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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朱子学通史
  2021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项目编号：21＆ZD051）
  谢晓东
  本项目首席专家谢晓东为厦门大学哲学系教授、朱子学会第三届秘书长。
  本申报课题摒弃了狭义的明清概念而支持广义的明清概念，即大明清概念。所谓大明清概念是指我们不能自狭其心，仅仅把明清视为中国现象，而必须恢复其本来的历史面目，即把明清同时视为东亚现象。“明清朱子学通史”的基本含义就是：作为一种哲学和思想的朱子学，于西元1368—1911年间合计五百多年在东亚（中韩日）的发展与共振的全过程。它既涉及到朱子学内部的争鸣，也关切朱子学与阳明学为代表的各种非朱子学之间的对立与互动，还关注朱子学如何实现在地化发展。
  “明清朱子学通史”的总体问题、总体思路、研究对象和研究框架为：
  一、总体问题
  明代中叶之后朱子学的重心从中国本土转移到了朝鲜半岛、继而在17世纪20年代由林罗山开始逐步转移到了日本列岛。基于此，本申报课题的基本线索为朱子学的两次重心转移，其涵盖了朱子学在东亚三国的互动与共振。该线索演绎为三个问题：
  第一，朱子学的理论发展与修正；
  第二，朱子学与反朱子学的交锋（异学的冲击与朱学的回应：包括朱学与佛老、与阳明学）；
  第三，朱子学如何实现在地化发展？
  二、总体思路
  对“明清朱子学通史”中的“明清”持有一种广义的理解，即强化其时间性而弱化其空间性。于是，我们研究的便是广义的明清朱子学，其涵盖了狭义的明清朱子学，即1368—1911年间的中国朱子学；以及在近百年时间内（1547—1627）作为朱子学中心的韩国朱子学；以及在一百多年时间内（1628—1790）作为朱子学中心的日本朱子学。因而，我们既研究狭义的明清朱子学，也以“截断众流”的形式考察韩日朱子学是如何先后成为朱子学研究中心的。这种处理方式很大程度上既保证了狭义的明清朱子学（中国朱子学）的主体地位，同时又避免了韩日朱子学喧宾夺主而被赋予过大篇幅的弊病。明清中国朱子学按照时间线区分为三个阶段：阳明学兴起以前的明代前期朱子学、阳明学阴影笼罩下的明代中后期朱子学、清初朱子学的复兴与其后的衰落，以及先后作为朱子学中心的韩日朱子学的新进展。不难发现，朱子学的中心转移现象构成了研究的总体思路。那么，导致中心转移的内在动力何在？中心转移存在一定的目的吗？对此，必须要有一种历史哲学的思考。在我看来，这种思考的核心就是天理及其实现的方式不同。
  三、研究对象
  研究对象是广义的明清朱子学。其涵盖了狭义的明清朱子学，即1368—1911年间的中国朱子学；以及在近百年时间内（1547—1627）作为朱子学中心的韩国朱子学；以及在一百多年时间内（1628—1790）作为朱子学中心的日本朱子学。需要指出的是，标志着日本作为朱子学中心结束的时间是1790年开始的宽政“异学之禁”。因而，我们既研究了狭义的明清朱子学，也以“截断众流”的形式考察了韩日朱子学是如何先后成为朱子学研究中心的。这种处理方式很大程度上既保证了狭义的明清朱子学（中国朱子学）的主体地位，同时又使得我们具有了超出中国的宏大视野。清末、李氏朝鲜末叶和德川日本末叶都是朱子学占据主导地位，为何三国对西方的冲击具有如此不同的反应？为何三国的命运如此不同？对此，必须要有一种历史哲学的思考。故而，我们所申报的“明清朱子学通史”既具有开阔的视野，也具有深刻的历史哲学思考。
  四、总体框架和子课题构成
  总体框架是设立内篇和外篇，基本理由有二。一则是公羊学的内外概念，再则是利用《庄子》内外篇的形式。其中内篇研究中国朱子学，外篇研究韩日朱子学。由于中国是朱子学的故乡，故而内篇是研究的主体。
  内篇（中国篇）分为三卷：第一卷，朱子学的一统天下与隐忧；
  第二卷，阳明学阴影下朱子学的坚守与发展；
  第三卷，朱子学的重光与衰息。
  外篇（韩日篇）分成两卷：第四卷，重心东移：朱子学在韩国的崛起与在地化发展；
  第五卷，重心南移：朱子学在日本的崛起与在地化发展。
  每一卷就是一个子课题，一共五个子课题。
  五、结语
  本课题还会接着广义的明清朱子学讲，为新形态的现代朱子学的发展勾勒出一些线条。撰写明清朱子学通史，一方面需要如其所是地客观呈现朱子学者的独特理论贡献，另一方面也要为未来的朱子学创造性发展谋篇布局。换言之，在研究的结论章，顺着明清朱子学的发展，我们会勾勒出其可能的新方向和前途之所在。没有哲学层面的批判和建构，相关研究的立意就会不够深刻，对于未来的朱子学的发展也难以发挥出我们的主体性。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哲学系）
  南宋浙学的转型与市民社会的形成研究
  2021年国家社科基金年度项目（项目编号：21BZX012）
  王绪琴
  南宋浙学，即南宋的事功之学或浙东事功之学，是指以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以陈亮为代表的永康学派和以吕祖谦为代表的金华学派注重经世致用而建构的学说。南宋开启了中国传统社会的转型，出现了欧洲近代前夜的一些特征，如大城市兴起、市民阶层形成和商业经济繁荣等，美、日学者普遍把宋代中国称为“近代初期”。本课题重点考察南宋浙学的学理转向与理论建构，及其对于南宋市民社会形成的促进作用，并认为南宋浙学的兴起本质上是一场儒学内部相异于经学的批判与启蒙的思想运动，是中国传统社会“启蒙的转折”，传统社会的近代转型其实自南宋时期就已经开始了。本课题试图运用哲学、历史学和社会学的综合研究方法重新审视这一场“启蒙的转折”和社会的转型。
  主要研究内容与目标如下：
  一、“启蒙的转折”与市民社会的形成
  目前，在南宋浙学和南宋社会生活两个领域的研究相对都比较丰富了，但是，对二者之间的互动方面的考察尚不够全面和深入。尤其，对于南宋浙学理论转向和范式转换的认识还不够深刻，没有清晰地意识到这是传统社会的一场思想启蒙运动，这场运动深刻地改变了中国传统社会的运行方式。在其推动和互动之下形成的市民社会则是一个典型的标志，意味着“个体的解放”和社会的转型也同步开启了。
  二、“哲学的突破”对时代发展的强大作用
  英国哲学家罗素说：“哲学家既是他们时代的社会环境、政治和制度的结果，如果他们幸运的话，又是塑造政治与制度信条的原因。”这一点在南宋浙学思想家身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他们的理论涉及法度、资格、学校、荐举、吏胥、监司、茶盐、水利、理财、兵制等国计民生的各方面，范围之广泛，理念之先进，全面突破了传统儒学的常规范畴，哲学思想上的重大转变，必然会作用于时代的发展和进步之中。南宋在经济等领域迅速达到了鼎盛局面，一时为世界之先，决非偶然。
  三、传统社会的近代转型说再议
  关于中国传统社会近代转型的起点问题，在学界似乎已经形成了一个“定论”，即始于明清之际。但是，从南宋浙学和当时“近世化”的社会发展来看，其实，南宋时期这一转型已经开始了，这是中国传统社会的一个“拐点”——虽然其后过程波折和漫长——刘子健认为“南宋模式”引领了之后八百年的中国社会，也表明南宋浙学已经具有了“启蒙的转折”的意味，同样可视为传统儒学的一个“拐点”。日本学者宫崎市定把南宋称为“东方的文艺复兴时代”，王国维有“近世学术多发端于宋人”之说，滕复有“中国近代哲学启蒙的历史起点是南宋时期形成的事功学与心学”的观点，法国学者谢和耐也有“中国近代化萌芽阶段”的论断等。并且，中国传统社会近代转型的动力乃是“内生性”的，和明清之际社会转型的动力来自外部有本质的不同。
  四、传统社会治理智慧的创造性转化
  历史的实践结果表明，南宋浙学与时代发展相得益彰，互为助力。在浙学思想的推动下，南宋在科技、经济和贸易等领域走向了巅峰，这对于重新认识传统社会的治理智慧和治理模式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窗口。当时的社会治理经验极具“近世化”的特征，对于儒学的现代转型和传统治理智慧的创造性转化，甚至对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依旧有其借鉴意义。当然，可惜的是，由浙学助力形成的“南宋模式”并没有顺利地延续下去，由于元朝的专横和明朝的闭关锁国，政治生态大变，尤其是元明的皇权不再像宋代一样对士人阶层给予足够的尊重和宽容，这些变动导致了“南宋模式”和浙学传统的中断。南宋浙学启发了明末清初刘宗周、黄宗羲、王夫之等一批思想家的治学路向，他们承续通经致用的理念，启蒙民智，浙学又得到了延续和新生。
  （作者单位：浙江工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程朱理学“王道论”研究
  2021年国家社科基金年度项目（项目编号：21BZX069）
  敦鹏
  “王道”是传统儒学最重要的政治范畴之一，是儒家政治哲学和政治实践追求的最高目标。如果说儒家王道理想在秦汉之后发挥着愈加关键的主导作用，那么这种作用在宋代应该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显得更加突出。这不仅是因为两宋是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哲理化的重要历史时期，也是儒学王道政治思想发展的重要阶段。作为宋代新儒学的主要流派，程朱理学及其王道论不仅奠定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政治意识形态的理论基础，也成为儒家王道思想最成熟最具代表性的理论形态，因此具有丰富的思想内涵和重要的研究价值。
  众所周知，两汉以后，王霸之辨始终成为思想界论争的主题。到了宋明，王道出现在文献典籍中的次数大幅增加，而宋人尤多。作为宋代理学代表人物，二程、朱熹以纯粹的“天理”作为审视实际政治的形上依据，在更为抽象的层面上思考政治治理的理想模式，为王道世界开出了更为广阔的思想视阈。对宋代理学家来说，评判“王霸”的标准，在于统治者的内在动机和品行操守。如果没有纯粹的善的动机，即使取得好的效果也只能算是霸道。在这一点上，宋代理学家秉持了儒家传统，拒绝手段至上和效果主义的经验评判，而是以道义作为看待政治事务的基本出发点，自觉地强调了政治的道德属性。在这种价值原则的引导下，从两宋之后，中国政治思想由于理学家的理论建构，儒家所坚持的王道理想愈发成为矫正、批判现实政治的思想武器，而理学的王道论也强化了道义和德性在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开显与提升了“内圣”对“外王”的支配作用。
  遗憾的是，受现代新儒家的影响，学界近二三十年的宋代理学研究多集中在比较纯化的哲学视域，尤其偏重于对天理、心性等内圣之学的讨论。而在已有的王道研究成果中，也多集中于先秦两汉儒家，虽然学者们对宋代理学在中国哲学史上的地位比较关注，但没有把王道论作为研究理学的核心内容。
  我们认为，理学是修身之学，更是治世之学（修身的价值旨归也是治世），中国哲学核心是政治哲学（周桂钿），而王道是儒家政治哲学的核心理念，是儒家的政治理想与政治信仰，宋代理学王道理论不仅介入和影响了现实政治，它也实际参与了中国传统政治的进程，是塑造中国传统政治品性和面貌的重要思想力量之一。因此，研究理学应该把理学王道论作为一个重点。尽管我们对理学王道的价值（功能）有必要做进一步的探究，但基本可以肯定的是，理学家追求的王道是一种理想的政治秩序与社会生活状态，其目的是实现和化解王权与民本的内在冲突，并在道义论原则下追求国家和社会各阶层利益的平衡。因此，宋代理学王道论涵括了仁政、礼治、民本等多重思想维度，代表着王权与民利的最佳契合状态，是儒家政治正义论的典型形态。同时，王道本质上是王权的道义化与道义的政治化，正因如此，王道的理想性与现实性始终存在内在的紧张，理学家一般在理想性上坚持道统高于政统，但在现实性上又不得不承认道统依赖于政统。
  总之，作为中国古代最为精致、最为完备的理论体系，程朱理学的影响是至深至巨的，而中国思想史上有关“义”与“利”、“王道”与“霸道”关系的争论，在宋代无疑达到了一个高潮。虽然理学家对“王道”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和统一的说法，但二程、朱熹与其他宋代思想家在此问题上的论辩却最为深入和持久。因此，解读程朱理学王道论，有助于澄清宋代理学思想与宋代政治的伴生关系，有助于理解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思想家对政治的价值追求，也有助于解析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内在逻辑、展示传统政治哲学的理想境界，进而具有拓展和深化宋代理学研究的意义和价值。
  （作者单位：河北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
  太仓朱子学研究
  2021年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项目编号：21CZX062）
  申祖胜
  一、主要内容
  太仓朱子学主要指的是由苏州府太仓州一带的儒者如陆世仪（1611—1672）、陈瑚（1613—1675）、盛敬（1610—1685）、江士韶（1612—？）等“娄东四友”及其友伦通过著述、讲学建立的儒学团体。在这一友伦团体中，以陆世仪、陈瑚为学术领军。陆世仪是明代朱子学的反思终结者，也是明清之际理学中与心学黄宗羲、气学王夫之并肩三足鼎立的理学大家。在明亡清兴的政治变动中，太仓诸子相约为迁善改过之学，并积极参与地方性的社区建设工作，尝试以程朱理学为主导思维，将自我身心修养向外逐步推展到宗族、社区的整顿，以挽救家国命运，在明清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研究以陆世仪为代表的太仓朱子学，不仅对于理解明代朱子学的产生、演变和归结有重要意义，而且对认识明代后期思想发展与明代社会文化的关系及其演化，及明末清初士大夫对此一关系的反省有其典型意义。
  本课题聚焦于太仓诸子义理思想及相关文化实践，以太仓诸子相关文献作为主要研究材料，以“呈现”太仓诸子文献中所蕴含的思想为研究方式，而在实际的研究中，兼顾义理分析与史学叙述。一方面，以朱子学的基本问题意识为基础，对现有研究成果所关注的概念，如：理、气、心、性、中、意等，以及问题，如：理气先后、心性互发、体用区分、动静交养等，提出相应的理解与解决方式，期能在此研究进路下，对太仓诸子思想提出一致且适当的理解，进而参照当代重要的诠释理论，对太仓诸子思想的意义与价值作出一较好的分析与评议。另一方面，对太仓诸子生长的地域文化及这种文化对太仓诸子思想的影响进行详细的探讨，回到生活—历史世界中把握其思想与生活际遇、时代背景之间的互动，以补现有研究成果中未尽的工作。
  二、主要观点
  以往有一种观点认为，以陆世仪为代表的太仓诸子处朱子学式微之际，其学虽直承朱子，但对陆王之学亦有所兼涉。本研究则认为，太仓诸子辟佛、批王立场坚定，其学虽有表面类于阳明心学之处，但多是因他们欲综摄先秦孔孟儒学和朱子的逻辑，而与阳明根本不类。这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面对明代朱子学者在“理”的理解方面呈现的“去实体化”倾向，以陆世仪为代表的太仓朱子学者提出“即气是理”的命题，比起朱子自身提升了对气的关注，但又与明代朱子学如罗钦顺等不同，并没有放弃理的优先性，反而大力为之辩护阐发。
  其二，在心性问题上，太仓朱子学提出了一系列新的命题，如“性不离气质”、“性善”不同于“命善”、“性善只在气质”、“即心言性”等命题，丰富并发展了朱子学理论，在揭橥心性互动与互发之要义方面，也较前人更为进步。
  其三，在修身工夫上，太仓诸子强调下学上达、日用伦理的实践，并提揭“天”字对主敬的重要意义。在面对王学流弊问题上，则着力强调工夫过程之实历、实为，这既包括了要从事切实的道德践履和严细的修养锻炼，也包括必须穷究自然、社会和历史等各个方面的学问。
  三、研究方法
  1.史学描述与哲学阐释相结合。本课题以明清之际太仓朱子学为研究对象，旨在通过溯源式的检讨、理论本身的检讨、展望式的检讨等三个向度，探究明清之际儒家思想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在研究方法上兼采系统研究法、发生研究法、解析研究法以及基源问题研究法等。
  2.多时段哲学史的视域相融合。太仓朱子学在外观上表现为对宋明理学的反思、继承与对经世致用之学的重视。本课题致力于将太仓朱子学置于整个儒学史的视域加以考察，分析其与前儒之异同。在研究过程中，兼涉个人思想分析、观念史研究、个人与集体心态考察、知识社群研究等，以求通过这种方式，建立起对此阶段思想立体、多层和动态的了解。（作者单位：厦门大学哲学系）
  朱子学二百年英语译介史研究
  2021年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项目编号：21CYY004）
  田莎
  朱子学英语译介始于19世纪初，迄今已有二百多年的历史。尽管如此，朱子学在英语世界的译介与传播情况并不乐观，只是被片面地呈现和小范围接受。究其原因，不仅是由于译介朱子学的博奥古籍是一项极其艰难复杂的活动，更是因为学界对朱子学过去二百余年在英语世界的译介情况了解甚少。因而在此背景下，本课题选择的研究对象正是这样一部庞杂而漫长的朱子学英语译介史。
  本研究将以唯物史观为视角全面深度地描述过去二百余年间英语世界不同时期不同译者对朱子学的译介，旨在展现朱子学英语译介的整体脉络、特征和规律，以揭示朱子学在英语世界的传播机制、接受规律以及现状、成就和问题等，进而战略思考对当下朱子学译介与传播的启示、对翻译学科理论建设的启示。
  本课题价值：
  1）文化认知价值。本研究将借助一手译介史料，从唯物史观视角探究朱子学过去二百年间的英语译介，这不仅有助于学界了解朱子学在英语世界翻译传播的总体历程，还可帮助认知朱子学在中西文化、古今当代价值转换中所经历的变异与混杂，继而明晰过去二百年间朱子学与西方文化互动比参与交流的本质。
  2）理论价值。本项基于唯物史观的朱子学英语译介的综合性研究正可为译史研究的宏微观叙述提供联通补充，因而不仅有助于翻译史研究的理论建构，还可加深我们对于人类翻译活动性质的理解，从而进一步为翻译学科的理论发展奠定更加坚实的实践性和经验性基础。
  3）跨学科应用价值。本项朱子学二百年英语译介的综合性研究还可有助于国内朱子学界进一步了解朱子学在英语世界的研究和传播情况，从而以“他山之石”为朱子学未来的研究发展提供跨学科启示与借鉴。
  4）现实借镜价值。探索朱子学二百年英语译介历程中所呈现的不同译介现象，探讨这一历程中存在的一般规律与影响因素，这都将对我们主动外译朱子学的行为方式有一定的启示，进而为增强当下中国文化国际传播能力提供借镜，为增强中华文化软实力提供依据。
  本课题主要思想：
  1）强调译史研究要树立正确的史识观。本项朱子学二百年英语译介史的研究将确立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史识观，并以此作为研究视角来确定相应的研究路径与方法、指导研究每一个环节的开展。
  2）突出朱子学英语译介活动的实践本质。唯物史观视角下，朱子学的英语译介并非在真空中发生，而是译者主体在一定环境中为了满足一定社会文化需求所开展的有计划、有目的的对象化社会实践活动。因此，本课题在研究过程中将以辩证的思维方式，客观描述各译介过程中各要素（如译者、原作、中介和环境）间的互动关系，以如实地呈现史实并加深我们对人类翻译实践活动本质的理解。
  本课题主要观点：
  1）唯物史观视角下，依据不同时期译介现象所呈现的总体特征和基本态势，本研究暂将跨越二百多年的朱子学英语译介分为四个历史阶段：即传教士翻译期、以西释朱期、以朱释朱期和现代诠释期。
  2）朱子学英语译介具有时代性。传教士翻译期，朱子学作为中国宇宙论的代表参与了传教士God译名的百年论争；以西释朱期，朱子学作为西方哲学的参照，帮助西学丰富了思想内涵；以朱释朱期，朱子学作为研究主角，推动了北美大陆新儒学研究的蓬勃开展；现代诠释期，朱子学作为时代的参与者，帮助解决时代问题，并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
  3）西方译介朱子学体现的是实用主义目的，除20世纪下半叶陈荣捷等学者为真正推介朱子学而译介外，其余的朱子学译介大多有明显的实用目的，试图从中寻找理据以为我用。
  4）我们在当下传播中必须清晰思考朱子学在新时代的定位。在中国文化走出去、中西文化交融互鉴的背景下，朱子学不应只是西方汉学家用来研究的古代儒学，更应成为传播中华优秀文化的重要载体，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丰富思想资源。
  西方译介朱子学的实用主义目的要求我们不能仅停留在解释朱子学是什么，而要进一步探明朱子学的普世价值及其在全球化时代的现实意义，并将其译介出去，这样才有助于朱子学在英语世界更深入的传播和接受。
  （作者单位：宁夏大学外国语学院）
  北宋道学的易学哲学基础
  2021年度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陈睿超
  以北宋“五子”——周敦颐、邵雍、张载和二程为代表的北宋道学思想，其形上层面主要是通过易学哲学建构起来的，这是学界的普遍共识。而易学哲学究竟何以构成北宋道学的思想基础，道学家的思想体系与其易学诠释之间是怎样紧密联系起来的，仍是一个值得深入探索的问题。本文回答这一问题的思路，是着眼于北宋道学始终持有的时代问题意识，即如何为儒家提倡的人世价值与生活方式提供普遍客观的“天道”根据。正是在这一问题意识的指引下，道学家纷纷借助传统易学的资源，通过对旧有易学概念的重新诠释，建立起独具特色的易学世界观系统，达成以形上天道为人世价值奠基的思想意旨，在此意义上，易学哲学方构成北宋道学的思想根基，从周敦颐到二程的北宋道学易学哲学的发展历程，也应被理解为道学易学世界观建构方式与价值奠基方式不断演进完善的过程。这一发展过程又可以通过一条通贯性的线索加以把握，那就是道学家承继北宋中期易学广泛探讨之“性命”主题而来的对于《说卦传》“穷理尽性以至于命”中“理”、“性”、“命”三概念之内涵与相互关系的诠解。“理”、“性”、“命”概念重心的转移正反映出道学易学的世界观建构方式从生成论向本体论转变，相应的价值奠基方式从实然秩序性奠基向客观应然性奠基转变的理论发展趋势。
  本成果在导论中以北宋中期易学为主要思想背景追溯北宋道学易学问题意识的缘起，以及道学谱系的成立。正文则以思想家为单元，分五章对于北宋五子的道学易学思想加以专题研讨。第一、二章分别讨论周敦颐以《太极图》为核心的易学哲学，以及邵雍围绕“一分为二”的数理原则和“体用”观念建构的先天易学哲学。周、邵皆以本于《易传·系辞》“太极生两仪”之宇宙生成论为其易学世界观建构的基本模式，并通过《太极图》、《先天图》等图式化表达方式呈现天道层面的实然秩序性，来为儒家的人世价值秩序奠定基础。在“理性命”线索方面，周敦颐于道学谱系中首次将“理”纳入“性命”主题的探讨，但对三者的关系并无明确论述；邵雍则明确以作为生成本源“太极”所赋予万物之“命”为三概念的核心，“性”、“理”处于次要地位。
  第三章讨论张载以“太虚”为本体的气本论易学哲学，指出其易学哲学的贯穿性架构是从《说卦传》“参天两地”抽绎出的“两一”架构。张载认为，“两”即差异性与“一”即统一性的关系不是由一分化出两，而是两趋向于合一，由此超越了传统的宇宙生成论模式而建构起本体论模式的易学世界观。“两一”架构在“太虚”本体层面及有形世界层面分别以“神化”、“感性”的形态呈现出来，昭示出气化流行之中客观普遍存在的差异趋向合一的本质倾向性，其作为一种“客观应然性”足以为以感通他者之“仁”为核心的儒家人世应然价值奠定基础。在“理性命”线索方面，张载将三概念的重心转向“性”，“性”对应于“两一”架构中的“一”，提供了差异朝向合一的本质趋向，是气论形上学建构与价值奠基的根本。
  第四、五章分别讨论程颢和程颐以天理为本体的理本论易学哲学，指出程颢天理观念的易学起源在于《易传·系辞》“形而上者谓之道”与“生生之谓易”，其核心内涵是“生生”之理。天理具体化地规定了万物生命的本质生命倾向，包含差异性的分位秩序和统一性的感通关联两个层面，既是万物生成与活动遵循的法则，也是万物所以能生生变化的动因，达成了同一性与差异性、应然性与实然性的根本统一。由此，天理可以被理解为“具体化的客观应然性”，构成人世应然价值的基础。在“理性命”线索方面，“理”正式成为“理性命”三概念的核心，“性命”统一于“理”，“尽性”“至命”统一于“穷理”。程颐在程颢的基础上引入“所以”概念更清晰地划分了理与气、形上与形下的理论层次。他进一步提出了“体用一源，显微无间”的易学纲领，提点出天理作为客观应然性具体化于一切世界现实的根本特征以及“以应然统摄实然”的理本论易学思想方法，并将之落实到《易程传》的易学诠释体例中，使理本论易学哲学臻于完备。
  由于北宋道学谱系是由南宋朱子所确立，且朱子自身的哲学体系与其易学世界观基础源自对于五子易学的创造性整合，因此，有关五子分别在朱子易学体系中占有何种地位，朱子如何将不同思想倾向的易学系统统合为一体这一问题的探讨，对于揭示北宋道学易学的整体性而言也是不可或缺的，这亦是本成果关注的一个重点。总括来说，周敦颐的《太极图》、邵雍的《先天图》构成了朱子理解把握世界本有秩序的基础框架，张载的气论构成了其理解气化流行过程的基本视野，而二程的天理观念则构成了朱子易学世界观的本体。朱子以天理本体取代周、邵的“太极”、张载的“太虚”，并凭借天理应然性的具体化特征，将周敦颐、邵雍、张载的学说作为对气之世界的实然描述全部包纳在本于“所当然”之天理的易学哲学体系之内，形成了集“五子”之大成的理学世界观。
  本成果作为对中国古代世界观思想的研究，亦格外注重古今世界观之间的比较与区分。唯有清楚地认识到中国古代世界观与现代科学世界观的本质差异，才能如实再现古代思想的原貌，以此为反思与化解现代性生活之危机提供某种借鉴，这也是本成果的现实意义所在。（作者单位：首都师范大学政法学院）
  比较视域中的宋明儒学诠释路径研究
  2021年度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项目编号：21FZXB023）
  连凡
  本课题采用总论与分论、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研究框架。
  “总论：宋明儒学的名称概念与诠释路径”部分首先考察了“宋学”“道学”“理学”以及“朱子学”“阳明学”等中国传统宋明儒学概念的历史演变及其关系。然后考察了西方创造的“Neo-Confucian(ism）”及其中文翻译“新儒家（学）”概念的历史演变及其与传统宋明儒学概念的关系。最后总结了海内外宋明儒学研究中的主要立场和路径。其主要观点如下：
  （一）传统宋明儒学的名称概念可分为一般总称概念和特殊学派概念。一般总称概念中，宋学概念经历了从基本义（宋代义理之学）到狭义（与明学相对的宋代理学）再到广义（与汉学相对的义理之学）的意义演变；道学概念经历了从广义（道统之学）到狭义（程朱道学）再到基本义（宋明道学）的意义演变；理学概念经历了从广义（宋学、宋元以来）到基本义（道学、明清以来）再到狭义（程朱理学、现代以来）的意义演变。特殊学派概念中，朱子学、阳明学概念经历了从狭义（朱学、王学）到基本义（理学、心学）再到广义（东亚朱子学、东亚阳明学）的意义演变。这些宋明儒学概念间存在着错综复杂的交涉关系，因此必须在历史脉络与思想体系中界定其意义、范围及相互关系。
  （二）由天主教耶稣会士柏应理等人编纂、1687年在巴黎出版的《中国哲学家孔子》中首次将程朱理学家称呼为“现代解释者”，由此派生的近代西方“Neo-Confucian(ism）”概念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被入华基督教传教士以及冈仓天心（1903—1906）、胡适（1917）等学者所使用，到了20世纪20年代又首次被冯友兰翻译为中文“新儒家（学）”概念，其后经过卜德、陈荣捷、狄百瑞等人的推广而成为海内外通行的学术专有名词。伴随着宋明儒学研究的视野立场从宗教观念、哲学义理到思想文化领域的扩展，“Neo-Confucian(ism）”概念在历史上经历了从程朱理学（狭义、17世纪末期以来）、到道学（基本义、20世纪初期以来）、再到宋学（广义、20世纪后期以来）的意义演变，意味着必须从历史演变及其思想史定位出发界定其意义和范围。
  （三）海内外宋明儒学思想的研究中形成了几条主要路径：宗教、哲学的研究主要关注以程朱理学为主体的宋明新儒学对儒家信仰和观念体系的重建及其现代意义；哲学史的研究主要关注以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为主体的道学发展脉络及哲学诠释；思想史、文化史的研究主要关注思想与社会、文化、政治的互动影响。虽然自20世纪后期以来，宋明儒学研究中出现由观念史、哲学史到思想史、文化史的视域和立场的转换，对于扩展研究视野及还原历史真相起到了重要作用，但社会史、思想史、观念史、哲学史的路径实际上不可能截然分开，真正有价值的研究必然是逻辑与历史、哲学观念与思想文化的有机统一。
  “分论一：儒耶思想交涉视域中的宋明新儒学诠释”部分从天主教四因说的理论体系出发，探讨了开创西方汉学的耶稣会士对宋明新儒学的宗教哲学诠释。其主要观点如下：
  （一）由于程朱理学的哲学体系直接与天主教信仰体系相抗衡，以利玛窦为代表的早期耶稣会士采取了批判理学（新儒学）而附会原始儒学的诠释策略。其后随着理解的深入与策略的调整，耶稣会士对待新儒学的立场由排斥转向融合。（二）四因说视域下形式因与质料因的内部构成说适用于解释儒家尤其朱熹理学的万物生成论及性论。从结构上看，理学中的天理道体相当于动力因，性（理）相当于形式因，气相当于质料因，与天理道体合一相当于目的因。（三）利玛窦从其天人、灵肉、理欲二元对立的立场出发批判了包括朱子学在内的儒家仁说，其立场与结论与朱熹及黄宗羲父子的仁说互有异同：在本体论层面较近于朱熹，而在心性论与工夫论层面则较近于黄氏父子。而黄氏父子的思想对以利玛窦为代表的天主教思想也有所吸收。（四）利玛窦基于天主赋魂说与天堂地狱赏罚论，批判了儒家的魂魄说，佛教的地狱轮回说，并给予儒家祭祀以非宗教性的解释，从黄宗羲信奉主宰世界的昊天上帝，认为圣贤灵魂不朽，以及承认儒家祭祀之非宗教世俗意义等方面来看，恰好可视为主流儒家学者对利玛窦所倡导的适应中国国情的传教策略的回应。（五）艾儒略在《性学觕述》中依据“四因说”，用天主取代天理，进而基于灵肉二元的内部构成说，将儒学中天所赋予的性与耶教中天主所赋予的魂会通起来，从而将儒家性论纳入到耶教灵魂肉体说的框架中。
  “分论二：宋明儒学诠释路径的个案分析”部分考察了海外汉学家中的宋明儒学诠释的典型案例：包括伊藤仁斋的考据学（反理学）诠释、岛田虔次的社会文化史诠释、楠本正继的哲学史诠释、狄百瑞的观念史（自由主义）诠释，以及田浩的思想史诠释。其主要观点如下：
  （一）伊藤仁斋致力于批判程朱理学并复归于儒家经典之古义，虽不免失之于“同情之了解”，但却在相当程度上还原了思想史的真相。（二）岛田虔次从社会史与思想史的相互影响出发阐明了近世儒学由士大夫之学到庶民之学的发展脉络，并从东西方文明对话的高度指出中国近世与欧洲近代的根本精神相通，但最终由于个人与社会的冲突而遭受挫折。岛田的立场接近现代新儒家的文化保守主义。（三）楠本正继通过梳理宋明儒学中各种思想流派的交涉与影响，阐明作为宋明儒学主体的朱子学及阳明学的体用精神、内在理路及其历史意义。（四）狄百瑞阐明了理学基于其修己治人的信念有着批判专制统治的自由主义传统，但由于缺乏能够清晰表达思想的公民有组织的支持、公共舆论的工具以及稳固的权力基础，最终不得不遭到镇压的命运。狄百瑞的诠释总体上是以宗教、观念为核心的内在进路。（五）田浩认为宋代道学的发展离不开社会经济、文化政策等外部因素的影响，并从学术思想与政治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出发探讨了南宋道学的发展脉络。田浩的思想立场趋向于多元化和宽容，力图站在一个“旁观者”的角度进行冷静客观的研究。
  本课题的研究不仅有助于厘清宋明儒学的概念演变与诠释路径，对于中国哲学史、思想史的建构及诠释而言也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哲学学院）
  北宋理学视域下的经典诠释思想研究
  2021年度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王金凤
  本课题意欲对宋明理学进行完整且深入的研究，北宋时期（960—1127年）是一个不能被绕开的时间段。北宋时期是宋明理学学术气质与思想框架形成与发展的关键时段，该阶段思想交锋的激烈与观念形态的多样令人瞩目；北宋理学家群体对儒家经典文本进行了广泛而新颖的诠释，最终实现了理学形而上学话语体系的确立。然而，在当前哲学界的语境中，北宋时期的理学及其经典诠释理论往往意味着某种“不够成熟”或“尚未完成”，这种观点主要是以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及其经典诠释理论为参照系，以理学形而上学的真正确立为标准。相应地，以往学界对宋代理学经典诠释的研究，宏观上较多关注从“汉唐注疏”到“宋明义理”的转变，其中涉及北宋理学的经典诠释实践；微观上倾向于在南宋理学的脉络下讨论宋代理学经典诠释的内容与特质，需要上溯北宋理学的经典诠释理论。这种基于不同历史时期的研究热度的反差，恰好提醒我们需要注意：北宋时期理学的经典诠释，除了是今人熟悉的“宋学之兴起”、“经学变古”的表征之外，内部也存在着理学命题的演进和诠释范式的演变，其所包含的诸如经典诠释与北宋理学的关系等丰富内涵，值得进一步挖掘。深入探讨上述问题，在学术价值方面，不仅对于中国哲学史研究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而且也具有普遍的诠释学意义；在应用价值方面，能够为当下文化复兴中传统文化的现代诠释提供借鉴启发，也可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提供理论支持和经验借鉴。
  本成果以北宋理学的经典诠释思想为研究对象，从经典诠释的视角，以范仲淹、孙复、胡瑗、欧阳修、周敦颐、王安石、张载、二程为个案，展现上述人物各自的经典诠释思想及其对北宋理学思想形成的作用。最重要的是，通过系统呈现北宋理学人物不同的经典诠释理论、实践与特征，说明北宋理学经典诠释范式与形态的内部演变、北宋理学经典诠释与理学形成的关系、北宋理学经典诠释思想的比较哲学意义等问题。
  本课题主要观点：
  1.揭示“意义的有效”的内涵及其方法论意义。本成果从北宋理学经典诠释思想中提炼出的“意义的有效”内涵有：对当时思想家普遍关注或致力解决的问题给予回答、言说方式或思维方式为当时的知识共同体所接受、提出的价值取向或理论基型被知识共同体所认同。相比现代逻辑学“逻辑的有效”、“实质的有效”或“修辞的有效”等评判，“意义的有效”能够为中国经典诠释的有效性判断提供更为适合的标准。
  2.梳理北宋理学经典诠释范式的演变。本成果细化了以往学界较多关注汉唐注疏到宋明义理的宏观转向的研究模式，呈现了北宋理学经典诠释范式从“达用”到“明体”的内部演变。范仲淹、孙复、胡瑗、欧阳修等理学家多采取“达用”的经典诠释范式，其目标在于经世致用；周敦颐、王安石、张载、二程等理学家则多采取“明体”的经典诠释范式，其目标主要是道德修养工夫及其背后的形上体系建构。
  3.提出北宋理学经典诠释的两种形态。本成果根据文本诠释与思想形成之关系的三种构成：文本、观念与思想，提出汉唐儒学的注疏训诂属于“文本的诠释”，范仲淹、孙复、胡瑗、欧阳修等理学人物的经典诠释属于“观念的诠释”，周敦颐、王安石、张载、二程等理学人物的经典诠释属于“思想的诠释”。北宋理学经典诠释形态的演变，是从“文本的诠释”转型为“观念的诠释”再渐化为“思想的诠释”的过程。
  （作者单位：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宋元朱子门人后学的易学文献整理与研究
  2021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项目编号：21YJA720003）
  李育富
  在朱子学学术体系中，朱子易学既是有别于理学的自成体系之学术，又是浃洽于理学之中，于朱子理学的发展不乏基奠之力和常有引领之功的学术。朱熹之古易、象数（图书）易、义理易等交织发展，易学与理学交错而行，描绘出朱子易学的间架。然朱子易学的传承和发展，离不开朱子门人后学之努力。
  本课题从朱子学派的视野来整理和探讨宋元朱子门人后学的易学。本课题注意到：
  第一，当前学界于朱子学派之分析，多置于理学视阈，聚焦朱子门人后学之理学思想；于朱子易学史之研精覃思，或以凡治朱子易学者笼而视之，而不专以朱子学派，或致力于某一朱子门人后学人物的易学分析，而缺乏朱子学派（门人后学）的整体研究。实际上，宋元明清治朱子易者众，朱子门人后学与非朱子门人后学共存于其间，其易学旨趣和学术意义亦有所差异。有鉴于此，本课题着眼于朱子学派，考察朱子门人后学的易学内容和易学群体特征。
  第二，朱熹身后，朱子门人后学名家辈出，本课题以宋元为限。宋元朱子门人后学大致为朱熹门人（不含私淑学者）至五传弟子，其易学人员于福建、江西、安徽、浙江等地分布最多。黄榦、蔡元定、陈淳、刘爚、蔡渊、蔡沈、翁泳、徐几等人凸显福建朱子易脉，特重象、数易学旨趣，然不失义理；董铢、董梦程、饶鲁、吴澄、熊良辅等江西一线，和会朱陆之色彩渐浓；胡舜卿、胡方平、胡一桂、胡炳文、陈栎、朱升等安徽一线，附录纂注朱子易学，力倡象数理义，而于朱子古易之学多有所长；陈埴、何基、王柏、金履祥、许谦等门人后学，亦逐成浙江一线。宋元各区域门人、后学师徒友朋之间，相传讲习、聚而论道、往来书信等，一方面，明旨辨异，恢弘朱子易学，赓续朱子易脉，另一方面，新诠易学，彰显朱子易的时代差异和地域特色。他们在传播朱熹易学文献、发展朱熹易学思想、汇通易学与理学等方面俨然形成宋元朱子学派的易学谱系，共同作用推进宋元朱子易学的宏大叙事，有力地推动了包括朱子易学在内的朱子学的发展，也对朱子以降儒家哲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等方面内容产生广泛深远的影响。就朱熹身后之朱子学派群体而言，宋元朱子门人后学虽未能尽之全体，然为之人数最多，于朱子易的传承和发展亦甚为得力，更具规模。
  本课题的研究内容主要有：一、宋元朱子门人后学的易学传承谱系。考证朱子门人后学身份、分布，分析朱子易学传承、流变状况，阐述宋元朱子易学的多线发展态势。二、依区域和代际关系对宋元朱子门人后学的有关易著进行汇辑整理。三、宋元朱子门人后学的易学思想谱系。围绕朱子《易》著及古易、象数（图书）易、义理易等易学内容，以各线重点人物为抓手，进行易学思想的梳理。四、宋元朱子门人后学的易学与理学的关系。五、宋元朱子门人后学易学的区域特色和共同点、影响、价值。
  本课题借鉴福柯谱系学方法，分析宋元各线朱子门人后学易学思想的“出生”“出现”的内外因，同时，结合各线易学的历史发展、学术交往、社会反响等方面的细节考证，在朱子门人后学与朱熹、门人后学之间、门人后学与非朱子门人后学之间进行各线易学的纵横比较，阐述宋元朱子门人后学的易学内容和特点及其于易学、理学的影响和地位。如此，我们试图较全面地厘清宋元朱子门人后学的易学谱系，展示宋元朱子学派的易学总体面貌。（作者单位：重庆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儒林视域下的北宋儒学史研究
  2021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项目编号：21YJC720021）
  张瑞元
  自《史记》列《儒林传》，历代正史均有承袭。《宋史》则在《儒林传》以外，单设《道学传》。北宋道学盛行，开创宋元明清道学之源。因此，后来的儒学史书写特别重视道学史，或者广义的理学史，可以说是扩大了的道学传。从朱子《伊洛渊源录》到清代熊赐履《学统》、李光地《性理精义》、张夏《洛闽渊源录》、张伯行《伊洛渊源续录》，根深蒂固的道统观念贯穿于儒学史撰写的过程。黄宗羲、全祖望《宋元学案》虽然取材较广，包罗人物较多，但仍未脱离以道学家为主的窠臼。近代以来的以西方哲学为参照系的中国哲学史著作中的宋代部分，同样以道学尤其是程朱理学为主。侯外庐等《宋明理学史》、蒙培元《理学的演变》、陈来《宋明理学》，对宋代理学家的哲学思想研究更为全面、更趋深入，但宋代人物取裁以道学家为主的局面并未改变。原因是，理学家探讨的问题和西方哲学家关注的问题和使用的范畴更为接近。赵吉惠《中国儒学史》、刘蔚华主编多卷本《中国儒学史》宋元卷、汤一介主编的多卷本《中国儒学史》的宋元卷等著作中，北宋儒者取裁范围有所扩充。这些著作为北宋儒学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这些儒学史著作存在不足之处。第一，这些哲学史、儒学史著作的人物取裁，或多或少都受到《宋史·道学传》和道统观念的影响。这些涉及到北宋哲学史、儒学史的写作，没有把《宋史·儒林传》中的大量儒者纳入研究视野。第二，这些儒学史，尤其是哲学史的写作，大多以西方哲学为参照系，过于偏重哲学思想和范畴的逻辑分析，对儒者的道德人格和行谊研究较少。事实上，《道学传》、《儒林传》中的人物是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人物，除了学者身份以外，儒者大多同时具有“兼济天下”的社会和政治角色。在儒学思想学术支撑下北宋儒者的道德气象、政治参与、社会建设、人际交往，通过创造性诠释和创新性发展，对现代社会和现代人都有巨大的感染力。
  本课题研究的缘起正是基于以上的背景。研究目标是以《宋史·道学传》和《宋史·儒林传》为基础，增加这二传之外的从政的其他重要儒者，借鉴《宋元学案》中宋代人物的师承、学侣等关系，撰写更为全面、丰富、系统的北宋儒学史。从而为北宋哲学史以及宋明理学研究，提供一种有别于理学史的更为宽广的背景和视野。
  本课题的研究对象是北宋儒学史上的重要儒者，主要文献是《宋史·道学传》和《宋史·儒林传》。另外，增加欧阳修、范仲淹、司马光、王安石等从政的重要儒者。
  儒学史研究不能只是没有任何联系的单个的儒学人物研究，要有一个儒学在北宋发展传承的体系和线索。以一段时间的社会风气、政治改革等重大事件与学术研究的关系为线索，为北宋儒学史的发展提供一条历史性的发展脉络。相比于此前北宋理学史重视哲学理气心性等哲学概念的研究，儒学史的整体框架则包容性更为广泛，评价标准更为多元化、多样化。例如邢昺、孙奭等以注经为业的大儒，此前没有纳入北宋理学史的范围，在北宋儒学史的研究中，则需要浓墨重彩的研究。实际上，自孔子以来的历代儒者从来都是以内圣外王为目标，通经致用不光是学术事业，更是将来为政的准备。道学家程颐等儒者在政治上均有所建树，儒林传中不少儒者的气节风骨也值得表彰。北宋相比历史上其他朝代，又是士大夫精神士气比较昂扬向上的一个朝代，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理念影响深远。北宋儒者的政治参与，实际上也是贯穿北宋儒学史的一条线索。
  本课题的最终目标是写出一部兼顾宋代儒者哲学思想和立朝为政、淑世为民精神风骨的有血有肉的北宋儒学史。
  （作者单位：西安石油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