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朱熹高足黄士毅考论
  尹波 郭齐《中国哲学史》2021年第1期
  朱熹门人黄士毅生于1167年，卒于1224年，1196年从学朱熹。其学术主旨以贴近日用之功夫论为主，重在内心体验和切己践行。朱熹去世不久，即率先从事乃师著述编纂，《晦庵书说》填补了朱熹《尚书》专题论述的空白，类注《仪礼》亦为先师未完心愿，创作理学组诗《训蒙绝句》，对后世影响巨大。朱子三大代表作文集、语录、《四书集注》中，士毅编纂者有其二，为功甚巨。特别是创造性地将朱熹文集、语录按类编排，找到了展现朱熹思想体系的最佳方式，在朱子学发展史上产生了深远影响。在朱子文献编纂方面，士毅超越了黄榦、陈淳等众多朱门翘楚，堪称第一。
  朱子论“孝”
  冯兵《哲学研究》2021年第1期
  朱熹的孝论是以“四书”、《礼记》及《孝经》等先秦与秦汉文献为基础，萃集儒家孝论的精粹而成，具有集大成的性质。朱熹以“理—气”结构论证孝的合法性，以“理—礼”结构确定礼为孝的运行机制，由权而“得中”为孝的实践原则，并基于孝悌为“行仁之始”的理解，从心性与政治两个层面总结了孝的意义。朱熹的孝论体现出了兼该体用、会通公私领域的特点，并不是后世愚忠愚孝思想的理论来源。而“经由现代性的洗礼”，在当前的中国社会重建新的孝伦理体系，仍是一项重要和迫切的工作。
  朱子学视域下之“明德”新解
  曾令巍《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1期
  “明德”一词始见于先秦文献中，但因强调其伦理内涵而未突出哲学的特质。以朱子为代表的理学家从《大学》中重新发掘“明德”，除接续经学家从道德伦理的维度解读“明德”内涵的模式外，在理学的范式下既精致地阐述“明德”须先“为己”，又分别从心、性两个方面论述如何“明”“明德”的问题。而对“明德”这一问题的关注，不仅是理学家深化其在理学论域内的哲学内涵，还是他们重构“天下一家”王道理念的政治需要。
  朱子易学对《太极图》与《先天图》的交互诠释
  陈睿超《周易研究》2021年第1期
  周敦颐《太极图》与邵雍《先天图》两类易学图式在朱子易学中具有核心地位，二者构成了交互诠释的紧密关联。朱子一方面以源自《先天图》的“加一倍法”诠释《太极图》的整体象数结构，本于先天数理而赋予《太极图》以本于普遍天理的通贯性原理架构；另一方面以源自《太极图》第二圈阴阳互含结构的“交易”之法诠释《先天圆图》之成图，将阴阳对待互根之理注入其中，使《圆图》成为天理本体所蕴阴阳动静“错综无穷”之神妙特质的象数表征。由此，朱子得以融通濂溪、康节两家之易，将其共同纳入统一的理本论易学体系建构中。
  朱、陆异同的学理差异及其经学展现
  姜海军《国学学刊》2021年1期
  朱陆异同是中国近世经学、理学及学术思想界的公案，长期以来朱陆异同的探究存在多个纬度。如果从经学的角度来说，这自然也存在着对群经思想内涵即道的认知、经学解释学范式、经学旨趣等多个方面的异同。朱陆尽管借助经学所建构的理论不同，建构理学或心学所依赖的经典诠释方法有别，但是在治学旨趣、理念上都是成就圣人之德，在借助经典诠释，以儒家精神治国安邦、兴复三代之治的治学宗旨上彼此非常一致，都希望通过道学的兴盛，然后以道学为指导，重建孟子所言的王道政治。
  宋明理学视野中的修身以礼
  殷慧《哲学与文化》2021年第1期
  礼是儒家思想文化的核心内容。原始儒家推崇的六经，皆以礼为本；到宋代礼义的提升，理学话语的展开，最终标志是《四书》辑合成书。无论是理学和心学，均致力于提高人的道德修养，而礼义的突破最终落实为心性修养工夫和家礼的实践。从宋明理学视野中探索的修身之学，一方面就经典世界的创发而言，《四书》文本的相互关联与诠释，从《礼记》中的《大学》《中庸》到“四书”中的《大学章句》和《中庸章句》，从程朱的《大学》诠释到阳明倡研的《大学》古本，均体现了心性修养理论的发展与变化；另一方面在生活世界，礼义的领悟与礼仪的践履相互促进，互相启发和影响，呈现出对新儒学精神境界和生活方式的双重探索。
  两宋理学“巧贼拙德”的涵蕴、诗歌表达及后世接受
  王培友《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1期
  在承继先民使用惯例的基础上，两宋理学家在使用“巧贼拙德”及其相关、相近话语时，对其内涵进行了转换。周敦颐《拙赋》从体、用、文三个层面，对“巧”“拙”这一对范畴进行了界定。北宋理学“五子”门人及其后学，继承了其理学前辈的“巧贼拙德”思想，而从本体论、价值论、目的论、工夫论等方面，对“巧贼拙德”话语进行了深入开拓。胡寅、张栻等湖湘学者在性理层面上论证了“巧贼拙德”的合理性，提升了其在理学体系中的价值与地位。朱熹、吕祖谦、陆九渊及其后学，在理学工夫论、价值论及诗文批评标准等多方面丰富和发展了“巧贼拙德”的义蕴及功用性。两宋理学家对于“巧贼拙德”的多方探讨，对彼时理学家及受其影响的文人的诗歌书写等产生了影响，亦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后世理学、诗学、书法、绘画等多个文化部类的历史发展进程。
  宋明理学“公理”论的阐释学意义
  郑伟《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1期
  公理论表明宋明理学具有明确的公共性意识，理学家践行“觉民行道”的使命，总是努力地将自家之所得扩充为可以普遍共享的真理，这即是向着阐释之公共性生成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理学家以“公理”来思考世界秩序，以“公共之心”来达成人与世界之间相通、相恕的关系，由此将对话建立在这种世界同一性的基础之上，并将阐释者的个体生命通向了宇宙生命共同体的存在体验。理学阐释作为一种生命体验或工夫，它的对话精神和公共性品格就是循着这样的逻辑而来的，这为中国当代阐释学的建构提供了宝贵的民族经验。
  “同体”之爱与朱熹社仓的创设
  向世陵《孔学堂》2021年第2期
  “民吾同胞”，有生之类“同体”，是朱熹创设社仓的理论基石。从“成周之制”“委积之法”的“古法”到汉代以后常平仓、义仓的设置，从制度的层面体现了对弱势群体的关照和惠民的主题，得到了朱熹的充分肯定。但其设置和管理存在缺陷，社仓正是有针对性地进行补救。“东南三贤”在社仓创设及规制上存有分歧，但出发点均在仁人的恻隐。“爱民”是朱熹荒政的核心，也是他倡行社仓的初心。推广社仓赈荒济困，成为他后半生始终萦绕于心的事业和念想。但“人存政举，人亡政息”，社仓推行不尽如人意。人有无平等关爱之心和能否严格执法成为社仓成败的关键。朱熹赈济亦讲“利”，肯定王安石青苗法有可取之处，但“利”要安放在正心修身的基点之上。不论是常平仓、义仓还是社仓，都属于赈灾视野下的粮谷调剂，更重要的在于将救灾与劝农促生产很好地结合起来。“爱之理”最终要落实到仁者济民纾困的实践。
  朱熹浩然之气、道德认知与道德勇气述论
  赵金刚《伦理学研究》2021年第2期
  浩然之气是儒家道德哲学的重要伦理命题。朱熹在其理学构架内重新对“浩然之气”进行诠释，在他看来，“知言”是养成浩然之气的关键，亦即要通过道德认知的方式涵养出道德勇气，将血气转化为浩气。如此养成的浩气，可以推动道德实践的落实，使人以一种无所疑虑、恐惧的状态去实践。浩气具有道德实践能力，即在朱熹的思想当中，气不是纯然消极的，气可以有积极的面向，这也是“浩然之气”道德性的重要展现。“浩然之气”作为“道德勇气”，其时代价值也就能更充分地展现出来，即今天依旧需要具有道德实践力、能抗风险、坚守价值的道德主体，此种道德主体必定是一身浩气。
  试论朱熹对儒家公私观的发展——基于临政处事之道的分析
  孔凡青《孔子研究》2021年第2期
  亲亲之恩既具公共普遍意义，又有个人特殊性，其公私双重意涵使得儒家公私观复杂且吊诡，也造成了实践中的难题。这在为政者的政治实践中表现得尤为突出。朱熹之前的儒家或倡导政治实践应断绝一己亲恩，或认为为政者可通过权衡成全一己亲恩，这不仅未解决这一难题，反而导致了因公灭私和以私害公两种后果。朱熹提出“本于天理，验于人心”的临政处事原则，在为政者与公众、人与制度的互动关系中实现了为政者一己亲恩与政治公平性的动态平衡，完善了儒家普遍之公寓于并成于具体之私的思考理路，相较于西方“二元对立”“公私二分”的思维模式，对于应对当今制度世界与生活世界相隔绝的问题颇有启发。
  从“自我提升”到“真知的意味”——朱子知行论诸问题新探
  李毅《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2期
  朱子所言“知”“行”的核心义涵，不是“成物”领域内的“认识此事物并谋定处置方案”和“将之付诸实施”，而是“成己”领域内的“自我提升”和“自我保持”。其对于知行轻重的看法，并非“行重于知”，而是知行各有其“重”。朱子对于知作出了浅、深的区分，对于行则相应地作出了小、大的区分，其在知行次第问题上的看法与其说是“知先行后”，不如说是“浅知—小行—深知—大行”。朱子有时以“真知”为“行”的前提，有时又以“行”为“真知”的前提，似涉逻辑谬误，但实际上后一种说法中的“真知”并不是指“真知”本身，而是指“真知的意味”。这些关键点的探明，极有助于重新理解朱子知行论的价值以及日常的知行实践。
  朱子与船山体用视域下的“四端”“七情”之分判
  陈力祥 汪美玲《船山学刊》2021年第2期
  四端七情是宋明理学家们所讨论的核心问题，朱子和船山尤甚。但是朱子与船山对四端之内涵的认定存在根本的差异：朱子根据已发未发的性情体用之别将四端视为情，船山则从有无自质的立场视四端为性。这种从情或性来定义四端是对孟子之四端两个面向各自的发展。对于七情，朱子和船山初看都将二者视为情，但是朱子之七情是有善有恶的，船山之七情是中性的——可善可恶，具有极强的可塑性，因之，朱子和船山对待七情的态度分别是“制”和“导”。“制”所强调的是对情进行内敛的工夫，而“导”则注重发挥情的积极效用，同时也严防情的消极影响。
  从朱熹的“诚意”难题到王阳明的“知行合一”——重构从理学到心学的哲学史叙事
  郑泽绵《哲学动态》2021年第2期
  对于从朱子学向阳明学的哲学史转化，传统叙事常以阳明的“格竹子”故事为核心，围绕朱子与阳明的“格物”训释之别展开。这个“格物叙事”容易引起误解。而以“诚意”为中心来考察，以意念真诚的达成途径、自欺的发生机制等论题为核心，可以揭示朱子晚年修改《大学》“诚意章”注的哲学史意义。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是对朱子“诚意”问题的回应，其“致良知”是对该问题的最终解决。这种新的“诚意叙事”揭示了从朱子到王阳明之哲学史过渡的内在逻辑，它既能兼容传统的“格物叙事”，又能凸显朱子与王阳明的核心关切，更具有解释效力。
  李退溪的“诚”与王阳明的“诚”——以二人思想之异同为中心
  井上厚史 胡嘉明 孟红《贵州文史丛刊》2021年第2期
  阳明学东传日本曾受到朝鲜朱子学——“退溪学”创始人李退溪及其门人的推动。李退溪对阳明心学是持批判态度的，但在心性论、工夫论等方面，也能看到两者有着密切联系之处。本文以作为《大学》和《中庸》中重要概念之一的“诚”为切入点，围绕“天即理”、“理”的能动性以及“心学”等概念，对李退溪和王阳明的思想中关于“诚”的解释之异同进行分析比较，细致地考察了二者思想的相同和相近的地方，以期为阐明两者思想之异同提供一种视角。
  东南亚闽南语朱子学的现代终结
  郑文泉《国际汉学》2021年第2期
  论文旨在对东南亚有史可征的1690—2006年间的闽南语朱子学，做一学术史的梳理与评析。从东南亚早期书院史来看，闽南语朱子学的传入，应该是中国闽南本土朱子学书院南迁和移植的结果。东南亚以闽南语讲习、传播朱子《四书集注》的传统到了1897—1942年，进入繁荣时期，为今人留下仍可检索的多家、多部闽南语《四书集注》译本及相关论著。尽管如此，自1945年独立以来的两次官音化（印尼语化、华语化）进程，使印尼最终也走上新加坡、马来西亚的道路，东南亚闽南语朱子学逐渐衰微并走向终结。2006年，黄立志最后一次以闽南语阐发朱子学，终于成为东南亚末代闽南语朱子学者。本文还对东南亚闽南语朱子学译著进行了书目汇编。
  学教双行：金末元初理学北传再思考
  刘舫《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2期
  金末元初理学北传是儒学史上的重要事件。公元1235年蒙古军南下，于德安俘获儒士赵复，遂携之与理学书籍北上燕京，是为理学北传之始，至元仁宗时颁定程朱著述为科举考试标准，自此程朱理学正式成为官方思想直至清末。然而蒙古人最初并无特意留心理学之意，中书杨惟中为传播理学于燕京专立太极书院，内所奉理学人物皆深涉道教，还被称为道院。另外，赵复极力强调道统，宣扬儒家圣贤事迹，自著《伊洛发挥》布散天下，最后归隐，殊类全真道者，虽有首传之功，但著述言行不见于后世元儒。可见赵复所传理学专取修养身心一面，凸显宗教特质，借当时如日中天的全真教得以存续，与日后许衡立朝所传理学崇尚践履各具特色，可以视为理学初立北方的两个分支，而不是由赵复传授姚枢、许衡的单一关系。
  钱穆汉宋观的转变及其意义——以“经学即理学”的评价为线索
  韩书安 董平《中国哲学史》2021年第2期
  “经学即理学”是顾炎武揭橥的考据学方法论，乾嘉以来成为汉宋之争的一个焦点话题。以“经学即理学”的评价为线索，可以清晰考察钱穆汉宋观的演变。对于“经学即理学”的评价，钱穆早年秉持严厉批判的态度，晚年则逐渐转向温和的认同，这反映了他在汉宋观上从“尊宋抑汉”到“汉宋等观”的转变。这一转变与他晚年研治朱子学的经历有直接关系。基于经学与理学是朱子学的两个面向之独特认识，钱穆提出了“会通博综”的治学理念，主张考据、义理兼尽，融汉宋之学于一炉，最终回归于儒学的大传统，这无疑更能从根本上消弭汉宋之争。
  北宋五子意论之体用二重性
  张锦枝《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3期
  北宋五子关于意的相关探讨表明，意在理学中正逐渐成为独立的概念。他们普遍认为，意具有意见、私意、意念、意欲等义，是天人、物我之间的隔碍。然而，正因为意居于天人、物我之间，是贯通天人、物我的结穴，其自私、遮蔽、阻碍的意涵又必然随之消解，潜在地构成意论在体用方面的两重特质。意作为天人、物我之间的隔碍为表象，而沟通天人内外才更为必然和根本。通过贯通天人内外，此一心意成为人成就内在自我的根据。
  朱熹对《论语》“礼”的三维诠释
  郭园兰《中国文化研究》2021年第3期
  朱熹对《论语》“礼”有“天理”“节文”“天理之节文”等三个维度的诠释。为建构理学体系和应对佛道挑战，在继承前人思想资源的基础上，朱熹释“礼”为“性”，发展“性即理”，把“礼”诠释为“天理”。“天理”空而不实，难以囊括精细、着实工夫，中年起，朱熹对只以“理”释“礼”表示不满，强调释“礼”为“节文”。“天理”“节文”诠释各有偏废，朱熹创造性地提出两全之释“天理之节文”，以“天理”为根源、为体，以“节文”为表现、为用，晚年尤其注重强调和阐发此义。朱熹在继承、发扬、反省、批判中发展、完善和定型“礼”之诠释。从理学建构视角系统探究朱熹对《论语》“礼”的三维诠释及其曲折发展，有助于更加深入全面地理解朱子礼学、理解宋代理学。
  试论朱熹理学思想建构中的荀子思想形象
  朱锋刚《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21年第3期
  随着“朱熹是荀学”命题的提出，朱熹笔下荀子的真实思想形象值得聚焦探讨。朱熹用“参杂法家”甚至“全是申韩”的评语表达对荀子取法法家以建构学说的不满，但依然认为与韩非等法家人物相较，荀子是有救世情怀的儒家圣贤，是“大醇”。朱熹沿用了程颐“论性”时性与气兼备的义理架构，认为孟荀皆有得失，荀子于“大本处不透彻，只见得人性之不好”；孟子“只见得大本，未说到气质之性”，这构成了性恶论兴起的理论源头。不识性之大本，导致荀子虽强调践履工夫却因流于细节而无从落实。朱熹认为应该从孟子四端说来阐明“礼乃性之固有”，可破荀卿之说。总之，朱熹体察、肯定荀子的救世情怀下的良苦用心，从义理上有意识地统合孟荀来寻求发展儒学。
  美德伦理学的自我中心问题：朱熹的回答
  黄勇《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3期
  与后果论要求我们为最多的人创造最多的幸福和义务论要求我们遵循普遍的道德规则不同，美德论要求我们成为具有美德的人。因此美德论有时被批评具有自我中心倾向，似乎我的唯一目标就是使自己获得美德。这种批评表面上很容易回应，因为美德论要求我获得的很多美德都是涉及他人的，例如仁慈这种美德就要求我关心他人的利益，因此不是自我中心的。但这种批评还有两个更深的层次：一方面，美德伦理学认为一个人的美德比一个人的外在利益更重要，但一个人在追求美德过程中为自己获得的是比较重要的美德，而给他人提供的只是一些外在的利益；另一方面，具有美德的人虽然也关心他人利益，但他之所以关心他人利益，最后还是为了自己成为一个具有美德的人。
  认知转向视域下朱熹“理一分殊”说的隐喻结构
  张寿《齐鲁学刊》
  2021年第3期“理一分殊”说是贯通朱熹整个理学体系的关键点和核心内容。然而，这种“理一分殊”说却使得他的理学体系深深陷入悖论困境。当今随着认知科学的突飞猛进，哲学研究正要进入一个“认知转向”的新的历史时期。体验主义是一种以当今认知科学的经验性研究成果为基础，逐步形成发展的崭新的哲学理论。根据体验主义的基本观点，隐喻映射和建构化在本质上是局部性的，它的哲学意蕴在于“隐喻建构物”虽实在，但不具有客观性或确定性。从体验主义观点看，朱熹的“理一分殊”说是由“月亮”“窝窟（容器）”“杓碗（容器）”“木根”“绳索”“统体异用”“异体异用”等多重隐喻精致化的复合型隐喻，这表明，朱熹所谓“理一分殊”只是一个没有客观性、确定性的抽象观念而已。这进一步表明，宇宙间其实并不存在“理一分殊”的运作，通过“理一分殊”呈现出的理对宇宙现象界的参与和主宰作用亦是一种理论假象。
  朱熹、王阳明对天理的理解——从二人对“子入太庙，每事问”的解释来看
  王春梅《学术探索》2021年第3期
  王阳明、朱熹二人对“子入太庙，每事问”做出了不同的解释，朱熹认为孔子是“知而问”，王阳明则认为孔子是“不知而问”。王阳明、朱熹二人之所以对同一件事做出了不同的解释，根源在于二人对“天理”的理解不同。朱熹理解的“天理”是事理、具体的礼节，这样理解“天理”，就会析心与理为二，导致道德无力。王阳明理解的“天理”则是性理，性理并不是具体的礼节，而是形成和判断具体礼节的本源和标准，这样理解“天理”，如果落实不够，就会导致荡之于玄虚或参之于情识。
  自律还是他律——反思牟宗三对朱子格物致知理论的定位
  高海波《道德与文明》2021年第3期
  在心学史上，陆象山、王阳明、黄宗羲等人都曾对朱子的格物致知理论提出批评，认为其有“义外”之嫌。牟宗三延续了这一看法，他从康德哲学的视角，指出朱子的格物致知理论是将道德法则置于主体之外，从而是一种他律道德。陆王心学家特别是牟宗三对朱子格物致知理论存在误解。实际上，在朱子那里，格物致知就是克服气禀、物欲的影响，从而使主体充分认识自身性理并使其现实呈现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说，朱子格物致知的道德形态也是一种自律道德而非他律道德。
  陆陇其的独尊朱子论——兼谈其对东林以及蕺山、夏峰等学派的评定
  张天杰《中国哲学史》2021年第3期
  陆陇其是清初程朱理学一系的代表人物，其学术主旨是“尊朱辟王”。与对其有影响的张履祥、吕留良、熊赐履等学者相比，陆陇其明辨道统，形成了更为完整而独特的“独尊朱子”论。一则辨析为何朱子之学即孔子之学、尊朱子即尊孔子，一则辨析为何顾宪成、高攀龙与黄宗羲、孙奇逢等调停朱、王之不可取。正是因为他的深辟与严辨，从而在“由王返朱”思潮，也即朱子学再度意识形态化过程中发挥了较大的“卫道”之功。
  《朱子封事》的思想特色及其在中朝之影响
  孙卫国 袁昆仑《学术研究》2021年第4期
  《朱子封事》是朱熹从1162年至1195年所作6篇封事的总称，涉及南宋政治、文化和军事等多方面内容，是朱熹哲学理念和政治思想结合的体现。从南宋至清，《朱子封事》成为理学家评价朱熹和议论时事的重要媒介。随着朱子学在朝鲜王朝的传播，《朱子封事》也受到朝鲜王朝君臣的重视，成为朝鲜王廷经筵的重要书籍；其也被朝鲜儒士广泛研读，成为明清之际朝鲜王朝宣扬“讨复大义”的思想源泉。《朱子封事》在中国和朝鲜半岛的传播，同中有异，既源于朱子思想在中朝的重要影响，也反映出朱子学在朝鲜王朝的独特性。
  “格物穷理”：晚明西洋哲学与宋明理学之间的话语竞争
  王格《世界哲学》2021年第4期
  晚明天主教来华，西洋哲学随之首次进入中国。在传教士的“文化适应”以及“尊古儒”的策略之下，对西洋哲学的译介一方面大量采用了宋明理学的话语体系，另一方面却并非与之融合，而是形成一种话语竞争。从哲学及其分支学科的名目，到基本概念如“天”“理”“礼”等，西洋哲学均与宋明理学展开了一场争夺战。这场争夺由在华传教士发起，虽然并未引起中国主流思想界显著的反弹，但其细微影响亦时有潜入中国思想潮流之中；而此番话语竞争的遗产在晚清得以延续和壮大，影响至今。
  朱陆之辩再论：理论症结、内在关联与话题选择
  傅锡洪《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4期
  朱子和象山分别围绕“尊德性”“道问学”问题以及“无极而太极”问题展开了两场辩论。必须凭借知觉以穷理，还是可以体悟本心并进而凭借本心直接做身心修养工夫，是双方在尊德性、道问学之辩中的根本分歧。在主张理与气或说道与事不离之外，究竟是否还要主张它们的区别，则是双方在无极太极之辩中的根本分歧。两场辩论存在内在关联。从体用关系来看，朱子强调体用有别，体难以直接作用于用，不应将两者混同；象山主张体用一致，体可以直接在用中发挥作用，不应将两者割裂。两场辩论不过是分别借助尊德性、道问学和无极太极的话题展现了这一根本分歧而已。
  蔡沈《书集传》的伦理思想及其对程朱的推进
  樊智宁 陈徽《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4期
  蔡沈《书集传》从道德主体的人格、道德实践的模式以及道德生活的视域三个方面对程朱的伦理思想进行推进。蔡沈《书集传》严格区分了圣人与贤人两种最高的道德主体人格，认为两者不可贯通，但主张成为贤人比成为圣人更能体现人的崇高性。蔡沈《书集传》区分随顺与持敬两种道德实践模式，认为前者包含后者，前者是圣人的专利，后者则属于贤人。蔡沈亦将随顺从被动的应物状态改造为主动的道德行为，使得程朱伦理思想的自律性得以突显。蔡沈《书集传》还通过构建出德性生活与政治生活的交互结构，揭示了德性与政治的内在关联，使得程朱的理学思想在政治领域得以进一步完善。
  “理之用”还是“心之用”？——退溪和栗谷对物格注的争论及其回响
  周元侠《世界哲学》2021年第4期
  朱子《大学章句》曰：“物格者，物理之极处无不到也”，退溪早年认为“理岂能自至于极处”，晚年则主张“先寻个理所以自到者”。为了解决“理自到”与“理无情意，无计度，无造作”之间的矛盾，退溪依据朱子“理必有用，何必又说是心之用”的说法，提出“无情意、造作者”是理之体，“随寓发见而无不到者”是理之用。栗谷学派则从“理无为而气有为”的立场，批评退溪违背了“体用一源”的原则。退溪后学一面批评栗谷“物理到极处”的说法是分物理与极处为二，一面接着《四书大全·大学或问·补亡章》小注的讨论，认为“心之用”实为“心所管之理呈露于本地”，重申理到是“理之用”的观点。退溪和栗谷两派对物格注的争论体现出朱子理学思想存在的“复见天地之心”阐释中的未发已发问题。
  朱子“复见天地之心”阐释中的未发已发问题——兼论“静中存养”工夫的优先地位
  李健芸《哲学动态》2021年第5期
  在朱子将“复见天地之心”与未发已发概念关联起来的阐释中，存在着由已发之用的生气流行显示未发之体的天地生物之心的结构。在这个结构中，朱子又区分了两种对“复见天地之心”的解释，即由纯粹蕴蓄而尚未显露的生气显示天地之心和由显露几微的生气端倪显示天地之心。相较而言，朱子更加看重前者。与此相关，在心体流行的层面，“复见天地之心”则可以相应解释为由心灵活动在未发阶段的静中知觉不昧显示出天地之心，在此状态下的心灵活动完全保持自身的纯粹醒觉。无论是心体层面的静中纯粹醒觉，还是生气层面的纯粹蕴蓄的生气，都因其纯粹性而能够最直接地显示出自身不会孤立显示的天地之心。这既是朱子在生生流行统体之内确立“以静为本”的思路，又是他确立“静中存养”工夫的优先地位的思路。而后者也是朱子在中和新说中对延平教诲的重新理解。
  尽忠还是行恕：朱熹对刑罚的道德解释
  肖芬芳《孔子研究》2021年第5期
  朱熹在解决刑罚和恕道如何兼容此一难题时，以忠恕一体的关系来论证刑罚不失儒家道德本意。他认为治理者和犯罪者都需尽己为忠，如此治理者因恪守道德而用刑罚裁制犯罪者，犯罪者也会认识到自己应当承受刑罚措施，从而不会存在“己所不欲”的恕道困境。朱熹主张使用刑罚来表达“恶恶”的道德态度，并通过惩戒恶者来保护善弱群体，此种意图严分善恶界限的义刑观注入了教化仁爱之意，从而治理者使用刑罚和推行儒家道德是一体两面之事。朱熹建构了刑罚和儒家“忠”“义”等德目的契合性，其中既可能发展出追求正义、践行法律的司法精神，也很难避免在道德严格主义中陷入严刑之流弊。
  太极VS创造性——朱熹与怀特海本体论之比较
  王锟《现代哲学》2021年第5期
  朱熹与怀特海哲学之间的相通性，怀特海本人及现代新儒家人物都有觉察。自李约瑟开启朱熹与怀特海比较研究以来，朱熹与怀特海的比较开始受到关注。本文以怀特海有机主义哲学为媒介，把朱熹与怀特海的本体论范畴——“太极”与“创造性”进行比较。作为最高的本体范畴，朱熹的“太极”与怀特海的“创造性”既具有终极原理的面向，又具组织力、发动力的面向，二者意义相通；怀特海的本体论在强调超越性与内在性、体与用之统一方面，更契合于朱熹。不同之处是：朱熹正是由太极的“生生不息之机”而上达“天地生物之心”，最后挺立起“仁”本体论，成就自己的道德形上学；而怀特海的本体论则是自然化、平面化的，缺失了道德形上学的高俨。
  追摹“圣人之道”：《续文章正宗》中的理事关系与文道关系
  李法然《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5期
  真德秀《续文章正宗》立足于道学立场而面对古文传统，至少在两个层面上寻求理学与文章的契合点：其一，在思想内容上以“道”之“一”统领各类文章之“殊”；其二，整合以“道”统领的知识体系与“文章”的外在形式。二者正好对应刘彝所说“圣人之道”中“体”“用”与“文”的关系。前者反映出道学思想体系，后者则是对文道关系的处理。前一层面借由《大学》八条目的理论框架完成了道学文章契合点的寻求，而后一层面却未取得预期效果。其中反映出理学家在处理文道关系方面存在的困惑，促成了南宋道学选本的转型，不再尝试整合古文传统，只求在道学思想体系内部获得自洽。
  退溪思想中的“敬”以践德
  耿志刚《伦理学研究》2021年第5期
  退溪发展了朱子主敬学说，把“敬”作为治学的根本，将其贯穿为学的始终。在退溪思想中，“敬”是心的主宰与存在方式，其核心要旨就是遏制欲望，恢复作为人道德之根源的道心。他集中阐发了关于心的本性和修养的问题，从而探讨“为人”与“成圣”的路径，进而在“知行并进，互为轻重”辩证思维指导下，把敬工夫与道德的“行”结合，践履“敬”思想于日常之中，最终实现人行为的道德性与身心价值的中正性相统一的目标。
  朱熹民族关系思想初探
  崔明德 穆琛《贵州民族研究》2021年第6期
  朱熹民族关系思想以“内修政，外攘夷”为主要内容，具有多方面内涵：一是对“理欲”之辨的理论应用，通过华夷观表现出来。二是对“中国”正统的全新阐释，通过“中国”观、正统观表现出来。三是对主战反和的理性表述，通过“战守合一”表现出来。这三个方面凸显了南宋在“中华一统”进程中的特殊作用：以朱熹为代表的宋代理学家实现了对天理道统的构建，为金元儒士华夷观念和“中国之道”的调适提供了哲学范式，在古代中国各民族共创中华的发展脉络中发挥着重要的理论构建作用。当然，朱熹以恢复华夷秩序为目标对“中国”的阐释、重新突出民族身份以及提出“正统之始”和“正统之余”两个概念，刻意延长正统接续周期，是对传统夷夏可以互变古训的背弃，更是汉唐“大一统”格局的严重倒退，因而其民族关系思想明显具有封闭性和狭隘性。
  再论朱子“四端之发有不中节”——捍卫朱子性善论之基础
  洪明超《道德与文明》2021年第6期
  许多学者认为朱子“四端之发有不中节”的思想动摇了其性善论的基础。这种看法存在着“双重滑转”，既把“四端之发”滑转为“四端”，又把“不中节”滑转为“不善”，由此对朱子的相关思想产生了严重误解。通过分析可知，“四端之发”的整体过程在时间中包括“发显”“持存”和“落实”三个阶段，“不中节”只能指涉后两个阶段，“发显”的四端本身则纯善无恶。因此“四端之发”之“不中节”并不蕴含“四端”之“不善”，朱子性善论的基础仍可保持牢固。
  道德生存与天命的分合及其意蕴——以朱熹与阳明对《孟子·尽心》首章诠释为中心
  高瑞杰 郭美华《浙江社会科学》2021年第6期
  自孔孟以来，道德主体性与天命之间就一直存在紧张关系，影响着后世诸儒对此问题的解读。在对《孟子·尽心》首章的诠释上，朱子以普遍之理的预设为根基，依据《大学》条目，从认知角度呈现了一个由知到行、普遍的历时性进程，突出普遍天理对于现实生存的绝对优先性；而阳明将此章三句视为三种品第的为学进路，并与《论语》《中庸》生知安行、学知利行、困知勉行结合起来，将此章理解为不同主体现实生存活动及其境界的共时性差异，对单纯的认知主义进路有所克服。但是，阳明依然将普遍天理预设为主体性良知的先天本质，同样湮没了真正的道德生存本身。事实上，重新敞露道德生存论的真蕴，将天命与道德生存划界，以人自身活泼的生存活动及其展开作为人之本质的基础，是彰显人自身生存性意义的必由之路。
  从《大学》诠释看王船山对朱子学态度的嬗变
  李敬峰《求索》2021年第6期
  缘于《大学》在朱子哲学体系建构中的肯綮地位，从《大学》入手探究朱子学便成为理学和理学史研究的重要进路。王船山在45岁时作《四书稗疏》《四书考异》，47岁时作《读＜四书大全＞说》，55—59岁作《礼记章句》，61岁作《四书训义》，66—70岁作《四书笺解》，诸书关涉《大学》的部分，形成了船山独到的《大学》诠释体系。从动态的视角考察这些不同时期的《大学》注本，揭示出船山由批评到依违，再到推衍、发越和卫道朱子的特质，成为厘清和衡定船山与朱子学关系的一个重要方法，从而回应了学界在此问题上或宗承，或修正，或参伍的纠纷，对把握船山与理学主流学派的关系，乃至把握明清之际的学术思潮的走向不无裨益。
  永嘉学视野中的理体学与心体学——项乔的理气心性论
  张立文 董凯凯
  《浙江工商大学学报》2021年第6期
  项乔认为体会“四书五经”之言，就是体悟圣贤的心学，进而融通义理。他认为，阳明发朱熹之所未发，“致良知”是其独创之见。良知作为天理而主于虚，虚能容物，推致良知于事物。虚实一源，显微无间。项乔的“致良知”“求放心”之学，是在圆融孟子、《中庸》和阳明心体学，并融通朱熹的观点而阐发自己的独创见解，进而探索理气和道器的关系。项乔融突和合程朱理体学与陆王心体学旨在归本圣贤经典的理想人格，高扬随事在物即行的德性，终成心体学的事功学。
  论朱子学视域下元儒许衡的孟子研究
  周春健《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6期
  许衡是元代北方学者，位至国子祭酒、集贤大学士、中书左丞，开创鲁斋学派，被奉为元代理学宗师。德安之战后，许衡自姚枢处获睹程朱著述，得以研习朱子《四书章句集注》诸书，并“一以朱子之言为师”，实现了其平生治学的四书学转向。许衡一生受到孟子学的很大影响，在孟子学理论上也有所创获。从态度上讲，许衡曾明确表示“愿学孟子”，以为孟子仁义之学“不可须臾离也”；在孟子学的核心观点如人性论、夷夏观、君臣观等方面，颇有可观之处；许衡一生之出处进退与政治思想，亦受到孟子学的重要影响。从许衡之孟子学，还可以看出元代理学和会朱陆、开启明代心学的时代特色。
  林罗山的《春秋》学
  张德恒《孔子研究》2021年第6期
  德川日本（1603—1868）时期著名朱子学派儒者林罗山治《春秋》学根本程朱、推崇胡安国《春秋传》，同时兼攻《左传》《公羊传》《穀梁传》，重视对《左传》文法的领悟与揭示。林罗山《春秋劈头论》以设为问答的方式讨论了《春秋》与孔子之关系、《春秋》命名由来、《春秋》所行正朔、诸侯能否改元、孔子笔削《春秋》具体方法等《春秋》学基本问题，为德川日本《春秋》学的发展开辟了进路，具有重要意义。
  对牟宗三诠释朱熹仁说的方法论反省
  杜保瑞张雅迪《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8期
  牟宗三的哲学思维模式和方法论对当代中国哲学影响巨大，本文以牟先生对朱熹“仁说”的讨论来反省牟先生对朱熹学说的整体思考，说明牟宗三先生的哲学问题意识，在于对比中西哲学而主张儒学系统是唯一能完成形上学的系统。以此之故，牟先生特别关心儒家道德形上学的证成义，于是所说之本体宇宙论的纵贯创生系统，成了绾合宇宙论、本体论、工夫论、境界论的天道流行义与圣人践行义的综合型态形上学，并以此为孔孟思想之根本型态、唯一型态。以此解读朱熹哲学时，便将朱熹纯粹谈论存有论的概念定义及概念解析的儒学系统说为别子，关键是在此系统中并不说明主体活动；又将朱熹诠解《大学》所说工夫次第的格物穷理工夫说为只管认知不管意志纯粹化的活动。本文即是对牟先生的思考重做分析，指出朱熹所说存有论与工夫次第论并不违背孔孟实践义，只是说了不一样的形上学系统及讨论了工夫次第问题，而工夫次第问题亦不是对立于本体工夫的问题，以此还原朱熹学说的型态定位。
  罗泽南《姚江学辨》的核心要旨及其思想史意义
  刘俊《东岳论丛》2021年第9期
  在晚清汉学式微、宋学复兴、心学抬头之际，理学名儒罗泽南以卫道程朱、恪守正统为己任，倾力著述《姚江学辨》，以朱子学为准则，对阳明心学展开剖析毫厘、决其疑似的批判。他首先力证阳明之学为禅学，割断心学与孟子学的渊源，将其打入异端，从儒学行列中清扫出去，消解其合法性；继而操戈入室，从阳明心学的三大要旨心即理、致良知和知行合一入手，详辨其非，否定其合理性。罗泽南这种不遗余力的批判，呈现出鲜明的学术特质，在学术史上具有重要的典范意义：一是标揭程朱、重振宋学，使程朱理学得以在乾嘉汉学没落之后再度崛起；二是显豁程朱、陆王之学的创获与局限。
  朱子的“诚意”论及其道德动力
  孟少杰《哲学研究》2021年第10期
  理解朱子“诚意”说的关键在于如何处理“诚意本位工夫”和“真知必能行”的关系。诚意的本位工夫是好善恶恶时能实用其力。而真知正是要为此过程提供道德动力，使诚意工夫的展开具有自然性和自发性。同时，道德动力的来源不能只归于行动主体的深切体认，而是根源于天理的生生不已。在天理的统摄下，诚意本位工夫中的实用其力和道德意识的自然而发具有了同一性。因此，朱子的“诚意”说贯通了“知—天理—诚意”这一过程，这和王阳明的“致良知”思想既有相似又有区别。
  理治的法理阐释——以朱子理治思想为中心的考察
  郭忠 刘渠景《学术界》2021年第10期
  法理作为高于实在法的思想、观念和理论成果，其不仅是一套形式化的思维体系，更是一系列合理化的社会治理原则和实质性的理想价值追求，其与一个国家的历史文化与社会治理传统密切相关。以朱子为代表的理学家的理治思想，是古代中国社会治理思想的最高结晶，蕴含着丰富的法理资源。理治具有治之理的多元一体性、治之道的内外合一性以及治之法的相辅相成性等多种重要特性。与法治相比，其在效力范围、运行机制、价值追求等方面的法理意蕴也更为丰富、立体、多元。深入挖掘理治中的法理，有利于补充形式法治与形式法理的不足。
  论中国古代教育意义世界的消解与重构——以朱熹对宋代科举之学批判为中心的考察
  孙杰《学术探索》2021年第11期
  为己之学是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家们所秉承的为学宗旨。以追求外在功名利禄为宗旨的科举之学，不仅使古代学者面临着失去自我独立人格和主体地位的歧途和风险，而且在无形中消解了学者为己的古代教育意义世界。以“四书”为中心的新经学课程体系及旨在改革科举之弊的《学校贡举私议》，体现了朱熹在科举取士背景下立足于为己之学的立场来协调举业与修学之间的相互关系，并使学者在与圣贤的文本对话中体悟儒学内在超越价值取向的学术理想。朱熹对于孔颜乐处本真的阐释及对圣贤气象的追寻，正是要重塑属伦理又超伦理、准审美又超审美的精神境界，进而使古代学者在体验圣贤德行工夫中领悟超然的教育意义世界。仁智统一的为己之学正是儒家教育经典之真价值所在，成己成人之中蕴含着古代学者的学术理想和修身境界。这正是追溯朱熹重构古代教育意义世界的价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