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由于该信所引起的争议很大，为了论证的便利，首先展现其文本内容便是非常必要的事情。
  1．蔡书之内容
  人之有生，性与气合而已。然即其已合而析言之，则性主于理而无形，气主于形而有质。以其主理而无形，故公而无不善；以其主气而有质，故私而或不善。以其公而善也，故其发皆天理之所行；以其私而或不善也，故其发皆人欲之所作。此舜之戒禹所以有人心、道心之别，盖自其根本而已然，非为气之所为有过不及而后流于人欲也。然但谓之人心，则固未以为悉皆邪恶；但谓之危，则固未以为便致凶咎。但既不主于理而主于形，则其流为邪恶以致凶咎，亦不难矣。此其所以为危，非若道心之必善而无恶、有安而无顷、有准的而可凭据也。故必其致精一于此两者之间，使公而无不善者常为一身万事之主，而私而或不善者不得与焉，则凡所云为不待择于过不及之间而自然无不中矣。（原小注：凡物剖判之初，且当论其善不善；二者既分之后，方可论其中不中。“惟精惟一”，所以审其善不善也。“允执厥中”，则无过不及而自得其中矣，非精一以求中矣。）此舜戒禹之本意，而序文述之，固未尝直以形气之发尽为不善，而不容其有清明纯粹之时，如来喻之所疑也。但此所谓清明纯粹者，既属乎形气之偶然，则亦但不隔乎理而助其发挥耳，不可便认以为道心，而欲据之以为精一之地也。如孟子虽言夜气，而其所欲存者乃在乎仁义之心，非直以此为夜气为主也。虽言养气，而其所用力乃在乎集义，非直就此其中择其无过不及者而养之也。来喻主张“气”字太过，故于此有不察。其他如分别中气过不及处，亦觉有差。但既无与乎道心之微，故有所不暇辨耳。①关于该信的写作年代，颇有争议。②本文认定其写作时间在己酉（1189）三月十八日与秋九月之间。该信内容丰富，首次出现了后世东亚儒学中的常用表述“主理”以及“主气”两词，也指出了道心之必善而无恶的性质。③与此同时，朱熹试图从本源上对人心道心做根本区分，他认为道心主理人心主气，故而前者（道心）必善。但是，朱熹对人心的说法出现了相互冲突之处，故而就出现了他后来所承认的“语却未莹，不足据以为说”。至于该书所存在的问题，后文会予以详细检讨。
  2．南塘对《答蔡季通》第2书的看法
  在《朱子言论同异考》中，南塘提到了自己读到该信时的心路历程：
  《答蔡季通》论人心道心书，骤看似以人心为气发道心为理发，故后来为理气互发之论者，尤以此书为左契。然细考之，则实不然。其论人心曰主于形而有质，曰私而或不善。盖皆指耳目口体而言也。何者谓之形？而耳目口体之形可谓之形，而心上发出之气不可谓之形也。谓之私则耳目口体之形可谓之私，而心上发出之气不可谓之私也。盖以仁义礼智之理，与耳目口体之形对言，而曰此公而无不善，故其发皆天理。彼私而或不善，故其发皆人欲云云。此所谓析言之也，非以心中所具之理气析言之，而谓人心从气而发而道心从理而发也。下文所谓清明纯粹，不隔乎理者，亦指耳目口体之形气而言也。耳目口体之气，或有时而清明纯粹，则视自然明，听自然聪，四体自然收束不惰，此所谓不隔乎理而助其发挥者也。饮食男女本乎天理，则人心之发亦莫非性命之所行。而但为发于吾身之私者，故易隔乎理而不得其正耳。幸而耳目口体之气，亦有清明纯粹之时，则虽其发于私者，亦自能得其正而天理不为所隔矣。先生之指，只如此而已。若是指心之发处，则清明纯粹者，既皆属乎人心，而不可认以为道心矣。彼道心之发又是何气也？大抵情之原于性而发于心者，无论四七人道只是一般。而其所以有此人心者，由其有耳目口体之形，固谓之发于耳目口体之气。或有清明纯粹之时，则其视听食息之欲，亦皆自然得其正，故谓之不隔乎理，而助其发挥也。其以此为心之发处，主理主气之证者，盖皆误认也。余旧看此书，亦不解其指，遂妄疑其初年未定之论，而《庸序》之述，亦或有前后本也。偶与季明言，如此方觉其前见之粗谬，而涣然无疑于先生之指矣。
  《答蔡季通》论人心道心之说，旧尝疑其有二歧之嫌。然其书乃在《中庸序》文既述之后，则又似晚年所论。强为之解，而终涉龃龉，未见其有浃洽之意。则又疑《庸序》之述亦有前后之异，而此书终不得为定论矣。后见先生《答郑子上书》曰：“此心之灵，其觉于理者道心也；其觉于欲者也，人心也。昨《答季通书》语却未莹，不足据以为说。”据此则先生果自以答蔡书为未是矣。子上又问曰：“窃寻《中庸序》云人心出于形气，道心本于性命。而《答季通书》乃所以发明此意。今如所说，却是一本性命说而不及形气云云。”先生又答曰：“《中庸序》后亦改定，别纸录去。”据此则《中庸序》果亦有前后本之不同矣！若非子上之屡有问辩，答蔡书几为千古之疑案矣。……
  又按：答蔡书虽不得为定论，然其指亦非直以人心为发于气，道心为发于理也。但其立语未莹易使人错看耳。①
  根据南塘的夫子自道，该信曾经令他非常头疼。韩国儒学中的一部分人以该书为佐证，要么认为朱熹是主张理气互发说的，要么利用该书为退溪的理气互发说辩护。②南塘最初也认为朱熹在该信中主张理气互发，不过由于其反理气互发说的立场，他则怀疑该信“有二歧之嫌”。但该信明显又是撰写于《中庸章句序》之后，故而就不应该和该序所代表的朱熹的道心人心思想晚年定论相矛盾。但是该信又确实和《中庸章句序》有明显冲突之处。于是南塘就试图强行调和二者之间的冲突，而这种尝试是不成功的。南塘后来改变了思路，怀疑《中庸章句序》的内容有过明显调整，而该信和调整前的内容是一致的，故而也不是定论。后来，南塘的怀疑在朱熹《答郑子上》第11书中得到了部分证实，《中庸章句序》的内容确实有修正。而在朱熹《答郑子上》第10书中，朱熹亲口承认，“昨《答季通书》语却未莹，不足据以为说”。既然该信连朱熹都认为有问题，不应该成为立论的根据，那么在南塘看来韩国儒学中主张该信支持理气互发说的观点，就是站不住脚的。南塘之前还用心反驳对该信的理气互发说式的利用，其结论是“皆误认也”。即便是这样，南塘还是在论蔡书的最后下了一个按语，再次确证了两点：第一，朱熹的答蔡书不是定论。第二，该书话语有问题。虽然该书并不明确主张人心气发道心理发，但是容易使得人们误会它主张这个观点。内在于韩国儒学的脉络，应该说，南塘的相关观点是有力的。但是，在我看来，南塘囿于自己的问题意识，对“语却未莹，不足据以为说”是针对《答蔡季通》第2书中的哪些话的解读，值得进一步深思。
  3．钱穆对《答蔡季通》第2书的看法
  史学家钱穆对该信也很感兴趣，他是结合郑子上的相关材料来解读《答蔡季通》第2书中存在的“语却未莹”问题的。先看有关郑子上的一条语录：“因郑子上书来问人心、道心，先生曰：‘此心之灵，其觉于理者，道心也；其觉于欲者，人心也。’可学窃寻《中庸序》，以人心出于形气，道心本于性命。盖觉于理谓性命，觉于欲谓形气云云。可学近观《中庸序》所谓‘道心常为一身之主，而人心每听命焉’，又知前日之失。向来专以人可以有道心，而不可以有人心，今方知其不然。人心出于形气，如何去得！然人于性命之理不明，而专为形气所使，则流于人欲矣。如其达性命之理，则虽人心之用，而无非道心……可学以为必有道心，而后可以用人心，而于人心之中，又当识道心。若专用人心而不知道心，则固流入于放僻邪侈之域；若只守道心，而欲屏去人心，则是判性命为二物，而所谓道心者，空虚无有，将流于释老之学，而非《虞书》之所指者。未知然否？〔大雅〕”①这条语录是余大雅在去世之前所记录，时间是1189年的夏秋之间。结合《语类》与《文集》的材料，可以认定该条语录中所说的“因郑子上书”指的就是《答郑子上》第10书，而“先生曰”的内容应该也在《答郑子上》第10书中。由于郑子上的反复追问，朱熹终于说道：“昨答季通书，语却未莹，不足据以为说。”②
  问题在于，“语却未莹”之处何在？在分析这个问题的时候，钱穆提到了一条语录：“季通以书问《中庸序》所云人心形气。先生曰：‘形气非皆不善，只是靠不得。季通云形气亦皆有善。不知形气之有善，皆自道心出。由道心，则形气善；不由道心，一付于形气，则为恶。形气犹船也，道心犹柁也。船无柁，纵之行，有时入于波涛，有时入于安流，不可一定。惟有一柁以运之，则虽入波涛无害。故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则。’物乃形气，则乃理也。’〔可学〕”③看来，这条语录应该是朱熹、蔡季通和郑子上三人密切联系频繁探讨人心道心问题的时候。根据《朱子语录姓氏》，钱穆认为该条语录乃郑可学辛亥（1 191）所录。蔡季通在给朱熹的书信中强调形气亦皆有善的观点，从而一定程度上为来自形气的人心辩护。而朱熹对蔡氏的相关观点的回应应该就一方面体现在《答蔡季通》第2书中，另一方面也体现在本条语录中。后来，朱熹认识到自己的《答蔡季通》第2书“语有未莹，不足据以为说”。钱穆的解释是：“其答季通，谓‘人心道心之别，自其根本而已然’，此殆所谓下语未莹也。《语类》此条，亦似把道心与形气划分两边说之，不见其间相沟通处。殆因季通来书主张气字太过，故答语亦不觉主张理一边太过了，未从正面把两边相通合一处提出，故有‘语却未莹，不足据以为说’之云也。”①
  应该说，钱说有一定道理，其说可以和《答郑子上》第11书中的句子相互对应。“‘此心之灵，其觉于理者，道心也；其觉于欲者，人心也。’可学蒙喻此语，极有开发。但先生又云：‘向答季通书，语未莹，不足据以为说。’可学窃寻《中庸序》云：‘人心出于形气，道心本于性命。’而答季通书，乃所以发明此意。今如所云，却是一本性命说而不及形气。可学窃疑向所闻此心之灵一段所见差谬，先生欲觉其愚迷，故直于本原处指示，使不走作，非谓形气无预而皆出于心。愚意以为觉于理，则一本于性命而为道心；觉于欲，则涉于形气而为人心。如此所见，如何？”②确实，季通强调形气也可以有善，或许是一种主张善由气导的思想。而在朱熹看来，形气之有善，不是来自自身，而是来自理（或道心）。不过，钱穆先生对“下语未莹”处的判断却没有击中要害。
  在我看来，《答蔡季通》第2书之所以被朱熹认为是“语却未莹，不足据以为说”，根本原因并不在于人心道心乃出于形气还是本于性命，而是以天理人欲来谈道心人心，这才是要害所在。在该书中，朱熹“以其私而或不善也，故其发皆人欲之所作”的话语，是明显的严重错误。该书在《中庸章句序》之后，不应该出现私而或不善的人心乃人欲之所做的话语。在宋明理学中，人欲一词指的是人的私欲，是不好的恶的东西。而朱熹在《中庸章句序》中对人心的规定是可善可恶，或者说是兼善恶的，故而不能说是人欲。人心是人欲的观点是朱熹的旧观点，他后来在《中庸章句序》里放弃了此观点。故而，“故其发皆人欲之所作”的语言才是“语却未莹”的根本所在。当然了，后面的话语也有问题。“人心此舜之戒禹所以有人心、道心之别，盖自其根本而已然，非为气之所为有过不及而后流于人欲也。”这句话也暗示人心流于人欲乃自根本而已然，同样无法和人心人欲说拉开距离。朱熹在《戊申封事》（1188）以及《中庸章句序》之后，就抛弃了以天理人欲来谈道心人心的传统思路。但《答蔡季通》第2书明显在那两份文本之后，故而不应该犯这种低级错误。于是，在仅仅一日之隔的给郑子上的书信，朱熹就以“觉于理”来规定道心，以“觉于欲”来规定人心。“理”是天理，而“欲”则是欲望而不是人欲。这么表述，就没有问题了。而郑子上理论修为有限，竟然没有看破此点。而朱熹也没有明说。高明如南塘，也未能识破此点，反而附和朱熹的错误说法，也说什么“彼私而或不善，故其发皆人欲云云”，还以《答郑子上》中的相关话语为最终定论，岂不可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