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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庸》下文阐发了由此性情功夫所体现的效用，所达至的中和之境。它首先描述了何谓中、和。“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章句》：“喜怒哀乐，情也。其未发，则性也，无所偏倚，故谓之中。发皆中节，情之正也，无所乖戾，故谓之和。大本者，天命之性，天下之理皆由此出，道之体也。达道者，循性之谓，天下古今之所共由，道之用也。此言性情之德，以明道不可离之意。”④
  朱子以心之性情，道之体用来解释中、和，指出中和就心而言，是性情之别；就道而言，是体用之分；就状态而言，是未发已发之分。喜怒哀乐之情未发为性，此状态下的心不偏不倚，处于在中状态。此一中为天下大本，为天命之性，为事物之体，天下事物之理皆由此而产生。喜怒哀乐之情已发而合乎中道，不乖不戾，则为和，乃循性之谓，为道之发用。
  这里有几点值得注意。其一，朱子将性情与道关联起来，极大提升了人的道德主体性和人的情感价值。朱子认为，正如“道不可须臾离”一样，性情亦不可须臾离，世间万事万物皆离不开人之喜怒哀乐，喜怒哀乐是人人皆具有之真情实性，这普通情感即为实理流行处，道即在性情之中，性情具有内在超越的可能，可以挺立大本大原。“世间何事不系在喜怒哀乐上！……即这喜怒中节处，便是实理流行。更去那处寻实理流行。”①“中，性之德；和，情之德。”②此一性情观很有意义，破除了李翱的性善情恶说，将性情提升到道之体用的高度，极大提升了人的尊严。《章句》在最后总结此四句时也是将性情与道相关联，“此言性情之德，以明道不可离之意”③。人主观性情之本身即内含超越价值，与客观普遍之道相通，这也说明了天人合一的可能。
  其二，朱子对于此处曾反复进行修改，现留存的修改痕迹反映出朱子关注点的变化。朱子此前将“中”解释为“独立而不近四傍，心之体，地之中也”。今本删除前后句，将“心之体”改成“道之体”，差别在于心是主观，道为客观，将大本、中视为道体，突出了未发之中的超越普遍意义。就与文本关系而言，“道”也更为切合。“问：‘浑然在中’，恐是喜怒哀乐未发，此心至虚，都无偏倚，亭亭当当，恰在中间。《章句》所谓‘独立而不近四傍，心之体，地之中也’。”④对“达道”的修改也体现出朱子认识的改变。“达”的常用义，是很好理解的“通”，朱子的未定之解突出了“达道”的自然流行贯通义，此后改为“感通”，似乎更重视人的主观作用，虽然也是讲道的自然流通，但前提是有感才通，无感不通，并不是随便自然流行。今本则改成“古今共由”，强调道的客观性，法则性，道作为时（古今）空（共由）中普遍法则，具有不可违背不可选择的先天必然性，而且也进一步加强了与文本的上下呼应，如将“达道”与“循性之谓”结合。“达道，则以其自然流行，而理之由是而出者，无不通焉’。（先生后来说达道，意不如此。）”（端蒙）①“又问：‘达’字旧作‘感而遂通’字看，而今见得是‘古今共由’意思。”“曰：也是通底意思。如喜怒不中节，便行不得了。而今喜，天下以为合当喜；怒，天下以为合当怒，只是这个道理，便是通达意。”②
  其三，朱子以体用观来解释中、和、大本与达道、天命之谓性与率性之谓道的关系，这一体用观一直贯穿全篇。他在章末总结论述中和关系时，突出了二者的体用关系，认为二者动静一体，体立用行，有体必有用，有用必有体，虽然有动静隐现之区别，实则是一体不分。“是其一体一用虽有动静之殊，然必其体立而后用有以行，则其实亦非有两事也。”③
  其四，朱子剖析了中和性理的关系，指出中虚理实，中、和分别是性情之德，即性、情的本质属性，但属性不等于物体本身，不可直接将中等同于性。“‘中’是虚字，‘理’是实字，故中所以状性之体段。”④且朱子强调，不仅圣人，任何人皆有喜怒哀乐未发的时候，这是生命之大本大原，圣人和凡人皆一般。差别在于已发之和上，圣人粲然显露，众人则遮蔽本性，黯然不知。“喜怒哀乐未发之中，未是论圣人，只是泛论众人亦有此，与圣人都一般。……若论原头，未发都一般。”⑤“此大本虽庸、圣皆同，但庸则愦愦，圣则湛然。”⑥
  《中庸》进而对中和境界进行了极其简洁的描述，“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章句》却对之进行了二十倍文字的长篇论述，文字较长，可以分为两层讨论，我们先论述第一层：“致，推而极之也。位者，安其所也。育者，遂其生也。自戒惧而约之，以至于至静之中，无少偏倚，而其守不失，则极其中而天地位矣。自谨独而精之，以至于应物之处，无少差谬而无适不然，则极其和而万物育矣。”①
  第一层是切近本文论述致中和的功夫效用。首先，《章句》以分析的眼光，将致中、致和以功夫形式分说，二者的效用分别对应于天地位、万物育。这一做法遭到学者的反对。当然，从文本来讲，上文既然将中和分列，则此处继承而下，未尝不可如此分说。朱子特别发挥了“致”的功夫义，认为“致”在具体用力程度所达境界是存在很大差别，学者应以极致为目标。“而今略略地中和也唤做中和。‘致’字是要得十分中、十分和。”②其次，本体功夫境界的一体说。朱子认为此三句，致是功夫，中和是本体，天地位、万物育是效用。关键在于功夫，由功夫透至本体，效用自然显现出来，能否透悟本体、效用大小如何皆取决于功夫。再则，人唯一可着手的只能是功夫，于本体、效用皆无有措手之地。故《章句》首先回溯到上文戒惧未发存养，慎独已发明察的功夫，进而回溯到“惟精惟一，允执厥中”的功夫。朱子对此亦曾做过修改，我们试比较之：“致中和注云：自戒谨恐惧而守之，以至于无一息之不存，则极其中而天地位矣；自必谨其独而察之，以至于无一行之不慊，则极其和而万物育矣。”③前后注释相较，有同有异。主要差别在于今本更为详尽严密地描述了功夫过程，容纳了更丰富的含义，而且与文本的联系更为紧密。如前本“致中”功夫仅以“守”和“存”，今本增为先“约”，即“惟一”，约束此心归于中道归于一，然后论述“约”的状态是在“至静”下，达到“无少偏倚”，即在中的效验，进而来保守此效验而不失去。“致和”功夫也是如此。前本是“察”和“不慊”，“不慊”显然来自《大学》诚意章的自慊，强调的是个人内心自我满足愉悦的道德情感。今本将“察”换为“精”，与“惟精”相对应，然后提出功夫应体现在现实活动中“应物之处”，达到没有偏差错误的地步，即恰好的状态，而且补充“无适不然”，突出了这种状态应具有普遍性、公共性、客观性，不是局部的个体的偶然现象，可以通达于天下，即达道之义。显然，朱子关注的始终是功夫问题。此一中立不倚，天地各得其所境界的获得，离不开戒惧操存约束之功；此一和而不谬，应物合宜，无往不然，万物各得其生境界的获得，离不开隐微慎独精察之功。
  第二层是对于大旨的发挥。“盖天地万物本吾一体，吾之心正，则天地之心亦正矣，吾之气顺，则天地之气亦顺矣。故其效验至于如此。此学问之极功、圣人之能事，初非有待于外，而修道之教亦在其中矣。是其一体一用虽有动静之殊，然必其体立而后用有以行，则其实亦非有两事也。故于此合而言之，以结上文之意。”①
  《章句》首先阐发了获得中和效用的原因。为何一心之中和能有如此效用呢？原因就在于天人物本一体。《章句》认为，天地万物与人共禀天命之性，受阴阳五行之气，故与人实为一体。吾之心即为天地万物之心，吾心正天地之心亦正；吾之气即为天地之气，吾气顺天地之气亦顺。正因为其关系如此紧密相连，故有诸己即能形于外，此其必然之功效也。进而认为此天人合一，物我一体之中和境界的获得，全在主体心性情之修养，外在效应的显露完全取决于内在修养学习之功夫，而教化之功亦自然在其中矣。
  其次，《章句》指出中和乃是一体用关系，中体和用。虽然中、和分说，然而实质乃是一事。体用一原，不可偏离。体立而后用行，有无偏的未发之中，才有无谬的已发之中。反之，有和之用，则中体已在其中。这就肯定了人人皆具有中之本体，未能做到和，乃是后天功夫所致。达到此境界之前提是致中和的功夫。此处有引起质疑处，即位天地、育万物似乎是有位者的追求，常人如何能有此效用呢？朱子指出，此功夫亦是一般学者所应尽之，其效用随所处而变，事虽不同，理则一致。“若致得一身中和，便充塞一身；致得一家中和，便充塞一家；若致得天下中和，便充塞天下。有此理便有此事，有此事便有此理。”②至于在多大程度上实现天地位、万物育并不重要，关键是各尽己力而已，外物并不能干扰身心之中和，天下尽管混乱，却无害于人心天地万物之安泰。
  《章句》最后对首章进行了总结，“右第一章，子思述所传之意以立言：首明道之本原出于天而不可易，其实体备于己而不可离，次言存养省察之要，终言圣神功化之极。盖欲学者于此反求诸身而自得之，以去夫外诱之私，而充其本然之善，杨氏所谓一篇之体要是也。”①在此，朱子阐发了首章的语义层次及其要旨。他首先指出此章乃是子思所写下的孔门遗意。其次点明全书主旨在于儒家天理本体论、戒惧慎独功夫论和天地万物位育境界论，这三者息息相关，一体相连。其意乃在促进学者日用功夫，反身自得，存理去私，以存养推扩人性本有之善。且引杨时语点出此章居于全书体要的地位，定下了全书的基调。
  《中庸章句》首章以理气论在新高度论述了古老的儒学命题“天人合一”，论证了人性善的必然与可能，完善了自孟子以来的儒家性论，并对实现自我超越的功夫论做了富有创造的阐发，确立了未发已发静存动察的功夫系统，为学者指明了修养方向。《章句》认为，中和境界的获得乃是学问修为极致所必有之效验，能否实现此一效验取决于个人心性修为，与外在地位无关。总之，《章句》首章诠释不仅阐发了一章之义理，实质上也揭示了《中庸》一书的主旨，进而可以说是非常深刻诠释了儒学乃是集本体、功夫、境界于一体的成德系统，此一系统对于儒学的现实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