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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一书，朱熹主要以史书视之，主张“只如看史样看”④。虽然朱熹亦曾说过“《春秋》之书，亦经世之大法也”⑤，“中古后书莫大于《春秋》”⑥之类的话，但他其实对《春秋》并不十分重视，反而屡言“《春秋》难看，此生不敢问”⑦，“《春秋》难看，平生所以不敢说着”⑧，“《春秋》无理会处，不须枉费心力”①，“学《春秋》者多凿说”②，“某所以都不敢信诸家解，除非是得孔子还魂亲说出，不知如何”③，可见《春秋》学在朱熹的经学体系中并不占有核心的位置。而李光地在对待《春秋》的态度上却与朱熹大为不同，不仅极力称赞，反复讨论，而且提出“《春秋》义法大抵一出于《周易》”④，认为其中包含了性命之义理与万世之准则，从而将其与《周易》并列为儒家最重要的经学典籍。故曰：
  《春秋》字字皆经称量，又义精仁熟，恰当事理，字面上下增减，变不变，称名辨物，俱是化工。⑤
  别的经书，都是据理而谈，待人以事实之。此经（指《春秋》）却是现在日用间事，立朝理家，往来酬酢，大经大法，微文小节，经权常变，一举一动，一名一号，无不本之天理，合乎人情。直是人生要紧切务，斯须不可离者。⑥
  《易》也者，达乎天德而周于民用；《春秋》也者，穷乎人事而临以天则。故曰：“《易》本隐以之显，《春秋》推显至隐。《易》与《春秋》，天人之道也。”⑦
  《易》《春秋》，在五经中最奇，其中条分缕析，又皆是自然之理，日用眼前之事，所以为妙。《易》虚而实，空空洞洞，无所指定，而天下事事物物，形象变态，无一不备。《春秋》实而虚，有名有事，各不相假，然引而伸之，触类而长之，天下万世，皆于是取则。人情物理，皆禀律令。幽隐微暧，神明鉴诸，信造化之精髓，性命之模范也。①
  虽然在对待《春秋》的重视程度上与朱熹有所不同，但在对《春秋》性质的判断上，李光地仍基本遵从朱熹之说，以《春秋》为史书。譬如他说：
  史书惟《春秋》当法。年下书时，时下书月，月下书日。有以两日赴者，则书两日；有灾眚经几日者，则书某月；有无关轻重者，则不书日。②
  凡会外大夫不书“公”，非讳也，存内外君臣之体，盖史法也。③
  在李光地看来，《春秋》不仅符合一般史书的体例与特征，而且史法严谨，足以作为后世史书的典范与样板。即便将它与其他公认的优秀史书相比，亦无出其右者。如“《左传》隐公在，公子翚便称隐公；《史记》武帝在，便称武帝，极有名史尚如此。试看字字着落，一毫不差，一毫不假借，除《春秋》更无有二”④。因此，若不熟读《春秋》，不要说大经大法不可知，就连作史的几项基本要素“年月、称谓、序次、体裁，不知《春秋》，下笔便错”⑤。李光地还举韩愈《平淮西碑》所记唐宪宗平定淮西藩镇之事为例，认为韩愈之所以在文中记征伐之事极为简略，似今日发兵，明日即捷，是因为“淮、蔡内地，聚天下之力，四年而后克之，作文者尚铺张扬厉，岂不辱国？此等处直学《书经》不书年月体，一跳便跳过许多年、许多事去，其义则出自《春秋》”①。
  既然以《春秋》为史书，那么就牵涉到《春秋》的成书问题。李光地认为其并非出于孔子的私人撰述，而是依据鲁国旧史略加删削而成，只有删减，并无增加，且删削之处极少。他说：
  古史书事，月日而已，无以时者，惟鲁之旧史名《春秋》。意者，鲁史记事以时欤？②
  古书于字句间不能无错，惟六经无错处。《春秋》于本文错者仍之，却无奈他何。孔子于子阳曰：“吾知之，此公子阳生也。”子贡云：“既知之，何不改之？”子曰：“如不知何？”……《春秋》未经笔削，想亦是如此。③又说：
  夫子当初，止因鲁史之旧，当时赴告有便书，无便不书，夫子岂得增减？只是定义例而已。④
  《春秋》因旧史，从讣告，有所损而不能益也。……夫子参稽国史，以及七十二邦之闻，得其故矣，而不敢造其辞也。⑤
  如楚文、沃武，入春秋已强大，而不见于经者，告命未通也。虽同盟同会之人，其事不告，则亦不书，旧史所无故也。⑥
  李光地认为，《春秋》乃孔子因鲁史旧文而作，鲁史亦名《春秋》，且鲁史与《春秋》皆以时记事，二者之间拥有许多共同点。同样，由于《春秋》是据鲁史而作，故其中有意保留了原文的一些错误。如《春秋》载：昭公“十有二年，春，齐高偃帅师纳北燕伯于阳”。据《公羊传》，孔子明知此“伯于阳”为“公子阳生”之误，但为了保存鲁史原貌并未加以修改。若从这一角度来看，也可以说“《春秋》未经笔削”。李光地还采《左传》之说①，指出孔子据鲁史修《春秋》的一大原则是“赴告有便书，无便不书”，故所书皆实有其事，而未书则由于旧史未载。他进而利用这一原则对《春秋》经文中的不少疑难问题做出了自己的解释。
  例如，庄公十二年，南宫万弑宋闵公，后反叛被镇压，遂出奔陈国，最后陈国在宋国的要求下将南宫万送回宋国。但《春秋》仅书“宋万出奔陈”，而未书“陈人杀万”。对此，李光地解释道：“愚谓闵弑、万奔，书，宋来告也。杀万、葬闵，不书，宋不告，鲁不会也。”②又如，僖公二年，晋国假道虞国进攻虢国，灭了下阳；僖公五年，晋国再次假道虞国进攻虢国，不仅灭了虢国，还在回师途中顺道灭了虞国，抓住了虞公。但《春秋》仅书“灭下阳”“执虞公”，而未书“灭虢”“灭虞”。对此，李光地解释道：“‘灭夏阳’，‘执虞公’，晋人必将有辞以告于诸侯，故得而书之也。灭虢、灭虞，晋人讳其事而不告，故不得而书之也。”③又如，春秋时楚国多次救援郑国，但《春秋》往往未书“救郑”。对此，李光地解释道：“或救而不及则不书，或诸侯恶而削其籍则亦不书也。当是时，楚、郑方与中国为敌，其兴师伐救之事，不讣可知，但凭列国诸侯在会者之记载耳。”④总之，在李光地看来，《春秋》未书其事的原因多是由于未赴告鲁国。
  孔子曾说：“我欲托之空言，不如载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⑤孟子亦云：“世道衰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①据此，一些学者认为孔子作《春秋》的用意在于以褒贬设素王之法，行天子之事。对于这种解释，李光地并不认同。他说：
  凡说夫子竟操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权，是非褒贬，怎生峻厉，都是膜外话。夫子不过是该称君，该称臣，还你个本分便是。所以说“必也正名”。当时礼法荡尽，冠履倒置，圣人不别作一书，即用现成鲁史，为之笔削。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各止其所，各得其安。不过不肯一毫苟且假借而已。②
  “我欲托之空言，不如见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谓欲借二百四十年君臣之行事以寓义理，则是非善恶深切而著明。后之说者，以为圣人行事之实也。夫褒贬亦空言也，而何行事之实之有？③
  岂知夫子垂世立教，不寓之他书，而必修《春秋》。盖他书为空言，《春秋》则有二百四十余年之行事，因而著其是非褒贬，则比之空言者，尤为深切著明。不是说夫子实行王者之事也，书仍旧是空言，但书中有许多行事在耳。④
  至“托之空言，不如见之行事之深切著明”，皆说作圣人托南面之权，为见之行事，非也。谓他书托之空言，不若《春秋》皆是列国实事，有可考证，功罪易见，义理易明耳。⑤
  孟子言：“《春秋》，天子之事也。”盖谓《春秋》本诸侯之史，其时列邦僭乱，名分混淆，而史体乖舛，夫子因而修之。其名秩则一裁以武、成班爵之旧，其行事则一律以周公制礼之初。故曰“《春秋》，天子之事”者，犹曰“天子之史”云尔。说者不察，而以为夫子行南面之权，则近于夸矣。又董仲舒述夫子之言曰：“我欲托之空言，不如见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盖谓凡著书者，言理则虚，征事则实，故虽言理义以垂训，不如借二百余年行事，使是非得失皆著见于此尔。说者以为《春秋》是夫子之行事，非空言比，亦似非本意。①
  李光地指出，《春秋》只是据实直书而已，君便称君，臣便称臣，通过“正名”的方式使得君臣父子各止其所，各得其安，以此重建被严重毁坏的社会秩序和礼乐制度。因此，孔子所说的“我欲托之空言，不如见诸行事之深切著明”，只是希望借助春秋二百四十年间列国实事以寓义理，使后人能够明白其中的是非善恶，并有所鉴戒，既非托南面之权，更无所谓行事之实。而孟子所说的“《春秋》，天子之事也”，也只是说当时礼崩乐坏，名分混淆，史体乖舛，故孔子欲以周初的礼法制度为标准，来为天子修史，以拨乱反正，而非代王者立法。根据李光地的理解，“天子之事”即“天子之史”。因为鲁国乃周公之后，与周王室关系最为亲近，亦保存了最多的西周礼法制度。而孔子据鲁史作《春秋》，其内容必然与“天子之事”密切相关。故曰：“事是桓、文，王降而霸；史是《春秋》，周礼在鲁。俱隐隐与王迹事相关，乃义之所由起也。”②
  关于研究《春秋》的方法，朱熹主张通过书中记载的史实来明其大义，使后人知晓是非善恶与治乱兴衰之道，并引为鉴戒，因而反对在一字一词上求圣人褒贬之意，或妄立所谓的“凡例”，以免陷于穿凿附会的解说。故曰：
  《春秋》大旨，其可见者，诛乱臣，讨贼子，内中国，外夷狄，贵王贱伯而已。未必如先儒所言，字字有义也。想孔子当时只是要备二三百年之事，故取史文写在这里，何尝云某事用某法，某事用某例邪？①
  当时史书掌于史官，想人不得见。及孔子取而笔削之，而其义大明。孔子亦何尝有意说用某字，使人知劝；用某字，使人知惧；用其字，有甚微词奥义，使人晓不得，足以褒贬荣辱人来？不过如今之史书直书其事，善者恶者了然在目，观之者知所惩劝，故乱臣贼子有所畏惧而不犯耳。近世说《春秋》者太巧，皆失圣人之意。又立为凡例，加某字，其例为如何；去某字，其例为如何，尽是胡说。②
  在这一问题上，李光地的观点与朱熹有同亦有异。由于李光地主张《春秋》是孔子据鲁史而作，且“有所损而不能益”，自然也不能同意传统的“一字褒贬”说。他说：
  《诗》不必篇篇皆美刺，《春秋》不必言言皆褒贬。《诗》贞淫并著，而其教归于正人心。《春秋》善恶并书，而其教主于存天理。③
  《易》不蔽于卜筮，而蔽于占候；《春秋》不蔽于书法，而蔽于义例。非谓卜筮之非占，而书法之无义也。以为候之流于拘，而例之失于凿也。自汉以来病之。问其说，曰：“《易》者变动不居，其可以星日气候推乎？《春秋》者因物付物，其可以文法律例求乎？”④
  论人止就其事迹，不必钩深索隐，钩棘得之，未必不差。如用刑，宁失出，毋失入也。孔子论人，以及《春秋》书法，皆是如此。《春秋》如今日档案则例一般，凡大事须查案定拟。韩文公云：“《春秋》书王法，不诛其人身。”但得王法不泯便好，何用又推深一层？如今觉得《春秋》千变万化，都是平平常常情理。①
  李光地指出，《春秋》只是直书其事，使天理自彰，是非善恶自现而已，并非言言皆寓褒贬。若是执着于每字每事中求其褒贬，则将蔽于义例，而失于穿凿附会。譬如，文公三年，楚国围攻江国，晋国派遣阳处父讨伐楚国以救援江国。文公四年，晋侯讨伐秦国，后楚国灭亡江国。但《春秋》却先书“楚人灭江”，后书“晋侯伐秦”。对此，后世学者多以褒贬之义加以解释。李光地并不赞同，提出：“书‘晋侯伐秦’于‘楚人灭江’之下，见其重于修怨，轻于救患，无攘却之善也。救江则遣处父，伐秦则身亲之，侯伯之职安在哉？于秦、晋往复之间，非褒贬所系也。”②又如，宣公八年，鲁大夫仲遂死于齐国的垂地。由于仲遂曾杀文公太子，故不少学者认为《春秋》称“仲遂”而不称“公子遂”亦是出于褒贬之义。对此，李光地说道：“仲遂之卒，不称公子，以为蒙前文，固也。然实于其殁也名而绝之，如翚于隐之例耳。其或卒，或不卒，不可以为褒贬。”③他又引《春秋》“仲遂卒于垂，壬午，犹绎”为据，认为“《春秋》书‘犹绎’，而《檀弓》有‘卿卒不绎’之言，则仲遂之功罪姑无论矣。所谓‘书王法而不诛其人身’者，此类也”④，可见《春秋》并无贬斥仲遂之意。又如，襄公二十九年，吴王派公子季札出使鲁国，《春秋》书：“吴子使札来聘。”一些学者认为，《春秋》称季札为“札”是对他让国之德的褒扬。对此，李光地亦不赞同，指出：“子札褒贬之说棼如。愚谓《春秋》于札无褒贬焉耳。褒贬者必于事，于来聘而褒贬其生平，远矣。札在国，必曰王子札也。其称于我，亦必其王子札也。”⑤
  同时，李光地还认为，《春秋》的书法严谨主要体现在大经大法上，即对待大事极为严格，王法森然，一毫不肯假借，必明其是非邪正，但对于一般的人与事则较为宽大忠厚，都是平平常常情理，只要“有一丝合于善，便奖许之恐后，其仁爱至矣”①，并不钩深索隐、诛其人身，因而自然反对所谓的“诛心”之说：
  《史记》：“《易》本隐以之显，《春秋》推见至隐。”说者谓《春秋》由事迹上推见人之心曲，所谓“诛心”，其实非也。“见”字读现，与上“显”字同。《易》言造化幽微之故，以至于人事；《春秋》则由事迹之显著，而至于精微。句法少一“以”字，不与上对耳。见，即所谓“见之行事”也。②
  司马迁言：“《易》本隐以之显，《春秋》推见至隐。”“见”即“显”也。天道隐，人事显，盖言《易》本天道以该人事，《春秋》推人事以合天道，故其下即云：“《易》与《春秋》，天人之道也。”说者又似以推见至隐为推究隐情之义，故谭经往往有锻炼文致者，皆由于此也。③
  需要注意的是，李光地只是说“《春秋》不必言言皆褒贬”，批评“例之失于凿”而已，并没有说《春秋》“书法之无义也”。相反，由于李光地认定《春秋》从大经大法到微文小节中都蕴含了天理之常、性命之理与万世之法，并寄托了孔子“推见至隐”的深刻用意，这就决定了他不可能完全否认其中存在孔子特殊的书法与义例。譬如他说：
  朱子说，《春秋》据事直书为多，未必尽有褒贬。或不以为然。不知朱子不是说全无褒贬，谓未必如今人说一字不放空，都有褒贬耳。④
  《春秋》最是难看，无一点文采，不过几个字眼，颠倒用得的确，便使万世之大经大法，灿然具备。微而显，显而微，一归义理之精，无非自然之则。①
  一部《春秋》，不过几个字换来换去，数之可了。这几个字忽如此用，忽不如此用；忽用，忽不用。参互错综，遂千变万化。曲曲折折，精义入神，不可思议，又至稳至当，极合人情。即以此尽天下之事，类万物之情，通性命之理。②
  近看《春秋》，见得一片天理人情，只苦来日有限，未能卒业。其中义例纷然，变化错出，思之皆有妙义。③
  《论语》有十数章，便是《春秋》义例。如《八佾》“雍彻”，“陈恒司败”，“崔子、子文”，“冉子退朝”，“正名”，“为卫君”之类，不独大义朗然，即词语轻重婉直之间，都是义例。如“臧文仲窃位”举其大，“微生高不直”举其小皆是。④
  ④同上书、第262页
  由此可见，李光地反对的只是穿凿附会、过度夸大的“一字褒贬”说，而未否认《春秋》中存在各种书法、义例。相反，李光地还对这些书法、义例极为重视，赞叹有加，认为其皆出于孔子的有意安排，千变万化，精义入神，至当不易，可与《论语》等经典相互发明，故花费了大量的精力与篇幅来发明、探讨《春秋》中的书法、义例。
  （1）关于称谓之例，李光地说道：
  如乱臣贼子，初则削其籍，称其名，后乃称其爵，或称其国，或称某国人，或称盗。盖初则疾恶之至，绝之非其臣子也。既而并存其爵，若曰此为其某官，为其世子，而至为此事也。史官如董狐、南史者甚少，焉能皆死其官？使弑君之贼，皆如赵盾、崔杼之不能逃其罪，史官既不能死其职，则弑君之贼必秉国钧，安肯以己行弑讣于诸侯？势必另举一人以实之。如魏高贵乡公之事，司马昭问陈泰曰：“今日之事，何以处我？”陈泰曰：“惟杀贾充，稍可以谢天下。”昭问其次，曰：“泰言有进于此者，不知其次。”论首恶则昭也，乃诛行刺之成济而归狱焉。朱子灼知确见，故书曰：“魏司马昭弑其主髦。”假使考之不确，既不能无所证据，而以大恶加人，若书其归狱之人，却令首谋者漏网，后世将竟不知其为某某也。夫子于此等，则书曰某国，罪其大臣也；曰某国人，则与谋者多也；曰盗，宦官宫妾之类不足齿数也。不书其名，一以见阙疑之意，一以使后之人不知所主名而推求之，则其人亦不能以归狱于他人而卸其罪。此等义例，信非圣人不能创。①
  臣弑其君，子弑其父，必削属籍，而不以爵氏通。……其后或姓氏之，或世子、公子之。不削属籍，则弑君者犹夫人，无以正其弑之罪也。不姓氏之，世子、公子之，则安知其非微者、盗者，而为邦之臣子乎？是无以著其弑之实也。凡具其实者之谓案，正其罪者之谓断。先案而后断者，史体也；先断而后案者，经义也。②
  然则有称国以弑，称国人以弑者，岂不得其主名与？曰：“苟不得其主名，则从盗杀蔡侯申之例矣，殆非也。”……曰：“《春秋》因旧史，从讣告，有所损而不能益也。臣弑其君，子弑其父，不有董狐、南史之谅，其赴于友邦，实者几何？夫不以实赴者，则必有所诿其罪矣，大都微者当之也。夫子参稽国史，以及七十二邦之闻，得其故矣，而不敢造其辞也。故欲正其所诛，则赴异而事专；欲从其所诿，则实乖而网漏。今有杀人之狱，而断之者知其为豪杰魁横而无输辞也。与其移辜以弊狱，孰若悬案以征凶？故书曰某国弑其君，执政任事必有当之者，则乱臣贼子死有余惧。书王法而不诛其人身，意盖如此也。”①
  凡称国、称人以弑者，其国以弑赴而有所诿者也。故夫子不从其所诿，明元凶之有在，慑奸恶于无形也。若其国不以弑赴，则旧史阙焉，夫子无从加焉，楚公子围之类是也。②
  李光地指出，《春秋》对于乱臣贼子初削其籍，称其名，而后又称其爵、其国，或称某国人、盗。初削其籍是因为要正其罪状，表示此人已不再是国君之臣子。后书其官爵，则是为了存其罪证，表示其身为某官或世子、公子，却仍犯下此等恶事，其罪更甚。由于弑君者在当权之后会利用权力诿罪于卑微之人，而史官未必都能做到秉笔直书，故读者通过史书往往只知最后归罪之人，遂使真正的元凶逃脱谴责。因此，为了避免因考证不确、证据不足而无端将大恶强加于无辜之人，或仅书归狱之人，却令背后的主谋者漏网，孔子对于弑君之事的记录十分谨慎，书某国表示罪其执政大臣，书某国人表示同谋者多，书盗则表示宦官、宫妾之类不足齿数。而他之所以不直书其名，一是为了阙疑，因旧史无载；二是为了引导后人进一步推求其罪魁祸首，不让元凶有机会逃脱惩罚。
  其二曰：
  春秋初，诸侯兄弟多字，蔡叔、蔡季、纪季、许叔之类是也。其后，率称公子，例已见前也。叙伯叔者，著亲亲之恩；系属籍者，寓上下之等。春秋之初，国命未移，故亲亲之词厚。其后也，世卿逾恣，故上下之语严。奉君命则曰兄弟而名之，对上之称也；杀若奔则曰兄弟而名之，存亲之实也。叔肸称公弟于其卒，无列也；季友字于其归，非对上之称，且贤之也。无列何以不称公子？则以为于时之公子未有不贵者也。③
  李光地提出，春秋初，诸侯的兄弟多称字，以示亲亲之恩，后礼法逐渐崩坏，若奉君命而列于朝廷则称名，以严上下之等；被杀或出奔亦称名，以存亲戚之实。例如，闵公元年，鲁闵公与齐侯在落姑结盟，季友回到鲁国，《春秋》书：“季子来归。”季友字“季”，李光地认为，《春秋》称其字主要是因为春秋初诸侯兄弟有称字的惯例。“‘季子来归’，以为旌其贤，亦可通。然诸侯兄弟，有称字之例。”①又如，宣公十七年，鲁宣公之弟叔肸去世，《春秋》书：“公弟叔肸卒。”李光地认为“叔”是叔肸之字，《春秋》称其字是因为叔肸未列于朝廷。“肸无列于朝，则‘叔’非氏也。‘叔’非氏，则是《春秋》字之也。”②
  其三曰：
  卒称其本爵，葬从其僭号。却有两说：一世情，一道理。世情者，其国来讣，称其僭号，我因其讣而记之于我史册中，则我为政。我为政，则何必依其僭，直云某爵而已。至葬，则我往其国而会其葬，以彼为主，吾非天王，安得入其国，对其臣子而贬其君父？殊无宾主之礼。《公羊》所谓“卒从正，葬从主人”也。以道理言，先正其罪，后纪其实。不书本爵，何以见其实？不著僭号，何以见其僭？前之义例已明，而后随其常称，两相印证，所谓“微而显”也。此竟是《春秋》一通例。……如吴、楚先书国，后书爵，亦是此例。先儒以为进之，非也。惟吴、楚之丧，止于其来讣时书其本爵而已，至葬，虽鲁君或在，亦不书。盖葬虽从主人，而断不可书曰某王，故宁阙之。③
  《春秋》列侯皆僭爵，故鲁亦侯也，而称公。然而经因之者，本国也。其余则卒也，以其班秩秩之；及其葬也，以其僭号称之。不以秩秩，则无以正其僭之非也；不以号称，则无以存其僭之实也。凡《春秋》书法，多如此者。①
  崩薨与卒，皆有常称，礼也。五等之君，谥从其爵，制也。经之所书，夺其薨之常称于卒，而仍其公之僭谥于葬者何？曰：彼来赴，礼在彼也。彼有干于礼，吾从而卒之。我往会，礼在我也。礼无不敬，故仍而公之。何以知彼之有干于礼也？曰：其来赴者，若侯、若伯、若子，必皆曰我公薨也。若吴、楚，必曰我王崩也。干礼莫大焉，故存其始封之爵，又从而卒之也。往葬而贬其称焉，非邦交之礼，且无以著其僭号之罪，故仍其所僭之谥，从而公之。何以不书吴、楚？曰：王者所辟也。其王子削曰公子，可也；其王削曰某公，犹不可也。是故《春秋》不称楚、越之王丧，不著其葬号之谓也。②
  李光地指出，《春秋》书诸侯之卒时称其本爵，书其葬时则从其僭号，并试图从世情与道理两方面对这一义例加以解释。从世情来看，诸侯去世后，其国必以其僭号来讣告。若将其记载于本国史册中，则以我为主，故不必依其僭号，只是直书其本爵即可。若往其国而会其葬，则以彼为主，不应对其臣子而贬其君父，故据宾主之礼而书其僭号。从道理来看，诸侯卒时书其本爵是为了表示其僭越之罪过，葬时书其僭号则是为了保存其僭越之实证。反过来说，若不书本爵，则无以反衬其僭越之非；不书僭号，则无以显示其僭越之罪。如对吴、楚两国先书国，后书爵，也是同样的道理。但因吴、楚等国僭越太甚，故其国君葬时亦不书其为王，宁可阙如。
  其四曰：
  自君杀之者，君杀也。国杀者，君臣共之也。人杀者，国乱而见杀，或众讨而杀之也。众讨而杀之者，必去其官与属。国乱见杀，则不去其官与属。①
  李光地认为，《春秋》中凡是书大夫为某君杀，则是为国君所杀；书大夫为某国杀，则是为其国君臣共同杀死；书大夫为某国人杀，或是因其国动乱而被杀，或是因众人讨伐而被杀。其中，若因众人讨伐而被杀，则削去其官职与属籍；若是因国家动乱而被杀，则保留其官职与属籍。
  关于杀大夫行为的合法性，李光地说道：
  专杀大夫，非制也，无罪而杀，尤非义也。盖杀大夫之罪，不著名者为上，著名者次之，称人杀者又次之。削大夫者，杀者几无罪矣。②
  在他看来，擅杀大夫是非法的，无罪而杀尤其不义。《春秋》记杀大夫之事，若不书姓名，则表示杀人者罪行最重；若书姓名，则杀人者罪行较轻；若称某国人杀，则罪行更轻；若削去被杀者官职，则表示杀人者几乎无罪。
  其五曰：
  人北杏之会，则曷为于鄄焉爵？人北杏之会，则义见矣，于其始乎见义也。虽然，会盟则爵之，搂伐则犹人之也。搂伐之事大，盖三王之罪人也。③
  自桓霸后，征伐皆人之。五霸者，搂诸侯以伐诸侯，无道之世也。虽然，一匡天下，民至于今受赐。义既明矣，功则可进而进之也。桓之功于中国，自救邢始也。称师，别于人也，谓其能以众正矣。①
  孔子曾说：“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据此，李光地认为，《春秋》记诸侯会盟、征伐之事，不称爵而称人，是对其违背礼法、道义的批评。相较之下，因为会盟之罪较轻，故《春秋》仅在记载北杏之会，即由齐桓公主持的诸侯第一次会盟时削爵称人以明其义，此后会盟仍称诸侯爵位。而征伐之罪较重，故《春秋》自齐桓公称霸后，于诸侯征伐多称人。但是，由于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有尊王攘夷之功，使诸夏之民免于披发左衽，故《春秋》于齐国征伐之事或称师，有别于人，以示其功劳。
  其六曰：
  古之侯伯，有存亡继绝，急病分灾，尊王室，安诸夏之义，修而行之，是天下之公利也。《春秋》书诸侯事，如内辞者四：城楚丘、戍虎牢、伐陈、归粟于蔡是也。楚丘不城，卫入于狄矣。虎牢不戍，郑入于楚矣。戍陈、粟蔡，皆公举也，故以公辞也。齐桓存三亡国，独楚丘公其辞，何也？同则举重，救卫为重也。②
  《左传》云：“凡侯伯，救患、分灾、讨罪，礼也。”③李光地据此指出，古之诸侯有存亡继绝、急病分灾、尊王攘夷的责任和义务，若其行为符合这一要求，则代表天下公义，无须区分内外，故《春秋》记载其事便不书诸侯国名而为内辞。如僖公二年，齐桓公率诸侯在楚邱筑城，帮助卫国抵御狄的入侵，《春秋》书“城楚邱”；襄公五年，诸侯戍守陈国，助其抵御楚国入侵，《春秋》书“戍陈”；襄公十年，诸侯戍守虎牢，抵御楚军，《春秋》书“戍郑虎牢”；定公五年，蔡国被楚国围困，国内饥乏，诸侯将粮食送到蔡国，助其度过饥荒，《春秋》书“归粟于蔡”。至于齐桓公曾三次保存亡国，而《春秋》为何仅在“城楚邱”一事上使用内辞，李光地认为这是因为同样性质的事情只需举其重者以明义，而救援卫国的意义更为重要。
  此外，关于《春秋》中其他“以名字、爵氏为褒贬”的义例与变例，李光地还总结归纳道：“《春秋》者，正名之书。秩序命讨，于名乎寓之。诸侯不生名，失地名，灭同姓名。然或失地而不名者，国灭而奔，哀之也。或灭同姓而不名者，贬爵为人，足以见志也。国灭而奔，则不名以哀之。而有不哀之者，徐子章羽也，僭王者也。国灭而受执，则名以责之。而有不责之者，虞公、夔子，人其灭同姓者于上，则存灭者之爵，甚灭之者之罪也。其奔也不名，其复也名，卫侯郑、衎也。其奔可恕，其复可罪也。大夫不名，必事可贤焉者，高子、季子也。三恪之国，则因事以存其官，宋司马、司城也。非此族也，则以姓名通。其不称姓氏者，非有大恶，则君未赐氏焉尔。”①
  （2）关于记时之例，李光地认为应先记年，后书时，然后书月，最后书日。所谓“年下书时，时下书月，月下书日”②。若一季中并无值得记载的史事，则必书春夏春秋之时及其开始的第一个月份。所谓“四时无事，则书首月”③，“四时者，纪事之纲，故经虽其时无事，必书首月者，备天道也”④。这一义例只有碰到极为特殊的情况才可能发生改变。
  如桓公四年、七年，《春秋》未书秋冬，李光地认为这并非阙文，而是孔子有意删削。因为秋冬象征刑罚，而罪恶莫大于弑君。对于鲁桓公弑君篡位的罪行，不但无人加以讨伐，周天子反而遣人来聘，谷伯绥、邓侯吾离亦远涉来朝，其行为皆有悖天道，使乱臣贼子无所畏惧。是故孔子削去当年秋冬之文，“乃恭行天讨之志，非阙文也”①1。
  昭公十年，《春秋》未书冬。李光地认为这是孔子对鲁昭公当年娶吴孟子的批评。因为冬季天气上腾，地气下降，天地判而后阴阳交，所以冬季又象征夫妇之别。而鲁昭公娶吴孟子的行为扰乱、破坏了同姓不通婚的周礼，故孔子要“削冬见志”。
  定公十四年，《春秋》亦未书冬。李光地认为这表达了孔子对自己当年不得已离开鲁国，治国安邦之志无法实现的伤感。“天之功，至冬而成。夫子曰：‘苟有用我者，三年有成。’将向于成而去，王道之不就，天道之不终也。是故不书冬者伤之。”②
  又如隐公元年，《春秋》书：“元年春王正月。三月，公及邾仪父盟于蔑。”庄公元年，《春秋》书：“元年春王正月。三月，夫人孙于齐。”照理说，既然已书“春王正月”，春季中就不应该再记载其他史事。对此，李光地解释道：
  特书首月者，其一时无事者也。若其时之他月有事，则不特书首月矣。惟隐、庄之元年，他月有事，而特书首月，则以虽不行即位之礼，而元年不可以无正也。③
  《春秋》存首月者，一时无事者也。隐、庄三月有事而存首月，为元年虽不即位，而有朝庙告正之礼。④
  换言之，隐公与庄公元年虽不行即位之礼，但有朝庙告正之礼，故不可不书正月。
  庄公二十二年，《春秋》书：“夏五月。”照理说，夏季无事，应书“夏四月”，而非“夏五月”。对此，李光地解释道：
  庄之二十二年夏无事，不书首月而书五月，何也？曰：“是庄公在丧纳币之岁也。周之夏四月，夏之春二月也，《周官》以是月会男女。《诗》曰：‘士如归妻，迨冰未泮’，言其礼之宜豫，则是月者，婚姻之月也。居丧纳币，则婚姻之礼废。比事属辞以见意，其义不亦深乎？”①
  四时无事，则书首月。今以五月首时，何也？昏礼之失，未有甚于庄公者也。娶仇人之女，当丧而图婚，亲纳币以固之，观社以尸之，丹楹刻桷以饰之，大夫宗妇觌用币以侈之，礼之失未有甚于庄公者也。《周礼》仲春会男女，周之四月，夏之二月，昏姻之时也。昏姻之礼不正，义系月，故去月。②
  李光地指出，根据《周礼》的规定，婚姻之事应在周历四月或夏历二月举行，而鲁庄公不仅娶仇人之女，而且在居丧期间的冬季亲赴齐国纳币，严重破坏了礼制。由于“昏礼”之义系于月，所以《春秋》不书“夏四月”，而书“夏五月”。
  其二曰：
  《春秋》以日月为义例，信乎？曰：“此亦史法之旧云尔。事之大且要者，则谨而日之。私家记录犹然，况国乘乎？是故郊祀宗庙则日，崩薨卒葬则日，天灾地变物异则日，以至会不日而盟则日，侵伐不日而战灭则日，此其大凡也。有应日而不日者矣，未有不应日而日者也。应日而不日者，旧史失之也，略之也，以是为特笔之褒贬则否。”③
  《春秋》书事，月而不日，时而不月者，多矣，惟所谨者，则日之。灾异日，祭祀日，盟日，战日，入国灭国日，崩薨卒葬日。故有此数事而不日者，未有他事而日者。其有此数事而不日者何？曰：“史失之也。”①
  李光地指出，《春秋》记时的另一项原则是对于祭祀宗庙、崩薨卒葬、灾异、结盟、战灭等重大史事要慎重记载具体日期。而且只有应书日而不书日的变例，没有不应书日而书日的情况。至于应书日而不书日，主要是因为旧史记载的简略与阙失，而非出于孔子的特笔褒贬。关于“会不日而盟则日，侵伐不日而战灭则日”的原因，李光地解释道：“月而不日，常事耳，则众纷纷而凿为之说。……‘会’之见书于《春秋》，于‘盟’略，故或时而不月，或月而不日，亦犹侵伐之于战灭也。”②也就是说，相较于“盟”与“战灭”，“会”与“侵伐”在春秋时更常发生，所以《春秋》在记载此类史事时往往不书日或月。
  定公三年，鲁定公派遣大夫仲孙何忌与邾国国君结盟，《春秋》书：“冬，仲孙何忌及邾子盟于拔。”结盟大事理应书日，而此次结盟《春秋》仅书时，而未书月与日，李光地认为并非由于记载阙失，或许是孔子为了批评定公派遣大夫与对方国君结盟，身份并不对等，有怠慢对方之嫌，故有意不书月与日。“凡盟必日之，拔之盟，不日而且不月，又夫子当时之事，非遗失也。无亦非鲁以大夫盟邾君，故去月日以见慢欤？厥后句绎则如常书。”③
  定公四年，鲁定公与诸侯在皋鼬结盟，《春秋》书：“五月，公及诸侯盟于皋鼬。”此次结盟亦未书日，李光地认为同样不是由于记载阙失，而是为了突显当时诸侯众志涣散，怠慢、忽视礼乐之事的状况。“皋鼬之盟不日，亦当时事，非遗失也。著众志已涣散，怠于礼而略于事矣。”①
  僖公十六年正月，有五块陨石落在宋国，又有六只水鸟倒退着飞过宋国的国都，《春秋》书：“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陨石于宋五。是月，六鹢退飞，过宋都。”显然，“陨石于宋”与“六鹢退飞”都属于所谓的“物异”，而《春秋》却前者书日，后者不书日。对此，李光地说道：“六鹢书‘是月’，不止嫌与陨石同日而已，如止嫌同日，何不更著其日乎？或者‘六鹢退飞’不止一日也。”②在他看来，“六鹢退飞”之所以书月不书日，或许不仅仅是因为与“陨石于宋”发生于同一天，而是由于其出现不止一日，所以符合《春秋》记时的另一条义例：“有灾眚经几日者，则书某月。”③
  其三曰：
  凡书时而不月以纪事者，盖旧史略焉，则未知其曷月与、日与，徒可得为此时而已。后代史书，年而不知其时，时而不知其日月者，盖多附于年时之终。若附于年时之终，则嫌其为卒时卒月之事也。今书无月有时之事于前，有月之事于后，则事之先后不出乎此时之中，而不正名其为首月也。先儒以为下有次月，则此必首月者，误矣。④
  李光地认为，《春秋》纪事凡是仅书时而不书月者，多是因为史料缺乏，因而不知其发生的具体日月，只知大致时节。在这种情况下，孔子便将其事系于该时开头，而将其他知道确切月份之事书于后。这样的处理方式可以清楚地表示此事发生的时节，不像后世史书将其附于年时之末那样容易产生误解，而并不意味着此事一定发生在其时首月。
  其四曰：
  凡《春秋》书事系日矣，其下有不月日而事者，则非复蒙此日，而蒙上之时月也。①
  李光地指出，《春秋》中记载具体日期之事，若其后紧跟着的事件并未书日，并不意味着两件事同日发生，而表示两件事同一月份或同一时节发生。故桓公十二年冬，《春秋》两书“丙戌”之日，“丙戌，公会郑伯，盟于武父。丙戌，卫侯晋卒”，李光地认为这正是因为“此两事适同日”，为了避免误会，“故特两书日以别之”。②
  其五曰：
  日食，书日书朔，朔日食也；书日不书朔，朔后食也；书朔不书日，朔前食也；不书日不书朔，阴雨食也。阴雨食，则国都不见而他处见之，非灵台所睹测，则未知其为正朔与？朔之前后与？是以阙之也。③
  李光地指出，《春秋》在记载日食这一天象时，同时书日书朔表示朔日日食，书日而不书朔表示朔后日食，书朔而不书日表示朔前日食，不书日亦不书朔表示阴雨天日食。阴雨天日食之所以不书日亦不书朔，是由于国都的灵台观测不到，无法得知当日为朔日，抑或朔之前后，故阙而不书。
  （3）关于避讳之例，李光地说道：
  国恶则讳，臣子之礼也。夫子曰：“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盖以其不变是非之实，但隐之而已，则直道行乎其间，无伤乎天下万世之公义也。昭公谓吴女为孟子，自讳之也。故《春秋》因之，曰“孟子卒”，不称“夫人”，不称“薨”，为君讳也。他日答司败以“知礼”，而又引为己过者以此。①
  陈司败问昭公知礼，曰“知礼”，为尊者讳也。及司败指出娶同姓，辄自引过，所谓“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娶同姓为非礼，固昭然不没，而臣子之分亦得。此便是《春秋》义例。②
  李光地指出，“讳国恶”是《春秋》书法的一条原则，体现了臣子之礼。孔L子曾说：“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因此，鲁国的史官亦为国君所做的不合礼法、有损国家形象的恶事、丑事加以避讳。由于避讳只是对某事进行回避，不直书其事，并未伪造、歪曲事实，所以被认为没有损害天下万世之公义。譬如，鲁昭公娶同姓吴女为妻，讳称“孟子”。哀公十二年，吴孟子去世，《春秋》书：“孟子卒。”既不称“夫人”，亦不称“薨”，正是为鲁昭公避讳的缘故。类似地，据《论语》记载，陈司败问孔子鲁昭公是否知礼，孔子回答知礼，这亦是为昭公避讳。而当陈司败指出昭公娶同姓之女的行为不合礼法时，孔子立刻承认错误，引为己过，而未否认、歪曲事实，体现了“直在其中”的原则。
  其二曰：
  国之败辱亦讳，臣子之礼也。虽然，败辱而旋复者则不讳。是故乾时之败不讳，以其旋胜也。讙、阐之取不讳，以其旋归也。③
  人取我国之土地不书，讳之也。至济西则书，后卒归也。不书则后归无因，既归则不必讳矣。战败不书，讳之也。至乾时之败则书，长勺即胜也。④
  李光地指出，《春秋》对于鲁国在诸侯战争中战败、失地等耻辱亦多加以避讳。若是战败后旋胜，或失地后收复，则不必避讳。譬如，庄公九年，鲁国军队与齐国军队在乾时发生战争，鲁国战败。第二年，鲁庄公即在长勺击败齐国军队。故《春秋》书：“八月庚申，及齐师战于乾时，我师败绩”，并未避讳。又如，宣公元年，齐国占取了鲁国济水以西的田地。宣公十年，齐国又将济西之地归还给鲁国。故《春秋》书：“六月，齐人取济西田”，并未避讳。哀公八年，齐国占取了鲁国的讙地与阐地，当年即归还鲁国。故《春秋》书：“夏，齐人取讙及阐”，亦未避讳。
  关于战争方面的避讳，李光地又提出“周讳战，不讳败”的义例。他说：
  鲁讳败，不讳战，败之辱大于战也；周讳战，不讳败，战之辱大于败也。①
  鲁讳败，不讳战；周讳战，不讳败，莫敢与王战者也。战而胜，犹耻也。战之耻甚于败，故讳战，不讳败。②．
  李光地指出，《春秋》在记录周天子参加的战争时，避讳书战，而不避讳书败。因为按照礼法的规定，诸侯是不应该与天子发生战争的。若周天子与诸侯之间发生战争，即便周天子获胜，亦是一种极大的耻辱，且战争本身的耻辱超过战败的耻辱，所以周讳战，不讳败。
  其三曰：
  公及诸侯之大夫盟，诸侯之大夫来盟，皆不书公，亦讳也，非其班也。以此类之，楚屈完来盟于师，盟于召陵，不著其所与盟者，亦为诸侯讳尔。谓嘉屈完之慕义，美桓公之用礼，盖取孟氏所谓“彼善于此”者，君子则于是乎见蛮荆大邦之抗，管子功烈之卑也。③
  高子来盟，楚屈完来盟，旧说未是。圣人妙尽人情，都是内本国而外他国，内中国而外四裔之意。大凡鲁君与诸国之大夫盟，皆不书公，惟书及某盟而已，不肯以我君与诸大夫等也。鲁有难而齐轻之，故使高子来。桓公率众诸侯以临江、汉，倾天下之力，兴问罪之师，而楚子不亲出，仅遣屈完来，皆可耻者。故不著其君使之来，若彼国无君而其臣擅来者，非吾之辱也。独成公于楚师之临，孟献子、季文子不敢出，公自出与公子婴齐盟。书公者，所以著季、孟主忧、主辱之罪。①
  李光地指出，鲁国国君与他国大夫会盟，或他国大夫来鲁国会盟，《春秋》皆不书“公”，以示避讳。这是因为二者的身份地位并不对等，如此会盟有悖于礼法。不单是鲁国国君，有时其他诸侯遇到类似情况，《春秋》亦为其避讳，以示“内本国而外他国，内中国而外四裔之意”。同时，他国国君派大夫前来与我国国君会盟，对我国来说亦是一种耻辱，故《春秋》于此往往不书“使”。因为书“使”意味着这些大臣的出访得到了天子或国君的正式命令，而不书“使”则表示他国无君而其臣擅来，因而不是我国的耻辱。譬如，闵公二年，齐桓公派大夫高傒来鲁国会盟，《春秋》书：“冬，齐高子来盟”，既不书“公”，亦未书“使”。又如，僖公四年，鲁僖公会同齐侯、宋公、陈侯、卫侯、郑伯、许男、曹伯的军队侵伐蔡国，胜利后又进攻楚国，楚成王派大夫屈完来召陵的诸侯军中会盟。《春秋》书：“楚屈完来盟于师，盟于召陵”，同样不书“公”，亦不书“使”。唯有成公二年，楚国进攻鲁国，鲁成公亲自到蜀地与楚国公子婴齐会盟，《春秋》书：“十有一月，公会楚公子婴齐于蜀。”李光地认为，这是因为楚国进攻鲁国时，鲁国大夫孟献子、季文子不敢挺身而出，致使鲁成公不得不亲自出面与公子婴齐会盟，所以《春秋》据实直书“公”，以示孟献子与季文子辱及君父之罪。
  其四曰：
  内于外诸侯不言朝，尊内也，聘无不可言者。内大夫于他邦亦不言聘，何也？曰：“鲁于大国，有比年而聘，有年而屡聘，而于天子略矣。故书‘聘’则恶显，书‘如’则词微。以聘行乎，以事行乎，悉以‘如’书之。”①
  李光地认为，《春秋》于鲁国大夫奉命访问他国之事书“如”而不书“聘”亦是为了避讳。因为鲁国极少朝见周天子，却对其他大国聘问频繁，显然有悖礼法。在这种情况下，若直书“聘”则突显了鲁国国君的罪恶，若与因他事赴外国一般书“如”，则较为隐晦，可遮掩其罪。
  最后，李光地指出，《春秋》中虽然存在各种各样的书法与义例，但并不意味着每次碰到相同的情况都必然会使用同样的书法或义例。因为孔子既要借助各种书法、义例来突显历史人物与事件的是非善恶，使读者知所鉴戒，又必须坚持秉笔直书的原则，如实地记录、保存史实，所以《春秋》往往首先以一个或若干个有代表性的例子作为典型，来表明一定的“义”，然后对于其他同类的人物或事件则按照常规或现状直书，而不使用特殊的笔法。而这亦成为《春秋》中的一条基本义例，所谓“义既明则存其实，盖一经之通例也”②。故曰：
  《春秋》义明则从实。如弑君者之绝其属也，义既明矣，则公子之，世子之。五等之讣也，从周室之班，义既明矣，于其葬也，则公之，夫非先谨而后纵也。不明其义于先，是逆僭终无惩也；不存其实于后，是逆僭之迹不著。故前为断，而后为案也。③
  隐无正者，二年以后无正月也；桓无王者，十八年之中，十四年不书王也。正者，诸侯所禀于王；王者，正诸侯者也。下不禀则无正，上不正则无王。桓弑其君，王不讨焉，而生死恩逮，是之谓不正而无王；隐终其位，王命四至，而朝聘奔会无一者，是之谓不禀而无正。然则他君异于此欤？曰：一经之始，于二君见义焉耳。《春秋》书法，见义者，义明则止，其余以常书。①在此，为了更详细地说明“义既明则存其实”这一通例，李光地列举了《春秋》中的一些具体表现与事例。譬如，对于弑君者，《春秋》先削其官爵，绝其为君之臣属，以明其义，而后又书其官爵，以存其弑君之实证。又如，对于去世的诸侯，《春秋》先书其本爵，以明其义，而后又从其僭号，以存其僭越之实证。同样，《春秋》记载隐公一朝的历史，元年之后便不书“正月”，记载桓公一朝的历史，十八年中有十四年不书“王”，这是对于隐公终身未朝聘于周天子，以及桓公弑君，而王不加讨，反而恩命累加的谴责与批判。可是这样的问题并非只发生在隐公与桓公二人身上，但除了隐公与桓公外，《春秋》并未在记载鲁国其他朝代历史的时候使用同样的书法。李光地认为，这是因为隐、桓二公是《春秋》一书里最初的两位国君，故将其作为典型，以申明《春秋》大义。义明则止，故其余部分皆照常书写。而这也再次印证了李光地反复强调的一个观点：“诸经多将首二篇包括全书之义。……《春秋》隐、桓二公，亦尽一部《春秋》道理。隐无王，桓无天。无王者，隐公终身未尝朝聘于周，直似非其臣子者然。无天者，桓公弑君，王不加讨，又从而恩命稠叠焉。惟此二义，一部《春秋》，岂复外此。”②
  类似地，隐公元年，周天子派遣宰咺到鲁国馈赠惠公与仲子的助葬物品，《春秋》书：“秋七月，天王使宰咺来归惠公、仲子之赗冒。”桓公八年，周天子派遣家父到鲁国来聘问，《春秋》书：“天王使家父来聘。”庄公元年，周天子派遣荣叔到鲁国赏赐、追命桓公，《春秋》书：“王使荣叔来锡桓公命。”文公五年，周天子派遣荣叔到鲁国馈赠助葬物品，后鲁国为庄公夫人成风举行葬礼，周天子又派遣召伯到鲁国参加葬礼，《春秋》书：“五年春王正月，王使荣叔归含，且赗。三月辛亥，葬我小君成风。王使召伯来会葬。”李光地指出，隐公元年“赗仲子”与文公五年“会成风”两事类似，桓公八年“聘桓公”与庄公元年“锡桓公命”两事亦类似，但“皆名冢宰于前，王不称天于后”，这并非两事在性质或“义”上有什么不同，而是《春秋》“事同则举重，义明则以常书之法也”。①
  综上可见，李光地虽不否认《春秋》中寓有孔子的褒贬之意，但他显然更注重从内外之别、君臣之义等礼法制度与伦理规范的角度来看待、归纳、发明和阐释《春秋》中的各种书法与义例。概括起来，其与朱熹所理解的“诛乱臣，讨贼子，内中国，外夷狄，贵王贱伯”的《春秋》大义内容大体一致，既体现了李光地的朱子学立场，亦从侧面反映出李光地与朱熹在《春秋》义例问题上的异中之同。至于发明《春秋》义例的具体方法，李光地则特别强调“属辞比事”的重要性。关于属辞比事，李光地解释道：“《春秋》之教，所谓‘比事’者，以同类之事相例也；所谓‘属辞’者，考其上下文以见意也。”②换言之，比事就是将同类事物进行比较，属辞就是通过考察上下文来理解经意。李光地指出，属辞比事“此最要紧。岂止《春秋》，凡经书皆然。同中之异，异中之同，不是相比，则道理不能见得确实。况比事属词，《春秋》之教乎？圣人文章，随处不同。褒与贬不同矣，贬之中亦自不同。有贬至十分者，有九分几厘者”③。在他看来，《春秋》中的义例错综复杂、千变万化，书法同中有异、异中有同，圣人的微言大义有时就蕴含于极其微小的文字差别中，若不通过属辞比事的方法，就不可能准确、完整地把握《春秋》书法与圣贤义理。李光地之所以如此重视《春秋》的书法、义例，一方面固然是受到清初传统经典与经学研究复兴的影响，另一方面恐怕亦是由于清初政局与社会的动荡不安，故希望通过对《春秋》书法、义例中蕴含的君臣之义与礼法制度的关注、阐发与提倡来实现其稳定、重塑清初政治、社会、伦理秩序的目的，推动国家由乱而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