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行文至此，我们遇到两个问题需要思考：1．仁斋何以由早年信奉朱子学至中年以后便来了一个180度的大翻转，转向对朱子学的全面批判？2．仁斋之猛批朱子学，究竟意欲何为——换言之，他试图实现怎样的理论目标？如果说略早于仁斋而提倡“古学”的山鹿素行（1622—1685）之不满于朱子学，可能与其妄自尊大的民族主义情结——例如他称日本为“中国”而将中国贬为“外朝”（《中朝事实》）——多少有点关联；如果说晚于仁斋约一个世纪的国学家本居宣长（1730—1801）不仅将宋学而且将整个汉学视若仇敌，必欲彻底排除“汉意”及“佛意”而后快，竭力主张回归《古事记》以前的日本传统，才能达到净化日本文化的目的；如果说朱子学在日本遭遇的乖舛命运与上述这些存在于德川早中期的思想现象多少有点关联，那么，仁斋学之对朱子学的批评与拒斥，是否表明其与素行或宣长等人无非是一丘之貉而已？我的结论是，未必尽然。
  事实应当是很明显的，仁斋之排击宋儒、批评朱子，并不是为了宣泄日本民族主义情感，也不是由于其对中国传统儒学的鄙视，相反，他视孔子为“最上至极宇宙第一圣人”、视《论语》为“最上至极宇宙第一书”①，他甚至相信孔孟之道就是普世真理，他断定中国圣人之原型的尧舜所代表的“尧舜之道”便是“人道之极”，而且是“万世不易”的，由此可证他确是一位普遍主义者。尽管我们看不出其批朱是为了将儒学拒日本国门之外，以为只要回归“记纪神话”时代之前的日本文化传统源头便好，也就是说，在仁斋，其信儒与排朱可以同时并存而不悖，但是，在仁斋思想的背后除了有一个巨大的“他者”——中国因素以外②，毫无疑问，日本文化的思想资源以及日本社会的背景因素应当是其敢于揭起“反朱子学”这面大旗的缘由所在。
  或许对仁斋而言，他须分辨清楚朱子何以背离了孔子，但是对我们而言，作为日儒的仁斋以回复儒学古义为口号，究竟意欲何为？换种问法，如果复古只是手段而非目的，那么他为何要复古？如果说仁斋将当时在中国或朝鲜正占据意识形态之要道的朱子学打压下去，可能是为了向日本政权当道者献计献策，这种过于强调某种思想的社会背景因素作用的想法可能会陷于片面，因为思想固然是社会以及生活的反映，但却不是机械式的反映，思想作为一种观念有其自身的逻辑链条。在我们看来，极有可能对两个方面的因素都要进行思考：一是仁斋所处的日本背景，使其对中国儒学的理解自有一套独特的思维理路，二是仁斋越是对儒学问题思之越深，便越有可能形成自己的有关儒学知识价值的判断标准。前者表明儒学传入日本必经历一番本土化，才有可能被理解、被诠释，与此同时，理解和诠释的过程本身就是儒学日本化之过程；后者则表明儒学作为一种思想观念，其自身必有一价值判断标准可以用来审视其他理论的是非对错。当然严格来说，作为社会背景的日本因素之问题属于史学研究的范围领域，这也是历来仁斋学研究的一个重点，至于仁斋自以为他发现了儒学的终极价值蕴藏于孔孟经典的古义当中，则应当有其自身的思维逻辑，对此就需要我们从哲学的角度来认真对待而不能一味以朱子学为标准来横加非议。
  在我看来，仁斋对孔孟原典儒学的理解和诠释显然有其自身的理论标准，他坚持“以爱释仁”，坚持“道即人道”“道在事中”“俗即是道”等观念立场，反对“以仁为理”“以理求仁”，更反对抽象玄谈的形上之道，都表明仁斋对于“仁”“道”等关涉儒学核心观念的理解自有独到的理路，而他对儒学的身份认同意识也是非常明确的，他反宋学的目的正在于追求放诸东亚而皆准的所谓原典儒学，因为在其心目中，何止东亚即便环视整个“宇宙”，孔子也有资格称得上是“第一人”。很显然，在17世纪中国，中国本土的儒学家们可能并没有如同仁斋那样的清楚意识：儒学原来就有一种跨地域、跨文化的普遍性，至少在东亚社会，儒学价值可以得到普遍认同。从这个角度看，仁斋学在东亚思想史上有其独特的历史地位和思想意义，可以促使我们反省儒家文化中有哪些优劣长短；只是仁斋学的这种思想意义却是经由反朱子学而得以反显，于是极易引起人们的误会，以为仁斋学之反朱子学，正表明中日两地在思想文化问题上处于水火不容的对立两极。的确，从历史的角度看，中日两国自17世纪后所呈现的“差异”日趋严重，甚至出现了中日“文化差异巨大论”①，这从当时东亚社会文化的发展趋势看，上述判断是有充分理由的。因为“文化”概念与“文明”概念毕竟有所不同，它总是指向具体的文化而不存在什么抽象的文化，所以一旦涉及中国文化或日本文化，两者之间必存在差异而不能彼此抹消对方，互相之间可互动却不能吞没对方。
  重要的是，儒学作为一种哲学，同时又作为一种文化，随着时空迁移及历史变化，必导致一方面作为哲学形态的儒学有其自身的价值立场而获得某种普遍性，并具有跨地域、跨文化的特质，而另一方面作为文化形态的儒学又在与异文化相遇过程中呈现出分殊性，而这种分殊性不是以消解普遍性为指向，相反，正是普遍性在具体文化形态中的展现。仁斋对孔孟学与朱子学所采取的迥然不同的态度便生动表明当我们将儒学置于东亚儒学的视域来看，孔孟之道的普遍性可以在异域日本的文化背景中得以展现，然此种展现又须通过某种特殊形态得以可能，而仁斋学之所以反对朱子学的那套抽象理论，也正表明儒学普遍性若抽离于具体的社会文化背景便难以获得认同。
  但是，如果换种角度——即从哲学的视域看，仁斋的朱子批判是否得当，这是可以充分探讨的，而仁斋所取的理论标准看似尽出自他对《语》《孟》古义的复原，但显然他对孔孟经典的义理解读是颇成问题的。举例来说，他只认同“理”字在儒学脉络中仅具“条理”义，而排除其他解释的任何可能，然而《孟子》一书“理”字凡七见，除了用“条理”一词来说明“金声玉振”问题以外，如“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谓理也义也”以及“理义之悦我心”中的“理”字便显然难以解释成条理，而应指某种普遍必然的理则或规范。显然，若要指出仁斋的经典诠释存在种种误读是容易的，但令我们关注的是其误读的缘由究竟何在的问题，特别是仁斋何以唯孔孟古义是从而根本不容于朱子学，仿佛儒学只能原地踏步于先秦而无任何发展之必要与可能。①
  原因可能是多重的，故其答案不可能只有一种。例如有一种说法认为，历史表明日本儒者缺乏观念论兴趣，对形上学问题向来不喜深究，故德川儒者大多对宋儒的性理学非常反感，而对充满人生智慧的《论语》倒是比较容易亲近②；也有一种观点以为，儒学价值及其所反映的行为方式根本不符日本传统文化之精神，故从未对日本人的生活、行为、道德乃至审美等方面发生过任何影响，儒学至多只是作为一种知识趣味赢得了部分精英阶层日本人的偏好而已①。这些看法或许有其合理性也有其片面性。然就仁斋学而言，他通过批判宋儒并由此展示的所谓古义学，可能还是要从日本文化传统以及当时日本政治社会的背景中寻找其原因。简要地说，大致有三点值得思考：
  第一，从学理上看，宋儒所建构的一套性理学或形上学，虽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对先秦儒学的推进和发展，但在仁斋眼里，这种发展毋宁背离了“道”不离“俗”、即在人伦日用中的儒学古义，既无补于“世道”亦无补于“生民”，那些有关“六合之外”的抽象议论颇有点像“近世讲天学者好说无限道理”，与“孔子之道”相去不啻霄壤之隔②，故有必要彻底扭转；
  第二，从文化背景看，日本文化对儒学的接受方式从来就有多元性、差异性的特征，也就是说从来就没有将儒学的某家某派学说定于一尊，更没有将儒学视为唯一的绝对的国家意识形态加以政治化，除儒家以外，在日本文化史上拥有更广泛社会基础的毋宁是佛教以及神道教，特别是日本神道教在17、18世纪以后的近世日本社会已呈现出理论整合及系统化的发展趋势；
  第三，从社会背景看，17世纪中叶以降的日本社会迎来了高速发展，随之出现的日本型“华夷意识”也正逐渐蔓延③，视日本仍是“武国”或“神国”的民族主义思想逐渐抬头，与此同时，明清更替令不少德川儒者深感惶惑，并渐渐意识到“上国”（藤原惺窝语）的中华文明已一去不返，或许只有东方“神国”的日本有可能在不远将来取代中国而成为新“中华”的象征。
  正是在上述种种社会与文化、政治与思想交错运作的背景中，以素行、仁斋、徂徕为代表的古学派德川儒者对宋明儒学敢于大胆质疑，认为只有“返本”至原典儒家，才能杜绝宋儒对日本的精神污染，才能使圣人之道重现于东土。但有一点切不可忘记，德川的这股复古思潮绝不是企图重返上古中国，而是假借中国圣人之言，以证明当代日本恰与古圣人的理想社会若合符契，相反，秦汉以后以郡县代封建、以法律代礼乐①的中国倒是与古代圣人之道渐行渐远，而不该是日本应走的道路。
  由此我们或可说，自德川早中期始，与“反朱子学”同时并进的是德川儒学已开启了“去中心化”②与“再日本化”的进程。尽管仁斋自身对此是否已有清醒意识尚可存疑，但他的复古心态显然与其“现世心态”是重叠的，其“现世心态”不唯表现为不满于德川社会的道德状况，而且对“后世文人（引者按，指日本文人）动以经济藉其口”，追逐于“古今成败、制度沿革、区区史传故事”的书本知识之间，而根本忘记了“经济以道德为本”③的儒家教诲，故复兴儒学以便为改造日本社会之用，便成了他的自觉使命；然而，若就其复原儒学古义的理论效应看，无疑地，与孔孟儒学虽形似却神离，与宋明儒学的义理方向更是相去甚远。
  总而言之，仁斋学的出现绝非偶然，自有其本土思想的机缘运会为之暗中支持，只是其自身或有所不知而已。但从客观上看，仁斋学对儒学的再诠释无疑对推动儒学本土化，将孔孟之道的普遍性落实为符合日本风土的具体性起到了鼓动作用。其后出现的徂徕学虽不满于仁斋学，以为其思想不仅未脱宋学臭味，而且其批判朱子也往往不得要领，不过在回归原典、重现古义、颠覆形上学这一致思方向上，仁斋与徂徕毋宁是一条战线上的战友，预示日本儒学不再可能重蹈宋明儒的覆辙，而要坚决走日本特色的发展道路。在此意义上，我们有理由说仁斋学乃是德川早期儒学日本化的一个典型案例①，而这一案例又充分说明儒学在东亚文化发展过程中却有可能产生新的转化或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