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一）显性传播路径
  所谓显性传播路径是指一系列的公开化、有组织的传播途径，主要包括政策法规和制度、学校教育、书院教育等传播路径。
  第一，政策法规和制度是以完成某种政治目标为主旨，立足于为当政者的意识形态服务，基本上发挥维护政治体制的作用。明清时期，从郑成功政权到光绪统治，各个时期在台湾推行的政策法规和制度，在其制定过程中，朱子学一直是政策法规和制度内容的内核，尽管有时关于朱子学具体内容的理解、认知和传播的侧重点有所不同。
  无论在明郑时期，还是在清朝时期，台湾的执政者和主要官员都来自福建，在台湾推行的政策法规和制度，大抵以福建模式为蓝本，促进台湾政治经济的繁荣与社会的有效治理。福建是朱子学的发祥地，福建模式本身蕴含浓厚的中国传统思想，有利于以理学为核心的儒家思想的在台湾的传播环境的形成。
  第二，从学校教育看，明清时期朱子学一直是台湾学校教育的主要内容，经典理学著述也成为台湾士人必读的基本书目，朱子学的传播在台湾教育中始终处于主导地位。
  明代，郑氏父子在台湾大力发展文教事业，兴学校、开科举。郑氏政权中的文人士大夫大多崇奉理学，到台湾之后，他们热情高涨，横经讲学，主要内容强调“先王之道”、“仁义忠孝之道”，这种教育在台湾产生广泛影响。在郑氏父子以及众多士大夫儒士的共同努力之下，台湾的朱子学教化事业和教育成效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台湾民众的受教育逐步扩大。
  清朝重新把台湾纳入帝国版图之后，也效仿郑氏父子，在台湾建立起了和海峡西岸的福建省一样的教育制度，培养服从并且服务于清朝统治的理学人才。其时的学校教育包括官学和私学。台湾的各府、县均设有府学、县学。府、县学的教习、训导等均是从大陆福建选派充任。同时福建盛行的教育制度也移植台湾。台湾各类学校的教材与福建各类学校一样，采用四书五经及选编的艺文，台湾的选官、岁考、科考、乡试等也与福建同时进行，举人应试要到福州。朱熹在福建创建的朱子学，也已成为台湾科举考试的重要内容。台湾的学子们通过研读理学经典参加科举考试成为地方官员，这些官员往往又成为理学观念的践行者和卫道者。
  第三，朱子学在台湾扎根，还得益于书院教育的推动。创立书院的规制和精神、建立书院讲学传统亦是朱熹的最大的贡献之一。1683年清政府统一台湾后，因袭郑氏政权朱子学治台政策，自康熙帝开始，迅速发展讲授朱子学的书院教育，加快了朱子学的传播。1687年清政府在金门建置浯江书院，1704年建崇文书院，1720年建海东书院；雍正、乾隆两朝所建书院有中社、正音、南社、凤阁、龙门、白沙、玉峰、文石、南湖、明志等；至光绪十九年（1893年），台湾的书院达45所。①
  （二）隐性传播路径
  所谓隐性传播路径是指一系列的以潜移默化的形式作用于社会团体和社会成员的传播途径。主要包括乡规和家训家谱传播、民间信仰和建筑传播、文艺典籍传播等途径。
  第一，乡规和家训家谱传播。明清时期的台湾，士大夫们自觉地、义务地在乡村建立起思想教育的组织或机构，向全体民众宣传以朱子学为核心精神的传统观念和传统文化，对乡亲实施教化，以形成乡规。与此类似，古代中国家国同构下的“家族”往往通过制定家训和编撰家谱等方式，传播思想和文化，如影响深远的《朱子家训》，成为传播与学习的典范。家族修谱是希望通过这项活动来强化对族众的伦理教化，引导族人尊祖睦宗，修谱本身就是一种儒家文化符号。朱熹本人极力倡导修谱，他甚至认为，三世不修谱，当以不孝论。
  第二，民间信仰和建筑传播。有人说，对台湾影响最大的福建人有两位，一个是朱熹，朱子信仰旨在提供思想及行为规范；一个是湄洲的林默娘，即海神妈祖，妈祖信仰旨在祈福求庇佑。明清时期，台湾一些地方建有专门的朱子祠和孔庙，并在祠内或孔庙内设立牌位，所祀者多是闽学名儒，其中属闽北籍或在闽北讲学、传播儒学精义的就有杨时、罗从彦、李侗、朱熹、蔡元定、真德秀、胡安国、朱松、蔡沈、王守仁、吕祖谦等等。①
  朱熹是台湾人信奉的对象。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清政府在浯江书院内另辟“朱子祠”，奉祀大儒朱熹迄今，相沿有近250年历史。台北孔庙每回祭孔之后便祭朱熹。在供奉妈祖的台北万华龙山寺，后殿设有文昌祠，主奉孔子，近旁作陪的包括“紫阳夫子”朱子神像。长期以来，朱子祠遍布各地，朱子学已深化且融于台湾人的日常生活之中。
  祠堂、牌坊是供奉和纪念的场所。从建筑的角度看，这些建筑烙上了浓浓的儒家思想文化的印记。台湾最早的牌坊立于明郑时期，是一座贞烈坊，台湾现保存有大约13座牌坊，最大的牌坊是台南的接官亭，建于清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与遍布台湾各地的朱子祠一样，台湾的牌坊亦表明台湾自明郑时期开始已形成学习传播儒学、促进社会稳定和谐的浓厚氛围。
  第三，朱子典籍传播。朱熹及其门人在闽北讲学授业，著书立说，留下一批阐扬儒学的典籍。郑氏政权时期，朱子著作、诗词随文人流到台湾；清代，政府有组织地向台湾输送朱子典籍。道光六年，福建巡抚孙文赴台巡视，从鳌峰书院藏书中，拨出一批理学要籍，赠给台湾以杨龟山而得名的仰山书院，总数达45种166部之多，其中有《朱子文集》《朱子语类》《读朱随笔》《二程文集》《重编杨龟山集》《重编罗豫章集》《李延平集》《黄勉斋集》《真西山文集》《谢叠山集》等。②
  此外，清代的台湾已出现印制、销售朱子典籍的书商。销售渠道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固定的坐贾，即设立书店进行销售，以买卖的方式进行；一种是行商，包括流动的书商，或远途贩运、异地设店，或开设流动的小摊小贩等。
  朱子典籍的跨海入台与商品经营，有力促进了朱子学在台湾的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