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2021年11月21日，复旦大学哲学学院何俊教授新书《从经学到理学》座谈会在上海召开，郭晓东教授主持。
  郭晓东教授认为《经学到理学》对当前的宋明理学研究来讲是一部非常有意义的著作，该书不仅是在发生史意义上讨论理学如何从经学转出，更重要的是讨论了广义的理学与经学的问题，纠正了当前宋明理学研究中聚焦于流而忽略了源、聚焦于本体工夫框架而忽略了儒学整体性的问题。指出新书代表着作者对宋明理学的整体性思考，强调何教授在书中将关注人间加入到宋明理学的主流精神中，试图把我们曾经被窄化的宋明理学研究重新恢复到它原本应该有的面目，这是新书的最大意义所在。
  何俊教授对新书作了一个整体性的介绍，包括写作缘起、内容、基本观点和研究方法。新书的结构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为整体分析确定一个全面的基础。这个基础主要讲两个问题，第一个是在中国传统的知识系统当中经学是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它有什么性质？第二个是为什么选这样的一些内容来进行讨论？选这些内容主要是来自马一浮先生的思想，马一浮先生就是从整个经典系统来思考。第二部分是书的主体，把整个研究落实到具体的经典解释当中，分门别类地来谈五经和四书，包括《孝经》。同时基于时间线的考虑，选择门类当中的代表性著作进行研究。第三部分专门分析顾炎武的思想。在研究方法上，何教授强调其着重是在经学史与学术史的意义上、从文本的处理层面来进行讨论，同时有意识地兼顾了思想史的进路，是以学术史、经学史为主的哲学分析，希望通过新书能够在宋明理学的研究范式上做一些新的探索，在文献资料上有一些拓宽，能够把宋明理学的研究放在整个中国知识传统当中去理解。
  吴震教授认为何教授在方法路径方面有一个非常明确的自觉的意识，即把思想史和学术史打通为一，兼顾到了思想史和学术史，又有思想性又有学术性。新书在方法上有两个特点，一是会通性，一是突破性。会通性是把思想史、学术史、哲学史等都会通起来。突破性即抓住一些重要的议题，在方法运用和问题意识等方面都有新的展现。表现出非常明显的专题性，专题性被抓住了就有可能达到许多新的成就，有许多创新的可能性。新书各章是独立的一个专题，各独立的专题互相之间又有关联，不是孤立的。这个关联性就表现在其有一个一以贯之的经典诠释视野。新书在内容上，体现了理学的精神的丰富性，同时在审视理学整个思潮的时候，也有一个整体性的展现，由于整体性的展现才让我们认识到理学思想的丰富性。为此，在关注经典的同时怎么把它们连贯起来，把它们放在从经学到理学这样的一个脉络当中作为整体来审视，从而把宋明理学精神的丰富性提出来，何教授开创了一个新的成功范例。新书还涉及了与马一浮有关的当代意识。马一浮在《群经统类》中关于“统类”的说法在今天看来是非常具有当代性的提法。统是一统的统，类是分门别类的类。马一浮赋予新的含义即多样的统一。多样和统一两者之间是一个辩证的关系，是一个互动的关系。期待何教授今后进一步、更全面地拓展马一浮思想的整体性研究，为学界提供更丰富的篇章。
  方旭东教授把何教授的三部著作《南宋儒学建构》《西学与晚明思想的裂变》《从经学到理学》合在一起做了一个系统性的研究，深入解读了何教授多变中的不变的宗旨，认为作者有一个非常清醒的方法论的自觉，不是走哲学的、概念分析的路径，而是思想史的路径。晚明、南宋、经学各一本，看似多变，不变的是何教授一直关注的儒学的真精神。这种对儒学真精神的把握，在一个更广泛的文化、社会，乃至实践的领域当中得以体现。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何教授对儒学真精神的把握，有一种经世的意识在里面，即对经世之心的关注。
  范立舟教授首先强调“经学即理学”这一口号，可以理解为如果得不到经学的养分，义理之学是不可能茁壮成长的。其次认为《从经学到理学》一书共10章，大都是从宋代理学家对经典的诠释入手，具体细致地分析了以经学为载道之器而求经世致用的为学路径与为学工夫。对理学史上重要的思想概念与典范人物作了新的解读，而这种解读又完全依据他们的经典诠释而展开，就思想史或哲学史研究的方式看，有着鲜明的特点，也显现出独创性之所在。列举了书中啖助、胡瑗等几个例子分析理学怎么从经学中转出，而理学自称“明体达用”，就意味着个体道德意志的弘扬与对现实社会生活的关切应该是等量齐观的价值追求。同时指出何教授的著作大多采取专题深入的形式，不作过多的知识本身枝节上的纠缠，直奔主题和问题，各个章节之间的关系也不显得突兀、孤立，暗中体察，自有其内在的逻辑关联性。
  杨柱才教授首次从经学与中国哲学史这个学科本身来切入，认为经学研究成为一个新的聚焦领域，是共性的时代性的要求。其次指出何教授的新书有方法上的自觉的反思，即其如何做此书的一个方法系统，提出了知识的问题或者说知识论的问题。新书提出理学的知识本身就是一个系统，不应该割裂而应该要呈现它自身的完整性，强调了知识的完整性和过程性。从完整性上讲，新书中五经的研究皆有顾及，且有意识地保持经本身的完整性，还加上了被称之为“小经”的《孝经》。从过程性来讲，选定的注本跨度从晚唐到清初。在这么长的历史里面，理学随着经典诠释的演进而愈加丰富，呈现出知识和义理发展的一种过程性。这个过程是延续的，理学的义理和知识在丰富和发展。新书第二章，专门讨论马一浮的“六艺论”与《群经统类》，明确表示该书所选经注的书目来自《群经统类》，但对于经注及其研究的知识上的完整性和过程性的强调，则是何教授的自觉思考和定位。第三，《从经学到理学》，最终还是要落实到理学。在新书中，程颐的《周易程氏传》、朱熹的《论孟精义》是有意识地去体现理学的主题，选择这些著作都是有作者的思考在里面。
  郭美华教授认为从新书中能领会到一种哲学与知识的关注，作者分析了知识的实证性和实用性的统一问题，在整个中国传统知识体系的形成过程中开放性本身的丧失问题等。新书饱含着对于传统文化的深切情感，这个情感弥漫在字里行间。何教授一方面非常明显地指出我们传统知识系统的缺陷，同时又在不断地表达着自己那种不竭的、昂扬的对于传统文化的承担、抱负、责任与使命感。就宋明理学的展开历程，认为何教授关注的是从理向心的转化。
  何益鑫副教授认为何教授对于《周易》这样一个特定的文本跟理学的发生做出了一种非常有意义的新的解释方式，即在四维的展开过程当中，引入了赋值和聚合这一解释方式。从这样一种四维的展开过程当中，何教授尤其强调《程氏易传》在辞的向度上发展得特别充分。由辞然后讲理，在讲理的过程当中，蕴含了新格式。以这样的视域，又可以统摄后续宋明理学关于易学的解释活动。这个解释非常有意义，意义在于在这样一个易学的视域当中，交代出了理和事、心的原初关系。
  张天杰教授认为何教授的三部著作都是一种方法论的指引。《从经学到理学》就是传授我们现在怎么研究宋明理学。传统的经学研究，大量的是偏向文献研究，我们现在需要的是从文献和义理的关系出发去研究，新书给了一个非常好的方法论的指引。
  韩书安助理研究员认为新书从中晚唐一直讲到清初李光地、顾炎武，是一个长时段知识史的考古发掘。何教授以马一浮《群经统类》为线索指引，揭示出中国近世思想史的主脉是从经学中转出理学，并且对理学的根本精神也做了深度诠释，这在研究范式上具有重要的突破意义。新书基于经学与理学的互动诠释，立体而全面地还原和展示出了古代儒者的知识图谱和精神镜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