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论文是在唐宋师道重建这一历史背景中，探索具有理学性格的思想家对师道的理解，并从师道的角度切入到对治道的理解，主要涉及师道、师道与治道关联、治道三个方面的义理探讨。以朱子学的理学史观为据，本文选取的研究对象是从理学兴起，到确立以至于完善进程中的关键人物，包括韩愈、宋初三先生、周敦颐、二程、朱子。韩愈《师说》一文重提传道之师，而有别于当时的文儒。“传道”之目的在于复性，而复性是效法与创造的统一。韩愈论性主张“五性说”和“三品说”，而“五性说”源于孟子之性善论。此外，《师说》与其《原道》篇相通，通过《原道》能见出师道的政教意义。“宋初三先生”之一，胡瑗，以德教为本，论性强调天地之性，其论说具有超越之维度。他基于对颜子的理解而倡导复性之学。孙复《春秋尊王发微》中有“中国叙事”的线索，石介通过三才之道理解“中国”。二人强调士大夫之政治主体地位，希望通过师道之重建而培养士大夫，从而回向三代之理想政治。二先生关于治道的理解也为后世理学家提供了政治批判的视野。周敦颐《通书》中关于师道的涵义，可以从师道问题发生、师道确立、师道典范三个方面见出，其论性的思想属于古典教化传统，由教化才能培养德行；师道确立过程中，“耻”对于学者意义重大。《蒙卦》与“主静”思想相关，体现了“智包四德”之意。颜子发圣人之蕴，因此是具有典范意义的“圣徒”。《师》中周敦颐强调师与天下治的关联，师以复性之学教人，士大夫从学于师而渐具伊尹之志与中正、明达、果断的司法素养。其德化政治的根源在天地之心，并非是“道德吞没政治”。程颐正视性与气的距离而强调师道尊严，程颢珍视“继之者善”而善于接引学者。二程倡导“圣人可学而至”的学问宗旨：就“可至”而言，程颐的才性论包括形质论和性善论两种意义的才，成圣只是尽其才；就“可学”而言，“圣人无迹”而“颜子微有迹”，学为圣人关键在于学颜子之所学。理学集大成者朱熹注重以四书学为根本的经典教育。《论语》“克己复礼”章体现了朱子对颜子之学的理解，其指出“克己复礼”之“己”包括克己、由己、仁三个方面的涵义。此外，朱熹以正君心为治道之根本，究其缘由，是君主作为政教元首具有的独特意义。君心正否可由此区分王霸，“势”与“观感”是君心为天下大本的关键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