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不用说，对徂徕而言，中文是一门外语，故阅读中国典籍首先须通过语言关，然而根据他阅读中国古书的一个经验之谈，他的古汉语完全是无师自通的，表明他似乎有非同寻常的语言天赋：
  记予侍先大夫，七八岁时，先大夫命予录其日间行事，或朝府，或客来，说何事，作何事，及风雨阴晴，家人琐细事，皆录，每夜临卧，必口授笔受，予十一二时，既能自读书，未尝受句读，盖由此故。……少小耳目
  所熟，故随读便解，不烦讲说耳。④
  盖谓徂徕七八岁时就能写字，十一二岁时，在从未受过“句读”训练的情况下，便能自己“读书”且“随读便解”，无须旁人指点，也不依赖他人“讲说”。此处“句读”特指日本的一种阅读汉籍的训读法，又称“和训”——即依日语名词在前动词在后的语序，将汉语的语序颠倒过来读，徂徕贬称其为“和训回环之读”①，这是当时日本人阅读汉籍的一种主要手法。然而徂徕却完全不受此拘限便能自由地阅读汉籍，据其自述，这是得益于“少小”时，其父对他的“口授笔受”。对于徂徕这番自述，我们似乎没有理由质疑，因为通过自学而掌握一门外语并非绝对不可能。但是徂徕根据他的经验，归结出直接“以汉语会汉语”的读书法（徂徕称之为“学问之法”），与他在经典解释学上主张“以古言征古义”的方法配套，这就值得关注。
  徂徕晚年在《译文筌蹄题言十则》中，就如何做学问总结出一套方法论原则，他指出他特别厌恶“讲说”——即指听人讲解汉书，以为“讲说”有“十害”而无一利，由此“十害”还将引发“百弊”，其病根在于“贵耳贱目，废读务听”，为断绝此类弊害，所以徂徕竭力主张直接读书，他引以为自豪的“最上乘”的学习方法是：
  故予尝为蒙生定学问之法，先为崎阳之学②，教以俗语，诵以华音，译以此方俚语，绝不作和训回环之读，始以零细者二字三字为句，后使读成书者，崎阳之学既成，乃始得为中华人，而后稍稍读经子史集四部书，势
  如破竹，是最上乘也。③
  这是说从学中文发音开始，而且是中文口语的发音，杜绝使用“和训回环”的方法，如果掌握了读音，便可成为“中华人”，然后读“经史子集”四部书，积少成多，最后就能达到读汉书“势如破竹”的上乘境地。只是由于在语言学上看，“中国语又简而文，此方语又冗而俚”，以日本的“冗而俚”之语言去对应中国的“简而文”的语言终究存在局限，“故译语之力终有所不及者存矣，译以为筌，为是故也”。①可见，“译”只是一种“筌”，按照“得鱼忘筌”之说，“筌”最终是要忘却的，因此“译”只是理解中国语言的一种方便法门，重要的是通过直接把握中国的古文辞学才能掌握圣人之道。
  除了“最上乘”法之外，徂徕为身处穷乡僻壤而无缘接触“崎阳之学”者又设定了“第二等法”，具体内容，此不繁引。有趣的是，徂徕对此“第二等法”也寄予很高期望，一开始允许诸生借用和训来读四书五经及小学、孝经、文选之类书籍，然后令读《史记》《汉书》“各二三遍”，而后“便禁其一有和训者不得经目，授以温公《资治通鉴》类无和训者，读之一遍，何书不可读，然后始得为中华诸生”，原来，即便按照“第二等法”读书，最终也能成为“中华诸生”。在此过程中，重要的是必须记住“读书欲远离和训，此则真正读书法”②。如果说“最上乘”读书法的适应对象是以业儒为志向的年轻学子，那么从研究的角度看，将他们培养成“中华诸生”似乎还可理解，然而对于那些边缘地区的“寒乡”出身的人来说，也以同样的标准来要求，则日本读书人岂非全部成了“中华人”？其实，徂徕之意无非是说，在读书能力上培养成如同“中华诸生”一般的超强技能，由此就能直捣中华典籍的巢穴，以中华人一样的语言能力同中华人进行对话——主要是经典对话。
  表面看来，徂徕提倡的这套以摈除“和训”而主张“直读”汉籍为特色的“学问之法”有点高深莫测，然而在当时特别是在其创立的“蘐园学社”中影响却非常广泛，以至于形成了一种风气：评品文章概以是否有“倭气”为标准，学问素养的高深概以能否“通唐音”为准则。例如徂徕曾批评仁斋“未免倭训读字”③，又如徂徕门下有位并不擅长中国古文辞的弟子平野金华（1688—1732）的一部汉语著作《金华稿删》便遭人非议，理由是其中“有倭字，有倭句，有倭气，用古每谬，自运多妄”④。另据雨森芳洲（1668—1755）《橘窗茶话》的记载，他年轻时听说朱舜水弟子今井弘济（1652—1689）“深通唐音”，心慕不已，便向弘济弟子打听弘济“读书专用唐音耶？”得到的回答是“固用唐音，训读亦不废”，于是，雨森评品道：“此乃学唐人中之杰然者也。”①再如徂徕大弟子太宰春台（1680—1747）亦力主直读法而反对用“倭语”读“中夏之书”，他在《倭读要领》一书中重申了徂徕的读书法，指出：“且先生（引者按，指徂徕）能华语，尤恶侏离之读，亦与纯（引者按，即春台）素心合。盖知倭读之难而为害之大耳。……夫倭语不可以读中夏之书，审矣。”②该书分上下两卷，其中有些专论文章如“日本无文字说”“中国文字始行于此方说”“颠倒读害文义说”等引人注意，他从文字学等角度进一步强调徂徕学语言方法论——以汉语读汉书的重要性。
  只是徂徕所谓的以汉语读汉书或以汉语会汉语，其实是初学入门“第一关”，至多成就个“不会文章的华人耳”③，所以高级目标是要懂得“古文辞学”。他之所以主张以汉语会汉语，因为在他看来，中文与日文之词往往“意同而语异”，若以和训方法读中文，则只能通其大意而不能得其语言韵味，重要的是，“语以代异”——即语言随着时代不同而有变化，而语言本身又有“气格、风调、色泽、神理”，所以如果不懂语言，就无法掌握“古今雅俗”的语言韵味，阅读《诗经》尤其如此，“得意而不得语者之不能尽夫《诗》也”，由于《诗经》表现的是人情，所以不能尽夫《诗》的结果就是“得意而不得语者之不能尽夫情也”④，意谓就不能真正掌握中国古人的“情”。
  徂徕主张以汉语会汉语的另一重要理由是，语言翻译总有局限，他认为中文与日文“体质本殊，由何吻合”，亦即中日两国语言不同，故翻译也无法实现意义上的“吻合”，如果运用“和训回环之读”的方法，虽能了解大意，但实际上却颇为“牵强”，都不免“隔靴搔痒”，“故学者先务唯要其就华人言语，识其本来面目，而其本来面目，华人所不识也，岂非身在庐山中故乎？”⑤可见，徂徕相当自信，他相信汉语的本来面目就连中国人自己也忘了，因为他们都“身在庐山”的缘故，而日本人倒是有可能更了解汉语的庐山真面目，此说值得回味。只是徂徕并未对何谓“本来面目”有具体阐述，然而不难推测，其意概指西汉以前的古文辞，这在当时宋代中国已经失传。总之，以汉语读汉书只是一种初级的但又是必要的语言训练，重要的是以古文辞学为标准来把握中国古言，由此才能更上一层楼，实现“以古言征古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