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其一，“为政”立场下“克己”诠释的向外特征。
  王肃释“克己”为“胜己私情”，刘炫释“克己”为“胜身（嗜欲）”，其意皆指楚灵王汰侈。释“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句时，范宁言向乱世之主：“乱世之主，不能一日克己，故言‘一日’也。”②释“克己”为“约身”的皇侃也指向“人君”：“言人君若能一日克己复礼，则天下之民咸归于仁君也。”③邢昺沿袭皇侃，亦突出“人君”：“言人君若能一日行克己复礼，则天下皆归此仁德之君也。”①上述王、刘、范、皇、邢诸人，有些与朱熹“克己”诠释属于同一脉络，有些不属于，他们的一个共同点就是站在“为政”的立场上来诠释“克己”。刘炫形象地将人君的任务由变“奢泰”转为胜“嗜欲”，范宁强调乱世之主“克己”时间太少，皇侃寄望人君能“约俭己身”、变“奢泰”，邢昺期望人君“胜去嗜欲，反复于礼”。“为政”立场下的“克己”诠释，指向“人君”，立足于君民关系，强调人君应遵循社会人伦规范，注重外在的礼仪和事功，注重引导人君以此来赢得民众的爱戴和归顺，向外特征鲜明。
  其二，刘炫“克己”诠释对朱熹的影响。
  与朱熹处于“克己”诠释同一脉络中的扬雄、王肃、刘炫、邢昺、程颐等人中，对朱熹“克己”诠释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刘炫。扬雄的诠释贵在开启释“克己”为“胜己之私”的先河，但失之于简短。邢昺虽是离朱熹较近的宋代儒者，但其诠释只是刘炫的翻版，创新不大。程颐“克己复礼”诠释虽被引入《论语集注》，但朱熹强调的是其“克己复礼为仁”的整体诠释，更为突出的是其“皆归于礼”之“复礼”诠释。在朱熹看来，能将扬雄“克己”诠释开先精神发扬光大的乃刘炫一人。在《论语或问》卷十二“颜渊第十二”篇首，朱熹大段引用刘炫“克己”诠释，并强调，扬雄“胜己之私”之说自刘炫发之，刘炫之言“虽若有未莹者，然章句之学及此者，亦已鲜矣”②。朱熹对刘炫“克己”诠释欲扬先抑，赞赏有加。清人亦常论及刘炫对朱熹“克己”诠释的影响，王鸣盛指出：“是朱子上与刘炫合。”③陈澧强调，朱子解克为胜本于邢昺所引刘炫的诠释。④
  刘炫指出：“克，胜也。己，身也。身有嗜欲，当以礼仪齐之，嗜欲与礼仪战，使礼仪胜其嗜欲，身得复归于礼，如是乃为仁也。复，反也。言情为嗜欲所迫，已离礼而更归复之也。克己复礼谓能胜去嗜欲，反复于礼也。”①刘炫用“身”训“己”，由“身有嗜欲”提出“当以礼仪齐之”的冲突解决办法。朱熹用“身之私欲”训“己”，用“天理之节文”训“礼”，用“本心之全德”训“仁”，从而将刘炫的“嗜欲”与“礼仪”之冲突转化为“身之私欲”与“天理”的对立。刘炫之“克己”诠释体现出个体欲望与外在的社会规范的冲突，而朱熹的“克己”诠释则完全转变为体现个体自身内在私欲与完美德性——天理之间的对立。
  综上分析，我们不难发现刘炫“克己”诠释对朱熹的影响。
  首先，刘炫的“克己”诠释深化了朱熹对“克己”的理解，启发和引导他抛弃“约身”之解，训“克己”为“胜身之私欲”。
  其次，刘炫释“克己”，不只是满足于静态的“克训胜、己谓身”，更强调在人的“嗜欲”和“礼仪”（社会规范）存在矛盾冲突时，对“克己”进行动态的诠释和形容，不只强调“复礼”或外在“礼仪”准则是“克己复礼为仁”的核心，更强调“克己”的关键作用，将旧注中以“复礼”为“仁”的观点转变为突出表现“克己”为仁，从而启发和引导朱熹提升了对“克己”地位的认识。
  此外，刘炫还为朱熹提供了一个转换的逻辑范本。朱熹根据自己建构心性哲学体系之需要，将刘炫“克己”诠释体现的个人欲望与社会规范的内外冲突直接转换为个体私欲与天理的内在对立，将强调外在的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的“相人偶”“爱人”之“仁”，相应地转化为人自身内在德性的完成和超越。
  诚然，从实质上看，刘炫“克己”诠释跟扬雄等前人的诠释仍是同一窠臼，还是强调“情为嗜欲所迫，已离礼而更归复之”，主张人的情感应该回到外在的社会人伦规范之中，亦呈现向外的特征。
  其三，朱熹理学体系建构下的“克己”诠释及其学术内倾特征的形成。
  刘炫等人的“克己”诠释固然使朱熹深受影响，但朱熹“克己”诠释的最终定型主要还是得益于其理学体系的建构。一方面，朱熹在天理人欲之理学大框架中诠释“克己”，将“天理”“人欲”等理学特有的概念应用于“克己复礼”诠释；另一方面，又通过其“克己复礼”诠释，阐发理、性、命、心等理学范畴，进一步充实、完善和服务其理学体系，建立和发展理学体系中的本体论、心性论和工夫论。与扬雄、王肃、刘炫等前人用外在礼仪作为“克己”之方不同，针对人内在的“私欲”现象，朱熹主张以理学特有的概念“天理”对治。如果说“为政”立场下刘炫等人的“克己”诠释是出于对人君欲望与社会规范之冲突的思考，重点关注“仁君”“治道”和“为政”等外在事功，那么朱熹的“克己”诠释则将思考的重心转向了人自身普遍内在的完美“天性”“德性”，即“天理”与内在“私欲”的对立，转向对人自身内在完美的追求。朱熹期望借克除内在“私欲”，回归人性自身纯粹而完美的存在，即“日日克之，不以为难，则私欲净尽，天理流行，而仁不可胜用矣”①。他所强调的是，人内在德性的完成，不是外在的社会人伦，因而其训“天下归仁”为“天下之人皆与其仁”，而非“归于仁君”。在朱熹看来，“仁”即“本心之全德”，“仁人”是“成德之人”，这种具备“仁”德之“仁人”，能从自己的“本性”即本然之性出发，体认“天理”，由“天理”主宰和战胜内心的“人欲之私”，向内完成自身德性意义的反本。由此我们不难看到，朱熹立足理学大框架来诠释“克己”，通过诠释“克己”来建构和充实理学体系，其学术内倾特征也在这一双向互动过程中形成和彰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