，一时讲学之盛，不下鹿洞、鹅湖，则又不仅玉女、晴川、仙坛、佛地，为足供竹杖、蓝舆流连而吟赏”。他们由政治漩涡和社会生活的急流中溢出，隐居山脚水浒，下学上达，用天理审视世间，以天人合一、理一分殊作结。董天工还赋诗曰：“五曲层峦毓秀深，紫阳书院树云林。茫茫千古谁绍统，全寄先生一寸心！”②
朱熹在武夷山的“一寸心”，一则是讲学。跟朱熹讲论的师友，最早是刘子翚（屏山）。现在，武夷山水帘洞有清初地方官为保护“屏山与朱熹讲习武夷”遗址布告摩崖石刻。后来，朱熹自辟精舍，令诸从游者诵习其中，亦惟是山闲静，远避世纷，可以专意肆力于身心学问之中，非必耽玩溪山之胜。朱熹自谓“过我精舍，讲道论心，穷日继夜”。③最知名者有，时称东南三贤之一的吕祖谦，为朱熹挚友，两人在武夷山讲论最久，还在建阳云谷寒泉精舍合编《近思录》；辛弃疾，曾三次主管武夷山冲祐观，任福建按抚使时与朱熹交，在武夷山与之讲论。此外，何镐、项平父、袁枢、刘子翔、刘珙等，在武夷山与朱熹讨论心性、格物、《易》等问题。据考证，朱熹在武夷山的门人有200多。朱熹与之挟书而詠，这其中有辅广、黄榦、何叔京、蔡元定、蔡沉等。
朱熹在武夷山的“一寸心”再则是撰写论著。反映朱熹成熟思想的论著基本上都是他在武夷山一带撰写的。例如，确立朱熹理先气后、格物致知、存天理灭人欲等观点的《大学章句》、《中庸章句》（均成书于淳熙十六年，1189年）；与陆九渊兄弟与陈亮辩论尊德性道问学、王霸义利等的书函（淳熙十一至十六年，1184—1189年）；淳熙十年（1183年），朱熹在武夷山厘定《太极图说解》、《西铭解义》等，确立了他关于太极、理一分殊的观点。朱熹于武夷精舍笺《诗》、《易》以迄《四书》、《家礼》，而予于诸经解，亦尝补遗论定，还有《楚辞集注》、《通鉴纲目》，以及数百篇书函、序跋、诗赋等，呈现出朱熹各个方面的思想。当时的社会文化思想状况给朱熹的讲论提供了条件，使其把儒学推进至更高的阶段。
中国古代社会于唐宋时期由前期向后期过渡，政治、经济、文化重心由北方向南方转移。据经济史学家研究，经济重心南移至北宋后期已接近完成，至南宋则全面实现。①文化思想是社会经济政治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因此，随着经济重心南移，文化重心也必然南移，并改变和提高其形态。中国文化的基本形态是儒、释、道三教。西汉时定儒家为一尊。佛教于两汉之际传入中国，当时又产生道教。到了隋唐，佛教中国化，道教在与佛教论争中成为强大的宗教派别。北宋以前，儒、释、道在北方都很盛行，北方是中国文化的重心。到了北宋末年，随着北方金人势力的发展壮大，以致北宋灭亡，中国文化岌岌可危。因为代替北宋的金朝文化落后，承担不了高度发达的中原文化。唯一的出路是中国文化重心由北方往南方转移。南宋的首都是临安，闽、浙、赣之武夷山一带是国家的政治、经济重心。中国文化的诸形态儒、释、道也必然由北方向南方这个地区转移。北宋大哲学家邵雍说：“天下将治，地气自北而南；将乱，自南而北。南方地气至矣！”②
道教自唐初至北宋，由于统治者的提倡和跟佛教的论争发展壮大起来。他们先后形成太一道、真大道教、全真道等派别，因为他们都在北方，称为北方教派。因此，中国道教文化的重心在北方。基于上面讲到的原因，在北宋末年至南宋前期，中国道教文化在闽、浙、赣之武夷山一带形成为新的重心。武夷山是道教名山，这是清人董天工在其名著《武夷山志》的序言中第一句就讲到的。早在五代十国之前蜀乾德年间（约923年），著名道士杜光庭撰写道书《洞天福地记》，创华夏道教“三十六洞天”的思想体系，列武夷山为三十六洞天之第十六洞天。北宋真宗天禧三年（1019年），真宗敕令道士张君房编辑《大宋天宫宝藏》4556卷，武夷山之十六洞天名为“升真元化洞天”。因十六洞天呵护着十五洞天湖南玉笥山（屈原家乡归妹县名山，《楚辞》描绘的对象），武夷山有“玉笥屏”，以及“武夷洞天”、“升真元化之洞”等摩崖石刻多处。武夷山道教的主要神祗武夷君始于西汉，《史记·封禅书》、《汉书·效祀志》等正史中都有记载，宋朝大诗人陆游就谓“少读封禅书，始知武夷君”。①汉至清历朝皇帝多遣使设坛祭祀武夷君。唐玄宗敕封道教神祇，武夷君是其一，现遗存有其御赐“名山大川”刻于一曲水光石上，并颁令全山禁止樵采木石。两宋大都遣使至武夷山投送金龙玉简，祈求护国佑民。武夷山至今历代道士修炼成仙遗址和景点如换岩、云虚洞等多达数十处。庞大的武夷宫（冲祐观）历代皇帝任命主管者多达82位，其中有刘子翚、朱熹、吕祖谦、张栻、辛弃疾、陆游、叶适、魏了翁、黄榦等当时最知名的学者。如此重大的武夷山道教圣地，当中国文化重心南移之际，到南宋自然就成为道教文化的重心。大约与朱熹同时稍后的闽籍道士白玉蟾，自号海琼子，师事道士薛道光，之后往来于罗浮、霍童、龙虎、天台、金华等道教名山，最后驻足于武夷山，著道书《上清集》、《武夷集》、《玉隆集》、《海琼白真人语录》、《海琼玉蟾先生集》等。他以武夷山为基地，广泛传教。白玉蟾上承张百端的紫阳教派、钟离权吕洞宾的金丹教派，把北方道教神仙系统和原武夷山的道教神祗武夷君、皇太姥结合起来，成为道教南宗五祖，集道教南宗思想于己一身，成为道教的集大成者。陈致虚曰：“海蟾受学于纯阳而得紫阳，以传杏林、紫贤、泥丸、海琼，接踵者多。”②这里，海蟾即刘操，纯阳即吕洞宾，紫阳即张百端，杏林即石泰，紫贤即薛道光，泥丸即陈楠，海琼即白玉蟾。其排列秩序为：吕洞宾——刘操——张百端——石泰——薛道光——陈楠——白玉蟾。由此可见，以白玉蟾为代表的武夷山一带南方新道派是北宋道教文化的综合。据记载，武夷山有冲祐、升真、会真、天游、天壶、清微洞真、桃源、灵峰等道观，以及云龙、清真元元、苍屏、碧霄、石鼓、犹龙等道院，道教活动场所数十处，可见其盛。毫无疑问，南宋前期，武夷山一带是国家道教文化的重心。
朱熹在武夷山喜欢读道书，与道士交往。其有诗曰：
秋声入庭户，残暑不敢骄，起趁汗漫期，两袂天风飘。眷焉此家山，名号列九霄，相与一来集，旷然心朗寥。棲息共云屋，追寻唤渔舠；一水屡萦回，千峰郁岧峣。苍然大隐屏，林端耸孤标。下有云一壑，仙人久相招；授我黄素书，赠我英琼瑶。茅茨几时见？自此遗纷嚣。①
从上引可以窥见，朱熹与武夷山道教之人之道至为密切。白玉蟾有《武夷精舍文公像赞》，其曰：
天地棺，日月葬，夫子何之？梁木坏，泰山颓，哲人萎矣。两楹之梦既往，一唯之妙不传。竹简生尘，杏坛己草。嗟文公七十一祀，玉洁冰清；空武夷三十六峰，猿鸣鹤唳。管弦之声犹在耳，藻火之存赖何人。仰之弥高，钻之弥坚；听之不闻，视之不见。恍惚有像，未丧斯文。惟正心诚意者知之，欲存神索至者悦耳。②
道教的代表人物白玉蟾如此崇仰儒家的代表人物朱熹，很可以说明当时儒、道两教的密切关系。朱熹曾主管过武夷山道教名观冲祐观，与观之提点、名道士高文举为知己，为其所著《武夷山图集》撰写序文，经常住在观内之观妙堂内；晚年化名为“崆峒道士邹訢”，撰写《周易参同契考异》等。
道包括道家和道教。朱熹论道，讲到其思想理论时，多指道家。朱熹排斥道家、道教甚烈，而取其合理者亦不少。
佛教自东汉传入中国后，到唐宋中国化，成为中国社会上层建筑的主要部分之一。隋唐中国化的佛教主要是禅宗南宗，其创始人慧能活动于粤、鄂，而后繁盛时的“五宗七家”则转移到闽、浙、赣、湘一带。“五宗七家”直接和间接的创始人有三分之二以上是闽籍僧人，还有闽籍僧人怀海把印度佛教戒律中国化，创始适合于中国佛教特点的“百丈清规”。例如，唐朝闽之莆田人曹山本寂与其师洞山良价共创曹洞宗；唐朝闽之长溪（今霞浦）人沩山灵祐，与其徒仰山慧寂共创沩仰宗；唐朝建州（今建瓯，属武夷山地区）人大珠慧海，是慧能南岳怀让系名僧马祖道一的高徒，三传而有沩仰宗、临济宗。这时，禅宗五宗有三宗直接或间接的渊源于闽籍僧人。到了南宋，禅宗五宗多为临济、曹洞两宗子孙。而临济宗下的杨岐方会派的大慧宗杲是后来临济宗的最主要代表者之一。宗杲于南宋初年游闽，后移锡浙江径山，创径山派，此地域属武夷山地区。朱熹在给宗杲弟子道谦的书中说：
向蒙妙喜开示，应是。从前记持文字，心识计较，不得置丝毫许在胸中。但以狗子语，时时提撕。愿受一语，惊所不逮。①
妙喜即宗杲。对于宗杲的开示，朱熹又说：
如杲老说“不可说，不可思”之类。他说到那险处时，又却不说破，却又将虚处说起来。如某说克己，便是说外障；如他说，是说里障。他所以嫌某时，只缘是某捉着他紧处。别人不晓禅，便被他谩。某却晓得禅，所以被某看破了。②
夫读书不求文意，玩索都无意见，此正近年释氏所谓看话头者。世俗
书有所谓《大慧语录》者，其说甚详。试取一观，则其来历见矣！③可见，朱熹曾细读《大慧语录》。此外，朱熹在其著述中反复提到宗杲。有人认为，朱熹之理义与仁义合一之说，乃受宗杲之启发。宗杲的弟子道谦传法于建宁府开善寺，与朱熹往来至为密切。道谦卒，朱熹祭文曰：
师出仙洲，我寓潭上。一岭之间，但有瞻仰。丙寅（1146年）之秋，师来拱辰（岩名）。乃获从容，笑谈日亲。……未及一年，师以谤去。我以役行，不得安往。往还之间，见师者三。见必款留，朝夕咨参。④
从朱熹与道谦的关系密切可以推知，两人的思想是互相影响的。综观朱熹著述，其所交往的僧徒还有瑞泉、胡僧、仰上人、志南上人、宗慧、宗归、端友、惟可、圆悟（肯庵）等。朱熹和他们一起吟诗、赏帖、论学等。朱熹曾谓，“多谢空门侣，能同物处情；肯来分半壑，聊尔度平生”。⑤
此外，朱熹读佛经，查《语类》与《文集》所举者有：《四十二章经》、《大般若经》、《华严经》、《法华经》、《楞严经》、《圆觉经》、《金刚经》、《金光明经》、《心经》、《维摩经》、《肇论》、《华严大旨》、《华严合论》、《景德传灯录》等共14种，并有概述之“佛经”、“佛书”、“佛经疏”、“藏经”、“释氏教典”、“禅家语录”等。种数之多，足以代表华严、天台、净土、三论、唯识、禅宗诸派。朱子所读佛书，必比其他理学家为多。有可证其确曾过目者，如曾谓《楞严经》前后只说咒；《法华经》开口便说恒河沙数；《圆觉经》只有前两三卷好，后面便只是无说。⑥
基于上述，到了隋唐时期，释、道至为盛行，当时第一流的人物大都出入释、道，正如朱熹所说的，“某常叹息，天下有些英雄人，都被释氏引将去，其害事”①。释、道有压倒中国主体文化意识儒家之势。首先看出这个问题的是唐朝韩愈。他激烈排佛，提出恢复秦汉以来中断了的儒家道统。接着是北宋的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等提出新儒学（理学），基本上把儒家的道统恢复起来。他们分别创立的濂、洛、关等新儒学派别，随着金人灭宋又岌岌可危，道统又将中断。正是在这中华民族主体文化儒学存续、兴亡的关键时刻，闽中学者游酢、杨时等适应历史的需要，载道南归，三传而至朱熹，进步以儒学为主干融合释、道，集濂、洛、关新儒学（理学）以至整个传统文化之大成，创立闽学，建立起完整的新儒学思想体系，在闽、浙、赣之一武夷山一带形成为新的中国文化重心。
朱熹以儒学为主干融合释、道之学，建立起完整的新儒学（理学）思想体系，把中国文化内圣成德之教推进至成熟形态。至于朱熹如何融合释、道，其理学思想体系中哪些来源或启发于释、道，却难于论述。这是论及朱熹以儒学融合释、道不该回避的问题。在儒学家的言论思想中，有些词语、概念、范畴、命题、观点等与释、道之说同，难以说明谁源谁流。正如朱熹所说的，“佛学之与吾儒，虽有略相似处，然正所谓貌同心异，似是而非。”因此，需要提出一个研究这个问题的基本原则。对于朱熹以儒学融合释、道之学，除了那些明显地来源或启发于释、道之学外，是否可以这样理解，就是朱熹在把儒学与释、道之学比较优劣中，对释、道之学进行批判中，不自觉地、无形中就提高了自己，认识到自己有关观点的弱点之所在，以及把对方之合儒学的吸收过来，有的反其意而取之，从而充实丰富了自己。朱熹在与释、道之学的比较中，朱熹有个总的观点，或者说有个出发点。这就是他所反复讲到的：
释言空，儒言实。释言无，儒言有。……释氏虚，吾儒实。释氏二，吾儒一。释氏以事理为不紧要而不理会。②
儒、释之分，只争虚实而已。如老氏亦谓：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所谓物、精，亦是虚。吾道虽有“寂然不动”，然其中粲然者存，事事有。③
熹详老氏之言有无，以有无为二。周子（敦颐）之言有无，以有无为一。正如南北水火之相反。①朱熹认为，释氏把事理置于心外，心与事理分开为二，故其心虚无；而儒者则心与事理为一，心中有事理，故其实有。一般来说，朱熹谓“释氏便只是说空，老氏便只是说无，却不知道莫实于理”。②
朱熹基于这种实虚、有无观，在儒、释、道三教的相互比较中，知己知彼，以彼启己，取彼补己，或者反其意而用之。
这里有个非常重要的宋学思维方法问题。要想用儒学融合释、道之学，就必须对释、道进行研究，读其书明其义。朱熹说：
今金溪学问真正是禅，钦夫、伯恭缘不曾看佛书，所以看他不破。只某便识得他。试将《楞严》、《圆觉》之类一观，亦可粗见大意。释氏之学，大抵谓若识得透，应千罪恶，即都无了。③这就是所谓“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佛教传入中国后，经过汉唐一千年左右，形成中国化的佛教华严、禅等宗派，仍是佛教；而朱熹等宋儒把佛学之合理部分吸收消化，成为儒学的组成部分，如吃营养强身一样。这也是佛教中国化的一种形式。清人童能灵曰：
朱子平生论禅学较之二程、张子尤悉切透，盖以其好早而又久且笃，能知其底蕴也。后世或疑诸大儒未尝深究禅理之妙，误矣！④
后人有的把朱熹思想中的佛学印迹看成是信佛，却不知已与其在佛学中的意义根本不同。近年笔者撰写《游酢评传》，深知因其知禅而受到历代学者的冷落，当时胡五峰甚至说“定夫为程门罪人”。⑤此是个冤案。综观现存游酢所有著述，没有一句赞扬佛教禅学的，而批判佛教倒有不少，特别是他谓，“佛书所说，世儒亦未深考。……需亲自此地，方能辨其同异，不然难以口舌争也。”⑥游酢、朱熹等是以儒学融合释、道之宋学思维方式的主要确立者。
综上所述，朱熹以儒学为主干，融合释、道，在闽、浙、赣之武夷山一带形成为国家的新的文化重心。南宋大理学家张栻说：“当今道在武夷。”⑦就是指国家的文化重心转移到武夷山一带。南宋的首都在临安（今浙江杭州），至此实现了中国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重心的南移。
清高宗乾隆元年（1736年），状元马易斋治闽，深领意会闽中理学之渊源，手书“道南理窟”四个大字欲刻武夷山崖未果；后其子马应壁任职崇安县，于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将其父“道南理窟”四个大字摹刻于武夷山五曲溪南晚对峰壁，正对着游酢之水云寮和朱熹之武夷精舍。“道南理窟”遂成为游酢、杨时等“道南”和闽学兴盛以至南移至武夷山一带后的中国文化重心之象征。
在南宋前期，中国文化的基本形态儒、释、道都汇集于闽浙赣之武夷山一带，他们的代表人物友好交往，其思想相互交融，因而武夷山有三教峰，并有三教庵、三教堂等，均供奉孔子、老子、释迦塑像。武夷山有三教堂，在水帘洞正中，瀑布落其前，祀至圣孔子，以及老子、释迦。十分显然，武夷山是当时中国文化基本形态儒、释、道的荟萃之地。
三 集诸儒之大成
朱熹是中国古代社会后期儒家的代表者，其地位仅次于前期的孔子。朱熹之理学思想历代学者大都认为是集大成，几乎成了定论。但是，“集大成”的含义，学者们或谓“集诸儒之大成”、“集圣贤之大成”、“集濂洛关之大成”、“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等，看法并不一致。笔者综合诸家之说，对其“集大成”试作如下论述。
（一）朱熹以孔、孟思想为主干，兼取佛、道，广泛综合诸种思想，同时也吸取大量自然科学的成果，构成了一个庞大的理学思想体系。他把中国古代哲学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标志着中国古代社会意识形态臻至完备和成熟。
朱熹的哲学是以天理为中心和最高范畴的理学思想体系。天理是其哲学的出发点和归宿。朱熹以理（太极）生气（阴阳为气，五行为气之质）、气生万物（理气合一）的逻辑结构来展示理产生天地万物和社会人事的过程。天理体现在社会伦理中就是仁义礼智，表现在政治生活中就是礼乐刑政。朱熹通过把天理的伦理化，使其日益世俗化，成为人人必须遵行的政治和道德原则。朱熹以一理万殊、万殊一理的理一分殊论，试图解决世界的统一性问题，用“化育流行”的言论来说明天地之间一切品类的活动，如鸢飞戾天、鱼跃于渊，其中无一不体现着天理的作用。
在朱熹的现实的政治理论中，他根据儒家经典《大学》、《中庸》的基本思想，要求统治者家齐于上而教化于下，即通过大学的教育把仁义礼智和孝悌慈修之于身，齐之于家，成为实践道德伦理的样板，然后去御众理而治国家。朱熹还提出了以德治为主的德治和法治不可偏废的主张。朱熹又提出“学以明伦”的教育原则，“下学”而“上达”，即下学人事以明人伦，从而达到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由此就可上达对天理的体认，因为天理本来就体现在人伦之中。
（二）把《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合为“四书”，并精加“集注”，成为封建王朝科举取士和学校教育的标准典籍。明邱锡在《重修武夷书院记》中说：
若吾夫子于群贤之经，则策定之，赞述之，而集群圣之大成也。文公于诸儒之书，则去取之，考证之，而集诸儒之大成了。①
朱熹对“诸儒之书去取考证”，“策定”“四书”，以“四书”为骨干，使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形成为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
在朱熹之前，《诗》、《书》、《礼》、《易》、《春秋》“五经”为权威，汉代学者以治“五经”为经学，唐时钦定孔颖达《五经正义》为教科书。朱熹虽然亦对“五经”中之《诗》、《书》、《礼》、《易》作过注，但其观点与其前学者有很大的不同。他怀疑以至推翻数百年中建立起来的“五经”之权威：《诗》之《序》非原作，《诗》中有二十四篇为纯讲男女性爱的；古文《尚书》为伪书，《书序》和孔安国注皆非汉代文字；《礼记》是秦汉后诸儒用以解释《仪礼》之书；《易》是卜筮之书，非哲理之作；《春秋》三传皆无可取。他对“五经”之外其他经典亦多所怀疑。朱熹把原在国家上层建筑中占极为重要地位的“五经”的权威动摇了。
朱熹用“四书”代替“五经”之权威。《论语》在汉代仅为小学所必修。《孟子》在汉代以前不被认为是经书。《大学》、《中庸》原是《礼记》中的两篇短文。朱熹用毕生精力研究“四书”，于34岁时撰成《论语要义》，10年后又撰《论语正义》，之后又撰《论语集注》、《孟子集注》、《论语或问》、《孟子或问》。在61岁时撰《大学章句》、《中庸章句》，之后还撰《大学或问》、《中庸或问》。朱熹在临死前三日还改《大学·诚意章》的注释。到了孝宗淳熙元年（1190年），朱熹六十一岁，便刊行《四书集注》，遂成儒家经典之定本。朱熹经过反复研究，准确地看出“四书”体现了孔孟的基本思想。因为，《论语》、《孟子》直接记述了孔孟的言行，而“五经”则只是关于孔、孟的间接资料。朱熹说：
《大学》、《中庸》、《论》、《孟》四书道理粲然，……何理不可究，何事不可处？②
朱熹把“四书”看成是儒学的百科全书，认为“四书”包含了儒家思想的各个方面。他认为：
先读《大学》以定其规模，次读《论语》以立其根本，次读《孟子》以观其发越，次读《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处。《大学》一篇有等级次第，总作一处，易晓，宜先看。《论语》却实，但言语散见，初看亦难。《孟子》有感激兴发人心处。《中庸》亦难读，看三书后方宜读之。……书只是明德道理，却要人做出书中所说圣贤工夫来。若实看此数书，他书可一见而决矣！①
朱熹把“四书”联成一体，形成为儒家的完整理论体系。朱熹通过注释“四书”，充分地阐发了自己的哲学思想，用“四书”中的哲理作为构造自己整个哲学体系的间架，形成为自己庞大的理学体系。在这个意义上说，朱熹通过《四书集注》集儒家学说之大成。
（三）儒家道统传授系列之确立和其内涵之完善。道统原是唐人韩愈提出来的，认为一脉相承的道统由尧、舜、禹、汤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韩愈认为，中断的“道统由愈而粗传”。②朱熹抛开韩愈，认为他和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直接继承到孟轲中断了的道统。朱熹在《大学章句序》中谓，“河南程氏两夫子出，而有以接乎孟氏之传。……虽以熹之不敏，亦幸私淑而与有闻焉”。
朱熹于孝宗淳熙十六年（1189年）第一次使用“道统”概念时，曾引述了《书经·大禹谟》中的“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认为它是道统的内涵，其核心是“存天理，灭人欲”：
孔子所谓“克己复礼”，《中庸》所谓“致中和”、“尊德性”、“道问学”，《大学》所谓“明明德”，《书》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圣人千言万语，只是教人“存天理，灭人欲”。③
以他所理解的道统内涵为标准，选择周、程、张为道统传授之主要脉络，而把汉、唐以来诸儒排斥在道统之外，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汉、唐以来诸儒对儒学没有贡献。汉人董仲舒是用阴阳家的思想解释孔、孟之道；唐人韩愈是用道统来对抗佛家的法统，没有哲理；北宋邵雍的象数过于道家气味，以至南宋朱熹的先师和老师杨时、罗从彦、李侗、刘勉之、刘子翚等，其哲学论为方法论，他们所谓一脉相传的“指诀”只是于静中体察喜怒哀乐未发之气象。所有这些儒家思想的代表人物，对于儒学都未有多少阐发，因而很难把他们容纳于从孔、孟直至朱熹这个道统系列之中。
在儒家道统中，朱熹特别尊崇程颢、程颐。二程在理学上有特殊贡献，在道统中占有重要位置是当然的。朱熹列周敦颐于其间，是因为其传《太极图说》、《通书》于二程，即周敦颐把自己所继承的孔孟之道传给二程。此外，张载在理学上的贡献是其对“气”的阐发，“气”被朱熹吸取为由理产生世界万物的中间环节。总之，在朱熹哲学中，其主要范畴太极、理、气、性、心等，是通过周、程、张等而渊源于孔孟的。可见朱熹的理学思想，从道统论上来讲亦属集大成。
（四）朱熹的庞大的理学思想体系，是中国古代社会后期政治思想的理论基础。明人邱锡在《重修武夷书院记》中说：
（文公）集诸儒之大成者也。夫夫子以前之群圣，行斯道于当时，而夫子则述之于后世者也；文公以前之诸儒，亦明斯道于当时，而文公则传之后世者也。斯道之明也，犹斯道之行也，非有功于人，而实有功于天下也。①
邱锡所谓“斯道之明”，即指朱熹的学说更全面和更完整，超越时空，对整个中国古代社会后期都是适用的。因而对统治者治国平天下更具有实际意义，即所谓“斯道之行”，“实有功于天下”。
正因为如此，朱熹的理学思想，从南宋末年以来七八百年中，始终是国家的官方哲学，是不可动摇的国家的和民族的精神支柱。
综上所述，朱熹的学说由太极而理气、阴阳，至于中正仁义、修齐治平，体用兼顾，完整齐全，实为中国传统哲学之总汇，所以谓其为“集大成”。
四 主要著述编年
（一）撰述
南宋高宗绍兴二十七年（1157年），朱熹28岁 撰《孟子集说》，佚；撰《诗集传》，佚。
绍兴三十年（1160年），朱熹31岁 编《牧斋净稿》。此书系其住南平西林院牧斋前后三年间所撰诗文。
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朱熹33岁 撰《论语纂训序》（即《论语详说》）。佚。
孝宗隆兴元年（1163年），朱熹34岁 撰《论语训蒙口义》，佚。此书为儿童读论语作注解，句解章旨。撰《论语要义》，佚。此书取二程及其门人、朋友诸家之说，补辑订正，是其后《论语集注》的前身。
隆兴二年（1164年），朱熹35岁 编《困学恐闻》，佚。
孝宗乾道三年（1167年），朱熹38岁 编《东归乱稿》。撰《诗序辨说》1卷。与张栻、林用中合著《南岳唱和集》1卷，附录1卷。
乾道六年（1170年），朱熹41岁 撰《家礼》5卷。
乾道八年（1172年），朱熹43岁 撰《西铭解义》1卷。《西铭》原是张载《正蒙·乾称》中的一段话，二程推崇，名《西铭》，朱熹为之解，发扬其“理一分殊”思想。此书至淳熙十五年（1188年）才公布于世。编《论孟精义》34卷。取二程、张载、杨时、游酢等12家之说，荟萃条疏。是将其所撰《论语要义》精选为此《精义》。到了淳熙七年（1180年，51岁），又改为《要义》，认为所收之语未必精。编《论语或问》20卷、《孟子或问》10卷。其在编《语孟精义》时，把取舍之道理告诉学生，便成此二书。撰《资治通鉴纲目》59卷，序例1卷。此书是纲目提要，笔削北宋司马光之《资治通鉴》、《通鉴目录》、《举要历》以及胡安国之《资治通鉴举要补遗》四书，以授门徒。此是朱熹手定，其门人以凡例定其纲目。
乾道九年（1173年），朱熹44岁 撰《太极解》（又名《太极解义》、《太极图说解》）1卷。撰《通书解》2卷。上解周敦颐二书，发挥其“理在气先”、“理生气”的宇宙生成论。撰《伊洛渊源录》16卷。是书是把周敦颐、二程、邵雍、张载与二程交游之弟子的言行，按理学传授谱系编次。宋人论理学派别、谱系大都出于此书。
孝宗淳熙元年（1174年），朱熹45岁 撰《古今家祭礼》20卷。佚。
淳熙二年（1175年），朱熹46岁 撰《阴符经考异》1卷。
淳熙四年（1177年），朱熹48岁 撰《论孟集注》10卷、《论孟或问》14卷。撰《诗集传》8卷。撰《周易本义》12卷。是书据吕祖谦所校订的古文经传12篇而作本义，以上下经为2卷，十翼自为10卷。
淳熙七年（1180年），朱熹51岁 撰《孟子要义》5卷，佚。
淳熙十三年（1186年），朱熹57岁 撰《小学》6卷。其中内篇4卷为《立教》、《明伦》、《敬身》、《稽古》，外篇2卷为《嘉言》、《善行》，为儿童讲“爱亲敬长隆师亲友之道”。是书刘子澄等搜集资料，非撰者。撰《孝经刊误》1卷。撰《童蒙须知》1卷。撰《蓍卦考误》1卷。撰《易学启蒙》3卷。此书发扬其《周易本义》之宗旨。
淳熙十六年（1189年），朱熹60岁 撰《大学章句》1卷、《中庸章句》1卷、《中庸辑略》1卷。撰《大学或问》2卷、《中庸或问》3卷。
光宗绍熙元年（1190年），朱熹61岁 《四书章句集注》刊刻于漳州。其中《大学章句》1卷、《中庸章句》1卷、《论语集注》10卷、《孟子集注》7卷。章句是汉朝以来注经的一种方式，分章断句，更多的发挥注者的思想。
宁宗庆元二年（1196年），朱熹67岁 撰《楚辞集注》8卷，《辩证》卷2，《后语》6卷。以王逸本为底本，删去《七谏》、《九怀》、《九叹》、《九思》4篇，增入贾谊《吊屈原》、《服赋》，把屈原的25篇划为《离骚》类，宋玉16篇划为续《离骚》类，按赋、比、兴等古诗的不同形式手法进行解析。撰《仪礼经传通解》37卷。
庆元三年（1197年），朱熹68岁 撰《周易参同契考异》1卷。撰《琴说》（又名《琴律说》）。撰《韩文考异》10卷。《韩愈文集》诸本互有异同，因以订正。其例为先摘取正文，考证之文夹注之内。
庆元五年（1199年），朱熹70岁 撰《楚辞后语》6卷，《辨证》2卷。撰《书集传》部分稿，余口授蔡沉，沉完成全书。
（二）编辑
高宗绍兴二十九年（1159年），朱熹30岁 编《校定谢上蔡先生语录》3卷。
孝宗隆兴二年（1164年），朱熹35岁 编《延平答问》1卷。
孝宗乾道四年（1168年），朱熹39岁 编《二程遗书》25卷附录1卷。
乾道八年（1172年），朱熹43岁 编《八朝名臣言行录》24卷。此书《前编》10卷，《后编》14卷，二本书。八朝即宋朝太祖、太宗、真宗、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徽宗八朝，取同时代人之文集及记事书所载八朝名臣言行有补于世教者录之成书。
孝宗淳熙二年（1175年），朱熹46岁 与吕祖谦合编《近思录》14卷。
淳熙三年（1176年），朱熹47岁 编《婺源茶院朱氏世谱》1卷，佚。（今本《世谱》是后人编的，其《世谱后序》是原谱朱熹撰写的。）
淳熙八年（1181年），朱熹52岁 编《南轩文集》44卷。
光宗绍熙元年（1190年），朱熹61岁 编《书古经》4卷序1卷、《春秋经》1卷、《四子》4卷，佚。
（三）后人编辑
《朱子语类》140卷，南宋理宗景定四年（1263年）黎靖德编，根据各本《朱子语录》，互相参校，考其同异，拾遗正误，削去重复。南宋度宗咸淳六年（1270年）刊行。
《朱子遗书》，清康熙浙江吕氏宝浩堂刊行，包括《近思录》、《延平答问》、《杂学辨》、《中庸辑略》、《论孟或问》、《伊洛渊源录》、《谢上蔡语录》等。
《朱子遗书二刻》，清贺瑞麟辑，西京清麓丛书刊行，包括《论孟精义》、《易学启蒙》、《诗序辨》、《孝经刊误》、《周易参同契注》、《阴符经注》等。
《朱子文集》（又名《朱文公文集》、《晦庵集》、《朱子大全》、《朱熹集》等）100卷，《续集》11卷，《别集》10卷。南宋末朱在、余师鲁等编，有四部备要本等。朱熹后裔清朱玉把《朱子文集》增入年谱、行状、历朝褒典等，名为《朱子文集大全类编》。今有郭齐、尹波点校，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陈俊民校订，台北德富古籍丛刊2000年版。
《朱子全书》64卷，清圣祖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李光地奉御旨编纂。
《朱子节要》20卷。
《朱子语录类要》16卷。
《朱子经说》30卷，汇集朱熹解释儒家经典的著作。
《朱子四书语类》80卷，汇集朱熹解释四书的著作。
《朱文公易说》23卷，汇集朱熹有关说《易》的语录。
《朱子书说》7卷，汇集朱熹关于《书经》的言论。
《朱子学大系》15卷，日本诸桥辙次、安冈正笃、冈田武彦等编，其第4～9卷为《朱熹的主要著作》。
《朱子全书》（或名《朱熹全书》）30册，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是书把朱熹所有的著述都汇辑在一起。
第二节 朱熹门人对朱子学创立的贡献
朱熹在世时，已形成了比较严密的朱子学派别。朱熹及其门人多创立精舍、书院，登台论讲，学徒众多。据今人陈荣捷在《朱子门人》中考证，仅就有籍贯的登门求教、明言奉侍、自称弟子者，即所谓正式门人，就有488人，分别属于福建、浙江、江西、湖南、安徽、江苏、四川、山东等，可谓来自全国。其中福建籍的有164人，占总数的三分之一，且多为朱子学的中坚和骨干。①清人张伯行说：
昔孔子之徒三千，而斯道赖以昭著。朱子门下知名之士如黄（榦）、陈（淳）、蔡（元定、沈）、刘（爚）辈，亦不下数十余人。故其著述最富，问答最多，而理学因之大明。①
这些都是福建籍朱子学者。在朱子学的发展史上，有“朱子传之蔡西山（元定）九峰（沈）、黄勉斋（榦）、陈北溪（淳）、李果斋（方子）诸先生，而浦城真西山（德秀）又朱门之私淑也，有宋闽儒甲于天下”②之称。在朱子学的创立过程中，朱熹和门人对一些问题反复商讨，使其成熟。朱熹门人对朱子学创立做出了重大的贡献。③
一蔡元定 蔡沉
蔡元定之曾祖父蔡克、祖父蔡谅，都是太学生。其父蔡发，子蔡渊、蔡沆、蔡沉，孙蔡格、蔡模、蔡杭、蔡权，都是著名的学者，这祖孙四代合之被世人称为“蔡氏九儒”。《宋元学案》全祖望按语曰：“蔡氏父子、兄弟、祖孙皆为朱熹干城。”④其中最有学术成就者为蔡元定和蔡沉。
蔡元定（1135—1198年），字季通，号西山，建宁府建阳县人。蔡元定多次被举荐为官，皆辞谢不就。高宗绍熙五年（1194年），宁宗继位，赵汝愚当政，朱熹被任命为焕章阁待制兼侍讲，赵、朱相与推荐蔡元定，仍不出。不久赵汝愚受贬，外戚韩侂胃当政，罗织朱熹十大罪状，并谓朱熹之所以敢大肆无忌惮者，皆其从妖人蔡元定左右所致。⑤“庆元党禁”祸及蔡元定，被流放到湖南道州编管，病逝于那里，年仅64岁。
朱熹在《跋蔡神与绝笔》中说：蔡元定年10岁其父蔡发“即教使读《西铭》。稍长，则又示以程氏《语录》、邵氏《经世》、张氏《正蒙》等书。曰：‘此孔、孟之正脉也，尔其勉旃。’”⑥蔡元定“幼而沉涵其义，既长而辨析益精。”⑦
《宋史》本传谓，蔡元定“闻朱熹名，往师之。熹扣其学，大惊曰：此吾老友也，不当在弟子列。遂与对榻，讲论诸经奥义，每至夜分。”①蔡元定从学朱熹于寒泉精舍、云谷晦庵草堂、武夷精舍和考亭沧洲精舍等。朱熹在《中和旧说序》中曰：
乾道己丑之春，为友人蔡季通言之，问辨之际，予忽自疑斯理也。虽吾所默识，然亦末有不可告人者。……复取程氏书，虚心平气而徐读之，未及数行，冻解冰释，然后知情性之本然，贤圣之微旨，其平正明白乃如此。②
此为孝宗乾道五年（1169年）之事。乾道六年（1170年），朱熹的寒泉精舍建成，蔡元定每相随之左右。如书曰：
别后两日，稍得观书，多所欲论者。幸会期不远，此只八九间下寒泉，十一二间定望临顾也。③
此为寒泉相会之后两日，又再次相约。朱熹在《答范伯崇》第十、八书曰：“熹比携二子过寒泉，招季通来相聚，更有一二朋友来相聚，初不废讲议。”“伯谏前日过此，季通亦来会，相与剧论儒佛之异。”④又书曰：“此有李伯谏，往时溺于禅学，近忽微知其非。昨来此留数日，蔡季通亦来会，剧论不置，遂肯舍去旧习。”⑤
朱熹之云谷晦庵草堂于孝宗淳熙二年（1175年）七月建成后，蔡元定曾与朱熹频频相聚于此。朱熹有《淳熙戊戌七月二十九日与子晦、纯叟、伯谟同发屏山，西登云谷越夕乃至，而季通、德功亦自山北来会》一诗，描写的就是淳熙五年（1178年）朱熹与廖德明、刘纯叟、方伯谟从五夫里出发，与蔡元定等相聚于云谷的情景。⑥其《答蔡季通》第八书中有曰：
西山之约，一何拒客之深耶？俟武夷归，别当奉扣。然临风引领，似已闻采薇之歌矣。⑦
此表明朱、蔡两人的西山、云谷之约，是很频繁的。文中的“西山”，指的是蔡元定建于崇泰里的西山精舍。
蔡元定于淳熙十三年（1186年），协助朱熹编出《易学启蒙》一书。朱熹在《答陈才卿》第十四书中曰：
《启蒙》所载为有发于《易》，他则别成一家之学。季通近编出梗概欲刊行，旦夕必见之。然亦不必深究也。①
朱熹在蔡元定的诸书中有多处与之讨论《启蒙》一书的内容。淳熙十四年（1187年），蔡元定接受朱熹委托，刊刻“武夷精舍小学之书”。②同年，蔡元定著《律吕新书》成，朱熹为之序。③淳熙十六年（1189年），协助朱熹修改《大学章句》。朱熹在《答毛朋寿》书中曰：
《大学》文字，季通尚未为定本，旦夕当取来，更为改正，乃可传也。④《朱子文集》有《答蔡季通》书100多通，大都涉及“四书”、《易经》、音律、校书等问题。
《朱子语类》在《有子曰其为人也孝悌章》中，有王过录“先生尝曰‘仁者心之德’”条，其中记载参与讨论的有蔡元定、辅广和王过；在《禘自既灌而往者章》中，有叶贺孙录“仁父问‘禘自既灌而往者’”条，参与讨论的有叶贺孙、蔡元定、徐容等。⑤
因“伪学”禁，宁宗庆元三年（1197年），蔡元定被谪道州编管，朱熹率门人为之送行于净安寺。有谓，“（朱先生）坐方丈，寒暄外无嗟劳语。以连日所读《参同契》所疑扣蔡，蔡应答洒然。少迟，诸人醵酒至，饮皆醉。先生间行，列坐寺前桥上饮，回寺又饮。先生醉睡。”⑥朱熹送其至寒泉精舍，“相与订正《参同契》，终夕不寐”。此言见于朱熹《周易参同契考异》按语。可见，他们置大祸临头之不顾，唯一所关心的是学说的创立。
《宋史》蔡元定本传，称“四方来学者，熹必俾先从元定质正焉”。⑦对此，黄榦说：
西山蔡氏先生之门，从游者多矣。公（按指蔡元定）之来，先生必留数日，往往通夕对床不暇寢。从先生游者，归必过公之家，听其言论不忍去，去皆充然有所得也。⑧蔡元定著有《大衍详说》、《律吕新书》、《燕乐原辩》、《皇极经世指要》、《地理古经》、《发微论》、《西山公集》等。蔡元定兼取义理和象数，其思想带有明显的道家色彩。他说：
天地之间有理必有数，二者未尝相离。……一动一静之间，《易》之所谓太极也。阴阳之中又各有阴阳，刚柔之中又各有刚柔，主乎动静，所谓太极也。①
蔡元定对北宋象数理学家邵雍的《皇极经世书》进行深入的研究，并撰《皇极经世指要》3卷。他提出“数即理，理即数，在天为五行，在地为五方，在人为五常”。②他所谓数即理，理即数，就是把理判为阴、阳之二，阴阳中又有阴阳，以至无穷。这就补充了朱熹关于理（太极）生气（阴阳为气，五行为气之质），气生万物（理气合一）的逻辑结构中的若干环节。蔡元定还教人以性和天道为先，注重阴阳地理。他的《发微论》就是相地之书，大旨用地道一刚一柔来说明动静、聚散、雌雄、生死、逆顺、分合、裁成、强弱、浮沉、福祸、善恶等现象，以有形察无形。虽具有浓厚的神秘主义和宿命论，但也有某些深刻的辩证法和自然科学的因素。
蔡元定对朱熹思想有较大的贡献。朱熹说：“季通平生著述多谦让，寄寓于熹书集中。”③朱熹的《易学启蒙》是蔡元定起草的，其《四书集注》他也参加了很多意见。
蔡沉（1167—1230年），亦作蔡沈，字仲默，号九峰，蔡元定季子。他一生末应科举，屡荐不出，未曾做官，始终跟朱熹学习。隐居九峰山，学者称九峰先生。明英宗正统二年（1437年）从祀孔庙。
蔡沉“少从朱熹游。熹晚欲著《书传》，未及为，遂以属沉。《洪范》之数，学者久失其传，元定独心得之，然未及论著。曰：‘成吾书者沉也。’沉受父师之托，沉潜反复者数十年，然后成书，发明先儒之所未及。”④由于蔡沉是朱熹晚年最有成就的弟子之一，故《宋元学案》为之特辟《九峰学案》。真德秀在《九峰先生蔡君墓表》中曰：
入则服膺父教，出则从文公游。文公晚年训传诸经略备，独《书》未及为，环〓门诸下生，求可付者，遂以属君。①
在《朱子语类》中涉及蔡沉问疑的有9条，均为黄义刚所录。例如，“义刚言：‘伯靖以为天是一日一周。’……次日，仲默附至《天说》。”文中“伯靖”，通常作伯静，乃蔡沉兄长蔡渊。又“仲默问‘有两汉水’”，以及“叔器未达”条中叔器问“使心意勉勉循循不能已”，有蔡沉的发言：如“生则恶可已也”之类。朱熹曰：“是。”在“义刚曰”条中，又有仲默问疑。还有“蔡仲默问‘相近’”、“仲默问《太玄》”、“仲默集注《尚书》”。“仲默论五刑不赎”，以及“先生命二三子说书毕，召蔡仲默及义刚语，小子侍立……仲默曰：‘作去声，也似是。’先生曰：‘据某看，只作入声亦是。’”②明确记载两人同学于朱熹之侧。黄义刚所录多是在光宗绍熙四年（1193年）以后所闻。朱熹命蔡沉作书解，是在其晚年。
蔡沉撰写《梦奠记》，记载朱熹弥留之际的情形。其中有曰：
庆元庚申三月初二日丁巳，先生简附叶味道来约沈下考亭。当晚即与味道至先生侍下。是夜先生看沈《书集传》，说数十条，及时事甚悉。精舍诸生皆在。四更方退，只沈宿楼下书院。初三日戊午，先生在楼下改《书传》两章，又贴修《稽古录》一段，是夜说《书》数十条。……初九日甲子五更，令沈至卧内，先生坐床上，沈侍立，先生以手挽沈衣。令坐，若有所欲言而不言者久之。医士诸葛德裕来，令无语用治，命移寝中堂。平明，精舍诸生复来问病。味道云：“先生万一不讳，礼数用《书仪》何如？”先生摇首。益之云：“用《仪礼》何如？”先生复摇首。沈曰：“《仪礼》、《书仪》参用，何如？”先生首肯之，然不能言，意欲笔写。示左右以手版托纸进，先生执笔如平时，然力不能运，少顷置笔就枕，手误触巾，目沈正之，诸生退。沈坐首边，益之坐足边。先生上下其视，瞳犹炯然，徐徐开合，气息渐微而逝，午初刻也。③
蔡沉是朱熹门人中最有创见的一个。他根据朱熹的理气和蔡元定的象数，构成为自己具有象数学特点的理学思想体系。他用北宋邵雍的《皇极经世书》分析《尚书·洪范》，著《洪范皇极》和《书经集传》两书。《洪范皇极》像蔡元定的《皇极经世指要》阐发阴阳、刚柔、太少一样，通过80个范畴论证天地、理气、体用、动静等，以至接触到动植物等自然现象。《书经集传》应朱熹遗嘱所撰，其中有一部分是朱熹的初稿整理而成的。是书出色地完成了朱熹交给的任务，不少地方独出新义，有创见地论证了孔孟儒学，是理学的代表性著作。《书经集传》像朱熹的《四书集注》一样，用简明浅显的文字诠释经典，阐发朱子学义理，特别论证了三纲五常等道德伦理。前一部书是理学象数派主要讲自然现象的著作，后一部书是理学正统派主要讲义理的著作，这两部书比较全面地反映出蔡沉的哲学思想，并在中国古代社会后期有重大的影响。元仁宗延祐年间（1314—1320年）订科举法，“五经”之《书》注释中用蔡沉《书经集传》，元明清三朝用它取士。《书经集传》和朱熹的《周易本义》、《诗集传》及胡安国的《春秋传》等书一起是中国古代社会后期儒家学者的必读课本。蔡沉的著作扩大了朱子学在全国思想文化史上的影响。此外，蔡沉还有《至书》1卷、《九峰公集》1卷，是用周、程、张、朱的理学思想来论述先秦儒家道统的。
二 黄榦
黄榦（1152—1221年），字季直，一字直卿，号勉斋。世居长乐县，后徙居闽县（今闽侯）。父黄瑀，曾任朝散郎、监察御史，有政绩；逝世后，朱熹应黄榦之请为其撰写墓志铭，即《朝散黄公墓志铭》。黄榦官至州知府，为政政绩卓越。坚决主张抗金，并在汉阳、安庆任内反击金兵侵掠。清世宗雍正二年（1724年）从祀孔庙。
孝宗淳熙二年（1175年），黄榦仲兄黄东官吉州，黄榦从行，因得识庐陵名士刘清之，遂向刘清之求学。刘清之便把他转荐给朱熹。这年冬天，黄榦冒雪来到崇安五夫，适逢朱熹外出，他寄居客栈，一直等到淳熙三年（1176年）春朱熹归来。①从此，黄榦随朱熹学，为学艰苦，夜不设榻，衣不解带。黄榦为朱熹所器重，谓“直卿志坚思苦，与之处甚有益。此道不是小事，须吃些辛苦，亦可望也”。②黄榦后来在《祭晦庵朱先生》中回忆他初从朱熹的情景时写道：
榦丙申之春，师门始登，诲语谆谆，情犹父兄。春山朝荣，秋堂夜清，或执经于坐隅，或散策于林坰，或谈笑而舂容，或切至而叮咛。始受室于潭溪，复问舍于星亭。③
淳熙六年（1179年），朱熹赴南康军任，黄榦随行，帮助处理一些学术上的事务。朱熹在《答吕伯恭》第十九书中曰：熹来此，日间应接衮衮，暮夜稍得闲问书册，则精神已昏，思就枕矣。
以此两月间只看得两篇《论语》，亦是黄直卿先为看过，参考同异了，方为折中。①
朱熹又在《答刘子澄》第九书曰：“旧书且得直卿在此商量，逐日改得些少，比旧尽觉精密。且令写出净本，未知向后看得又如何也。”②此书作于淳熙十一年（1184年）春正月，文中提到朱熹于此时为刘子澄所撰《鄂州社稷坛记》。③
光宗绍熙元年（1190年）四月，朱熹知漳州，黄榦曾一度随侍左右。朱熹之考亭竹林精舍建成，黄榦亦续学于此，并担任部分教学工作。朱熹在《答黄直卿》第七八书中曰：
见谋于屋后园中作精舍，规模甚广，他时归里，便可请直卿挂牌秉拂也。作此之后，并为直卿作小屋，亦不难矣。④
朱熹此书约写于绍熙五年（1194年）沧洲精舍建成之时。据《勉斋集·年谱》记载，这时期黄榦频繁地跟朱熹问学。先是黄榦以恩荫补将仕郎（次年四月授迪功郎监台州户部赡军酒库）。五月，朱熹赴潭州任，黄榦随行；十一月，“文公奉祠居家，先生（指黄榦）自京还，留文公之侧”。宁宗庆元年间（1195—1200年），黄榦往来于福州、建阳考亭两地。庆元三年（1197年），朱熹为黄榦“筑室于考亭新居之旁”。朱熹在《答巩仲至》第十二书中曰：“直卿久不得书，闻有徙家之兴，此固所欲，但于渠聚徒之计，则恐失之便，无以为生，亦须细商量耳。”后黄榦一直延至庆元五年（1199年）十一月，才迁于考亭新居。⑤朱熹在《答余占之》第四书中曰：“直卿已归在此，今年往来亦有一二十人相过讲习。”⑥胡泳录朱熹语曰：
庚申二月既望，先生有书与黄寺丞商伯云：“伯量依旧在门馆否？《礼书》近得黄直卿与长乐一朋友在此，方得下手整顿。但疾病昏倦时多，又为人事书尺妨废，不能得就绪。直卿又许了乡人馆，未知如何？若不能留，尤觉失助。甚恨乡时不曾留得伯量相与协力！若渠今年不作书会，则烦为道意，得其一来为数月留，千万幸也！”⑦庚申为庆元六年（1200年），此为其逝世前一月所书。文中所言《礼书》，指的是《仪礼经传通解》，黄榦负责其中《丧礼》、《祭礼》部分。此书在朱熹生前未完稿。一直到宁宗嘉定十三年（1220年）夏，黄榦所撰这一部分方成书，名《仪礼经传通解续卷》。有光宗绍熙五年（1194年）李方子、甘节、萧佐三人同录“吉甫问：‘仁义礼智，立名还有意义否？’”一条，其中有黄榦的答语；杨至录“吉甫问恭敬”一条，其中也有直卿之名。有郑南升录“仁者爱之理”条，参与讨论者有黄榦、汪正甫、暖亚夫；郑南升录“问‘三年无改于父之道’”条，以及“问‘贫而无诌’章”条，均录有黄榦的议论。庆元三年（1197年），黄义刚录“直卿劝先生且谢宾客数日，将息病”，义刚又录“先生问直卿：‘何不移入新屋居？’曰：‘外门未立。’”①
宁宗嘉定九年（1216年）四月，黄榦在离汉阳知军任后，回到阔别已久的考亭，时朱熹已逝世16年。黄榦在竹林精舍讲学，诸生云集。黄榦在此撰写了《竹林精舍祠堂讲义》，并开始草撰《朱子行状》。在《行状》中，他高度概括了朱熹“自筮仕以至属纩五十年间，历事四朝，仕于外者仅九考，立于朝者四十日”的一生坎坷的事迹，全面论述了朱熹的学术思想和人品道德，并给朱熹以“绍道统，立人极，为万世宗师”的高度评价。②
黄榦是朱熹之婿，其学术思想和亲属感情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坚守师说最严，特别是完成了朱熹未完成的《仪礼经传通释》。其著有《论语注语问答通释》、《周易系辞传解》、《孝经本旨》、《圣贤道统传授总序说》、《朱子行状》等。
黄榦对闽学的贡献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体用论。清人全祖望说：“嘉定而后，足以光其师传而为有体有用之儒者，勉斋黄文肃公。”③体是指本体，即理、太极，用是指理之流行发用。体用关系表现为“理一分殊”，即一理散为万物，万物复归一理。黄榦说：
道（理、太极）之在天下，一体一用而已。体则一本，用则万殊。一本者，天命之性；万殊者，率性之道。天命之性，即大德之敦化；率性之道，即小德之川流。所以语大莫能载，惟其小德之川流；所以语小莫能破。语大莫能载，是万物统体一太极也；语小莫能破，是一物各具一太极也。万物统体一太极，此天下无性外之物也；一物各具一太极，此性无不在也。①在这里，黄榦对朱熹理的应用方面的理论有所充实。黄榦还用实际行动实践他的有体有用之学，如他在从政期间筹备边防和全民作战等。在黄榦看来，理不是寂然不动的，它通过阴阳五行，化生男女雌雄丰富多彩的世界万物。这样，朱子学思想中的世界统一性和多样性问题比较具体化了。二是论定朱熹在道统中的地位。朱熹提出的道统论，已把其本人放入孟轲之后道统的继承者之中，但是朱熹本人不好说自己在道统中的重要地位。黄榦专门撰写《圣贤道统传授总序说》，把“传承道统”看作是朱熹的最大成就，并把道统的内涵概括为“主敬以立其本，穷理以致其知，克己以灭其私，存诚以致其实”。三是把闽学推广至全国。
对黄榦在阐扬朱熹学术思想方面的贡献，时人及后人均评价颇高。真德秀在《勉斋先生祝文》中说：“惟公之在考亭，犹颜、曾之在洙泗。发幽阐微，既有补于学者；继志述事，又有功于师门。”②
黄榦的著述，还有《勉斋讲义》、《勉斋诗钞》等，结辑为《勉斋集》。
三 刘爚
刘爚（1144—1216年），字晦伯，号云庄，建宁府建阳县人。孝宗乾道八年（1172年）进士。历官山阴主簿，连城、闽县令，提举广东常平茶盐，吏部郎中，国子监祭酒，工部尚书，赠光禄大夫，等等。为官清正，恤民爱民，如为民减免苛税，创办学校，行经界法。《宋史》本传称其为“治以清简，庭无滞讼，兴利除害，知无不为”。③
乾道六年（1170年）正月，朱熹在建阳马伏母墓侧筑寒泉精舍，刘爚与弟刘炳于此从学之。朱熹在《答吕伯恭》第十一书中曰：“建人刘氏兄弟爚、炳同预荐送，乃翁亦以免举试礼部，皆欲见于门下。……（予）知其嗜学可教。”④刘爚曰：“乾道八年试部，以文公书，受学于东莱先生吕成公。”⑤此谓二人被朱熹推荐给吕祖谦。宁宗庆元二年（1196年），伪学禁兴，刘爚从朱熹于武夷山讲道论书，怡然自适。筑云庄山房，为终老隐居之地。因以自号云庄居士。《朱子文集·续集》卷四有《答刘晦伯书》十余通，多为问答学问之事。
刘爚与黄榦、蔡元定、真德秀世称朱熹四大弟子，为朱门高弟。“晦庵朱先生以道德为学者师，公（刘爚）出入其门切磨讲贯者数十年。视他从游之士为最久，而所造独深，其学粹然一出于正。”①刘爚在道德伦理学方面充实了朱子学，提出移孝为忠，并把朱子学看成是“事父则孝事君则忠”的观点。②刘爚在传播朱子学方面也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对刘爚的学术事功，宋史本传有综合的论述，其曰：与弟韬仲受学于朱熹、吕祖谦。……伪学禁兴，爚从熹于武夷山，讲学读书怡然自适。……请以朱熹所著《论语》、《中庸》、《大学》、《孟子》之说以备劝讲，正君定国，慰天下学士大夫之心。……乞罢伪学之诏，息邪说正人心，宗社之福。又请以熹白鹿洞规颁示太学。取熹《四书集注》刊行之。……所著有《奏议》、《史稿》、《经筵故事》、《东宫诗解》、《礼记解》、《讲堂故事》、《云庄外稿》。③
“乞罢伪学之诏”，朝廷从其请，从此为朱熹等朱子学学者恢复了名誉。
刘爚的著述除了上引《宋史》本传所列外，主要还有《易经说》、《四书集成》、《遗录》、《云庄文集》等。
四 李方子
李方子（1169—1226年），字公晦，号果斋，邵武军光泽县人。父李正己，为其长子。李方子为宁宗嘉定七年（1214年）进士。历官泉州观察推官，国子监学录等。罢官后，回故乡创办云岩书院，著书讲学。
《宋史》本传谓，“少博学能文，为人端谨纯笃。初见朱熹，语曰：‘观公为人，自是寡过。但宽大中要规矩，和缓中要果决。’遂以‘果’名斋。长游太学，学官李道传，折官位辈行，具剌就谒。嘉定七年廷对，擢第三。调泉观察推官，适真德秀来为守，以师友礼之，郡政大小咸资焉。暇则辩论经训，至夜分不倦。故事秩满，必先通书庙堂，乃除。方子曰：‘以书通，是求也。’时丞相弥远闻之，怒逾年始除国子录。无何，将选入宫僚，而方子不少贬以求合。或告弥远曰：‘此真德秀党也。’使台臣劾罢之。方子既归，学者毕集。”④
查《朱子语类》，有甘节录“李公晦问”条；林恪录“蔡行夫问‘仁者不忧’一章”，在场者有李方子、洪庆、从周等人。光宗绍熙五年（1194年），董拱寿与李方子同录“百行万善”和“学者须是求仁”两条。董拱寿又录“因论佛”条中有李方子的议论。“因论佛，曰：‘老子唱说，后来佛氏又做得脱洒广阔，然考其语多本庄、列。’公晦曰：‘曾闻先生说，庄子说得更广阔似佛，后若有人推演出来，其为害更大在！’”①以上均可作为李方子于绍熙四至五年间在建阳向朱熹学习之明证。
绍熙五年（1194年）八月，朱熹赴长沙任，李方子曾至那里从学。《语类》载其所录“须是静”条下云：“谓亚夫曰：公既归，可且潜心数年。”宁宗庆元六年（1197年），李方子到建阳问学。《语类》有辅广录“公晦问‘无声无臭’，条；有李方子录“汉卿（辅广）问‘一阳初动处，万物未生时”条；有李方子、辅广各录“吕与叔谓养气”。这说明李方子与辅广同学于朱熹。②
李方子和朱熹极为密切，以所闻录朱熹训语200多条，朱熹对其评价甚高。清初黄宗羲在讲到李方子时说：人性端谨纯笃。“居家竟日危坐，未尝倾侧。对宾客一语不妄发。……（李方子）曰：吾于学问虽未周尽，然幸于大本有见处。此心常觉泰然，不为物欲所渍尔。”③李方子强调致知力行，他是一位道德高尚、学问渊博的学者。
李方子对朱子学的最大贡献是撰《紫阳年谱》3卷。南宋魏了翁为之作《朱文公先生年谱序》，其中有曰：
吾友李公晦方子尝辑先生之言行，今高安洪史君友成为之锓木，以寿其传。高安之弟天成属予识其卷首。呜呼！帝王不作，而洙泗之教兴，微孟子，吾不知大道之与异端果孰为胜负也。圣贤既熄，而关洛之学兴，微朱子亦未知圣传之与俗学果孰为显晦也。韩子谓孟子之功不在禹下，予谓朱子之功不在孟子下。予生也后，虽不及事先生，而与公晦及辅汉卿广，昔者尝共学焉，故不敢以固陋。④
李方子的《紫阳年谱》虽早已失传，但它是最早的朱熹年谱，后来出现的几十种朱熹年谱大都沿袭李谱之体例。
李方子的著述主要有《禹贡解》、《紫阳年谱》、《集晦庵先生事实》、《清源文集》、《道统论》、《理性篇》、《小学诸儒总》、《传道精语》等，还为《资治通鉴》撰写后序。
五 陈淳
陈淳（1153—1217年），字安卿，号北溪，漳州龙溪县人。少从林宗臣学。陈淳一生未应科举；晚年授予泉州安溪主簿，未上任而卒，此外一生未曾做官。他一生从事于教育和学术研究活动。清世宗雍正二年（1724年）从祀孔庙。
据宋史本传所载，陈淳少习举子业。林宗臣见而奇之，授以《近思录》。他退而读之，遂尽弃其业。及朱熹来守其乡，陈淳请受教，朱熹数语人，以南来吾道喜得陈淳。朱熹对其曰：“凡阅义理，必穷其原，如为人父何故止于慈，为人子何故止于孝，其他可类推也。”门人有疑问不合者，则称陈淳善问。后10年，陈淳复往见朱熹，陈其所得，时朱熹已寝疾，语之曰：“如公所学，已见本原，所阙者下学之功尔。”自是所闻皆要切语；凡三月而熹卒。①陈淳从朱熹学主要有两个时期：光宗绍熙元年（1131年）在漳州、宁宗庆元五年（1199年）在考亭。据《语类》记载：
先生庚戌四月至临漳。淳罢省试归，至冬至，始克拜席下。明年，先生以丧嫡子，丐祠甚坚。……四月，主管鸿庆宫，加秘阁修撰，二十九日遂行。淳送至同安县东之沈井铺而别，实五月二日也。先生在临漳，首尾仅及一期（年）。……淳冬至以书及自警诗为贽见。翌日入郡斋，问功夫大要。②
所记均为绍熙元年（1190年）冬陈淳初见朱熹时的情景。又据《语类》记载：
诸友问疾，请退。先生曰：“尧卿、安卿且坐。相别十年，有甚大头项工夫，大头项疑难，可商量处？”淳曰：“数年来见得日用间大事小事分明，件件都是天理流行，无一事不是合做底，更不容挨推闪避。撞着这事，以理断定，便小心尽力做到尾去。两三番后，此心磨刮出来，便渐渐坚定。虽有大底，不见其为大；难底，不见其为难；至硗确至劳苦处，不见其为硗确劳苦；横逆境界，不见其憾恨底竟……见面前只是理。”③此则为10年后，即庆元五年在考亭沧洲精舍再次见朱熹的情景。《语类》沈侗录“廖子晦、李唐卿、陈安卿共论三子言志”。①朱熹在《答蔡仲默》第三书中曰：“漳州陈安卿在此，其学甚进。”②《朱子文集》中还多次与其他门人谈及陈淳，对其赞赏备至。如《答杨至之》第一书中曰：“陈淳者书来甚进，异日未可量也。”《答李尧卿》书中曰：“安卿书来，看得道理尽密，此间诸生亦未有者。”《答杨仲思》书曰：“漳州陈安卿来，甚长进，不易得也。”③对此，陈淳在《竹林精舍后序》中曰：
某自辛亥（1191年）夏送别先生于沈井之后，以水菽之不及，岁岁为训童牵绊，未能一走建阳，再谒函文，而先屡以书来召，至己未（1199年）始克与妻父同为考亭之行。十一月中，澣到先生之居，即拜见于书楼之阁内，甚觉体貌大减。曩日脚力已阻于步履，而精神声音则如故也。晚过竹林精舍止宿，与宜春胡叔器（安之）、临川黄毅然（义刚）会。④
上述陈淳两次从学朱熹，第一次在漳州，朱熹教以“上达”之理。10年后，第二次求见，朱熹病危，教以“下学”之功。这样，他从朱熹那里学到了下学而上达的“一以贯之”的思想方法，掌握了朱熹思想的要领。
在朱熹门人中，陈淳在维护师说、传播朱子学方面最为有力。他抨击陆九渊、陈亮等，目的在卫护师门。但是，其尊师太过，门户之见太深。他在阐述师说的过程中，结合自己格物之知，发展了朱熹的思想。在朱熹门人中，陈淳被认为是“卫师门最力，多所发明”者。⑤
陈淳学术醇正，造诣精深。他对于朱子学的最大贡献是谨守朱子家法，撰成解释理学名词概念的名著《四书性理字义》。他对太极本身的论述，比朱熹有所前进，带有明显的二元论色彩。他说：
太极只是理。理本圆，故太极之体浑沦。以理言，则自末而本，自本而末，一聚一散，而太极无所不极其至；自万古之前，与万古之后，无端无始，此浑沦太极之全体也。⑥
陈淳把太极当作一物。所谓浑沦，即像云雾一样，犹张载谓气聚散于太虚。陈淳认为，理在社会生活中表现为仁。人能事事按天理，“纯是天理便是仁”。他还把心视为一物，并谓“理与气方成个心”。①陈淳使朱熹的学说更加精密细致，特别是在理气、心性方面发展了朱子学。
陈淳的著作除了《四书性理字义》外，还有《语孟大学中庸口义》、《字义详讲》、《礼诗》、《女学》等。
六 李燔
李燔（生卒不详），字敬子，号弘斋，南康军建昌县（今江西永修县）人。历任白鹿书院堂长、江西运幹、潭州通判、直秘阁主管等，卒赠直文华阁，谥文定。
对于李燔与朱熹的学术关系，《宋史》本传曰：
绍熙元年进士，授岳州（按今湖南岳阳）教授，未上。往建阳从朱熹学，熹告以曾子弘毅之语，且曰：“致远固以毅，而任重贵乎弘也。”燔退，以“弘”名其斋而自儆焉。至岳州，教士以古文、六艺。不因时好，且曰：“古之人皆通材用，则文武兼焉。”即武学诸生文振而识高者，拔之，辟射圃令其习射；廪老将之长于艺者，以率偷惰。以祖母卒，解官承重而归。改襄阳府（按今湖北）教授。复往见熹。熹嘉之。凡诸生未达者，先令访燔；俟有所发，乃从熹折衷。诸生畏服。熹谓人曰：“燔交友有益，而进学可畏。且直谅卜实，处世不苟。他日任斯道者必燔也。”熹殁，学禁严。燔率同门往会葬，视封空不少怵。及诏访遗逸，九江（按今江西）守以燔荐，召赴都堂审查，辞。再召，再辞。郡守请为白鹿书院堂长。学者之集。讲学之盛，他郡无与比。……绍定五年，帝论及当时高士累召不起者，史臣李心传以燔对。且曰：“燔乃朱熹高弟，经术行义亚黄榦。当今海内一人而已。”……与黄榦并黄李。②
上引文主要讲了下面三个问题。
一是李燔初学于朱熹是朱熹在建阳考亭的初期。朱熹于光宗绍熙元年（1190年）知漳州府，次年五月归建阳，李燔初学于朱熹当在此时。朱熹在《答周舜弼》第六书中谓，“敬子远来不易，其志甚勇，而功夫未密，更宜相与切磋，更令精细平稳乃佳耳。”③《语类》有李方子录“李敬子说先生教人读书”的方法，曰：既识得了，须更读百十遍，使与自家相乳入，便说得也响。今学者本文尚且未熟，如何会有益！①
这话是李燔在建阳考亭听朱熹教导的。这是李燔首次从学于朱熹。
二是李燔再次受学于朱熹，是朱熹在建阳考亭建成沧洲精舍后。李燔此次从学，《文集》中颇多记载。例如，朱熹《答杨伯起》第三书中曰：“李敬子得襄阳教官，见在此相聚，或传其阙已到，未知然否。”②《答黄直卿》第五三书中曰：“南康李敬子与一胡君同来，见在书院。敬子甚卓立，然未细密。”③《答叶味道》第四书中曰：“李敬子尚留此，志尚坚苦，不易得。”据《朱子语录姓氏》，湖泳即上文所言“胡君”，从学朱熹在戊午，即庆元四年（1198年），此亦是李燔第二次从学的时间，地点在考亭沧洲精舍。李燔此次从学，一直延续至庆元五年（1199年）。《答辅汉卿》第五书中曰：“年满七十，礼合休致，又以罪戾。……精舍亦有朋友数人相聚，李敬子、胡伯量尚未去，早晚颇有讲说。”④《答黄直卿》第六十三书中曰：“伯崇已赴官鄱阳，留其季子在李敬子处。”⑤又曰：“伯崇之子见留精舍，随敬子作举业，亦淳谨朴实可喜也。”⑥《语类》中有沈侗录十一条关于李敬子问疑的条目，如“敬子谓‘性所发时’”，“敬子问自然之数”，“敬子问‘所谓诚其意者’”，“敬子问‘旦昼不梏亡’”等。⑦
三是朱熹逝世后，李燔不为“伪学禁”所左右，“率同门往会葬”，即往建阳会葬朱熹。⑧
上引《宋史》本传对李燔评价很高，认为其与黄榦不相上下，与之并称“黄李”。
七 辅广
辅广（生卒不详），字汉卿，别号潜庵，曾因创建传贻书院，学者称传贻先生，祖籍庆源（今属河北），后居嘉兴府崇德县（今属浙江）。著《语孟学庸答问》、《四书纂疏》、《六经集解》、《诗童子问》、《通鉴集义》、《潜庵日新录》、《师训编》等。卒赠朝奉郎。
对于辅广从学于朱熹，《宋元学案》有较详细地论说。其曰：
四试不第。始从吕成公（祖谦）游。已问学于朱文公（按1194年），留三月而后返。秋塘陈善有诗送之云：“闻说平生辅汉卿，武夷山下啜残羹。”言其用志艰苦也。伪学禁严（按1197年），学徒多避去。先生不为动。文公曰：“当此时立得脚定者甚难。惟汉卿风力稍劲。”开禧（按1205—1207年）议和，嘉定（按1208—1224年）初，上政府书，反复于是非成败之际。政府不悦，奉祠而归。筑传贻书院教授。学者称为传贻先生。①
“传贻”，意谓传之先儒、贻之后学为己任。因此，辅广匾其学室曰传贻。上引朱熹对辅广之学作了很高的评价。
辅广认识朱熹是在朱熹晚年。光宗绍熙五年（1194年），朱熹在首都临安任皇帝侍讲时，初次相识。《朱子语类》李祀录“汉卿问‘惟精惟一’”，其曰：
汉卿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一段。曰：“凡事有一半是，一半不是，须要精辨其是非。惟一者，既辨得是非，却要守得彻头彻尾。惟其如此，故于应事接物之际，头头捉着中。惟精是致知，惟一是力行，不可偏废。”②
这段话很深刻地解答了辅广的问难。对于辅广与朱熹的这段问答是在首都临安，朱熹在《答吕子约》第十九书中有所讲到。其曰：
风色欲动，精舍诸生，方幸各已散去。今日辅汉卿忽来，甚不易，渠能自拔。向在临安相聚，见伯恭旧徒无及之者，说法尽有头绪，好商量，非得章诸人之比也。③
这里“向在临安相聚”，即谓俩人初识于临安（杭州）。这里又讲到辅广再次到建阳考察沧洲精舍向朱熹问学。这里开头几句，是指此时已是“庆元党禁”。对于别人已离去而“辅汉卿忽来，甚不易，渠能自拔”，朱熹又说：
辅汉卿、万正淳皆留此两月而后去，其他朋友数人亦将去矣。诸人
皆为外间浮论攻击，不敢自安而去，其实欲见害者，亦何必实有事迹与之相违，但引笔行墨数十行，便可使过岭矣，此亦何地可避耶？①到了宁宗庆元五年（1199年），辅广又到建阳考亭拜见朱熹。当时，辅
广与陈淳、叶贺孙同时在那里。《语类》有叶贺孙录辅广的言论，其曰：
先生多有不可为之叹。汉卿曰：“前年侍坐，闻先生云：‘天下无不可为之事，兵随将转，将逐符行。’今乃谓不可为。”曰：“便是这符不在自家手里。”或谓汉卿多禅话。贺孙因云：“前承汉卿教训，似主静坐澄清之语。汉卿云，味道煞笃实云云。”先生曰：“静坐自是好。近得子约书云：‘须是识得喜怒哀乐未发之本体。’此语侭好。”汉卿又问：“前年侍坐，所闻似与今别。前年云：‘近方看得这道理透。若以前死，却亦是枉死了！’今先生忽发叹，以为只如此不觉老了。还当以前是就道理说；今就勋业上说？”先生曰：“不如此。自是觉得无甚长进，于上面犹觉得隔一膜。”又云：“于上面但觉透得一半。”②
由此可见，辅广跟朱熹是直接讨论问题的。又如《语类》曰：
先生语汉卿：“有疑未决，可早较量。”答云：“眼前亦无所疑。且看做去有碍，方敢请问。”先生因云：“人说道顿段做工夫，亦难得顿段工夫。莫说道今日做未得，且待来日做。若做得一事，便是一事工夫；若理会得这些子，便有这些子工夫。若见处有积累，则见处自然贯通；若存养处有积累，则存养处自然透彻。”③
上引朱熹有肯定辅广的观点和修养工夫，说明辅广的论说、问难对朱熹是有启发作用的，辅广对朱子学是有贡献的。
八 真德秀
真德秀（1178—1235年），字实夫，改字景元、希元，号西山，今福建浦城人。真德秀自幼聪颖，《宋史》本传，谓其“四岁受书，过目成诵”。15岁而孤，由其寡母抚养教之。同乡儒者杨圭异其才，教其为学。④后来，受学于同郡朱熹门人詹体仁，得朱熹义理之学。举于乡，与魏了翁同登宁宗庆元五年（1199年）进士。不久又中博学宏词科。历任太学博士、学士院权直、军器少监、起居舍人、右文殿修撰、王府教授、礼部贡举、户部尚书，在地方曾任江东转运副使，泉州、福州、谭州知府。晚年改为翰林院学士、参知政事，因病未能赴任。真德秀为官清濂正直，爱民勤政。明英宗正统二年（1437年）从祀孔庙。
真德秀在朝廷的一段时间里，正值奸臣史弥远擅政。他不与之同流合污，为政一遵其师詹体仁所讲的“尽心平心而已，尽心则无愧，平心则无偏”。①他“立朝不满十载，奏疏无虑数十万言，皆切当世要务，直声震朝廷。四方人士诵其文，想见其风采。及宦游所至，惠政深洽，不愧其言，由是中外交颂，都城人时惊传，倾洞奔拥出关，曰：‘真直院至矣！’”②在地方，他教导百姓“尽力以务本，谨身以节用。与其怠惰而饥寒，何如勤俭而温饱；与其奢侈而穷困，何如勤俭而丰足。……莫贪浪游，莫看百戏，庶几田亩，辟陌谷丰，家给人足，风俗语近厚”。例如，他知泉州时，以发展生产为急务，重视用天之道，因地之利。因此，当时泉州的百姓“岁以上熟，有黍有禾，有麦有菽，斗惟百钱”。真德秀在任谭州知府时，他曾有诗曰：“从来官吏与斯民，本是同胞一体亲。既以脂膏供尔禄，须知痛痒切吾身。此邦素号唐朝古，我辈当为汉吏循。今日湘亭一杯酒，便吹散作十分春。”③真德秀为官常用“廉仁公勤”四字督察自己和属下。他提出“律己以严，抚民以仁，存心为公，莅事以勤”。④
真德秀的学术渊源于朱熹。在“庆元党禁”时期，朝廷宣布朱子学为伪学，一些朱熹门人遭到迫害，有的怕牵连而离去；而真德秀却不为时论所动，慨然以朱子学为己任，讲朱子学，行朱子学，发扬朱子学。清人雷鈜说：
先生（按指真德秀）未得亲事朱子，与朱子门人游，明体达用莫之先焉。故曰：朱子之学私淑而得其宗者，先生也。⑤
清人全祖望谓，“西山之望直继晦翁（朱熹）”。⑥真德秀是有代表性的朱子学学者，他的学说是朱子学之正宗。真德秀未亲炙朱熹而私淑之，是朱熹的私淑弟子。真德秀的学术成就很高，清人张伯行谓，“得孔孟之心传，可以继文公后而成一代大儒。”⑦
真德秀对朱子学的一个重大贡献，是继承和发挥了朱熹的体用说。当今日本著名朱子学家冈田武彦在其《关于宋明儒学思想发展动向的一个考察》中说：
朱门再传真西山，重视朱子学的存养方面，形成具有接受容纳陆子的心学倾向。西山发扬朱子的全体大用思想，被尊为当时正学的大宗主。①
具体来说，真德秀在这方面的贡献，主要是理不离器。例如，真德秀说：
一物一器，皆有形而下之象及形上之理也。如灯烛为器，其所以能照物，则理也。余可类推。②
他认为，“即器以求之，而理在其中。……若舍器而求理，未有不蹈入空疏之见”。他还发明朱熹居敬穷理的思想。“穷理以此心为主，必须以敬自持，使心有主宰，无私意邪念之纷扰，然后有以为穷理之基本。”③真西山墨守朱熹学说，从张载那里吸取一些有关气的观念，兼采一些陆九渊的心论，企图把它们糅合起来。
真德秀另一个重大贡献，是其把朱熹思想传入韩国，其所编撰之《心经》，是由闽学至退溪学的桥梁，李退溪本人有反复的说明。此在下面朱子学传入韩国部分有所论述。
真德秀的著述，主要有《大学衍义》、《读书记》、《四书集编》、《心经》、《文章正宗》、《江东救荒录》、《清源杂志》等，结辑有《西山全集》。
九 魏了翁
魏了翁（1178—1237年），字华父，号鹤山，学者称鹤山先生。邛州蒲江（今属四川）人。宁宗庆元五年（1199年）进士，历任知汉州、眉州、泸州等。在朝任礼部尚书兼直学士院、吏部尚书等。卒谥文靖。著《九经要义》等，后人辑为《鹤山全集》。
魏了翁未亲自问学于朱熹，跟真德秀一样，自谓私淑朱熹，讲朱子学，行朱子学，发扬朱子学。他说：“近世朱文公、张宣公、吕成公诸儒死，士各挟其所以溺于人者溺人，而士之散滋甚。”在魏了翁看来，由于庆元党禁，朱子学未尊，学术不正，士子揣摩时尚，奔竞仕途，热衷于功名利禄，以至于士气道德败坏。他倡言转移风气，推尊朱子学，加强社会道德教育。在他们的大力倡言下，便出现“诸儒之书，家藏人诵”，扭转了社会学风。①
魏了翁与真德秀同庚同年（同生于南宋孝宗淳熙五年，同为宁宗庆五年进士），同显仕于朝。而其学术观点也粗略相同。其所不同，《宋元学案》曰：
两人学术虽同出于考亭（朱熹），而鹤山识力横绝，真所谓卓荦观众书者；西山则依傍门户，不敢自出一头地，盖墨守之而已。②魏了翁学术路径，始习朱熹，而后寻研经书，有得于“心”，偏重于心学。
魏了翁发挥了朱子学的心学观点。他说：
心者，人之太极，而人心又为天地之太极，以主两仪，以命万物，不越诸此。……此心之外，别有所谓天地神明者乎？抑天地神明不越乎此心也。③
在魏了翁看来，“心”量无限广大，能万化事物。此心之外没有什么“天地神明”。他又说：
人与天地一本也。天统元气以覆万物，地统元形以载万物，天地之广大，盖无以加也。而人以一心，兼天地之能，备万物之体，以成位乎两间，以主天地，以命万物，辟阖阴阳，范围造化，进退古今，莫不由之。其至重至贵盖若是。④
这就是说，人与天地同生于“一本”，这一本即是“心”。人成位于天地之间，是天地万物一分子，不是普通的一分子，而是“至重至贵”的，因为人具有“主天地、命万物”的“心”。
魏了翁对朱熹所谓“苍苍者天”有所修正。他认为，世界的主宰不是苍天，而是义理所安的“心”。他说：
天非苍苍之谓也。陛下之心与亿兆人之心，义理所安，是谓之天。⑤朱子学者大都劝君修德，讬命于天。而魏了翁则认为，苍天没有意志，修德做到心安于理即可。他强调，“心之神明，则天也。此心之所不安，则天理之所不可，天岂悄悄然与人商较是非也？”⑥这就是说，人必须正心诚意以养心，以求义理之所安。
魏了翁对朱子学的贡献主要不是发挥心学，而是致力于转移学风，矫正士习，为理学辩诬，恢复朱子学的权威。他直斥“伪学之禁”。虽然庆元过后学禁松弛，而史弥远为相，对朱子学采取阳奉阴抑的方式，朱子学仍受压抑。在他们的大力推动下，于宁宗嘉定二年（1209年），谥朱熹曰文。不仅如此，宁宗嘉定九年（1216年），魏了翁上疏为周敦颐、二程赐爵定谥，指出至周、程出，圣学中兴，人“得以晓然于洙泗之正传”。因此，褒赠周、程，“开阐正学”，以示学者趣向。他说：
不有周、程诸子为图、为书，振聋发瞽，如是而为极、为仪、为性命、为仁义礼智、为阴阳鬼神，即躬行日用之常，示穷理致知之要，则人将泯泯愦愦，无所于闻。①
在魏了翁看来，只有发扬周、程之说，才能从根本上转变学风；放开学禁，朱子学才能发扬光大。
上面简略地论述了朱熹门人对朱子学创立的贡献。对此，清人蓝鼎元有段综合的说明。他在其《道学源流》中说：
朱子门人，以蔡西山、九峰父子及黄勉斋、陈北溪为最。季通……所著《律吕新书》，发千古之蒙昧。三子惟仲默闻道最早，文公以《书传》嘱之；《洪范》之数久失其传，季通未及著论，曰：“成吾书者，沈也。”仲默阐发幽微，不愧父师之托。《书传》已立学宫。《洪范皇极》秩然有天地万物各得其所之妙，非浅学所能窥测也。勉斋明睿端庄，造诣纯笃，朱子所望以传道，而勉斋卒能得其传。北溪发明正学，力排异端，《道统》、《学统》诸篇，似道似学之辨，《字义详讲》、《四书口义》诸书，深切著明。朱子谓“南来吾道得一安卿”，非阿好也。他如廖子晦之学有根据，刘子澄之切己力行，郑子上之议论精密，方宾王之亲切有序，李果斋之大本有见，李敬子之直谅朴实，陈才卿之肃然自乐，陈子融之志趣操守，辅汉卿之不为俗学声利所移，晏亚夫之进学意气，余正叔之见道稳实。皆一时高明之士，史迁所谓附骥尾而行益显者乎！西山真子私淑紫阳，当韩侂胄指斥伪学，禁锢善类之余，独慨然以斯文自任，而正道复明于世，所著《大学衍义》，有功于天下后世甚伟。临邛魏鹤山亦毅然自奋于推废之后，立朝惓惓，以周程张朱诸君子易名，为请尊其统，而接其传。其为学，即物以明义，反身以求仁。①
蓝鼎元这里概括的几个主要朱熹门人的不同思想特点，都是朱子学思想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蓝鼎元是清代有代表性的朱子学家，其朱子学思想后文有专节论述。
附 朱熹门人一览表（514人）
对朱熹门人的研究，已成为朱子学的一个重大课题。知名学者杨金鑫有综合说明，抄在下面，以窥全貌。其曰：
朱熹于乾道诸儒中，其年最寿，讲学独久，门人极多。他的门人究竟有多少呢？南宋爱国诗人陆游（1125—1210年）在为朱熹门人方伯谟（名士繇，一字伯休，福建莆田人）撰写的《墓志铭》云：“朱公之徒数千百人。”（《渭南文集》卷三十六）其中以蔡元定（字季通）、蔡沉（字仲默）、黄榦（字直卿）、陈淳（字安卿）四人为其门人的代表。其门人之众，实为孔子以后所罕见。宋黎靖德编辑的《朱子语类》序中罗列《语类》的记录者九十七人。明代戴铣所编《朱子纪实》卷八“朱子门人”，列朱熹门人中号称高弟而有著作者六十八人，录有问答后见称许者七十一人，姓字爵邑仅存者一百八十人。明代宋端仪著《考亭渊源》卷六以下皆朱熹门人。清代朱彝尊著《经义考》卷二百八十三至二百八十五，表列朱熹传易、传诗、授礼弟子，举其姓名、职衔、里籍。清代张伯行改订明代朱衡（1512—1584年）之《道南源委》卷三卷四包括朱熹门人若干，又附朱熹门人无事实可考者共十九人，均限于福建。清代万斯同辑之《儒林宗派》，其中第九卷朱子学派，系朱熹建安派和建阳派数代传授表，第十卷表列“朱子门人”，包括各地区四百零七人。明清之际黄宗羲编纂的《宋元学案》全宋八十个学案，晦庵学案占了十七个，《晦庵学案》末附有晦庵门人表。清代王梓材、冯云濠合编的《宋元学案补遗》，在这个基础上，增补了朱熹门人若干人。在国外，研究朱熹门人的著作也逐渐增多。据美国陈荣捷教授介绍，较早的有朝鲜李滉（称号退溪，1501—1570年）著《宋季元明理学通录》九卷，其中卷一至卷八为朱门诸子。近年来，日本田中谦二著《朱门弟子师事年考》（《东方学报》，京都，1973年第44期第147至128页，1975年第48期第261至357页），考定了弟子师事朱熹的次数与年期。陈荣捷著《朱子门人》（台湾学生书局1982年3月版）广采《朱子文集》、《朱子语类》、《宋史》、《朱子实纪》、《考亭渊源录》、《万姓统谱》、《经义考》、《道南源委》、《儒林宗派》、《宋元学案》、《宋元学案补遗》、《朱子年谱》等材料，将朱熹门人的姓名、里籍、官职、事迹等详为列出，是当前研究朱熹门人最为详细的著作。拙作《朱熹与岳麓书院》（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8月版）第六章，根据朱熹后裔第十六代孙朱玉编撰的《朱熹及门姓氏》（雍正八年编《朱子文集大全类编》卷三）的记载，将有姓氏居里可考之及门受业者四百四十二人，一一列出。其中福建一百八十四人，江南三十三人，浙江六十三人，江西七十六人，湖广十二人，河南四人，四川五人。此外，居里未详者六十六人。朱熹称为老友不在弟子之列者一人（建阳蔡元定），私淑之徒者一人（浦城真德秀），受教未及门者九人（建阳熊克、熊节、熊刚大、宋慈、游九功、叶采、蔡谟、刘应李、熊禾），叛徒二人（遂昌胡纮、晋江傅伯寿）。朱熹门人来自福建的最多，次则江西、浙江、江南、湖广、四川、河南，可以说当时他的门人遍布全国。①
这里参考有关朱熹门人诸家之说，主要据上引杨金鑫讲到的尊师陈荣捷最有权威之著作《朱子门人》（台北学生书局1982年版）所述朱熹门人，列表于下。
（十一）有名而籍贯不可考者（112人）①
子 升 方伯起 子毅父 王子充 王子周 王壬 王景仁 朱季绎 江畴（字彝叟） 何巨源（字进之） 余正父（亦作正甫） 吴仁父 吴伯英 吴伯游 吴知先 吴 南（字宜之） 吴崇（字直翁） 李仲实 李伯诚 李叔文 李约之 李埜 李维申
李梦先 李德之 汪正甫 汪季良 辛适正 周庄仲 周椿（字伯寿） 周颐（字龟父）
周朴（字纯仁） 林士谦 林子渊 林仲参 林性之 林恭甫 林振（字子玉） 林揆
（字一之） 林赐（字闻一） 季容甫 邵汉臣 俞洁巳（字季清） 南城熊 姜大中（字叔
叔） 唐总卿 徐子颜 徐元震 徐孟宝 徐彦章 袁子节 马节之 张仁叟 张以道
梁谦 许进之 连嵩卿 郭逍遥 陈子安 陈公直 陈日善 陈仲卿 陈希周
陈希真 陈栞（字自修） 陈厚之 陈寅仲 陈寅伯 陈华（字仲蔚） 陈萃（字仲亨） 陈
敬之 陈梦良（字与叔） 陶安国 陆伯振 陆濬 舒高 贺善 冯德英 黄子
功 黄有开 黄景申（字嵩老） 詹淳 詹观（字尚宾） 廖晋卿 赵唐卿 赵唯夫 刘
成道（字择之） 刘定夫 刘居之（字宽夫） 刘栋 刘源 鲁可几 德先 蒋元进
蒋明之 蒋端夫 郑大锡 郑仲履 郑光弼（字子直） 邓子礼 肖景昭 肖增光 谢教 戴明伯 戴智老 戴迈 魏丙 谭兄 苏宣久 苏实 饶克明 龚粟
一 生平事迹
朱熹（1130—1200年），字元晦、仲晦，号晦庵、晦翁，别号紫阳、考亭等，建宁府建阳县（今福建省建阳市）人。高宗绍兴二十一年（1151年）登进士第。历任泉州府同安县主簿、知南康军、提举浙东常平茶盐公事、知漳州、知潭州、焕章阁待制兼侍讲等。著有《四书集注》、《周易本义》、《诗集传》等，结辑为《朱子文集》、《朱子语类》、《朱子全书》等。卒后谥曰文，追封徽国公。南宋理宗淳祐元年（1241年）从祀孔庙，清圣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升十哲之一。集宋代以至整个传统文化之大成，是中国古代社会后期正宗思想的首要代表者。
（一）在尤溪、安海和建瓯
朱熹的祖籍是徽州（今安徽歙县）婺源（今属江西）。朱熹的父亲朱松（1096—1143年），字韦斋，官至左承议郎、守尚书吏部员外郎兼史馆校勘。朱松在北宋徽宗宣和五年（1123年）八月来福建，任建州（府治在今建瓯）政和县尉，南宋高宗建炎二年（1128年）三月更调南剑州（府治在今南平）尤溪县尉，七月到任，建炎三年（1129年）五月任满后，闲居在尤溪的朋友郑安道（字义斋）家里。建炎四年九月十五日（1130年11月2日）正午，朱熹出生于尤溪郑安道家里。这时，朱松因“忤和议于朝”，遭秦桧攻击，被贬为权监泉州石井镇（今晋江安海镇）。高宗绍兴二年（1132年）夏到任，至绍兴四年（1134年）秋，朱熹等家人随之。①
由上可见，在朱熹出生前后，朱松在政治上是不得志的，在生活上是不安定的。这在朱熹的幼小心灵中是不会没有痕迹的。朱熹在8岁时，即高宗绍兴七年（1137年），跟父朱松由尤溪迁居到建瓯。建瓯至今还遗存有700多年前的朱熹坐沙画卦处遗址。据载，“画卦亭，在城南环溪精舍前。文公《年谱》云：8岁时尝坐沙上画八卦。今书院久废，沙上尚有片碣，大书朱文公坐沙画卦处”。①
朱松是激进的抗金派，以不附秦桧为当时人所推崇。在朱家迁至建瓯的第二年，即绍兴八年（1138年），朱松被朝廷任命为尚书度支员外郎兼史馆校勘，应在首都临安（今杭州）任职。但是，秦桧却要把他赶出来。其年谱曰：
秦丞相桧始专政事，遂决屈己和戎之议矣。公在史院，亟与同舍凌公景夏、常公明、范公如圭等，和辞抗言和不可从。然而国事已定，言无所入。由是公之求去愈力，而桧之怒公愈甚。遂使言者，论公独怀异自贤，阳为辞逊。为罪，而出使外郡。②
“出使外郡”，即转承议郎出使饶州（今江西上饶）。朱松不去就任，请祠，得主管台州崇道观。祠职，是为佚老优贤而虚设，有禄无事，居地自便。此实为罢官闲居。
朱松在罢官闲居期间，仍关心国家大事，经常为朱熹讲述古今爱国故事，对朱熹进行抗金教育。这对朱熹的思想发展具有深刻的影响。
（二）受学二刘胡
南宋高宗绍兴十三年（1143年）三月，朱松病死于建瓯，年47岁。朱熹时年14岁。朱松临死托孤于崇安五夫里的刘子羽。据记载：
吏部侍郎韦斋朱松，疾病在家，托公筑室于舍傍，名曰紫阳楼。教其子熹，卒以道义成立，是为晦庵先生。③
20世纪末，五夫里朱熹紫阳楼遗址尚存后人修建的墙基、庭院和池塘；近年完全修复，壮丽可观。刘子羽（1097—1146年），字彦修。官至右朝议大夫、徽猷阁待制，历任封疆大吏。朱熹为刘子羽撰并书了《少府刘公神道碑》。刘子羽一生大部分时间离开崇安五夫里，在朝廷从事政治和军事活动，在学术上没有高名，而且在朱熹16岁时（即朱熹迁居五夫里后的第二年）就死了，朱熹在学业上受其教益很少。因此，有人把刘子羽说成是朱熹的受业老师，是不确切的。刘子羽只能算是“收养”朱熹者。
朱松在临死时，把朱熹的学业托嘱于刘子翚等三人。朱熹在《朱公行状》中说：
晚既属疾，自知必不起，而处之泰然，略无忧惧之色。手书告诀所善胡公宪原仲、刘公勉之致中、刘公子翚彦冲，属以其子，而顾谓熹往受学焉。①
朱受学于二刘胡，最先受学的是刘勉之。在二刘胡中，刘勉之（1089—1049年）最为年长，在当时是其学术上的领袖。朱熹从15岁至19岁受其学5年。刘勉之无子，爱朱熹如己子，三年即“以女妻之”。②刘勉之特别对朱熹加以培养，是理所当然的。朱熹哲学思想的形成，应该是从受学于刘勉之开始。
对朱熹思想影响最大的是刘子翚。刘子翚（生卒年不详），字屏山。他隐居武夷山研究学问达17年之久。刘子翚死时朱熹17岁。朱熹从15至17岁的两三年中，在受学于刘勉之的同时，经常到武夷山跟刘子翚学习。朝夕于之侧、顿首受教。“屏山与朱子讲习武夷”③的地方是水濂洞。据现存水濂洞清圣祖康熙十八年（1679年）地方官的石刻记载：此处讲堂，“乃屏山先生讲习武夷所筑”、“时有朱文公侍”；有朱熹墨迹“百世如见”摩崖石刻。刘屏山好禅学，他在武夷山带着朱熹扣僧谈禅。据清人童能灵考证，朱熹的“禅学亦从病翁来”。④
二刘早死，朱熹受学胡原仲为最久。胡宪（1084—1162年），字原仲，学者称籍溪先生。从时间上讲朱熹受其学前后有18年之久。但是，这期间胡原仲在外做官多年，不在崇安，朱熹实际上受其学的时间不长。遍观朱熹论述，有关胡原仲的文字仅有《与籍溪胡先生》四书、《祭籍溪胡先生文》、《籍溪先生胡公行状》等数篇，而且讲到跟其学习的体会很少。其实，朱熹在24岁以后，已转向师事李侗，和胡原仲几乎没有关系了。朱熹在学业上跟胡原仲的关系，最多也只有四、五年的时间。二刘胡除治儒家思想外，都好佛教禅学，他们的思想对朱熹思想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综上所述，朱熹在24岁往见李侗之前，主要活动于崇安的五夫里和武夷山之间，受学于二刘胡。
（三）师事李侗
李侗（1093—1163年），字愿中，号延平，剑浦（即延平，今南平）人。李侗与朱松同是二程的再传弟子南剑州沙县罗从彦的学生。李侗是二程的三传弟子。文献资料一般记载，高宗绍兴二十三年（1153年），朱熹24岁，“夏将赴同安任，特往受学于延平李先生侗之门”。①朱熹是七月到达泉州同安县就任主簿之职的。崇安五夫里距南平有300公里，其间皆深山老林，当时往返一次是不容易的；从崇安五夫里到泉州同安，必须经过南平。因此，我们认为，所谓“将赴同安任，特往受学”，是朱熹在赴同安任途中路过南平拜见李侗的，即绍兴二十三年（1153年）夏六月底或七月初。
朱熹执父礼见李侗，首先向李侗介绍了他在二刘胡处所学之情况。李侗对朱熹过去所学之禅学作了批评。朱熹起初“心疑而不服。同安官余，以延平之言反复思之，始知不我欺矣”。②就朱熹受学李侗的过程，有比较详细的记载：
初见侗，即与论禅。侗正其误曰：“悬空理会，面前事却理会不得；道亦无元妙，只在日用间着实做功夫处领会，便自己见道。”教熹看圣贤言语。熹将圣贤书读了，渐渐有味，顿悟异学之失。乃返朴归约，就平实处为学，于道日进。侗喜之……云：“此人别无他事，一味潜心于此。初讲学时，颇为道理所缚，今渐能融释于日用处，一意下功夫。若与此渐熟，则体用合矣。此道理全在日用处。孰若静处有而动处无，所非矣。”戊寅春，熹见侗于延平。庚辰冬，又见侗于延平，寓舍旁西林院者阅月。壬午春，迎谒侗于建安，遂与俱归延平，复寓西林数月。问答论难，及往来书甚夥。熹之能承圣道，皆得于侗。③
总之，朱熹往南平见李侗有5次：一是上面讲到的癸酉夏，即高宗绍兴二十三年（1153年）六月底或七月初，朱熹赴同安主簿任路过南平特往见之，相处20天左右，是时朱熹24岁；二是戊寅春，即绍兴二十八年（1158年）一月，朱熹同安主簿任满回崇安途中，步行数百里再到南平见之，相处一个月左右，是时朱熹29岁；三是庚辰冬，即绍兴三十年（1160年）十月，再到南平见之，寓李侗宅旁之西林院，朝夕往来受教，阅数月而后去，正式拜李侗为师，是时朱熹31岁；四是壬午春，即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正月，朱熹到建州府治所之建安（今建瓯，当时李侗次子李信甫任建安主簿）见之，然后两人同归南平，又住西林院几月；五是癸未冬，这是最后一次。对李侗与朱熹最后这一次的活动有较详细的记载：
癸未，愿中子友直官信州，请养愿中，自建州如铅山，取道崇境。有五月二十三、六月十四、七月十三日与朱子书。时熹将赴召，问所宜者。愿中答以三纲不振、义利不分，王安石用事以来人多趋利不顾义，故主势孤。是年十月，愿中以闽帅汪应辰召，赴福州，卒。故熹为文祭告，有“安车署行，过我衡门，返旆相遭，谅秋已分。熹于此时，适有命召。问有宜言，反复教诏……何意斯言，而决终天”等语。①
“癸未”，即孝宗隆兴元年（1163年）。这里值得注意的是李侗“取道崇境”。据记载，李侗“十月游武夷，归赴福州”；这年三月，朝廷召朱熹赴首都临安，朱熹“辞，有旨趣行，冬十月至行在”。②可见，这年十月初朱熹和李侗在武夷山会面，李侗游武夷是由朱熹陪同的。朱、李在武夷山会面，主要是朱熹向李侗请教他到首都临安后应向皇帝讲些什么。李侗十月十五日死于福州汪应辰帅治，朱熹十一月六日在临安奏事垂拱殿，他们十月初都在武夷山。次年一月，朱熹专程到南平哭李侗。
朱熹和李侗交往前后10年，正式拜李侗为师是后5年。朱熹在《延平先生李公行状》中谓，“熹获从先生游，每一去而复来，则所闻必益超绝，盖其上达不已，日新如此”。③朱熹师事李侗，是其思想一个大转变的时期。关于朱熹这期间的思想转变，清人童能灵有概括的说明。他说：
朱子初好禅学，至此延平始教以从日用间做工夫，又教以只看圣贤之书，则其学亦一变矣。然有不能尽变者，如后此数年答人书驰心空妙之悔，是也。④
朱熹经过李侗的教导，认识到过去所学佛教禅学思想空言无实，即其以君臣父子为幻妄，此后便致力于儒家的所谓切实工夫。
（四）从政七年（6次）
关于朱熹做官的时间，一般都按朱熹门人黄榦在《朱子行状》中的“仕于外者仅九考”⑤的说法。现在，有人研究出朱熹做官14年。我们经过对有关朱熹文献资料的分析，认为他做官整整7年。弄清朱熹做官的时间，对分析其政治思想和哲学思想具有重要意义。
朱熹首次做官是任福建泉州同安县主簿。高宗绍兴十七年（1147年）秋，朱熹18岁，举建州乡贡，次年春考中进士。绍兴二十一年（1151年）春，朱熹22岁，铨试中等，授左迪功郎，被任命为泉州府同安县主簿。主簿之职，在南宋时是掌出纳官物，销注簿书。他到任是绍兴二十三年（1153年）七月，24岁。朱熹离任同安主簿之职的时间是绍兴二十六年（1156年）七月，朱熹在同安任主簿之职整整3年。朱熹任满后，从七月至次年一月离开同安，“奉檄走旁郡，因得并载其老幼，身送之东归”，回到崇安；“涉春而返”回同安后，他已不视簿事，并且搬出县府，住在陈氏家里。其《再至同安假民舍以居示诸生》诗谓，“晨兴吟诵余，体物随所安；杜门不复出，悠然得真欢”①，等待接替者。朱熹等到这年的“冬十月，代者卒不至，以四考满罢归”，最后离开同安。因此，说朱熹任同安县主簿四年，仅就其前后在同安的时间而言，实际上是不确切的。此外，从朱熹“官满，在郡中等批书，己遣行李”②的记载，因“郡中候批书”时“己遣行李”，可知他十月离开同安后即到泉州。朱熹又在泉州等了三个月，到次年正月才离开泉州回崇安。③这是朱熹第一次做官。
朱熹归自同安，弥乐道，其于仕进泊如，直至知江西南康（今星子）军，其间23年，他以养亲请祠。朱熹在任有禄无事、住地听便的祠职期间，主要是在崇安武夷山和五夫里以讲论为急，进行教育和著述活动。他这期间的政治活动，主要有：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八月，朱熹应诏赴首都临安（今杭州）上封事，即所谓壬午封事，提出朝廷的当务之急是讲学、定计和任贤。朱熹在首都临安至这年的十月归崇安。孝宗隆兴元年（1163年）十一月，朱熹又应诏至首都临安奏事垂拱殿，即所谓癸未奏札，提出大学之道在于明理，国家之计需顺理而行，而明理必须举贤才和致知格物。隆兴元年十二月，朱熹被任命为武学博士（即军事顾问），他辞职不就，即请祠回至崇安。壬午封事和癸未奏札很能反映出朱熹30多岁时的政治和哲学观点。
孝宗淳熙五年（1178年），朱熹49岁，八月被朝廷任命为知江西南康军。朱熹是在淳熙六年（1179年）一月二十五日离开崇安，行至信州铅山俟命，寓止崇寿僧舍，陆子寿来访；三月三十日到任。淳熙八年（1181年）三月二十五日，离任东归，知南康军整整两年。这是朱熹第二次做官。朱熹在南康军任内主要是办荒政和重建白鹿洞书院等兴学授徒。在这两年中，充分地表现出了朱熹的行政才干，也可以从他的施政和讲学的主旨中看出其哲学思想。朱熹在谈到他在南康军的情况时说：
某为极口说《西铭》“民吾同胞物吾与也”一段。今人为秀才者便主张秀才，为武官者便主张武官，为弟子者便主张弟子。其所陷溺，一至于此。①
《西铭》是北宋哲学家张载的著作，其内容主要是讲“民胞物与”的泛爱的伦理思想。在朱熹看来，施政治国不能如“为秀才者便主张秀才”之类的就事论事，必须从人类万有都是天地所生，把全宇宙看作是一个大家族，从而说明每个人的道德义务，要爱一切人，如爱同胞手足一样。朱熹把这种世界观用于政治生活中，必然使他对人民的疾苦寄以同情。
淳熙八年（1181年）闰三月二十七日，朱熹离开南康军，但未就任新职提举江南西路常平茶盐公事，寻以女弟之讣，悲伤殊甚，宜不可以他适，遂罢前意。只走山南山北旬日，拜谒濂溪书堂而归，以四月十九日至家，回到崇安。
因朱熹在南康救荒有方，宰相王淮推荐他提举浙东常平茶盐公事。时浙东荐饥，上轸宸虑，遂拜命不敢辞，即日单车上道。朱熹于这年的八月中旬从武夷山赴任。但是，还未走到任所，到了十一月，朱熹即到首都临安奏事延和殿。共七札，是谓辛丑奏札。到了这年的十二月六日，朱熹才到浙东任职（治所在今浙江萧山）。朱熹因在浙东奏劾前知台州唐仲友不法，为唐之姻亲宰相王淮等所嫉，到了次年九月十二日，朱熹即离任回家，他在浙东任职仅九个月。②这是朱熹第三次做官。这时是1182年，朱熹53岁。
朱熹从浙东回崇安后，知道之难行，在家闲居5年，到了淳熙十五年（1188年），朱熹59岁，六月应召到首都临安入对，奏事延和殿，共五札，是谓戊申奏札。朱熹奏札之后，十月又应召到首都临安，十一月上疏，是谓戊申封事。不久朱熹即归崇安。次年十一月，朱熹被任命为知漳州。
朱熹于光宗绍熙元年（1190年，61岁）四月二十四日到漳州任职，次年三月复其秘阁修撰职，主管南京鸿庆宫，于四月二十九日离开漳州，在漳州任职整整1年。③这是朱熹第四次做官。据方志和有关文献记载，朱熹在漳州，僚属励志，节而不敢恣所欲。仕族奉绳检，而不敢于以私。胥徒易虑，而不敢行奸。豪猾敛纵，而不敢冒于法。平时习浮屠为传经礼塔朝岳之会者，皆为之屏息。平时附鬼为妖，迎游于街衢而掠抄于闾巷，亦皆相礼敛戢，不敢輙举。良家子女从空门者，各避精庐，或复人道之常。四境狗偷之民亦望风奔遁，改复生业。由此足见朱熹在漳州的治绩了。
朱熹离开漳州即回闽北。这时是1191年，朱熹62岁。朱熹原居崇安的五夫里和武夷山，这时他决定迁居建阳。
绍熙二年（1191年）九月，朱熹被朝廷任命为荆湖南路转运副使，次年十二月又被任命为知静江府广南西路经络安抚使，皆辞官不就。绍熙四年（1193年）十二月，朱熹被任命为知潭州（今湖南长沙）兼荆湖南路安抚副使。于绍熙五年（1194年）五月五日到任。这年的七月十一日，朱熹应召赴首都临安，行且辞，十月至临安任焕章阁待制兼侍讲。这样，朱熹在潭州任职仅二个月。这是朱熹第五次做官。朱熹在潭州主要做了两件大事：一是处理少数民族瑶族农民起义，用镇压、安抚、赈恤等办法把农民起义平息下去；二是办岳麓书院，讲学授徒。朱熹认为，当时湖南社会不安定的原因，是比年以来，师道陵夷，讲论废息，士气不振。因此，他想通过儒家思想的教育，来消除人民的反抗意识，使社会安定。
朱熹于绍熙五年（1194年）十月十一日任焕章阁待制兼侍讲。由于朱熹借向皇帝进讲的机会，多次进言干预朝政，如谓“左右或窃其柄”、“臣恐名为独断，而主威不免于下移，欲以求治而反不免于致乱，盖自隆兴以来已有此失”，①引起宁宗皇帝和执政韩侂胄的不满，于是在这年的闰十月二十一日被宁宗皇帝解除待制兼侍讲职务。朱熹在首都临安任宁宗皇帝侍讲兼待制总共46日，这是朱熹第六次做官。朱熹任侍讲按黄榦行状说是40日，实为46日。对此，余英时考证曰：
樵川樵叟《庆元党禁》云：“熹以十月辛卯入见，中间进讲者七，内引留身奏事者再，面对赐食各一，在朝辅四十有六日云。”……（朱熹）有《辞免待制改作说书状》（《文集》卷二三）可证，由于辞请最后未获批准，从朝廷方面说，朱熹任职从十月初五日便已算正式开始了。朱熹《谢谕笔与宫观状》云：“右臣今日二十一日伏准降到御笔赐臣：朕悯卿耆艾，方此隆冬，恐难立讲，已除卿宫观，可知悉。”（《文集》卷二三）据此，则他的焕章阁待制侍讲职位在闰十月二十一日正式解除，任期止于闰十月二十日。从十月初五日到闰十月二十日，恰恰是四十六日。①
朱熹在被解除职务的第三天，即闰十月二十三日辞谢，随之离开首都临安。十一月十三日，朱熹至玉山（今属江西）讲学于县学；二十二日回到建阳。
宁宗庆元二年（1196年），朱熹67岁，十二月以伪学罪首落职罢祠。至此，朱熹的政治生涯结束了。此后，是履薄临深谅无几，且将余日付残篇。到了庆元六年（1200年），朱熹71岁，十一月初九日病死于建阳考亭沧洲精舍，葬于建阳的唐石里（今黄坑）。
综上所述，朱熹任同安县主簿3年，知南康军2年，提举浙东常平茶盐公事9个月，知漳州1年，知潭州2个月，任焕章阁待制兼侍讲46日，累计方逾7年。从朱熹一生做官时间屈指可数，可知他不热衷于仕宦的态度了。
（五）奉祠21载（12次）
奉祠，就是管庙，原是为安置年老力衰或与朝廷意见不合的高级官僚的名义官职。此职由于它官无职守，有禄无事，住地听便，一些有志于圣学的士大夫愿任此职，以便获得俸禄，支持生活，专事学术研究和讲学教育活动。
获得祠官，原定“宰相、执政充使”，最低也得监司、郡守以上才有可能，而年龄一般在60岁以上，每届任期二三年。②这些规定，在王安石熙宁变法后放宽了。朱熹说：
自王介甫更新法，虑天下士大夫议论不合，欲一切弹击罢黜，又恐骇物伦，于是创为宫观祠禄，以待新法议论之人。然亦难得，惟监司、郡守以上，眷礼优渥者方得之；自郡守以下，则尽送部中与监当差遣。后来渐轻，今则又轻，皆可以得之矣。华州云台观、南京鸿庆宫，有神宗神像在，使人主管，犹有说。若武夷山冲祐观、临安府洞霄宫，知他主管个什么？③
因此，朱熹第一次获得祠官才29岁，仅是个县主簿。
祠官分为监、主管（或曰管勾）、提点、提举四级。有内外之别。京祠以前以宰相、现任使相充使，次充提举；余则为提点、主管，皆随官之高下处以外祠。内外祠之规定，王安石熙宁变法后也放宽了。
朱熹一生奉祠12次，累积21年10个月。
1．监潭州南岳庙 高宗绍兴二十八年（1158年）十二月至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五月，共3年5个月。
绍兴二十七年（1157年）十月，朱熹离任同安簿职回到崇安，便弥乐道，其于仕进泊如，但是贫不能待次，生活无法维持。朱熹在《申建宁府状一》中曰：
泉州同安县主簿到任四年，省罢归乡，偶以亲老食贫不能待次，遂乞岳庙差遣。①
朱熹于离同安任的次年十一月请祠，十二月得之。前监是庙者为监察御史，改授29岁的主簿朱熹，说明朝廷对其之重视。北宋五岳庙皆置祠官。东、西、北、中岳庙在北方，朱熹时皆在金朝统治区域之内，惟南岳庙在南宋。庙在湖南潭州（今长沙）衡山县西南之衡山。监南岳庙，为祠官中最低级者。
2．再监南岳庙 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六月至孝宗隆兴元年（1163年）十二月，共1年7个月。
绍兴三十二年，朱熹33岁。五月祠秩满，再请祠，六月十九日得再监潭州南岳庙。六月孝宗即位，诏求直言，朱熹于八月到首都临安应诏上封事，次年（即隆兴元年，1163年）十一月十二日被朝廷任命为武学博士，仍回崇安。祠秩未满，罢祠。朱熹在《与魏元履书》第一书中曰：
十二日，有旨除此官。非始望所及，幸甚幸甚。然阙尚远，恐不能待，已具请祠之札辞，日投之。更属凌丈催促，必可得也。和议已决，邪说横流，非一苇可航。②
“十二日，有旨除此官”，即指十二月十二日被朝廷任命为武学博士。是职需等待空阙后才能就任，所以谓“然阙尚远，恐不能待”。长期等待不能维持生活，朱熹辞武学博士，再请祠禄。
3．复监南岳庙 孝宗乾道元年（1165年）五月至乾道三年（1167年）十二月，共2年7个月。
乾道元年，朱熹36岁，春，朝廷趣就武学博士，四月至首都临安。既至，以时相方主和议，请监南岳庙以归。朱熹在《与陈侍郎书》中曰：“奉祠冒昧之请，又蒙台慈，引重再三，卒以得其所欲。”③朱熹于五月得再监南岳庙。这年的十二月，朱熹被任命为枢密院编修，罢祠。朱熹在《申建宁府状一》中曰：
岳庙差遣，再任未满，误蒙召对，除武学博士。又以急于禄养，复乞岳庙一次。又未满，间准勅差充枢密院编修官。寻以丁忧，不及供职。……入仕以来，二十七年，闲居之日十居七八。语其志节，则随从逐队，应举觅官，前求闲，皆言急禄。语其学行，则躬行不力，未能寡过，俯仰愧怍，内讼方深。①
“寻以丁忧”，即乾道五年（1169年）九月，朱熹的母亲祝氏卒。
乾道三年（1167年）八月至十一月，朱熹访张栻于潭州，登衡山，但是在其时所撰关于衡山的大量诗文中却只字未提及自己正监衡山南岳庙，此足以说明祠职是虚名，纯是为了获得薪禄。
4．主管台州崇道观 孝宗淳熙元年（1174年）六月至淳熙三年（1176年）六月，共2年。
乾道九年（1176年），朱熹45岁，五月二十八日，朝廷改任朱熹为左宣教郎，主管台州崇道观。崇道观在浙江天台县西北20里。朱熹原为迪功郎，是文官三十七阶之较低级；宣教郎为文官三十七阶之第二十六级。主管比监高一级。据明人戴铣记载：
初朱子以为改官赋禄，盖朝廷进贤赏功优老报勤之典，乃使小臣终年安坐，一日无故而骤得之，求退得进，义所不安。故三具辞免，逊避逾年。上意愈坚，始拜命。②
朱熹“逊避逾年”，即于次年六月二十三日任其职，至淳熙三年（1167年）六月，授秘书省秘书郎，罢祠。
5．主管武夷山冲祐观 淳熙三年（1176年）八月至淳熙五年（1178年）八月，共2年。
淳熙三年，朱熹47岁，八月复辞秘书郎，并请祠，许之，得主管武夷山冲祐观。冲祐观在福建崇安县西南30里之武夷山。朱熹在《答韩尚书书》中曰：
熹狷介之性，矫揉万方，而终不能回。迂疏之学，用力既深，而自信愈笃。以此自知决不能与时俯仰，以就功名。以故二十年来，自甘退藏，以求己志。所愿欲者，不过修身守道，以终余年。因其暇日讽诵遗经，参考旧闻，以求圣贤立言本意之所在。既以自乐，间亦笔之于书，以与学者共之，且以待后世之君子而已。此外实无毫发余念也。③
淳熙五年（1178年）八月，朱熹被任命为知南康军，罢祠。
6．主管台州崇道观 淳熙十年（1183年）二月至淳熙十二年（1185年）二月，共2年。
淳熙九年，朱熹53岁，九月十二日离任提举两浙东路常平茶盐公事，十一月请祠，次年一月得之主管台州崇道观，二月任其职。明人戴铣曰：
初朱子守南康，使浙东，始有以身殉国之意。所立卓然可纪。及是知道之难行，退而奉祠，杜门不出，海内学者尊信益众，然忧世之意未尝忘也。有《感春赋》。①
《感春赋》载于《朱子文集》卷一。淳熙十二年（1185年）二月，祠秩满，罢祠。
7．主管华州云台观 淳熙十二年（1185年）四月至十四年（1187年）四月，共2年。
淳熙十二年，朱熹56岁，四月崇道观祠秩满，复请祠，即差改主管华州云台观。是观在陕西，有宋神宗像。当时其地在金朝占领之下，主管是观为虚名。
8．主管南京鸿庆宫 淳熙十四年（1187年）四月至七月，共3个月。
淳熙十四年，朱熹58岁，三月云台观祠秩满，复请祠，即得主管南京鸿庆宫，四月任其职。此时南京在金朝占领之下。宫内有宋神宗像。对此，朱熹曾在《刘子澄》第三书中感慨地说：
昨日拜鸿庆敕，偶得一绝云：“旧京原庙久烟尘，白发祠官感慨新；北
望千门空引籍，不知何日去朝真。”年衰易感，不知涕泗之横集也。②朱熹是年58岁，发斑白矣。是年七月，朱熹被任命为江南西路提点刑狱公事，罢祠。
9．主管西京嵩山崇福宫 淳熙十五年（1188年）七月至十二月，淳熙十六年（1189年）一月至八月，前后共1年2个月。
淳熙十五年，朱熹59岁，七月磨勘，转朝奉郎，被任命为直宝文阁，主管西京嵩山崇福宫。朝奉郎为文官三十七阶之第二十二级，又比宣教郎高四级。崇福宫在河南登封县嵩山下，此地为金朝所占领。是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转祠，次年一月依旧主管西京嵩山崇福宫，八月被任命为江南东路转运付使，罢祠。
朱熹在《戊申封事》中曰：“一向窃食祠禄，前后九任。”③此处“九任”，即指上述九次奉祠。
10．主管西太乙宫 淳熙十五年（1188年）十二月至淳熙十六年（1189年）一月，共1个月。
淳熙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朱熹转祠主管西太乙宫。“西太乙宫，在湖孤山”①。因其是在首都临安（今杭州），属于内祠，地位特高。次年一月一日，朱熹被任命为秘阁修撰，依旧主管西京嵩山崇福宫，遂罢祠西太乙宫。
11．主管南京鸿庆宫 光宗绍熙二年（1191年）三月至绍熙四年（1193年十二月，共2年9个月。
绍熙二年，朱熹62岁，以嗣子塾丧，再请奉祠，除秘阁修撰，主管南京鸿宫，三月任其职。绍熙四年十二月被任命为知潭州兼荆湖南路安抚使，罢祠
12．提举南京鸿庆宫 绍熙五年（1194年）十二月至宁宗庆元二年（11年）十二月，共2年。
绍熙五年，朱熹65岁，闰十月二十一日罢侍讲除宫观，十二月诏依旧焕阁待制，提举南京鸿庆宫。提举乃祠官四级之最高者。庆元元年（1195年）月，磨勘转朝奉大夫。此为文官三十七阶之第十九级，比朝奉郎升三级。庆二年（1196年）十二月，群臣攻击伪学日急，遂落职罢祠。此后至卒，便是所“庆元党禁”时期，朱熹已无政治生涯。
（六）出游三州
朱熹喜爱游山访古，他自己曾有“平生罪我只春秋，更作嚣嚣万里游”、“讥众诋不能忧”的诗句。②他的足迹遍于闽、浙、赣、湘之名山、古刹、书院，多有题词留名。据记载：
自号紫阳，箪瓢屡空。然天机活泼，常寄情于山水文字。南康之山，潭州之衡岳，建州之武夷、云谷，福州之石鼓、鸟石，莫不流连题咏。传每经行处，闻有佳邱壑，虽迂途数十里，必往游。携尊酒时饮一杯，竟不倦。非徒效泥塑人以为居敬者。③
朱熹早年任泉州同安县主簿期间，曾和傅安道游南安县丰州镇九日山金鸡峰对此，傅安道在其《金溪泛舟序》中有所记载。其曰：
朱子曰：“乐哉斯游乎！”举杯引满；击楫而歌《楚骚·九章》。声调
大，潜鱼为之惊跃，栖鸟起而飞鸣。予以诵东坡先生《赤壁前后赋》以
之。④
朱熹除在求学、从政时所到之处外，还专程出游过潭州、泉州、福州。有关朱：的文献资料，对其出游泉州、福州几乎没有记载。我们结合朱熹遗迹，对其出游这三州作些考述。
孝宗乾道三年（1167年）八月初，朱熹38岁，在其门人范念德（字伯崇）、林用中（字择之）陪同下，由崇安启程前往湖南潭州（今长沙）访岳麓书院主持者张拭，游南岳衡山。乾道元年（1165年），张栻受湖南安抚使刘珙之聘，主持岳麓书院教事，从学者众，遂奠定湖湘学派的规模。张栻与朱熹、吕祖谦为讲友，时称“东南三贤”。
朱熹等在邵武住了几天，即继续前进。他在次月《与曹晋叔书》中说：
熹此月八日抵长沙，今半月矣。荷敬夫爱予甚笃，相与讲明其所未闻，日有学问之益。至幸！至幸！敬夫学问愈高，所见卓然，议论出入意表。近读其《语说》，不觉胸中洒然，诚可叹服！①
此说即《论语孟子说》。朱熹、张栻等在长沙论学两个月。在这两个月中，朱、张讲学于岳麓书院，论《中庸》之义，朱熹手书“忠孝廉节”四字及道南台等题额，创赫曦台于山顶。朱熹于书院讲学，每语学者强调观孟子道性善和求放心两章，务收敛凝定，以致克己求仁之功。当时，由于从游者众，不得不在道林寺建精舍，以居来学者。过了两个月，他们便同游南岳衡山。十一月七日，他们从长沙出发，十日至十三日4天登山，经方广岩，过福严，登上封，擎祝融，到达山顶，在山上住3天。②这期间，他们的兴致极高。朱熹说：
始予与择之陪敬夫为南山之游。穷幽选胜，相与咏而赋之，四、五日间，得凡百四十余首。既而自咎曰：此亦足以为荒矣！则又推数引义，更相箴戒者久之。其事见于《唱酬》，前后序篇，亦已详矣。③
他们这些诗共149首，大部分是在方广岩写的，后编成《南岳唱酬集》，张栻序前，朱熹记后，作为这次游南岳的纪念。对于这些诗的思想内容，朱熹说：
诗本言志，则宜其宣畅湮郁，优柔平中而其流，乃几至于丧志。群居有辅仁之益，则宜其义精理得，动中伦虑，而犹或不免于流，况乎离群索居之后，事物之变无穷，几微之间，毫忽之际，其可以营惑耳目、感移心意者，又将何以御之哉？故前日戒懼警省之意，虽曰小过，然亦所当过也。由是而扩充之，庶几乎其寡过矣！敬夫曰：“子之言善。”其遂书之，以诏毋忘。于是尽录赠处诸诗于篇，而记其说如此。自今暇日时出而观焉，其亦足以当盘盂几杖之戒也夫。①
我们选录朱熹的唱酬诗《七日发岳麓道中寻梅不获至十日遇雪作此》和《风雪未已决策登山用敬夫春风楼韵》中的几句，可见其当时思想的一斑。其诗曰：“三日山行风绕林，天寒岁暮客愁深。心期已误梅花笑，急雪无端更满襟。”“群阴匝环区，密雪渺天畔。峨峨雪中山，心眼悽欲断。吾人爱奇赏，递发临河叹。我知冱寒极，见〓今当泮。不须疑吾言，第请视明旦。蜡屐得鴈行，篮與或鱼贯。”他们十六日下山。朱熹有《十六日下山各赋一篇仍迭和韵》诗，其曰：“绝顶来还晚，寒窗睡达明；连床眇归思，三宿恨余情。云合山无路，风回雪有声；岳祗珍重意，只此是将迎。”②他们十九日到达山下之岳宫；再“自岳宫至槠州（按即今衡州），凡百有八十里。其间山川、林野、风烟景物，视向来所见，无非诗者”。二十三日至槠州，次日与张栻离别。“丙戌至槠州，熹与伯崇、择之取道东归，而敬夫至此西还长沙矣！”③朱熹等与张栻离别时，又双方唱酬，成《丙戌赠答诗文集》，其中朱熹的《二诗奉敬夫赠言并以为别》，是朱熹这次出游潭州的全面总结，集中反映了朱、张的深厚友谊及其当时的哲学观点。
朱熹等在槠州与张栻离别后，即东归回福建崇安，开始了朱熹这次出游的另一个阶段。朱熹在《东归乱稿序》中说：
自与钦夫别，遂偕伯崇、择之东来。道途次舍、舆马杖屦之间，专以讲论问辨为事，盖已不暇于为诗。而间隙之时，感事触物，又有不能无言者，则亦未免以诗发之。盖自槠州，历宜春，汎清江，泊豫章，涉饶、信之境，缭绕数千百里，首尾二十八日，然后至于崇安。始尽胠其橐，掇拾乱稿，才得二百余篇。取而读之，虽不能当义理中音节，然视其间，则交规自警之词愈为多焉，斯亦吾人所欲朝夕见而不忘者。以故不复毁弃，姑序而存之，以见吾党直谅多闻之益，不以游谈燕乐而废。至其时或发于一偏，不能亦出于正者，亦皆存而不削，庶乎后日观之，有以惕然自省而思所以改焉。是则此稿之存，亦未可以为无益而略之也。若夫江山景物之寄，阴晴朝暮之变，幽深杰异，千状万态，则虽所谓二百篇，犹有所不能形容其仿佛，此固不得而记云。④
朱熹等于十二月二十日至家。
朱熹等在东归过程中写的诗，辑为《东归乱稿》。朱熹在途中触景生情，吟咏述怀，如《宿梅溪胡氏客馆观壁间题诗自警二绝》之一曰：“十年湖海一身轻，归对黎涡却有情。世路无如人欲险，几人到此误平生。”又如《次韵择之发紫溪有作》曰：“明日振衣千仞冈，夜分起看月和霜。久之行路难如此，不用悲歌泪满裳。”朱熹明知“行路难”，却仍勇猛前进。再如他的《次韵伯崇自警二首》之一曰：“十载相期事业新，云何犹叹未成身。流光易失如翻水，莫是因循误得人。”①他们自我检讨，决心改掉因循守旧的积习，赶上时代的流光，做一番事业。
可见，朱熹出游潭州，是从乾道三年八月初至十二月二十日，有4个半月。
朱熹因在浙东奏劾前知台州唐仲友不法，为唐之姻亲宰相王淮等所嫉，于孝宗淳熙九年（1182年，53岁）九月十二日离任提举浙东常平茶盐公事回家。这时，朝廷内权势者诋毁朱熹日剧。这期间他奉祠闲居，于是出游泉州、福州。
孝宗淳熙十年（1183年），朱熹54岁，十月至泉州。这是朱熹自高宗绍兴二十六年（1156年）离任泉州同安县主簿之后再次来泉州。对于朱熹这次出游泉州。据清人王懋竑考证，李默本、洪去芜本《朱子年谱》均未记载，他据邹琢其的《朱子年谱订讹》补入，即“冬十月，如泉州。傅安道自得与先生有先人之旧，是岁八月卒，往吊之。十二月归。”②王氏之说与事实有所出入。说为朋友吊丧是朱熹到泉州的一个原因，当然是有道理的；但是，说朱熹完全为了这件事，则是不全面的。傅安道名自得，福建晋江人。据记载：
自得性高简，不妄交人。居泉五十年，除读书奉亲外，杜门而已。州太守之贤者，如宋之才、王十朋、周葵皆高仰之，而自得月不过一诣。……中书舍人张嵲、尚书郎新安朱乔年，得其文，皆爱重之。③
傅安道是朱熹的一般师友，与朱熹的父亲朱乔年（松）相交也不至深，因此朱熹不可能专程几百里从闽北的崇安到闽南的泉州去吊丧，而且离死期的八月已过两个多月。不仅如此，王氏亦未知朱熹还到其他地方寻古访友，寄情于山水文字。朱熹于十月在泉州之后，十一月上旬即到南安县丰州镇九日山。九日山离泉州15里，此山峰峦叠翠，树木苍郁，早在北宋就是官绅、文士登咏赋诗之地。据记载：
绍兴间，朱子尉同安秩满宿此，与傅伯成载酒泛舟弄月剧饮；淳熙间，重游，复与陈知柔赋诗怀古，而兹山愈增重矣！①
傅伯成为傅安道次子，朱熹和傅伯成游九日山时，曾作《知郡傅丈载酒幞被过熹于九日山夜泛小舟弄月剧饮二首》②。陈知柔字体仁，自号休斋居士。现在，在九日山莲华峰不老亭和廓然亭遗存有《陈休斋朱文公莲华峰唱和诗》和《寄题九日山廓然亭》摩崖。朱熹在《祭陈休斋文》中写到他这次游九日山的情况，以及他和陈休斋之间的关系。朱熹说：
熹少日游宦，获从公游于泉、漳之间。蒙公爱予，诱掖良厚。其后别去几三十年。而去岁之冬，复得见公，相与开怀握手，如平生欢。公虽老矣，而意气不衰。为我置酒，谈经论义，篇什间作，亹亹不休。相与追游莲华、九日、凉峰、凤凰、云台之间。昼则联车，夜则对榻。视公起居、饮食、叫呼、谈噱，皆有非后生所能及者，谓公寿考宜未艾也。然我之还，公复载酒饯我洛阳，则掺袂分携，潸然出涕。而有此会难，又之悲矣。醉中别去，惨然不乐，久而不能平也。然亦不谓未及两月，而公讣遽来。呜呼痛哉！公于诸经皆有论述，许以寄我，相与考评。而今而后不复得遂此愿矣！③
可见，朱熹这次在泉州期间，又重游了泉州附近的洛阳桥、九日山等地。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朱熹这次出游不完全是为了吊丧傅安道。
朱熹在南安之后，十一月中旬即到莆田县埜林，埜林东坡小石山遗存有朱熹题名“淳熙癸卯仲冬，朱仲晦登”摩崖；十一月下旬即到福州，福州乌石山桃石遗存有朱熹题名“赵子直、朱仲晦淳熙癸卯仲冬丙子同登”摩崖；十二月返回崇安。
孝宗淳熙十四年（1187年），朱熹58岁，再次出游福州等地。朱熹这次出游，先是到莆田吊丧陈正献。陈正献名俊卿，字应求，官至丞相、观文殿大学士，以老还乡以终。朱熹“以三纪游从，晚岁知己，且为中兴贤辅，故千里赴吊”。④根据朱熹所撰《丞相魏国陈正献公行状》，陈正献死于淳熙十三年（1186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死后百日入葬，朱熹于其入葬前赴吊，到达莆田的时间应为淳熙十四年（1187年）一月。⑤朱熹在莆田之后，即迳至福州。他在福州曾到鼓山涌泉寺。在涌泉寺过石门后的山道左壁上遗存有朱熹题辞摩崖，记载了他在福州的活动情况。其内容是：
淳熙丁未，晦翁来谒鼓山嗣公，游灵源，遂登水云亭，有怀四川子直侍郎。同游者：清漳王子合、郡人陈肤仲、潘谦之、黄子方、僧端友。清漳，即今漳州。王子合名遇，漳州人。陈肤仲名孔硕，福州人。潘谦之名柄，怀安（即今闽侯）人。僧端友，和尚。嗣公，名元嗣，当时涌泉寺的住持。涌泉寺的灵源洞是两山石之间裂开的枯涧，深近十米。传说在五代后梁太祖开平二年（908年），开山祖师神安在此诵经，嫌水声喧聒而大喝一声，从此泉水改道。淳熙丁未，即孝宗淳熙十四年（1187年）。在此前一年，赵子直刚离福州改任四川制置。赵子直知福州，曾疏浚西湖等，政绩卓越。当时涌泉寺住持僧元嗣为赵子直再建灵源洞附近的临江亭，改名水云亭，以纪念其政绩。因此，朱熹有“遂登水云亭，有怀四川子直侍郎”之慨。清人陈棨仁曰：“时（按指赵子直）方为四川置制，使文公抚景怀旧，遂形之翰颖，亦足见两公契分之深矣。”①所谓“契分之深”，即有类似的经历遭遇和时代的思想感情。因这次朱熹“遂登水云亭”，并曾在此读书，此亭亦称朱子亭或朱子读书处。亭中现遗存有清代朱熹对镜写真题以自警全身像石碑。
光宗绍熙二年（1191年）九月二十日，赵子直游福州鼓山涌泉寺，赋诗刻石于涌泉寺石门左边石笋上。朱熹取其诗中“天风海涛”四字书之，刻于涌泉寺大顶峰磐石，现在仍存。由此可知，朱熹在绍熙二年（1191年）九月之后，即在他62岁之后，又到过福州。
（七）闲居武夷考亭以终老
朱熹在从政之外，主要的闲居在崇安武夷山和建阳考亭，从事著述和教育活动。
朱熹最早到武夷山是高宗绍兴十四年（1144年）至绍兴十六年（1146年）间，即其15～17岁时，跟刘子翚学习于水濂洞。此后，他经常到武夷山活动。其中有孝宗淳熙三年（1176年）八月至淳熙五年（1178年）八月，即朱熹47～49岁，被任命为主管武夷山冲祐观期间，据其《宿武夷观妙堂二首》中之“独卧一斋空，不眠思耿耿”、“出门恋仙境，仰首云峰苍”等句②，知其经常到武夷山居住。此外，现存有年代可考的朱熹武夷山游踪墨迹摩崖石刻，主要有：正书在五曲响声岩的“何叔京、朱仲晦、蔡季通、徐守臣、吕伯恭、潘叔昌、范伯崇、张元善，淳熙乙未五月二十一日，晦翁”，此即1176年，朱熹46岁；正书在五曲响声岩的“淳熙戊戌八月乙未，刘彦集、岳卿、纯叟、廖子晦、朱仲晦来，晦翁”，此即1178年，朱熹49岁；正书在水濂洞的“刘岳卿、儿叔招、胡希圣、朱仲晦、梁文叔、吴茂实、蔡季通、冯作肃、陈君谟、饶廷老、任伯起来游，淳熙辛丑七月二十三日，仲晦书”，此即1181年，朱熹52岁。此外，在武夷山还遗存有无具体年代的朱熹墨迹摩崖石刻和木刻十余处（块），有待进一步考证是其何时在武夷山题刻的。①
淳熙十年（1183年）四月，朱熹在武夷山五曲大隐屏下建成武夷精舍，遂迁居之。他的《怀潭溪旧居》曰：
忆住潭溪四十年，好峰无数列窗前；虽非水抱山环地，却是冬温夏冷天。绕舍扶疏千个竹，傍崖寒冽一泓泉；谁叫失计东迁缪，惫卧西窗日满川。②
前面讲到，朱熹15岁迁居崇安五夫里潭溪旁之紫阳楼，至这时54岁迁居武夷山，恰好40年。他把五夫里潭溪叫“旧居”，把至武夷山叫“东迁”，可知其这次迁至武夷山是定居。因为朱熹的夫人刘氏早在淳熙三年（1176年）十一月病死，他一人长期住在武夷山就是定居了。朱熹定居武夷山至光宗绍熙二年（1191年，62岁）迁至建阳考亭为止，前后8年。
朱熹在定居武夷山期间，除于淳熙十年（1183年）十月至十二月和淳熙十四年（1187年）三月两次出游泉州和福州、绍熙十五年（1188年）六月和十一月两次到首都临安上封事、绍熙元年（1190年）四月至次年四月知漳州等总共约1年半外，其余6年半的时间基本上都是在武夷山。这期间，朱熹任祠职，即淳熙十年（1183年），差管台州崇道观；淳熙十二年（1185年），祠秩满，差管华州云道观；淳熙十四年（1187年），改管南京鸿庆宫；淳熙十五年（1188年），差管西太乙宫。他领个有禄无事的祠职虚名，在武夷山著述讲学，遂有海内学者，尊信益重。朱熹在武夷山时的主要著作有《太极图说解》、《西铭解义》、《周易启蒙》、《孝经刊误》、《小学》等。朱熹闲居武夷山期间，是其思想体系发展到成熟的时期。
光宗绍熙二年（1191年），朱熹62岁，四月二十六日解罢郡事，越三日遂即离漳州，五月二十四日遂抵建阳。朱熹离任漳州知事，直接至建阳考亭定居。朱熹在崇安五夫里，是借刘氏的房子居住，是客居；在崇安武夷山，是为学术活动居住，是别居。建阳考亭是朱熹父亲朱松生前定好的迁居之地，是朱氏在福建安家的地方。因此，明代以来有关朱熹的文献资料中有称其为建阳考亭人，称朱熹为朱考亭，称朱学为考亭学派。朱熹在考进士时，所填写的籍贯是建宁府建阳县，其所撰《婺源茶院朱氏世谱序》谓，“先吏部于茶院为八世孙，宣和中始官建宁府之政和，而葬承事府君于其邑，遂为建人”。①
朱熹在考亭占田90多亩，学田500多亩。②朱熹最初在考亭建的房屋不是精舍。两年后，因学徒增多，复造精舍于所居之侧。精舍即竹林精舍，建成于光宗绍熙五年（1194年）。后来，因学徒又增多，竹林精舍进行扩建，更名为沧洲精舍，朱熹自号为沧洲病叟，其《水调歌头》有“富贵有余乐，贫贱不堪忧；谁知天路幽险，倚伏互相酬……春昼五湖烟浪，秋夜一天云月，此外尽悠悠。永弃人事，吾道付沧洲”③的名句，用无限的感慨总结自己的经历！宁宗庆元六年（1200年）三月初九日（公历4月23日）午初刻，卒于建阳考亭沧洲精舍，享年71岁，葬于建阳唐石里大林谷。
朱熹居住在考亭至宁宗庆元六年（1200年）三月病死，有10年之久。在这期间，他除知潭州2个月、任宁宗侍46日外，其余时间基本上都在考亭。朱熹这时期主要著作有《孟子要略》、《易礼经传通解》、《韩文考异》、《通鉴纲目》、《周易参同契考异》、《太极通书义》、《诗传》、《易本义启蒙》、《楚辞集注》、《书集传》等。朱熹闲居考亭期间，是其思想体系最后完成的时期。
（八）庆元党禁避难
光宗绍熙五年（1194年）七月，宁宗即位，十月朱熹任宁宗侍讲，讲《大学》。朱熹利用侍讲之便，攻击执政韩侂胄。韩为太皇太后的亲属。韩为排除异己，指示其党羽猛击朱熹及其学派。结果，朱熹仅做46日的皇帝侍讲，就被解职回崇安。朱熹离首都临安（今杭州）后，韩侂胄的势力益张，其党羽创“伪学”之名，诬朱熹为伪学罪首。宁宗庆元二年（1196年），检察御史胡纮上疏列朱熹六罪，又丑行四项，故或云十罪；疏交沈继祖，沈奏疏。于是朱熹被褫职落祠。朱熹的政治生命于此时结束了。自此至庆元六年（1200年）朱熹死，史称“庆元党禁”时期。在这期间，朱熹及其主要门人，生命安全没有保障。
关于朱熹在“庆元党禁”期间的活动，朱熹和其后学有许多不合实际的记载。例如，朱熹门人黄榦在《朱子行状》中谓，朱熹始终在建阳考亭“日与诸生讲学于竹林精舍”，撰述不停。①庆元元年（1195年），朱熹门人杨道夫，闻乡曲射利者多撰造事迹，以投合当政者之意，亟以告朱熹。朱熹回答说：“死生祸福，久已置之度外，不烦过虑。”当时，曾有一个人微讽朱熹，谓其“有天生德于予的意思，却无微服过宋之意”。②据记载，孔子不悦于鲁、卫，逃至宋，宋桓司马欲杀孔子。孔子“微服而过宋”，仍主于宋贤大夫司城贞子。这就是说，“孔子虽当厄难，然犹择所主”；而这时朱熹“却无微服过宋之意”，即逃跑了。③对此，朱熹回答曰：
某又不曾上书自辨，又不曾作诗谤讪，只是与朋友讲习古书，说这道理，更不教做，却做何事？……今人开口亦解一饮一啄自有定分，及遇小小利害，便生趋避计较之心。古人刀锯在前，鼎镬在后，视之如无物者（按亦作“如履平地”），盖缘只见得这道理，都不见那刀锯、鼎镬。……“死生有命”，如合在水里死，须是溺杀，此犹不是深奥的事，难晓的话。如今朋友都信不及，觉见此道日孤，令人意思不佳。④
这时，朱熹门人劝其离开考亭避难。朱熹说：
祸福之来，命也。……如某辈皆不能保，只是做将去，事到则尽付之。人欲避祸，终不能避。……今为避祸之说者，固出于相爱，然得某壁立万仞，岂不益为吾道之光！……某今头常如黏在颈上。……自古圣人未尝为人所杀。⑤
上述这种言论，朱熹及其门人是非常多的，在后世成了定论，方志、传记及其他有关论著，都极为赞赏。世称翔实的清人王懋竑《朱子年谱》卷四下详细地记载了朱熹及其门人的这些言论。
其实，朱熹在“庆元党禁”时期避迹无定所，曾数次离开建阳考亭，逃到福建各地避难。近年在福建古田杉洋挖掘出朱熹手书“蓝田书院”、“引用”石刻，并有石室和相传朱熹当年夜观星象的聚星台，还发现木刻匾、条幅对联等。据所载：
蓝田书院在杉洋北门外，朱晦翁书“蓝田书院”四字勒石。唐永贞令余仁椿建。迄清代某年重修，乾隆县令万友正、大学士朱珪均有记，详《艺文录》。距书院左边数武有聚星台。相传宋韩侂胄迹伪学时晦翁尝潜居此处。台圮。后至光绪间，乡人窥其旧址山明水秀，占掘为坟；及数尺，有方砖砌成七斗，斗中藏铜钱、铁筋，不知何用，后该地葬坟不利，另迁他处。乡之好义者立碑纪以“先贤遗迹”四字。其右边数武有一池，名引月池，晦翁书“引月”二字，惟署名则用“茶仙”。其池无论春冬，月初出时即照此池，故名“引月”。①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蓝田书院”石刻上款题有“庆元丁巳春三月”，即宁宗庆元三年（1197年）三月，是党禁最高潮时期；朱熹手书“引月”石刻，当地人传为因学禁而署假名“茶仙”。又据该县志所载：“朱熹字仲晦，新安人，庆元间，韩侂胄禁伪学，逆寓古田。宗室诸进士与其门人构书院，延而讲学。所寄寓附县治者，匾其亭曰溪山第一。往来于三十九都……螺峰、浣溪、杉洋诸所，皆其游息而训诲也。文公尝曰：东有余、李，西有王、魏，盖自纪其乐育云。”邑人徐连仲《重建溪山书院碑记》曰：“邑东郭外溪山书院，旧系宋庆元间，紫阳朱子避伪学禁，逆寓而讲学之区。考古碑，溪山原作青溪，后人因朱子尝书‘溪山第一’四字，慕其芳名，遂以易此。”“朱子避地玉田时，韩侂胄遣人迹其后，将甘心焉。是人宁自刎死，不肯杀道学以媚权奸。邑人祀于溪山书院前，即今太保庙也。”②玉田是古田的主要地区。此是讲朱熹避难于古田。
庆元三年（1197年），朱熹还到顺昌。朱熹在《题袁机仲所校〈参同契〉后》中曰：
予顷年经行顺昌，憩筼筜铺，见有题“煌煌灵芝，一年三秀；予独何为？有志不就”，鬲之语于壁间者，三复其词而悲之。不知题者何人，适与予意会也。庆元丁巳八月七日，再过其处，旧题固不复见，而屈指岁月，忽忽余四十年，此志真不就矣！道间偶读此书，并感前事，戏题绝句：“鼎鼎百年能儿时，灵芝三秀欲何为？金丹岁晚无消息，重叹筼筜壁上诗。”③
从朱熹到顺昌的时间和心情，可知亦是避难。
现在，福建泰宁发现朱熹撰并书的《春夏秋冬》四时诗石刻，证明朱熹在庆元党禁时期曾避难泰宁。据载：“朱子题壁诗……朱子隐居小均（坳）时作也。时禁伪学，故不书名，以避祸也。版存邑诸生丁焰处。”①
此外，当时他还逃到遥远的闽东等地避难。据载：
朱熹字元晦，建阳人，因避伪学禁寓邑之二都龙门，后人名其所寓楼曰紫阳；即复寓于方安里之龙峰岩，里人刘砥、刘砺兄弟从而受业，今其地称为晦翁岩。②
这仍是讲在长乐。此外，诸如：“紫阳楼在后澳，知县事高赞建，朱子避伪学禁寓此，故名。”这仍是讲在长乐。“龙峰书院在方安里，为宋儒刘砥、刘砺读书处。朱子避伪学寓此，二刘从而受业。明弘治间，知县潘府建为书院。”这是讲在长溪。对此，还有谓，“旧志载，公随父寓龟龄，当在十四岁以前。又庆元元年乙卯，公六十六岁，旧志载，庆元间禁伪学，公至长溪，住杨楫家。”③长溪在今霞浦县和福鼎县境内。杨楫字通志，朱熹门人。对此，《县志》有数处记载：“朱公祠在县治东，祀朱文公。……祠创于宋代。……公以伪学禁避地长溪，授学赤岸乡。及他适，学生林湜等不忍别，塑像以祀于其处。”“文星明村在大南，宋庆元时禁伪学，朱元晦避地此村，仰观天象曰：文星其复明乎？遂以名其地。”“紫阳朱子，庆元间以伪学禁闽地于闽，至长溪，主（按应为住）黄榦、杨楫家，讲学于石湖馆、龟龄寺、石堂等处，从游者众，而黄榦、杨复、林湜、高松、陈骏、郑师孟、龚郯、张泳其最著者也。过黄崎村，作《中庸序》。”④关于“作《中庸序》”，有记载：“黄崎山，朱子避伪学禁到此止焉。作《中庸序》于乡，地僻无纸，写序于屏，后存入州库。”⑤这里均讲在长溪。有记载朱熹避难闽县，其曰：“铁冶坊在龙迳溪傍，朱子以避伪学禁至此。”⑥铁冶坊在闽县，闽县即今闽侯县。还有记载：
朱文公于伪学之禁，避迹无定所，其于闽清凡数至，所历名胜题识殆遍，如广济岩之“溪山第一”、白岩之“八闽岳祖”，皆其亲笔，现勒石尚存。第不知居停何地，想亦止在林正卿兄弟处也。
宋龙门精舍在石鼎峰梅溪之阳，山水奇秀，双崖之下传为神龙所居。先儒林学蒙和弟学履俱从朱子学。伪学禁起，学蒙筑室居此，朱子镌“龙门”二字于石。
宋庆元间，严伪学之禁，朱文公避迹至连江，入安中里仁山留数日。主人礼奉甚周。公取厅门书《大学》圣经其上，谓曰：留此为礼义之报。遂行。①
朱熹这些墨迹尚有遗存，有力地说明了上述记载的真实性。
上述资料和观点，笔者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就撰文论述，得到一些学者的赞同。如有的说：
有关朱熹避难的情形，以往所知甚少，高足又是女婿的黄榦，在《朱子行状》中且说，朱熹在学禁期间，始终在建阳考亭日与诸生讲学于竹林精舍。执教于厦门大学哲学系的高令印，根据福建地方志和新出土的朱子墨迹，考证出朱熹不但在考亭附近的闽北避难，还逃到遥远的闽东等地避难，前后到过古田、长乐、长溪、黄崎山、闽清、连江等地。有时且照样授徒讲学。这不仅纠正了《行状》所言，也证实了《福建通志》中“避迹无定所”的说法。②
此是台湾知名学者韦政通于1992年5月在台北朱子学国际学术会议上的演讲。
二 思想形成
朱熹的祖籍在今江西婺源，生老、求学、讲论、从政等活动主要在今福建。朱熹有50多年的时间在闽北建阳、崇安等之武夷山一带。
著名的学者蔡尚思说，他“研究了中国自然美的山水已达200多个，认为武夷山超过了徐霞客最赞美的黄山，因为黄山山奇而不如武夷山的山水俱奇；而九寨沟则水奇而山不奇；桂林江水可游而小山不可登，也比不上武夷山既可登高又可乘筏；庐山的水在山之外，也不如武夷山的水在山之中。武夷山的山水俱佳，在国内外都是难比的。所以，我有小诗一首：朱熹是先贤，武夷为名山；人地两相配，唯有此间全。”③
孔子说：“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④武夷山水陶冶朱熹既仁且智，从观想武夷山水的动静中建立起自己的人生观和世界观。朱熹在《武夷精舍杂咏并序·仁智堂》中曰：“我惭仁知心，偶自爱山水，苍崖无古今，碧涧日千里。”智仁与山水、古今与千里，自然、社会的时空都表达出来了，心胸至为阔展。朱熹在《武夷精舍杂咏并序》中描绘其武夷精舍附近的山水时说：
武夷之溪东流，凡九曲，而第五曲为最深。盖其山自北而南者，至此而尽。耸全石为一峰，拔地千尺。上小平处，微戴土生林木，极苍翠可玩。而四隤稍下，则反削而入，如方屋帽者，旧经所谓大隐屏也。屏下两麓，坡坨旁引，还复相抱。抱中地平广数亩，抱外溪水随山势从西北来，四曲折始过其南，乃复绕山东北流，亦四屈折而出。溪流两旁，丹崖翠壁，林立环拥，神剜鬼刻，不可名状。舟行上下者，方左右顾瞻，错愕之不暇，而忽得平冈长阜，苍藤茂木，按衍迤靡，胶葛蒙翳，使人心目旷然以舒，窈然以深，若不可极者，即精舍之所在也。……若夫晦明昏旦之异候，风烟草木之殊态，以至于人物之相羊，猿鸟之吟啸，则有一日之间，恍惚万变而不可穷者。同好之士，其尚有以发于予所欲言而不及者乎哉！①
宋代学者喜欢在山青水秀中讲论。清董天工有反复地说明，认为武夷山“在赵宋之世，恒为巨儒所托足，龟山、屏山、晦庵、九峰，一时讲学之盛，不下鹿洞、鹅湖，则又不仅玉女、晴川、仙坛、佛地，为足供竹杖、蓝舆流连而吟赏”。他们由政治漩涡和社会生活的急流中溢出，隐居山脚水浒，下学上达，用天理审视世间，以天人合一、理一分殊作结。董天工还赋诗曰：“五曲层峦毓秀深，紫阳书院树云林。茫茫千古谁绍统，全寄先生一寸心！”②
朱熹在武夷山的“一寸心”，一则是讲学。跟朱熹讲论的师友，最早是刘子翚（屏山）。现在，武夷山水帘洞有清初地方官为保护“屏山与朱熹讲习武夷”遗址布告摩崖石刻。后来，朱熹自辟精舍，令诸从游者诵习其中，亦惟是山闲静，远避世纷，可以专意肆力于身心学问之中，非必耽玩溪山之胜。朱熹自谓“过我精舍，讲道论心，穷日继夜”。③最知名者有，时称东南三贤之一的吕祖谦，为朱熹挚友，两人在武夷山讲论最久，还在建阳云谷寒泉精舍合编《近思录》；辛弃疾，曾三次主管武夷山冲祐观，任福建按抚使时与朱熹交，在武夷山与之讲论。此外，何镐、项平父、袁枢、刘子翔、刘珙等，在武夷山与朱熹讨论心性、格物、《易》等问题。据考证，朱熹在武夷山的门人有200多。朱熹与之挟书而詠，这其中有辅广、黄榦、何叔京、蔡元定、蔡沉等。
朱熹在武夷山的“一寸心”再则是撰写论著。反映朱熹成熟思想的论著基本上都是他在武夷山一带撰写的。例如，确立朱熹理先气后、格物致知、存天理灭人欲等观点的《大学章句》、《中庸章句》（均成书于淳熙十六年，1189年）；与陆九渊兄弟与陈亮辩论尊德性道问学、王霸义利等的书函（淳熙十一至十六年，1184—1189年）；淳熙十年（1183年），朱熹在武夷山厘定《太极图说解》、《西铭解义》等，确立了他关于太极、理一分殊的观点。朱熹于武夷精舍笺《诗》、《易》以迄《四书》、《家礼》，而予于诸经解，亦尝补遗论定，还有《楚辞集注》、《通鉴纲目》，以及数百篇书函、序跋、诗赋等，呈现出朱熹各个方面的思想。当时的社会文化思想状况给朱熹的讲论提供了条件，使其把儒学推进至更高的阶段。
中国古代社会于唐宋时期由前期向后期过渡，政治、经济、文化重心由北方向南方转移。据经济史学家研究，经济重心南移至北宋后期已接近完成，至南宋则全面实现。①文化思想是社会经济政治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因此，随着经济重心南移，文化重心也必然南移，并改变和提高其形态。中国文化的基本形态是儒、释、道三教。西汉时定儒家为一尊。佛教于两汉之际传入中国，当时又产生道教。到了隋唐，佛教中国化，道教在与佛教论争中成为强大的宗教派别。北宋以前，儒、释、道在北方都很盛行，北方是中国文化的重心。到了北宋末年，随着北方金人势力的发展壮大，以致北宋灭亡，中国文化岌岌可危。因为代替北宋的金朝文化落后，承担不了高度发达的中原文化。唯一的出路是中国文化重心由北方往南方转移。南宋的首都是临安，闽、浙、赣之武夷山一带是国家的政治、经济重心。中国文化的诸形态儒、释、道也必然由北方向南方这个地区转移。北宋大哲学家邵雍说：“天下将治，地气自北而南；将乱，自南而北。南方地气至矣！”②
道教自唐初至北宋，由于统治者的提倡和跟佛教的论争发展壮大起来。他们先后形成太一道、真大道教、全真道等派别，因为他们都在北方，称为北方教派。因此，中国道教文化的重心在北方。基于上面讲到的原因，在北宋末年至南宋前期，中国道教文化在闽、浙、赣之武夷山一带形成为新的重心。武夷山是道教名山，这是清人董天工在其名著《武夷山志》的序言中第一句就讲到的。早在五代十国之前蜀乾德年间（约923年），著名道士杜光庭撰写道书《洞天福地记》，创华夏道教“三十六洞天”的思想体系，列武夷山为三十六洞天之第十六洞天。北宋真宗天禧三年（1019年），真宗敕令道士张君房编辑《大宋天宫宝藏》4556卷，武夷山之十六洞天名为“升真元化洞天”。因十六洞天呵护着十五洞天湖南玉笥山（屈原家乡归妹县名山，《楚辞》描绘的对象），武夷山有“玉笥屏”，以及“武夷洞天”、“升真元化之洞”等摩崖石刻多处。武夷山道教的主要神祗武夷君始于西汉，《史记·封禅书》、《汉书·效祀志》等正史中都有记载，宋朝大诗人陆游就谓“少读封禅书，始知武夷君”。①汉至清历朝皇帝多遣使设坛祭祀武夷君。唐玄宗敕封道教神祇，武夷君是其一，现遗存有其御赐“名山大川”刻于一曲水光石上，并颁令全山禁止樵采木石。两宋大都遣使至武夷山投送金龙玉简，祈求护国佑民。武夷山至今历代道士修炼成仙遗址和景点如换岩、云虚洞等多达数十处。庞大的武夷宫（冲祐观）历代皇帝任命主管者多达82位，其中有刘子翚、朱熹、吕祖谦、张栻、辛弃疾、陆游、叶适、魏了翁、黄榦等当时最知名的学者。如此重大的武夷山道教圣地，当中国文化重心南移之际，到南宋自然就成为道教文化的重心。大约与朱熹同时稍后的闽籍道士白玉蟾，自号海琼子，师事道士薛道光，之后往来于罗浮、霍童、龙虎、天台、金华等道教名山，最后驻足于武夷山，著道书《上清集》、《武夷集》、《玉隆集》、《海琼白真人语录》、《海琼玉蟾先生集》等。他以武夷山为基地，广泛传教。白玉蟾上承张百端的紫阳教派、钟离权吕洞宾的金丹教派，把北方道教神仙系统和原武夷山的道教神祗武夷君、皇太姥结合起来，成为道教南宗五祖，集道教南宗思想于己一身，成为道教的集大成者。陈致虚曰：“海蟾受学于纯阳而得紫阳，以传杏林、紫贤、泥丸、海琼，接踵者多。”②这里，海蟾即刘操，纯阳即吕洞宾，紫阳即张百端，杏林即石泰，紫贤即薛道光，泥丸即陈楠，海琼即白玉蟾。其排列秩序为：吕洞宾——刘操——张百端——石泰——薛道光——陈楠——白玉蟾。由此可见，以白玉蟾为代表的武夷山一带南方新道派是北宋道教文化的综合。据记载，武夷山有冲祐、升真、会真、天游、天壶、清微洞真、桃源、灵峰等道观，以及云龙、清真元元、苍屏、碧霄、石鼓、犹龙等道院，道教活动场所数十处，可见其盛。毫无疑问，南宋前期，武夷山一带是国家道教文化的重心。
朱熹在武夷山喜欢读道书，与道士交往。其有诗曰：
秋声入庭户，残暑不敢骄，起趁汗漫期，两袂天风飘。眷焉此家山，名号列九霄，相与一来集，旷然心朗寥。棲息共云屋，追寻唤渔舠；一水屡萦回，千峰郁岧峣。苍然大隐屏，林端耸孤标。下有云一壑，仙人久相招；授我黄素书，赠我英琼瑶。茅茨几时见？自此遗纷嚣。①
从上引可以窥见，朱熹与武夷山道教之人之道至为密切。白玉蟾有《武夷精舍文公像赞》，其曰：
天地棺，日月葬，夫子何之？梁木坏，泰山颓，哲人萎矣。两楹之梦既往，一唯之妙不传。竹简生尘，杏坛己草。嗟文公七十一祀，玉洁冰清；空武夷三十六峰，猿鸣鹤唳。管弦之声犹在耳，藻火之存赖何人。仰之弥高，钻之弥坚；听之不闻，视之不见。恍惚有像，未丧斯文。惟正心诚意者知之，欲存神索至者悦耳。②
道教的代表人物白玉蟾如此崇仰儒家的代表人物朱熹，很可以说明当时儒、道两教的密切关系。朱熹曾主管过武夷山道教名观冲祐观，与观之提点、名道士高文举为知己，为其所著《武夷山图集》撰写序文，经常住在观内之观妙堂内；晚年化名为“崆峒道士邹訢”，撰写《周易参同契考异》等。
道包括道家和道教。朱熹论道，讲到其思想理论时，多指道家。朱熹排斥道家、道教甚烈，而取其合理者亦不少。
佛教自东汉传入中国后，到唐宋中国化，成为中国社会上层建筑的主要部分之一。隋唐中国化的佛教主要是禅宗南宗，其创始人慧能活动于粤、鄂，而后繁盛时的“五宗七家”则转移到闽、浙、赣、湘一带。“五宗七家”直接和间接的创始人有三分之二以上是闽籍僧人，还有闽籍僧人怀海把印度佛教戒律中国化，创始适合于中国佛教特点的“百丈清规”。例如，唐朝闽之莆田人曹山本寂与其师洞山良价共创曹洞宗；唐朝闽之长溪（今霞浦）人沩山灵祐，与其徒仰山慧寂共创沩仰宗；唐朝建州（今建瓯，属武夷山地区）人大珠慧海，是慧能南岳怀让系名僧马祖道一的高徒，三传而有沩仰宗、临济宗。这时，禅宗五宗有三宗直接或间接的渊源于闽籍僧人。到了南宋，禅宗五宗多为临济、曹洞两宗子孙。而临济宗下的杨岐方会派的大慧宗杲是后来临济宗的最主要代表者之一。宗杲于南宋初年游闽，后移锡浙江径山，创径山派，此地域属武夷山地区。朱熹在给宗杲弟子道谦的书中说：
向蒙妙喜开示，应是。从前记持文字，心识计较，不得置丝毫许在胸中。但以狗子语，时时提撕。愿受一语，惊所不逮。①
妙喜即宗杲。对于宗杲的开示，朱熹又说：
如杲老说“不可说，不可思”之类。他说到那险处时，又却不说破，却又将虚处说起来。如某说克己，便是说外障；如他说，是说里障。他所以嫌某时，只缘是某捉着他紧处。别人不晓禅，便被他谩。某却晓得禅，所以被某看破了。②
夫读书不求文意，玩索都无意见，此正近年释氏所谓看话头者。世俗
书有所谓《大慧语录》者，其说甚详。试取一观，则其来历见矣！③可见，朱熹曾细读《大慧语录》。此外，朱熹在其著述中反复提到宗杲。有人认为，朱熹之理义与仁义合一之说，乃受宗杲之启发。宗杲的弟子道谦传法于建宁府开善寺，与朱熹往来至为密切。道谦卒，朱熹祭文曰：
师出仙洲，我寓潭上。一岭之间，但有瞻仰。丙寅（1146年）之秋，师来拱辰（岩名）。乃获从容，笑谈日亲。……未及一年，师以谤去。我以役行，不得安往。往还之间，见师者三。见必款留，朝夕咨参。④
从朱熹与道谦的关系密切可以推知，两人的思想是互相影响的。综观朱熹著述，其所交往的僧徒还有瑞泉、胡僧、仰上人、志南上人、宗慧、宗归、端友、惟可、圆悟（肯庵）等。朱熹和他们一起吟诗、赏帖、论学等。朱熹曾谓，“多谢空门侣，能同物处情；肯来分半壑，聊尔度平生”。⑤
此外，朱熹读佛经，查《语类》与《文集》所举者有：《四十二章经》、《大般若经》、《华严经》、《法华经》、《楞严经》、《圆觉经》、《金刚经》、《金光明经》、《心经》、《维摩经》、《肇论》、《华严大旨》、《华严合论》、《景德传灯录》等共14种，并有概述之“佛经”、“佛书”、“佛经疏”、“藏经”、“释氏教典”、“禅家语录”等。种数之多，足以代表华严、天台、净土、三论、唯识、禅宗诸派。朱子所读佛书，必比其他理学家为多。有可证其确曾过目者，如曾谓《楞严经》前后只说咒；《法华经》开口便说恒河沙数；《圆觉经》只有前两三卷好，后面便只是无说。⑥
基于上述，到了隋唐时期，释、道至为盛行，当时第一流的人物大都出入释、道，正如朱熹所说的，“某常叹息，天下有些英雄人，都被释氏引将去，其害事”①。释、道有压倒中国主体文化意识儒家之势。首先看出这个问题的是唐朝韩愈。他激烈排佛，提出恢复秦汉以来中断了的儒家道统。接着是北宋的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等提出新儒学（理学），基本上把儒家的道统恢复起来。他们分别创立的濂、洛、关等新儒学派别，随着金人灭宋又岌岌可危，道统又将中断。正是在这中华民族主体文化儒学存续、兴亡的关键时刻，闽中学者游酢、杨时等适应历史的需要，载道南归，三传而至朱熹，进步以儒学为主干融合释、道，集濂、洛、关新儒学（理学）以至整个传统文化之大成，创立闽学，建立起完整的新儒学思想体系，在闽、浙、赣之一武夷山一带形成为新的中国文化重心。
朱熹以儒学为主干融合释、道之学，建立起完整的新儒学（理学）思想体系，把中国文化内圣成德之教推进至成熟形态。至于朱熹如何融合释、道，其理学思想体系中哪些来源或启发于释、道，却难于论述。这是论及朱熹以儒学融合释、道不该回避的问题。在儒学家的言论思想中，有些词语、概念、范畴、命题、观点等与释、道之说同，难以说明谁源谁流。正如朱熹所说的，“佛学之与吾儒，虽有略相似处，然正所谓貌同心异，似是而非。”因此，需要提出一个研究这个问题的基本原则。对于朱熹以儒学融合释、道之学，除了那些明显地来源或启发于释、道之学外，是否可以这样理解，就是朱熹在把儒学与释、道之学比较优劣中，对释、道之学进行批判中，不自觉地、无形中就提高了自己，认识到自己有关观点的弱点之所在，以及把对方之合儒学的吸收过来，有的反其意而取之，从而充实丰富了自己。朱熹在与释、道之学的比较中，朱熹有个总的观点，或者说有个出发点。这就是他所反复讲到的：
释言空，儒言实。释言无，儒言有。……释氏虚，吾儒实。释氏二，吾儒一。释氏以事理为不紧要而不理会。②
儒、释之分，只争虚实而已。如老氏亦谓：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所谓物、精，亦是虚。吾道虽有“寂然不动”，然其中粲然者存，事事有。③
熹详老氏之言有无，以有无为二。周子（敦颐）之言有无，以有无为一。正如南北水火之相反。①朱熹认为，释氏把事理置于心外，心与事理分开为二，故其心虚无；而儒者则心与事理为一，心中有事理，故其实有。一般来说，朱熹谓“释氏便只是说空，老氏便只是说无，却不知道莫实于理”。②
朱熹基于这种实虚、有无观，在儒、释、道三教的相互比较中，知己知彼，以彼启己，取彼补己，或者反其意而用之。
这里有个非常重要的宋学思维方法问题。要想用儒学融合释、道之学，就必须对释、道进行研究，读其书明其义。朱熹说：
今金溪学问真正是禅，钦夫、伯恭缘不曾看佛书，所以看他不破。只某便识得他。试将《楞严》、《圆觉》之类一观，亦可粗见大意。释氏之学，大抵谓若识得透，应千罪恶，即都无了。③这就是所谓“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佛教传入中国后，经过汉唐一千年左右，形成中国化的佛教华严、禅等宗派，仍是佛教；而朱熹等宋儒把佛学之合理部分吸收消化，成为儒学的组成部分，如吃营养强身一样。这也是佛教中国化的一种形式。清人童能灵曰：
朱子平生论禅学较之二程、张子尤悉切透，盖以其好早而又久且笃，能知其底蕴也。后世或疑诸大儒未尝深究禅理之妙，误矣！④
后人有的把朱熹思想中的佛学印迹看成是信佛，却不知已与其在佛学中的意义根本不同。近年笔者撰写《游酢评传》，深知因其知禅而受到历代学者的冷落，当时胡五峰甚至说“定夫为程门罪人”。⑤此是个冤案。综观现存游酢所有著述，没有一句赞扬佛教禅学的，而批判佛教倒有不少，特别是他谓，“佛书所说，世儒亦未深考。……需亲自此地，方能辨其同异，不然难以口舌争也。”⑥游酢、朱熹等是以儒学融合释、道之宋学思维方式的主要确立者。
综上所述，朱熹以儒学为主干，融合释、道，在闽、浙、赣之武夷山一带形成为国家的新的文化重心。南宋大理学家张栻说：“当今道在武夷。”⑦就是指国家的文化重心转移到武夷山一带。南宋的首都在临安（今浙江杭州），至此实现了中国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重心的南移。
清高宗乾隆元年（1736年），状元马易斋治闽，深领意会闽中理学之渊源，手书“道南理窟”四个大字欲刻武夷山崖未果；后其子马应壁任职崇安县，于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将其父“道南理窟”四个大字摹刻于武夷山五曲溪南晚对峰壁，正对着游酢之水云寮和朱熹之武夷精舍。“道南理窟”遂成为游酢、杨时等“道南”和闽学兴盛以至南移至武夷山一带后的中国文化重心之象征。
在南宋前期，中国文化的基本形态儒、释、道都汇集于闽浙赣之武夷山一带，他们的代表人物友好交往，其思想相互交融，因而武夷山有三教峰，并有三教庵、三教堂等，均供奉孔子、老子、释迦塑像。武夷山有三教堂，在水帘洞正中，瀑布落其前，祀至圣孔子，以及老子、释迦。十分显然，武夷山是当时中国文化基本形态儒、释、道的荟萃之地。
三 集诸儒之大成
朱熹是中国古代社会后期儒家的代表者，其地位仅次于前期的孔子。朱熹之理学思想历代学者大都认为是集大成，几乎成了定论。但是，“集大成”的含义，学者们或谓“集诸儒之大成”、“集圣贤之大成”、“集濂洛关之大成”、“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等，看法并不一致。笔者综合诸家之说，对其“集大成”试作如下论述。
（一）朱熹以孔、孟思想为主干，兼取佛、道，广泛综合诸种思想，同时也吸取大量自然科学的成果，构成了一个庞大的理学思想体系。他把中国古代哲学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标志着中国古代社会意识形态臻至完备和成熟。
朱熹的哲学是以天理为中心和最高范畴的理学思想体系。天理是其哲学的出发点和归宿。朱熹以理（太极）生气（阴阳为气，五行为气之质）、气生万物（理气合一）的逻辑结构来展示理产生天地万物和社会人事的过程。天理体现在社会伦理中就是仁义礼智，表现在政治生活中就是礼乐刑政。朱熹通过把天理的伦理化，使其日益世俗化，成为人人必须遵行的政治和道德原则。朱熹以一理万殊、万殊一理的理一分殊论，试图解决世界的统一性问题，用“化育流行”的言论来说明天地之间一切品类的活动，如鸢飞戾天、鱼跃于渊，其中无一不体现着天理的作用。
在朱熹的现实的政治理论中，他根据儒家经典《大学》、《中庸》的基本思想，要求统治者家齐于上而教化于下，即通过大学的教育把仁义礼智和孝悌慈修之于身，齐之于家，成为实践道德伦理的样板，然后去御众理而治国家。朱熹还提出了以德治为主的德治和法治不可偏废的主张。朱熹又提出“学以明伦”的教育原则，“下学”而“上达”，即下学人事以明人伦，从而达到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由此就可上达对天理的体认，因为天理本来就体现在人伦之中。
（二）把《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合为“四书”，并精加“集注”，成为封建王朝科举取士和学校教育的标准典籍。明邱锡在《重修武夷书院记》中说：
若吾夫子于群贤之经，则策定之，赞述之，而集群圣之大成也。文公于诸儒之书，则去取之，考证之，而集诸儒之大成了。①
朱熹对“诸儒之书去取考证”，“策定”“四书”，以“四书”为骨干，使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形成为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
在朱熹之前，《诗》、《书》、《礼》、《易》、《春秋》“五经”为权威，汉代学者以治“五经”为经学，唐时钦定孔颖达《五经正义》为教科书。朱熹虽然亦对“五经”中之《诗》、《书》、《礼》、《易》作过注，但其观点与其前学者有很大的不同。他怀疑以至推翻数百年中建立起来的“五经”之权威：《诗》之《序》非原作，《诗》中有二十四篇为纯讲男女性爱的；古文《尚书》为伪书，《书序》和孔安国注皆非汉代文字；《礼记》是秦汉后诸儒用以解释《仪礼》之书；《易》是卜筮之书，非哲理之作；《春秋》三传皆无可取。他对“五经”之外其他经典亦多所怀疑。朱熹把原在国家上层建筑中占极为重要地位的“五经”的权威动摇了。
朱熹用“四书”代替“五经”之权威。《论语》在汉代仅为小学所必修。《孟子》在汉代以前不被认为是经书。《大学》、《中庸》原是《礼记》中的两篇短文。朱熹用毕生精力研究“四书”，于34岁时撰成《论语要义》，10年后又撰《论语正义》，之后又撰《论语集注》、《孟子集注》、《论语或问》、《孟子或问》。在61岁时撰《大学章句》、《中庸章句》，之后还撰《大学或问》、《中庸或问》。朱熹在临死前三日还改《大学·诚意章》的注释。到了孝宗淳熙元年（1190年），朱熹六十一岁，便刊行《四书集注》，遂成儒家经典之定本。朱熹经过反复研究，准确地看出“四书”体现了孔孟的基本思想。因为，《论语》、《孟子》直接记述了孔孟的言行，而“五经”则只是关于孔、孟的间接资料。朱熹说：
《大学》、《中庸》、《论》、《孟》四书道理粲然，……何理不可究，何事不可处？②
朱熹把“四书”看成是儒学的百科全书，认为“四书”包含了儒家思想的各个方面。他认为：
先读《大学》以定其规模，次读《论语》以立其根本，次读《孟子》以观其发越，次读《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处。《大学》一篇有等级次第，总作一处，易晓，宜先看。《论语》却实，但言语散见，初看亦难。《孟子》有感激兴发人心处。《中庸》亦难读，看三书后方宜读之。……书只是明德道理，却要人做出书中所说圣贤工夫来。若实看此数书，他书可一见而决矣！①
朱熹把“四书”联成一体，形成为儒家的完整理论体系。朱熹通过注释“四书”，充分地阐发了自己的哲学思想，用“四书”中的哲理作为构造自己整个哲学体系的间架，形成为自己庞大的理学体系。在这个意义上说，朱熹通过《四书集注》集儒家学说之大成。
（三）儒家道统传授系列之确立和其内涵之完善。道统原是唐人韩愈提出来的，认为一脉相承的道统由尧、舜、禹、汤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韩愈认为，中断的“道统由愈而粗传”。②朱熹抛开韩愈，认为他和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直接继承到孟轲中断了的道统。朱熹在《大学章句序》中谓，“河南程氏两夫子出，而有以接乎孟氏之传。……虽以熹之不敏，亦幸私淑而与有闻焉”。
朱熹于孝宗淳熙十六年（1189年）第一次使用“道统”概念时，曾引述了《书经·大禹谟》中的“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认为它是道统的内涵，其核心是“存天理，灭人欲”：
孔子所谓“克己复礼”，《中庸》所谓“致中和”、“尊德性”、“道问学”，《大学》所谓“明明德”，《书》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圣人千言万语，只是教人“存天理，灭人欲”。③
以他所理解的道统内涵为标准，选择周、程、张为道统传授之主要脉络，而把汉、唐以来诸儒排斥在道统之外，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汉、唐以来诸儒对儒学没有贡献。汉人董仲舒是用阴阳家的思想解释孔、孟之道；唐人韩愈是用道统来对抗佛家的法统，没有哲理；北宋邵雍的象数过于道家气味，以至南宋朱熹的先师和老师杨时、罗从彦、李侗、刘勉之、刘子翚等，其哲学论为方法论，他们所谓一脉相传的“指诀”只是于静中体察喜怒哀乐未发之气象。所有这些儒家思想的代表人物，对于儒学都未有多少阐发，因而很难把他们容纳于从孔、孟直至朱熹这个道统系列之中。
在儒家道统中，朱熹特别尊崇程颢、程颐。二程在理学上有特殊贡献，在道统中占有重要位置是当然的。朱熹列周敦颐于其间，是因为其传《太极图说》、《通书》于二程，即周敦颐把自己所继承的孔孟之道传给二程。此外，张载在理学上的贡献是其对“气”的阐发，“气”被朱熹吸取为由理产生世界万物的中间环节。总之，在朱熹哲学中，其主要范畴太极、理、气、性、心等，是通过周、程、张等而渊源于孔孟的。可见朱熹的理学思想，从道统论上来讲亦属集大成。
（四）朱熹的庞大的理学思想体系，是中国古代社会后期政治思想的理论基础。明人邱锡在《重修武夷书院记》中说：
（文公）集诸儒之大成者也。夫夫子以前之群圣，行斯道于当时，而夫子则述之于后世者也；文公以前之诸儒，亦明斯道于当时，而文公则传之后世者也。斯道之明也，犹斯道之行也，非有功于人，而实有功于天下也。①
邱锡所谓“斯道之明”，即指朱熹的学说更全面和更完整，超越时空，对整个中国古代社会后期都是适用的。因而对统治者治国平天下更具有实际意义，即所谓“斯道之行”，“实有功于天下”。
正因为如此，朱熹的理学思想，从南宋末年以来七八百年中，始终是国家的官方哲学，是不可动摇的国家的和民族的精神支柱。
综上所述，朱熹的学说由太极而理气、阴阳，至于中正仁义、修齐治平，体用兼顾，完整齐全，实为中国传统哲学之总汇，所以谓其为“集大成”。
四 主要著述编年
（一）撰述
南宋高宗绍兴二十七年（1157年），朱熹28岁 撰《孟子集说》，佚；撰《诗集传》，佚。
绍兴三十年（1160年），朱熹31岁 编《牧斋净稿》。此书系其住南平西林院牧斋前后三年间所撰诗文。
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朱熹33岁 撰《论语纂训序》（即《论语详说》）。佚。
孝宗隆兴元年（1163年），朱熹34岁 撰《论语训蒙口义》，佚。此书为儿童读论语作注解，句解章旨。撰《论语要义》，佚。此书取二程及其门人、朋友诸家之说，补辑订正，是其后《论语集注》的前身。
隆兴二年（1164年），朱熹35岁 编《困学恐闻》，佚。
孝宗乾道三年（1167年），朱熹38岁 编《东归乱稿》。撰《诗序辨说》1卷。与张栻、林用中合著《南岳唱和集》1卷，附录1卷。
乾道六年（1170年），朱熹41岁 撰《家礼》5卷。
乾道八年（1172年），朱熹43岁 撰《西铭解义》1卷。《西铭》原是张载《正蒙·乾称》中的一段话，二程推崇，名《西铭》，朱熹为之解，发扬其“理一分殊”思想。此书至淳熙十五年（1188年）才公布于世。编《论孟精义》34卷。取二程、张载、杨时、游酢等12家之说，荟萃条疏。是将其所撰《论语要义》精选为此《精义》。到了淳熙七年（1180年，51岁），又改为《要义》，认为所收之语未必精。编《论语或问》20卷、《孟子或问》10卷。其在编《语孟精义》时，把取舍之道理告诉学生，便成此二书。撰《资治通鉴纲目》59卷，序例1卷。此书是纲目提要，笔削北宋司马光之《资治通鉴》、《通鉴目录》、《举要历》以及胡安国之《资治通鉴举要补遗》四书，以授门徒。此是朱熹手定，其门人以凡例定其纲目。
乾道九年（1173年），朱熹44岁 撰《太极解》（又名《太极解义》、《太极图说解》）1卷。撰《通书解》2卷。上解周敦颐二书，发挥其“理在气先”、“理生气”的宇宙生成论。撰《伊洛渊源录》16卷。是书是把周敦颐、二程、邵雍、张载与二程交游之弟子的言行，按理学传授谱系编次。宋人论理学派别、谱系大都出于此书。
孝宗淳熙元年（1174年），朱熹45岁 撰《古今家祭礼》20卷。佚。
淳熙二年（1175年），朱熹46岁 撰《阴符经考异》1卷。
淳熙四年（1177年），朱熹48岁 撰《论孟集注》10卷、《论孟或问》14卷。撰《诗集传》8卷。撰《周易本义》12卷。是书据吕祖谦所校订的古文经传12篇而作本义，以上下经为2卷，十翼自为10卷。
淳熙七年（1180年），朱熹51岁 撰《孟子要义》5卷，佚。
淳熙十三年（1186年），朱熹57岁 撰《小学》6卷。其中内篇4卷为《立教》、《明伦》、《敬身》、《稽古》，外篇2卷为《嘉言》、《善行》，为儿童讲“爱亲敬长隆师亲友之道”。是书刘子澄等搜集资料，非撰者。撰《孝经刊误》1卷。撰《童蒙须知》1卷。撰《蓍卦考误》1卷。撰《易学启蒙》3卷。此书发扬其《周易本义》之宗旨。
淳熙十六年（1189年），朱熹60岁 撰《大学章句》1卷、《中庸章句》1卷、《中庸辑略》1卷。撰《大学或问》2卷、《中庸或问》3卷。
光宗绍熙元年（1190年），朱熹61岁 《四书章句集注》刊刻于漳州。其中《大学章句》1卷、《中庸章句》1卷、《论语集注》10卷、《孟子集注》7卷。章句是汉朝以来注经的一种方式，分章断句，更多的发挥注者的思想。
宁宗庆元二年（1196年），朱熹67岁 撰《楚辞集注》8卷，《辩证》卷2，《后语》6卷。以王逸本为底本，删去《七谏》、《九怀》、《九叹》、《九思》4篇，增入贾谊《吊屈原》、《服赋》，把屈原的25篇划为《离骚》类，宋玉16篇划为续《离骚》类，按赋、比、兴等古诗的不同形式手法进行解析。撰《仪礼经传通解》37卷。
庆元三年（1197年），朱熹68岁 撰《周易参同契考异》1卷。撰《琴说》（又名《琴律说》）。撰《韩文考异》10卷。《韩愈文集》诸本互有异同，因以订正。其例为先摘取正文，考证之文夹注之内。
庆元五年（1199年），朱熹70岁 撰《楚辞后语》6卷，《辨证》2卷。撰《书集传》部分稿，余口授蔡沉，沉完成全书。
（二）编辑
高宗绍兴二十九年（1159年），朱熹30岁 编《校定谢上蔡先生语录》3卷。
孝宗隆兴二年（1164年），朱熹35岁 编《延平答问》1卷。
孝宗乾道四年（1168年），朱熹39岁 编《二程遗书》25卷附录1卷。
乾道八年（1172年），朱熹43岁 编《八朝名臣言行录》24卷。此书《前编》10卷，《后编》14卷，二本书。八朝即宋朝太祖、太宗、真宗、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徽宗八朝，取同时代人之文集及记事书所载八朝名臣言行有补于世教者录之成书。
孝宗淳熙二年（1175年），朱熹46岁 与吕祖谦合编《近思录》14卷。
淳熙三年（1176年），朱熹47岁 编《婺源茶院朱氏世谱》1卷，佚。（今本《世谱》是后人编的，其《世谱后序》是原谱朱熹撰写的。）
淳熙八年（1181年），朱熹52岁 编《南轩文集》44卷。
光宗绍熙元年（1190年），朱熹61岁 编《书古经》4卷序1卷、《春秋经》1卷、《四子》4卷，佚。
（三）后人编辑
《朱子语类》140卷，南宋理宗景定四年（1263年）黎靖德编，根据各本《朱子语录》，互相参校，考其同异，拾遗正误，削去重复。南宋度宗咸淳六年（1270年）刊行。
《朱子遗书》，清康熙浙江吕氏宝浩堂刊行，包括《近思录》、《延平答问》、《杂学辨》、《中庸辑略》、《论孟或问》、《伊洛渊源录》、《谢上蔡语录》等。
《朱子遗书二刻》，清贺瑞麟辑，西京清麓丛书刊行，包括《论孟精义》、《易学启蒙》、《诗序辨》、《孝经刊误》、《周易参同契注》、《阴符经注》等。
《朱子文集》（又名《朱文公文集》、《晦庵集》、《朱子大全》、《朱熹集》等）100卷，《续集》11卷，《别集》10卷。南宋末朱在、余师鲁等编，有四部备要本等。朱熹后裔清朱玉把《朱子文集》增入年谱、行状、历朝褒典等，名为《朱子文集大全类编》。今有郭齐、尹波点校，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陈俊民校订，台北德富古籍丛刊2000年版。
《朱子全书》64卷，清圣祖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李光地奉御旨编纂。
《朱子节要》20卷。
《朱子语录类要》16卷。
《朱子经说》30卷，汇集朱熹解释儒家经典的著作。
《朱子四书语类》80卷，汇集朱熹解释四书的著作。
《朱文公易说》23卷，汇集朱熹有关说《易》的语录。
《朱子书说》7卷，汇集朱熹关于《书经》的言论。
《朱子学大系》15卷，日本诸桥辙次、安冈正笃、冈田武彦等编，其第4～9卷为《朱熹的主要著作》。
《朱子全书》（或名《朱熹全书》）30册，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是书把朱熹所有的著述都汇辑在一起。
第二节 朱熹门人对朱子学创立的贡献
朱熹在世时，已形成了比较严密的朱子学派别。朱熹及其门人多创立精舍、书院，登台论讲，学徒众多。据今人陈荣捷在《朱子门人》中考证，仅就有籍贯的登门求教、明言奉侍、自称弟子者，即所谓正式门人，就有488人，分别属于福建、浙江、江西、湖南、安徽、江苏、四川、山东等，可谓来自全国。其中福建籍的有164人，占总数的三分之一，且多为朱子学的中坚和骨干。①清人张伯行说：
昔孔子之徒三千，而斯道赖以昭著。朱子门下知名之士如黄（榦）、陈（淳）、蔡（元定、沈）、刘（爚）辈，亦不下数十余人。故其著述最富，问答最多，而理学因之大明。①
这些都是福建籍朱子学者。在朱子学的发展史上，有“朱子传之蔡西山（元定）九峰（沈）、黄勉斋（榦）、陈北溪（淳）、李果斋（方子）诸先生，而浦城真西山（德秀）又朱门之私淑也，有宋闽儒甲于天下”②之称。在朱子学的创立过程中，朱熹和门人对一些问题反复商讨，使其成熟。朱熹门人对朱子学创立做出了重大的贡献。③
一蔡元定 蔡沉
蔡元定之曾祖父蔡克、祖父蔡谅，都是太学生。其父蔡发，子蔡渊、蔡沆、蔡沉，孙蔡格、蔡模、蔡杭、蔡权，都是著名的学者，这祖孙四代合之被世人称为“蔡氏九儒”。《宋元学案》全祖望按语曰：“蔡氏父子、兄弟、祖孙皆为朱熹干城。”④其中最有学术成就者为蔡元定和蔡沉。
蔡元定（1135—1198年），字季通，号西山，建宁府建阳县人。蔡元定多次被举荐为官，皆辞谢不就。高宗绍熙五年（1194年），宁宗继位，赵汝愚当政，朱熹被任命为焕章阁待制兼侍讲，赵、朱相与推荐蔡元定，仍不出。不久赵汝愚受贬，外戚韩侂胃当政，罗织朱熹十大罪状，并谓朱熹之所以敢大肆无忌惮者，皆其从妖人蔡元定左右所致。⑤“庆元党禁”祸及蔡元定，被流放到湖南道州编管，病逝于那里，年仅64岁。
朱熹在《跋蔡神与绝笔》中说：蔡元定年10岁其父蔡发“即教使读《西铭》。稍长，则又示以程氏《语录》、邵氏《经世》、张氏《正蒙》等书。曰：‘此孔、孟之正脉也，尔其勉旃。’”⑥蔡元定“幼而沉涵其义，既长而辨析益精。”⑦
《宋史》本传谓，蔡元定“闻朱熹名，往师之。熹扣其学，大惊曰：此吾老友也，不当在弟子列。遂与对榻，讲论诸经奥义，每至夜分。”①蔡元定从学朱熹于寒泉精舍、云谷晦庵草堂、武夷精舍和考亭沧洲精舍等。朱熹在《中和旧说序》中曰：
乾道己丑之春，为友人蔡季通言之，问辨之际，予忽自疑斯理也。虽吾所默识，然亦末有不可告人者。……复取程氏书，虚心平气而徐读之，未及数行，冻解冰释，然后知情性之本然，贤圣之微旨，其平正明白乃如此。②
此为孝宗乾道五年（1169年）之事。乾道六年（1170年），朱熹的寒泉精舍建成，蔡元定每相随之左右。如书曰：
别后两日，稍得观书，多所欲论者。幸会期不远，此只八九间下寒泉，十一二间定望临顾也。③
此为寒泉相会之后两日，又再次相约。朱熹在《答范伯崇》第十、八书曰：“熹比携二子过寒泉，招季通来相聚，更有一二朋友来相聚，初不废讲议。”“伯谏前日过此，季通亦来会，相与剧论儒佛之异。”④又书曰：“此有李伯谏，往时溺于禅学，近忽微知其非。昨来此留数日，蔡季通亦来会，剧论不置，遂肯舍去旧习。”⑤
朱熹之云谷晦庵草堂于孝宗淳熙二年（1175年）七月建成后，蔡元定曾与朱熹频频相聚于此。朱熹有《淳熙戊戌七月二十九日与子晦、纯叟、伯谟同发屏山，西登云谷越夕乃至，而季通、德功亦自山北来会》一诗，描写的就是淳熙五年（1178年）朱熹与廖德明、刘纯叟、方伯谟从五夫里出发，与蔡元定等相聚于云谷的情景。⑥其《答蔡季通》第八书中有曰：
西山之约，一何拒客之深耶？俟武夷归，别当奉扣。然临风引领，似已闻采薇之歌矣。⑦
此表明朱、蔡两人的西山、云谷之约，是很频繁的。文中的“西山”，指的是蔡元定建于崇泰里的西山精舍。
蔡元定于淳熙十三年（1186年），协助朱熹编出《易学启蒙》一书。朱熹在《答陈才卿》第十四书中曰：
《启蒙》所载为有发于《易》，他则别成一家之学。季通近编出梗概欲刊行，旦夕必见之。然亦不必深究也。①
朱熹在蔡元定的诸书中有多处与之讨论《启蒙》一书的内容。淳熙十四年（1187年），蔡元定接受朱熹委托，刊刻“武夷精舍小学之书”。②同年，蔡元定著《律吕新书》成，朱熹为之序。③淳熙十六年（1189年），协助朱熹修改《大学章句》。朱熹在《答毛朋寿》书中曰：
《大学》文字，季通尚未为定本，旦夕当取来，更为改正，乃可传也。④《朱子文集》有《答蔡季通》书100多通，大都涉及“四书”、《易经》、音律、校书等问题。
《朱子语类》在《有子曰其为人也孝悌章》中，有王过录“先生尝曰‘仁者心之德’”条，其中记载参与讨论的有蔡元定、辅广和王过；在《禘自既灌而往者章》中，有叶贺孙录“仁父问‘禘自既灌而往者’”条，参与讨论的有叶贺孙、蔡元定、徐容等。⑤
因“伪学”禁，宁宗庆元三年（1197年），蔡元定被谪道州编管，朱熹率门人为之送行于净安寺。有谓，“（朱先生）坐方丈，寒暄外无嗟劳语。以连日所读《参同契》所疑扣蔡，蔡应答洒然。少迟，诸人醵酒至，饮皆醉。先生间行，列坐寺前桥上饮，回寺又饮。先生醉睡。”⑥朱熹送其至寒泉精舍，“相与订正《参同契》，终夕不寐”。此言见于朱熹《周易参同契考异》按语。可见，他们置大祸临头之不顾，唯一所关心的是学说的创立。
《宋史》蔡元定本传，称“四方来学者，熹必俾先从元定质正焉”。⑦对此，黄榦说：
西山蔡氏先生之门，从游者多矣。公（按指蔡元定）之来，先生必留数日，往往通夕对床不暇寢。从先生游者，归必过公之家，听其言论不忍去，去皆充然有所得也。⑧蔡元定著有《大衍详说》、《律吕新书》、《燕乐原辩》、《皇极经世指要》、《地理古经》、《发微论》、《西山公集》等。蔡元定兼取义理和象数，其思想带有明显的道家色彩。他说：
天地之间有理必有数，二者未尝相离。……一动一静之间，《易》之所谓太极也。阴阳之中又各有阴阳，刚柔之中又各有刚柔，主乎动静，所谓太极也。①
蔡元定对北宋象数理学家邵雍的《皇极经世书》进行深入的研究，并撰《皇极经世指要》3卷。他提出“数即理，理即数，在天为五行，在地为五方，在人为五常”。②他所谓数即理，理即数，就是把理判为阴、阳之二，阴阳中又有阴阳，以至无穷。这就补充了朱熹关于理（太极）生气（阴阳为气，五行为气之质），气生万物（理气合一）的逻辑结构中的若干环节。蔡元定还教人以性和天道为先，注重阴阳地理。他的《发微论》就是相地之书，大旨用地道一刚一柔来说明动静、聚散、雌雄、生死、逆顺、分合、裁成、强弱、浮沉、福祸、善恶等现象，以有形察无形。虽具有浓厚的神秘主义和宿命论，但也有某些深刻的辩证法和自然科学的因素。
蔡元定对朱熹思想有较大的贡献。朱熹说：“季通平生著述多谦让，寄寓于熹书集中。”③朱熹的《易学启蒙》是蔡元定起草的，其《四书集注》他也参加了很多意见。
蔡沉（1167—1230年），亦作蔡沈，字仲默，号九峰，蔡元定季子。他一生末应科举，屡荐不出，未曾做官，始终跟朱熹学习。隐居九峰山，学者称九峰先生。明英宗正统二年（1437年）从祀孔庙。
蔡沉“少从朱熹游。熹晚欲著《书传》，未及为，遂以属沉。《洪范》之数，学者久失其传，元定独心得之，然未及论著。曰：‘成吾书者沉也。’沉受父师之托，沉潜反复者数十年，然后成书，发明先儒之所未及。”④由于蔡沉是朱熹晚年最有成就的弟子之一，故《宋元学案》为之特辟《九峰学案》。真德秀在《九峰先生蔡君墓表》中曰：
入则服膺父教，出则从文公游。文公晚年训传诸经略备，独《书》未及为，环〓门诸下生，求可付者，遂以属君。①
在《朱子语类》中涉及蔡沉问疑的有9条，均为黄义刚所录。例如，“义刚言：‘伯靖以为天是一日一周。’……次日，仲默附至《天说》。”文中“伯靖”，通常作伯静，乃蔡沉兄长蔡渊。又“仲默问‘有两汉水’”，以及“叔器未达”条中叔器问“使心意勉勉循循不能已”，有蔡沉的发言：如“生则恶可已也”之类。朱熹曰：“是。”在“义刚曰”条中，又有仲默问疑。还有“蔡仲默问‘相近’”、“仲默问《太玄》”、“仲默集注《尚书》”。“仲默论五刑不赎”，以及“先生命二三子说书毕，召蔡仲默及义刚语，小子侍立……仲默曰：‘作去声，也似是。’先生曰：‘据某看，只作入声亦是。’”②明确记载两人同学于朱熹之侧。黄义刚所录多是在光宗绍熙四年（1193年）以后所闻。朱熹命蔡沉作书解，是在其晚年。
蔡沉撰写《梦奠记》，记载朱熹弥留之际的情形。其中有曰：
庆元庚申三月初二日丁巳，先生简附叶味道来约沈下考亭。当晚即与味道至先生侍下。是夜先生看沈《书集传》，说数十条，及时事甚悉。精舍诸生皆在。四更方退，只沈宿楼下书院。初三日戊午，先生在楼下改《书传》两章，又贴修《稽古录》一段，是夜说《书》数十条。……初九日甲子五更，令沈至卧内，先生坐床上，沈侍立，先生以手挽沈衣。令坐，若有所欲言而不言者久之。医士诸葛德裕来，令无语用治，命移寝中堂。平明，精舍诸生复来问病。味道云：“先生万一不讳，礼数用《书仪》何如？”先生摇首。益之云：“用《仪礼》何如？”先生复摇首。沈曰：“《仪礼》、《书仪》参用，何如？”先生首肯之，然不能言，意欲笔写。示左右以手版托纸进，先生执笔如平时，然力不能运，少顷置笔就枕，手误触巾，目沈正之，诸生退。沈坐首边，益之坐足边。先生上下其视，瞳犹炯然，徐徐开合，气息渐微而逝，午初刻也。③
蔡沉是朱熹门人中最有创见的一个。他根据朱熹的理气和蔡元定的象数，构成为自己具有象数学特点的理学思想体系。他用北宋邵雍的《皇极经世书》分析《尚书·洪范》，著《洪范皇极》和《书经集传》两书。《洪范皇极》像蔡元定的《皇极经世指要》阐发阴阳、刚柔、太少一样，通过80个范畴论证天地、理气、体用、动静等，以至接触到动植物等自然现象。《书经集传》应朱熹遗嘱所撰，其中有一部分是朱熹的初稿整理而成的。是书出色地完成了朱熹交给的任务，不少地方独出新义，有创见地论证了孔孟儒学，是理学的代表性著作。《书经集传》像朱熹的《四书集注》一样，用简明浅显的文字诠释经典，阐发朱子学义理，特别论证了三纲五常等道德伦理。前一部书是理学象数派主要讲自然现象的著作，后一部书是理学正统派主要讲义理的著作，这两部书比较全面地反映出蔡沉的哲学思想，并在中国古代社会后期有重大的影响。元仁宗延祐年间（1314—1320年）订科举法，“五经”之《书》注释中用蔡沉《书经集传》，元明清三朝用它取士。《书经集传》和朱熹的《周易本义》、《诗集传》及胡安国的《春秋传》等书一起是中国古代社会后期儒家学者的必读课本。蔡沉的著作扩大了朱子学在全国思想文化史上的影响。此外，蔡沉还有《至书》1卷、《九峰公集》1卷，是用周、程、张、朱的理学思想来论述先秦儒家道统的。
二 黄榦
黄榦（1152—1221年），字季直，一字直卿，号勉斋。世居长乐县，后徙居闽县（今闽侯）。父黄瑀，曾任朝散郎、监察御史，有政绩；逝世后，朱熹应黄榦之请为其撰写墓志铭，即《朝散黄公墓志铭》。黄榦官至州知府，为政政绩卓越。坚决主张抗金，并在汉阳、安庆任内反击金兵侵掠。清世宗雍正二年（1724年）从祀孔庙。
孝宗淳熙二年（1175年），黄榦仲兄黄东官吉州，黄榦从行，因得识庐陵名士刘清之，遂向刘清之求学。刘清之便把他转荐给朱熹。这年冬天，黄榦冒雪来到崇安五夫，适逢朱熹外出，他寄居客栈，一直等到淳熙三年（1176年）春朱熹归来。①从此，黄榦随朱熹学，为学艰苦，夜不设榻，衣不解带。黄榦为朱熹所器重，谓“直卿志坚思苦，与之处甚有益。此道不是小事，须吃些辛苦，亦可望也”。②黄榦后来在《祭晦庵朱先生》中回忆他初从朱熹的情景时写道：
榦丙申之春，师门始登，诲语谆谆，情犹父兄。春山朝荣，秋堂夜清，或执经于坐隅，或散策于林坰，或谈笑而舂容，或切至而叮咛。始受室于潭溪，复问舍于星亭。③
淳熙六年（1179年），朱熹赴南康军任，黄榦随行，帮助处理一些学术上的事务。朱熹在《答吕伯恭》第十九书中曰：熹来此，日间应接衮衮，暮夜稍得闲问书册，则精神已昏，思就枕矣。
以此两月间只看得两篇《论语》，亦是黄直卿先为看过，参考同异了，方为折中。①
朱熹又在《答刘子澄》第九书曰：“旧书且得直卿在此商量，逐日改得些少，比旧尽觉精密。且令写出净本，未知向后看得又如何也。”②此书作于淳熙十一年（1184年）春正月，文中提到朱熹于此时为刘子澄所撰《鄂州社稷坛记》。③
光宗绍熙元年（1190年）四月，朱熹知漳州，黄榦曾一度随侍左右。朱熹之考亭竹林精舍建成，黄榦亦续学于此，并担任部分教学工作。朱熹在《答黄直卿》第七八书中曰：
见谋于屋后园中作精舍，规模甚广，他时归里，便可请直卿挂牌秉拂也。作此之后，并为直卿作小屋，亦不难矣。④
朱熹此书约写于绍熙五年（1194年）沧洲精舍建成之时。据《勉斋集·年谱》记载，这时期黄榦频繁地跟朱熹问学。先是黄榦以恩荫补将仕郎（次年四月授迪功郎监台州户部赡军酒库）。五月，朱熹赴潭州任，黄榦随行；十一月，“文公奉祠居家，先生（指黄榦）自京还，留文公之侧”。宁宗庆元年间（1195—1200年），黄榦往来于福州、建阳考亭两地。庆元三年（1197年），朱熹为黄榦“筑室于考亭新居之旁”。朱熹在《答巩仲至》第十二书中曰：“直卿久不得书，闻有徙家之兴，此固所欲，但于渠聚徒之计，则恐失之便，无以为生，亦须细商量耳。”后黄榦一直延至庆元五年（1199年）十一月，才迁于考亭新居。⑤朱熹在《答余占之》第四书中曰：“直卿已归在此，今年往来亦有一二十人相过讲习。”⑥胡泳录朱熹语曰：
庚申二月既望，先生有书与黄寺丞商伯云：“伯量依旧在门馆否？《礼书》近得黄直卿与长乐一朋友在此，方得下手整顿。但疾病昏倦时多，又为人事书尺妨废，不能得就绪。直卿又许了乡人馆，未知如何？若不能留，尤觉失助。甚恨乡时不曾留得伯量相与协力！若渠今年不作书会，则烦为道意，得其一来为数月留，千万幸也！”⑦庚申为庆元六年（1200年），此为其逝世前一月所书。文中所言《礼书》，指的是《仪礼经传通解》，黄榦负责其中《丧礼》、《祭礼》部分。此书在朱熹生前未完稿。一直到宁宗嘉定十三年（1220年）夏，黄榦所撰这一部分方成书，名《仪礼经传通解续卷》。有光宗绍熙五年（1194年）李方子、甘节、萧佐三人同录“吉甫问：‘仁义礼智，立名还有意义否？’”一条，其中有黄榦的答语；杨至录“吉甫问恭敬”一条，其中也有直卿之名。有郑南升录“仁者爱之理”条，参与讨论者有黄榦、汪正甫、暖亚夫；郑南升录“问‘三年无改于父之道’”条，以及“问‘贫而无诌’章”条，均录有黄榦的议论。庆元三年（1197年），黄义刚录“直卿劝先生且谢宾客数日，将息病”，义刚又录“先生问直卿：‘何不移入新屋居？’曰：‘外门未立。’”①
宁宗嘉定九年（1216年）四月，黄榦在离汉阳知军任后，回到阔别已久的考亭，时朱熹已逝世16年。黄榦在竹林精舍讲学，诸生云集。黄榦在此撰写了《竹林精舍祠堂讲义》，并开始草撰《朱子行状》。在《行状》中，他高度概括了朱熹“自筮仕以至属纩五十年间，历事四朝，仕于外者仅九考，立于朝者四十日”的一生坎坷的事迹，全面论述了朱熹的学术思想和人品道德，并给朱熹以“绍道统，立人极，为万世宗师”的高度评价。②
黄榦是朱熹之婿，其学术思想和亲属感情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坚守师说最严，特别是完成了朱熹未完成的《仪礼经传通释》。其著有《论语注语问答通释》、《周易系辞传解》、《孝经本旨》、《圣贤道统传授总序说》、《朱子行状》等。
黄榦对闽学的贡献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体用论。清人全祖望说：“嘉定而后，足以光其师传而为有体有用之儒者，勉斋黄文肃公。”③体是指本体，即理、太极，用是指理之流行发用。体用关系表现为“理一分殊”，即一理散为万物，万物复归一理。黄榦说：
道（理、太极）之在天下，一体一用而已。体则一本，用则万殊。一本者，天命之性；万殊者，率性之道。天命之性，即大德之敦化；率性之道，即小德之川流。所以语大莫能载，惟其小德之川流；所以语小莫能破。语大莫能载，是万物统体一太极也；语小莫能破，是一物各具一太极也。万物统体一太极，此天下无性外之物也；一物各具一太极，此性无不在也。①在这里，黄榦对朱熹理的应用方面的理论有所充实。黄榦还用实际行动实践他的有体有用之学，如他在从政期间筹备边防和全民作战等。在黄榦看来，理不是寂然不动的，它通过阴阳五行，化生男女雌雄丰富多彩的世界万物。这样，朱子学思想中的世界统一性和多样性问题比较具体化了。二是论定朱熹在道统中的地位。朱熹提出的道统论，已把其本人放入孟轲之后道统的继承者之中，但是朱熹本人不好说自己在道统中的重要地位。黄榦专门撰写《圣贤道统传授总序说》，把“传承道统”看作是朱熹的最大成就，并把道统的内涵概括为“主敬以立其本，穷理以致其知，克己以灭其私，存诚以致其实”。三是把闽学推广至全国。
对黄榦在阐扬朱熹学术思想方面的贡献，时人及后人均评价颇高。真德秀在《勉斋先生祝文》中说：“惟公之在考亭，犹颜、曾之在洙泗。发幽阐微，既有补于学者；继志述事，又有功于师门。”②
黄榦的著述，还有《勉斋讲义》、《勉斋诗钞》等，结辑为《勉斋集》。
三 刘爚
刘爚（1144—1216年），字晦伯，号云庄，建宁府建阳县人。孝宗乾道八年（1172年）进士。历官山阴主簿，连城、闽县令，提举广东常平茶盐，吏部郎中，国子监祭酒，工部尚书，赠光禄大夫，等等。为官清正，恤民爱民，如为民减免苛税，创办学校，行经界法。《宋史》本传称其为“治以清简，庭无滞讼，兴利除害，知无不为”。③
乾道六年（1170年）正月，朱熹在建阳马伏母墓侧筑寒泉精舍，刘爚与弟刘炳于此从学之。朱熹在《答吕伯恭》第十一书中曰：“建人刘氏兄弟爚、炳同预荐送，乃翁亦以免举试礼部，皆欲见于门下。……（予）知其嗜学可教。”④刘爚曰：“乾道八年试部，以文公书，受学于东莱先生吕成公。”⑤此谓二人被朱熹推荐给吕祖谦。宁宗庆元二年（1196年），伪学禁兴，刘爚从朱熹于武夷山讲道论书，怡然自适。筑云庄山房，为终老隐居之地。因以自号云庄居士。《朱子文集·续集》卷四有《答刘晦伯书》十余通，多为问答学问之事。
刘爚与黄榦、蔡元定、真德秀世称朱熹四大弟子，为朱门高弟。“晦庵朱先生以道德为学者师，公（刘爚）出入其门切磨讲贯者数十年。视他从游之士为最久，而所造独深，其学粹然一出于正。”①刘爚在道德伦理学方面充实了朱子学，提出移孝为忠，并把朱子学看成是“事父则孝事君则忠”的观点。②刘爚在传播朱子学方面也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对刘爚的学术事功，宋史本传有综合的论述，其曰：与弟韬仲受学于朱熹、吕祖谦。……伪学禁兴，爚从熹于武夷山，讲学读书怡然自适。……请以朱熹所著《论语》、《中庸》、《大学》、《孟子》之说以备劝讲，正君定国，慰天下学士大夫之心。……乞罢伪学之诏，息邪说正人心，宗社之福。又请以熹白鹿洞规颁示太学。取熹《四书集注》刊行之。……所著有《奏议》、《史稿》、《经筵故事》、《东宫诗解》、《礼记解》、《讲堂故事》、《云庄外稿》。③
“乞罢伪学之诏”，朝廷从其请，从此为朱熹等朱子学学者恢复了名誉。
刘爚的著述除了上引《宋史》本传所列外，主要还有《易经说》、《四书集成》、《遗录》、《云庄文集》等。
四 李方子
李方子（1169—1226年），字公晦，号果斋，邵武军光泽县人。父李正己，为其长子。李方子为宁宗嘉定七年（1214年）进士。历官泉州观察推官，国子监学录等。罢官后，回故乡创办云岩书院，著书讲学。
《宋史》本传谓，“少博学能文，为人端谨纯笃。初见朱熹，语曰：‘观公为人，自是寡过。但宽大中要规矩，和缓中要果决。’遂以‘果’名斋。长游太学，学官李道传，折官位辈行，具剌就谒。嘉定七年廷对，擢第三。调泉观察推官，适真德秀来为守，以师友礼之，郡政大小咸资焉。暇则辩论经训，至夜分不倦。故事秩满，必先通书庙堂，乃除。方子曰：‘以书通，是求也。’时丞相弥远闻之，怒逾年始除国子录。无何，将选入宫僚，而方子不少贬以求合。或告弥远曰：‘此真德秀党也。’使台臣劾罢之。方子既归，学者毕集。”④
查《朱子语类》，有甘节录“李公晦问”条；林恪录“蔡行夫问‘仁者不忧’一章”，在场者有李方子、洪庆、从周等人。光宗绍熙五年（1194年），董拱寿与李方子同录“百行万善”和“学者须是求仁”两条。董拱寿又录“因论佛”条中有李方子的议论。“因论佛，曰：‘老子唱说，后来佛氏又做得脱洒广阔，然考其语多本庄、列。’公晦曰：‘曾闻先生说，庄子说得更广阔似佛，后若有人推演出来，其为害更大在！’”①以上均可作为李方子于绍熙四至五年间在建阳向朱熹学习之明证。
绍熙五年（1194年）八月，朱熹赴长沙任，李方子曾至那里从学。《语类》载其所录“须是静”条下云：“谓亚夫曰：公既归，可且潜心数年。”宁宗庆元六年（1197年），李方子到建阳问学。《语类》有辅广录“公晦问‘无声无臭’，条；有李方子录“汉卿（辅广）问‘一阳初动处，万物未生时”条；有李方子、辅广各录“吕与叔谓养气”。这说明李方子与辅广同学于朱熹。②
李方子和朱熹极为密切，以所闻录朱熹训语200多条，朱熹对其评价甚高。清初黄宗羲在讲到李方子时说：人性端谨纯笃。“居家竟日危坐，未尝倾侧。对宾客一语不妄发。……（李方子）曰：吾于学问虽未周尽，然幸于大本有见处。此心常觉泰然，不为物欲所渍尔。”③李方子强调致知力行，他是一位道德高尚、学问渊博的学者。
李方子对朱子学的最大贡献是撰《紫阳年谱》3卷。南宋魏了翁为之作《朱文公先生年谱序》，其中有曰：
吾友李公晦方子尝辑先生之言行，今高安洪史君友成为之锓木，以寿其传。高安之弟天成属予识其卷首。呜呼！帝王不作，而洙泗之教兴，微孟子，吾不知大道之与异端果孰为胜负也。圣贤既熄，而关洛之学兴，微朱子亦未知圣传之与俗学果孰为显晦也。韩子谓孟子之功不在禹下，予谓朱子之功不在孟子下。予生也后，虽不及事先生，而与公晦及辅汉卿广，昔者尝共学焉，故不敢以固陋。④
李方子的《紫阳年谱》虽早已失传，但它是最早的朱熹年谱，后来出现的几十种朱熹年谱大都沿袭李谱之体例。
李方子的著述主要有《禹贡解》、《紫阳年谱》、《集晦庵先生事实》、《清源文集》、《道统论》、《理性篇》、《小学诸儒总》、《传道精语》等，还为《资治通鉴》撰写后序。
五 陈淳
陈淳（1153—1217年），字安卿，号北溪，漳州龙溪县人。少从林宗臣学。陈淳一生未应科举；晚年授予泉州安溪主簿，未上任而卒，此外一生未曾做官。他一生从事于教育和学术研究活动。清世宗雍正二年（1724年）从祀孔庙。
据宋史本传所载，陈淳少习举子业。林宗臣见而奇之，授以《近思录》。他退而读之，遂尽弃其业。及朱熹来守其乡，陈淳请受教，朱熹数语人，以南来吾道喜得陈淳。朱熹对其曰：“凡阅义理，必穷其原，如为人父何故止于慈，为人子何故止于孝，其他可类推也。”门人有疑问不合者，则称陈淳善问。后10年，陈淳复往见朱熹，陈其所得，时朱熹已寝疾，语之曰：“如公所学，已见本原，所阙者下学之功尔。”自是所闻皆要切语；凡三月而熹卒。①陈淳从朱熹学主要有两个时期：光宗绍熙元年（1131年）在漳州、宁宗庆元五年（1199年）在考亭。据《语类》记载：
先生庚戌四月至临漳。淳罢省试归，至冬至，始克拜席下。明年，先生以丧嫡子，丐祠甚坚。……四月，主管鸿庆宫，加秘阁修撰，二十九日遂行。淳送至同安县东之沈井铺而别，实五月二日也。先生在临漳，首尾仅及一期（年）。……淳冬至以书及自警诗为贽见。翌日入郡斋，问功夫大要。②
所记均为绍熙元年（1190年）冬陈淳初见朱熹时的情景。又据《语类》记载：
诸友问疾，请退。先生曰：“尧卿、安卿且坐。相别十年，有甚大头项工夫，大头项疑难，可商量处？”淳曰：“数年来见得日用间大事小事分明，件件都是天理流行，无一事不是合做底，更不容挨推闪避。撞着这事，以理断定，便小心尽力做到尾去。两三番后，此心磨刮出来，便渐渐坚定。虽有大底，不见其为大；难底，不见其为难；至硗确至劳苦处，不见其为硗确劳苦；横逆境界，不见其憾恨底竟……见面前只是理。”③此则为10年后，即庆元五年在考亭沧洲精舍再次见朱熹的情景。《语类》沈侗录“廖子晦、李唐卿、陈安卿共论三子言志”。①朱熹在《答蔡仲默》第三书中曰：“漳州陈安卿在此，其学甚进。”②《朱子文集》中还多次与其他门人谈及陈淳，对其赞赏备至。如《答杨至之》第一书中曰：“陈淳者书来甚进，异日未可量也。”《答李尧卿》书中曰：“安卿书来，看得道理尽密，此间诸生亦未有者。”《答杨仲思》书曰：“漳州陈安卿来，甚长进，不易得也。”③对此，陈淳在《竹林精舍后序》中曰：
某自辛亥（1191年）夏送别先生于沈井之后，以水菽之不及，岁岁为训童牵绊，未能一走建阳，再谒函文，而先屡以书来召，至己未（1199年）始克与妻父同为考亭之行。十一月中，澣到先生之居，即拜见于书楼之阁内，甚觉体貌大减。曩日脚力已阻于步履，而精神声音则如故也。晚过竹林精舍止宿，与宜春胡叔器（安之）、临川黄毅然（义刚）会。④
上述陈淳两次从学朱熹，第一次在漳州，朱熹教以“上达”之理。10年后，第二次求见，朱熹病危，教以“下学”之功。这样，他从朱熹那里学到了下学而上达的“一以贯之”的思想方法，掌握了朱熹思想的要领。
在朱熹门人中，陈淳在维护师说、传播朱子学方面最为有力。他抨击陆九渊、陈亮等，目的在卫护师门。但是，其尊师太过，门户之见太深。他在阐述师说的过程中，结合自己格物之知，发展了朱熹的思想。在朱熹门人中，陈淳被认为是“卫师门最力，多所发明”者。⑤
陈淳学术醇正，造诣精深。他对于朱子学的最大贡献是谨守朱子家法，撰成解释理学名词概念的名著《四书性理字义》。他对太极本身的论述，比朱熹有所前进，带有明显的二元论色彩。他说：
太极只是理。理本圆，故太极之体浑沦。以理言，则自末而本，自本而末，一聚一散，而太极无所不极其至；自万古之前，与万古之后，无端无始，此浑沦太极之全体也。⑥
陈淳把太极当作一物。所谓浑沦，即像云雾一样，犹张载谓气聚散于太虚。陈淳认为，理在社会生活中表现为仁。人能事事按天理，“纯是天理便是仁”。他还把心视为一物，并谓“理与气方成个心”。①陈淳使朱熹的学说更加精密细致，特别是在理气、心性方面发展了朱子学。
陈淳的著作除了《四书性理字义》外，还有《语孟大学中庸口义》、《字义详讲》、《礼诗》、《女学》等。
六 李燔
李燔（生卒不详），字敬子，号弘斋，南康军建昌县（今江西永修县）人。历任白鹿书院堂长、江西运幹、潭州通判、直秘阁主管等，卒赠直文华阁，谥文定。
对于李燔与朱熹的学术关系，《宋史》本传曰：
绍熙元年进士，授岳州（按今湖南岳阳）教授，未上。往建阳从朱熹学，熹告以曾子弘毅之语，且曰：“致远固以毅，而任重贵乎弘也。”燔退，以“弘”名其斋而自儆焉。至岳州，教士以古文、六艺。不因时好，且曰：“古之人皆通材用，则文武兼焉。”即武学诸生文振而识高者，拔之，辟射圃令其习射；廪老将之长于艺者，以率偷惰。以祖母卒，解官承重而归。改襄阳府（按今湖北）教授。复往见熹。熹嘉之。凡诸生未达者，先令访燔；俟有所发，乃从熹折衷。诸生畏服。熹谓人曰：“燔交友有益，而进学可畏。且直谅卜实，处世不苟。他日任斯道者必燔也。”熹殁，学禁严。燔率同门往会葬，视封空不少怵。及诏访遗逸，九江（按今江西）守以燔荐，召赴都堂审查，辞。再召，再辞。郡守请为白鹿书院堂长。学者之集。讲学之盛，他郡无与比。……绍定五年，帝论及当时高士累召不起者，史臣李心传以燔对。且曰：“燔乃朱熹高弟，经术行义亚黄榦。当今海内一人而已。”……与黄榦并黄李。②
上引文主要讲了下面三个问题。
一是李燔初学于朱熹是朱熹在建阳考亭的初期。朱熹于光宗绍熙元年（1190年）知漳州府，次年五月归建阳，李燔初学于朱熹当在此时。朱熹在《答周舜弼》第六书中谓，“敬子远来不易，其志甚勇，而功夫未密，更宜相与切磋，更令精细平稳乃佳耳。”③《语类》有李方子录“李敬子说先生教人读书”的方法，曰：既识得了，须更读百十遍，使与自家相乳入，便说得也响。今学者本文尚且未熟，如何会有益！①
这话是李燔在建阳考亭听朱熹教导的。这是李燔首次从学于朱熹。
二是李燔再次受学于朱熹，是朱熹在建阳考亭建成沧洲精舍后。李燔此次从学，《文集》中颇多记载。例如，朱熹《答杨伯起》第三书中曰：“李敬子得襄阳教官，见在此相聚，或传其阙已到，未知然否。”②《答黄直卿》第五三书中曰：“南康李敬子与一胡君同来，见在书院。敬子甚卓立，然未细密。”③《答叶味道》第四书中曰：“李敬子尚留此，志尚坚苦，不易得。”据《朱子语录姓氏》，湖泳即上文所言“胡君”，从学朱熹在戊午，即庆元四年（1198年），此亦是李燔第二次从学的时间，地点在考亭沧洲精舍。李燔此次从学，一直延续至庆元五年（1199年）。《答辅汉卿》第五书中曰：“年满七十，礼合休致，又以罪戾。……精舍亦有朋友数人相聚，李敬子、胡伯量尚未去，早晚颇有讲说。”④《答黄直卿》第六十三书中曰：“伯崇已赴官鄱阳，留其季子在李敬子处。”⑤又曰：“伯崇之子见留精舍，随敬子作举业，亦淳谨朴实可喜也。”⑥《语类》中有沈侗录十一条关于李敬子问疑的条目，如“敬子谓‘性所发时’”，“敬子问自然之数”，“敬子问‘所谓诚其意者’”，“敬子问‘旦昼不梏亡’”等。⑦
三是朱熹逝世后，李燔不为“伪学禁”所左右，“率同门往会葬”，即往建阳会葬朱熹。⑧
上引《宋史》本传对李燔评价很高，认为其与黄榦不相上下，与之并称“黄李”。
七 辅广
辅广（生卒不详），字汉卿，别号潜庵，曾因创建传贻书院，学者称传贻先生，祖籍庆源（今属河北），后居嘉兴府崇德县（今属浙江）。著《语孟学庸答问》、《四书纂疏》、《六经集解》、《诗童子问》、《通鉴集义》、《潜庵日新录》、《师训编》等。卒赠朝奉郎。
对于辅广从学于朱熹，《宋元学案》有较详细地论说。其曰：
四试不第。始从吕成公（祖谦）游。已问学于朱文公（按1194年），留三月而后返。秋塘陈善有诗送之云：“闻说平生辅汉卿，武夷山下啜残羹。”言其用志艰苦也。伪学禁严（按1197年），学徒多避去。先生不为动。文公曰：“当此时立得脚定者甚难。惟汉卿风力稍劲。”开禧（按1205—1207年）议和，嘉定（按1208—1224年）初，上政府书，反复于是非成败之际。政府不悦，奉祠而归。筑传贻书院教授。学者称为传贻先生。①
“传贻”，意谓传之先儒、贻之后学为己任。因此，辅广匾其学室曰传贻。上引朱熹对辅广之学作了很高的评价。
辅广认识朱熹是在朱熹晚年。光宗绍熙五年（1194年），朱熹在首都临安任皇帝侍讲时，初次相识。《朱子语类》李祀录“汉卿问‘惟精惟一’”，其曰：
汉卿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一段。曰：“凡事有一半是，一半不是，须要精辨其是非。惟一者，既辨得是非，却要守得彻头彻尾。惟其如此，故于应事接物之际，头头捉着中。惟精是致知，惟一是力行，不可偏废。”②
这段话很深刻地解答了辅广的问难。对于辅广与朱熹的这段问答是在首都临安，朱熹在《答吕子约》第十九书中有所讲到。其曰：
风色欲动，精舍诸生，方幸各已散去。今日辅汉卿忽来，甚不易，渠能自拔。向在临安相聚，见伯恭旧徒无及之者，说法尽有头绪，好商量，非得章诸人之比也。③
这里“向在临安相聚”，即谓俩人初识于临安（杭州）。这里又讲到辅广再次到建阳考察沧洲精舍向朱熹问学。这里开头几句，是指此时已是“庆元党禁”。对于别人已离去而“辅汉卿忽来，甚不易，渠能自拔”，朱熹又说：
辅汉卿、万正淳皆留此两月而后去，其他朋友数人亦将去矣。诸人
皆为外间浮论攻击，不敢自安而去，其实欲见害者，亦何必实有事迹与之相违，但引笔行墨数十行，便可使过岭矣，此亦何地可避耶？①到了宁宗庆元五年（1199年），辅广又到建阳考亭拜见朱熹。当时，辅
广与陈淳、叶贺孙同时在那里。《语类》有叶贺孙录辅广的言论，其曰：
先生多有不可为之叹。汉卿曰：“前年侍坐，闻先生云：‘天下无不可为之事，兵随将转，将逐符行。’今乃谓不可为。”曰：“便是这符不在自家手里。”或谓汉卿多禅话。贺孙因云：“前承汉卿教训，似主静坐澄清之语。汉卿云，味道煞笃实云云。”先生曰：“静坐自是好。近得子约书云：‘须是识得喜怒哀乐未发之本体。’此语侭好。”汉卿又问：“前年侍坐，所闻似与今别。前年云：‘近方看得这道理透。若以前死，却亦是枉死了！’今先生忽发叹，以为只如此不觉老了。还当以前是就道理说；今就勋业上说？”先生曰：“不如此。自是觉得无甚长进，于上面犹觉得隔一膜。”又云：“于上面但觉透得一半。”②
由此可见，辅广跟朱熹是直接讨论问题的。又如《语类》曰：
先生语汉卿：“有疑未决，可早较量。”答云：“眼前亦无所疑。且看做去有碍，方敢请问。”先生因云：“人说道顿段做工夫，亦难得顿段工夫。莫说道今日做未得，且待来日做。若做得一事，便是一事工夫；若理会得这些子，便有这些子工夫。若见处有积累，则见处自然贯通；若存养处有积累，则存养处自然透彻。”③
上引朱熹有肯定辅广的观点和修养工夫，说明辅广的论说、问难对朱熹是有启发作用的，辅广对朱子学是有贡献的。
八 真德秀
真德秀（1178—1235年），字实夫，改字景元、希元，号西山，今福建浦城人。真德秀自幼聪颖，《宋史》本传，谓其“四岁受书，过目成诵”。15岁而孤，由其寡母抚养教之。同乡儒者杨圭异其才，教其为学。④后来，受学于同郡朱熹门人詹体仁，得朱熹义理之学。举于乡，与魏了翁同登宁宗庆元五年（1199年）进士。不久又中博学宏词科。历任太学博士、学士院权直、军器少监、起居舍人、右文殿修撰、王府教授、礼部贡举、户部尚书，在地方曾任江东转运副使，泉州、福州、谭州知府。晚年改为翰林院学士、参知政事，因病未能赴任。真德秀为官清濂正直，爱民勤政。明英宗正统二年（1437年）从祀孔庙。
真德秀在朝廷的一段时间里，正值奸臣史弥远擅政。他不与之同流合污，为政一遵其师詹体仁所讲的“尽心平心而已，尽心则无愧，平心则无偏”。①他“立朝不满十载，奏疏无虑数十万言，皆切当世要务，直声震朝廷。四方人士诵其文，想见其风采。及宦游所至，惠政深洽，不愧其言，由是中外交颂，都城人时惊传，倾洞奔拥出关，曰：‘真直院至矣！’”②在地方，他教导百姓“尽力以务本，谨身以节用。与其怠惰而饥寒，何如勤俭而温饱；与其奢侈而穷困，何如勤俭而丰足。……莫贪浪游，莫看百戏，庶几田亩，辟陌谷丰，家给人足，风俗语近厚”。例如，他知泉州时，以发展生产为急务，重视用天之道，因地之利。因此，当时泉州的百姓“岁以上熟，有黍有禾，有麦有菽，斗惟百钱”。真德秀在任谭州知府时，他曾有诗曰：“从来官吏与斯民，本是同胞一体亲。既以脂膏供尔禄，须知痛痒切吾身。此邦素号唐朝古，我辈当为汉吏循。今日湘亭一杯酒，便吹散作十分春。”③真德秀为官常用“廉仁公勤”四字督察自己和属下。他提出“律己以严，抚民以仁，存心为公，莅事以勤”。④
真德秀的学术渊源于朱熹。在“庆元党禁”时期，朝廷宣布朱子学为伪学，一些朱熹门人遭到迫害，有的怕牵连而离去；而真德秀却不为时论所动，慨然以朱子学为己任，讲朱子学，行朱子学，发扬朱子学。清人雷鈜说：
先生（按指真德秀）未得亲事朱子，与朱子门人游，明体达用莫之先焉。故曰：朱子之学私淑而得其宗者，先生也。⑤
清人全祖望谓，“西山之望直继晦翁（朱熹）”。⑥真德秀是有代表性的朱子学学者，他的学说是朱子学之正宗。真德秀未亲炙朱熹而私淑之，是朱熹的私淑弟子。真德秀的学术成就很高，清人张伯行谓，“得孔孟之心传，可以继文公后而成一代大儒。”⑦
真德秀对朱子学的一个重大贡献，是继承和发挥了朱熹的体用说。当今日本著名朱子学家冈田武彦在其《关于宋明儒学思想发展动向的一个考察》中说：
朱门再传真西山，重视朱子学的存养方面，形成具有接受容纳陆子的心学倾向。西山发扬朱子的全体大用思想，被尊为当时正学的大宗主。①
具体来说，真德秀在这方面的贡献，主要是理不离器。例如，真德秀说：
一物一器，皆有形而下之象及形上之理也。如灯烛为器，其所以能照物，则理也。余可类推。②
他认为，“即器以求之，而理在其中。……若舍器而求理，未有不蹈入空疏之见”。他还发明朱熹居敬穷理的思想。“穷理以此心为主，必须以敬自持，使心有主宰，无私意邪念之纷扰，然后有以为穷理之基本。”③真西山墨守朱熹学说，从张载那里吸取一些有关气的观念，兼采一些陆九渊的心论，企图把它们糅合起来。
真德秀另一个重大贡献，是其把朱熹思想传入韩国，其所编撰之《心经》，是由闽学至退溪学的桥梁，李退溪本人有反复的说明。此在下面朱子学传入韩国部分有所论述。
真德秀的著述，主要有《大学衍义》、《读书记》、《四书集编》、《心经》、《文章正宗》、《江东救荒录》、《清源杂志》等，结辑有《西山全集》。
九 魏了翁
魏了翁（1178—1237年），字华父，号鹤山，学者称鹤山先生。邛州蒲江（今属四川）人。宁宗庆元五年（1199年）进士，历任知汉州、眉州、泸州等。在朝任礼部尚书兼直学士院、吏部尚书等。卒谥文靖。著《九经要义》等，后人辑为《鹤山全集》。
魏了翁未亲自问学于朱熹，跟真德秀一样，自谓私淑朱熹，讲朱子学，行朱子学，发扬朱子学。他说：“近世朱文公、张宣公、吕成公诸儒死，士各挟其所以溺于人者溺人，而士之散滋甚。”在魏了翁看来，由于庆元党禁，朱子学未尊，学术不正，士子揣摩时尚，奔竞仕途，热衷于功名利禄，以至于士气道德败坏。他倡言转移风气，推尊朱子学，加强社会道德教育。在他们的大力倡言下，便出现“诸儒之书，家藏人诵”，扭转了社会学风。①
魏了翁与真德秀同庚同年（同生于南宋孝宗淳熙五年，同为宁宗庆五年进士），同显仕于朝。而其学术观点也粗略相同。其所不同，《宋元学案》曰：
两人学术虽同出于考亭（朱熹），而鹤山识力横绝，真所谓卓荦观众书者；西山则依傍门户，不敢自出一头地，盖墨守之而已。②魏了翁学术路径，始习朱熹，而后寻研经书，有得于“心”，偏重于心学。
魏了翁发挥了朱子学的心学观点。他说：
心者，人之太极，而人心又为天地之太极，以主两仪，以命万物，不越诸此。……此心之外，别有所谓天地神明者乎？抑天地神明不越乎此心也。③
在魏了翁看来，“心”量无限广大，能万化事物。此心之外没有什么“天地神明”。他又说：
人与天地一本也。天统元气以覆万物，地统元形以载万物，天地之广大，盖无以加也。而人以一心，兼天地之能，备万物之体，以成位乎两间，以主天地，以命万物，辟阖阴阳，范围造化，进退古今，莫不由之。其至重至贵盖若是。④
这就是说，人与天地同生于“一本”，这一本即是“心”。人成位于天地之间，是天地万物一分子，不是普通的一分子，而是“至重至贵”的，因为人具有“主天地、命万物”的“心”。
魏了翁对朱熹所谓“苍苍者天”有所修正。他认为，世界的主宰不是苍天，而是义理所安的“心”。他说：
天非苍苍之谓也。陛下之心与亿兆人之心，义理所安，是谓之天。⑤朱子学者大都劝君修德，讬命于天。而魏了翁则认为，苍天没有意志，修德做到心安于理即可。他强调，“心之神明，则天也。此心之所不安，则天理之所不可，天岂悄悄然与人商较是非也？”⑥这就是说，人必须正心诚意以养心，以求义理之所安。
魏了翁对朱子学的贡献主要不是发挥心学，而是致力于转移学风，矫正士习，为理学辩诬，恢复朱子学的权威。他直斥“伪学之禁”。虽然庆元过后学禁松弛，而史弥远为相，对朱子学采取阳奉阴抑的方式，朱子学仍受压抑。在他们的大力推动下，于宁宗嘉定二年（1209年），谥朱熹曰文。不仅如此，宁宗嘉定九年（1216年），魏了翁上疏为周敦颐、二程赐爵定谥，指出至周、程出，圣学中兴，人“得以晓然于洙泗之正传”。因此，褒赠周、程，“开阐正学”，以示学者趣向。他说：
不有周、程诸子为图、为书，振聋发瞽，如是而为极、为仪、为性命、为仁义礼智、为阴阳鬼神，即躬行日用之常，示穷理致知之要，则人将泯泯愦愦，无所于闻。①
在魏了翁看来，只有发扬周、程之说，才能从根本上转变学风；放开学禁，朱子学才能发扬光大。
上面简略地论述了朱熹门人对朱子学创立的贡献。对此，清人蓝鼎元有段综合的说明。他在其《道学源流》中说：
朱子门人，以蔡西山、九峰父子及黄勉斋、陈北溪为最。季通……所著《律吕新书》，发千古之蒙昧。三子惟仲默闻道最早，文公以《书传》嘱之；《洪范》之数久失其传，季通未及著论，曰：“成吾书者，沈也。”仲默阐发幽微，不愧父师之托。《书传》已立学宫。《洪范皇极》秩然有天地万物各得其所之妙，非浅学所能窥测也。勉斋明睿端庄，造诣纯笃，朱子所望以传道，而勉斋卒能得其传。北溪发明正学，力排异端，《道统》、《学统》诸篇，似道似学之辨，《字义详讲》、《四书口义》诸书，深切著明。朱子谓“南来吾道得一安卿”，非阿好也。他如廖子晦之学有根据，刘子澄之切己力行，郑子上之议论精密，方宾王之亲切有序，李果斋之大本有见，李敬子之直谅朴实，陈才卿之肃然自乐，陈子融之志趣操守，辅汉卿之不为俗学声利所移，晏亚夫之进学意气，余正叔之见道稳实。皆一时高明之士，史迁所谓附骥尾而行益显者乎！西山真子私淑紫阳，当韩侂胄指斥伪学，禁锢善类之余，独慨然以斯文自任，而正道复明于世，所著《大学衍义》，有功于天下后世甚伟。临邛魏鹤山亦毅然自奋于推废之后，立朝惓惓，以周程张朱诸君子易名，为请尊其统，而接其传。其为学，即物以明义，反身以求仁。①
蓝鼎元这里概括的几个主要朱熹门人的不同思想特点，都是朱子学思想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蓝鼎元是清代有代表性的朱子学家，其朱子学思想后文有专节论述。
附 朱熹门人一览表（514人）
对朱熹门人的研究，已成为朱子学的一个重大课题。知名学者杨金鑫有综合说明，抄在下面，以窥全貌。其曰：
朱熹于乾道诸儒中，其年最寿，讲学独久，门人极多。他的门人究竟有多少呢？南宋爱国诗人陆游（1125—1210年）在为朱熹门人方伯谟（名士繇，一字伯休，福建莆田人）撰写的《墓志铭》云：“朱公之徒数千百人。”（《渭南文集》卷三十六）其中以蔡元定（字季通）、蔡沉（字仲默）、黄榦（字直卿）、陈淳（字安卿）四人为其门人的代表。其门人之众，实为孔子以后所罕见。宋黎靖德编辑的《朱子语类》序中罗列《语类》的记录者九十七人。明代戴铣所编《朱子纪实》卷八“朱子门人”，列朱熹门人中号称高弟而有著作者六十八人，录有问答后见称许者七十一人，姓字爵邑仅存者一百八十人。明代宋端仪著《考亭渊源》卷六以下皆朱熹门人。清代朱彝尊著《经义考》卷二百八十三至二百八十五，表列朱熹传易、传诗、授礼弟子，举其姓名、职衔、里籍。清代张伯行改订明代朱衡（1512—1584年）之《道南源委》卷三卷四包括朱熹门人若干，又附朱熹门人无事实可考者共十九人，均限于福建。清代万斯同辑之《儒林宗派》，其中第九卷朱子学派，系朱熹建安派和建阳派数代传授表，第十卷表列“朱子门人”，包括各地区四百零七人。明清之际黄宗羲编纂的《宋元学案》全宋八十个学案，晦庵学案占了十七个，《晦庵学案》末附有晦庵门人表。清代王梓材、冯云濠合编的《宋元学案补遗》，在这个基础上，增补了朱熹门人若干人。在国外，研究朱熹门人的著作也逐渐增多。据美国陈荣捷教授介绍，较早的有朝鲜李滉（称号退溪，1501—1570年）著《宋季元明理学通录》九卷，其中卷一至卷八为朱门诸子。近年来，日本田中谦二著《朱门弟子师事年考》（《东方学报》，京都，1973年第44期第147至128页，1975年第48期第261至357页），考定了弟子师事朱熹的次数与年期。陈荣捷著《朱子门人》（台湾学生书局1982年3月版）广采《朱子文集》、《朱子语类》、《宋史》、《朱子实纪》、《考亭渊源录》、《万姓统谱》、《经义考》、《道南源委》、《儒林宗派》、《宋元学案》、《宋元学案补遗》、《朱子年谱》等材料，将朱熹门人的姓名、里籍、官职、事迹等详为列出，是当前研究朱熹门人最为详细的著作。拙作《朱熹与岳麓书院》（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8月版）第六章，根据朱熹后裔第十六代孙朱玉编撰的《朱熹及门姓氏》（雍正八年编《朱子文集大全类编》卷三）的记载，将有姓氏居里可考之及门受业者四百四十二人，一一列出。其中福建一百八十四人，江南三十三人，浙江六十三人，江西七十六人，湖广十二人，河南四人，四川五人。此外，居里未详者六十六人。朱熹称为老友不在弟子之列者一人（建阳蔡元定），私淑之徒者一人（浦城真德秀），受教未及门者九人（建阳熊克、熊节、熊刚大、宋慈、游九功、叶采、蔡谟、刘应李、熊禾），叛徒二人（遂昌胡纮、晋江傅伯寿）。朱熹门人来自福建的最多，次则江西、浙江、江南、湖广、四川、河南，可以说当时他的门人遍布全国。①
这里参考有关朱熹门人诸家之说，主要据上引杨金鑫讲到的尊师陈荣捷最有权威之著作《朱子门人》（台北学生书局1982年版）所述朱熹门人，列表于下。
（十一）有名而籍贯不可考者（112人）①
子 升 方伯起 子毅父 王子充 王子周 王壬 王景仁 朱季绎 江畴（字彝叟） 何巨源（字进之） 余正父（亦作正甫） 吴仁父 吴伯英 吴伯游 吴知先 吴 南（字宜之） 吴崇（字直翁） 李仲实 李伯诚 李叔文 李约之 李埜 李维申
李梦先 李德之 汪正甫 汪季良 辛适正 周庄仲 周椿（字伯寿） 周颐（字龟父）
周朴（字纯仁） 林士谦 林子渊 林仲参 林性之 林恭甫 林振（字子玉） 林揆
（字一之） 林赐（字闻一） 季容甫 邵汉臣 俞洁巳（字季清） 南城熊 姜大中（字叔
叔） 唐总卿 徐子颜 徐元震 徐孟宝 徐彦章 袁子节 马节之 张仁叟 张以道
梁谦 许进之 连嵩卿 郭逍遥 陈子安 陈公直 陈日善 陈仲卿 陈希周
陈希真 陈栞（字自修） 陈厚之 陈寅仲 陈寅伯 陈华（字仲蔚） 陈萃（字仲亨） 陈
敬之 陈梦良（字与叔） 陶安国 陆伯振 陆濬 舒高 贺善 冯德英 黄子
功 黄有开 黄景申（字嵩老） 詹淳 詹观（字尚宾） 廖晋卿 赵唐卿 赵唯夫 刘
成道（字择之） 刘定夫 刘居之（字宽夫） 刘栋 刘源 鲁可几 德先 蒋元进
蒋明之 蒋端夫 郑大锡 郑仲履 郑光弼（字子直） 邓子礼 肖景昭 肖增光 谢教 戴明伯 戴智老 戴迈 魏丙 谭兄 苏宣久 苏实 饶克明 龚粟
附注
①摘自今晋江安海石井书院遗址碑文。
①民国《建瓯县志》卷七《名胜》。
②《韦斋集》卷首《年谱》。
③光绪《刘氏宗谱》卷一《刘子羽传》。
①《朱子文集》卷九七。
②［明］朱衡：《道南源委》卷一《刘公勉之》。
③［清］王懋竑：《朱子年谱》卷一上。
④《子朱子为学次第考》卷一。
①［清］童能灵：《子朱子为学次第考》卷一。
②《延平答问》卷上《赵师夏跋》。
③嘉庆《南平县志》卷一八《人物》。
①民国《五夫里志稿》卷一一《游寓·李氏家乘并参卫园笔记》。
②嘉庆《南平县志》卷一一《四贤志》。
③《朱子文集》卷一七。
④《子朱子为学次第考》卷一。
⑤《勉斋集》卷八。
①《朱子文集》卷二。
②《朱子语类》卷一〇四《朱子一·自论为学工夫》。
③以上参见［明］戴铣：《朱子实纪》卷二《年谱》。
①《朱子语类》卷一〇六《朱子三·外任·南康》。
②参见《宋史》卷四二九《道学三·朱熹传》。
③参见《朱子文集》卷八五《漳州到任谢表》、《秘阁修撰谢表》。
①《朱子文集》卷一四《经延留身面陈四事札子》。
①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下册），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552～553页。
②以上见《宋史》卷一七〇《宫观》。
③《朱子语类》卷一二八《本朝二·法制》。
①《朱子文集》卷二二。
②《朱子文集》卷二四。
③《朱子文集》卷二四。
①《朱子文集》卷二二。
②《朱子实纪》卷二《年谱》。
③《朱子文集》卷二五。
①《朱子实记》卷三《年谱》。
②《朱子文集·别集》卷三，《朱子文集》卷九《拜鸿庆宫有感》。
③《朱子文集》卷一一。
①［宋］吴自牧：《梦粱录》卷八《西太乙宫》。
②《朱子文集》卷五《次韵别范伯崇二首》。
③民国《福建通志》列传卷一二《朱熹传》。
④民国《南安县志》卷二一《艺文》。
①《朱子文集》卷二四。
②见《朱子文集》卷五《南岳唱酬集》、卷七七《南岳游山后记》。
③《朱子文集》卷七五《东归乱稿序》。
①《朱子文集》卷七七《南岳游山后记》。
②以上见《朱子文集》卷五。
③《朱子文集》卷七七《南岳游山后记》。
④《朱子文集》卷七五。
①以上见《朱子文集》卷五。
②《朱子年谱》卷三上、《朱子年谱考异》卷三。
③乾隆《泉州府志》卷四一《人物》。
①道光《重纂福建通志》卷八《山川·南安县》。
②见《朱子文集》卷二。
③《朱子文集》卷八七。
④［明］戴铣：《朱子实纪》卷三《年谱》。
⑤《朱子文集》卷九六。
①《闽中金石略》卷五。
②《朱子文集》卷一。
①参见拙著：《朱熹事迹考》，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63～165页。
②《朱子文集》卷九。
①光绪《续修紫阳堂朱氏家乘》卷一《明宗》；参见陈其芳：《八闽古籍急需抢救》，福建省高教厅编《高教科研信息》第22期，1986年9月，第64～65页。
②参见《熊勿轩先生文集》卷三《考亭书院记》。
③《朱子文集》卷五。
①《勉斋集》卷八。
②以上见［明］戴铣：《朱子实纪》卷四《年谱》。
③以上参见朱熹：《孟子集注》卷五《万章章句》。
④《朱子语类》卷一〇七《朱子四·内任·丙辰后》。
⑤［清］王懋竑：《朱子年谱》卷四下《年谱》，《朱子语类》卷一〇《朱子四·内任·丙辰后》。
①民国《古田县志》卷一四《学校》。
②民国《古田县志》卷三五《流寓》、卷一四《学校》、卷三七《杂录》。
③《朱子文集》卷八四。
①道光《重纂福建通志》卷四六《古迹·泰宁县》。
②同治《长乐县志》卷一六《列传》。
③道光《重纂福建通志》卷四〇《古迹》、卷六二《学校》。
④民国《霞浦县志》卷二四《祠祀》、卷八《名胜》。
⑤嘉庆《福鼎县志》卷一《山川》。
⑥道光《重纂福建通志》卷三八《古迹》。
①以上见道光《重纂福建通志》卷二七三《丛谈》、卷四〇《古迹》。
②韦政通：《“庆元学禁”中的朱熹》，《国际朱子学会议论文集》（上册），台北中研院中国文哲研究所1993年版，第143页。
③《朱熹与中国文化》，上海学林出版社1989年版，第29页。
④《论语·雍也》。
①《朱子文集》卷九。
②以上见乾隆《武夷山志》卷四《棹歌》等。
③《朱子文集》卷八七《祭何叔知县文》。
①参见程民生：《宋代北方经济及其地域新探》，《中国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3期。
②［宋］邵伯温：《邵氏见闻录》卷一九。
①转引自吴邦才：《世界遗产武夷山》，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31页。
②《金丹大要》卷一《致虚》。
①《朱子文集》卷四《游武夷以相期拾瑶草分韵赋诗得瑶字》。
②转引自乾隆《武夷山志》卷二一。
①转引自［明］岱宗心泰：《佛法金汤篇》卷一五。
②《朱子语类》卷四一《论语二十三·颜渊篇上》。
③《朱子文集》卷六〇《答许生（中应）》。
④转引自［明］岱宗心泰：《佛法金汤篇》卷一五。
⑤《朱子文集》卷七《寄云谷瑞泉院主》。
⑥以上参见陈荣捷：《朱熹》，台北大东图书公司1990年版，第266～267页。
①《朱子语类》卷一三二《本朝六·中兴至今日人物下》。
②《朱子语类》卷一二六《释氏》。
③《朱子语类》卷一二四《陆氏》。
①《朱子文集》卷三六《答陆子静六》。
②《朱子语类》卷九五《程子之书一》。
③《朱子语类》卷一二四《陆氏》。
④《朱子为学次第者考》卷一。
⑤［明］黄宗羲：《宋元学案》卷二六《豸山学案》。
⑥朱熹《伊洛渊源录》卷九《游察院》。
⑦《南轩集》卷一〇。
①乾隆《武夷山志》卷一。
②《朱子语类》卷一四《大学一·纲领》。
①《朱子语类》卷一四《大学一·纲领》。
②《韩昌黎全集》卷一一《原道》、《原性》。
③《朱子语类》卷一二《力行》。
①乾隆《武夷山志》卷一〇。
①陈荣捷：《朱子门人》，台北学生书局1982年版，第1～5页。
①《正谊堂文集·续集》卷五《答冉永光检讨》。
②［清］蓝鼎元：《鹿洲全集·初集》卷六《送谢古梅太史还闽序》。本书所引该书均见蒋炳钊、王钿点校本，厦门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③本节部分人物的论述参考了友人方彦寿：《朱熹书院与门人考》，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④《宋元学案》卷六七《九峰学案》。
⑤参见《宋史》卷四三四《蔡元定传》；［宋］李心传：《道命录》。
⑥《朱子文集》卷八三。
⑦《宋史》卷四三四《蔡元定传》；［宋］刘爚：《西山先生蔡公墓志铭》，道光《建阳县志》卷一七。
①《宋史》卷四三四《蔡元定传》。
②《朱子文集》卷七五。
③《朱子文集·续集》卷二《答蔡季通二》。
④《朱子文集》卷三九。
⑤《朱子文集》卷四三《答林择之四》。
⑥《朱子文集》卷六。
⑦《朱子文集》卷四四。
①《朱子文集》卷五九。
②《朱子文集·续集》卷二《答蔡季通书一一七》。
③《朱子文集》卷七六《律吕新书序》。
④《朱子文集·续集》卷八。
⑤《朱子语类》卷二〇、二五。
⑥《朱子语类》卷一〇七《丙辰后》。
⑦《宋史》卷四三四。
⑧《宋元学案》卷六二《晦翁学案》。
①《皇极经世指要》卷一。
②《西山集·答江功书》。
③转引自《蔡氏九儒书》卷首翁易：《蔡氏诸儒行实》。
④《宋史》卷四三四《蔡元定传附蔡沉传》。
①《真文忠文集》卷四二。
②《朱子语类》卷二《天地下》、卷三一《子曰回也章》、卷三四《子谓颜渊曰章》、卷六一《口之于味也章》、卷六七《论后世易象》、卷七八《舜典》、卷七九《吕刑》、卷七五《上系下》。
③［清］王懋竑：《朱子年谱》卷四下。
①《宋史》卷四三〇《黄榦传》。
②《朱子文集》卷六四《答刘公度七》。
③《勉斋集》卷三六。
①《朱子文集》卷三四。
②《朱子文集》卷三五。
③《朱子文集》卷七九。
④《朱子文集·续集》卷一。
⑤《朱子文集》卷六四。
⑥《朱子文集》卷五O。
⑦《朱子语类》卷八四《论修礼书》。
①以上依次见《朱子语类》卷六《仁义礼智等名义》、卷二〇《有子曰其为人也孝弟章》、卷二二《父在观其志章》《贫而无谄章》、卷一〇七《杂记言行》。
②《勉斋集》卷七。
③《宋元学案》卷六三《黄榦学案》。
①《勉斋集》卷七《中庸总序说》。
②建阳《潭溪书院黄氏宗谱》。
③《宋史》卷四〇一《刘爚传》。
④《朱子文集》卷三三。
⑤《云庄集·云庄年谱》。
①《宋元学案》卷六九《云庄学案》。
②《四书集成》。
③《宋史》卷四〇一《刘爚传》。
④《宋史》卷四三〇《李方子传》。
①《朱子语类》卷二五《褅自既灌而往者章》、卷三七《知者不惑章》、卷六《仁义礼智等名义》、卷一二六《释氏》。
②《朱子语类》卷一一六《训门人四》、卷一一六《训门人四》、卷六四《中庸三·第三十三章》、卷七一《复》、卷七九《程子之书三》、
③《宋元学案》卷六九《云庄学案》。
④［明］戴铣：《朱子实纪》卷首。
①《宋史》卷四三〇《陈淳传》。
②《朱子语类》卷一〇六《漳州》、卷一一七《训门人五》。
③《朱子语类》卷一一七《训门人五》。
①《朱子语类》卷四〇《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章》。
②《朱子文集·续集》卷三。
③《朱子文集》卷五五、《答杨至之一》、卷五七《答李尧卿一》、卷五八《答杨仲思一》。
④《北溪全集卷一〇》《竹林精舍语录》。
⑤《宋元学案》卷六八《北溪学案》。
⑥《北溪全集》卷九《北溪语录》。
①《北溪全集》卷三《论孟学庸口义》、卷一〇《竹林精舍语录》。
②《宋史》卷四三〇《李燔传》。
③《朱子文集》卷五〇《答周舜弼六》。
①《朱子语类》卷一〇《读书法上》。
②《朱子文集·别集》卷六。
③《朱子文集·续集》卷一。
④以上见《朱子文集》卷八。
⑤《朱子文集》卷六八。
⑥《朱子文集·别集》卷六。
⑦《朱子语类》卷四、一六、五九。
⑧参见［明］李梦阳：《白鹿洞书院新志》卷三。
①《宋元学案》卷六四《潜庵学案》。
②《朱子语类》卷七八《大禹谟》。
③《朱子文集》卷四八。
①《朱子文集》卷二五《答黄直卿二五》。
②《朱子语类》卷一〇四《自论为学工夫》。
③《朱子语类》卷一一三《训门人一》。
④《宋史》卷四三七《真德秀传》。
①嘉靖《建宁府志》卷二五。
②《宋史》卷四三七《真德秀传》。
③以上见《真西山全集》卷四〇。
④《宋史》卷四三七《真德秀传》。
⑤《真西山读书记序》。
⑥《宋元学案》卷八一《西山真氏学案》。
⑦《西山文钞序》。
①《哲学译丛》1988年第2期，第30页。
②《真西山全集》卷三〇。
③《真西山全集》卷三〇。
①《鹤山全集》卷四三《道州宁远县新建濂溪周元公祠堂记》、卷四八《长宁军六先生祠堂记》。
②《宋元学案》卷八一《西山真氏学案》。
③《鹤山全集》卷一六《论人主之心义理所安是之谓天》。
④《鹤山全集》卷一五《论人心不能与天地相似者五》。
⑤《鹤山全集》卷一六《论人主之心义理所安是谓之天》。
⑥《鹤山全集》卷六五《跋师厚卿致仕十诗》。
①《鹤山全集》卷五《奏乞为周濂溪赐谥》、卷四八《长宁军六先生祠堂记》。
①《鹿洲全集·棉阳学准》卷五。
①武夷山朱熹研究中心：《闽学通讯》第13期，1989年3月，第7页。
①此名单据刘树勋主编：《闽学源流》，福建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579〜58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