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一）融通经传、宗派、异学、中朝、古今诸说之法
  如上所述，崔象龙之经学工夫要领，即是本于朱子，承自其师门的“敬”学。至于崔象龙在诠解《论语》时，其学问立场在融通退溪门下诸派的同时，又能兼容栗谷学派一脉，有机融通：（1）《论语集注》与《朱子语类》《论语或问》《论语精义》；（2）《论语集注》与《论语大全》；（3）朱子说与程子说；（4）朱子说与师说；（5）师说与退溪学者诸说；（6）退溪学派诸说与畿湖学派诸说；（7）师说与己说以及诸说与己说等彼此之间之异同，试图得出一个“经文正义”③而不在求必然得崇朱子、遵退溪、守师说，同时崔象龙解经也不以“立己意”为目的。关于此点吾人由崔象龙即使在面对《论语》经文时，仍留意何者为“夫子之意”，何者为记《论语》者以“己意”记录之，例如其言《微子》篇十八章即是记者“参以夫子之意，而以己意记之”④。亦可得到佐证。
  其实，此种直就《论语》“经文”以求孔门“正义”的认识，崔象龙之师郑宗鲁在回答时人问及：朱子于《四书章句集注》中，在解释《论语·学而·子贡曰贫而无谄》以及《大学·止于至善》时，虽然皆引用了《诗经·卫风·淇澳》一诗，但却“所引者同而所释者异”①。针对此一质疑，郑宗鲁的回答是：凡朱子《集注》之法，一从本文命意而释之。②
  换言之，正因朱子解经之法，亦是“直就经文”以求圣人学思之正确义旨，故吾人不也可以说：郑宗鲁、崔象龙师弟所主张的直就经文以求经文正义，而不以己意解经的经书诠解法，堪称是受朱子启发之读经、解经要领，而此一为学立场也确实落实为《论语辨疑》的诠解方法。亦即，无论是师门之说抑或异己之说；退溪之说抑或朱子之说；中土儒者之说抑或朝鲜诸儒之说，乃至一己之说，终究得面对经文，“一从本文命意”，方是解经正法。笔者以为此种认识不仅确保了崔象龙解经的客观性，或许亦可视为是岭南退溪学者“回归经书原典”意识的抬头。
  （二）融通论辨诸家经解态度与意义
  而崔象龙于《论语辨疑》中透过辩证先师、自家学派前辈，或是对立学派之畿湖儒者，乃至《论语集注大全》所录中国宋、元、明诸儒之经说，又或者对举各家诸说相互论辩之解经法，吾人可以看出《论语辨疑》对中国、朝鲜诸家经解的评价态度有以下三个层面。
  第一，对朱子《论语》注解之直接评价。
  盖自世宗八年（1426）四书五经大全输入朝鲜，1428年分别颁予各道刊行为活字本后，大全本四书五经遂成为此后五百年朝鲜社会的经书教本。然而其之所以透过明人之大全而来阅读理解四书，其实无非是想借之理解朱注，而由崔象龙《论语辨疑》看来，此一目的即使到19世纪前叶依然未曾改变。亦即，朱注堪称才是崔象龙《论语辨疑》最主要必须面对的对象。
  而崔象龙《论语辨疑》中对于朱子《论语》经解之评价，主张朱子解《论语》较之程子更近圣人正义。③其又以为：《论语集注》之经说，基本上优于朱子于《论语或问》《论语精义》或是《朱子语类》等其他朱子著作中的解《论语》之说。至于有关《论语》经义之诠解，虽仍尊崇朱注却已能指正朱注之弊与非。
  第二，借《论语集注大全》以评议诸儒。
  《大全》所收诸儒注解是非正误多有待辩证。关注《四书章句集注》以外之“朱子说”，乃崔象龙之师叔辈，亦即柳长源（1724—1796）《四书纂注增补》与裴相说（1759—1789）《四书纂要》以来的做法①，其意义无非代表着彼等已然认识到：《大全》所收诸儒注解是非正误多有待辩证。亦即，（1）仅借由《大全》而来理解朱子思想或是经书之“微言大义”，根本是不足的，且彼等亦试图挣脱大全僵固的解经视角。（2）与其透过明人筛选过滤后的诸家经说与朱子之说来理解《四书章句集注》，彼等毋宁选择自己直接面对朱子全体经注与著述。（3）一旦直接就朱注以论四书经文正义后，彼等无非就已与明儒平起平坐，故可以鲜儒自身长期积累的“朱子学”知识素养与修养体得，乃至得力于清儒新解以纠正《四书大全》，也就是辩正明儒乃至宋、元其他诸儒之误谬。
  所以柳长源于《四书纂注增补》中特别考察《四书大全》小注谬误，而有《论语小注考疑》一篇。又因为关注到朱子其他著作中之经说，并借此可与《四书大全》中诸家之经解商榷，故而可以想见其有必要同时参考宋、元、明、清诸儒之说法，并能进一步将之与鲜儒之经说切磋，故全书有以“溪训”方式著录十二条退溪的解说，用以互参。因此柳长源《四书纂注增补》除了补入了《四书大全》未收录进的“后儒”诸说，日后更借由参酌清初汪份《增订四书大全》而得以纠正《四书大全》中宋、元、明诸儒之谬误，再将有疑《四书大全》者就教于其师大山李象靖，作成《增补》。
  换言之，柳长源基本上仍是通过退溪与大山之经说以理解《四书集注》大旨，其解经的参考值尚未扩及其学问之对立面的畿湖学派，但却已将解经时的参考值从明儒扩大到元、明、清儒之说，又其目的还是在求得正确理解朱注。而裴相说于《四书纂要》中，不仅广参宋、元、明诸儒之说，同时亦广参鲜儒之说，进而打破学派界线亦参考了畿湖派学者之经解，共引鲜儒著作十八种。而据《四书纂要》中所载《引用先儒姓氏书目》看来，在四十三种的书目中，鲜儒著作即有十八种，近于半数。此事就岭南退溪学派之《论语》注释发展史而言，不可不谓一大跃进。（4）而当彼等可直接就朱注与中、朝诸家解说互参互辨以求四书经义时，朱注的绝对唯一权威性也将就此产生动摇。
  第三，对退溪学派《论语》诠解的验证与统合。
  诚如上述，当岭南学派诸儒可以直接就朱注与中、朝诸家解说，互参互辨以求四书经义时，不仅朱注的绝对唯一权威性从此动摇，就是对自家学派朝鲜先儒的经解，亦能在有疑处明辨之。故当岭南退溪学的《论语》诠解发展到崔象龙《论语辨疑》时，虽大致遵从先师、太先生之说，却仍不免有未定有疑处。①而关于《论语辨疑》中援引退溪之说法者，主要性质有三：（1）确定《论语》经文之国音读法，崔象龙主要几乎皆参考退溪之读法，其中仅有一处是参考栗谷之读法②；（2）厘清退溪与《论语大全》说法之异同③；（3）直指退溪解释不精者④。
  关于崔象龙《论语辨疑》中试图检证并统合退溪学派诸说此点，其中义理多从其先师郑宗鲁，以及其太先生大山李象靖。但吾人必须注意的是：崔象龙亦援引了西崖柳成龙（1542—1607）门人，亦即愚伏郑经世之经说。⑤其中，吾人不得轻看的是：《论语辨疑》全书对愚伏经说的援引，仅见《为政·子曰诗三百》一处，之所以如此，或许与愚伏于《论语杂著》中针对《论语》疑难句节的梳理，原本也就只有七条而已有关。而崔象龙则援引了其中愚伏就《论语大全》小注中，黄勉斋在朱子针对该章说明《诗》语言的特性乃是：“其言微婉，且或各因一事而发，求其直指全体，则未有若此之明且尽者”⑥的基础上，进一步细分说明道：“直指则非微婉，全体则非一事。直指故明，全体故尽，此一言所以辞约而义该也。”①亦即，愚伏忧虑读者看了黄勉斋的说明，恐将误解成“直指”与“全体”系为二事，因而指出：
  “直指全体”本谓直指其全体也。勉斋特分解说以明其义，非欲使人读为“直指”与“全体”也。②
  亦即，愚伏认为黄勉斋的此种说法，虽是双举分言“直指”与“全体”，但绝非要读者二分“直指全体”以为“直指”与“全体”，关于此点实不可不细究。换言之，愚伏目的在提醒《论语集注大全》的读者，切莫因为“小注”中他儒之说而曲解了《论语集注》中朱子经解之原意。而崔象龙于《论语辨疑》中则原原本本地引用了愚伏此说，笔者以为崔象龙之用心应同于愚伏。事实上，愚伏《论语杂著》虽仅有七条解说，但其诠解《论语》的方法，主要乃引用退溪与栗谷的观点，再旁及《论语集注大全》中小注他儒的说法，以陈述一己之得，或论辩异说内容。此一解《论语》立场，其实与崔象龙自身于《论语辨疑》书前说明其“辨疑”之法乃是：“但以所闻于前辈与师友者，与粗得于管窥者，敢为之辨解云”③，堪称如出一辙。笔者以为由此或许就可以解释，何以崔象龙会在其先师郑宗鲁以及太先生李象靖，亦即鹤峰金诚一一脉的退溪后学之外，还会旁涉援引了愚伏之师西崖柳成龙这一脉的退溪后学经解的理由所在。
  在此吾人同时必须注意的是：柳成龙曾孙之后代的权矩，亦学于鹤峰一派的李玄逸门下，其《大学就正录并图》等经注，在开陈柳成龙与退溪之学说的同时，亦敢与退溪异而能提出其自身之经说。④换言之，解经时敢有疑于师说，进而提出己见，堪称是柳成龙一脉退溪后学的特色。而安东权氏之学远承柳成龙，日后复受近畿南人许穆影响，但因为又学于鹤峰一脉李玄逸以降之李氏门下，可以想见其学风亦必为李玄逸以降之鹤峰一派岭南退溪学者，带来一定程度之冲击与影响。事实上，前述李象靖与许穆争论六经与四书孰重孰轻一事，也是一代表例证。另外，笔者以为此种影响在大山李象靖的另一具体表征，便是其试图融通退溪与栗谷之性理说，而经郑宗鲁则是敢有异于朱说①，而至崔象龙时更有飞跃性的进展。《论语辨疑》中崔象龙不仅敢有疑师说②、修正太先生之说③，进而终能批程子④，且直指朱注之“可疑”⑤“太浅”⑥，乃至断定朱注为“错解”⑦。至于崔象龙《论语辨》疑中，其于畿湖派儒者之经说中，主要参照沙溪与南塘经说，且肯定多而否定少。
  （三）明先儒所未言：引权威认定“己意”为“正义”
  据本文研究考察，《论语辨疑》之解经立场，堪称力图客观检证中、朝先儒诸说，以还孔门学说真义。换言之，崔象龙诠解《论语》的目的，既不在“意见”的提出，亦不在“创见”发明，而是志在求孔门学说之“正义”！然融通中、朝先儒与师门成说或是门外他说，进而论辩孰是孰非之外，崔象龙仍不免发明先儒所未言，有其独到见解之“己意”。也因为崔象龙解经在求“正义”，故能不固守一家一派之说，同时也不再一味服膺程朱经说，崔象龙于《论语辨疑》中融通论辩先儒经说之做法有：或折冲其师郑宗鲁与太老师大山李象靖之间说经有异处；或明辨师门定说与朱子权威经解孰是孰非；或以先师说法辩驳朱子早年之说；或引朱注反驳程子之说；或引朱子《论语集注》批驳《论语集注大全》中后儒之误；更以《论语集注》否定《朱子语类》中朱子早年有关《论语》之解说。诸如此类，莫不是崔象龙为求力解《论语》“正义”，故而不执持一固定解经立场，尽可能全视域地融通统合各家经解之证明。而当崔象龙由论辩《论语集注大全》解经之是非，继而朝向就朱子所解《论语》经义不甚妥帖之处，难免生疑之时，其在朱说“未安”之处，终究必须直面孔圣，提出其诠解《论语》之“己意”。
  然崔象龙又该如何确认其自身在读《论语》过程中所产生的有疑处，或是他人不疑有他，而其自身却仍觉有疑之处，亦即诚如上述，在采取开放性尽可能客观全面参酌中、朝先儒前说的解经立场，借由几经融通取舍“辨疑”后，其“所闻于前辈与师友者，与粗得于管窥者”①，是否确实都是其“读《论语》有疑，然后有进”②的孔学正义呢？关于这个问题，若就《论语辨疑》来看，笔者以为崔象龙采用的方法堪称是“引用权威”以证成其“管窥者”并非“己意”，而是《论语》经文之“正义”。而崔象龙主要是援引其师郑宗鲁与朱子的说法来肯定其自身之见解。
  例如，《论语集注》在注解《学而·子曰道千乘之国》时，朱子的解释是：“言治国之要，在此五者”③，亦即敬事、信、节用、爱人、使民以时等五件事。然而，崔象龙的认识是《学而》应该是在谈论与“学”相关之事项，但却在第五章出现了所谓“道千乘之国”此种谈论“治国”的话语。而如后文所述，因为崔象龙认为《论语》二十篇之安排各有其道理深意蕴藏其中，故既然《论语》首篇是在言“学”乃学者之先务，则此处转言“治国政事”的理由究竟为何呢？针对这个疑问，崔象龙如下说道：
  按，此篇言学者事，而言此治国之事者，如《大学》言平治。而下篇又以《为政》继于《学而》，则政治之道，岂非学者之所当知乎。④
  在此，崔象龙显然先将注经的视角，自《论语》之中调移开来，而用《大学》的例子来说明：即使学者以格物、致知为其为学修养进路的起点，然其最终目的乃在言“治国平天下”。继而，崔象龙再将注经的焦点再度拉回到该章，以为接着《学而》之后的即是《为政》，可见就《论语》的“篇次”来看，为政的道理确实是学者应当理解知道之事物。然而问题在于朱子又举出杨时所谓：“然此特论其所存而已，未及为政也。”①也就是说，杨时以为《学而》本章讲的是为政者的“存心”问题，并未论及实际的执政之“法”。对于杨时的此一说法，崔象龙的说明是：
  问政亦有专偏言。专言而如“为政以德”，则此五者便是政也。偏言而如“道之以政”，故以此谓未及为政。②
  崔象龙清楚地分析了“为政”虽有执政者个人道德层面与施政实务治术层面，并且以“道德”为“专”，以“治术”为“偏”，然而无论所言是专、是偏，无非都是“为政”之言。崔象龙的此番论辩非常精彩，既解明了朱子何以说此章是在谈治国为政之道的理由所在，同时不仅批驳了杨时解经的片面性，但又进一步回应了杨时其下所说的：“苟无是心，则虽有政，不行焉。”③亦即无主敬、无信用、不节用、不爱人、酷使人民的为政者，即使有如何高明的治术，恐怕终究还是难以施行开来的。而关于崔象龙自身的此番精彩“论辩”究竟有无正确诠解《论语》该章经义，《论语辨疑》该章最后则援引其师郑宗鲁如下之评论曰：见得是！④
  崔象龙在此借由郑宗鲁这一“师门权威”之口，论断了其自身几番论辩后所得出之《论语》经解，是为孔门“正义”。
  另外，崔象龙对于朱子理应说出但却未说出的，亦即朱子解释程子说法未尽详细之处，导致时人有所疑虑的部分，崔象龙则进一步详细说明阐述其间意涵后，为证明其自身所思所想之推论合于朱子当时所未曾言者，乃以朱子之前于《论语或问》中虽然未能释疑，日后于《论语集注》中却仍采用程子之说，其理由不外就在崔象龙自身为程子说法所做出的解释。虽然朱子本人并未明说此番理由，但崔象龙以为从朱子仍保留程子说法于《论语集注》中，便可证明崔象龙的以其“一己之意”，揣摩推测出的程子用意与朱子用心，皆是：“如愚所言故也。”①此乃崔象龙以朱子这一四书注解发展史中之“权威解经者”，为其自身所揣摩出的经解背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