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先看“诂”义。《说文》：诂，训故言也。诂者，古也。《毛诗·周南·关雎》诂训传疏：古今异言，通之使人知也。诂和训是一个理解层次的，属于理论理性。理性的这种使用是不能有私意和想象夹杂的，故客观性强。训诂学中，“训”是更基本的，进而是“诂”。《说文》：训，说教也。从言、川声。若再引入两个概念与“训”“诂”对比地看，则可以是“参”“体”。“参”如参禅之“参”，“与天地参”之“参”。而“体”则是“圣人体无”之“体”，“体之”之体。“参”“体”是属于一个理解层次的，属于实践理性。理性的这种使用是在理论理性之积极效用发挥至其极后尝试解决理性与生俱来、而理论理性并不能解决的问题的。实践理性之所得是主体在实践中证现的，按康德，实践理性是优于理论理性的。因此，训、诂、参、体，这四个概念恰恰是一组上升的概念。训而希诂，诂而希参，参而希体。既体，则在这体之之境里，原来所谓上升的趋势没有了，一切又恢复其平平之态，即不能说诂而优先于训，参而优先于诂，体而优先于参。实则是，训始，则有体之心在；体至，则亦需训之功备。
  在钱澄之60岁完成《庄屈合诂》之前，约康熙十年（1671），钱澄之作《与俍亭大师论庄子书》。反驳俍亭大师所持庄子为“释家别传”之论，阐扬道盛的“托孤说”。这是钱澄之了解庄子的第一个阶段。此书中，钱澄之的庄子观则主要受道盛的“托孤说”影响，而在后来的《庄屈合诂》中，钱澄之则主动运用了从自己思想体系中引发出的思想来解释《庄子》，不再借用道盛之庄子为儒家的真孤说而证成自己坚守的儒家思想。钱澄之自认为完成了从自己思想体系理解和解释《庄子》的工作。
  说到把《庄子内七诂》与《楚辞屈诂》合编的缘由，钱澄之的解释如下：“合诂之，使学者知庄、屈无二道，则益知吾之《易学》《诗学》无二义也。”钱澄之又说：“庄以继《易》，屈以继《诗》。”首先，钱澄之作《庄子内七诂》是从其思想体系出发的，或者说《庄子内七诂》是其思想的一个应用处。在宋代理学的传统中，庄子学本身并不是理学之所以为理学的积极性内核，《庄子》一书也不能成为理学的经典。而到了钱澄之这里，受道盛庄子为儒家真孤说的影响，以及方以智对道盛观点的接受和进一步发挥道盛观点的影响，虽然《庄子》仍不能成为儒家之经典，但可从儒家义理来解释庄子之内在心境，进而解释其文字，从而达到对庄学的融摄。其次，所谓庄、屈无二道，即庄子和屈子都实是一儒者所具有之心态，入世所以为此，出世亦所以为此。庄、屈一处其潜，一处其亢，无论出入、潜亢，皆无不儒之二道也。“是故天下非至性之人，不可以悟道；非见道之人，亦不可以死节。吾谓《易》因乎时，《诗》本乎性情。凡庄子、屈子所为，一处其潜，一处其亢，皆时为之也。”“吾尝谓庄子深于《易》，《易》有潜有亢，惟其时也。当潜不宜有亢之事，犹当亢不宜存潜之心。而世以潜时明哲保身之道，用之于亢时，为全躯保妻子之谋，皆庄子之罪人也。”从他的思想体系看，《易》的“时”这一概念，可以是对庄子之潜、屈子之亢的抽象；从庄子处于潜时、屈子处于亢时而其政治活动及因此而生的不同心境，皆是从“时”这一概念演绎出来的。所以，钱澄之《庄屈合诂》的特色确是“以儒解庄”。
  下面即以《庄子内七诂》的内容具体来表明钱澄之的“以儒解庄”。
  此篇虽尧许并推，其志在许而不在尧。彼其才亦只足以为许，而不能为尧也。盖庄子能无而不能有，许由亦犹是也。……庄之逍遥，在“无所可用”而已。吾观《庄子》诸篇，于用世之道甚精。……当战国之时，既好放言，又思免祸，使人知其言有可用，而祸不免矣，故庄子以大言藏身者也。
  （《逍遥游》总诂）
  钱澄之认为庄子之志与庄子之才都与许由为匹，因为“庄子能无而不能有，许由亦犹是也”。而且他认为庄子的逍遥在于“无所可用”。钱澄之认为庄子之世宜潜不易亢，虽然庄子特别精通于用世之道，却“以大言藏身”。故，钱氏仍是首尊尧而次许，以庄子之志与才配之许由，表明他所认为的庄子实际之才，而他自己仍遵循儒家。
  但这样一种处理方法，即：理解庄子和处理庄子与儒家关系的方法，是否能被体《庄》者接受呢，即：是否能被完全体会了《庄子》精义的人所接受呢？体《庄》之精义而有得之人或能看到钱澄之理解庄子的不足之处，因而也不会在最终意义上同意这种诂解庄子的方法和实际效果。说庄子“此篇虽尧许并推，其志在许不在尧。彼其才亦只足以为许，而不能为尧也。盖庄子能无而不能有，许由亦犹是也”，这不仅是体《庄》者不能同意的，而且炮《庄》的方以智对庄子的评价也与这种观点不同。体《庄》者或谓：庄子所体会的道体实超出儒家所设定的价值系统；方以智说：“斯时也，藐姑艮许由之背，而行唐帝之庭，不避尘埃，莫之能滓，而腹果然者知之耶？”神人，体独者，体道者也。许由，隐者也。帝尧，入世而治者也。庄子所推崇之藐姑山之神人实为许由之艮背，而其出入唐帝之庭亦无人知。从著作、典故上讲，这句话是合《易》与《庄子》的义理来表达方以智对道体或逍遥的理解。《艮卦》卦辞曰：“艮其背，不获其身，行其庭，不见其人。”《庄子·逍遥游》有：“野马也，尘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又有：“适莽苍者，三餐而反，腹犹果然，适百里者，宿舂粮；适千里者，三月聚粮。之二虫又何知！”滓，污浊，犹司马迁“皦然泥而不滓者”。按方以智的理解，神人、许由、唐帝尧三人，是可以“捏合”在一起的，三人非三非一。体道者，虽见独体，然而有可能不能如隐者不染尘埃而失其身，所以有“明哲保身”之训，又有可能不能知世、治世而不能运转其道者也；隐者，虽高洁而不染尘埃，又有可能不能见道体而性孤狭、无所用而徒悲叹；入世之贤，虽有治世之功，又有可能不能知为什么要治世而憧憧往来、困迷于名利而不得出。所以，至少方以智所理解的庄子实际并不是以许由为最终归宿的。
  成心，即大《易》所谓成性也。本来现成，不假拟议，一涉拟议，便非本心，即为未成乎心。古德云“但莫瞒心，心自神圣”。《大学》云“勿自欺也”，此即随而师之之说也。此心为天地万物公共之心，时时现前，须于十二情日夜相待时，自会任取。
  （《齐物论》“夫随其成心而师之”之“成心”诂）
  以大《易》之“成性”来解释“成心”，则集中了体现了钱澄之“以儒解庄”的特色。“成心”在庄学传统中则多被理解为负面、需要去除的一种心思、态度。然而钱澄之却以“成性”来解释“成心”，心则不再是一个负面的、否定的东西，转而成为了一个正面的、肯定的东西。“但莫瞒心，心自神圣”之心即这样一个正面而肯定的心，此心为天地万物公共之心。钱澄之又引《大学》而明成性，继之以成心之“勿自欺”之功夫。由此，钱澄之“以儒解庄”的主旨和特色尽显无疑。
  是非之生，皆由于自是。只见所是，不见所非；又只见己是，不见人是，故以“彼”“是”二字，括尽是非。圣人妙于因是，而因非即在因是中矣。因其所是而是之，其非者不置喙而非自见，斯即因非也。夫人未有全是全非者也，有是必有非，犹有生必有死。但语生，即死可知，不必语以死也；但称可，即不可者以见，不必谓其不可也。不生是非，亦不混淆是非，此是非所以各得而息也。
  （《齐物论》之“彼是”“是非”诂）
  道家遣是非，儒家辨是非。是非之混淆，是儒家绝对要反对的，但“遣是非”与“辨是非”并不是排斥的关系。将辨是非的态度执行到底而用世，则行志笃定者能做到，此为钱澄之所要守护和践行的。然则，这样的践行实很难周行于世。是不是要放弃这种坚守呢？钱澄之认为不可。既不能放弃，又不能很好地践行，则只有在方法上进行改变，所以需要“遣是非”，所以这仍是钱澄之从儒家的立场上来解释庄子之遣是非。“不生是非，亦不是混淆是非，此是非所以各得而息也”。
  从以上具体例子中可以看出来，钱澄之以儒解庄的特色十分明显，也是一以贯之的。那么，这样一种理解和处理庄子的方式究竟怎样评价呢？以下将尝试以方以智的庄子观为对照，来理解《庄子内七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