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2021年12月18日，“中华复兴伟业中的传统文化滋养——刍论朱子理学与书院文化”讲座在厦门筼筜书院举行，主讲人为朱清顾问，主持人为朱子学会秘书长谢晓东教授。
  谢晓东：各位老师、各位同学，朱清部长的讲座现在开始。讲座的题目是“中华复兴伟业中的传统文化滋养——刍论朱子理学与书院文化”。朱部长的履历，很多人都熟悉，但我还是依照常规做一个简单的介绍。朱部长是朱子学会顾问，福建省闽学研究会顾问，中宣部《纪录中国》传播工程人文历史纪录片《大儒朱熹》顾问，省委党校、福建行政学院兼职教授，省委教育工委、省教育厅“福建省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特聘教授，武夷学院、福州工商学院特聘教授，省社会主义学院（也是中华文化学院）和三明学院、莆田学院客座教授，省图书馆正谊书院特聘研究员，省社科研究基地闽台书院与经世致用文化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省方志文化专家委员会委员。他还是省委省直机关工委原常务副书记，原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省委文明办主任、省委外宣办主任、省政府新闻办主任和省对外文化交流协会副会长。朱部长有丰富的行政经验，同时对中国传统文化也有深入研究，今天很荣幸请到他来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做这个讲座。现在，我们以热烈掌声欢迎朱部长。
  朱清：我首先感谢厦大国学院的陈支平院长和谢晓东教授，谢谢你们高看和信任，特别安排了今天的这场讲座。我是来向大家汇报的，主要是结合自己的从政经历，汇报一下这几年同党政干部及社会各领域人士，在进行优秀传统文化的交流中探讨了什么。我把自己的一些感想体会提供大家，在学术研究上做参考，由此考虑学术研究怎么面向社会。
  近几年来，我给党政机关的理论学习中心组授课较多，也到党校的处长班、青干班举办讲座，通过交流，加深体会，逐步形成我的讲稿框架。今天的讲座，是让大家了解一下，领导干部、党政机关在学习传统文化方面需要了解些什么，应该给他们提供些什么。他们肩负着一方或一个行业或一个单位的施政与治理工作，位处社会的管理层，他们的学习很重要。我以为，党政干部的学习必须靠学术成果做支撑，同高校的学术研究关系密切。所以，我很乐意来这里汇报一下自己给党政干部授课的议题。
  刚才我已经表达了，首先还是要感谢厦大国学院对我的信任。今天厦大又给我很高的荣誉，上午支平院长在筼筜书院给我颁发了厦大国学院客座教授的聘书，我深感荣幸。从此要做一名合格的厦大人，要为厦大国学院的事业尽到自己的职责。这也促成今天要来同大家做一个探讨。
  这里，我要做个说明，过一会儿（五点钟）我要到筼筜书院那边参加两岸国学论坛的闭幕式，所以这场讲座的时间很有限，只有一个多小时，因此有两件事或不尽如人意，一是难以展开去说，二是无法来做互动的安排。为方便交流，我给大家每人送了一份讲座内容的书面提要，包括列出要讲到的古文原文，供大家对照和参考。提要中已经表述的一些内容，我就不去一一赘述。今天，我按照一分钟180字的语速，做概要式的汇报，希望今后有机会来做互动。今天的讲座，还请谢晓东教授多加指教。
  今天的讲座，刚才已经点了题，就是从中共百年奋斗与中华民族复兴的关系讲起，探讨为何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然后，刍论朱子理学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地位及其时代意义。
  今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时说，我们党的历史“是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要“胸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树立大历史观”。这个阐述很重要，指出中共的党史和大历史观无不贯穿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汉语大词典》里，“复兴”这个词指什么？是指“衰落后再兴盛”。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遭受列强入侵，山河破碎，生灵涂炭。所以，百年前共产党的诞生就是为了改变这种悲惨境地，让百姓不再受辱，能过上好日子；让文明不再蒙尘，华夏之光重现于世。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这是2017年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中的一个表述。党在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觉醒中，把无产阶级革命和人类解放的思想铸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汇聚起最广大民众的力量，英勇奋战，推翻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新中国成立后，党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领导人民在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中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现今，14亿人民沿着党指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阔步前进。
  中共十八大闭幕半个月后，总书记就在2012年11月29日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说：“现在，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他还说：现阶段也出现了百年未见的国际格局大调整，很重要的标志就是“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上升，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去年他又提醒：“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使这个大变局加速演变。”面对机遇挑战并存的复杂环境，总书记指出：“要加强对历史的学习，特别是对中国古代史、中国近现代史、中国共产党党史的学习”，“从历史中得到启迪，得到定力。”
  历史是教科书。2013年，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7次集体学习时，总书记概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从四个地方走出来”，包括“对中华民族5000多年悠久文明的传承中走出来”。2014年的第18次集体学习时，总书记又强调：“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是偶然的，是我国历史传承和文化传统决定的”，“要治理好今天的中国，需要对我国历史和传统文化有深入了解，也需要对我国古代治国理政的探索和智慧进行积极总结。”
  大家注意一下，十九大以来，我们党的实践有一个突出的新气象，就是把握了中华文明传承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契合融通，将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实践。其中一个重要的标识，就是十九大将“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写入了党章的总纲。前不久发行的《中国共产党简史》，在第470页，对此事专门做了说明。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写入党章，写进党史，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提升，党的建设、党的理论进入一个新的境界。今天讲传承弘扬优秀传统文化，这已经是党章的要求，党员干部要不要去传承和弘扬，怎样去传承和弘扬，已经是一个要不要讲党性的问题。
  今年3月，总书记来闽考察，专程到武夷山朱熹园了解朱熹生平和理学研究情况。他说：“我们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一定要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如果没有中华5000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如果不是中国特色，哪有我们今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我们要特别重视挖掘中华5000年文明中的精华，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把其中的精华同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结合起来。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朱熹园，党的领袖首次提出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而且是在党史学习教育刚刚铺开之际，2月20日开动员会，3月22日总书记就来到武夷山朱熹园。在这里，他聚焦理学，纵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在关联，启迪世人：只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起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步履踏实，走向成功。我以为，这是一个大道理。
  总书记在今年“七一”讲话中又深刻指出：以史为鉴，开创未来，要“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两结合”并列的论断，写入最近刚公布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总结党的百年奋斗及其历史经验的“决议”，极大地激活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高到新水平，这将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取得新胜利。
  中华文明史，反映着历史规律和民心向背。它展露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及其宗旨定立的缘由，展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来龙去脉，展露共产党为何赢得人民拥戴成为领导中国的坚强核心，展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人民的选择、历史的选择，从而指引全党全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
  以上是我对续写中华文明史、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理论依据和实践意义的概述。下面讲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瑰宝——朱子理学与书院文化。这里要先讲一下研习中华传统文化的两个前提。不弄清前提，学习传统文化就会陷入碎片化和茫然，就不知所以然，就把握不住方向。
  这两个前提是什么？第一个前提是，要厘清主流。这个主流是儒家思想，等一下会讲到儒释道的关系。首先要明确儒家思想是主流，这个含义就是我们现在讲传承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主要就是传承弘扬儒家的思想，这一点要清晰，没什么可含糊的。总书记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的时候就指出，儒家思想在中国传统文化形成发展的过程中“长期居于主导地位”，“对中华文明产生深刻影响”。这也是前面总书记讲到的，这是历史决定的，是文化传统决定的。
  我们不妨从防控新冠疫情的角度来看儒家的影响，在当下是最直观的。去年3月，总书记在武汉说：“武汉人民坚韧不拔、高风亮节”“彰显了中华民族同舟共济，守望相助的家国情怀”；全国人民“众志成城”，要“再接再厉，善作善成”。《人民日报》当时刊发这一段话，激励武汉人民，激励全国人民持续坚定地同新冠疫情做斗争。
  总书记的武汉讲话，引用了诸多典故。我在提要中把这些典故专门列了出来。这些典故的出处距离今天最近的也有1000多年，远的则有2500多年。比如“坚韧不拔”，语出北宋苏东坡的《晁错论》；“众志成城”，取自东周左丘明的《国语》。这些词语念起来都很熟悉，而它的由来就有这么悠久。又比如“高风亮节”和“善作善成”，都是取自司马迁的《史记》。这里还有不少故事，比如“同舟共济”是《孙子兵法》中的故事，说吴、越两国过去结有世仇，某天这两国人同乘一条船过河，上船的时候还干架，船开到河中央遇到了大浪，眼看就要翻船。于是，这时候双方摒弃了前嫌，协力稳住船身，才躲过此劫。它告诉人们，在险情面前要抱团扶危。“守望相助”出自《孟子》一书，说对付盗贼和瘟疫，邻里之间要结伴援救，光靠一家对付不了。还有“再接再厉”，取自唐代政治家韩愈的一篇很有趣的文章，叫《斗鸡联句》，是对娱乐活动斗鸡的观察感触，说公鸡相斗，每次交锋前都要在地上磨一下嘴尖，比喻做事欲求成功的话，要不断加力。总书记还为全球抗疫多次呼吁“共克时艰”，此话出自南朝文学家颜延之的五言诗《从军行》，指众人出征同行，要并肩携手攻坚克难。以上古语所表现的集体主义、社会担当、天下和合等思想都尽显儒家底色。
  我们党持守“惠民安邦”的治国传统，抗疫施策“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发挥出制度的优越性和非凡的领导力。在座的老师同学，可能有来自武汉或湖北各地的。大家看到了，那时候有无数勇士逆行驰援主战场，10多亿人主动居家隔离。世界赞叹中国“惊人的集体行动力与合作精神”和“了不起的成就”。表彰会上总书记指出，抗疫斗争的重大战略成果“展现了中华文明深厚底蕴”。近段时间里，大家也感受到境外病毒的输入，引发了一些地方的疫情再现。各级党政、医护人员和人民群众共筑防线，切断传播链，迅速降风险，使社会尽快恢复正常。这在厦门，每一位市民也都有切身感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有个报道，说中国的防控疫情是“滴水渗入，海啸般应对”。这里也体现了儒家的集体意识。
  谈到儒家，就必说朱熹。朱熹世尊“朱子”，是宋代思想家，孔孟之后的“新儒学”代表。他的理学集大成，把儒学推上了新高峰，维系了中华文明历久不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称朱子理学为“后孔子主义”。
  朱熹的一生多在福建度过，居武夷山近50年。总书记考察武夷山时说：“朱子理学的很多东西，包括它的形成和讲述都发生在这里。”我们还要知道，朱熹的行迹也遍及八闽各地，他走到哪里都护国恤民和兴教办学，如他10余次来福州，在多处讲学，这是有史料的记载。福州的王庄一带至今还保留两个地名，一个是“紫阳”，一个是“讲堂前”，都是民众对朱子过化的感念。不久前开通的地铁2号线，其中一站就叫紫阳站，就是纪念朱熹。朱熹还赋诗描绘福州的西湖，诗句有：“越王城下水融融，此乐从今与众同”，“酬唱不夸风物好，一心忧国愿年丰”。说什么呢？他说，挖湖开浚为的是造福百姓。他任同安主簿，在县衙门里设“牧爱堂”，挂上一个大匾，写“视民如伤”四个字，警示官员要爱民不要扰民。此类事，可以说是不计其数。
  朱熹的学说发祥于闽地，所以福建称“理学名邦”。今天的福建人应当多了解这位在中华文明史上贡献卓著并且恩泽后代的先哲。以上说的这个前提，告诉人们一定要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主流是什么？从儒家思想到“新儒学”，要顺着这个主流来传承来弘扬。
  第二个前提是，要端正视角。就是你要从什么角度、用什么样的思维去看这个传统文化。有三点，一是历史眼光，就是要将古代的人和事放在其所处时代的条件下去分析，不能苛求前人干出只有后人才能干出的业绩。二是聚焦主干，就是要把握本质，不纠缠枝节。你纠缠枝节，甚至是臆想的推测，或者人云亦云，现在网络上仍有不少亵渎先哲的种种说辞，那就会陷入文化的误区，更谈不上什么研究和传承。三是古为今用，就是要以史为鉴，服务当代。这是我们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目的。
  上述两个前提，供大家思考。接下来，讲七个问题。我以为，学习、弘扬、传承和发展朱子理学，要研究以下七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溯源孔子和儒学。大家熟悉朱熹的一首非常出名的诗，叫《观书有感》。这是他的读书体会、学习心得，其中说到：“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这里的“源头”指什么，说法很多。我的看法，指“孔子思想”最妥当。作为儒家的继承者，朱熹的思想源头在孔子，这肯定不会错。孔子名丘，字仲尼。《朱子语类》中有句话：“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这句话不是朱熹创造的，是朱熹摘录别人的话，来表达自己的同感，说是若无孔子点亮了思想的明灯，人类将长久地陷入愚昧。所以，讲朱熹和理学必须追溯孔子和儒学。
  2500年前，孔子生活的东周时期，“儒”字与“柔”字相通，含教化之意。孔子创立儒家学派，后人尊他为至圣先师，再后来前面加个“大成”，称“大成至圣先师”。“儒”这个字在中国的造字中，属合成字，“人”字加个“需”字，创立儒学表示要解人之需，表示它是一门求实的学问。
  孔子是宋国贵族的后代，他的曾祖辈因为避内乱迁居到鲁国。他出生的时候家境已经败落，所以他了解和同情底层社会。这一条很重要，成大事的人应当对底层社会有深入的了解。孔子就有这样的经历。孔子的第一个职业是粮库的保管兼会计，后来做到宰相，一路上来都关照民生。这是一个人的本质问题，反映他对待社会、对待民众的态度。他的这种态度和所为，使得权贵们对他不满，弃他不用。弃他不用的具体原因很多，真正原因是他关照民生，这是本质问题。表面上尊重他，但要重用他就不行，因为他同统治阶层的利益发生了冲突。用今天社会学和政治学的角度看，这就是政治问题。官当不成了，仕途中断了，但他没有气馁，也没自弃。他就办私学和周游列国，矢志不渝地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他对标“天下为公”，率领弟子们编订儒学的典籍。他不是随便搞个汇编，采编的是那些合乎“天下为公”的东西。这些典籍体现他的思想倾向，给后人留下了丰厚的文化遗产。这些典籍各用一句话来概括：一是《诗经》，汇集了东周前的民间诗歌300多首。二是《尚书》，记载尧舜以来历代明君的言行。要传承明君的言行，不是所有君主的言行。三是《礼记》，这同我们今天生活的关系最密切，它阐述国家的典章制度及社会的行为准则。四是《易经》，就是描述阴阳交替现象以揭示万物生长的规律。五是《春秋》，记录诸侯国的重要事件，留给后来的统治者以警示和借鉴。这些典籍在西汉的时候被称为“五经”。历史上另有“六经”之说，说孔子还编有一部专论音乐的《乐经》，用以陶冶人的心性，也用以规范人的言行，音乐能起这个作用。相传秦朝焚书时《乐经》被毁，到西汉只剩“五经”，今天能看到的就是“五经”。
  思想史上，凡是宗师的学说多因弟子的优秀而传承。相传孔子有弟子三千，贤者七十二。他去世后，弟子们将与他的对话整理成《论语》一书，反映他在政治、伦理和教育等方面的见解。之后又出了《孟子》一书，记载孔子的后传者孟轲的治世语录。但立“五经”的时候，《论语》、《孟子》都没有被看重。过了1300年后，朱熹把这两部书列入“四书”，并且摆在“五经”之上，这是一个重大的提升。宋代的时候流传着一个故事，叫“半部论语治天下”。版本很多，比较可取的是这样一个说法，说开国元勋赵普早年征战，读书甚少，当宰相后“知识恐慌”。宋太祖就要求他要多读书。赵普认认真真找来一部书，如获至宝，放在家中的箱子里锁起来，生怕搞丢，每天退朝后就回家读书。这一来，他的治政才干与日俱增，朝中的文武百官都说赵普读书后判若两人。赵普死后，人们打开他的“藏宝箱”一看，里面是半部《论语》。说“半部”是个笼统的概念，就是说这部书不太齐全，古代的书多是一册一册分开放的。《论语》是语录体，内容本身并没有内在次序的关联，第一章可以放在最后，最后一章也可以放在前面，书的收集和排序就不那么规范。总之，这箱子里的书不齐全，就称它“半部论语”。这个故事说明了什么？就是说读书很重要，读什么书也很重要，更揭示了《论语》的价值。
  话说回来，孔子的思想博大精深，当代人很难把“五经”都通读一遍，当然做学问的研究生可以。让干部和社会各领域的人都把“五经”通读一遍，还是古文，怎么读？“五经”有38.5万字，多数人是很难做到的。但我们应该做到、也可以做到的是，领会其中的精要是什么。我想，这也是学术研究工作者的一个任务，能够把优秀传统文化的精要提取出来，告诉给大众。我认为，感悟孔子有两点最重要，一是他的政治观点，一是他的教育观点。
  首先是政治上，孔子宣扬“仁政”，讲“为政以德”，“仁”就是德；他也讲法治，就是“克己复礼”，“礼”是指规范，用来约束人的言行，那个时期所说的“礼”就是法。但孔子强调，还是要“以德为先”。孔子还认为仁政礼治都要靠教育，他主张“有教无类”和“学而优则仕”。“有教无类”有两层涵义，一是人人都有受教育的权利，这体现的是人文精神；另一层意思是，教育要覆盖全民，国家才能安定。就是说，如果一个国家一半人有文化，一半人是文盲，这个国家就很难治理，就不能稳定？这是非常明确的道理，是治国的思维。所以，后来中国人经常要讲“教育救国”和“教育强国”，就把教育和国家治理、国家的兴旺联系在一起。我们今天兴起的“学习强国”活动，也是从“教育强国”中来的。“学优则仕”也有两说，一说要让博学者做官，社会才有福祉；另一说是对读书人说的，说你读书人要有好品行，要用所学的知识去服务国家。学而优，就要出去为国家做事。古人说的这个“仕”，是指做官，做官的本意是料理公务、为国做事。自古以来，勤政廉政的官员，是造福大众的，是受人民爱戴的，写入族谱里光宗耀祖，回到故里叫“衣锦还乡”。福州的三坊七巷里有个“衣锦坊”。我在福州讲学时说，最早居住在“衣锦坊”的都是官员，那时没有商人住“衣锦坊”。在古代，就是这样。反之，如果叫不学无术者去做官，或者是做官的人满腹经纶，但只为了谋私利，那这个社会就会遭殃。孔子提出“学而优则仕”，是有深刻意涵的。后来的一些人把“学而优则仕”理解为读书做官就是为了贪图私利和荣华富贵，这是偏见。做官不等同于做庸官做贪官。庸官贪官的存在，不能代表所有的官员。中外古今、历代历朝，官员都是社会的精英、国家的栋梁。一个社会，一个国家，没有官员、没有好官，今天的话指“公仆”，就会完全乱套。我们要从社会发展、历史前进的正道上去理解孔子讲的话是什么意思。孔子的上述观点体现的是“民本”与“济世”。
  儒家的思想境界很高远，但其发展得很坎坷。我们看秦始皇统一中国，算是厥功至伟了。可秦朝建立后焚书坑儒，苛政暴敛，最后的结果是民怨沸腾、揭竿而起，其统治不到15年就被推翻了。推翻后怎么样？华夏重现于分裂。各路兵马打到后来剩下两支，一个楚，一个汉，楚汉之争又4年，最终刘邦取胜立汉，才使江山再统。就是说，秦朝仅维持15年，而后的中国又回到四分五裂，到了汉朝才又实现了统一。秦朝的短命和得失，昭示了“仁政”的重要。汉初的中国曾经选择了一条以道教为尊、与民休息的发展路子，就是道教治国66年，时间也不短，可道教的“无为而治”又使政权走向了分化。汉武帝为了谋取长治久安，采纳董仲舒之策，施行了“独尊儒术”，其内涵是德法并举、安内攘外。这一来，汉武帝一朝当政54年，开启了中国统一后的第一个盛世。汉代总共存续了426年，这才稳固了中华一统。我们华夏先民的主体始称汉族。秦朝比汉朝更早，为什么没称秦族？存在的时间太短，给百姓的印象也不好，这是致命的原因。汉朝影响巨大，百姓穿的衣服叫汉服，使用的文字叫汉字，这样一直传承了下来。从这里，也能感触到独尊儒术426年所带来的影响。
  然而，西汉末到北宋，儒学却一步步走向了绝境。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方面，“五经”流传了千余年却未能形成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孔子身后“儒分八派”，最主要的有孟、荀两派，一个是孟子，坚守“仁说”，讲“民为贵”“得民心者得天下”。这多好，所以民意认同称之为“孔孟之道”。老百姓的认可很重要，这也是给我们后人的提示。另一个是荀子，应该说荀子也很伟大，他尊“礼”重刑罚。他有两个高徒，一个韩非，一个李斯。李斯就是秦始皇统一中国时候的丞相。荀子的这两位弟子构建了法家思想，为秦统一中国提供了理论依据。可以这样讲，荀子启发了中国的原始法治，这是我给它的定义，只能说是启发了原始的法治。君主专制下的法治，不能不依附权势，往往司法不公，民不看好。荀子的法治，与我们今天讲的社会主义法治和依法治国有着本质的区别，但它从正面提醒我们，治理国家必须依靠法治；还从反面提醒我们，要为民立法和公正司法。基于历史的局限，荀子和韩非、李斯等人只能在那种制度下搞法治，给后人的启发就是，法治很重要。我们今天要的法治是，让人民群众在每一项法律制度、每一个执法决定、每一宗司法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这才是民主的法治，人民需要的法治，这同荀子讲的法治有很大的不一样。我们不能责备荀子，他在2 000多年前就倡导法治，将它作为治国的方略，很了不起的，其中的思想精华也应当汲取和传承，但我们要了解它的本质和局限性。
  回到原来的话题。孔子之后的儒学长期争论不休，分为八派，这些后传弟子都很有影响力，又是各有主见。一直争论下来，到了西汉，专设“五经博士”来解读儒学，又各自批注，结果是人们莫衷一是，弄不清哪个说的才是真正的儒学，最终导致了儒学的肢解殆尽。儒学发展了千余年都没形成一个共同的体认和体系，这是很要命的。
  另一方面，又带来了新问题，就是西方的佛教自东汉传入了中原。佛教内容也很丰富，它给百姓的最大影响是什么？就是“四谛”构建的“来世”说，在唐代得以盛行。这里有一个重要事件，就是唐僧玄奘从西方取回260字的《心经》。现在很多人练书法都抄写《心经》，仅260字，很好写。我看到许多朋友的家里、茶室里、公司里都挂了一幅《心经》，甚至有的书院也挂了《心经》。但《心经》主要讲什么，他们不太清楚。《心经》的全称是《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意思是“度化众生的智慧宝典”，其中有个名句叫“无苦集灭道”，称“四谛法门”，是佛教中的最高法。它主张凡事看空，以摆脱生死烦恼和轮回之苦。它的道理解释同儒学的混沌不清相比，很通俗，百姓一听就懂。比如“四谛”中按照顺序讲下来，第一个是“苦谛”，说人人有痛苦，与生俱来，你回避不了，就不要去抱怨别人，就认了这个命；第二个是“集谛”，说这个痛苦的原因，是在自己身上，要多从自身找原因，后来的儒家和理学家吸收了这一点，主张如果自己做事不成功，主要是从自己身上找原因；第三个是“灭谛”，说人死后可以解脱痛苦，去到一个美好的地方，这个没有痛苦的地方在哪里、叫什么？在西方，叫极乐世界，人死后可以到那里去欢度来世；最后一个是“道谛”，说欲求到达极乐世界的话，就要修行，修成善果，如果不修行或者修不好，就到不了极乐世界；如果不为善反而作恶的话，还要下地狱。“四谛法门”讲因果报应，很接地气，给乱世中的思想迷茫者提供了精神依附的自我救赎。同时期的本土老庄道教，为了抗衡佛教也竭力扩展。如此一来，佛老的广泛传播，极大地动摇了儒学的社会根基。
  到了北宋末，内忧外患交织，佛老讲“来世”和“出世”，都不能救国；儒学要“济世”却已奄奄一息。这时的社会状况，就是人民缺失了共同的精神支柱。历史上就留下这样一句话，叫作“百万宋军不敌十万金兵”。徽宗、钦宗父子皇帝俩都被俘虏，“靖康之耻”在劫难逃。当时很有名气的宫廷画师叫张择端，他创作的《清明上河图》可谓传世之作，描绘汴京的繁荣，但其面世不到16年，北宋就灭了。《清明上河图》的艺术非常成功，但我看它的角度与别人不一样，就会联想到这么繁荣的景象，过不久就灰飞烟灭了。为什么？因为精神没有了，再好的繁荣也就不复存在。看这段儒学史，就是有个警示，理论的破碎必然导致思想混乱，使民心分离、国之魂散，结局就是亡国。所幸的是，朱子理学挽救了儒学，也挽救了中国。
  第二个问题，朱熹的生平与品格。这个问题为什么要放在这里说？因为观察时代的背景，才能够看清人物的思想发端和历史作用。朱熹生活于820年前的南宋，是一个“国破世衰”的年代。他的父亲朱松是北宋末的进士，派到福建任政和县尉，从徽州婺源举家入闽，之后也曾任尤溪县尉。这期间，朝廷的腐败引发了社会动荡和金兵入侵。南宋初，朱松弃公职、携家眷辗转避难。到了1130年10月，朱熹生于尤溪县，他出生时父亲做了一首名为《洗儿》的诗，诗的意思是，时逢道义不举的乱世之秋，看来这孩子的前途除了出征作战，恐无别路。朱松忧心忡忡。童年的朱熹随父母避乱移居，渴望“治乱”成为他日后构建理学的一个照应。后面要说到理学与治乱的关系，这同朱熹一家的逃难史以及他的童年遭遇有关。
  1139年宋高宗割让半壁江山来换取“议和”，移都到临安，就是现在的杭州。这种情况下，权贵们却苟且偷安，成日里沉迷于纵欲寡欢。身为儒者的朱松，对此非常愤慨，他严肃地训诲儿子要学孔孟、图救国。可见家教和童年的教育很重要。
  朱熹14岁的时候，很不幸，父亲病故了。他遵照父亲的遗命，随着母亲迁居到崇安的五夫里，就是现在武夷山市的五夫镇，拜乡绅刘子羽为义父，师从五夫的刘子翚、刘勉之、胡宪等三位学者，后来又拜隐士李侗为师。这几位老师都是学识渊博的鸿儒，对朱熹的思想成长影响极大。朱熹19岁取进士后走上仕途，65岁入朝，当了宁宗皇帝的老师，这是那个年代知识分子所能追求的最高境地了。能当皇帝的老师，足见他的学问水平。但对朱熹来说，不能忽略的是，他还是一个官员，先后主政江西南康、福建漳州和湖南长沙，爱国爱民，治政有方，又刚正不阿，仅是呈奏状就有100多份，都是献策救亡或是弹劾贪官。在侍讲中，他面斥宁宗不作为，劝其正心修身却被革职，反遭“党禁”迫害。这其中也有宫廷内部政治纷争的原因，他主张“正君心”“肃朝纲”，被一些奸臣视作“眼中钉”，给他安上很多莫须有的罪名。
  1200年4月朱熹在建阳去世，临终前还抱病修订《楚辞集注》。他还修订别的著述，但很重要的是《楚辞集注》。这象征什么？他修订《楚辞集注》发出的是护国济民的人生绝唱。我想，朱熹如果多活5年到10年，或许最后推出的不仅是“四书集注”，很可能是“五书集注”。就是《四书集注》加上一个《楚辞集注》。大家知道，东周楚国的士大夫屈原创造了赋体诗，称楚辞，有《离骚》、《九歌》、《天问》等名篇，名句有“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等，还有“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这个名句也很重要，反映了屈原当时的处境和意志。屈原主仁政、抗外侵，追寻真理，却被权贵排挤，流放异地，最后投江殉国。朱熹非常崇敬屈原，撰著《楚辞集注》，在历史上第一次阐释屈原的思想本质是“爱国”，所以今天我们称屈原是爱国诗人。这个定义是朱熹在《楚辞集注》里确定的。以前注释屈原的书和文章也很多，把屈原的思想定为爱国的第一人是朱熹。毛泽东高度赞赏《楚辞集注》是“好书”，在中日建交时把它作为国礼赠送给日本首相田中角荣。撰著修订《楚辞集注》，也反映了朱熹的志向和抱负。如同孔子和屈原，朱熹终生探寻治国大略，其思想照耀九州、泽被四海。
  第三个问题，理学构建与三纲五常。刚才讲到儒学至宋代，已岌岌可危，这时候一批匡扶社稷的儒者展开对儒学的更新，最终形成的朱子理学，将儒学起死回生。
  什么叫理学？这有两方面的说法。一个是哲学范畴，它主要探索理、气、天、道、心、性、情等概念及其内在关系。前些日子我曾到国学院座谈，支平院长很坦率地说，现在有的哲学概念很繁杂，一般人听不懂。他提出，哲学是需要大众掌握的，对于理学能否有一个通俗的表述？这是一个重要的议题。今天在这里，我换个通俗的说法，来表述一下“理学”。理学这个“理”，是特指“儒学的义理”，是专门针对儒学讲的。儒家最早从《易经》中引出“义理”的概念，关于《易经》，有《连山》、《归藏》、《周易》等之说，这里只能笼统地说，没时间详细解读。总之，儒家从《易经》中引出“义理”，“义”是指八卦及六十四卦各卦卦名的含义，“理”是对各卦相互关系的注释，阐发它们之间的逻辑关系。从“理”的字意看，也有厘析纹缕、剖剥玉石的意思。以致后来这个“理”被引申为事物发展的规律，如果要简单地说一句，“理”就是讲规律，“理学”就是一门讲规律的学说。宋代儒者构建理学，其目的就是从符合万物发展规律的角度来阐发儒学的真谛，以纠正各种变味的曲解。所以规范一点说，理学就是“揭示和发展儒学义理的学说”。我用这个说法同党政干部谈“理学”，他们认为能够听明白，能够清楚理学和儒学的大致关系。如果从纯粹的哲学范畴来讲，不用说一次讲座只有两个多小时，就是再加几节课，也难弄清这个“理学”讲什么，而多数人也没这么多时间来听。
  在北宋中期，就已经出现理学的开宗学派。到了南宋，朱熹为代表的闽学汇聚了各派的精华，由集注“四书”构建了朱子理学。朱子理学在历史上又称“程朱理学”，这个称呼里面包括了道统传承和转化发展等诸多因素，需要具体阐释，但有一个简明的数据也可以说明为什么叫程朱理学？因为朱熹和他的学友吕祖谦，为了方便世人了解理学的梗概，就合编了一部精选先师要论的著作，叫《近思录》。《近思录》有14卷672条，其中选取的二程（即程颢、程颐）语录占了80％左右。叫程朱理学，因为朱熹主要继承了二程的学说。
  理学更新了儒学，主要解决什么问题？我做了一个归纳，要义有三，概括起来6个字，“规律、准则、治乱”。把它连起来说，就是“揭示万物生长的规律，据此订立为人处世的准则，以化解社会矛盾，使国家安宁、天下太平”。理学要干的就这些事。宇宙观上，它阐发“天人合一、理一分殊”等基本原理；治乱入手，它完善“三纲五常”等行为准则。朱熹不空喊宇宙观，还从治乱入手，去解决社会的现实问题。
  完善“三纲五常”，就是为了治乱，成为理学首推的社会行为准则。“三纲五常”起自董仲舒，完备于朱熹。西汉董仲舒着眼“大一统”的需要，宣扬“君权神授”，他将孔孟的伦理观“五伦”说，延伸和区分为一个“三纲”，一个“五常”。“三纲”主要讲维护国家秩序和社会秩序，“五常”主要讲遵行儒家的道德伦理观和人生价值观。朱熹将“三纲五常”合并连称，视为“天理”。由此，他主张人人居其位、负其责、守本分、讲信义，使“百物皆通”、社会和顺。这里要说明一点，朱熹讲“三纲五常”，主要是针对宫廷的内乱，这也反映了当时的社会背景。封建制下的君主更替很频繁，大多缘于朝中的伦理失范而祸及家国。我在提要里，已做了这方面的举例。所以，朱熹论“纲常”重在“正君心”“肃朝纲”，借用今天的话，也叫抓关键少数、以上率下。这是朱熹的一个突出的思想倾向。
  而朱熹对“三纲五常”，是持辩证的态度。有两个角度，第一个角度，他认为“三纲”是权威与表率的统一。说“君、父、夫”等上位者也要在道义上对家庭和社会负主责，不是说只要求从属者的单向服从，这是朱熹从国家秩序上对社会关系各种组合的基本看法，结合起来看《朱子家训》里对各种关系的解释就非常清晰。比如“君仁臣忠”是相辅而不可分的。第二个角度，他将“五常”作为“三纲”的前提。“常”在古代指“不变之理”，儒家将仁义礼智信称为“五常”。“五常”当中，“仁”是核心，讲仁慈博爱。“义”是正义，扶正祛邪。有的人把这个“义”看作义气，理解偏了。“礼”是礼貌，“礼”的涵义很丰富，朱熹对“礼”有各种论述，但在“三纲五常”中，它指礼貌。不要轻看这个礼貌，礼貌是用相应的礼仪去待人接物，也是对人们言行的规范。这个“智”不是指单纯的智力，而是理智，怎么样才是理智？就是做事情要以“善”为标准。“信”是诚意，说到做到，表里一致，包括前面的仁义礼智，最后都要在“信”上落实，你得去践行。朱熹用“五常”约束“三纲”，就是说，如果上位者悖离了“五常”，那就按孔子说的“其身不正、虽令不从”。有一件事很说明问题，朱熹任提举到了浙东的永嘉，巡查的时候发现秦氏的族人在那里修建秦桧庙，把秦桧当作族人的荣耀来供奉，朱熹非常气愤，怒斥此举是认贼作父，旋即严令拆除。从中国的家族史看，在记载先辈的事迹时从来没有把那些公认的奸佞逆贼和坏人坏事写进家谱族谱，辈分再高、官职再大也不行。家谱族谱一定是要传承好的东西，不能用有辱家门和宗族的人和事去影响后代。无论哪个姓氏，这都是很清楚的是非问题。“三纲五常”是一个整体，讲“三纲”不是只讲“服从”，更不能违犯“五常”。“五常”始终是中华民族的正能量。
  习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的一次会上明确指出，“仁、义、礼、智、信”是两千多年中国封建社会的核心价值观，是维护统治秩序和社会秩序的精神支柱。这是儒家和理学家的重大贡献。直至今天，“五常”仍然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核心思想。当然今天要赋予它新的时代内容，但它的基本道理没有变。朱熹的“三纲五常”是为了他那个时代的救国图存。我们也要看到，任何学说都有其历史的局限，封建统治者用“三纲”固化君权、父权和夫权，放大了“男尊女卑”，这些负面作用的“根子”出在哪里？是出在君主专制和宗法制，这有待于实现了民主才能铲除，但这是后人的任务，不应当强加给朱熹那个时代的人。否则，就不符合历史发展的规律。就好像是，我们不可能要求在那个时代的朱熹去搞社会主义。我们要实事求是地对待历史和历史人物。
  第四个问题，新儒学看点与深远影响。南宋末，朱子理学以“新儒学”的面貌重返政治中心，影响了此后数百年中国的走向。那么，人们要问理学为何有这样的感召力？新儒学的“新”又新在哪里？这里，我提四个看点，我在朱子学会的研讨会上做过这个内容的发言，但研讨会安排每人讲10分钟，只能做简述，今天这里我展开一点说，这个问题极为重要。
  第一个看点是，阐发儒学精髓。这是新儒学区别于原始儒学的重要方面。朱熹构建理学，是要阐发儒学的精髓，他从五经的《礼记》中取出《大学》《中庸》两篇，与《论语》《孟子》合称“四书”，认为“四书”是儒学的精华；并在集注“四书”时，按照《大学》、《论语》、《孟子》、《中庸》的次第做了一个排定。就是，先读《大学》，把握“三纲领、八条目”，以统揽人的德行，对儒学思想的统揽，这是最根本的。然后读《论语》，目的是悟透“仁”的含义。接着读《孟子》，增进“民本”和“仁义”的自觉。最后读《中庸》，择善持节，使人性复归天理。他这样的排序，有很强的逻辑。“四书”中《大学》的字数最少，仅有1753字，但是排第一。按朱熹的说法，一般的人，如果“五经”读不下来的话，读“四书”就可以；“四书”还读不了的话，只读《大学》也可以。有的人不识字，或识字不多，连《大学》这1700多字也读不下来，那记住《大学》的第一句也行。朱熹最看重的就是这第一句，称之为“三纲领”，“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就是说，把人性的“本善”发扬出来，推及社会、不断自新和达到完美。就这么一句，怎么样都能背下、记住、听懂，它阐明了儒家做人的基本态度和理想追求，这就是儒家的“道”，也就是“大学之道”。“三纲领”后面是“八条目”，前五条涵养自身，讲践行理想追求的条件途径；后三条服务社会，讲“天下大同”的使命目标。现在有人说儒家精神是“格致诚正修齐治平”，对不对？是对，但是不确切，不确切在哪里？因为“三纲领”更重要，它是理想信仰。我们现在天天强调理想信仰，这与我们对优秀传统文化的理解也有关系。纲举才能目张，我认为，儒家的所有论述都是对“三纲领”的发挥，现在社会上存在信仰危机，也有传统教育中忽略“三纲领”的因素，研讨会也好，论文也好，对“三纲领”的研究相对较少，所以这里要专门说一说。还要看到，“集注”和“序定”都是朱熹的首创，他新解了“义理”，“四书”超越了“五经”，使理学系统成型、道德高立且逻辑缜密。这就是理论的发展和创新。尤其对于当时南北宋之交，中国社会陷于人心涣散的危急关头，朱子理学更新了儒学，发出了正气，提振了中华民族的精气神，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贡献，把一个民族的精气神给鼓舞起来。这也说明了一个道理，建设一个国家，民心最重要，但民心也需要引导，理学家们担起了这个任务，也给我们今天思想领域工作者和理论研究工作者，树立了榜样。
  第二个看点是，包容思想学说。朱熹注“四书”博采众长，集萃儒家各派思想，也采纳了佛老学说为己所用。比如，他以道教的“太极”和“阴阳五行”说与佛教的“月印万川”说，分别注释“天人合一”与“理一分殊”。这里简述一下“月印万川”，语出禅宗，说天上只有一个月亮，江湖上却可以见到万处月影；各处的月影都是同一个月亮的折射。朱熹用月亮的影射现象来比喻“理一分殊”，说这个“理”是万物生长的总规律，贯穿于各事物的发展与法则之中，要从“分殊”中去体认这个“理一”，也就是说，办任何事都应当切合自身的实际，但不能够违背总规律。人们现在还常说理学是“儒释道合流”，这话也对，儒释道合流确实反映了儒家思想的发展过程和特点。但还要加一句，把它的实质讲清楚，实质是“守儒学正统、融百家之说”，它们之间并非平分秋色。如果搞不清楚，一讲弘扬传统文化就什么都搞，我就遇到办书院的在书院里面拜佛禅修，也有人在寺庙里面办书院，没搞清楚这里面是什么关系。朱子理学虽然以孔孟为主体，但它开了思想包容之先河，形成主流文化与宗教的和谐以及外来学说中国化的糅合机制，不断吸纳消化各种思想精华，孕育出一个向心型的中华文化共同体。这个糅合机制和文化共同体，太重要了，直至影响到近现代中国对世界各种先进思潮，也包括马克思主义的引进吸收，我认为其价值之宝贵，难以估量，这也是朱子理学对中华民族的巨大贡献。
  第三个看点是，呼应社情民意。这是回答社会现实问题。南宋之初，动乱加屈辱。在这个背景下，朱熹呐喊“存天理，灭人欲”。这句话也要澄清它的确切涵义，它反映的是民众对重整伦理、政治清明和抗侵雪耻、振兴旧邦的企盼。有的当代人不清楚那时候的社会背景，认为这句话是不讲人性，这是很大的误解。此处的“天理”指“五常”，“灭”是遏制和克制；“人欲”指贪婪，不是指人们生活中正常的饮食男女。朱熹认为，人性本善，心如水，情是心的所用；当人心平静时，所发之情如同缓缓的流水，与善是相统一的，但若江河卷起了波澜，就会破堤决口造成灾难；而人情一旦失控，那就是越轨成“欲”危及社会。他呼吁“存理灭欲”的主要目的是，遏制权贵的过度逐利和奢靡，所以凡入朝进谏或奏章，必言正心修身、整饬官场，用今天的话讲就是“反腐败”。反腐败，多好的事！我们今天却因为这句话抨击他，不知道抨击了多久多少回，很悲哀的。“存理灭欲”是为了反腐败，是人民的心声。当然，“存理灭欲”不可能在专制的社会里真正落实，但在那样一个年代，它能够对官僚起到一定的戒惧作用，使统治阶层贪腐的任性受到节制，实际上保护了民利。支平院长送给我一部关于“史学思辨”的著作，我认真拜读了，其中一个论点我非常认同和赞赏，他指出：“从孔子到朱熹的儒家传统，在其倡导之时，包含着强烈的社会批判精神和社会监督意义。”我以为，此论客观，极为求是。
  第四个看点是，维护国家一统。这对今天来说也是格外重要，就是讲家国情怀。秦以后，中国历经了千余年的分分合合，理学家们洞察家国一体、利害攸关，生发出远大于先儒们的国家认同意识。爱国者受景仰，卖国者遭唾弃，这是民心的向背。封建时代，“君”象征“国”。《朱子家训》以治国开篇，旨在教化社会全员，并非专对朱氏族人。这部家训相较于其他家训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它第一句讲“君贵仁也”“臣贵忠也”，强调明君者要仁政爱民，贤臣者要忠君爱国。朱熹每次朝奏都讲“正心诚意”“恢复疆土”，讲多了，弟子们都担忧了，担忧皇帝听多了反感，劝他不必直言。他说，讲“正君心”是为了救国，不讲的话是“欺君”。他编《资治通鉴纲目》坦言是为了“明正统”，这在今天又是一句重要的话，就是反分裂。宋元明清，朱子理学锻造的爱国精神，融入了中华血液。历史上，凡理学家都是爱国者，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现象。是否捍卫国家一统，成为识别是否真正理学家的试金石。
  讲了四个看点后，有必要提及朱熹晚年撰著的《玉山讲义》。这是1194年朱熹在江西玉山授学的讲稿，他说是对理学体系最“简约”“最深切”的概括。我建议大家研究理学时，特别关注一下《玉山讲义》，朱熹从学理上对理学体系做了六个方面的阐述。这六个方面，包括性即理、仁包四性、仁体义用、性一气殊、存理灭欲、尊德性道问学。这里有三层意思，先说，人的存在与本性都是宇宙运行规律的产物；人受赐予大自然的恩惠，行善遵“五常”乃天经地义。接着说，人性本善，但气禀不同，即环境熏陶和行为养成有不同，人们之间就有了善恶之别。最后说，怎么办？必须发扬性善，遏制一味的自私；行善要与学识融合，读书要与实践统一。我觉得，若从学术角度看理学，最简便是看《玉山讲义》，有人说，《玉山讲义》是理学入门的钥匙，我同意这个看法。
  总的看，朱子理学顺应古代中国的发展规律，维护国家秩序，也维护了民族的生存。朱熹身后，其思想学说成为历代朝廷的治国之道和社会的主流意识，《四书集注》成为元明清三代科举取士的标准。到了清代，康熙编《朱子全书》并亲自作序，对朱熹给予至高评价：“集大成而绪千百年绝传之学，开愚蒙而立亿万世一定之规。”康熙说，如果没有理学的接续，儒学则废了。当代学者也有类似的说法，我们厦大的高令印教授等20多位学者10年前给时任省委领导写信，建议在福建文化强省建设中重视挖掘朱子文化精华，信中说：“无孔子便无朱子，无朱子也无孔子。”我认为，此话中肯，因为后人所知的孔子，主要来自朱熹对儒学的注释。所以，史学家钱穆说：“前古有孔子，近古有朱子，此两人，皆在中国学术思想史及中国文化史上发出莫大声光，留下莫大影响。旷观全史，恐无第三人堪与伦比。”
  可以说，“仁”为核心、民为国本、齐家治国于一体的朱子理学，重建了儒家道德伦常，经800年践履，沉淀为中华民族的基因。似可推论，若非理学家力推“新儒学”治国和思想聚同，恐中华民族的形成和中国一统都将异变。好在历史不会倒流，顺着这样的推断，如果没有那一代理学家的努力，没有朱熹的贡献，我们这个国家还是不是今天这样一个统一的国家，有没有这样一个多民族融合而成的中华民族，那就难说了，大概率上是不存在了，那会成为什么样子，就说不清楚了，但可以肯定的是，不会有今天这样一个泱泱大国的存在。所以，今天的国人对朱熹等理学家应当持礼敬的态度。总书记来闽说：“我到山东考察时专门去看了孔府孔庙，到武夷山也专门来看一看朱熹”，这句话表达了他对朱子的敬意，也肯定了思想史上朱子与孔子并立的地位。
  第五个问题，朱熹与书院复兴。朱熹既是思想家又是教育家，这两者也是统一的。理学与书院密不可分，讲理学必须讲书院。今天讲座所剩的时间不多了，关于朱熹与书院以及书院复兴问题，我给大家的提要里已经谈了基本的看法，这里就不详述了，以后有机会时再展开来谈。这个问题上，很重要的一点是，朱熹大力倡导书院理学一体化，使办学兴教，或者说使整个中华文明别开生面。要了解朱熹对书院建设以及对中国教育的发展有什么贡献，总的看有四个方面的贡献，一是繁荣了书院，二是肃正了学风，三是打造了诸多理学摇篮，四是培育了大批理学精英。中国书院从唐代发端，一直到了清末，始终以传授儒家思想为主要内容。这个过程，有赖于朱熹制定《白鹿洞书院学规》，完备了书院制度，对巩固中华文化正统、培养经世致用人才和维系中华文明从未中断，起到决定性作用。朱熹提出和推行的“立德树人”教育思想，时至今日仍是我们确立社会主义教育方针的重要借鉴和遵循。沧海桑田，江河奔流，清末帝制落幕废科举，已具备官办属性的书院改成了学堂。百年后的今天，全国再现“书院热”。2017年9月，习总书记选在厦门筼筜书院，就是我们今天办讲座的这个地方，举行金砖国家峰会的首场会晤，他期许书院复兴涅槃重生。大家感到亲切，也深感使命重大。今年6月，中央党校发出通知，将筹办“全国首届书院文化论坛”。中央党校来办书院文化论坛，对书院复兴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信号。这个问题，我就简要说这些。
  第六个问题，书院学训与践行。理学家办书院，最看重社会道义。这是一个关系到理学的应用和理学要培养什么样的人的重要问题。也因时间所限和提要中已有了阐述，在此也只能简述。讲这个问题，要提及中国书院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就是1167年朱熹携弟子去湖南长沙，与岳麓书院的主教张栻举行会讲，“一时舆马之众，饮池水立涸”。说听众带来的马匹口渴，将书院池塘里的水瞬间喝光，形容从学者极多。“朱张会讲”期间，朱熹为书院题书，就如何办学问题手书4个字：“忠孝廉节”，张栻感慨不已，立为院训。这也是中国学府的立训开端。中国的所有学校现在都有校训，校训何来？就是从朱熹为岳麓书院题书的这4个字而来。从历史看，孔子的“有教无类”解决了为什么要办教育的问题；1000多年后，朱熹的这个题书，解决了另一个大问题，阐明了办教育要培养什么样的人，就是培养“忠孝廉节”这样的人。我在提要中已对“忠孝廉节”的内涵做了解读，这里就不展开了；对朱熹在“忠孝廉节”上如何身为世范，也举了不少事例，大家能够看得清楚。此外，提要中说到南宋以来，无数理学后传者“忠孝廉节”，大义千秋，略举了3位与福建相关的清代理学传人，一个是张伯行，一个是林则徐，一个是左宗棠，他们都是近代朱子理学的代表性人物，也是从书院走出来的民族英雄。“忠孝廉节”体现了历代仁人志士护国济民的责任担当。朱熹是古代人物，其思想必有封建的糟粕，应当辨识剔除，但更重要的是传承他和先贤们创造的中华文明。
  第七个问题，朱子理学的转化创新。这个问题必须强调。当下已进入新时代，十九大号召：“不断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习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
  今年3月总书记选在朱熹园发表讲话，这也意味着，他断定了朱子理学与书院文化是中华文明的宝库，要挖掘其精华，融入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十八大以来，总书记时常列举朱熹及其著述，引为治党治国的借鉴。2014年总书记来闽考察，这是他任总书记后第一次回福建考察。这期间，他谈到福建自古以来重视教育，提及闽地培育的中华文明代表人物，说第一位是“思想家朱熹”；他希望福建保持优良传统，为民办好教育。他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引用朱熹担任漳州知州时题写的书院门联：“地位清高，日月每从肩上过；门庭开豁，江山常在掌中看”，激励党员干部开阔心胸，勇于担当，造福国家和人民。
  在指导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时，总书记指出：“宋代朱熹说过‘知其不善，则速改以从善，最要在速字上着力’。与其让别人指指点点，不如自己心底无私，从善如流。”他以朱熹抑恶扬善和遏欲改过的坦荡，鞭策党员干部“勘误纠错越主动越好”。
  总书记还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6次集体学习时，引用朱熹《孟子集注》的话：“国以民为本，社稷亦为民而立”，强调：“加强党的建设，要紧扣民心这个最大的政治。”去年初的主题教育总结会上，总书记又引用朱熹《四书或问》的话：“天下之难持者莫如心，天下之易染者莫如欲。”朱熹说，人心最难把持，最容易被贪欲所沾染，人们要时时防范外部世界私欲横流对心的腐蚀。总书记以此警示全党，反腐败无止境，要不断自我革命。
  总书记非常欣赏朱熹《春日》诗的名句：“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并从时代和世界的高度赋予新意。2014年3月，他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演讲，引用该名句表达对人类文明多样性的尊重，倡导各文明互学互鉴、共同繁荣。2018年3月，他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致辞中又引用该名句，昭告世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华民族迎来了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经过近70年奋斗，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崭新的姿态屹立东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焕发出强大的生机活力。这个阐述极具时代感。
  总书记今年考察福建，再次提及朱熹的民本思想，说这与我们党强调的许多地方是相通的，要很好汲取其中的营养。央视新闻的标题是《习近平福建行：国以民为本——走进朱熹园》。新华社报道的题目是《鉴往知来：从习近平总书记引用的朱子名言“国以民为本”说起》。从主流媒体的报道上，就可以看出，汲取朱子理学的营养，旨在筑牢“以人民为中心”的根和脉，这是总书记考察朱熹园的意义所在，也是总书记对党史学习教育的根本指导。
  最后说一句话，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是共产党人的本色，我们要向总书记的“用典”看齐，推进朱子理学与书院文化的转化创新，使之始终成为治国理政的重要借鉴和复兴中华、奉献人类的精神力量。时间关系，就说这些，谢谢大家！
  谢晓东：朱部长今天的讲座在我看来是别开生面，很独特。我听过很多讲座，都是学院派的、学术性的，而今天这个讲座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又有很多自己的理解，所谈的一些观点，很让人受益。比如对“忠孝廉节”的解释，指出它是一个培养什么样的人的问题，以及阐述了《玉山讲义》对于从学术上把握朱子理学的重要意义，这些对我来说，都是新知。因时间关系，我就不多谈自己的体会了。朱部长还要去参加论坛的闭幕式，今天的讲座就到这里，谢谢朱部长，也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