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如果要追究朱熹与戴震之间究竟有何不同，首先是两人所面对的各自时代的不同：朱子肩负着复兴儒学的使命，尽管有“道问学”的倾向，但迫于释道的压力，不得不执着于“尊德性”。而东原所处的是乾嘉汉学兴盛之时，“道问学”既是时代思潮，也是其个人的禀赋所向。戴震修正朱子学应是学术内在发展的自然规律，目的在于剔除认识论和理欲观中的禁欲主义和静敬工夫，认为：“宋以前孔孟自孔孟，老释自老释，谈老释者高妙其言，不依附孔孟。宋以来孔孟之书尽失其解，儒者杂袭老释之言以解之。于是有读儒书而流入老释者；有好老释而溺其中，既而触于儒书，乐其道之得助，因凭借儒书以谈老释者。对同己则共证心宗，对异己则寄托其说于六经孔孟。”为了拂去程朱身上的异端附着而还其本来面目，戴氏秉持“实事求是”“空所依傍”的独立精神，向释道之学的“无欲、无为”、理学末流的“空言心性”、阳明心学的“致良知”发起挑战，以朱子“进学在致知”为路径，“重问学，贵扩充”，“以词通道”，“修辞立诚”，确乎“颇近于朱子格物穷理的精神”。故杨向奎先生称东原不仅是汉学大师，同时也是宋学大师，良有以也。
  任何一种学派思想的发展，后期必定产生流弊，这是自然规律。我们不能以理学末流之弊而归罪于作始，更不能因程朱创始理学而损害其学术之全部，以一眚掩大德不是客观正确的态度。那种以戴震批判朱子为“讥骂洛闽”，忘本负恩，乃是简单片面的“不得旨要”。对此，洪榜与朱筠已有争辩，凌廷堪亦称：“今案其（东原）遗编，学之大者犹可考见，特惧读之者不得旨要之所在，以矜奇炫博遇之，不然或与妄庸巨子讥骂洛、闽者等视而齐观，则先生之学由此而晦矣。”浙东黄式三云：“后儒之疑戴骂戴者，为其说之驳程朱耳。而以程朱之所自言与尊信程朱者之所言参互引证，学者可平心读之，去戴氏之矫枉过正而取其所长，在善学者之实事求是也。”学术思想的产生和发展是异常复杂的，具有时代性、丰富性和继承性，即使每个学者的思想也都不能划归于简单的非此即彼。东原批判理学，既是时代学风之必然，也是学术争鸣之必须，更有其个人遭际的凄凉背景。胡适指出：“我国自十七世纪初期，其后凡三百年的学术研究，实在并不是反对朱熹和宋学；相反的，近三百年来的学者实是承继了朱子治学的精神。”作为以恢复孔孟本真为责任的儒者，戴震传承着理学家的道德修身、正心制行之学，努力饬躬笃行，博学力行，与惠栋、江永和钱大昕等清儒一样，他们“批判”宋明理学，但绝不“背叛”程朱，一贯奉行着“六经尊服郑，百行法程朱”的人生准则，即如姚鼐所言：“婺源自宋笃生朱子，传至元、明，儒者继起，虽于朱子之学益远矣，然内行则崇根本而不为浮诞，讲论经义，精核贯通，犹有能守大儒之遗教，而出乎流俗者焉。近世若江慎修永，其尤也。”
  事实上，戴震与江永一样，对朱熹始终以乡贤的礼敬而对待之，以学术的传承而弘扬之。三百年来，人们对戴震批判朱熹的理论反省，如果能够明了卓越的学术思想必根植于其同源的历史传统，就能望表而知里，领悟出东原对朱子一贯的恭敬崇慕之情。翻阅戴震著述，未曾见其直呼朱熹之名，而以“朱子”或“子朱子”相称。如（1）宋之有朱子，近数百年以来学者宗之；朱子者，集宋儒之大成者也；（2）先儒为《诗》者，莫明于汉毛、郑，宋子朱子；（3）汉之郑康成、宋之子朱子，其学殊绝，其人亘古不能有二之人也，有言者称宋儒兴而汉注亡，东原曰：余甚不谓然。闻朱子晚年治《礼》，崇郑氏学何如哉？等等。同时，戴震对朱子学地位的重视，及其遭受玷污和不公时也是极力维护的。如《四书章句集注》被人视为科举功令，但戴氏以之为通往圣贤之道的必经之路，云：“四子书，六经之阶梯；《小学》《近思录》，四子书之阶梯。”又云：“孔子之后异说纷起，能发明孔子之道者孟子也；卓然知宗信孟子而折彼为非者韩子也；尝求之老、释，能卓然觉悟其非者，程子、张子、朱子也。”又云：“陆王，主老释者也；程朱，辟老释者也。今足下主老释、陆王而合孔孟、程朱与之为一，无论孔孟不可诬，程朱亦不可诬。”戴氏早年由熟读朱子《集注》《或问》进入科举，晚年著述则更为通明达观，厚意称许程朱，对汉宋优劣，唯论其实，不偏一家。他以郑玄和朱熹各为其时代之大儒，不因朱子的理欲观而废其学，不以“尊德性”而掩其“道问学”，云：“凡宗仰昔贤，用寄爱慕，闻名起敬可也。援以证实，用资考核，必有起而辩之者。”其景仰先贤之情溢于言表，而求是不苟之意也直言不讳。梁启超赞之曰：戴氏学术之出发点，实可以代表清学派时代精神之全部。盖无论何人之言，决不肯漫然置信，必求其所以然之故。苟终无足以起其信者，虽圣哲父师之言不信也。此种研究精神，实近世科学所赖以成立。戴震正是秉承了朱子学的理念，既非全盘否定先贤，也具自我独立精神，故其“论性论道论情论欲也都是用格物穷理的方法，根据古训作护符，根据经验作底子，所以能摧破五六百年推崇的旧说，而建立他的新理学”。
  大凡杰出的思想家都有“反传统”的秉性，这与万事万物的遗传变异类似，也与“穷则变，变则通”的新陈代谢有关。如墨子学儒术，既而非儒；王肃习郑学，既而攻郑；程朱之学也曾入禅，而辟佛尤深。故“人之于学，既登堂而入室，复操戈以相伐。入而能出，此其所以大也。古今能自成一学派者，可屈指数，要其成功之由，莫不如此”。而“能自成一派”的戴震之所以能够成为兼涉多域而又异军突起的卓越学者和思想家，定与他“登堂入室”而又“入而能出”的杰出才能密不可分。一般人只关注戴氏对朱子学的“出”，而不见其对朱子学的“入”，忽视他对朱子学的传承与开拓之功。胡适指出：“他们只知道戴震攻击宋儒的理学，有破坏之功，而不知道戴震的大功在于提倡一种新的理学来代替那矛盾的、不彻底的旧理学。”此言也正契合了梁启超概论清代学术具有“生、住、异、灭”的演变流程，证明程朱理学“当全盛之后，社会中希附末光者日众，陈陈相因，固已可厌。其时此派中精要之义，则先辈已俊发无余，承其流者，不过捃摭末节以弄诡辩，且支派分裂，排轧随之，益自暴露其缺点。环境既已变易，社会需要别转一方向”，故有“清学之出发点，在对于宋明理学一大反动”之事。戴震对宋明理学的批判着力在“希附末光者”的“诡辩”，而以“先辈”之“精要之义”去“建立他的新理学”。作为“后戴震时代”的学者，自当以“订讹规过”“不必为贤者讳”的心态来对待学术发展的大势，“当乐有诤友，不乐有佞臣”，去其一非，成其百是，学术才能稳步前进。
  关于戴震与朱熹之间的学术争议，涉及的不仅是其个人之间的学术评价或情感剖析，更多会牵涉两个重要时代的学术思潮问题，且此类问题仍有很大的空间有待开掘，这也是当代学者的应负之责。朱熹与戴震皆为各自时代的学术最高峰，朱子以创新精神将儒家思想哲理化、精致化，适应了时代之需，完成了儒学的全新发展，开创了宋明理学的新时代；五百年后，戴震又在自己的时代里解构了宋明理学的矛盾，将考据与义理统一起来，证之以实，运之以虚，建构起清代“新理学”的知识系统，为中国学术思想的发展开辟了新的方向。作为汉学家的戴东原，虽然对宋明理学的认识论和理欲观有所批判，也曾明确指出汉学宋学“得失中判”，汉儒未必全是，宋儒未必全非，正乃汉宋兼采、实事求是之学也。换言之，东原学术既有汉儒之博而畅其旨，又有宋儒之潜而洽其趣，故能对程朱本身及其全部学问始终充满敬意，并加传承和弘扬。至于有人认为戴震抨击程朱理学，是不敬乡贤，数典忘祖，章学诚对此已判“是固不知戴学者矣”。本文权借东原自己的话为他“未能免怨尤”的预见作点解释，从中也可明了其“为学不做媚时语”的学术品格和人生旨趣。戴氏曰：“立身守二字曰不苟，待人守二字曰无憾。事事不苟，犹未能寡耻辱；念念求无憾，犹未能免怨尤，此数十年得于行事者。其得于学，不以人蔽己，不以己自蔽，不为一时之名，亦不期后世之名。”诚哉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