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全球朱子学研究述评
| 内容出处： | 《朱子学年鉴.2021》 图书 |
| 唯一号： | 130820020230006783 |
| 颗粒名称： | 全球朱子学研究述评 |
| 分类号： | B244.7 |
| 页数： | 46 |
| 页码： | 111-156 |
| 摘要： | 本文对2021年度不同国家和地区朱子学研究进行了综述，包括中国台湾、日本、韩国和欧洲等地。同时，还介绍了江西近四十年的理学文化研究。 |
| 关键词： | 朱子学 研究 理学文化 |
内容
2021年度中国台湾朱子学研究成果简介
陈永宝
对于2021年度中国台湾朱子学相关研究成果的整理与综述，共分三个部分进行。第一部分为期刊论文，第二部分为学位论文，第三部分为专书。为避免在整理过程中产生对作者原意不必要的误解和曲解，这里尽可能采取作者原有的论述来加以说明，而不附加编者的个人理解。
期刊论文方面主要来自中国台湾2021年的期刊论文，以华艺学术文献数据库为主选择数篇进行摘录。所选论文归纳为两种类型：一是直接与朱子学相关的研究，共27篇；二是间接与朱子学相关的文章，共17篇，二者总数共44篇。为了让学者快速掌握这些学者的研究成果，本文主要选取论文摘要作为主要内容进行介绍，希望能以此帮助读者清晰作者尝试解决的问题、证成的程序与所得的结论。学位论文方面，编者的数据来自台湾硕博士论文加值系统，论文主要以摘要的方式呈现，以便让读者可以快速掌握作者论文的研究动机与研究方向。本年度专书较少，只有2本。其中陈荣捷的《朱熹（二版）》早年已经出版，为2021年重新整理印刷。
一、期刊论文（以发表时间排序）
1.吴启超：《再思朱子的“理”：“存在之理”还是“总文路”？》，《东吴哲学学报》，2021年2月第43期，第22—67页。
该文探讨朱子哲学中存有论部分的“理”的基本涵义，具体来说是要对两种诠释做比较：到底“理”的根本身份较宜诠释为“万物凭之而有其存在”的“存在之理”（存在的根据或“所以然”），还是“万物依循之而运作、运行”，近期有英语著作译为“Pattern”（P为大写）的“总文路”？该文认为，“总文路”的诠释对朱子有关“理”的界说和围绕着“理”的一系列存有论观点，皆能给出言之成理的说明。反观“存在之理”的诠释，则或未足够相应其中三项，即“理有偏全：上下两层之理有内容上的连系（联系）”、“理非一物”、“理为形而上，气为形而下”。
2.郑泽绵：《“以心求心”与“以禅抑禅”——论大慧宗杲思想对朱熹批评湖湘学派的影响》，《东吴哲学学报》，2021年2月第43期，第69—96页。
朱子认为湖湘后学近禅，但他对后者的批评也借用了禅宗，采用以禅抑禅的方式。首先，朱子批评湖湘学派的“观过知仁”会导致“一心三分”，作者在《大慧语录》中找到了类似“一心三分”的说法，还有朱子批评湖湘学派时引用的公案；其次，朱子批评湖湘学派的“以心求心”，认为“即觉其失，觉处即心，何更求为？”转而提倡“常惺惺”的主敬工夫；而大慧宗杲也说：“能知昏钝者，决定不昏钝”，紧接着引用瑞岩禅师“常惺惺”的公案。该文使用互证法：结合“思想结构相似性”与“人物交往、文献阅读史”，确证了从大慧到朱子的影响链。
3.田富美：《清初朱陆异同论争的一个侧面——论王懋竑＜朱子年谱＞中鹅湖之会的书写》，《台大中文学报》，2021年3月第72期，第149—189页。
探赜理学发展的历史，有关朱熹与陆九渊学术的异同论辩，始终是研治者无法回避的议题之一。自鹅湖之会后，朱、陆之学在经历元明以至清初儒者反复论述折衷、异同的过程里，门户派别逐步形成，各种文献评述、典籍著作，呈现的是各时期儒者受其当下学术氛围以及自我问学体验等复杂的意识投入此一场域中的辨析。被誉为“宋明理学殿军”的清儒王懋竑所纂订的《朱子年谱》，可说是以考辨史料形式参与朱陆异同论争的重要成果。王氏以撰作年谱的形式企图建构朱子学行的信史，尤其作为论争起始点的鹅湖之会，看似史料铺排的年谱，实则在删汰、择取、增补之中，潜藏了朱子形象的预设，以及朱陆异同论争的学术关怀。该文就王懋竑撰作《朱子年谱》之目的进行分析，指出王氏在阐明正学、尽破窠臼的理想前提下，批判李默在尊陆抑朱、朱陆晚同的视野中“以意删削”旧年谱所撰《紫阳文公先生年谱》；其次，梳理王氏《年谱》中鹅湖之会的书写，借由王懋竑年谱》所摘录史料、《象山年谱》、相关文献等进行对读，透显王氏在删削、增补之间形塑儒门正传——读书讲学、训诂文义的朱子图像；最后，依据前述论析，指出王氏《年谱》所形构的鹅湖之会在清代朱陆异同论争史中之意义。
4.吕政倚：《牟宗三与劳思光论朱子学中是否有“本质”概念：以韩国儒学的论争为例》，《思与言（人文与社会科学期刊）》，2021年3月第59卷，第155—197页。
该文目的在探讨朱子学中是否有相当于亚里士多德的“本质”概念，这个问题涉及朱子是否运用这个概念来说明其“人性、物性同异”之辨。牟宗三与劳思光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迥异，牟宗三认为朱子学中并没有“本质”概念，劳思光则认为朱子学中有“本质”概念。牟宗三的看法颇具争议性，引起若干学者的批判。为厘清此争议，作者首先以他们对朱子“枯槁有性”说的解读作为切入点，分析他们二人的看法，指出牟宗三对朱子学的诠释最具效力。随后以韩国“湖洛论争”中的“人性、物性同异”论辩作为参照的对象，通过“人性、物性同”论者对“人性、物性异”论者的批判，指出在朱子的“理气论”中并没有安置“本质”概念的空间。最后，作者指出牟宗三认为唯有将“本质”概念归诸知识的领域，才能使其在朱子学中获得独立意义的看法具有合理性。
5.张清江：《鬼神何以“体物而不可遗”？——以朱熹的诠释为中心》，《哲学与文化》，2021年3月第48卷，第101—121页。
“体物而不可遗”是《中庸》论述“鬼神之为德”的重要说法，也是理学家构建鬼神与万物关联的基本依据。朱熹将“体”解释为“做骨子”，将“体物”理解为“物以鬼神为体”，将鬼神界定为“气之屈伸往来”，进而将“体物而不可遗”确定为“天下万物莫非阴阳造化之所为，无物可遗”。在这一解释中，鬼神作为天理落实的“良能功用”，其主体性色彩被最大限度淡化，由此建构起的理学宇宙观，通过贯穿幽明和物之终始而祛除鬼神的神秘色彩，进而消解其作为佛教因果轮回主体性的意味，同时，因为这种屈伸作用的真实性，物世界的真实性也获得“天理”的超越保证，以此反对佛教的虚妄世界观。
6.乔毅：《朱子文献刊误二则》，《鹅湖月刊》，2021年4月第550期，第23—25页。
该文主要围绕北京中华书局《四书章句集注》句读《论语·为政篇》第二十一章和《四书或问·君子无所争章》文渊阁四库本部分内容进行刊正。
7.王振辉：《唐君毅的“朱陆会通说”探析》，《鹅湖月刊》，2021年4月第550期，第41—55页。
在朱陆异同问题上，唐君毅主张朱陆会通说。他认为如果悬置朱子心性论中的宇宙论观点，就会发现朱熹也有超越的本心思想，朱陆在心性论上不是异质的形态。在工夫论上，唐君毅围绕着去除气禀之杂这一核心，重构了朱子的主敬涵养、格物穷理和察识三层工夫论；围绕着发明本心这一核心，重构了象山一体两面的工夫论。进而，唐君毅提供了三种工夫论上的会通方案：一、朱陆工夫论始终相涵；二、朱陆工夫论博约相资；三、朱陆工夫论都需要奠基于诚信工夫论之上。总体而言，唐君毅是站在心学的立场上，通过将朱子哲学调适上遂，完成了朱陆的会通。而这种别具特色的朱陆会通说，又与唐君毅的感通思想息息相关。
8.张崑将：《德川朱子学者对阳明学的批判及其局限》，《鹅湖学志》，2021年6月第66期，第59—81页。
该文关注朱子学及阳明学在德川日本发展的特殊现象，首先从外部的制度面分析朱子学发展的局限，接着从学说思想层面，扣紧在德川时代批判阳明学最有力道的闇斋朱子学派，分析其批评亦多未能击中阳明学要害。暗斋学派可以说是在日本众学派中最排斥阳明学的，除山崎暗斋本人有《大家商量集》批判阳明学之外，其门人丰田信贞更编纂《王学辩集》，汇集韩国朱子学者李退溪以及暗斋学者们等非议阳明学观点的著作，更旁及日本朱子学者林鹅峰批判阳明学之作。该文企图以闇斋学派的阳明学批判论为主，观察他们对阳明学的批判理论之不足，加上德川特殊的政治文化体制，使得阳明学可以在日本的文化土壤中缓慢成长并在幕末成为显学。
9.张锽焜：《朱子＜小学＞——一种儒家式的基础教育纲要》，《清华教育学报》，2021年6月第38卷，第1—41页。
南宋朱子认为教育应分为“大学”与“小学”两阶段。小学是奠定德性基础的时期，他与学生编辑《小学》一书，为小学之教提供了教育原则。该研究旨在探究朱子《小学》一书的教育理念与思想，进而探讨《小学》教育方案对扩展当前教育的可能性。《小学》的教育内容主要是：一、明伦：人生基本关系（五伦）之德性与实践智慧的培养；二、敬身：理想身心素质的形塑，包括心术、威仪、衣服、饮食等。朱子的“小学”对我们当前的教育有以下启示：发展以品格与德行为本的全人教育；重视人类本质关系的教育；实施适度的生活规范教育，引导学生迈向自我修养。
10.李瑞全：《再论杨祖汉教授之论朱子之工夫为儒学的正宗》，《鹅湖学志》，2021年6月第66期，第161—187页。
杨祖汉教授《哲学思辨、自然的辩证及道德实践的动力》进一步论证程朱的工夫论虽然是在“心理为二”的架构之下，通过康德对“自然的辩证”之以哲学思辨的解决方式，可以转用以支持朱子之工夫论中的思辨方法，是可以达到正统儒家的“逆觉体证”工夫的目的的。而且由此可见儒家的工夫论不能单以牟宗三先生所标举的逆觉体证的方法为限。而且支持哲学思辨是一种从“常知”进到“真知”的工夫，足可以使人达到真正实践道德法则的要求。而且，哲学思辨对逆觉体证的工夫也是有效的和必要的。《论朱子之工夫为儒学的正宗》一文主要厘清康德所强调的在化解“自然的辩证”中所用的理性的思辨只是深化定然律令的内容，实与工夫或道德动力之生发无关。而康德的自由意志与意念的结构，与义务中的敬畏之生起方式亦与朱子不同，故康德之说对朱子之工夫论没有帮助。该文对思辨在儒家的工夫上的作用进行细部的分析，指出如杨教授一文所说的，在主张“心即理”的心学中，哲学思辨具有辅助的作用，但心学家的工夫由“逆觉体证”的道德本心或良知之发用，即足以成就真正的道德行动，毋须哲学思辨之助。而在朱子之“心理二分”下的“格物穷理”的思辨并不足以成为独立有效的工夫教法。朱子之工夫是彻底的渐教，不能使实践者成圣。此即证明朱子之工夫不是孔孟之传统，也不能成就真正的道德实践，确是别子为宗。该文最后申论，朱子的工夫中的思辨的功能，可以使实践者成就一定的道德人格的表现，也有助了解何以朱子所主张的工夫论不对头，仍然足以使朱子成为士林所承认的大贤。
11.陈荣灼：《朱熹的孟子学——从诠释到发展的进路》，《当代儒学研究》，2021年6月第30期，第1—39页。
传统以来，朱子的孟子图像一向被视为正统，可是，于当代学界牟宗三却一反前人之说，首倡陆象山、而非朱子，方是孟子的正统传人。基于著名的“朱陆异同”论争在宋明儒学乃至中国哲学史上之重要性，如何去了解这两位儒者的“孟子解”之本质差异，也是很有意义和饶有兴味的。简单而言，该文旨在展示：对比于象山的“主体主义”式进路，朱子的进路则是同时具有“共同体主义”与“反观念论”的特色。象山的孟子图像基本上是“唯意志论的”，而朱子的孟子图像则是“理性主义的”。从方法论而言，朱子的观点乃是“从下而上”——所谓“下学而上达”，因此朱子的进路乃是“具体的”。这亦可以为朱子的“认知主义”的孟子图像提供一辩解，从而平衡牟宗三对其之低贬。
12.刘舫：《“天人不期合”：再议朱熹“＜易＞本是卜筮书”》，《哲学与文化》，2021年6月第48期，第183—197页。
朱熹提出“《易》本是卜筮书”，作《周易本义》和《易学启蒙》，旨在克服义理易学之支离与象数易学之附会。他置九幅易图于卷首、肯定先天易学、强调筮法等做法，在易学史上颇有争议。应该看到，自北宋以降人们逐渐摆脱天人感应，晓然自然与人事当分而处之，朱熹重提伏羲画卦的话头，重思天道、易、圣人之关系，将自然与人伦截断，为格物之学埋下前提。且随人们认知水准的提高，足以建立由卦画直接推导天地起源和事物多样变化之逻辑，可与通过拟象系辞之历史演绎齐观匹敌。朱熹意识到经学在此背景下必须仍然能够提供充分的哲学表达，于是通过重申“卜筮”和重构《周易》来完成经典的更新，从而在其后的尤其是自然研究著作中成为“元学”。
13.方遥：《朱熹经学思想及其对传统经学范式的更新》，《哲学与文化》，2021年6月第48卷，第119—133页。
朱熹不仅是宋代理学的代表人物与集大成者，同时亦是宋代经学的集大成者。借用库恩的“科学革命”理论，朱熹对于传统经学的发展亦可谓一场“革命”。其意义主要不是对汉唐经学个别观点与方法的改进和拓展，而是对治经范式的全面更新。在经学研究的根本目标上，朱熹主张超越传注，直求圣人本义；在基本方法上，主张义理与训诂相结合；在核心典据上，主张以四书代五经，并以四书之义理统帅五经及其解释，从而建构起系统的四书体系与道统谱系。朱熹创立的这一经学范式是经学与理学相结合的产物，达到了当时经学研究的最高水准，对于后世经学在不同方向上的发展演变亦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14.张莞苓：《论真德秀的帝王教学及经史观念对朱熹的继承与转化》，《国文学报》，2021年6月，第117—148页。
南宋的真德秀服膺于朱熹学术，但其解经方式多以“六经”为先，史书、子书并列，不同于朱熹首重《四书》义理的解经方式。两人差异的关键之一，在于他们对于《四书》、六经与史书之间的本末体用看法，具有相当微妙的差异。该文以真德秀为研究主体，并与朱熹进行对比，凸显二人特色及差别，首先分析两人在“《大学》经筵”上的解经风格与引用情形，点出两人在帝王教学与解经策略上的差别；其次讨论两人如何看待《四书》、六经与史书之间的本末体用关系，呈现他们同中有异的经史观，并看见真德秀对朱熹的继承与转化。
15.简嘉：《帝曰钦哉——由宋人对“钦”字的解读差异探朱熹女教思想一隅》，《华人文化研究》，2021年6月第9卷，第165—176页。
《尧典》中尧嫁二女于舜，并从中观察舜的能力，不管是在童话故事还是经典里，一直以来都是备受讨论的故事。然而，对于最后“帝曰钦哉”四字，却在孔《传》与宋人的注解本里有不同的诠释，该文归纳了三种：诫舜、美舜、诫二女，其中诫二女为朱熹所谈，一改以往的注解，认为是父亲告诫出嫁的女儿“戒之敬之”，而非是舜的德性治理了二女。同时，也比较《史记》、《列女传》的书写手法，其拉出女性主体地位的方式，加入尧的叮咛，更显现朱熹所隐含的女教思想。由此，希冀该文能发现宋人诠解的差异，并填补朱熹女教思想一隅。
16.杨祖汉：《朱子的“明德注”与韩儒田艮斋、华西学派的有关讨论》，《哲学与文化》，2021年7月第7期，第5—25页。
朱子的“明德注”对后儒有很大的影响，而朱子所理解的明德，是指心抑或性理，在朱子有关讨论上，有不同的说法，也引发了后儒的争论。该文论述当代牟宗三先生的有关诠释，又用韩国朝鲜朝晚期有关明德是心或是理的争论来对照，表达对明德注不同的理解的各义理形态，希望通过上述的讨论，证成作者对朱子明德说的原意的理解。
17.吴佩熏：《南宋戏禁文献辨析纠谬——以朱熹劝喻榜及陈淳“论淫祀淫戏”之上书对象为论述中心》，《戏剧研究》，2021年7月第28期，第1—35页。
该文就南宋福建戏曲熟见的朱熹、陈淳文献，辨析朱子的歌乐演剧观，纠正陈淳的上书对象，以此重绘宋代戏曲的开篇轮廓。首先，朱熹任漳的晓谕劝俗有“约束傀儡戏”和“惩处丧制观乐”，然而并非全然的“禁戏非乐”，而是出于“养民”以经济富足，“教民”知人伦礼教。其次，在戏曲史广泛运用陈淳《上赵寺丞论淫祀》、《上傅寺丞论淫戏》二文之前，陈淳的理学官员同人需要先有清楚的定位，方能更准确地说明闽漳戏曲的时间与演进。该文从官员是否具备“寺丞”之官名切入，再借助庆元党禁以来闽漳理学的消长，庶民陈淳如何在理学圈建立影响力，以此纠正戏曲学界判读陈淳致书对象之谬误，受文者应为赵汝谠（1211—1213知漳）、傅壅（1219—1221知漳），而非赵伯逷（1195—1197知漳）、傅伯成（1197—1199知漳），意即呈书的时间分别往后递延了十四年、二十年以上。主张勒禁淫祀淫戏，显示民间演剧的蓬勃兴盛；陈淳公札所纪录的戏剧活动，正与温州南戏从源生到流播的横跨时间相重叠，可以归纳出：发展至嘉定年间的漳州戏曲，还不是发展成熟的大戏，而是小戏迈向大戏、多源并起的过渡阶段。
18.陈永宝：《朱熹“情”的伦理思想向度》，《哲学与文化》，2021年7月第48卷，第77—92页。
朱熹“情”思想的发展过程中继承了张横渠“心统性情”思想，衍化出以心、性、情三者为结构的伦理模式。朱熹的“情”思想构建了一种独特的“人化”、“人性”的“成人”、“成圣”的“人之为人”的伦理学思想。他的“情”思想在其伦理思想中发挥着独特的作用，不能只被看作是“性体”的“情用”，或“性一”的“情分殊”。朱熹意图通过“情”思想的凸显达到了人与天道的结合，完成“天人合一”的伦理思想构建。因此，对朱熹“情”思想的强调，对情—性关系的重新挖掘，及关于讨论“情”与“敬”、“美”等观念的关联，有助我们在理解朱熹的伦理思想时突破已有的研究范式，更加接近朱熹的伦理思想的本义。
19.詹秉叡：《由情入礼：朱熹“礼理双彰”思想述论》，《清华学报》，2021年9月第51卷第3期，第431—471页。
朱熹（1130—1200）向来被视为宋明理学的标杆人物，唯若依自律伦理学之视域检视朱子学的内涵，其心、性分设的理论预设，使其招致不少负面的评判。近来论者试图为朱子学中的道德实践根源寻求解方，然若站稳朱子所论之“心”属“气”的立场，其伦理学仍存在着他律的疑虑。不过，一旦我们调整视角，跳脱西方伦理学的认识框架，将朱子学重置于儒者礼教思维的脉络下来检视，则可窥其建构理学的问题意识乃在为吾人之行礼提供自主性的理论依据，故于中国礼教思想史中有其突破的地位。在此理解基础下，该文试图指出：朱子的修身工夫论，与其重“礼”思维息息相关；故其理论系统中的心、性、情、理、敬等语汇概念，皆应纳入该脉络之下审视，始能有一整全性的理解。
20.曾春海：《评比朱熹与钱穆的道统观》，《哲学与文化》，2021年9月第48卷，第99—144页。
“道统”一词，由朱熹于1189年所规划的语词，理源依据《尚书·大禹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十六字，界说儒家承传成圣之道的理论内涵和流脉。他立基于以儒抗佛、道，提出儒学的心统性情论、成德工夫论和“允执厥中”的价值论，来阐述道统所以然之理。钱穆认为此一观点来自禅宗一线单传之说法，批评朱熹的道统承传并未生生不息，中间隔绝千年之久。他认为朱熹道统内涵失之太窄，并认为儒学源远流长，整个儒学史皆是道统所涵摄。该文旨在厘清身为理学家的朱熹，其道统观系立基在道德形上学、心性存有论及成圣贤的价值论。钱穆是一史学家，立基于宽宏的儒学历史文化立基点批评朱熹。两人的学术背景不同，立基点不同，语境有别，各有理据和不同的学术贡献，不宜有所偏执，而对立分化地判别高下。
21.周福：《理学中的师法与体证——从朱陆鹅湖之辩到阳明龙场悟道》，《鹅湖月刊》，2021年9月第555期，第40—53页。
朱熹自小得宗小程的父亲和三君子所传，学有所出，且注重学问，吸收前贤智慧，在师法上已得大成。然师法与成法并不能代替理学家自身对道的体悟。朱熹过度的知识建构倾向必对其道学的体证构成障碍，以致其领悟之理“只存有而不活动”。另一方面，师法的缺乏又会导致工夫的不笃实，这就是朱熹对陆象山的“禅学”批评。阳明早年急于求道，然其龙场悟道也必遵循朱熹“循序渐进”之师法和成法。大程言：“吾学虽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的。”对道的学习领悟，固然要遵从可靠的师法和成法，但心即理，不从自家心体上体认，则会偏于一个静的、滞留的固化之理层面。师法与体证是理学的鸟之双翼，车之两轮。
22.张德锐：《理学集大成者朱熹传略——兼论对教师专业的启示》，《台湾教育评论月刊》，2021年10月第10卷，第69—77页。
朱熹先生（1130—1200），系我国南宋时期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政治家，他是“二程”（程颢、程颐）的三传弟子李侗的学生，与二程合称“程朱学派”，是理学集大成者。他也是唯一非孔子亲传弟子而享祀孔庙，位列大成殿十二哲者之一，被后世尊称为朱子。朱熹在中国教育史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是故，先略述其生平事迹，再说明其教育思想，最后再阐述其生平事迹与学说对教师专业的启示。
23.曹美秀：《朱子学在越南——以黎贵惇（书经衍义）为例》，《台大文史哲学报》，2021年11月第96期，第37—78页。
该文先追溯朱子学在越南的发展情形，以越南的朱子学风气为背景，再整合黎贵惇相关著作，确立其为朱子学者的前提。再接着就《书经衍义》，分析黎贵惇对朱子《尚书》学的承继与发展。简而言之，黎贵惇解《尚书》有承袭朱子者，又有对朱子说的融会、引申，及以越南文化为根基所获致的个人独见。其背离朱子说者，即朱子学在越南这块土地上的新开展。然此文所述，仅越南经学、朱子学之一端，期能以更多的研究为基础，理出越南经学的特色，并可借由中、越比较研究，对中国经学特质，有更深刻的理解。
24.陈永宝：《论朱熹“情”思想的伦理建构》，《鹅湖月刊》，2021年11月第557期，第32—45页。
朱熹的“情”概念可溯源到《中庸》的“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和孟子的“四端”之心。在朱熹“情”思想的发展中，张横渠的“心统性情”的思想被其继承，遂而衍化出以心、性、情三者为核心的心性伦理学。朱熹的“情”思想是构建“人之为人”的“所以然”式的伦理学思想，并借此建构出一种“人化”的、或“人性”的“成人”、“成圣”之学。他的“情”思想不单是“性体”的“情用”，或“性一”的“情分殊”的区分，而是朱熹将现象式的“情体”通过“情用”的实在性表征出来，达到人与天道相结合，最终完成人之为人的“天人合一”的伦理学构想。对朱熹“情”思想的再发掘，有助于学者理解“中和新说”和“发而中节”的伦理学意义。因此，对“情”的重新定位，对“情”发用的讨论，对“情”的中节工夫（即“敬”的功夫）的讨论，均需要重新加以说明。
25.于芝涵：《朱熹“道统论”的注释表达：以＜孟子集注＞中的道统构建为中心》，《哲学与文化》，2021年11月第48卷，第177—192页。
朱熹除了在《四书集注》序中论述其“道统论”，还通过溢出经文文义的追加观点，把自己的“道统”思想灌注于典籍注释中。孟子在朱熹的“道统”序列中居于承转地位，朱熹将道统构建与注《孟》结合起来，通过注释典籍来传达其道统观念，不仅是一个哲学（思想）问题，也是一个注释学问题。该文深入《孟子集注》的具体注释，从“在注释中直接‘尊孟、彰孟’”、“在注释中刻意构建‘孔孟一体’”、“在注释中尊二程为孟子道统唯一传人”三个维度探讨朱熹以注释构建理学道统的层次和方式，还原和体察其注《孟》时刻意溢出原文文义所反映的儒学关切。
26.申祖胜：《清初陆世仪对“气质之性”的诠释——兼论其对朱子人性思想之继承与发展》，《台湾东亚文明研究学刊》，2021年12月第18卷，第1—35页。
朱子以后，随着儒家学者在对“理”的理解方面出现的“去实体化”转向，气质之性（条理之性）的人性一元论思想开始被普遍接受，朱子传统的二分人性说受到了极大挑战。面对异说之兴，如何在传承并发展朱学的前提下，重新阐发人性论命题，成为陆世仪一大关注所在。陆世仪继承了程朱对性、命范畴的界定，但不再坚持朱子二分的人性说，而改倡“气质之性”的人性一元论。陆世仪的“气质之性”内涵与同一时期其他儒者的“气质之性”（条理之性）有明显差异，他仍捍卫理的“实体性”，不以“理”为气之条理，故其“气质之性”实非“条理之性”。他对“性善”的诠释，亦是努力回归孟子本义，强调性善只在气质。陆世仪将性善之“善”定位在人性的发用层面，而非天道的流行层面，以此有效区分“命善”与“性善”，避免了宋儒的一些错误表述，在凸显儒学的道德主体性上，也较宋儒更前进了一步。在经历程朱重“理”之道德论不断深化“性”之本体与超越性之后，陆世仪企图将关注拉回至人的实际生活，并将道德与客观现实进行更紧密的联结。
27.陈永宝：《朱子理学视阈下的网络伦理走向》，《亚东学报》，2021年12月第40期，第39—46页。
网络伦理问题在本质上是人与人之间的沟通问题，而非是简单的工具伦理问题。这决定了网络伦理问题的最终解决方向要回归到人自身的伦理问题上。于是，从古代思维中寻找解决网络伦理问题的合理路径就具有了可能性。朱子理学在中国历史上拥有较大的影响力，以其理学思想来解决网络伦理问题是一种新的尝试。朱熹的天理人欲观所影射下的伦理规范、中庸思想，为网络伦理的解决提供了一个稳定的规范标准；同时，朱熹山水美学中的自由思想也为解决网络的自由问题提供了一个借鉴模式。至此，从朱子理学的天理、人欲及自由的角度，我们可以找到解决网络伦理问题的不同方法和路径。
28.蔡家和：《心学与理学之争辩——欧阳南野与罗整庵书信论辩之全面探讨》，《哲学与文化》，2021年1月第48卷，第57—78页。
该文欲透过阳明后学欧阳南野与罗整庵的两封答书内容，来探讨心学与理学这两个学派之间的争论；其中，由于双方各以自己立场而检视并答辩对方，以致论辩的交集性不大。整庵站在理气论的立场，视南野心学一系的良知是知觉，只就形上之气而言，未能及于形上之天理，又其主张“儒者本天，释氏本心”，视南野一系近于佛学。至于南野则认为朱子学的格物、读书穷理说法未能及于良知，以致有“道之远人”之嫌，不能切近于身。双方对《大学》“格物”之说各有诠释，针锋相对，亦由此看出两派对于自家体系的坚守，如心即理或性即理之说。大致而言，双方皆未契入对方而互相同情、了解，最后也就难以达成共识。关于整庵与南野此二封书信的争辩，学界包括吴震、邓克铭、林月惠与张学智教授等前辈皆曾论及，这篇文章则试图对于双方争辩进行更全面的讨论，以使朱、王之后心学与理学两派的异同更加清晰、明朗。
29.锺彩钧：《尊德性而道问学：论程敏政的学术志业》，《哲学与文化》，2021年1月第48卷，第37—56页。
程敏政，字克勤，号篁墩（1445—1499）。篁墩《道一编》是王阳明《朱子晚年定论》的先声，颇为著名。然而篁墩实非哲学家，其哲学思想主要是继承朱子的基本概念，并没有多作发挥，相关著作也很少。《道一编》的编纂与其说是对朱陆哲学思想的探讨，不如说是篁墩学术志业的表现。浅言之则是其众多编纂工作的一种，以去粗存精，取得普遍规范为目的，深言之则是表达了他兼重博约，以德性为本而吸纳问学工夫的学术主张。该文更从《篁墩文集》勾稽材料，说明了篁墩论修养工夫以存心为本，而后穷理以充实之，换言之，尊德性在道问学之先，而为道问学之本。整体地看，篁墩的学术工作以编纂文献为主，一见似乎偏重道问学。然而他的各种编纂寓有一种求真实求规范的经学精神。在道问学方面他由博返约，归重六经，如此便可以接上尊德性的工夫。传统的史学近乎百科全书之学，充满着知识性与经世致用精神，篁墩在其中偏重于对时代、宗族、乡邦关系文献的搜集整理，更表现出其道问学的实用性，而可视为德性工夫的辅助与推展。
30.范根生：《＜四书遇＞中关于孟子“性善论”的诠释》，《鹅湖月刊》，2021年2月第548期，第31—38页。
张岱在《四书遇》中以自然之情来解释《孟子》文本中的“情”，但有别于朱子，他对“情”呈现出“痴情”与“绝情”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一方面，大力推崇和高扬真情、深情、至情；另一方面，又猛烈批判孟子从“乍见”处指点恻隐之心来论证“性善”，认为孟子是从“习中”论证“性善”，只说得情一边，严格区分“性”“情”之间的界限，谨防将“情识”误认为“本体”。此外，他极力捍卫阳明“性体无善无恶论”的思想主张，并通过对孟子“性善论”言说方式的批判性考察表达了他的这一立场。
31.简慧贞：《从儒家道德情感视域建构医学伦理“同理心”教育》，《哲学与文化》，2021年2月第48卷，第121—135页。
现代医疗技术日益发达，医学专业训练越来越趋向于技术化与标准化，与此同时，医病纠纷的社会事件也层出不穷。为缓解医病之间因知识、社会背景等差异造成的沟通不良而延伸的各种纠纷，医疗体系更要求医疗人员面对病患须加强同理心，提供更人性化的照护服务。提升医疗人员同理心与沟通能力，一直是医学伦理教育重要的教学环节，该文希望借由儒家体系中的道德情感论与朱熹“居敬穷理”的道德实践方法，建构起具同理心与价值引导的医疗伦理决策训练模式，提升医疗照护中医病沟通的能力。
32.陈威瑨：《五井兰洲＜易＞学及其意义》，《成大中文学报》，2021年3月第72期，第37—78页。
该文以日本江户时代大阪地区怀德堂学派早期的重要儒者五井兰洲（1697—1762）为探讨对象，根据其《易》类讲义作品与其他文稿，观察个中的《易》学相关表现及意义。该文首先指出，兰洲的《易》学基本立场重视日用教化，以朱子学为主，但亦有不采朱熹之说的表现。接着该文说明《周易》是兰洲论性时的主要理论资源之一，特别受到他的重视，在他对其他学派的批判中也扮演重要角色。最后该文认为，兰洲《易》学相关表现的意义，其一在于呈现日本朱子学者在江户时代中期面对学派竞争时，利用《周易》夺回话语权的做法，有助于使人了解《周易》在日本朱子学发展中的作用；其二在于显现积极的教育意义，提供超越地域与国籍的东亚精神共同基础。
33.罗圣堡：《张栻思想演变问题新探——以心地工夫意指所向之本体义为考察核心》，《中国文哲研究集刊》，2021年3月第58期，第89—126页。
历代学者褒贬张栻晚年工夫论演变，多以朱熹回忆及其所整理的文集资料来作评论之依据，文献范围有所局限。为能凸显张栻儒学的思想特色与学术源流，该文采取发展的角度，以其理论核心《孟子说》为准，提出新资料《太极解义》为证，考察张栻近似程颐、朱熹的心地工夫，内涵实为程颢之学。张栻治心之严格基调，使他容易接受周敦颐与程颐之学，但其心论结构之道德涵义与简易特色，主要仍为胡宏影响。以心地工夫意指所向之本体义，作为工夫论实质转变与否之思想关键，张栻由察识本心转向主一之敬，修养形式虽有变化，实质内涵还是体会道德心活动，此察识、展现恻隐之心的核心意义，未随朱熹有实质变化。
34.陈畅：《机制、存有与政教——明代哲学“自然”之辨的三个向度》，《哲学与文化》，2021年5月第48期，第45—64页。
陈白沙思想以自然为宗，明代朱子学者对其有详尽的批评；而阳明学派聂豹与王畿、甚至刘宗周中年与晚年两个阶段，对陈白沙“自然”思想则有不同的认知与评价，从而分别展开复杂的思想辨析。由此，明代朱子学派与阳明学派围绕白沙展开的理论辨析，构造出自然之辨的独特思想论域。该文通过对于明代“自然”之辨的理论辨析，探讨“心”作为一个哲学概念的多重思想蕴涵。一方面，明代自然之辨厘清了作为天道机制、存有与政教秩序的诸面向，能够丰富和扩展吾人对于心体概念的理解。另一方面，白沙思想中作为天道机制的自然，阳明思想中作为存有的自然，与刘宗周、黄宗羲思想中作为政教秩序的自然，这三个层面的自然之辨在时间上先后发生，而在义理上则是结合明代心学发展和社会政治状况的变化而呈现逐层深入的态势。总而言之，通过明代自然之辨获得新的观察角度和研究视野，深入理解明代心学思潮的多层次义蕴，如心学与政教秩序之间的复杂关联等等，是该文研究的意义所在。
35.蔡家和：《唐君毅对黄宗羲哲学之评价》，《哲学与文化》，2021年5月第48期，第5—26页。
该文探讨唐君毅先生对于黄宗羲思想及其时代风气之评价。黄宗羲身处明、清之际，属明代之遗民，如此则该归于明代或清代学术呢？唐先生视黄氏为清儒，原因在于黄氏虽有宋明理学之义理，但在时代风气上，已往经世致用之实学发展，特别是对历史的重视，其《明夷待访录》乃一阐释外王事功之专著；相较于宋明儒学之重视心性以求天理的学术特征，黄氏则转为外开、下开的心学、气学发展，以及对外王、历史的强调。再者，黄氏虽属心学，但其《明儒学案》的编写，乃以史实、朴实角度而来给予每一位儒者地位——不论其人属于何种学派；此乃史学家的训练，比起古典心学，更能客观地看待并尊重每个人的实修工夫。简而言之，黄氏心学乃是结合了心学家的内在之道，以及朱子理学的重知传统，此为内圣之义理；并因明朝亡之反省，而开出外王之道。最后，黄氏又将气质之性与义理之性予以合一，修正了朱子的二元论性，此种做法更能合于客观义理，并且回到经典自身的内在诠释，不同于程朱理学的建构性诠释。
36.杨祖汉：《哲学思辨、自然的辩证及道德实践的动力》，《鹅湖学志》，2021年6月第66期，第129—160页。
在当代儒学界，关于朱陆异同的问题如何解决与朱子的思想的本质如何规定，仍然是争论不已的问题。该文作者近年对于朱子的哲学理论，给出一些个人的想法，对牟宗三先生的朱子学诠释，也提出了反省，引发许多有关的讨论，李瑞全教授最近也提出一篇长文，对本人看法提出不同的意见，该文就李教授的论文的大意，从哲学思辨、自然的辩证及道德实践的动力三方面作回应。
37.刘琳娜：《晚明三教会通视域下的“克己复礼”新释》，《鹅湖月刊》，2021年6月第552期，第15—23页。
王学泰州一脉的儒者如焦竑、耿定向、赵贞吉、李贽、杨起元等人对儒学经典命题“克己复礼”的诠释，反映了深刻的三教会通思维。他们的解读有别于朱子“以胜训克”的经典诠释，亦不同于杨简、罗汝芳“以能训克”的思路，而是“以无训克”，强调礼作为本体的空无特质以及复礼工夫在于自然无为。他们从形而上本体的层次理解何谓“礼”，强调其存在的合理性和必然性；又以“无己”训“克己”，强调以无思无为的工夫实践来复返先天自然的本体之礼。从“何谓礼”、“何谓克己”、“如何复礼”三个方面探讨这些晚明儒者对礼的独创性论述，可看到他们如何在赋予礼以超越性的同时坚持以礼作为儒家规范性的存在价值，展现晚明礼学多元化的发展方向。
38.何威萱：《宋元理学家从祀明代孔庙小考——兼论明代孔庙与理学道统的关系》，《明代研究》，2021年6月第36期，第7—59页。
随着宋明理学兴起与理学的官学化，孔庙从祀也出现了“理学化”的现象。然而，透过考察明代相关史料，会发现奉程朱理学为官方正学的明代朝廷，并无意承袭元代的趋势，大量进祀宋元理学家，并积极完善孔庙中的理学道统系谱；相反地，明代新祀之宋元理学家，多非着眼其理学道统渊源，甚至从二程到朱子的完整道统系谱直至明末方全备于孔庙。此现象一来透露孔庙从祀自有其进黜的标准，同时也反映明廷有意识地在孔庙中淡化理学道统的元素，其对程朱理学的推尊仅限于作为科举官学的层面，并非毫无上限地蔓延至一切领域。
39.陆畅：《王阳明的良知自知与他心知问题辨析——以“不逆诈，不亿不信而先觉”为考察中心》，《哲学与文化》，2021年6月第48卷，第151—165页。
王阳明对“不逆诈，不亿不信而先觉”的解读是他对良知自知和他心知问题理解的重要体现。与朱子专从他人内心的外在表现形式来推知他人意图的“推论说”不同，王阳明从万物一体的角度来理解他心，这与舍勒的“宇宙同一感”理论极为类似。但舍勒的理论以基督教神学为背景且缺少通达同一感的功夫，在阳明那里良知自知不仅是实现真正他心知的必要功夫，还是他心知的奠基条件，并因其自知模式的不同而形成了三种不同的他心知模式：感性自我同时他心知、良知异时他心知、良知同时他心知。
40.刘勇：《新见明儒湛若水＜格物之说＞手迹的文本问题与文献价值》，《明代研究》，2021年6月第36期，第145—166页。
在明代中叶的整体性社会剧变中，湛若水和王阳明是儒学思想领域引人瞩目的明星组合，两人既在反思和批判作为意识形态的朱子学说上密切合作，同时又在探索和引领儒学思想新方向上互为有力竞争对手。新见湛若水“书付君恪”《格物之说》手迹，是其在正德末年书赠广东西樵山讲学门人邓眕的一首五言古诗，主要概括了他对《大学》“格物”概念相异于王阳明的最新看法。通过对手迹题识“与世杰格物之说”在湛、王有关“格物”论辩脉络中所处位置的考察，可以确认该诗正是二人长期围绕探索儒学思想新方向所产生的分歧与竞争的关键文本之一。作为物化形式出现和存在的五言古诗《格物之说》之手迹，为在具体历史情境中观察湛、王学术互动提供了一个间接视角，这是从多种明代文献收录的该诗文字中难以解读出来的信息，文献编刊时的例行加工使得该诗脱离其初始产生和反复使用的语境，仅仅作为泛泛解释“格物”的论学之作而存在。
41.杨正显：《后死有责：从＜阳明先生文录＞到＜王文成公全书＞的师教衍变》，《明代研究》，2021年6月第36期，第61—101页。
该文论证由于王阳明生前的政治因素，与殁后门人对其思想定位不同，导致文集版本变迁与内容的差异，并探讨其中所蕴含的意义，而最终的《王文成公全书》则是钱德洪个人所认定的阳明精神。阳明生前受到当时新旧派政争因素的干扰，广德本《阳明先生文录》不收录《朱子晚年定论序》与《大学古本序》，直至嘉靖十二年（1533）黄绾序刊本则是恢复阳明所谓“近稿”的原始面貌。尔后，由于嘉靖十三年（1534）时黄绾等门人因朝廷政争波及，致使钱德洪与黄省曾在校订《阳明先生文录》时，亦有来自政、学两个方面的干扰，可证之其删掉黄绾讨论纂修《明伦大典》与有关张璁的信件。阳明殁后，门人对于如何定义“良知说”有种种异见，其中又以“致知”问题为要。由于钱德洪在面对罗洪先质疑《大学古本序》改序问题时，选择删掉最末一语“乃若致知则存乎心悟，致知焉尽矣”的做法，证明此句的争议性。往后门人弟子们各自提出对此句的解释，聂豹与王畿围绕“致知”的讨论亦因此而起，成为当时学术注目的焦点。隆庆年间，钱德洪编撰《文录续编》，透过注解阳明文字的做法，彰显其晚年文字的深意——企图定义阳明“晚年”师教为何。钱氏针对聂豹学说所引发师教不一的问题，于《王文成公全书》里删掉一段阳明称赞聂豹的文字，企图消解其重要性。钱德洪在增添的《年谱》文字里，强调静坐不是阳明致良知的教法，再次批判聂豹。最终，经过钱德洪清理过的《王文成公全书》呈现出的是归于一致的师教。
42.钟治国：《王阳明的格物说的演变》，《哲学与文化》，2021年10月第48卷，第123—135页。
区别于经典的原义和朱子之说，阳明之学更具思想个性。“龙场之悟”使阳明将格物致知的用功方向由事物转向此心，意为心之所发，而物是意之所在，此时格物主要是正其意念之不正，是诚意之功，致知被融摄于格物之中而不具有独立的工夫地位。致良知宗旨标揭之后，阳明以知为良知，意为良知之动，物主要仍训“意之所在”，但也兼具了良知明觉之感应者、良知所知之事的义涵。缘此，尽管阳明此时仍主要训“格”为“正”，但格物的义涵已不再局限于去私复理，更兼有了以良知自有之天则去正物，以使事事物物皆得其应有的理则、秩序之义。格物的工夫地位便由原来的诚意之功变为了从属于致良知这一首要工夫的施发之实地、实事。
43.王世豪：《宋代程大昌＜考古编＞之＜中庸论＞探析》，《艺见学刊》，2021年10月第22期，第13—25页。
宋人笔记中的学术论述多元，其中涉及四书类的论述却呈现着零散的分布。作为宋代儒家的思想发展和论述的主要文本，笔记中的四书相关论述其实是一个具有观察价值的侧面。该文研究的主轴，着眼于作为南宋徽学的代表人物——程大昌的学术笔记《考古编》中四篇《中庸论》对宋代理学家心性论和修养论的继承与阐发。该文首先阐述了中唐自两宋以来《中庸》的地位逐步提升的背景原因，然后概述程大昌的融合理学于经世致用的学术特色。接着分别探考其四篇《中庸论》的内容，从而分析其对《中庸》的天道与心性修养的观点。当中发现历来皆云程氏对朱熹理学之宗承，但在《中庸论》中谈体道证妙的程序和心性诚明等第是有其自我的见解和修正的看法的。并从其所“论”的内容分“辩驳”、“补述”、“申说”三项，评析其中庸观点及论说之层次，以明白南宋徽州理学的代表人物——程大昌在宋代学术笔记的四书论述与中庸思想的内容与特色。
44.康凯淋：《达例与特笔：吕大圭＜春秋五论＞、＜春秋或问＞的解经方法》，《清华学报》，2021年12月第51卷，第707—741页。
该文分析吕大圭（1227—1275）将《春秋》笔法重新论断为达例之常辞、特笔之变文，原本类例中的差异性变成了普遍性，循此通往《春秋》世变之迁流。另外又从普遍性中检选出特殊性，天理义蕴就是从特殊性之书法彰显而生，印证孔子从《春秋》建立是非善恶之公理，明正天理人心之纲纪。这套解经方法能延续朱熹（1130—1200）《春秋》说的基本精神，另立达例、特笔之调剂以糅合各派学说，明显具备会通众说、参稽诸家的特色，实践南宋会通诸家之学；在踵继绍承之上又别辟蹊径，弥缝扩充成更完整的诠释体系，形成元代《春秋》学折衷归一的先驱。
二、学位论文
1.黄立森：《朱熹与王阳明“心性学”的哲学谘商蕴涵》，新北：辅仁大学中文系博士学位，2021年。
“哲学谘商”建立于二十世纪末叶，主要目的便是透过哲学处理生命的困扰，哲学在一般人眼里是既艰涩又脱离现实的学问，然而在苏格拉底时期哲学是能实际应用于生活当中的，而“哲学谘商”便是再次复兴这哲学应用的传统。而中国儒学自孔孟时期便重视实践，到了宋明理学时代虽然关注“心性学”但当时学者不只空谈“心性”，更是重视如何实践义理，达至“天人合一”之圣人境地。朱熹理学和阳明心学虽然在理论上有其不可调和，但两者皆在实现“性善”的共同目的上，也有可彼此会通的地方，在工夫论上朱熹理学的特点是循序渐进，步骤清楚详细；阳明心学则是直指本心，简洁明了，因每人之天资、性格有异，在实际哲学谘商的现场上两者均有其价值，缺一不可。儒学透过哲学谘商架构，运用于现实生活，可重现传统儒学在生命实践中之价值与意义。
2.张育豪：《朱子＜论语＞注中的二程经说研究：文献引录与思想比较》，台北：政治大学中文系硕士学位，2021年。
该文透过分析朱子在注解时所征引二程语录之情形，厘清朱子与二程的思想关系。第一章为绪论，主要谈论研究朱子与二程的思想关系之动机与目的，并总结前人的研究成果，希冀在前人的研究成果之上，提出不同的见解，以及说明该文的研究范围与方法，将探讨主轴定于朱子与二程同样极为看重之《论语》。第二章讨论朱子在注解《论语》时所征引的二程语录之情形。厘清《论语精义》的明道语与伊川语，还原成起初样貌，再梳理明道与伊川说解《论语》的不同处，最后整理《论语集注》征引二程语录之情形。第三章讨论朱子与二程的思想异同。透过明道与伊川对于《论语》的说解分析二程之间的思想异同，《论语精义》到《论语集注》所呈现的朱子征引二程语情形，以及朱子征引之后所提出的观点，辨析朱子与二程的思想异同，厘清朱子与二程的思想关系。第四章说明朱子在对二程思想的继承与舍弃之同时，实有着“文献”与“思想”之间的冲突，从《论语精义》的“二程分说”到《论语集注》的“程子曰”来看，反映了朱子对待二程思想的历程，其实亦是朱子思想先行的展现。第五章为结论，朱子对待二程思想有着“文献”与“思想”的辩证关系，以及朱子征引二程语并非全部征引，而是各自有所选择，由此再度审视朱子与二程的思想关系，使得程、朱理学之内涵得以更加丰富。
3.林伟杰：《蔡沈＜书集传＞二帝三王之心研究》，台北：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系硕士学位，2021年。
该文以蔡沈《书集传》“二帝三王之心”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因为《书集传》是宋代《尚书》学非常重要之著作。这一部著作继承了朱熹的注经风格以及义理思想，不但以义理解经，同时亦保留了传统注疏和过去的解释。然而在传统注解义理发挥上，蔡沈采取了独特的原则作为其解经的核心标准，而这一核心即是——二帝三王之心。该文分为四个主题探究。第一部分探讨宋代《尚书》学中“心法”的概念形成因素，“心法”的形成，最早可以追溯到佛教之修心理论，儒佛会通间接造成宋代儒家对“心法”的钻研。而《中庸》文本地位提升，成为后来《尚书》学“心法”形成的基础文本。第二部分探讨朱熹与蔡沈的《尚书》观以及注经原则，蔡沈《书集传》从根本上继承了朱熹《尚书》学，而这也连带影响了其文献引用原则以及注经原则。蔡沈《书集传》的注经原则，应当以朱熹与蔡沈之书信作为标准。第三部分旨在探讨《书集传》“二帝三王之心”中心法核心的建构，蔡沈在建构“二帝三王之心”时，对于过去传统注疏的解释，有倾向于内圣化的现象，而最明显的即是《大禹谟》、《仲虺之诰》以及《洪范》中。第四个部分探讨《书集传》“二帝三王之心”心法的精神导入以及政治连接，在此章，该文发现除蔡沈序文所言的三个篇章之外，亦提出“敬”与“诚”的概念使心法精神完善。《书集传》提出“二帝三王之心”之背后，与朱熹的政治生涯也有很大的关联。
4.江俊亿：《朱子学中“心学”论说形成之考察》，台北：台湾大学文学院中国文学系博士学位，2021年。
当朱子学被称为“心学”，这并不是“心学化”的结果（意指朱子学被转化为“心学”），也不是近代学者出于特定意图才创造的新兴名词，而是起于南宋中后期，自成脉络的历史事实。至于其内容，则主要以“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等十六字和“敬”为宗旨。因此，该论文将朱子学中的“心学”论说，视为“以传心为传道之学”中的“所传为心法”之学。不只勾稽“心学”本为“传心之学”的兴起，可能出于宋代特殊的政治原则“祖宗之法”，同时也对十六字和“敬”在程明道、程伊川、胡安国父子，以及朱子思想中的理论建构和诠释转向，展开比较研究，凸显“心法”在“道统”和工夫论上的意义。此外，在如何确立“道学”、“性理之学”的涵义、定位等问题上，该论文也经由思想和历史考察，提出一些看法，以补充既有之说。所以本论文的研究目的，即在于借由处理上述这些议题，还原朱子学中“心学”论说的动态发展过程，并发掘其意义。希望能为日后学术研究，提供进一步的思考方向。
三、专书
1.许宗兴著：《朱子哲学析论与反省》，台北：文史哲出版社，2021年
1968年牟宗三谓朱子学属“别子为宗”，在中国哲学史上并非正统思想；此后，朱子学该如何定位，便成学术界关注的论题；而要做定位必先对朱子学进行了解。该书采“解析研究法”——透过对朱子重要哲学概念，进行清晰化与精确化，以期掌握朱子语汇的真正意涵。该书又采“批判研究法”——尝试立基于生命实践学的最高理境，对朱子学进行检视与反省，以期见出朱子学的限制及超越之道。该书因研究法特殊，对朱子学研究可谓别开生面，产出不少新颖的研究成果，故值得推荐。
2.陈荣捷著：《朱熹（二版）》，台北：东大出版社，2021年
朱熹认为，不管旧有的知识，或者新的学问，只要经过辨析、探究，就能使思考更加精密深远，并让真理更加明朗。这样“为有源头活水来”的朱熹真的是千古封建思想的罪人吗？从来讨论朱熹，大多由门户之见出发。五四以后，则改由西方哲学视线，以评朱子。然而，该书改采知人论世的角度分析朱子，借由《朱子文集》、《朱子语类》等朱子本人的著作，了解朱熹作为一个凡人真实的模样。
全书分四大部分。一为朱子之思想，包括太极、理、气、天、格物与修养。一为朱子之活动，如其授徒、著述与行政。三为友辈之交游。其与张南轩、吕东莱、陆象山和陈亮往来，各占一章。四为朱子之道统观念，朱学后继，与韩日欧美之朱子学。
此外，朱子之名号、家属、师承和与佛教之交涉，亦述及焉。所论多为中韩日学人所未言者，如朱子生活之酒兴、歌唱，贫乏以至印书发售的种种日常。
（作者单位：台湾辅仁大学、厦门大学哲学系）
2021年度日本朱子学研究述评
［日］福谷彬 王俊钧译
本稿就2021年于日本国内发表的重要日本朱子学相关研究，分别从著作、论文、译著影印书籍三方面进行介绍。最后陈述本年度的研究动向与今后的展望。
一、著作
［1］辻本雅史①：《江户的学问与思想家》②
本书不是狭义的研究著作，是针对一般读者的书籍，各章内容虽然多是据作者过去发表的研究成果所作，但并非是既已发表论文的简易版读物，书中随处可见作者身为江户时期教育学史顶尖人物的知见。全体目录如下。
序章“知的建构方式”
第一章 “教育社会”的成立与儒学的学问
第二章 明代朱子学与山崎闇斋——从四书学的接纳到体认、自得
第三章 伊藤仁斋与荻生徂徕——读书、看书、会读
第四章 贝原益轩的媒介战略——商业出版与读者
第五章 石田梅岩与石门心学——讲学的复权
第六章 本居宣长与平田笃胤——国学中的文字与声韵
终章 江户的学问与去向
书中在讨论日本江户时期、明治初期的思想家后，进而触及学校的形态（习字塾、学问塾、乡学等）、教育的形态（书籍的音读、默读、轮读等）、传播时的媒介（出版、讲义等），这些是值得注意的焦点。
首先，作者在序章指出，在江户时期的教育中，作为文化培育之“基于身体性的知③”的重要性。何谓“基于身体性的知”，作者认为通过“面对木板印刷的大文字、标红点、音读等”行为，使得这些知识刻画于身体中，而四书五经的“素读”（只按文字发声朗读，汉文典籍内容的理解则为次要）则是其中典型。
例如山崎闇斋将朱子学的众多典籍标上训点（为了将汉文修改为日文语序所标示的符号），这不只是为无法阅读汉文典籍的读者所做的机械性作业；而且也是实地透过朱子所写的文章来体验朱子，是一种“以自己的身体来认识朱子真意”的操作。山崎闇斋学风的特色之一就是追求自己与朱子一体化，可以说正是通过这种地道踏实的作业而实现的。
关于媒介的部分。本书指出，山崎闇斋年轻时期在禅宗寺院度过、伊藤仁斋成长于京都上层町众社会、荻生徂徕受过以汉文书写日记的训练、贝原益轩自学日文的出版读物、身为商家佣人的石田梅岩曾在町中听受儒学讲解的经验。由于这些经历，他们的思想受到了这些媒介的影响，同时他们在传布自己的思想时，很大一部分也受到这些经历的影响。
以“素读”为主的江户时期之日本教育法，与将学问内容作为客观对象化的西洋做学问方法是有所不同的；但它作为前近代性的表征，则往往多受否定。因此可以说本书道出了过往未被充足探讨的江户时期日本学问文化的新积极性价值。
二、论文
［1］吾妻重二①：《日本的＜家礼＞式儒墓——从东亚文化交涉谈起（二）》②论文是继发表于《关西大学东西学术研究所纪要》第五十三辑（2020年）之《日本的＜家礼＞式儒墓——从东亚文化交涉谈起（一）》之后，针对日本江户时期根据《文公家礼》之记述而有的儒教式墓：“儒墓”之营造状况的调查报告。论文特别以江户前期至享保年间（1716—1736）的儒墓作为调查对象，对其墓碑、形状、大小、石台形状，坟土之有无，墓地所在，一一进行分析，并在资料末尾附上照片。从论文中可得知，吾妻氏的调查使得以下几点得以明朗化。
首先，在日本的儒墓中，如土佐藩谷时中门下的野中兼山（1615—1664）之墓所，有着男性墓为尖头形，女性墓为圆头形的营造例子，这是在中国大陆所见不到的，有可能是日本的独特风俗。
其次，江户昌平黉的林家墓碑四周刻着墓主的详细经历；相对于此，山崎闇斋与其门下的墓碑仅刻上殁去年月，这与野中兼山的儒墓有着共通点。
此外,吾妻氏认为，“石田梅岩(1685-1744)、手岛堵庵(1718-1786)、中沢道二(1725-1803)、柴田鸠翁(1783-1839)等’石门心学，系统之学者墓与浅见細斎同样是《家礼》式尖头形墓,此事说明了《文公家礼》的影响不仅仅只限于朱子学系统的儒者而已”。
[2]下川玲子①：《朱子学思想与西洋思想的邂逅——基督徒及中江兆民》②
此文探讨朱子学“理”的思想,文中指出此与西洋基督教的自然法则思想有一定的类似性，因此当明治时期日本在接受西洋思想之际，朱子学“理”的概念使自然法则思想得以圆滑地传入日本。关于文献资料的使用,第一章讨论了日本战国时期向耶稣会教士学习基督教的巴鼻庵(FucanFabian,1565-1621)③，及他论述儒教和基督教不同宇宙观所撰述的《妙贞问答》;第二章则使用了明治时期西洋思想引介者中江兆民(1847-1901)的著作。
第一章分析了巴鼻庵的《妙贞问答》,并指出巴鼻庵认为，“发现人类内在之性(=理)及存在自然界之天道(=理)具一贯性的朱子学思想,与主张神的意志贯彻于世界的基督教自然法则思想存在着共同点”。
第二章“中江兆民的儒教思想与西洋近代政治思想(原题：中江兆民における儒教思想と西洋近代政治思想)”指出，中江兆民向日本介绍了卢梭(Jean-JacquesRousseau,1712-1778)的天赋人权论，并进而有效地使用朱子学之“天命之性”的概念。
由上得出以下结论：由于朱子学之“理”的浸透,使得日本对于西洋近代权力思想的接纳变得容易。
[3]武田祐树④：《林罗山的排耶论再考》⑤
论文探讨林罗山(1583-1657)的天主教批判,根据《林罗山先生文集》⑥与写本资料,按时间顺序进行探究,指出其批判内容具」贯性。堀勇雄在《林罗山》(吉川弘文馆,1964年)中指出，林罗山以庆长十九年(1614)江湖幕府发起的基督教禁令为契机,展开了基督教批判。论文以此书为前提,继而指出林罗山对于基督教的批判态势乃在禁教令的前后,其批判皆具一贯性。
首先，迄今为止关于林罗山的基督教批判，以《藤原惺窝林罗山》（岩波书店《日本思想史大系》，1975年）所收录的《排耶稣》为根据之论述甚多。本论文指出，在《林罗山先生文集》中，存在包含基督教批判的零星文章，从撰述年代来考量，可得知林罗山几乎在其整个生涯中都在批判基督教。
林罗山阅读利玛窦（MatteoRicci,1552-1610）《天主实义》（1604年刊）一事广为人知，论文指出，从当时书籍流通状况来推测，如果说是庆长十六年（1611）与巴鼻庵（FucanFabian,1565-1621）发生论争时所阅读的，难以令人信服，他应是在与巴鼻庵的论争之后，撰著《排耶稣》庆长年间（1615）之前阅读了《天主实义》。
论文结论认为林罗山将基督教视为儒教、佛教、老庄思想、阳明学的剽窃物，这点是具有一贯性的，而他对基督教的批判也并非是因幕府发出禁教令而起。文中也指出，林罗山将基督教看作中国思想剽窃物的背景，并不一定仅是出于时代性的制约，而是与《天主实义》中的基督教用语是基于传统汉语表现的翻译有所关联（如“天主”之语为一代表例）；同时信奉基督教的一方为了传教，则是强调基督教与中国思想的类似性，因此也与这样的历史背景息息相关，武田氏如此点出了此事的复杂性。
过去的研究已有“林罗山对于基督教采取的姿态，乃因此教具有动摇社会秩序的危险思想而产生”的结论，并指出其缺乏思想上的关注。然而，通过本文研究所展现出来的林罗山对基督教采取的姿态，就如作者所指出，林罗山不一定对西洋思想缺乏理解及关注，而是在时代性的制约中，以自身的方式试图深化对基督教的理解。
论文还指出，从林罗山的论述中，随处可见受《六书统》《四书蒙引》等汉文典籍的影响，这对吾人在想象江户儒者的思索场域之际多有启发性。
三、译著、影印
［1］吾妻重二编：《家礼文献集成 日本篇 九》（关西大学出版部，2021年）
这是日本江户时期《文公家礼》相关文献影印系列的第九册。本书影印了山崎闇斋《文会笔录》中关于家礼的部分，浅见絅斎《家礼师说》《丧祭小记》《通祭丧葬小记》及《浅见先生祠堂考》《家礼纪闻》《丧祭略记》。《家礼师说》（写本）中附有全文翻刻。另外，也附上吾妻所作的解说。
总述
2021年的日本朱子学研究，如同下川氏与武田氏皆探讨了基督教文献翻译受朱子学语汇影响甚大之论述一般，讨论基督教与近代思想关联的研究颇多。下川氏指出，朱子学对于近代思想的接纳产生了作用，具有作为接纳近代思想之容器的意义。另一方面武田氏指出，作为对于伴随翻译而来的思想国际化之抵制，林罗山身处其中的基督教批判意义。光是用单纯的对立、融合无法完全说明朱子学与基督教的互动模式，看来这部分很可能成为今后被广为研究的对象。此外，因吾妻重二富于精力的研究，使得《文公家礼》在日本的接纳情况逐渐明朗，其基础资料的影印仍在持续。今后根据这些资料所产生的关于社会及民众受到什么样影响的这类发展性研究，则令人期待。
（作者单位：日本京都大学人间环境学研究科，日本京都大学文学研究科博士）
2021年度韩国学者对朱子学及韩国儒学的研究综述
［韩］田炳郁
2021年韩国学者的朱子学研究，大致分为“哲学研究”“教育学研究”“经学、诠释学研究”，其中有“比较研究”或者“部分研究”。
1.哲学研究
有关“哲学研究”的论文有：《理学与心学的间隔何以解决：朱子的晚年说与退溪的问题意识》（金炯瓒，《退溪学报》Vol.150,2021）；《中和新说与朱熹哲学的核心本领》（黄甲渊，《泛韩哲学》Vol.102,2021）；《朱子哲学中“义”概念的社会伦理学的含义》（洪性敏，《东洋哲学研究》Vol.105,2021）；《朱熹的“中底未发”与“不中底未发”及其工夫的有无》（李宗雨，《栗谷学研究》Vol.45,2021）；《朱熹有无“未发工夫”之论与湖洛论辩》（李宗雨，《温知论丛》Vol.67,2021）；《朱子道德哲学中“气强理弱”的意义小考》（金慧洙，《阳明学》Vol.62,2021）；《朱熹对李翱＜灭情论》的批判之妥当性再考》（洪麟，《儒学研究》Vol.55,2021）；《洞察：豁然贯通的现代诠释》（JeongHwan-hui，《东洋古典研究》Vol.84,2021）；《中国佛教初期批判的论点与变化：＜难神灭论＞与＜朱子语类＞的＜释氏＞篇为主》（ParkGyeong-mi，《韩国佛教史研究》Vol.0No.19,2021）；《朱子“一物”与“二物”概念的实践道德的涵义及其概念展开样态研究》（KimBaeg-nyeong，《儒学研究》Vol.57,2021）；《朱子读书论中的切己工夫及其医疗的思考》（JungByung-seok，《哲学论丛》Vol.103,2021）；《宋代新儒学的仁论与理一分殊概念》（LeeKang-hee，《东洋哲学》Vol.56No.1,2021）；《儒家鬼神论的思维结构与朱熹鬼神论的解读》（JoHyeon-ung，《儒学研究》Vol.57,2021）。
韩国学者朱子哲学研究也有比较研究的方式。比如，《朱熹与王阳明的美德伦理与美德认识论：是非之心与良知为主》（LeeChan，《儒学研究》Vol.57,2021）；《朱陆经典观比较研究》（朱光镐，《哲学研究》Vol.159,2021）；《黄道周的朱陆观研究2》（LimHong-tai，《栗谷学研究》Vol.46,2021）；《儒学的和平思想：孔子、孟子、朱子的“仁”概念为主》（AnYoon-kyoung，《人与和平》Vol.2No.1,2021）；《朱子与甑山的相生理论比较》（AnYoon-kyoung，《大顺思想论丛》Vol.38,2021）；《知讷与朱熹的伦理思想比较分析》（金钟龙，《佛教研究》Vol.54,2021）；《朱熹的“理”“气”、栗谷的“理”“气”、基督教的“灵”“肉”谈论》（LeeYong-tae，《韩中言语文化研究》Vol.ONo.62,2021）；《阴阳与五行的相关性：对周敦颐、朱熹理论的几何学分析》（Kim Hak-yong，《退溪学报》Vol.150,2021）。
哲学研究中部分涉及到朱子哲学的成果有《＜为学之方图＞与＜圣学辑要＞的＜修己＞篇的“敬”工夫之间的连贯性小考：静坐的意义为主》（Koh Yoon-suk，《儒教思想研究》Vol.86No.7,2021）；《艮斋田愚的未发论与静坐观》（李承焕，《东洋哲学》Vol.55,2021）；《李滉未发论的形成背景与天理体认的方法》（Kim Seung-young，《栗谷学研究》Vol.44,2021）；《南塘对＜太极图说＞的理气论解释体系》（崔英辰、赵甜甜，《哲学》Vol.146,2021）；《南塘韩元震的阳明学批判论研究》（裴帝晟，《阳明学》Vol.62,2021）；《从修已治人的观点分析艮斋田愚的“絜矩之道”注释分析》（李天承，《韩国哲学论集》Vol.71,2021）；《栗谷修养论中“诚意”的道德实践强化的特点》（Lee Young-kyung，《儒教思想研究》Vol.85,2021）；《“理气之妙”的“妙”字解读：对栗谷理气论的过程原子论分析》（JeongKang-gil，《栗谷学研究》Vol.45,2021）；《艮斋田愚的新正统主义性理学》（宣炳三，《人文科学研究》Vol.44,2021）；《韩国洛学对“理弱气强”的认识方式》（LeeWon-jun，《栗谷学研究》Vol.44,2021）；《茶山丁若镛的＜大学＞解释中“恕”的含义》（Kim Young-woo，《退溪学论丛》Vol.38,2021）；《艮斋田愚的心统性情论及其哲学含义》（郑宗模，《东洋哲学研究》Vol.105,2021）；《16世纪后半期朝鲜学界对阳明学的批判理论与有关文庙制度改正的议论》（Jeong Du-young，《历史与实学》Vol.76,2021）；《“心即理”说与对其回应的栗谷“心是气”论：知觉说与格物说为主》（Chae Hee Doh，《栗谷学研究》Vol.33,2021）；《朝鲜时代东儒传统的形成及其涵义》（Oh Se-jin，《儒学研究》Vol.56No.1,2021）；《儒学的“未发”与圆佛教的“精神”概念比较：朱子与鼎山为主》（Park Sung-ho，《韩国宗教》Vol.49,2021）；《退溪的人心道心说：＜人心道心精一执中图＞的修改为主》（Jeong,Do-hee，《退溪学论集》Vol.29,2021）；《朝鲜儒学中“直”思想的传承关系及其内在的问题研究》（Kim Chang-gyung，《儒学研究》Vol.57No.1,2021）；《从发展史的视野看李珥的“理”概念》（李俸珪，《泰东古典研究》Vol.47,2021）。
金炯瓒教授的论文通过分析王阳明所著《朱子晚年定论》的内容，提出其中包含“理学”与“心学”，两者之间的矛盾没有达到恰当的解决。金教授指出，《朱子晚年定论》收录朱子从37岁到69岁的书信，当然不能代表朱子的晚年观点，但是如果把书中的朱子书信按照时间顺序重新排列，从中可以了解朱子学问观点的演变过程。《朱子晚年定论》收录鹅湖之集稍后的朱子书信反复强调尊德性的内省涵养，警惕倾向于道问学的工夫方法。金教授把道问学的方法称为“理学”，尊德性的工夫称为“心学”，特别提出朱子57岁视力出问题是朱子更加重视“心学”的一个重要契机：“熹衰病，今岁幸不至剧，但精力益衰，目力全短，看文字不得，瞑目闲坐，却得收拾放心，觉得日前外面走作不少，颇恨盲废之不早也。”金教授又把小学工夫和“心学”联系起来，指出朱子在《大学章句》中特别阐发格物致知的重要性，而在《大学章句序》中却非常重视小学工夫，这意味着朱子当时把小学的尊德性工夫当成道问学工夫的基础，也即是说“心学”是“理学”的根柢。金教授说，世界的普遍原理为人的道德本性，具备于每个人的心中，但是要呈现道德本性，关键都在其人本身，所以在朱子的工夫论中，比起探求客观原理的“理学”工夫，修养身心的“心学”工夫是更重要的。虽然如此，朱子的工夫论，仍然强调格物致知，其原因是朱子认为如果没有“理学”的内容，“心学”不免危殆不安。在此观点的基础之上，金教授主张朱子的晚年追求建立的是合“理学”与“心学”为一的工夫论体系。金教授的这篇论文虽然没有独创的观点，但是比较清楚地说明朱子学体系中“理学”与“心学”的共存情况。
一部分韩国学者的朱子学研究深受牟宗三先生的影响，对他们来说，牟宗三先生是20世纪出现的新朱子。黄甲渊教授已经发表了很多有关朱子学与阳明学的论文，几年前把牟宗三《心体与性体》翻译成韩语。《中和新说与朱熹哲学的核心本领》这一文重述了他多年以来的一贯观点，而且把自己的体悟一言以蔽之：朱子哲学的核心本领是“本体的静态性”，也即是人人都熟悉的牟宗三先生所说的“朱子的‘理’只存有而不活动”。黄教授强调，朱子哲学的“性”与“心”的平行关系的两个概念：心是能（主），性是所（客），心是主宰性理的呈现和视听言动的所有活动，性是心的标准或者原理。工夫的主体与对象都是心，至于性，不存在工夫。黄教授认为，朱子哲学中的“性理”是静态的原理（实体），故性理不能通过自身的“振动（自觉）”实现道德价值，而心作为知觉与实践的主体，没有至善与原理的意思。黄教授还认为，对于朱子来说，理是静态的本体，所以朱子的居敬与格物致知的工夫论是合乎朱子本来的整个理论框架的。论文中，大胆提出一个没有资料支撑的假说：朱子哲学的思维模式跟朱子当时的时代精神有关系：朱子当时的现实情况是危机重重，所以朱子不能支持道德意志的自由立法，而维护现有的社会规范。黄教授是全北大学艮斋学研究所的所长，而艮斋是朝鲜末期的一位学者，主张“性师心弟”论，其内容是性是最尊严的而没有活动力量，而心是有善有恶的而有主宰力量，所以“心”作为实践的主体要尊奉“性”的命令而行事。牟宗三先生所了解的朱子哲学，与艮斋的“性师心弟”论，有不少的共同点，可以说黄教授的朱子哲学研究也有一定的一贯性。艮斋认为，“性”是只存有而不活动的，这是天经地义的，不可易的真理，他激烈批判“性”既存有又活动的观点，而牟宗三却认为“理”是既存有又活动的，严重批判“理”只存有而不活动的观点。对100年前的艮斋来说，牟宗三先生和黄教授的这个理论没有什么新鲜的内容，都是他的论敌经常主张的老观点而已。可是对现代研究者来说，艮斋的“性师心弟”论才是很陌生的，牟宗三先生的观点人人都很熟悉。“理”到底是能活动的存在，还是只存有的本体而已？这个问题也是朱子学研究者值得注意研究的主题。
李宗雨教授的两篇论文集中讨论朱子哲学中的“未发”是“中”还是“不中”的问题和未发时需不需要工夫的问题。李教授简单分析朱子哲学的“未发”概念，指出朱子在《中庸章句》说喜怒哀乐之未发是“性”，“性”是“中”，是天下之大本，但是有时候又说喜怒哀乐之未发有“不中”的情况，前后的说明不完全一致。这里的“中”既然属于“性”，那么这个“中”的性应该是本然之性，而其“不中”的性则属于气质之性。未发是性，性有本然之性和气质之性，所以未发有中与不中的不同情况。若说本然之性，则圣人和众人的未发都是“中”，而若说气质之性，则圣人的未发是中，众人的未发是不中。对于本然之性，未发时不需要涵养的工夫，因为本然之性是无时不在；而对于气质之性，未发时需要戒慎恐惧的工夫。朝鲜时期的理学家，对这个问题进行详细的讨论。退溪、栗谷以后朝鲜时期影响力最大的学者是尤庵（宋时烈），尤庵的嫡传是遂庵（权尚夏），他有“江门八学士”，其中的崔徵厚和韩弘祚提出“未发之前，只有本然之性，而不可谓有气质之性；及其发也，方有气质之性。道心即本然之性所发也，人心即本性之由于耳目口鼻而发，所谓气质之性也”。意思是，未发时只有本然之性，不存在气质之性。江门八学士中的巍岩（李柬）支持这个观点：“性有二名，何也？以其单指兼指之有异也。何谓单指？大本达道，天命之本然，是所谓本然之性也。无论动静而专言其理，故曰单指也。何谓兼指？气有清浊粹驳，而理有中不中，是所谓气质之性也，无论善恶而并论其气，故曰兼指也。然则所谓未发，正是气不用事时也。所谓清浊粹驳者，无情意无造作，澹然纯一善而已。此处正好单指其本然之理也。何必兼指其不用事之气乎？”巍岩认为，未发时是气不用事之时，所以这个时候只需要单指本然之理，不需要兼指不用事的气，也即是说不用说气质之性。表面上看，崔徵厚和韩弘祚主张未发时不存在气质之性，而巍岩则主张未发时不用提到气质之性，有微妙的不同，但大体的看法是一致的。对此，另一江门八学士南塘（韩元震）进行批判，“今以情为气质之性，则是本然之性在前，气质之性在后，相为体用始终，而地头阶级截然矣。岂非二性乎？”南塘的意思是，如果气质之性不在未发时，而在已发时，则属于情。本然之性是性，而气质之性是情，则等于说存在两个不同层次的情。遂庵也同意南塘的观点。朝鲜时期的首都汉阳（今为首尔）位于汉江的北边，这个汉江也称为“洛水”，所以汉阳地区成立的一个学派称为“洛论”，而韩国忠清道也叫湖西，所以这个地区成立的一个学派称为“湖论”。三渊（金昌翕）等洛论学者大体赞同崔徵厚、韩弘祚、巍岩的观点，与南塘等大部分湖论学者进行论辩。等于说，洛论一般主张未发时不存在“不中”，都是“中”的状态，而湖论一般主张未发时也存在不中的情况。至于工夫论，洛论和湖论都主张未发时需要工夫，但其工夫的目的有所不同：洛论的目标是涵养本然之性，而湖论的目标是变化气质。金教授特地介绍，李显益主张未发时不需要工夫，也不能着工夫。李显益说：“且朱子之以涵养于未发，省察于已发言者，则是宽言之未发；‘未发时自着不得工夫’云者，则是窄言之未发。何尝有妨碍乎？虽然，窄言之未发，是为未发之真境，而此则以地头着工为言终不可。”李显益主要讨论的问题是心之未发已发问题。他区分广义上的未发和狭义上的未发，广义上的未发包括平时的大部分时间，而狭义上的未发是无所偏倚的状态。所以广义上的未发当然需要戒慎恐惧的工夫，而狭义上的未发根本不需要工夫，也不能着工夫。金教授不太考虑“性”的未发、已发和“心”的未发、已发之间的区别，笼统讨论“中”和“不中”的问题，但是论文中介绍的资料，对了解朝鲜时期“未发”论辩中所讨论的核心问题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2.教育学研究
韩国的朱子学研究的一个特点是教育学研究较为丰富，2021年有一篇教育学的朱子学研究博士论文《朱子“学”研究》（Han Ji-yoon，高丽大学校教育大学院，2021）和硕士论文《朱子读书法之道德教育上的含义》（朴智惠，韩国教员大学校大学院，2021），期刊论文有《朱子“仁”概念的教育学意义》（Jeon Sun-suk，《教育哲学研究》Vol.43No.2,2021）；《朱熹读书法中作为读解方法的“缝罅”概念小考》（Cheon Won-seok，《读书研究》Vol.61No.9,2021）；《伦理与思想》《实现知行一致的学问方法》（Han Ji-yoon，《教育哲学》Vol.81No.1）；《朱子认识能力理论的教育学诠释》（Han Ji-yoon，《孔子学》Vol.45,2021）。其中，Han Ji-yoon的博士论文研究朱子“学”概念的渊源、核心内容、实践方法等，其以教育学的角度集中分析道德目的的体会及其对实践的影响。
韩国的朱子学研究中“教育学研究”经常与“比较研究”结合在一起。2021年这方面的研究有《杜威与朱熹的教育目的比较：＜学校与社会＞与＜小学＞为主》（Kim Su-youn、申昌镐，《人格教育》Vol.15No.2,2021）；《人性教育的视野分析气质与性格：Chloninger,C.R.与朱熹的观点为主》（Lee Wha-sik，《学习者中心教科教育研究》Vol.21,2021）；《基于人生观的道德教育比较研究：朱子与卢梭为主》（HanJi-yoon，《初等道德教育》Vol.0No.74,2021）；《为改善＜伦理与思想＞教材“儒家伦理”部分叙述的分析与提议：朱子、阳明、退溪、栗谷的伦理思想为主》（Kang Bo-seung，《伦理教育研究》Vol.61,2021）；《近代以前小学教育的结构与文字学习教材的国语教育史的意义》（Heo Jae-young，《韩末研究》 Vol.59,2021）；《＜小学＞的韩国式变更》（Bak Soon-nam，《韩国文学论丛》Vol.87No.1,2021）；《＜小学＞的道德教育理论与教学相长的含义》（KwonYoon-Jung，《初等道德教育》Vol.0No.74,2021）。
朝鲜时期的学者一般很重视朱子的《小学》书，对后世的影响特别大，所以现代的不少研究者关注《小学》在当代道德教育上的意义，也有些教授、教师和书院的山长等进行《小学》教育活动。申昌镐教授等的《杜威与朱熹的教育目的比较：＜学校与社会＞与＜小学＞为主》一文对朱子与杜威的道德目的进行比较研究，提出人工智能和疫情全球大流行的时代，韩国社会该追求的教育方向。按照杜威的教育思想，教育是教师—学习—环境的交互作用，教育的目的是学习者所具有的潜在能力的开发，其方法是学习者通过对环境的经验，进行对个人知识的反省，不断重构主体的知识体系，而学校应该提供学习者能成长为社会成员的经验环境，所以学校应该跟社会联系在一起，既是学习者社会训练的机构，也是实际生活的空间。按照朱子的教育思想，小学要教学生自己训练洒扫、应对、进退的生活礼节，实行爱亲、敬长、隆师、亲友的家庭、社会道德规范，以追求恢复自己的道德本性，通过与人为善，与他人共同体现共同体的公共之善。申教授等指出杜威的教育目的是个人的认知、心理的变化发展，所以没有提出具体的教育方向，而朱子明确提出教育的目的在于恢复本性、成为圣人，其教育方向清楚明白。申教授等认为，人类的教育与人工智能的开发有所不同，人类的教育应该考虑人格的完成、本性的恢复，而疫情全球大流行时期多多少少不重视学校的教育空间，可能导致学校的危机、教育的危机。申教授等主张今后的教育应该参考朱子、杜威的教育思想，重新建立起加强实用性、社会性功能的学校。申教授等的论文虽然没有新意，但是对朱子和杜威的教育思想进行详细的比较研究，得出一个共同的话语：学校是人类完成个人人格，成为社会成员的教育空间。从中可见，韩国的教育研究者非常重视朱子《小学》的教育思想。
3.经学、诠释学研究
经学方面的单独或者比较的研究有《朱熹阙文说的意思与作用：＜论语＞的“色斯举矣”句为主》（朴英姬，《中国语文学志》Vol.77,2021）；《＜论语集注＞的文献学读解：＜学而＞篇注释分析》（柳浚弼，《大东文化研究》Vol.113,2021）；《中国儒学史中的“絜矩”含义演变小考：郑玄与朱熹为主》（朴素铉，《中国文学》Vol.107No.1,2021）；《从＜大学＞解释的差异看其含义：朱熹、王守仁、尹鑴的见解为主》（Choi Jeong-mook，《东西哲学研究》Vol.99,2021）；《朱熹与李滉的修辞学的＜论语＞诠释》（You Min-jung，《退溪学报》Vol.149,2021）；《峿堂对朱子（大学章句序）的修辞学读法》（Shin Jae-sik，《退溪学论丛》Vol.37,2021）；《二程＜诗经＞学的朝鲜时代接受样态：朝鲜时代＜诗经＞学中程子学与朱子学的拮抗》（金秀炅，《泰东古典研究》Vol.46,2021）。
除此以外，部分涉及朱子学的有硕士论文《正祖的＜大学＞解释研究》（李诗然，庆尚大学校大学院硕士论文，2021）与期刊论文《退溪李滉＜启蒙传疑＞收录的＜周易参同契＞的意义研究》（Seo Geun-sik，《东洋哲学研究》Vol.105,2021）；《朝鲜知性史中“王道”与“霸道”话语》（Kim Hong-baek，《古典文学研究》Vol.60,2021）；《道学文论中“载道”与周敦颐“文辞”的意思与地位再考》（李定桓，《退溪学报》Vol.150,2021）；《权近＜周易浅见录＞中的象数学方法论》（ImJae-kyu，《泰东古典研究》Vol.46No.1,2021）；《李焕模的＜书传记疑＞中的多维性诠释》（Lee Eun-ho，《泰东古典研究》Vol.46No.1,2021）；《朝鲜后期＜聚星图＞制作及其意义》（Kang Shin-Ae，《美术史学研究》Vol.309,2021）；《星湖李瀷与白云沈大允的＜国风＞说比较研究：朱熹所定的淫诗为对象》（Hong Yoon-bin，《古典与解释》Vol.33,2021）；《中国灾异观的成立与变化》（Lee Suk-hyun，《人文社会科学研究》Vol.22,2021）；《李睟光与郑经世的道文论》（Oh Se-hyun，《韩国汉文学研究》Vol.83,2021）；《星湖李瀷的冠婚礼仪节研究》（Doh Min-jae，《温知论丛》Vol.67,2021）。
（作者单位：南昌大学哲学系）
2021年度欧洲朱子学研究综述
李典
2021年欧洲朱子学相关的研究主要见于期刊与部分专著中，笔者在此所摘录的主要标准为：一、任教单位在欧洲的学者所撰写的作品，无关作品出版地；二、作品的公开时间为2021年，除少数以线下出版时间为参考外，多数以线上数据公开时间为依据。
首先是在东亚文化研究作品中，对朱熹及其思想的探讨。这一部分主要是将朱熹及其思想作为一个典型代表，进而思考其对其他亚洲地区本土文化的影响。相关作品有：
柏林自由大学的李恩静教授在2021年出版的Dynamiken der Negation一书中发表的“Zwischen Himmel und Universum—Selektion von westlichemWissen im Korea des 18.Jahrhunderts”①一文中提出在跨语言的知识交流中，不可避免会有一个知识选择过程。该文主要探讨了在对国外知识的接收与传递过程中，18世纪韩国学者李瀷的态度和做法。李瀷是韩国最早接触和公开讨论西方知识书籍的重要的、有影响力的儒家学者之一。对18世纪的韩国而言，第一阶段的知识选择主导者是西方传教士，他们首先筛选出对传教工作有用的书籍翻译成中文，这可能是东亚的学者们接触到的最直接的来自西方的知识。②而在这之后，李瀷，还有他那个时代的韩国其他学者，都以自己的方式有选择地传授了知识。作者以有关天堂或宇宙的理论为例，试图阐释李瀷对西方学说和新儒家学说的选择性态度中否定与接受的界限。李瀷认为朱熹的文本可以自由解释，甚至朱熹在他的作品中也有错误，需要纠正。李瀷与西方教义接触的基本框架仍然是新儒家学说。他将西方学说的个别要素纳入他的儒家思想大厦，在他看来，这些要素补充了儒家学说的不足之处，对他解释天、地和宇宙是有用的。然而，任何与儒家教义的基本方面相抵触的东西都被拒绝。他拒绝了天堂和地狱的神学理论，以及认为灵魂不死是魔鬼所为的神学理论，并坚持了朱熹的理论——理气，认为人们只需要培养自己内在的善，而不应该通过惩罚（例如地狱之说）从外部强迫自己向善。另一方面，在宇宙结构设计中，李瀷按照西方十二个天体的模式搭建宇宙，将天体的最高层作为“上天的统治者”的地方。但在这一层是否会像第十二个天球一样保持静止状态的问题上，他最终没有遵循西方的学说。太极之有动静，是天命之流行也。当他多次问自己，到底是地在动还是天在动时，他最终在宋儒的文本中找到了答案。李瀷并不属于他那个时代的政治权力精英，所以他的世界观的政治影响几乎不值得一提。然而，在考察朱子学的海外流传时，以他为代表的学者们毫无疑问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他对朱熹思想的非正统原教旨主义态度和对所谓的西方学说的开放态度也直接影响了朱子学说在韩的发展进程。
弗罗茨瓦夫大学的李海成博士亦就朱熹对朝鲜王朝的影响在“Joseon Literati's Righteous Principles(Yiriron)as a Moral Practice in the PoliticalRealities—Its Meaning and Limitation in a Historical Context”①一文中展开了论述。作者指出以朱熹为代表的新儒家思想在朝鲜王朝（1392—1910）时期作为一种核心意识形态和绝对的社会秩序而繁荣。在比较了各类概念的范畴后，他指出“道学”（Dohak）更适宜用以定义此一时期的朝鲜新儒家思想。它至少包含了以下几个主题：性理学，义理，礼学，修养论，经世论国等。换句话说，朝鲜王朝时期的道学是对宇宙论真理的一种整体方法论，包括通过认真研究，获得管理社会福利的智慧和技能，以（新）儒家经典的见解为基础，通过道德实践来促进个人的心智、真诚和责任。他特别指出在这之中（正）义的原则（Yiriron）是将成熟的道德放到现实的政治环境中的意识形态，它是民族意识的来源。然而作者也提到，如果不能正确认识和适应不断变化的国际秩序，这种类型的意识形态很容易堕落为自我辩解的教条。
爱尔兰科克大学的凯文·考利博士在“Christian pyrexia and educationfever:Female empowerment in the late Chosǒn dynasty”②一文中概述了儒家的性别建构，指出朱熹的著作被朝鲜王朝用来约束家庭成员，塑造社会规范。特别是他关于家庭礼仪的著作《朱子家礼》，在整个朝鲜王朝得以广泛出版和传播。并且掌权者从中挑出了一些规则和规定，强化了严格编纂的性别结构。而这一系列对于女性权力都是极大的贬损，直至传教士借此切入，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这一权力结构。
相对于朝韩研究中稍作涉及的作为大背景的朱熹思想，日本文化研究中则更为翔实地探讨了相关内容。柏林洪堡大学的林内普的博士论文“‘Wissen'und‘Handeln'bei Yamaga Sokō： Ein Beitrag zum politischen Denken imJapan des 17.Jahrhunderts”①是一个很好的证明。本文的主题是德川初期（1600—1868）政治思想的概念基础。重点是山鹿素行（1622—1685）在其中的贡献。实际上在德川幕府初期社会结构变化的大背景下，人们重新接触到了宋朝的儒家思想，它们是解释新的社会政治理论的一个重要的概念资源。有很多学者使用了广泛的儒家术语和论证策略，来表达自己的政治概念。林罗山（1583—1657）以宋代朱熹的学说为导向。他的核心兴趣是“理”的概念，他在明代注释的影响下对其进行了解释。他认为对于学者来说，汇编资料和系统化的知识体系起着核心作用。山崎闇斋（1618—1682）则试图重建朱熹的原始学说。他认为，人类的道德意识不可能脱离每个行动主体所处的伦理社会环境而实现。通过严格培养“敬”，可以有条不紊地实现人的道德倾向与行动实践的一致。在关于实践的论述中，他强调了追随者对其主宰无条件忠诚的重要性。这一点上他背离了朱熹，因为后者似乎是把理性的洞察力放在行动原则之上。这些学者对朱熹思想的接受，特点是倾向于使其规范性的主张相对化。因为他们认为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不可能实现它们，所以他们强调内在信念的作用，而不是外在的行动形式或行动的情境适应性。而这也恰恰成为山鹿氏对朱熹学说如何保证政治行动进行质疑的一个重要的背景因素。山鹿氏以“知”和“行”为例，在四书五经的谱系中考察其来源后，以朱熹为主要代表描述了宋明时期新儒学框架内的概念解释。在详细地厘清了朱熹的认识论框架后，他提到朱熹使用术语的一个特点是在一个全面的理论和方法论概念的框架内将其系统化：知行常相须，如目无足不行，足无目不见。论先后，知为先；论轻重，行为重。但他认为依照朱熹的概念，规范仍然建立在人性的处置上即人格修养上，这并不能帮助论证自己的政治理论框架内的规范具有实际有效性。这也成为他批判朱熹的核心动机。但与此同时，从山鹿氏使用的文献来源看，他的论证仍然是在宋代新儒家思想影响下获得正统地位的文本框架内。他对朱熹的形而上学概念的批判，似乎也代表他接受了明末清初的儒家思潮。山鹿氏的核心关注点是通过对社会生活所有领域的规范性监管及其对共同利益理念的导向来实现稳定的政治秩序。而借用概念定义来阐明话语空间和不同理念的可能性，这似乎本身就是朱熹的一个重要影响。
匈牙利罗兰大学的塔科博士撰写了“Zsakutcak es kozeputak:Azeszmetōrteneti vizsgalódasok es az individualis cselekves viszonya MaruyamaMasao-nal”②一文。主要研究对象是丸山正夫。他是19世纪日本思想的决定性人物之一。作者以其对日本历史某些转变时期——德川时代和二战后——的研究为例，试图考察其解释背后的哲学假设。在欧洲历史哲学传统的重要影响下，Maruyama Masao-nal对以朱熹为代表的宋儒思想所形成的德川儒学进行了批判，认为儒学政治化不仅不能重建儒家思想，还带来了政治的去政治化——政治的文学化。长此以往，这将使得日本与中国一样，在循环往复的历史中基本上没有变化，成为“停滞的东方”。
其次是一些学者在讨论特定主题时，以朱熹的行为、思想为论据，佐证或者补充自己的某些观点。
由魏希德和莫尔彻教授主编的Political CommunicationinChineseandEuropeanHistory,800-1600一书第八章摘录了由伊佩霞和梅泽夫①撰写的“Giving the Public Due Notice in Song China and Renaissance Rome”②一文。本章主要探讨了两个印刷术开始广泛使用的国家——宋代中国和文艺复兴时期的罗马——向普通人传递信息的方法的异同。在该文中，作者指出了朱熹在大量存留的材料中所扮演的角色。他曾提请人们注意告示作为接触普通人而非受过教育的文人精英的工具的价值。对朱熹来说，告示不仅提供了一种解决行政问题的方法，还提供了一种在道德上与其他人建立联系的方法。撰写告示使他们能够利用自己的文学才能来实现改善社会的更大目标。
基辅国立语言大学的科斯坦达教授则在“Stylistic Codification of the Traditional Forms of the Poetic Text(on the material of the first theoreticalwork on poetry Maoshicu）”③中专门分析了诗歌文本的风格形成过程。作者指出，朱熹在《诗经集传》中有一个特别的阐释。他认为“风”是统治者的变革工具。既可以自上而下传达教化，亦可以自下而上推测政治得失。朱熹还对赋比兴做了自己的阐述：“赋者，敷也，敷陈其事而直言之者也；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作者认为这些都体现了朱熹劝惩以敦风化的诗歌功用观。而这一点也证明了诗歌文本的风格规范一方面取决于文学理论的传统，另一方面也取决于已经建立的意识形态、教育、伦理和美学方面。
最后是一些学者在以其他思想家为主要研究对象的文章中，涉及到的对朱熹思想的研究。
卢布尔雅那大学文学院的罗亚娜博士在“Wang Shouren's Ethico-Epistemology and the Double Nature of Recognition”④一文中提到认识起源问题时，指出在古代中国对该问题的探究主要集中在间接理解上，即通过教育和学习可以实现的理解中。这些都是源于道德内容的知识，而非来自感官知觉和推理获得的知识。在论述王守仁之前的重要学者时，作者提到朱熹作为一个建立了新的知识论体系的学者的观点，她认为朱熹认识论的基本内容根植于实用伦理主义，因为它总是在道德法则的网络中进行运作，所以作者将这种认识论称为伦理—知识论。在这种框架下，真正的知识总是被看作道德知识，但最全面的知识形式只能通过研究外部的现实对象获得（格物致知）。故而她认为朱熹的认识论体系建立在结构一致性原则（理）和其二元对立的生命潜力（气）之间的动态区分之上，也就是她所归类的客观唯心主义。
瑞士伯尔尼大学的戴维·马切克博士在“Mengzi on Nourishing the Heartby Having Few Desires(7B.35）”①一文中详尽地探讨了朱熹的相关论述，并或质疑或补充地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作者认为孟子道德理论最具特色的特征无疑是他认为人类道德发展的过程类似于健康植物的自然生长。人皆有先天而未成熟的道德行为倾向即“四端”；如果这些倾向要达到成熟，就必须“养”即促进和保护。为此他对“寡欲养心”进行了进一步的阐述。在辨析了“欲”的具体范畴后，他讨论了“多欲”、“寡欲”、“无欲”之间的关系，并得出结论，鉴于我们的自然构造，我们应该努力将欲望降低到我们的自然体质所允许和要求的最低限度。最后关于“欲”是如何作用于“心”这一问题，他首先赞同以朱熹为代表的思想家们的解释，即多欲不利于养心，因为它们以某种方式颠覆了心对道德行为的自然倾向。作者认为如朱熹所说的心易被这样的情欲蒙蔽或迷惑并“失其正理”，其暗含的意思是欲望从内部腐蚀人心，并将其推向不利于其本性的行为。这种解释从情理上来说是合理的，但作者认为它在孟子的文本中几乎没有任何支持。因此他提出另一种解释，即“欲”对于“心”的伤害在于一种认知扭曲，并找到一段文本以支撑自己的论点②。他认为扭曲或者说脱敏，属于一种直接影响：欲望通过将其暴露于与其本性敌对的行为而侵蚀了心的道德敏感性。它是通过剥夺养心的机会以及这种养所带来的满足感来做到的。剥夺的问题通常是从外部削弱了心的整体活动和活力，将其功能边缘化。在这一问题上，他显然持有和朱熹等传统学者们不同的观点。另一个相关的问题是作者讨论了“存焉”这个短语，争论主要集中在这个动词的宾语是什么。在这一点上，他对朱熹的注解作了补充。他指出朱熹认为保全的是人的“本心”，即具有先天道德倾向的心。最大的论点支撑在于前后文中孟子谈到了“养心”，孟子还多次提到失去“本心”的危险。但作者做了一个补充的解释，即存焉存的是“持其志”，即保持自己的（良好的）意图。有意思的是，以上两部分内容虽然在回答不同的问题，甚至于对朱熹的注解的态度也十分不同，但作者在最后为两部分内容做了一个互补的阐释：欲望的冲击会使一个人倾向于采取不同的行动。当一个人始终未能保持自己的意图，从长远来看，会导致一个人失去本心。而君子之所以能够保持其以特定方式行事的意图，那是因为他能够在这些欲望的冲击下保 持心对外在的道德敏感度。
虽然笔者未曾找到2021年由欧洲学者直接以朱熹及其思想为主题撰写的著作①，但其思想观点仍然在不同地区的研究中、不同主题的阐释中被反复雕琢、讨论。或许朱子学的意义，并不仅仅在于其自身理论的博大精深，更广义的是在其他地区如何与当地传统文化产生碰撞与交融，成为另一种“本土”文化。
（作者单位：特里尔大学汉学系）
相关文献按本文提及顺序罗列如下：
1.Lee，E.J.(2021).Zwischen Himmel und Universum-Selektion von
westlichem Wissen im Korea des 18. Jahrhunderts. In Dynamiken der Negation ：(nicht)wissen und negativer transfer in Vormodernen Kulturen (pp. 375 - 393). essay， Harrassowitz Verlag.
2.Lee，H.(2021). Joseon Literati s Righteous Principles (Yiriron) as a Moral Practice in the Political Realities ——Its Meaning and Limitation in a Historical Context. Studia Orientalne，20(2)，139-156.
https：//doi.org/10.15804/so2021209.
3.Cawley，K.N.(2021). Christian pyrexia and education fever： Female empowerment in the late Choson dynasty.History of Education，1-18.https：//doi.org/10.1080/0046760x. 2021. 1890236.
4.Linnepe Andre. (2017). aWissenv und 6iHandeln" bei Yamaga Soko：Ein Beitrag zum politischen Denken im Japan des 17. Jahrhunderts (dissertation).
5.Tako，F.(2021). Zsakutcak es Kbzeputak.Tdvol-Keleti Tanulmdnyok，12(2020/1)，101-127.
https：//doi.org/10. 38144/tkt. 2020.1.5.
6.Ebrey，P.，& Meserve，M.(2021). Giving the Public Due Notice in Song China and Renaissance Rome. In H.D.Weerdt & F.J. Morche (Eds.)，Political Communication in Chinese and European History，800-1600 (pp.345-382).essay，Amsterdam University Press.
7.Rosker， J. (2021). Wang Shouren's Ethico-Epistemology and the Double Nature of Recognition. Asian and African Studies，30(2) ，368-386.https ：//doi.org/10. 31577/aassav. 2021.30.2.04.
8.Machek， D. (2021). Mengzi on Nourishing the Heart by Having Few Desires (7b.35). Philosophy East and West，71(2)，393-413.
https ：//doi.org/10.1353/pew.2021.0025.
江西近四十年理学文化研究述要
邓庆平 彭长程
江西理学文化是指历史上在江西这个地域产生、传播与流行的理学思潮以及由此思潮所衍生的宗教、制度、习俗乃至建筑等各种文化资源，理学思想是其核心。江西理学文化是中国理学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是其中非常核心的部分，更是江西历史文化的高峰与典型代表。在这一地域性理学文化的研究队伍中，江西本土学者是重要的研究力量。为了讨论的方便，本文所说的江西理学文化研究，限定为江西学者对江西理学文化的研究，不是指学界对于江西历史上理学文化的研究。这里的江西学者仅指在江西工作的学者，不包括工作在江西之外的江西籍学者。因此，这个主题所关涉的是地域文化研究，是江西的学术研究状况，是江西学者对本土历史文化的研究。之所以作这样的限定，一方面是由于江西学者对本土历史文化的继承与弘扬有着天然的情怀以及不容推卸的职责，研究江西理学文化是继承与弘扬的基础性工作；另一方面则是由于江西理学文化资源丰富且具有全国影响，因而研究队伍不仅仅是江西学者，更有江西之外的其他学者，而这部分学者的研究往往从属于中国历史文化研究的范畴，不一定具有地域文化研究的视野。
本文分三部分，首先，对江西理学文化资源进行一个大致的梳理；其次，介绍近四十年来江西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这是本文的重点；最后，在深入研判研究现状的基础上就江西理学文化研究的未来提出一些思考。
一、江西理学文化资源异常丰富
要准确理解江西理学文化资源，至少应该做两方面的工作：一是描述历史事实，二是对历史事实进行适当的定位与评价。我们过去关于江西理学文化资源的研究通常侧重于第一个方面，而对第二个方面的论述较为简略。因此，本文首先介绍中国理学的整体面貌，以此作为评估江西理学文化资源价值的基础，其次从江西地方历史文化发展的角度来分析理学文化在江西文化史上的地位。
（一）江西是中国宋明理学的中心地带
从分系的角度来看，以周敦颐为开山宗主的中国理学大概可以分为程朱理学、陆王心学、张王气学与湖湘性学四派。从理学发展史的全过程来看，北宋是理学的开创期，南宋是理学的成熟期，元明是理学的继续推进与发展期，清初是宋学向汉学转变的过渡期。江西与中国理学关系密切，有两本关于中国宋明理学的专著可以印证这点。钱穆先生的《宋明理学概述》对宋明理学的阐发非常全面系统，共涉及宋明时期思想家近七十位，其中属于江西籍的有欧阳修、李觏、王安石、刘敞、朱熹、江西三陆、吴澄、吴与弼、胡居仁、娄谅、陈献章、罗钦顺、邹守益、欧阳德、聂豹、罗洪先、王时槐、罗汝芳等，另有许多长期在江西为官、讲学和受学的理学人物，如周敦颐、二程、王阳明等人。再如，陈来先生的《宋明理学》是宋明理学的深入研究之作，该书主体部分分别阐述了宋明时期二十三位理学代表人物，即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邵雍、谢良佐、杨时、胡宏、朱熹、陆九渊、杨简、曹端、薛瑄、胡居仁、陈献章、王阳明、湛若水、罗钦顺、王廷相、王畿、王艮、罗汝芳与刘宗周，其中半数以上人物与江西关系密切。因此，陈来先生称江西为“宋元明理学发展的最重要的地区”［1］ 315。
北宋时期，以周敦颐为代表的理学作为一种独立的新思潮登上中国历史文化舞台。周敦颐长期在江西做官，先任洪州分宁县主簿四年，次调任南安军司理参军三年，再转任湖南郴州，后又知洪州南昌县，通判虔州，知南康军，晚年定居庐山濂溪书堂，去世后安葬在江西九江。江西是周敦颐为官与为学的重要地域，留下了许多与周敦颐有关的遗迹。周敦颐的名作《爱莲说》写于虔州，发表于江西的于都县罗田岩。［2]397-398周敦颐是理学的开山鼻祖，也是江西理学文化的发端。二程所立学问被称为洛学，但他们早年生活、受学于江西。庆历六年（1046），二程的父亲程珦知虔州（今江西赣州）兴国县，兼管南安（今江西大余县），与周敦颐相识，遂令二子受学于周敦颐，当时大程年十五，小程年十四。周敦颐“每令寻颜子、仲尼乐处，所乐何事”［3]16。这一教诲被称为“孔颜乐处”，是后世理学的一个经典话题。周敦颐的授学地点在南安（今江西大余县）。南宋时，南安已被视为道学发源地。［2］395此后三年间，二程多次问学于周敦颐。［4]9同时，二程的重要论敌之一王安石也是江西人。王安石所创新学是北宋儒学的主要代表之一，与二程理学有着密切关联。
就南宋来说，江西是理学的中心地带。闽学创立者朱熹祖籍江西婺源，且在江西做官，并多次在江西讲学。据我们考证，朱子门人群体当中有八十八位江西学者，人数仅少于福建朱子门人，其中不乏朱子高弟，如李燔、张洽等。［5]60《宋史·道学传》所列六位朱子门人，其中李燔、张洽和黄灏三位，均为江西人。朱子的江西门人中，张洽、包扬、曹彦约、陈文蔚、程端蒙、程洵、董铢、范士衡、冯椅、胡泳、黄灏、李季札、刘清之、刘尧夫、彭蠡、彭方、滕珙、滕璘、王阮、徐昭然、严世文、余大雅、余大猷、赵蕃、曾兴宗等人，均有著述留于后世。江西朱子门人群体，在南宋中后期的朱子学派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也是宋代江西思想文化的重要代表。与朱子学相对的心学创始人陆九渊是江西金溪人。陆九渊长期在江西讲学，其门人除了浙东一支外，江西门人人数最多。
此后，朱陆二派在江西的学脉传承一直到宋末和元代，如饶鲁、程复心与吴澄等。其中，吴澄是元代最重要的理学家，对南宋朱子学与陆九渊心学均有吸收。吴澄合会朱陆所得学术思想体系，是宋明理学史的重要一环。
明代，江西在全国理学中的地位超过宋元，处于中心位置。在朱子学方面，《明儒学案》以吴与弼为首个学案，其弟子胡居仁、娄谅、陈献章在当时学界影响巨大。王阳明曾向娄谅问学，陈献章更是开明代心学先河。明代中期的罗钦顺是理学代表人物。罗钦顺既是阳明学的主要论敌，也是朱子学在明代中期向气学转化的主要代表。罗钦顺思想传播海外，对韩国性理学有深远影响。明代最知名的理学汇编文献《性理大全》《四书大全》《五经大全》的主要编纂者胡广也是江西学者。在心学方面，代表明代思想最高峰的王阳明，虽起于越中，但一生与江西渊源甚深。王阳明在江西做官，致良知之学也发端于江西，最后于江西去世。《明儒学案》称“姚江之学，惟江右为得其传……盖阳明一生精神俱在江右”［6]31，阳明去世之后，其门人弟子以江西弟子为主流，浙中不及江西。在《明儒学案》中，王门学案里，江右独占其九，人数达三十二人，浙中才占其五。在张学智先生的《明代哲学史》中，明代阳明学部分，第六章为王阳明的良知之学，第七至十九章为阳明后学，即王龙溪与钱德洪、黄绾、邹守益、欧阳德、聂豹、罗洪先、王时槐、胡直、李材、王艮及泰州之学、罗汝芳、耿定向、焦竑，共十三章。其中，江西阳明学者占八章，即第九章邹守益，第十章欧阳德，第十一章聂豹，第十二章罗洪先，第十三章王时槐，第十四章胡直，第十五章李材，第十七章罗汝芳。此外，第十六章王艮及泰州之学中颜山农、何心隐亦为江西人。由此可见，江西是明代阳明学最重要的地域。
总体来看，无论是朱子理学，还是阳明心学和气学，从两宋到元明时期，江西的地位都特别突出，是中国理学文化的中心地带。①
（二）江西理学繁荣的佛学因素
从江西历史文化发展史来说，宋明时期，江西之所以出现理学文化如此繁荣的局面，与隋唐时期江西佛学兴盛有一定关联。江西历来是中国佛学重地，作为佛教中国化的重要代表，禅宗在六祖慧能时期正式形成。六祖之后禅宗的发展出现五家七宗的兴盛局面，其中心就是江西。禅宗在江西的具体衍生过程详述如下。
六祖门下，湖南南岳怀让和江西青原行思的法系最盛。南岳怀让门下，马祖道一活跃于江西，长期在江西南昌和靖安等地弘法。其弟子百丈怀海在江西奉新制定“百丈清规”，确立后世禅院的基础。百丈门下，灵祐住湖南沩山，慧寂住江西仰山，二人所创法系因此被称为沩仰宗。百丈的另一弟子黄檗希运禅师住持江西宜丰黄檗山的黄檗寺，传法于义玄禅师，义玄创立临济宗。江西黄檗山因此成为临济宗的祖庭圣地。临济宗之支派黄龙派，由住江西修水黄龙山的慧南禅师所创。临济宗另一支派即杨岐派，由方会禅师在江西萍乡杨岐山创立。该派在元以后逐渐成为禅宗的代表，在日本也有深远影响。
江西青原行思的系统，由云岩昙晟、石头希迁等人相承。云岩之后，住江西宜丰的洞山良价及其住江西抚州宜黄县曹山的弟子本寂，创立曹洞宗。石头希迁传弟子天皇道悟，经龙潭崇信、德山宣鉴、雪峰义存，传至云门文偃，创立云门宗。其中，雪峰义存之后，经玄沙师备、罗汉桂琛，由法眼文益创立法眼宗。
至此，禅宗史上的五家七宗得以形成。五家为曹洞宗、沩仰宗、临济宗、云门宗、法眼宗，其中临济宗又分出黄龙派和杨岐派，故又称之七宗。这些宗派的形成与江西有着密切关系，曹洞宗、沩仰宗、临济宗以及黄龙派、杨岐派都是在江西创立的，云门宗与法眼宗虽不是在江西创立的，但是都源自江西青原行思法脉。由此可以断言，江西是禅宗尤其是南宗禅的中心地带。
宋明理学的出现与隋唐佛学的兴盛密不可分。一方面，佛学兴盛对儒家文化产生了重要冲击；另一方面，宋明理学又是在充分吸收隋唐佛学因素的基础上实现理论创新的。宋元明清时期，江西的佛学文化日渐为理学所吸收，直接促进了江西理学文化的发展。其中，最直接的一个证据是陆九渊的心学一直被朱子视为禅学。这个批评是否成立，可以再讨论，但陆九渊心学及王阳明心学对本心、心性的关注与禅学明心见性的主旨有一致之处，乃是事实。
隋唐和宋明时期，江西成为中国思想文化的中心地带。同时，这一时期构成了江西历史文化的高峰，也自然成为江西学者的重要研究对象。
二、江西理学文化研究现状
江西学者对江西历史上理学文化展开研究主要是在改革开放以后。①这些研究以理学思想为重点，对理学思想与社会、家族、教育、民俗等多方面文化内容也有涉及。改革开放后的江西理学文化研究大体可以分为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从改革开放到20世纪末，主要学者有陈正夫、何植靖、吴长庚与胡青等；第二个时期是21世纪以来，以郑晓江、杨柱才、徐公喜、周建华、徐春林、李丕洋与邓庆平等学者为代表。
（一）相关研究专著
1.朱子学方面的专著
陈正夫、何植靖著《朱熹评传》，由江西人民出版社于1984年12月出版。这部著作是改革开放后国内第一部朱子评传类著作，也是当时极为少有的几部朱子学研究专著之一。①这部著作的出版标志着当时的江西理学文化尤其是朱子学研究进入全国先进行列，陈、何二先生也成为20世纪八九十年代国内朱子学研究的代表人物之一。陈正夫、何植靖著《许衡评传（附许谦评传）》，由南京大学出版社于1995年1月出版。该书可能是目前为止唯一一部纳入南京大学思想家评传系列丛书的江西本土学者的理学研究著作。
吴长庚教授著《朱熹文学思想论》，由黄山书社于1994年12月出版。该书是国内较早研究朱子文学思想方面的重要专著。此外，吴先生还主编《朱熹与江西理学》（江西高校出版社2007年版）、《朱陆学术考辨五种》（江西高校出版社2000年版）等。
胡青教授的《吴澄教育思想研究》（江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对元代理学代表人物吴澄的教育思想进行了系统研究，是国内较早的吴澄研究专著。
21世纪初，郑晓江教授主持推动“江右思想家研究”工程，主编《江右思想家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该书是国内第一部研究江右思想家的论文集，其中大部分是理学思想家研究，对于推动江右理学研究具有标志性意义。此外，郑教授与杨柱才合著的《宋明时期江西儒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一书对江西宋明儒学有深入研究。
杨柱才教授在其博士论文基础上出版的《道学宗主——周敦颐哲学思想研究》（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得到了国内权威专家的认可，在国内外学界拥有较大的影响，可以说是目前为止在周敦颐哲学思想研究方面最重要的著作。此外，杨教授还主持国家重大课题“朱子门人后学研究”，担任中华朱子学会和全国陆九渊研究会的副会长，是目前国内宋明理学研究界的代表性中青年学者之一。
徐公喜教授的专著有《朱熹理学法律思想研究》（江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朱子门人学案》（江西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宋明理学理治社会研究》（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朱子学正说》（江西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此外他还主编《理学家法律思想研究》（吉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以及“朱子学与地域文化研究丛书”等，校点理学渊源考辨丛刊。除了朱子理学思想研究，徐公喜教授对朱子理学中的法律与社会治理思想也有系统讨论。
周建华教授系统考察了周敦颐、朱熹和王阳明在江西的行迹，在江西理学文化方面的主要著作有《周敦颐南赣文学和理学研究》（中国文联出版社2003年版）、《朱熹与江西文化研究》（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阳明南赣活动研究》（中国文联出版社2002年版）、《王阳明在江西》（江西高校出版社2017年版）等。
邓庆平教授的《朱子门人与朱子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综合了其博士论文和国家课题成果，是国内外第一部系统研究朱子门人群体学术贡献的专著。周茶仙、胡荣明合著的《宋元明江西朱子后学群体研究》（江西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采取区域社会史与思想史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从地域、家族、学术交游与社会变迁等方面系统研究了宋元明时期的江西朱子后学群体。冯会明教授著有《胡居仁与余干之学研究》（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该书研究了明代初期的重要朱子学者胡居仁的生平与思想。
2.阳明学方面的专著
周建华教授的阳明学著作见上文。
方志远教授所撰《旷世大儒——王阳明传》（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中国社会出版社2009年修订版）。方先生是明史专家，他对王阳明的生平经历进行了饶有趣味的叙述。毛静先生出版的《寻找王阳明》（江西高校出版社2019年版）是围绕王阳明人生轨迹而写的寻访札记，也是一部了解、研究王阳明文化的可读之作。李丕洋教授的阳明学研究成果丰硕，仅专著就有《追索真理和自由的境界：王阳明修道哲学概论》（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罗汝芳哲学思想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明道淑人、化民成俗——陆王心学中的教育哲学研究》（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心学巨擘：王龙溪哲学思想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圣贤德业归方寸——杨慈湖思想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年版）等。
此外，阳明后学方面有徐春林教授的专著《生命的圆融：泰州学派生命哲学研究》（光明日报出版社2010年版）、李伏明教授的专著《江右王门学派研究——以吉安地区为中心》（江西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罗伽禄研究员的专著《一代思想大师罗汝芳》（江西高校出版社2009年版）等。
（二）相关研究机构、刊物及国家级研究课题
1.研究机构
目前，以宋明理学为对象的研究机构有南昌大学的江右哲学研究中心、上饶师范学院的朱子学研究所、赣南师范大学的王阳明研究中心以及江西师范大学的宋明理学研究中心等。2016年，江西成立江西省阳明学研究会。2017年，江西成立江西省朱子文化研究会。
2.学术刊物
相关学术刊物有南昌大学江右哲学研究中心主办的《赣文化研究》与上饶师范学院朱子学研究所主办的《朱子学刊》①等。
3.国家级课题
南昌大学杨柱才教授主持的2014年国家社科重大招标项目“朱子门人后学研究”是目前江西唯一一个中国哲学类的国家重大项目。该项目也逐渐成为江西朱子学研究的重要特色。有意思的是，这一研究方向早在20世纪80年代的江西朱子学研究中就被关注。20世纪80年代初，陈正夫先生参加宋明理学研讨会时发表过一篇梳理朱子门人后学的论文，即《朱熹思想的后继与分化》。后来，陈正夫先生又加入历代进步思想家对朱熹哲学的批判的内容，将该文更名为《朱熹哲学的后继、分化与历代进步思想家对朱熹哲学的批判》，纳入《朱熹评传》。［7]511-512
其他国家社科项目有近二十项。朱子学领域，徐公喜与邓庆平各主持两项，杨柱才、冯会明、许家星、周茶仙、赖文斌、田炳郁与张新国各主持一项。陆王心学领域，李丕洋主持了三项后期资助项目，彭树欣、李伏明各主持一项阳明后学研究项目。
此外，教育部项目亦有许家星、王小珍等人主持的多项涉及理学研究的课题。这些课题都直接以朱子学或阳明学为研究对象。
总体来看，江西的朱子学研究一度走在全国前列，目前正在进行的朱子门人后学研究也在全国朱子学研究领域具有不错的影响。此外，上饶师范学院朱子学研究所也做了不少朱子学文献整理方面的工作。该所主办三十多年的《朱子学刊》在学界有着广泛影响。江西的阳明学研究主要集中在江西阳明后学方面，在当前全国阳明学研究当中也有一席之地。在理学与社会治理、理学与家族、理学与民间讲会等方面，江西学者的研究也有一定的特色。
但是，如果对照上文提到的江西理学文化资源，目前江西的宋明理学文化研究主要集中在朱子学与阳明学两个领域，对陆九渊心学、元代江西理学和明代朱子学的研究还非常稀少，对江西理学与宗教、文学、民俗等其他文化类型之间的关系，江西理学文化与其他地域理学文化之间的互动与区别等方面也缺乏深入讨论。
三、对未来江西理学文化研究的几点思考
伴随着传承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工程的进展，基于江西历史上丰富的理学文化资源，参照周边的地域文化研究，未来的江西理学文化研究大有可为。除了以上提及的一些具体选题有待加强之外，我们认为，推动江西理学文化研究应注意如下四个问题。有必要说明的是，这四个问题主要是针对江西本土研究者来说的。
首先，兼顾个体独立性与学术共同体意识。现代学术资讯日益发达，学术交流日渐便捷与频繁，学者的个体独立性得到越来越多的尊重，这是独特学术成果产生的重要前提。但是目前江西学者内部的学术共同体意识相对缺乏，朱子学与阳明学研究者之间的对话很少，各自为战的现象较为普遍。这既不符合传统朱子学与阳明学同属理学的历史事实，也不利于我们合理规划研究重点、协同作战以提升全国影响力。
其次，兼顾地方意识与全国视野。江西理学文化本身具有地方性与全国影响，我们的地方历史文化研究要有乡土情怀，更要有全国视野。重视地方性，有助于揭示江西理学文化产生与发展的地域性原因，发现理学文化作为江西历史文化代表的特性；强调全国视野则意味着挖掘江西理学文化的普遍性和时代价值。此外，江西理学文化研究也需要江西地方学者与全国学者共同努力，尤其是江西学者必须加强与全国乃至全球学界的交流互动。当江西学者在江西理学文化研究的基础上逐渐成为当代江西地方历史文化研究的重要代表，并在全国理学文化学者群体中占据日益重要地位时，也就意味着江西理学文化研究步入了全国地方历史文化研究的先进行列。
再次，兼顾历史性与当代性。江西理学文化研究除了继续研究作为理学史和文化史研究的这一部分，还要注意这一研究的当代意义。江西理学文化研究活动，一方面是传统思想文化在当代的一种重要存在方式，另一方面也是当代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就要求我们的研究不能仅仅停留于旨在增进相关历史知识的专业学术思想史的讨论，而应注意当前社会与人心秩序重建的现实需要，以多种形式挖掘与展示传统理学文化的当代价值，实现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最后，兼顾思想性与文化性。就理学本身的存在形态来说，理学并不是一种纯粹的知识体系，它具有强烈的实践性，渗透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构成一种复杂的文化形态。作为一种文化形态，江西理学的产生，与江西独特的文化传统如隋唐时期的江西禅宗文化有着内在的关联。江西理学深刻影响着江西传统的地方治理、家族规范、民间习俗、文化教育与宗教传统。就理学文化的研究来说，兼顾思想性与文化性是其内在的必然要求。我们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理学思想的层面，就理学思想对地方文化其他层面的渗透与影响还缺乏足够深入的关注，这一点是目前江西理学文化研究亟待突破的重要问题。十八大以后，在思想文化领域有两个系统工程非常重要，一是构建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二是传承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前一个涉及思想理论的建构，后一个则涉及文化系统的建设。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守住传统，强化研究特色与优势。比如，在朱子门人后学以及江右王门的研究方面持续产出更多成果；注意挖掘江西理学的独特文化形态，进一步明确江西地方历史文化的整体性特征与时代价值。江西理学文化研究只有兼顾这两方面的要求，才能在参与当前哲学思想体系建构的同时，成为当前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总的来说，在江西理学文化研究方面，我们当前的研究力量还比较零散，整体研究实力相对薄弱，有必要在更新视野的基础上，加强学界交流互动，整合研究力量，坚持特色与优势，力争产出更多标志性成果，在当代江西文化建设事业当中发挥更为重要、更为基础的作用。
参考文献：
［1］陈来.《朱熹与江西理学》序［M］／／朱子学刊：17.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2007.
［2］郑晓江.江右思想家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3］程颢，程颐.二程集［M］.北京：中华书局，2004.
［4］杨柱才.道学宗主：周敦颐哲学思想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5］邓庆平.朱子门人与朱子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
［6］黄宗羲.明儒学案［M］.北京：中华书局，2008.
［7］陈正夫.陈正夫自选集：第2集［M］.厦门：鹭江出版社，2009.
（原载《河南教育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2期，作者单位：江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陈永宝
对于2021年度中国台湾朱子学相关研究成果的整理与综述，共分三个部分进行。第一部分为期刊论文，第二部分为学位论文，第三部分为专书。为避免在整理过程中产生对作者原意不必要的误解和曲解，这里尽可能采取作者原有的论述来加以说明，而不附加编者的个人理解。
期刊论文方面主要来自中国台湾2021年的期刊论文，以华艺学术文献数据库为主选择数篇进行摘录。所选论文归纳为两种类型：一是直接与朱子学相关的研究，共27篇；二是间接与朱子学相关的文章，共17篇，二者总数共44篇。为了让学者快速掌握这些学者的研究成果，本文主要选取论文摘要作为主要内容进行介绍，希望能以此帮助读者清晰作者尝试解决的问题、证成的程序与所得的结论。学位论文方面，编者的数据来自台湾硕博士论文加值系统，论文主要以摘要的方式呈现，以便让读者可以快速掌握作者论文的研究动机与研究方向。本年度专书较少，只有2本。其中陈荣捷的《朱熹（二版）》早年已经出版，为2021年重新整理印刷。
一、期刊论文（以发表时间排序）
1.吴启超：《再思朱子的“理”：“存在之理”还是“总文路”？》，《东吴哲学学报》，2021年2月第43期，第22—67页。
该文探讨朱子哲学中存有论部分的“理”的基本涵义，具体来说是要对两种诠释做比较：到底“理”的根本身份较宜诠释为“万物凭之而有其存在”的“存在之理”（存在的根据或“所以然”），还是“万物依循之而运作、运行”，近期有英语著作译为“Pattern”（P为大写）的“总文路”？该文认为，“总文路”的诠释对朱子有关“理”的界说和围绕着“理”的一系列存有论观点，皆能给出言之成理的说明。反观“存在之理”的诠释，则或未足够相应其中三项，即“理有偏全：上下两层之理有内容上的连系（联系）”、“理非一物”、“理为形而上，气为形而下”。
2.郑泽绵：《“以心求心”与“以禅抑禅”——论大慧宗杲思想对朱熹批评湖湘学派的影响》，《东吴哲学学报》，2021年2月第43期，第69—96页。
朱子认为湖湘后学近禅，但他对后者的批评也借用了禅宗，采用以禅抑禅的方式。首先，朱子批评湖湘学派的“观过知仁”会导致“一心三分”，作者在《大慧语录》中找到了类似“一心三分”的说法，还有朱子批评湖湘学派时引用的公案；其次，朱子批评湖湘学派的“以心求心”，认为“即觉其失，觉处即心，何更求为？”转而提倡“常惺惺”的主敬工夫；而大慧宗杲也说：“能知昏钝者，决定不昏钝”，紧接着引用瑞岩禅师“常惺惺”的公案。该文使用互证法：结合“思想结构相似性”与“人物交往、文献阅读史”，确证了从大慧到朱子的影响链。
3.田富美：《清初朱陆异同论争的一个侧面——论王懋竑＜朱子年谱＞中鹅湖之会的书写》，《台大中文学报》，2021年3月第72期，第149—189页。
探赜理学发展的历史，有关朱熹与陆九渊学术的异同论辩，始终是研治者无法回避的议题之一。自鹅湖之会后，朱、陆之学在经历元明以至清初儒者反复论述折衷、异同的过程里，门户派别逐步形成，各种文献评述、典籍著作，呈现的是各时期儒者受其当下学术氛围以及自我问学体验等复杂的意识投入此一场域中的辨析。被誉为“宋明理学殿军”的清儒王懋竑所纂订的《朱子年谱》，可说是以考辨史料形式参与朱陆异同论争的重要成果。王氏以撰作年谱的形式企图建构朱子学行的信史，尤其作为论争起始点的鹅湖之会，看似史料铺排的年谱，实则在删汰、择取、增补之中，潜藏了朱子形象的预设，以及朱陆异同论争的学术关怀。该文就王懋竑撰作《朱子年谱》之目的进行分析，指出王氏在阐明正学、尽破窠臼的理想前提下，批判李默在尊陆抑朱、朱陆晚同的视野中“以意删削”旧年谱所撰《紫阳文公先生年谱》；其次，梳理王氏《年谱》中鹅湖之会的书写，借由王懋竑年谱》所摘录史料、《象山年谱》、相关文献等进行对读，透显王氏在删削、增补之间形塑儒门正传——读书讲学、训诂文义的朱子图像；最后，依据前述论析，指出王氏《年谱》所形构的鹅湖之会在清代朱陆异同论争史中之意义。
4.吕政倚：《牟宗三与劳思光论朱子学中是否有“本质”概念：以韩国儒学的论争为例》，《思与言（人文与社会科学期刊）》，2021年3月第59卷，第155—197页。
该文目的在探讨朱子学中是否有相当于亚里士多德的“本质”概念，这个问题涉及朱子是否运用这个概念来说明其“人性、物性同异”之辨。牟宗三与劳思光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迥异，牟宗三认为朱子学中并没有“本质”概念，劳思光则认为朱子学中有“本质”概念。牟宗三的看法颇具争议性，引起若干学者的批判。为厘清此争议，作者首先以他们对朱子“枯槁有性”说的解读作为切入点，分析他们二人的看法，指出牟宗三对朱子学的诠释最具效力。随后以韩国“湖洛论争”中的“人性、物性同异”论辩作为参照的对象，通过“人性、物性同”论者对“人性、物性异”论者的批判，指出在朱子的“理气论”中并没有安置“本质”概念的空间。最后，作者指出牟宗三认为唯有将“本质”概念归诸知识的领域，才能使其在朱子学中获得独立意义的看法具有合理性。
5.张清江：《鬼神何以“体物而不可遗”？——以朱熹的诠释为中心》，《哲学与文化》，2021年3月第48卷，第101—121页。
“体物而不可遗”是《中庸》论述“鬼神之为德”的重要说法，也是理学家构建鬼神与万物关联的基本依据。朱熹将“体”解释为“做骨子”，将“体物”理解为“物以鬼神为体”，将鬼神界定为“气之屈伸往来”，进而将“体物而不可遗”确定为“天下万物莫非阴阳造化之所为，无物可遗”。在这一解释中，鬼神作为天理落实的“良能功用”，其主体性色彩被最大限度淡化，由此建构起的理学宇宙观，通过贯穿幽明和物之终始而祛除鬼神的神秘色彩，进而消解其作为佛教因果轮回主体性的意味，同时，因为这种屈伸作用的真实性，物世界的真实性也获得“天理”的超越保证，以此反对佛教的虚妄世界观。
6.乔毅：《朱子文献刊误二则》，《鹅湖月刊》，2021年4月第550期，第23—25页。
该文主要围绕北京中华书局《四书章句集注》句读《论语·为政篇》第二十一章和《四书或问·君子无所争章》文渊阁四库本部分内容进行刊正。
7.王振辉：《唐君毅的“朱陆会通说”探析》，《鹅湖月刊》，2021年4月第550期，第41—55页。
在朱陆异同问题上，唐君毅主张朱陆会通说。他认为如果悬置朱子心性论中的宇宙论观点，就会发现朱熹也有超越的本心思想，朱陆在心性论上不是异质的形态。在工夫论上，唐君毅围绕着去除气禀之杂这一核心，重构了朱子的主敬涵养、格物穷理和察识三层工夫论；围绕着发明本心这一核心，重构了象山一体两面的工夫论。进而，唐君毅提供了三种工夫论上的会通方案：一、朱陆工夫论始终相涵；二、朱陆工夫论博约相资；三、朱陆工夫论都需要奠基于诚信工夫论之上。总体而言，唐君毅是站在心学的立场上，通过将朱子哲学调适上遂，完成了朱陆的会通。而这种别具特色的朱陆会通说，又与唐君毅的感通思想息息相关。
8.张崑将：《德川朱子学者对阳明学的批判及其局限》，《鹅湖学志》，2021年6月第66期，第59—81页。
该文关注朱子学及阳明学在德川日本发展的特殊现象，首先从外部的制度面分析朱子学发展的局限，接着从学说思想层面，扣紧在德川时代批判阳明学最有力道的闇斋朱子学派，分析其批评亦多未能击中阳明学要害。暗斋学派可以说是在日本众学派中最排斥阳明学的，除山崎暗斋本人有《大家商量集》批判阳明学之外，其门人丰田信贞更编纂《王学辩集》，汇集韩国朱子学者李退溪以及暗斋学者们等非议阳明学观点的著作，更旁及日本朱子学者林鹅峰批判阳明学之作。该文企图以闇斋学派的阳明学批判论为主，观察他们对阳明学的批判理论之不足，加上德川特殊的政治文化体制，使得阳明学可以在日本的文化土壤中缓慢成长并在幕末成为显学。
9.张锽焜：《朱子＜小学＞——一种儒家式的基础教育纲要》，《清华教育学报》，2021年6月第38卷，第1—41页。
南宋朱子认为教育应分为“大学”与“小学”两阶段。小学是奠定德性基础的时期，他与学生编辑《小学》一书，为小学之教提供了教育原则。该研究旨在探究朱子《小学》一书的教育理念与思想，进而探讨《小学》教育方案对扩展当前教育的可能性。《小学》的教育内容主要是：一、明伦：人生基本关系（五伦）之德性与实践智慧的培养；二、敬身：理想身心素质的形塑，包括心术、威仪、衣服、饮食等。朱子的“小学”对我们当前的教育有以下启示：发展以品格与德行为本的全人教育；重视人类本质关系的教育；实施适度的生活规范教育，引导学生迈向自我修养。
10.李瑞全：《再论杨祖汉教授之论朱子之工夫为儒学的正宗》，《鹅湖学志》，2021年6月第66期，第161—187页。
杨祖汉教授《哲学思辨、自然的辩证及道德实践的动力》进一步论证程朱的工夫论虽然是在“心理为二”的架构之下，通过康德对“自然的辩证”之以哲学思辨的解决方式，可以转用以支持朱子之工夫论中的思辨方法，是可以达到正统儒家的“逆觉体证”工夫的目的的。而且由此可见儒家的工夫论不能单以牟宗三先生所标举的逆觉体证的方法为限。而且支持哲学思辨是一种从“常知”进到“真知”的工夫，足可以使人达到真正实践道德法则的要求。而且，哲学思辨对逆觉体证的工夫也是有效的和必要的。《论朱子之工夫为儒学的正宗》一文主要厘清康德所强调的在化解“自然的辩证”中所用的理性的思辨只是深化定然律令的内容，实与工夫或道德动力之生发无关。而康德的自由意志与意念的结构，与义务中的敬畏之生起方式亦与朱子不同，故康德之说对朱子之工夫论没有帮助。该文对思辨在儒家的工夫上的作用进行细部的分析，指出如杨教授一文所说的，在主张“心即理”的心学中，哲学思辨具有辅助的作用，但心学家的工夫由“逆觉体证”的道德本心或良知之发用，即足以成就真正的道德行动，毋须哲学思辨之助。而在朱子之“心理二分”下的“格物穷理”的思辨并不足以成为独立有效的工夫教法。朱子之工夫是彻底的渐教，不能使实践者成圣。此即证明朱子之工夫不是孔孟之传统，也不能成就真正的道德实践，确是别子为宗。该文最后申论，朱子的工夫中的思辨的功能，可以使实践者成就一定的道德人格的表现，也有助了解何以朱子所主张的工夫论不对头，仍然足以使朱子成为士林所承认的大贤。
11.陈荣灼：《朱熹的孟子学——从诠释到发展的进路》，《当代儒学研究》，2021年6月第30期，第1—39页。
传统以来，朱子的孟子图像一向被视为正统，可是，于当代学界牟宗三却一反前人之说，首倡陆象山、而非朱子，方是孟子的正统传人。基于著名的“朱陆异同”论争在宋明儒学乃至中国哲学史上之重要性，如何去了解这两位儒者的“孟子解”之本质差异，也是很有意义和饶有兴味的。简单而言，该文旨在展示：对比于象山的“主体主义”式进路，朱子的进路则是同时具有“共同体主义”与“反观念论”的特色。象山的孟子图像基本上是“唯意志论的”，而朱子的孟子图像则是“理性主义的”。从方法论而言，朱子的观点乃是“从下而上”——所谓“下学而上达”，因此朱子的进路乃是“具体的”。这亦可以为朱子的“认知主义”的孟子图像提供一辩解，从而平衡牟宗三对其之低贬。
12.刘舫：《“天人不期合”：再议朱熹“＜易＞本是卜筮书”》，《哲学与文化》，2021年6月第48期，第183—197页。
朱熹提出“《易》本是卜筮书”，作《周易本义》和《易学启蒙》，旨在克服义理易学之支离与象数易学之附会。他置九幅易图于卷首、肯定先天易学、强调筮法等做法，在易学史上颇有争议。应该看到，自北宋以降人们逐渐摆脱天人感应，晓然自然与人事当分而处之，朱熹重提伏羲画卦的话头，重思天道、易、圣人之关系，将自然与人伦截断，为格物之学埋下前提。且随人们认知水准的提高，足以建立由卦画直接推导天地起源和事物多样变化之逻辑，可与通过拟象系辞之历史演绎齐观匹敌。朱熹意识到经学在此背景下必须仍然能够提供充分的哲学表达，于是通过重申“卜筮”和重构《周易》来完成经典的更新，从而在其后的尤其是自然研究著作中成为“元学”。
13.方遥：《朱熹经学思想及其对传统经学范式的更新》，《哲学与文化》，2021年6月第48卷，第119—133页。
朱熹不仅是宋代理学的代表人物与集大成者，同时亦是宋代经学的集大成者。借用库恩的“科学革命”理论，朱熹对于传统经学的发展亦可谓一场“革命”。其意义主要不是对汉唐经学个别观点与方法的改进和拓展，而是对治经范式的全面更新。在经学研究的根本目标上，朱熹主张超越传注，直求圣人本义；在基本方法上，主张义理与训诂相结合；在核心典据上，主张以四书代五经，并以四书之义理统帅五经及其解释，从而建构起系统的四书体系与道统谱系。朱熹创立的这一经学范式是经学与理学相结合的产物，达到了当时经学研究的最高水准，对于后世经学在不同方向上的发展演变亦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14.张莞苓：《论真德秀的帝王教学及经史观念对朱熹的继承与转化》，《国文学报》，2021年6月，第117—148页。
南宋的真德秀服膺于朱熹学术，但其解经方式多以“六经”为先，史书、子书并列，不同于朱熹首重《四书》义理的解经方式。两人差异的关键之一，在于他们对于《四书》、六经与史书之间的本末体用看法，具有相当微妙的差异。该文以真德秀为研究主体，并与朱熹进行对比，凸显二人特色及差别，首先分析两人在“《大学》经筵”上的解经风格与引用情形，点出两人在帝王教学与解经策略上的差别；其次讨论两人如何看待《四书》、六经与史书之间的本末体用关系，呈现他们同中有异的经史观，并看见真德秀对朱熹的继承与转化。
15.简嘉：《帝曰钦哉——由宋人对“钦”字的解读差异探朱熹女教思想一隅》，《华人文化研究》，2021年6月第9卷，第165—176页。
《尧典》中尧嫁二女于舜，并从中观察舜的能力，不管是在童话故事还是经典里，一直以来都是备受讨论的故事。然而，对于最后“帝曰钦哉”四字，却在孔《传》与宋人的注解本里有不同的诠释，该文归纳了三种：诫舜、美舜、诫二女，其中诫二女为朱熹所谈，一改以往的注解，认为是父亲告诫出嫁的女儿“戒之敬之”，而非是舜的德性治理了二女。同时，也比较《史记》、《列女传》的书写手法，其拉出女性主体地位的方式，加入尧的叮咛，更显现朱熹所隐含的女教思想。由此，希冀该文能发现宋人诠解的差异，并填补朱熹女教思想一隅。
16.杨祖汉：《朱子的“明德注”与韩儒田艮斋、华西学派的有关讨论》，《哲学与文化》，2021年7月第7期，第5—25页。
朱子的“明德注”对后儒有很大的影响，而朱子所理解的明德，是指心抑或性理，在朱子有关讨论上，有不同的说法，也引发了后儒的争论。该文论述当代牟宗三先生的有关诠释，又用韩国朝鲜朝晚期有关明德是心或是理的争论来对照，表达对明德注不同的理解的各义理形态，希望通过上述的讨论，证成作者对朱子明德说的原意的理解。
17.吴佩熏：《南宋戏禁文献辨析纠谬——以朱熹劝喻榜及陈淳“论淫祀淫戏”之上书对象为论述中心》，《戏剧研究》，2021年7月第28期，第1—35页。
该文就南宋福建戏曲熟见的朱熹、陈淳文献，辨析朱子的歌乐演剧观，纠正陈淳的上书对象，以此重绘宋代戏曲的开篇轮廓。首先，朱熹任漳的晓谕劝俗有“约束傀儡戏”和“惩处丧制观乐”，然而并非全然的“禁戏非乐”，而是出于“养民”以经济富足，“教民”知人伦礼教。其次，在戏曲史广泛运用陈淳《上赵寺丞论淫祀》、《上傅寺丞论淫戏》二文之前，陈淳的理学官员同人需要先有清楚的定位，方能更准确地说明闽漳戏曲的时间与演进。该文从官员是否具备“寺丞”之官名切入，再借助庆元党禁以来闽漳理学的消长，庶民陈淳如何在理学圈建立影响力，以此纠正戏曲学界判读陈淳致书对象之谬误，受文者应为赵汝谠（1211—1213知漳）、傅壅（1219—1221知漳），而非赵伯逷（1195—1197知漳）、傅伯成（1197—1199知漳），意即呈书的时间分别往后递延了十四年、二十年以上。主张勒禁淫祀淫戏，显示民间演剧的蓬勃兴盛；陈淳公札所纪录的戏剧活动，正与温州南戏从源生到流播的横跨时间相重叠，可以归纳出：发展至嘉定年间的漳州戏曲，还不是发展成熟的大戏，而是小戏迈向大戏、多源并起的过渡阶段。
18.陈永宝：《朱熹“情”的伦理思想向度》，《哲学与文化》，2021年7月第48卷，第77—92页。
朱熹“情”思想的发展过程中继承了张横渠“心统性情”思想，衍化出以心、性、情三者为结构的伦理模式。朱熹的“情”思想构建了一种独特的“人化”、“人性”的“成人”、“成圣”的“人之为人”的伦理学思想。他的“情”思想在其伦理思想中发挥着独特的作用，不能只被看作是“性体”的“情用”，或“性一”的“情分殊”。朱熹意图通过“情”思想的凸显达到了人与天道的结合，完成“天人合一”的伦理思想构建。因此，对朱熹“情”思想的强调，对情—性关系的重新挖掘，及关于讨论“情”与“敬”、“美”等观念的关联，有助我们在理解朱熹的伦理思想时突破已有的研究范式，更加接近朱熹的伦理思想的本义。
19.詹秉叡：《由情入礼：朱熹“礼理双彰”思想述论》，《清华学报》，2021年9月第51卷第3期，第431—471页。
朱熹（1130—1200）向来被视为宋明理学的标杆人物，唯若依自律伦理学之视域检视朱子学的内涵，其心、性分设的理论预设，使其招致不少负面的评判。近来论者试图为朱子学中的道德实践根源寻求解方，然若站稳朱子所论之“心”属“气”的立场，其伦理学仍存在着他律的疑虑。不过，一旦我们调整视角，跳脱西方伦理学的认识框架，将朱子学重置于儒者礼教思维的脉络下来检视，则可窥其建构理学的问题意识乃在为吾人之行礼提供自主性的理论依据，故于中国礼教思想史中有其突破的地位。在此理解基础下，该文试图指出：朱子的修身工夫论，与其重“礼”思维息息相关；故其理论系统中的心、性、情、理、敬等语汇概念，皆应纳入该脉络之下审视，始能有一整全性的理解。
20.曾春海：《评比朱熹与钱穆的道统观》，《哲学与文化》，2021年9月第48卷，第99—144页。
“道统”一词，由朱熹于1189年所规划的语词，理源依据《尚书·大禹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十六字，界说儒家承传成圣之道的理论内涵和流脉。他立基于以儒抗佛、道，提出儒学的心统性情论、成德工夫论和“允执厥中”的价值论，来阐述道统所以然之理。钱穆认为此一观点来自禅宗一线单传之说法，批评朱熹的道统承传并未生生不息，中间隔绝千年之久。他认为朱熹道统内涵失之太窄，并认为儒学源远流长，整个儒学史皆是道统所涵摄。该文旨在厘清身为理学家的朱熹，其道统观系立基在道德形上学、心性存有论及成圣贤的价值论。钱穆是一史学家，立基于宽宏的儒学历史文化立基点批评朱熹。两人的学术背景不同，立基点不同，语境有别，各有理据和不同的学术贡献，不宜有所偏执，而对立分化地判别高下。
21.周福：《理学中的师法与体证——从朱陆鹅湖之辩到阳明龙场悟道》，《鹅湖月刊》，2021年9月第555期，第40—53页。
朱熹自小得宗小程的父亲和三君子所传，学有所出，且注重学问，吸收前贤智慧，在师法上已得大成。然师法与成法并不能代替理学家自身对道的体悟。朱熹过度的知识建构倾向必对其道学的体证构成障碍，以致其领悟之理“只存有而不活动”。另一方面，师法的缺乏又会导致工夫的不笃实，这就是朱熹对陆象山的“禅学”批评。阳明早年急于求道，然其龙场悟道也必遵循朱熹“循序渐进”之师法和成法。大程言：“吾学虽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的。”对道的学习领悟，固然要遵从可靠的师法和成法，但心即理，不从自家心体上体认，则会偏于一个静的、滞留的固化之理层面。师法与体证是理学的鸟之双翼，车之两轮。
22.张德锐：《理学集大成者朱熹传略——兼论对教师专业的启示》，《台湾教育评论月刊》，2021年10月第10卷，第69—77页。
朱熹先生（1130—1200），系我国南宋时期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政治家，他是“二程”（程颢、程颐）的三传弟子李侗的学生，与二程合称“程朱学派”，是理学集大成者。他也是唯一非孔子亲传弟子而享祀孔庙，位列大成殿十二哲者之一，被后世尊称为朱子。朱熹在中国教育史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是故，先略述其生平事迹，再说明其教育思想，最后再阐述其生平事迹与学说对教师专业的启示。
23.曹美秀：《朱子学在越南——以黎贵惇（书经衍义）为例》，《台大文史哲学报》，2021年11月第96期，第37—78页。
该文先追溯朱子学在越南的发展情形，以越南的朱子学风气为背景，再整合黎贵惇相关著作，确立其为朱子学者的前提。再接着就《书经衍义》，分析黎贵惇对朱子《尚书》学的承继与发展。简而言之，黎贵惇解《尚书》有承袭朱子者，又有对朱子说的融会、引申，及以越南文化为根基所获致的个人独见。其背离朱子说者，即朱子学在越南这块土地上的新开展。然此文所述，仅越南经学、朱子学之一端，期能以更多的研究为基础，理出越南经学的特色，并可借由中、越比较研究，对中国经学特质，有更深刻的理解。
24.陈永宝：《论朱熹“情”思想的伦理建构》，《鹅湖月刊》，2021年11月第557期，第32—45页。
朱熹的“情”概念可溯源到《中庸》的“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和孟子的“四端”之心。在朱熹“情”思想的发展中，张横渠的“心统性情”的思想被其继承，遂而衍化出以心、性、情三者为核心的心性伦理学。朱熹的“情”思想是构建“人之为人”的“所以然”式的伦理学思想，并借此建构出一种“人化”的、或“人性”的“成人”、“成圣”之学。他的“情”思想不单是“性体”的“情用”，或“性一”的“情分殊”的区分，而是朱熹将现象式的“情体”通过“情用”的实在性表征出来，达到人与天道相结合，最终完成人之为人的“天人合一”的伦理学构想。对朱熹“情”思想的再发掘，有助于学者理解“中和新说”和“发而中节”的伦理学意义。因此，对“情”的重新定位，对“情”发用的讨论，对“情”的中节工夫（即“敬”的功夫）的讨论，均需要重新加以说明。
25.于芝涵：《朱熹“道统论”的注释表达：以＜孟子集注＞中的道统构建为中心》，《哲学与文化》，2021年11月第48卷，第177—192页。
朱熹除了在《四书集注》序中论述其“道统论”，还通过溢出经文文义的追加观点，把自己的“道统”思想灌注于典籍注释中。孟子在朱熹的“道统”序列中居于承转地位，朱熹将道统构建与注《孟》结合起来，通过注释典籍来传达其道统观念，不仅是一个哲学（思想）问题，也是一个注释学问题。该文深入《孟子集注》的具体注释，从“在注释中直接‘尊孟、彰孟’”、“在注释中刻意构建‘孔孟一体’”、“在注释中尊二程为孟子道统唯一传人”三个维度探讨朱熹以注释构建理学道统的层次和方式，还原和体察其注《孟》时刻意溢出原文文义所反映的儒学关切。
26.申祖胜：《清初陆世仪对“气质之性”的诠释——兼论其对朱子人性思想之继承与发展》，《台湾东亚文明研究学刊》，2021年12月第18卷，第1—35页。
朱子以后，随着儒家学者在对“理”的理解方面出现的“去实体化”转向，气质之性（条理之性）的人性一元论思想开始被普遍接受，朱子传统的二分人性说受到了极大挑战。面对异说之兴，如何在传承并发展朱学的前提下，重新阐发人性论命题，成为陆世仪一大关注所在。陆世仪继承了程朱对性、命范畴的界定，但不再坚持朱子二分的人性说，而改倡“气质之性”的人性一元论。陆世仪的“气质之性”内涵与同一时期其他儒者的“气质之性”（条理之性）有明显差异，他仍捍卫理的“实体性”，不以“理”为气之条理，故其“气质之性”实非“条理之性”。他对“性善”的诠释，亦是努力回归孟子本义，强调性善只在气质。陆世仪将性善之“善”定位在人性的发用层面，而非天道的流行层面，以此有效区分“命善”与“性善”，避免了宋儒的一些错误表述，在凸显儒学的道德主体性上，也较宋儒更前进了一步。在经历程朱重“理”之道德论不断深化“性”之本体与超越性之后，陆世仪企图将关注拉回至人的实际生活，并将道德与客观现实进行更紧密的联结。
27.陈永宝：《朱子理学视阈下的网络伦理走向》，《亚东学报》，2021年12月第40期，第39—46页。
网络伦理问题在本质上是人与人之间的沟通问题，而非是简单的工具伦理问题。这决定了网络伦理问题的最终解决方向要回归到人自身的伦理问题上。于是，从古代思维中寻找解决网络伦理问题的合理路径就具有了可能性。朱子理学在中国历史上拥有较大的影响力，以其理学思想来解决网络伦理问题是一种新的尝试。朱熹的天理人欲观所影射下的伦理规范、中庸思想，为网络伦理的解决提供了一个稳定的规范标准；同时，朱熹山水美学中的自由思想也为解决网络的自由问题提供了一个借鉴模式。至此，从朱子理学的天理、人欲及自由的角度，我们可以找到解决网络伦理问题的不同方法和路径。
28.蔡家和：《心学与理学之争辩——欧阳南野与罗整庵书信论辩之全面探讨》，《哲学与文化》，2021年1月第48卷，第57—78页。
该文欲透过阳明后学欧阳南野与罗整庵的两封答书内容，来探讨心学与理学这两个学派之间的争论；其中，由于双方各以自己立场而检视并答辩对方，以致论辩的交集性不大。整庵站在理气论的立场，视南野心学一系的良知是知觉，只就形上之气而言，未能及于形上之天理，又其主张“儒者本天，释氏本心”，视南野一系近于佛学。至于南野则认为朱子学的格物、读书穷理说法未能及于良知，以致有“道之远人”之嫌，不能切近于身。双方对《大学》“格物”之说各有诠释，针锋相对，亦由此看出两派对于自家体系的坚守，如心即理或性即理之说。大致而言，双方皆未契入对方而互相同情、了解，最后也就难以达成共识。关于整庵与南野此二封书信的争辩，学界包括吴震、邓克铭、林月惠与张学智教授等前辈皆曾论及，这篇文章则试图对于双方争辩进行更全面的讨论，以使朱、王之后心学与理学两派的异同更加清晰、明朗。
29.锺彩钧：《尊德性而道问学：论程敏政的学术志业》，《哲学与文化》，2021年1月第48卷，第37—56页。
程敏政，字克勤，号篁墩（1445—1499）。篁墩《道一编》是王阳明《朱子晚年定论》的先声，颇为著名。然而篁墩实非哲学家，其哲学思想主要是继承朱子的基本概念，并没有多作发挥，相关著作也很少。《道一编》的编纂与其说是对朱陆哲学思想的探讨，不如说是篁墩学术志业的表现。浅言之则是其众多编纂工作的一种，以去粗存精，取得普遍规范为目的，深言之则是表达了他兼重博约，以德性为本而吸纳问学工夫的学术主张。该文更从《篁墩文集》勾稽材料，说明了篁墩论修养工夫以存心为本，而后穷理以充实之，换言之，尊德性在道问学之先，而为道问学之本。整体地看，篁墩的学术工作以编纂文献为主，一见似乎偏重道问学。然而他的各种编纂寓有一种求真实求规范的经学精神。在道问学方面他由博返约，归重六经，如此便可以接上尊德性的工夫。传统的史学近乎百科全书之学，充满着知识性与经世致用精神，篁墩在其中偏重于对时代、宗族、乡邦关系文献的搜集整理，更表现出其道问学的实用性，而可视为德性工夫的辅助与推展。
30.范根生：《＜四书遇＞中关于孟子“性善论”的诠释》，《鹅湖月刊》，2021年2月第548期，第31—38页。
张岱在《四书遇》中以自然之情来解释《孟子》文本中的“情”，但有别于朱子，他对“情”呈现出“痴情”与“绝情”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一方面，大力推崇和高扬真情、深情、至情；另一方面，又猛烈批判孟子从“乍见”处指点恻隐之心来论证“性善”，认为孟子是从“习中”论证“性善”，只说得情一边，严格区分“性”“情”之间的界限，谨防将“情识”误认为“本体”。此外，他极力捍卫阳明“性体无善无恶论”的思想主张，并通过对孟子“性善论”言说方式的批判性考察表达了他的这一立场。
31.简慧贞：《从儒家道德情感视域建构医学伦理“同理心”教育》，《哲学与文化》，2021年2月第48卷，第121—135页。
现代医疗技术日益发达，医学专业训练越来越趋向于技术化与标准化，与此同时，医病纠纷的社会事件也层出不穷。为缓解医病之间因知识、社会背景等差异造成的沟通不良而延伸的各种纠纷，医疗体系更要求医疗人员面对病患须加强同理心，提供更人性化的照护服务。提升医疗人员同理心与沟通能力，一直是医学伦理教育重要的教学环节，该文希望借由儒家体系中的道德情感论与朱熹“居敬穷理”的道德实践方法，建构起具同理心与价值引导的医疗伦理决策训练模式，提升医疗照护中医病沟通的能力。
32.陈威瑨：《五井兰洲＜易＞学及其意义》，《成大中文学报》，2021年3月第72期，第37—78页。
该文以日本江户时代大阪地区怀德堂学派早期的重要儒者五井兰洲（1697—1762）为探讨对象，根据其《易》类讲义作品与其他文稿，观察个中的《易》学相关表现及意义。该文首先指出，兰洲的《易》学基本立场重视日用教化，以朱子学为主，但亦有不采朱熹之说的表现。接着该文说明《周易》是兰洲论性时的主要理论资源之一，特别受到他的重视，在他对其他学派的批判中也扮演重要角色。最后该文认为，兰洲《易》学相关表现的意义，其一在于呈现日本朱子学者在江户时代中期面对学派竞争时，利用《周易》夺回话语权的做法，有助于使人了解《周易》在日本朱子学发展中的作用；其二在于显现积极的教育意义，提供超越地域与国籍的东亚精神共同基础。
33.罗圣堡：《张栻思想演变问题新探——以心地工夫意指所向之本体义为考察核心》，《中国文哲研究集刊》，2021年3月第58期，第89—126页。
历代学者褒贬张栻晚年工夫论演变，多以朱熹回忆及其所整理的文集资料来作评论之依据，文献范围有所局限。为能凸显张栻儒学的思想特色与学术源流，该文采取发展的角度，以其理论核心《孟子说》为准，提出新资料《太极解义》为证，考察张栻近似程颐、朱熹的心地工夫，内涵实为程颢之学。张栻治心之严格基调，使他容易接受周敦颐与程颐之学，但其心论结构之道德涵义与简易特色，主要仍为胡宏影响。以心地工夫意指所向之本体义，作为工夫论实质转变与否之思想关键，张栻由察识本心转向主一之敬，修养形式虽有变化，实质内涵还是体会道德心活动，此察识、展现恻隐之心的核心意义，未随朱熹有实质变化。
34.陈畅：《机制、存有与政教——明代哲学“自然”之辨的三个向度》，《哲学与文化》，2021年5月第48期，第45—64页。
陈白沙思想以自然为宗，明代朱子学者对其有详尽的批评；而阳明学派聂豹与王畿、甚至刘宗周中年与晚年两个阶段，对陈白沙“自然”思想则有不同的认知与评价，从而分别展开复杂的思想辨析。由此，明代朱子学派与阳明学派围绕白沙展开的理论辨析，构造出自然之辨的独特思想论域。该文通过对于明代“自然”之辨的理论辨析，探讨“心”作为一个哲学概念的多重思想蕴涵。一方面，明代自然之辨厘清了作为天道机制、存有与政教秩序的诸面向，能够丰富和扩展吾人对于心体概念的理解。另一方面，白沙思想中作为天道机制的自然，阳明思想中作为存有的自然，与刘宗周、黄宗羲思想中作为政教秩序的自然，这三个层面的自然之辨在时间上先后发生，而在义理上则是结合明代心学发展和社会政治状况的变化而呈现逐层深入的态势。总而言之，通过明代自然之辨获得新的观察角度和研究视野，深入理解明代心学思潮的多层次义蕴，如心学与政教秩序之间的复杂关联等等，是该文研究的意义所在。
35.蔡家和：《唐君毅对黄宗羲哲学之评价》，《哲学与文化》，2021年5月第48期，第5—26页。
该文探讨唐君毅先生对于黄宗羲思想及其时代风气之评价。黄宗羲身处明、清之际，属明代之遗民，如此则该归于明代或清代学术呢？唐先生视黄氏为清儒，原因在于黄氏虽有宋明理学之义理，但在时代风气上，已往经世致用之实学发展，特别是对历史的重视，其《明夷待访录》乃一阐释外王事功之专著；相较于宋明儒学之重视心性以求天理的学术特征，黄氏则转为外开、下开的心学、气学发展，以及对外王、历史的强调。再者，黄氏虽属心学，但其《明儒学案》的编写，乃以史实、朴实角度而来给予每一位儒者地位——不论其人属于何种学派；此乃史学家的训练，比起古典心学，更能客观地看待并尊重每个人的实修工夫。简而言之，黄氏心学乃是结合了心学家的内在之道，以及朱子理学的重知传统，此为内圣之义理；并因明朝亡之反省，而开出外王之道。最后，黄氏又将气质之性与义理之性予以合一，修正了朱子的二元论性，此种做法更能合于客观义理，并且回到经典自身的内在诠释，不同于程朱理学的建构性诠释。
36.杨祖汉：《哲学思辨、自然的辩证及道德实践的动力》，《鹅湖学志》，2021年6月第66期，第129—160页。
在当代儒学界，关于朱陆异同的问题如何解决与朱子的思想的本质如何规定，仍然是争论不已的问题。该文作者近年对于朱子的哲学理论，给出一些个人的想法，对牟宗三先生的朱子学诠释，也提出了反省，引发许多有关的讨论，李瑞全教授最近也提出一篇长文，对本人看法提出不同的意见，该文就李教授的论文的大意，从哲学思辨、自然的辩证及道德实践的动力三方面作回应。
37.刘琳娜：《晚明三教会通视域下的“克己复礼”新释》，《鹅湖月刊》，2021年6月第552期，第15—23页。
王学泰州一脉的儒者如焦竑、耿定向、赵贞吉、李贽、杨起元等人对儒学经典命题“克己复礼”的诠释，反映了深刻的三教会通思维。他们的解读有别于朱子“以胜训克”的经典诠释，亦不同于杨简、罗汝芳“以能训克”的思路，而是“以无训克”，强调礼作为本体的空无特质以及复礼工夫在于自然无为。他们从形而上本体的层次理解何谓“礼”，强调其存在的合理性和必然性；又以“无己”训“克己”，强调以无思无为的工夫实践来复返先天自然的本体之礼。从“何谓礼”、“何谓克己”、“如何复礼”三个方面探讨这些晚明儒者对礼的独创性论述，可看到他们如何在赋予礼以超越性的同时坚持以礼作为儒家规范性的存在价值，展现晚明礼学多元化的发展方向。
38.何威萱：《宋元理学家从祀明代孔庙小考——兼论明代孔庙与理学道统的关系》，《明代研究》，2021年6月第36期，第7—59页。
随着宋明理学兴起与理学的官学化，孔庙从祀也出现了“理学化”的现象。然而，透过考察明代相关史料，会发现奉程朱理学为官方正学的明代朝廷，并无意承袭元代的趋势，大量进祀宋元理学家，并积极完善孔庙中的理学道统系谱；相反地，明代新祀之宋元理学家，多非着眼其理学道统渊源，甚至从二程到朱子的完整道统系谱直至明末方全备于孔庙。此现象一来透露孔庙从祀自有其进黜的标准，同时也反映明廷有意识地在孔庙中淡化理学道统的元素，其对程朱理学的推尊仅限于作为科举官学的层面，并非毫无上限地蔓延至一切领域。
39.陆畅：《王阳明的良知自知与他心知问题辨析——以“不逆诈，不亿不信而先觉”为考察中心》，《哲学与文化》，2021年6月第48卷，第151—165页。
王阳明对“不逆诈，不亿不信而先觉”的解读是他对良知自知和他心知问题理解的重要体现。与朱子专从他人内心的外在表现形式来推知他人意图的“推论说”不同，王阳明从万物一体的角度来理解他心，这与舍勒的“宇宙同一感”理论极为类似。但舍勒的理论以基督教神学为背景且缺少通达同一感的功夫，在阳明那里良知自知不仅是实现真正他心知的必要功夫，还是他心知的奠基条件，并因其自知模式的不同而形成了三种不同的他心知模式：感性自我同时他心知、良知异时他心知、良知同时他心知。
40.刘勇：《新见明儒湛若水＜格物之说＞手迹的文本问题与文献价值》，《明代研究》，2021年6月第36期，第145—166页。
在明代中叶的整体性社会剧变中，湛若水和王阳明是儒学思想领域引人瞩目的明星组合，两人既在反思和批判作为意识形态的朱子学说上密切合作，同时又在探索和引领儒学思想新方向上互为有力竞争对手。新见湛若水“书付君恪”《格物之说》手迹，是其在正德末年书赠广东西樵山讲学门人邓眕的一首五言古诗，主要概括了他对《大学》“格物”概念相异于王阳明的最新看法。通过对手迹题识“与世杰格物之说”在湛、王有关“格物”论辩脉络中所处位置的考察，可以确认该诗正是二人长期围绕探索儒学思想新方向所产生的分歧与竞争的关键文本之一。作为物化形式出现和存在的五言古诗《格物之说》之手迹，为在具体历史情境中观察湛、王学术互动提供了一个间接视角，这是从多种明代文献收录的该诗文字中难以解读出来的信息，文献编刊时的例行加工使得该诗脱离其初始产生和反复使用的语境，仅仅作为泛泛解释“格物”的论学之作而存在。
41.杨正显：《后死有责：从＜阳明先生文录＞到＜王文成公全书＞的师教衍变》，《明代研究》，2021年6月第36期，第61—101页。
该文论证由于王阳明生前的政治因素，与殁后门人对其思想定位不同，导致文集版本变迁与内容的差异，并探讨其中所蕴含的意义，而最终的《王文成公全书》则是钱德洪个人所认定的阳明精神。阳明生前受到当时新旧派政争因素的干扰，广德本《阳明先生文录》不收录《朱子晚年定论序》与《大学古本序》，直至嘉靖十二年（1533）黄绾序刊本则是恢复阳明所谓“近稿”的原始面貌。尔后，由于嘉靖十三年（1534）时黄绾等门人因朝廷政争波及，致使钱德洪与黄省曾在校订《阳明先生文录》时，亦有来自政、学两个方面的干扰，可证之其删掉黄绾讨论纂修《明伦大典》与有关张璁的信件。阳明殁后，门人对于如何定义“良知说”有种种异见，其中又以“致知”问题为要。由于钱德洪在面对罗洪先质疑《大学古本序》改序问题时，选择删掉最末一语“乃若致知则存乎心悟，致知焉尽矣”的做法，证明此句的争议性。往后门人弟子们各自提出对此句的解释，聂豹与王畿围绕“致知”的讨论亦因此而起，成为当时学术注目的焦点。隆庆年间，钱德洪编撰《文录续编》，透过注解阳明文字的做法，彰显其晚年文字的深意——企图定义阳明“晚年”师教为何。钱氏针对聂豹学说所引发师教不一的问题，于《王文成公全书》里删掉一段阳明称赞聂豹的文字，企图消解其重要性。钱德洪在增添的《年谱》文字里，强调静坐不是阳明致良知的教法，再次批判聂豹。最终，经过钱德洪清理过的《王文成公全书》呈现出的是归于一致的师教。
42.钟治国：《王阳明的格物说的演变》，《哲学与文化》，2021年10月第48卷，第123—135页。
区别于经典的原义和朱子之说，阳明之学更具思想个性。“龙场之悟”使阳明将格物致知的用功方向由事物转向此心，意为心之所发，而物是意之所在，此时格物主要是正其意念之不正，是诚意之功，致知被融摄于格物之中而不具有独立的工夫地位。致良知宗旨标揭之后，阳明以知为良知，意为良知之动，物主要仍训“意之所在”，但也兼具了良知明觉之感应者、良知所知之事的义涵。缘此，尽管阳明此时仍主要训“格”为“正”，但格物的义涵已不再局限于去私复理，更兼有了以良知自有之天则去正物，以使事事物物皆得其应有的理则、秩序之义。格物的工夫地位便由原来的诚意之功变为了从属于致良知这一首要工夫的施发之实地、实事。
43.王世豪：《宋代程大昌＜考古编＞之＜中庸论＞探析》，《艺见学刊》，2021年10月第22期，第13—25页。
宋人笔记中的学术论述多元，其中涉及四书类的论述却呈现着零散的分布。作为宋代儒家的思想发展和论述的主要文本，笔记中的四书相关论述其实是一个具有观察价值的侧面。该文研究的主轴，着眼于作为南宋徽学的代表人物——程大昌的学术笔记《考古编》中四篇《中庸论》对宋代理学家心性论和修养论的继承与阐发。该文首先阐述了中唐自两宋以来《中庸》的地位逐步提升的背景原因，然后概述程大昌的融合理学于经世致用的学术特色。接着分别探考其四篇《中庸论》的内容，从而分析其对《中庸》的天道与心性修养的观点。当中发现历来皆云程氏对朱熹理学之宗承，但在《中庸论》中谈体道证妙的程序和心性诚明等第是有其自我的见解和修正的看法的。并从其所“论”的内容分“辩驳”、“补述”、“申说”三项，评析其中庸观点及论说之层次，以明白南宋徽州理学的代表人物——程大昌在宋代学术笔记的四书论述与中庸思想的内容与特色。
44.康凯淋：《达例与特笔：吕大圭＜春秋五论＞、＜春秋或问＞的解经方法》，《清华学报》，2021年12月第51卷，第707—741页。
该文分析吕大圭（1227—1275）将《春秋》笔法重新论断为达例之常辞、特笔之变文，原本类例中的差异性变成了普遍性，循此通往《春秋》世变之迁流。另外又从普遍性中检选出特殊性，天理义蕴就是从特殊性之书法彰显而生，印证孔子从《春秋》建立是非善恶之公理，明正天理人心之纲纪。这套解经方法能延续朱熹（1130—1200）《春秋》说的基本精神，另立达例、特笔之调剂以糅合各派学说，明显具备会通众说、参稽诸家的特色，实践南宋会通诸家之学；在踵继绍承之上又别辟蹊径，弥缝扩充成更完整的诠释体系，形成元代《春秋》学折衷归一的先驱。
二、学位论文
1.黄立森：《朱熹与王阳明“心性学”的哲学谘商蕴涵》，新北：辅仁大学中文系博士学位，2021年。
“哲学谘商”建立于二十世纪末叶，主要目的便是透过哲学处理生命的困扰，哲学在一般人眼里是既艰涩又脱离现实的学问，然而在苏格拉底时期哲学是能实际应用于生活当中的，而“哲学谘商”便是再次复兴这哲学应用的传统。而中国儒学自孔孟时期便重视实践，到了宋明理学时代虽然关注“心性学”但当时学者不只空谈“心性”，更是重视如何实践义理，达至“天人合一”之圣人境地。朱熹理学和阳明心学虽然在理论上有其不可调和，但两者皆在实现“性善”的共同目的上，也有可彼此会通的地方，在工夫论上朱熹理学的特点是循序渐进，步骤清楚详细；阳明心学则是直指本心，简洁明了，因每人之天资、性格有异，在实际哲学谘商的现场上两者均有其价值，缺一不可。儒学透过哲学谘商架构，运用于现实生活，可重现传统儒学在生命实践中之价值与意义。
2.张育豪：《朱子＜论语＞注中的二程经说研究：文献引录与思想比较》，台北：政治大学中文系硕士学位，2021年。
该文透过分析朱子在注解时所征引二程语录之情形，厘清朱子与二程的思想关系。第一章为绪论，主要谈论研究朱子与二程的思想关系之动机与目的，并总结前人的研究成果，希冀在前人的研究成果之上，提出不同的见解，以及说明该文的研究范围与方法，将探讨主轴定于朱子与二程同样极为看重之《论语》。第二章讨论朱子在注解《论语》时所征引的二程语录之情形。厘清《论语精义》的明道语与伊川语，还原成起初样貌，再梳理明道与伊川说解《论语》的不同处，最后整理《论语集注》征引二程语录之情形。第三章讨论朱子与二程的思想异同。透过明道与伊川对于《论语》的说解分析二程之间的思想异同，《论语精义》到《论语集注》所呈现的朱子征引二程语情形，以及朱子征引之后所提出的观点，辨析朱子与二程的思想异同，厘清朱子与二程的思想关系。第四章说明朱子在对二程思想的继承与舍弃之同时，实有着“文献”与“思想”之间的冲突，从《论语精义》的“二程分说”到《论语集注》的“程子曰”来看，反映了朱子对待二程思想的历程，其实亦是朱子思想先行的展现。第五章为结论，朱子对待二程思想有着“文献”与“思想”的辩证关系，以及朱子征引二程语并非全部征引，而是各自有所选择，由此再度审视朱子与二程的思想关系，使得程、朱理学之内涵得以更加丰富。
3.林伟杰：《蔡沈＜书集传＞二帝三王之心研究》，台北：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系硕士学位，2021年。
该文以蔡沈《书集传》“二帝三王之心”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因为《书集传》是宋代《尚书》学非常重要之著作。这一部著作继承了朱熹的注经风格以及义理思想，不但以义理解经，同时亦保留了传统注疏和过去的解释。然而在传统注解义理发挥上，蔡沈采取了独特的原则作为其解经的核心标准，而这一核心即是——二帝三王之心。该文分为四个主题探究。第一部分探讨宋代《尚书》学中“心法”的概念形成因素，“心法”的形成，最早可以追溯到佛教之修心理论，儒佛会通间接造成宋代儒家对“心法”的钻研。而《中庸》文本地位提升，成为后来《尚书》学“心法”形成的基础文本。第二部分探讨朱熹与蔡沈的《尚书》观以及注经原则，蔡沈《书集传》从根本上继承了朱熹《尚书》学，而这也连带影响了其文献引用原则以及注经原则。蔡沈《书集传》的注经原则，应当以朱熹与蔡沈之书信作为标准。第三部分旨在探讨《书集传》“二帝三王之心”中心法核心的建构，蔡沈在建构“二帝三王之心”时，对于过去传统注疏的解释，有倾向于内圣化的现象，而最明显的即是《大禹谟》、《仲虺之诰》以及《洪范》中。第四个部分探讨《书集传》“二帝三王之心”心法的精神导入以及政治连接，在此章，该文发现除蔡沈序文所言的三个篇章之外，亦提出“敬”与“诚”的概念使心法精神完善。《书集传》提出“二帝三王之心”之背后，与朱熹的政治生涯也有很大的关联。
4.江俊亿：《朱子学中“心学”论说形成之考察》，台北：台湾大学文学院中国文学系博士学位，2021年。
当朱子学被称为“心学”，这并不是“心学化”的结果（意指朱子学被转化为“心学”），也不是近代学者出于特定意图才创造的新兴名词，而是起于南宋中后期，自成脉络的历史事实。至于其内容，则主要以“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等十六字和“敬”为宗旨。因此，该论文将朱子学中的“心学”论说，视为“以传心为传道之学”中的“所传为心法”之学。不只勾稽“心学”本为“传心之学”的兴起，可能出于宋代特殊的政治原则“祖宗之法”，同时也对十六字和“敬”在程明道、程伊川、胡安国父子，以及朱子思想中的理论建构和诠释转向，展开比较研究，凸显“心法”在“道统”和工夫论上的意义。此外，在如何确立“道学”、“性理之学”的涵义、定位等问题上，该论文也经由思想和历史考察，提出一些看法，以补充既有之说。所以本论文的研究目的，即在于借由处理上述这些议题，还原朱子学中“心学”论说的动态发展过程，并发掘其意义。希望能为日后学术研究，提供进一步的思考方向。
三、专书
1.许宗兴著：《朱子哲学析论与反省》，台北：文史哲出版社，2021年
1968年牟宗三谓朱子学属“别子为宗”，在中国哲学史上并非正统思想；此后，朱子学该如何定位，便成学术界关注的论题；而要做定位必先对朱子学进行了解。该书采“解析研究法”——透过对朱子重要哲学概念，进行清晰化与精确化，以期掌握朱子语汇的真正意涵。该书又采“批判研究法”——尝试立基于生命实践学的最高理境，对朱子学进行检视与反省，以期见出朱子学的限制及超越之道。该书因研究法特殊，对朱子学研究可谓别开生面，产出不少新颖的研究成果，故值得推荐。
2.陈荣捷著：《朱熹（二版）》，台北：东大出版社，2021年
朱熹认为，不管旧有的知识，或者新的学问，只要经过辨析、探究，就能使思考更加精密深远，并让真理更加明朗。这样“为有源头活水来”的朱熹真的是千古封建思想的罪人吗？从来讨论朱熹，大多由门户之见出发。五四以后，则改由西方哲学视线，以评朱子。然而，该书改采知人论世的角度分析朱子，借由《朱子文集》、《朱子语类》等朱子本人的著作，了解朱熹作为一个凡人真实的模样。
全书分四大部分。一为朱子之思想，包括太极、理、气、天、格物与修养。一为朱子之活动，如其授徒、著述与行政。三为友辈之交游。其与张南轩、吕东莱、陆象山和陈亮往来，各占一章。四为朱子之道统观念，朱学后继，与韩日欧美之朱子学。
此外，朱子之名号、家属、师承和与佛教之交涉，亦述及焉。所论多为中韩日学人所未言者，如朱子生活之酒兴、歌唱，贫乏以至印书发售的种种日常。
（作者单位：台湾辅仁大学、厦门大学哲学系）
2021年度日本朱子学研究述评
［日］福谷彬 王俊钧译
本稿就2021年于日本国内发表的重要日本朱子学相关研究，分别从著作、论文、译著影印书籍三方面进行介绍。最后陈述本年度的研究动向与今后的展望。
一、著作
［1］辻本雅史①：《江户的学问与思想家》②
本书不是狭义的研究著作，是针对一般读者的书籍，各章内容虽然多是据作者过去发表的研究成果所作，但并非是既已发表论文的简易版读物，书中随处可见作者身为江户时期教育学史顶尖人物的知见。全体目录如下。
序章“知的建构方式”
第一章 “教育社会”的成立与儒学的学问
第二章 明代朱子学与山崎闇斋——从四书学的接纳到体认、自得
第三章 伊藤仁斋与荻生徂徕——读书、看书、会读
第四章 贝原益轩的媒介战略——商业出版与读者
第五章 石田梅岩与石门心学——讲学的复权
第六章 本居宣长与平田笃胤——国学中的文字与声韵
终章 江户的学问与去向
书中在讨论日本江户时期、明治初期的思想家后，进而触及学校的形态（习字塾、学问塾、乡学等）、教育的形态（书籍的音读、默读、轮读等）、传播时的媒介（出版、讲义等），这些是值得注意的焦点。
首先，作者在序章指出，在江户时期的教育中，作为文化培育之“基于身体性的知③”的重要性。何谓“基于身体性的知”，作者认为通过“面对木板印刷的大文字、标红点、音读等”行为，使得这些知识刻画于身体中，而四书五经的“素读”（只按文字发声朗读，汉文典籍内容的理解则为次要）则是其中典型。
例如山崎闇斋将朱子学的众多典籍标上训点（为了将汉文修改为日文语序所标示的符号），这不只是为无法阅读汉文典籍的读者所做的机械性作业；而且也是实地透过朱子所写的文章来体验朱子，是一种“以自己的身体来认识朱子真意”的操作。山崎闇斋学风的特色之一就是追求自己与朱子一体化，可以说正是通过这种地道踏实的作业而实现的。
关于媒介的部分。本书指出，山崎闇斋年轻时期在禅宗寺院度过、伊藤仁斋成长于京都上层町众社会、荻生徂徕受过以汉文书写日记的训练、贝原益轩自学日文的出版读物、身为商家佣人的石田梅岩曾在町中听受儒学讲解的经验。由于这些经历，他们的思想受到了这些媒介的影响，同时他们在传布自己的思想时，很大一部分也受到这些经历的影响。
以“素读”为主的江户时期之日本教育法，与将学问内容作为客观对象化的西洋做学问方法是有所不同的；但它作为前近代性的表征，则往往多受否定。因此可以说本书道出了过往未被充足探讨的江户时期日本学问文化的新积极性价值。
二、论文
［1］吾妻重二①：《日本的＜家礼＞式儒墓——从东亚文化交涉谈起（二）》②论文是继发表于《关西大学东西学术研究所纪要》第五十三辑（2020年）之《日本的＜家礼＞式儒墓——从东亚文化交涉谈起（一）》之后，针对日本江户时期根据《文公家礼》之记述而有的儒教式墓：“儒墓”之营造状况的调查报告。论文特别以江户前期至享保年间（1716—1736）的儒墓作为调查对象，对其墓碑、形状、大小、石台形状，坟土之有无，墓地所在，一一进行分析，并在资料末尾附上照片。从论文中可得知，吾妻氏的调查使得以下几点得以明朗化。
首先，在日本的儒墓中，如土佐藩谷时中门下的野中兼山（1615—1664）之墓所，有着男性墓为尖头形，女性墓为圆头形的营造例子，这是在中国大陆所见不到的，有可能是日本的独特风俗。
其次，江户昌平黉的林家墓碑四周刻着墓主的详细经历；相对于此，山崎闇斋与其门下的墓碑仅刻上殁去年月，这与野中兼山的儒墓有着共通点。
此外,吾妻氏认为，“石田梅岩(1685-1744)、手岛堵庵(1718-1786)、中沢道二(1725-1803)、柴田鸠翁(1783-1839)等’石门心学，系统之学者墓与浅见細斎同样是《家礼》式尖头形墓,此事说明了《文公家礼》的影响不仅仅只限于朱子学系统的儒者而已”。
[2]下川玲子①：《朱子学思想与西洋思想的邂逅——基督徒及中江兆民》②
此文探讨朱子学“理”的思想,文中指出此与西洋基督教的自然法则思想有一定的类似性，因此当明治时期日本在接受西洋思想之际，朱子学“理”的概念使自然法则思想得以圆滑地传入日本。关于文献资料的使用,第一章讨论了日本战国时期向耶稣会教士学习基督教的巴鼻庵(FucanFabian,1565-1621)③，及他论述儒教和基督教不同宇宙观所撰述的《妙贞问答》;第二章则使用了明治时期西洋思想引介者中江兆民(1847-1901)的著作。
第一章分析了巴鼻庵的《妙贞问答》,并指出巴鼻庵认为，“发现人类内在之性(=理)及存在自然界之天道(=理)具一贯性的朱子学思想,与主张神的意志贯彻于世界的基督教自然法则思想存在着共同点”。
第二章“中江兆民的儒教思想与西洋近代政治思想(原题：中江兆民における儒教思想と西洋近代政治思想)”指出，中江兆民向日本介绍了卢梭(Jean-JacquesRousseau,1712-1778)的天赋人权论，并进而有效地使用朱子学之“天命之性”的概念。
由上得出以下结论：由于朱子学之“理”的浸透,使得日本对于西洋近代权力思想的接纳变得容易。
[3]武田祐树④：《林罗山的排耶论再考》⑤
论文探讨林罗山(1583-1657)的天主教批判,根据《林罗山先生文集》⑥与写本资料,按时间顺序进行探究,指出其批判内容具」贯性。堀勇雄在《林罗山》(吉川弘文馆,1964年)中指出，林罗山以庆长十九年(1614)江湖幕府发起的基督教禁令为契机,展开了基督教批判。论文以此书为前提,继而指出林罗山对于基督教的批判态势乃在禁教令的前后,其批判皆具一贯性。
首先，迄今为止关于林罗山的基督教批判，以《藤原惺窝林罗山》（岩波书店《日本思想史大系》，1975年）所收录的《排耶稣》为根据之论述甚多。本论文指出，在《林罗山先生文集》中，存在包含基督教批判的零星文章，从撰述年代来考量，可得知林罗山几乎在其整个生涯中都在批判基督教。
林罗山阅读利玛窦（MatteoRicci,1552-1610）《天主实义》（1604年刊）一事广为人知，论文指出，从当时书籍流通状况来推测，如果说是庆长十六年（1611）与巴鼻庵（FucanFabian,1565-1621）发生论争时所阅读的，难以令人信服，他应是在与巴鼻庵的论争之后，撰著《排耶稣》庆长年间（1615）之前阅读了《天主实义》。
论文结论认为林罗山将基督教视为儒教、佛教、老庄思想、阳明学的剽窃物，这点是具有一贯性的，而他对基督教的批判也并非是因幕府发出禁教令而起。文中也指出，林罗山将基督教看作中国思想剽窃物的背景，并不一定仅是出于时代性的制约，而是与《天主实义》中的基督教用语是基于传统汉语表现的翻译有所关联（如“天主”之语为一代表例）；同时信奉基督教的一方为了传教，则是强调基督教与中国思想的类似性，因此也与这样的历史背景息息相关，武田氏如此点出了此事的复杂性。
过去的研究已有“林罗山对于基督教采取的姿态，乃因此教具有动摇社会秩序的危险思想而产生”的结论，并指出其缺乏思想上的关注。然而，通过本文研究所展现出来的林罗山对基督教采取的姿态，就如作者所指出，林罗山不一定对西洋思想缺乏理解及关注，而是在时代性的制约中，以自身的方式试图深化对基督教的理解。
论文还指出，从林罗山的论述中，随处可见受《六书统》《四书蒙引》等汉文典籍的影响，这对吾人在想象江户儒者的思索场域之际多有启发性。
三、译著、影印
［1］吾妻重二编：《家礼文献集成 日本篇 九》（关西大学出版部，2021年）
这是日本江户时期《文公家礼》相关文献影印系列的第九册。本书影印了山崎闇斋《文会笔录》中关于家礼的部分，浅见絅斎《家礼师说》《丧祭小记》《通祭丧葬小记》及《浅见先生祠堂考》《家礼纪闻》《丧祭略记》。《家礼师说》（写本）中附有全文翻刻。另外，也附上吾妻所作的解说。
总述
2021年的日本朱子学研究，如同下川氏与武田氏皆探讨了基督教文献翻译受朱子学语汇影响甚大之论述一般，讨论基督教与近代思想关联的研究颇多。下川氏指出，朱子学对于近代思想的接纳产生了作用，具有作为接纳近代思想之容器的意义。另一方面武田氏指出，作为对于伴随翻译而来的思想国际化之抵制，林罗山身处其中的基督教批判意义。光是用单纯的对立、融合无法完全说明朱子学与基督教的互动模式，看来这部分很可能成为今后被广为研究的对象。此外，因吾妻重二富于精力的研究，使得《文公家礼》在日本的接纳情况逐渐明朗，其基础资料的影印仍在持续。今后根据这些资料所产生的关于社会及民众受到什么样影响的这类发展性研究，则令人期待。
（作者单位：日本京都大学人间环境学研究科，日本京都大学文学研究科博士）
2021年度韩国学者对朱子学及韩国儒学的研究综述
［韩］田炳郁
2021年韩国学者的朱子学研究，大致分为“哲学研究”“教育学研究”“经学、诠释学研究”，其中有“比较研究”或者“部分研究”。
1.哲学研究
有关“哲学研究”的论文有：《理学与心学的间隔何以解决：朱子的晚年说与退溪的问题意识》（金炯瓒，《退溪学报》Vol.150,2021）；《中和新说与朱熹哲学的核心本领》（黄甲渊，《泛韩哲学》Vol.102,2021）；《朱子哲学中“义”概念的社会伦理学的含义》（洪性敏，《东洋哲学研究》Vol.105,2021）；《朱熹的“中底未发”与“不中底未发”及其工夫的有无》（李宗雨，《栗谷学研究》Vol.45,2021）；《朱熹有无“未发工夫”之论与湖洛论辩》（李宗雨，《温知论丛》Vol.67,2021）；《朱子道德哲学中“气强理弱”的意义小考》（金慧洙，《阳明学》Vol.62,2021）；《朱熹对李翱＜灭情论》的批判之妥当性再考》（洪麟，《儒学研究》Vol.55,2021）；《洞察：豁然贯通的现代诠释》（JeongHwan-hui，《东洋古典研究》Vol.84,2021）；《中国佛教初期批判的论点与变化：＜难神灭论＞与＜朱子语类＞的＜释氏＞篇为主》（ParkGyeong-mi，《韩国佛教史研究》Vol.0No.19,2021）；《朱子“一物”与“二物”概念的实践道德的涵义及其概念展开样态研究》（KimBaeg-nyeong，《儒学研究》Vol.57,2021）；《朱子读书论中的切己工夫及其医疗的思考》（JungByung-seok，《哲学论丛》Vol.103,2021）；《宋代新儒学的仁论与理一分殊概念》（LeeKang-hee，《东洋哲学》Vol.56No.1,2021）；《儒家鬼神论的思维结构与朱熹鬼神论的解读》（JoHyeon-ung，《儒学研究》Vol.57,2021）。
韩国学者朱子哲学研究也有比较研究的方式。比如，《朱熹与王阳明的美德伦理与美德认识论：是非之心与良知为主》（LeeChan，《儒学研究》Vol.57,2021）；《朱陆经典观比较研究》（朱光镐，《哲学研究》Vol.159,2021）；《黄道周的朱陆观研究2》（LimHong-tai，《栗谷学研究》Vol.46,2021）；《儒学的和平思想：孔子、孟子、朱子的“仁”概念为主》（AnYoon-kyoung，《人与和平》Vol.2No.1,2021）；《朱子与甑山的相生理论比较》（AnYoon-kyoung，《大顺思想论丛》Vol.38,2021）；《知讷与朱熹的伦理思想比较分析》（金钟龙，《佛教研究》Vol.54,2021）；《朱熹的“理”“气”、栗谷的“理”“气”、基督教的“灵”“肉”谈论》（LeeYong-tae，《韩中言语文化研究》Vol.ONo.62,2021）；《阴阳与五行的相关性：对周敦颐、朱熹理论的几何学分析》（Kim Hak-yong，《退溪学报》Vol.150,2021）。
哲学研究中部分涉及到朱子哲学的成果有《＜为学之方图＞与＜圣学辑要＞的＜修己＞篇的“敬”工夫之间的连贯性小考：静坐的意义为主》（Koh Yoon-suk，《儒教思想研究》Vol.86No.7,2021）；《艮斋田愚的未发论与静坐观》（李承焕，《东洋哲学》Vol.55,2021）；《李滉未发论的形成背景与天理体认的方法》（Kim Seung-young，《栗谷学研究》Vol.44,2021）；《南塘对＜太极图说＞的理气论解释体系》（崔英辰、赵甜甜，《哲学》Vol.146,2021）；《南塘韩元震的阳明学批判论研究》（裴帝晟，《阳明学》Vol.62,2021）；《从修已治人的观点分析艮斋田愚的“絜矩之道”注释分析》（李天承，《韩国哲学论集》Vol.71,2021）；《栗谷修养论中“诚意”的道德实践强化的特点》（Lee Young-kyung，《儒教思想研究》Vol.85,2021）；《“理气之妙”的“妙”字解读：对栗谷理气论的过程原子论分析》（JeongKang-gil，《栗谷学研究》Vol.45,2021）；《艮斋田愚的新正统主义性理学》（宣炳三，《人文科学研究》Vol.44,2021）；《韩国洛学对“理弱气强”的认识方式》（LeeWon-jun，《栗谷学研究》Vol.44,2021）；《茶山丁若镛的＜大学＞解释中“恕”的含义》（Kim Young-woo，《退溪学论丛》Vol.38,2021）；《艮斋田愚的心统性情论及其哲学含义》（郑宗模，《东洋哲学研究》Vol.105,2021）；《16世纪后半期朝鲜学界对阳明学的批判理论与有关文庙制度改正的议论》（Jeong Du-young，《历史与实学》Vol.76,2021）；《“心即理”说与对其回应的栗谷“心是气”论：知觉说与格物说为主》（Chae Hee Doh，《栗谷学研究》Vol.33,2021）；《朝鲜时代东儒传统的形成及其涵义》（Oh Se-jin，《儒学研究》Vol.56No.1,2021）；《儒学的“未发”与圆佛教的“精神”概念比较：朱子与鼎山为主》（Park Sung-ho，《韩国宗教》Vol.49,2021）；《退溪的人心道心说：＜人心道心精一执中图＞的修改为主》（Jeong,Do-hee，《退溪学论集》Vol.29,2021）；《朝鲜儒学中“直”思想的传承关系及其内在的问题研究》（Kim Chang-gyung，《儒学研究》Vol.57No.1,2021）；《从发展史的视野看李珥的“理”概念》（李俸珪，《泰东古典研究》Vol.47,2021）。
金炯瓒教授的论文通过分析王阳明所著《朱子晚年定论》的内容，提出其中包含“理学”与“心学”，两者之间的矛盾没有达到恰当的解决。金教授指出，《朱子晚年定论》收录朱子从37岁到69岁的书信，当然不能代表朱子的晚年观点，但是如果把书中的朱子书信按照时间顺序重新排列，从中可以了解朱子学问观点的演变过程。《朱子晚年定论》收录鹅湖之集稍后的朱子书信反复强调尊德性的内省涵养，警惕倾向于道问学的工夫方法。金教授把道问学的方法称为“理学”，尊德性的工夫称为“心学”，特别提出朱子57岁视力出问题是朱子更加重视“心学”的一个重要契机：“熹衰病，今岁幸不至剧，但精力益衰，目力全短，看文字不得，瞑目闲坐，却得收拾放心，觉得日前外面走作不少，颇恨盲废之不早也。”金教授又把小学工夫和“心学”联系起来，指出朱子在《大学章句》中特别阐发格物致知的重要性，而在《大学章句序》中却非常重视小学工夫，这意味着朱子当时把小学的尊德性工夫当成道问学工夫的基础，也即是说“心学”是“理学”的根柢。金教授说，世界的普遍原理为人的道德本性，具备于每个人的心中，但是要呈现道德本性，关键都在其人本身，所以在朱子的工夫论中，比起探求客观原理的“理学”工夫，修养身心的“心学”工夫是更重要的。虽然如此，朱子的工夫论，仍然强调格物致知，其原因是朱子认为如果没有“理学”的内容，“心学”不免危殆不安。在此观点的基础之上，金教授主张朱子的晚年追求建立的是合“理学”与“心学”为一的工夫论体系。金教授的这篇论文虽然没有独创的观点，但是比较清楚地说明朱子学体系中“理学”与“心学”的共存情况。
一部分韩国学者的朱子学研究深受牟宗三先生的影响，对他们来说，牟宗三先生是20世纪出现的新朱子。黄甲渊教授已经发表了很多有关朱子学与阳明学的论文，几年前把牟宗三《心体与性体》翻译成韩语。《中和新说与朱熹哲学的核心本领》这一文重述了他多年以来的一贯观点，而且把自己的体悟一言以蔽之：朱子哲学的核心本领是“本体的静态性”，也即是人人都熟悉的牟宗三先生所说的“朱子的‘理’只存有而不活动”。黄教授强调，朱子哲学的“性”与“心”的平行关系的两个概念：心是能（主），性是所（客），心是主宰性理的呈现和视听言动的所有活动，性是心的标准或者原理。工夫的主体与对象都是心，至于性，不存在工夫。黄教授认为，朱子哲学中的“性理”是静态的原理（实体），故性理不能通过自身的“振动（自觉）”实现道德价值，而心作为知觉与实践的主体，没有至善与原理的意思。黄教授还认为，对于朱子来说，理是静态的本体，所以朱子的居敬与格物致知的工夫论是合乎朱子本来的整个理论框架的。论文中，大胆提出一个没有资料支撑的假说：朱子哲学的思维模式跟朱子当时的时代精神有关系：朱子当时的现实情况是危机重重，所以朱子不能支持道德意志的自由立法，而维护现有的社会规范。黄教授是全北大学艮斋学研究所的所长，而艮斋是朝鲜末期的一位学者，主张“性师心弟”论，其内容是性是最尊严的而没有活动力量，而心是有善有恶的而有主宰力量，所以“心”作为实践的主体要尊奉“性”的命令而行事。牟宗三先生所了解的朱子哲学，与艮斋的“性师心弟”论，有不少的共同点，可以说黄教授的朱子哲学研究也有一定的一贯性。艮斋认为，“性”是只存有而不活动的，这是天经地义的，不可易的真理，他激烈批判“性”既存有又活动的观点，而牟宗三却认为“理”是既存有又活动的，严重批判“理”只存有而不活动的观点。对100年前的艮斋来说，牟宗三先生和黄教授的这个理论没有什么新鲜的内容，都是他的论敌经常主张的老观点而已。可是对现代研究者来说，艮斋的“性师心弟”论才是很陌生的，牟宗三先生的观点人人都很熟悉。“理”到底是能活动的存在，还是只存有的本体而已？这个问题也是朱子学研究者值得注意研究的主题。
李宗雨教授的两篇论文集中讨论朱子哲学中的“未发”是“中”还是“不中”的问题和未发时需不需要工夫的问题。李教授简单分析朱子哲学的“未发”概念，指出朱子在《中庸章句》说喜怒哀乐之未发是“性”，“性”是“中”，是天下之大本，但是有时候又说喜怒哀乐之未发有“不中”的情况，前后的说明不完全一致。这里的“中”既然属于“性”，那么这个“中”的性应该是本然之性，而其“不中”的性则属于气质之性。未发是性，性有本然之性和气质之性，所以未发有中与不中的不同情况。若说本然之性，则圣人和众人的未发都是“中”，而若说气质之性，则圣人的未发是中，众人的未发是不中。对于本然之性，未发时不需要涵养的工夫，因为本然之性是无时不在；而对于气质之性，未发时需要戒慎恐惧的工夫。朝鲜时期的理学家，对这个问题进行详细的讨论。退溪、栗谷以后朝鲜时期影响力最大的学者是尤庵（宋时烈），尤庵的嫡传是遂庵（权尚夏），他有“江门八学士”，其中的崔徵厚和韩弘祚提出“未发之前，只有本然之性，而不可谓有气质之性；及其发也，方有气质之性。道心即本然之性所发也，人心即本性之由于耳目口鼻而发，所谓气质之性也”。意思是，未发时只有本然之性，不存在气质之性。江门八学士中的巍岩（李柬）支持这个观点：“性有二名，何也？以其单指兼指之有异也。何谓单指？大本达道，天命之本然，是所谓本然之性也。无论动静而专言其理，故曰单指也。何谓兼指？气有清浊粹驳，而理有中不中，是所谓气质之性也，无论善恶而并论其气，故曰兼指也。然则所谓未发，正是气不用事时也。所谓清浊粹驳者，无情意无造作，澹然纯一善而已。此处正好单指其本然之理也。何必兼指其不用事之气乎？”巍岩认为，未发时是气不用事之时，所以这个时候只需要单指本然之理，不需要兼指不用事的气，也即是说不用说气质之性。表面上看，崔徵厚和韩弘祚主张未发时不存在气质之性，而巍岩则主张未发时不用提到气质之性，有微妙的不同，但大体的看法是一致的。对此，另一江门八学士南塘（韩元震）进行批判，“今以情为气质之性，则是本然之性在前，气质之性在后，相为体用始终，而地头阶级截然矣。岂非二性乎？”南塘的意思是，如果气质之性不在未发时，而在已发时，则属于情。本然之性是性，而气质之性是情，则等于说存在两个不同层次的情。遂庵也同意南塘的观点。朝鲜时期的首都汉阳（今为首尔）位于汉江的北边，这个汉江也称为“洛水”，所以汉阳地区成立的一个学派称为“洛论”，而韩国忠清道也叫湖西，所以这个地区成立的一个学派称为“湖论”。三渊（金昌翕）等洛论学者大体赞同崔徵厚、韩弘祚、巍岩的观点，与南塘等大部分湖论学者进行论辩。等于说，洛论一般主张未发时不存在“不中”，都是“中”的状态，而湖论一般主张未发时也存在不中的情况。至于工夫论，洛论和湖论都主张未发时需要工夫，但其工夫的目的有所不同：洛论的目标是涵养本然之性，而湖论的目标是变化气质。金教授特地介绍，李显益主张未发时不需要工夫，也不能着工夫。李显益说：“且朱子之以涵养于未发，省察于已发言者，则是宽言之未发；‘未发时自着不得工夫’云者，则是窄言之未发。何尝有妨碍乎？虽然，窄言之未发，是为未发之真境，而此则以地头着工为言终不可。”李显益主要讨论的问题是心之未发已发问题。他区分广义上的未发和狭义上的未发，广义上的未发包括平时的大部分时间，而狭义上的未发是无所偏倚的状态。所以广义上的未发当然需要戒慎恐惧的工夫，而狭义上的未发根本不需要工夫，也不能着工夫。金教授不太考虑“性”的未发、已发和“心”的未发、已发之间的区别，笼统讨论“中”和“不中”的问题，但是论文中介绍的资料，对了解朝鲜时期“未发”论辩中所讨论的核心问题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2.教育学研究
韩国的朱子学研究的一个特点是教育学研究较为丰富，2021年有一篇教育学的朱子学研究博士论文《朱子“学”研究》（Han Ji-yoon，高丽大学校教育大学院，2021）和硕士论文《朱子读书法之道德教育上的含义》（朴智惠，韩国教员大学校大学院，2021），期刊论文有《朱子“仁”概念的教育学意义》（Jeon Sun-suk，《教育哲学研究》Vol.43No.2,2021）；《朱熹读书法中作为读解方法的“缝罅”概念小考》（Cheon Won-seok，《读书研究》Vol.61No.9,2021）；《伦理与思想》《实现知行一致的学问方法》（Han Ji-yoon，《教育哲学》Vol.81No.1）；《朱子认识能力理论的教育学诠释》（Han Ji-yoon，《孔子学》Vol.45,2021）。其中，Han Ji-yoon的博士论文研究朱子“学”概念的渊源、核心内容、实践方法等，其以教育学的角度集中分析道德目的的体会及其对实践的影响。
韩国的朱子学研究中“教育学研究”经常与“比较研究”结合在一起。2021年这方面的研究有《杜威与朱熹的教育目的比较：＜学校与社会＞与＜小学＞为主》（Kim Su-youn、申昌镐，《人格教育》Vol.15No.2,2021）；《人性教育的视野分析气质与性格：Chloninger,C.R.与朱熹的观点为主》（Lee Wha-sik，《学习者中心教科教育研究》Vol.21,2021）；《基于人生观的道德教育比较研究：朱子与卢梭为主》（HanJi-yoon，《初等道德教育》Vol.0No.74,2021）；《为改善＜伦理与思想＞教材“儒家伦理”部分叙述的分析与提议：朱子、阳明、退溪、栗谷的伦理思想为主》（Kang Bo-seung，《伦理教育研究》Vol.61,2021）；《近代以前小学教育的结构与文字学习教材的国语教育史的意义》（Heo Jae-young，《韩末研究》 Vol.59,2021）；《＜小学＞的韩国式变更》（Bak Soon-nam，《韩国文学论丛》Vol.87No.1,2021）；《＜小学＞的道德教育理论与教学相长的含义》（KwonYoon-Jung，《初等道德教育》Vol.0No.74,2021）。
朝鲜时期的学者一般很重视朱子的《小学》书，对后世的影响特别大，所以现代的不少研究者关注《小学》在当代道德教育上的意义，也有些教授、教师和书院的山长等进行《小学》教育活动。申昌镐教授等的《杜威与朱熹的教育目的比较：＜学校与社会＞与＜小学＞为主》一文对朱子与杜威的道德目的进行比较研究，提出人工智能和疫情全球大流行的时代，韩国社会该追求的教育方向。按照杜威的教育思想，教育是教师—学习—环境的交互作用，教育的目的是学习者所具有的潜在能力的开发，其方法是学习者通过对环境的经验，进行对个人知识的反省，不断重构主体的知识体系，而学校应该提供学习者能成长为社会成员的经验环境，所以学校应该跟社会联系在一起，既是学习者社会训练的机构，也是实际生活的空间。按照朱子的教育思想，小学要教学生自己训练洒扫、应对、进退的生活礼节，实行爱亲、敬长、隆师、亲友的家庭、社会道德规范，以追求恢复自己的道德本性，通过与人为善，与他人共同体现共同体的公共之善。申教授等指出杜威的教育目的是个人的认知、心理的变化发展，所以没有提出具体的教育方向，而朱子明确提出教育的目的在于恢复本性、成为圣人，其教育方向清楚明白。申教授等认为，人类的教育与人工智能的开发有所不同，人类的教育应该考虑人格的完成、本性的恢复，而疫情全球大流行时期多多少少不重视学校的教育空间，可能导致学校的危机、教育的危机。申教授等主张今后的教育应该参考朱子、杜威的教育思想，重新建立起加强实用性、社会性功能的学校。申教授等的论文虽然没有新意，但是对朱子和杜威的教育思想进行详细的比较研究，得出一个共同的话语：学校是人类完成个人人格，成为社会成员的教育空间。从中可见，韩国的教育研究者非常重视朱子《小学》的教育思想。
3.经学、诠释学研究
经学方面的单独或者比较的研究有《朱熹阙文说的意思与作用：＜论语＞的“色斯举矣”句为主》（朴英姬，《中国语文学志》Vol.77,2021）；《＜论语集注＞的文献学读解：＜学而＞篇注释分析》（柳浚弼，《大东文化研究》Vol.113,2021）；《中国儒学史中的“絜矩”含义演变小考：郑玄与朱熹为主》（朴素铉，《中国文学》Vol.107No.1,2021）；《从＜大学＞解释的差异看其含义：朱熹、王守仁、尹鑴的见解为主》（Choi Jeong-mook，《东西哲学研究》Vol.99,2021）；《朱熹与李滉的修辞学的＜论语＞诠释》（You Min-jung，《退溪学报》Vol.149,2021）；《峿堂对朱子（大学章句序）的修辞学读法》（Shin Jae-sik，《退溪学论丛》Vol.37,2021）；《二程＜诗经＞学的朝鲜时代接受样态：朝鲜时代＜诗经＞学中程子学与朱子学的拮抗》（金秀炅，《泰东古典研究》Vol.46,2021）。
除此以外，部分涉及朱子学的有硕士论文《正祖的＜大学＞解释研究》（李诗然，庆尚大学校大学院硕士论文，2021）与期刊论文《退溪李滉＜启蒙传疑＞收录的＜周易参同契＞的意义研究》（Seo Geun-sik，《东洋哲学研究》Vol.105,2021）；《朝鲜知性史中“王道”与“霸道”话语》（Kim Hong-baek，《古典文学研究》Vol.60,2021）；《道学文论中“载道”与周敦颐“文辞”的意思与地位再考》（李定桓，《退溪学报》Vol.150,2021）；《权近＜周易浅见录＞中的象数学方法论》（ImJae-kyu，《泰东古典研究》Vol.46No.1,2021）；《李焕模的＜书传记疑＞中的多维性诠释》（Lee Eun-ho，《泰东古典研究》Vol.46No.1,2021）；《朝鲜后期＜聚星图＞制作及其意义》（Kang Shin-Ae，《美术史学研究》Vol.309,2021）；《星湖李瀷与白云沈大允的＜国风＞说比较研究：朱熹所定的淫诗为对象》（Hong Yoon-bin，《古典与解释》Vol.33,2021）；《中国灾异观的成立与变化》（Lee Suk-hyun，《人文社会科学研究》Vol.22,2021）；《李睟光与郑经世的道文论》（Oh Se-hyun，《韩国汉文学研究》Vol.83,2021）；《星湖李瀷的冠婚礼仪节研究》（Doh Min-jae，《温知论丛》Vol.67,2021）。
（作者单位：南昌大学哲学系）
2021年度欧洲朱子学研究综述
李典
2021年欧洲朱子学相关的研究主要见于期刊与部分专著中，笔者在此所摘录的主要标准为：一、任教单位在欧洲的学者所撰写的作品，无关作品出版地；二、作品的公开时间为2021年，除少数以线下出版时间为参考外，多数以线上数据公开时间为依据。
首先是在东亚文化研究作品中，对朱熹及其思想的探讨。这一部分主要是将朱熹及其思想作为一个典型代表，进而思考其对其他亚洲地区本土文化的影响。相关作品有：
柏林自由大学的李恩静教授在2021年出版的Dynamiken der Negation一书中发表的“Zwischen Himmel und Universum—Selektion von westlichemWissen im Korea des 18.Jahrhunderts”①一文中提出在跨语言的知识交流中，不可避免会有一个知识选择过程。该文主要探讨了在对国外知识的接收与传递过程中，18世纪韩国学者李瀷的态度和做法。李瀷是韩国最早接触和公开讨论西方知识书籍的重要的、有影响力的儒家学者之一。对18世纪的韩国而言，第一阶段的知识选择主导者是西方传教士，他们首先筛选出对传教工作有用的书籍翻译成中文，这可能是东亚的学者们接触到的最直接的来自西方的知识。②而在这之后，李瀷，还有他那个时代的韩国其他学者，都以自己的方式有选择地传授了知识。作者以有关天堂或宇宙的理论为例，试图阐释李瀷对西方学说和新儒家学说的选择性态度中否定与接受的界限。李瀷认为朱熹的文本可以自由解释，甚至朱熹在他的作品中也有错误，需要纠正。李瀷与西方教义接触的基本框架仍然是新儒家学说。他将西方学说的个别要素纳入他的儒家思想大厦，在他看来，这些要素补充了儒家学说的不足之处，对他解释天、地和宇宙是有用的。然而，任何与儒家教义的基本方面相抵触的东西都被拒绝。他拒绝了天堂和地狱的神学理论，以及认为灵魂不死是魔鬼所为的神学理论，并坚持了朱熹的理论——理气，认为人们只需要培养自己内在的善，而不应该通过惩罚（例如地狱之说）从外部强迫自己向善。另一方面，在宇宙结构设计中，李瀷按照西方十二个天体的模式搭建宇宙，将天体的最高层作为“上天的统治者”的地方。但在这一层是否会像第十二个天球一样保持静止状态的问题上，他最终没有遵循西方的学说。太极之有动静，是天命之流行也。当他多次问自己，到底是地在动还是天在动时，他最终在宋儒的文本中找到了答案。李瀷并不属于他那个时代的政治权力精英，所以他的世界观的政治影响几乎不值得一提。然而，在考察朱子学的海外流传时，以他为代表的学者们毫无疑问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他对朱熹思想的非正统原教旨主义态度和对所谓的西方学说的开放态度也直接影响了朱子学说在韩的发展进程。
弗罗茨瓦夫大学的李海成博士亦就朱熹对朝鲜王朝的影响在“Joseon Literati's Righteous Principles(Yiriron)as a Moral Practice in the PoliticalRealities—Its Meaning and Limitation in a Historical Context”①一文中展开了论述。作者指出以朱熹为代表的新儒家思想在朝鲜王朝（1392—1910）时期作为一种核心意识形态和绝对的社会秩序而繁荣。在比较了各类概念的范畴后，他指出“道学”（Dohak）更适宜用以定义此一时期的朝鲜新儒家思想。它至少包含了以下几个主题：性理学，义理，礼学，修养论，经世论国等。换句话说，朝鲜王朝时期的道学是对宇宙论真理的一种整体方法论，包括通过认真研究，获得管理社会福利的智慧和技能，以（新）儒家经典的见解为基础，通过道德实践来促进个人的心智、真诚和责任。他特别指出在这之中（正）义的原则（Yiriron）是将成熟的道德放到现实的政治环境中的意识形态，它是民族意识的来源。然而作者也提到，如果不能正确认识和适应不断变化的国际秩序，这种类型的意识形态很容易堕落为自我辩解的教条。
爱尔兰科克大学的凯文·考利博士在“Christian pyrexia and educationfever:Female empowerment in the late Chosǒn dynasty”②一文中概述了儒家的性别建构，指出朱熹的著作被朝鲜王朝用来约束家庭成员，塑造社会规范。特别是他关于家庭礼仪的著作《朱子家礼》，在整个朝鲜王朝得以广泛出版和传播。并且掌权者从中挑出了一些规则和规定，强化了严格编纂的性别结构。而这一系列对于女性权力都是极大的贬损，直至传教士借此切入，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这一权力结构。
相对于朝韩研究中稍作涉及的作为大背景的朱熹思想，日本文化研究中则更为翔实地探讨了相关内容。柏林洪堡大学的林内普的博士论文“‘Wissen'und‘Handeln'bei Yamaga Sokō： Ein Beitrag zum politischen Denken imJapan des 17.Jahrhunderts”①是一个很好的证明。本文的主题是德川初期（1600—1868）政治思想的概念基础。重点是山鹿素行（1622—1685）在其中的贡献。实际上在德川幕府初期社会结构变化的大背景下，人们重新接触到了宋朝的儒家思想，它们是解释新的社会政治理论的一个重要的概念资源。有很多学者使用了广泛的儒家术语和论证策略，来表达自己的政治概念。林罗山（1583—1657）以宋代朱熹的学说为导向。他的核心兴趣是“理”的概念，他在明代注释的影响下对其进行了解释。他认为对于学者来说，汇编资料和系统化的知识体系起着核心作用。山崎闇斋（1618—1682）则试图重建朱熹的原始学说。他认为，人类的道德意识不可能脱离每个行动主体所处的伦理社会环境而实现。通过严格培养“敬”，可以有条不紊地实现人的道德倾向与行动实践的一致。在关于实践的论述中，他强调了追随者对其主宰无条件忠诚的重要性。这一点上他背离了朱熹，因为后者似乎是把理性的洞察力放在行动原则之上。这些学者对朱熹思想的接受，特点是倾向于使其规范性的主张相对化。因为他们认为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不可能实现它们，所以他们强调内在信念的作用，而不是外在的行动形式或行动的情境适应性。而这也恰恰成为山鹿氏对朱熹学说如何保证政治行动进行质疑的一个重要的背景因素。山鹿氏以“知”和“行”为例，在四书五经的谱系中考察其来源后，以朱熹为主要代表描述了宋明时期新儒学框架内的概念解释。在详细地厘清了朱熹的认识论框架后，他提到朱熹使用术语的一个特点是在一个全面的理论和方法论概念的框架内将其系统化：知行常相须，如目无足不行，足无目不见。论先后，知为先；论轻重，行为重。但他认为依照朱熹的概念，规范仍然建立在人性的处置上即人格修养上，这并不能帮助论证自己的政治理论框架内的规范具有实际有效性。这也成为他批判朱熹的核心动机。但与此同时，从山鹿氏使用的文献来源看，他的论证仍然是在宋代新儒家思想影响下获得正统地位的文本框架内。他对朱熹的形而上学概念的批判，似乎也代表他接受了明末清初的儒家思潮。山鹿氏的核心关注点是通过对社会生活所有领域的规范性监管及其对共同利益理念的导向来实现稳定的政治秩序。而借用概念定义来阐明话语空间和不同理念的可能性，这似乎本身就是朱熹的一个重要影响。
匈牙利罗兰大学的塔科博士撰写了“Zsakutcak es kozeputak:Azeszmetōrteneti vizsgalódasok es az individualis cselekves viszonya MaruyamaMasao-nal”②一文。主要研究对象是丸山正夫。他是19世纪日本思想的决定性人物之一。作者以其对日本历史某些转变时期——德川时代和二战后——的研究为例，试图考察其解释背后的哲学假设。在欧洲历史哲学传统的重要影响下，Maruyama Masao-nal对以朱熹为代表的宋儒思想所形成的德川儒学进行了批判，认为儒学政治化不仅不能重建儒家思想，还带来了政治的去政治化——政治的文学化。长此以往，这将使得日本与中国一样，在循环往复的历史中基本上没有变化，成为“停滞的东方”。
其次是一些学者在讨论特定主题时，以朱熹的行为、思想为论据，佐证或者补充自己的某些观点。
由魏希德和莫尔彻教授主编的Political CommunicationinChineseandEuropeanHistory,800-1600一书第八章摘录了由伊佩霞和梅泽夫①撰写的“Giving the Public Due Notice in Song China and Renaissance Rome”②一文。本章主要探讨了两个印刷术开始广泛使用的国家——宋代中国和文艺复兴时期的罗马——向普通人传递信息的方法的异同。在该文中，作者指出了朱熹在大量存留的材料中所扮演的角色。他曾提请人们注意告示作为接触普通人而非受过教育的文人精英的工具的价值。对朱熹来说，告示不仅提供了一种解决行政问题的方法，还提供了一种在道德上与其他人建立联系的方法。撰写告示使他们能够利用自己的文学才能来实现改善社会的更大目标。
基辅国立语言大学的科斯坦达教授则在“Stylistic Codification of the Traditional Forms of the Poetic Text(on the material of the first theoreticalwork on poetry Maoshicu）”③中专门分析了诗歌文本的风格形成过程。作者指出，朱熹在《诗经集传》中有一个特别的阐释。他认为“风”是统治者的变革工具。既可以自上而下传达教化，亦可以自下而上推测政治得失。朱熹还对赋比兴做了自己的阐述：“赋者，敷也，敷陈其事而直言之者也；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作者认为这些都体现了朱熹劝惩以敦风化的诗歌功用观。而这一点也证明了诗歌文本的风格规范一方面取决于文学理论的传统，另一方面也取决于已经建立的意识形态、教育、伦理和美学方面。
最后是一些学者在以其他思想家为主要研究对象的文章中，涉及到的对朱熹思想的研究。
卢布尔雅那大学文学院的罗亚娜博士在“Wang Shouren's Ethico-Epistemology and the Double Nature of Recognition”④一文中提到认识起源问题时，指出在古代中国对该问题的探究主要集中在间接理解上，即通过教育和学习可以实现的理解中。这些都是源于道德内容的知识，而非来自感官知觉和推理获得的知识。在论述王守仁之前的重要学者时，作者提到朱熹作为一个建立了新的知识论体系的学者的观点，她认为朱熹认识论的基本内容根植于实用伦理主义，因为它总是在道德法则的网络中进行运作，所以作者将这种认识论称为伦理—知识论。在这种框架下，真正的知识总是被看作道德知识，但最全面的知识形式只能通过研究外部的现实对象获得（格物致知）。故而她认为朱熹的认识论体系建立在结构一致性原则（理）和其二元对立的生命潜力（气）之间的动态区分之上，也就是她所归类的客观唯心主义。
瑞士伯尔尼大学的戴维·马切克博士在“Mengzi on Nourishing the Heartby Having Few Desires(7B.35）”①一文中详尽地探讨了朱熹的相关论述，并或质疑或补充地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作者认为孟子道德理论最具特色的特征无疑是他认为人类道德发展的过程类似于健康植物的自然生长。人皆有先天而未成熟的道德行为倾向即“四端”；如果这些倾向要达到成熟，就必须“养”即促进和保护。为此他对“寡欲养心”进行了进一步的阐述。在辨析了“欲”的具体范畴后，他讨论了“多欲”、“寡欲”、“无欲”之间的关系，并得出结论，鉴于我们的自然构造，我们应该努力将欲望降低到我们的自然体质所允许和要求的最低限度。最后关于“欲”是如何作用于“心”这一问题，他首先赞同以朱熹为代表的思想家们的解释，即多欲不利于养心，因为它们以某种方式颠覆了心对道德行为的自然倾向。作者认为如朱熹所说的心易被这样的情欲蒙蔽或迷惑并“失其正理”，其暗含的意思是欲望从内部腐蚀人心，并将其推向不利于其本性的行为。这种解释从情理上来说是合理的，但作者认为它在孟子的文本中几乎没有任何支持。因此他提出另一种解释，即“欲”对于“心”的伤害在于一种认知扭曲，并找到一段文本以支撑自己的论点②。他认为扭曲或者说脱敏，属于一种直接影响：欲望通过将其暴露于与其本性敌对的行为而侵蚀了心的道德敏感性。它是通过剥夺养心的机会以及这种养所带来的满足感来做到的。剥夺的问题通常是从外部削弱了心的整体活动和活力，将其功能边缘化。在这一问题上，他显然持有和朱熹等传统学者们不同的观点。另一个相关的问题是作者讨论了“存焉”这个短语，争论主要集中在这个动词的宾语是什么。在这一点上，他对朱熹的注解作了补充。他指出朱熹认为保全的是人的“本心”，即具有先天道德倾向的心。最大的论点支撑在于前后文中孟子谈到了“养心”，孟子还多次提到失去“本心”的危险。但作者做了一个补充的解释，即存焉存的是“持其志”，即保持自己的（良好的）意图。有意思的是，以上两部分内容虽然在回答不同的问题，甚至于对朱熹的注解的态度也十分不同，但作者在最后为两部分内容做了一个互补的阐释：欲望的冲击会使一个人倾向于采取不同的行动。当一个人始终未能保持自己的意图，从长远来看，会导致一个人失去本心。而君子之所以能够保持其以特定方式行事的意图，那是因为他能够在这些欲望的冲击下保 持心对外在的道德敏感度。
虽然笔者未曾找到2021年由欧洲学者直接以朱熹及其思想为主题撰写的著作①，但其思想观点仍然在不同地区的研究中、不同主题的阐释中被反复雕琢、讨论。或许朱子学的意义，并不仅仅在于其自身理论的博大精深，更广义的是在其他地区如何与当地传统文化产生碰撞与交融，成为另一种“本土”文化。
（作者单位：特里尔大学汉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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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近四十年理学文化研究述要
邓庆平 彭长程
江西理学文化是指历史上在江西这个地域产生、传播与流行的理学思潮以及由此思潮所衍生的宗教、制度、习俗乃至建筑等各种文化资源，理学思想是其核心。江西理学文化是中国理学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是其中非常核心的部分，更是江西历史文化的高峰与典型代表。在这一地域性理学文化的研究队伍中，江西本土学者是重要的研究力量。为了讨论的方便，本文所说的江西理学文化研究，限定为江西学者对江西理学文化的研究，不是指学界对于江西历史上理学文化的研究。这里的江西学者仅指在江西工作的学者，不包括工作在江西之外的江西籍学者。因此，这个主题所关涉的是地域文化研究，是江西的学术研究状况，是江西学者对本土历史文化的研究。之所以作这样的限定，一方面是由于江西学者对本土历史文化的继承与弘扬有着天然的情怀以及不容推卸的职责，研究江西理学文化是继承与弘扬的基础性工作；另一方面则是由于江西理学文化资源丰富且具有全国影响，因而研究队伍不仅仅是江西学者，更有江西之外的其他学者，而这部分学者的研究往往从属于中国历史文化研究的范畴，不一定具有地域文化研究的视野。
本文分三部分，首先，对江西理学文化资源进行一个大致的梳理；其次，介绍近四十年来江西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这是本文的重点；最后，在深入研判研究现状的基础上就江西理学文化研究的未来提出一些思考。
一、江西理学文化资源异常丰富
要准确理解江西理学文化资源，至少应该做两方面的工作：一是描述历史事实，二是对历史事实进行适当的定位与评价。我们过去关于江西理学文化资源的研究通常侧重于第一个方面，而对第二个方面的论述较为简略。因此，本文首先介绍中国理学的整体面貌，以此作为评估江西理学文化资源价值的基础，其次从江西地方历史文化发展的角度来分析理学文化在江西文化史上的地位。
（一）江西是中国宋明理学的中心地带
从分系的角度来看，以周敦颐为开山宗主的中国理学大概可以分为程朱理学、陆王心学、张王气学与湖湘性学四派。从理学发展史的全过程来看，北宋是理学的开创期，南宋是理学的成熟期，元明是理学的继续推进与发展期，清初是宋学向汉学转变的过渡期。江西与中国理学关系密切，有两本关于中国宋明理学的专著可以印证这点。钱穆先生的《宋明理学概述》对宋明理学的阐发非常全面系统，共涉及宋明时期思想家近七十位，其中属于江西籍的有欧阳修、李觏、王安石、刘敞、朱熹、江西三陆、吴澄、吴与弼、胡居仁、娄谅、陈献章、罗钦顺、邹守益、欧阳德、聂豹、罗洪先、王时槐、罗汝芳等，另有许多长期在江西为官、讲学和受学的理学人物，如周敦颐、二程、王阳明等人。再如，陈来先生的《宋明理学》是宋明理学的深入研究之作，该书主体部分分别阐述了宋明时期二十三位理学代表人物，即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邵雍、谢良佐、杨时、胡宏、朱熹、陆九渊、杨简、曹端、薛瑄、胡居仁、陈献章、王阳明、湛若水、罗钦顺、王廷相、王畿、王艮、罗汝芳与刘宗周，其中半数以上人物与江西关系密切。因此，陈来先生称江西为“宋元明理学发展的最重要的地区”［1］ 315。
北宋时期，以周敦颐为代表的理学作为一种独立的新思潮登上中国历史文化舞台。周敦颐长期在江西做官，先任洪州分宁县主簿四年，次调任南安军司理参军三年，再转任湖南郴州，后又知洪州南昌县，通判虔州，知南康军，晚年定居庐山濂溪书堂，去世后安葬在江西九江。江西是周敦颐为官与为学的重要地域，留下了许多与周敦颐有关的遗迹。周敦颐的名作《爱莲说》写于虔州，发表于江西的于都县罗田岩。［2]397-398周敦颐是理学的开山鼻祖，也是江西理学文化的发端。二程所立学问被称为洛学，但他们早年生活、受学于江西。庆历六年（1046），二程的父亲程珦知虔州（今江西赣州）兴国县，兼管南安（今江西大余县），与周敦颐相识，遂令二子受学于周敦颐，当时大程年十五，小程年十四。周敦颐“每令寻颜子、仲尼乐处，所乐何事”［3]16。这一教诲被称为“孔颜乐处”，是后世理学的一个经典话题。周敦颐的授学地点在南安（今江西大余县）。南宋时，南安已被视为道学发源地。［2］395此后三年间，二程多次问学于周敦颐。［4]9同时，二程的重要论敌之一王安石也是江西人。王安石所创新学是北宋儒学的主要代表之一，与二程理学有着密切关联。
就南宋来说，江西是理学的中心地带。闽学创立者朱熹祖籍江西婺源，且在江西做官，并多次在江西讲学。据我们考证，朱子门人群体当中有八十八位江西学者，人数仅少于福建朱子门人，其中不乏朱子高弟，如李燔、张洽等。［5]60《宋史·道学传》所列六位朱子门人，其中李燔、张洽和黄灏三位，均为江西人。朱子的江西门人中，张洽、包扬、曹彦约、陈文蔚、程端蒙、程洵、董铢、范士衡、冯椅、胡泳、黄灏、李季札、刘清之、刘尧夫、彭蠡、彭方、滕珙、滕璘、王阮、徐昭然、严世文、余大雅、余大猷、赵蕃、曾兴宗等人，均有著述留于后世。江西朱子门人群体，在南宋中后期的朱子学派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也是宋代江西思想文化的重要代表。与朱子学相对的心学创始人陆九渊是江西金溪人。陆九渊长期在江西讲学，其门人除了浙东一支外，江西门人人数最多。
此后，朱陆二派在江西的学脉传承一直到宋末和元代，如饶鲁、程复心与吴澄等。其中，吴澄是元代最重要的理学家，对南宋朱子学与陆九渊心学均有吸收。吴澄合会朱陆所得学术思想体系，是宋明理学史的重要一环。
明代，江西在全国理学中的地位超过宋元，处于中心位置。在朱子学方面，《明儒学案》以吴与弼为首个学案，其弟子胡居仁、娄谅、陈献章在当时学界影响巨大。王阳明曾向娄谅问学，陈献章更是开明代心学先河。明代中期的罗钦顺是理学代表人物。罗钦顺既是阳明学的主要论敌，也是朱子学在明代中期向气学转化的主要代表。罗钦顺思想传播海外，对韩国性理学有深远影响。明代最知名的理学汇编文献《性理大全》《四书大全》《五经大全》的主要编纂者胡广也是江西学者。在心学方面，代表明代思想最高峰的王阳明，虽起于越中，但一生与江西渊源甚深。王阳明在江西做官，致良知之学也发端于江西，最后于江西去世。《明儒学案》称“姚江之学，惟江右为得其传……盖阳明一生精神俱在江右”［6]31，阳明去世之后，其门人弟子以江西弟子为主流，浙中不及江西。在《明儒学案》中，王门学案里，江右独占其九，人数达三十二人，浙中才占其五。在张学智先生的《明代哲学史》中，明代阳明学部分，第六章为王阳明的良知之学，第七至十九章为阳明后学，即王龙溪与钱德洪、黄绾、邹守益、欧阳德、聂豹、罗洪先、王时槐、胡直、李材、王艮及泰州之学、罗汝芳、耿定向、焦竑，共十三章。其中，江西阳明学者占八章，即第九章邹守益，第十章欧阳德，第十一章聂豹，第十二章罗洪先，第十三章王时槐，第十四章胡直，第十五章李材，第十七章罗汝芳。此外，第十六章王艮及泰州之学中颜山农、何心隐亦为江西人。由此可见，江西是明代阳明学最重要的地域。
总体来看，无论是朱子理学，还是阳明心学和气学，从两宋到元明时期，江西的地位都特别突出，是中国理学文化的中心地带。①
（二）江西理学繁荣的佛学因素
从江西历史文化发展史来说，宋明时期，江西之所以出现理学文化如此繁荣的局面，与隋唐时期江西佛学兴盛有一定关联。江西历来是中国佛学重地，作为佛教中国化的重要代表，禅宗在六祖慧能时期正式形成。六祖之后禅宗的发展出现五家七宗的兴盛局面，其中心就是江西。禅宗在江西的具体衍生过程详述如下。
六祖门下，湖南南岳怀让和江西青原行思的法系最盛。南岳怀让门下，马祖道一活跃于江西，长期在江西南昌和靖安等地弘法。其弟子百丈怀海在江西奉新制定“百丈清规”，确立后世禅院的基础。百丈门下，灵祐住湖南沩山，慧寂住江西仰山，二人所创法系因此被称为沩仰宗。百丈的另一弟子黄檗希运禅师住持江西宜丰黄檗山的黄檗寺，传法于义玄禅师，义玄创立临济宗。江西黄檗山因此成为临济宗的祖庭圣地。临济宗之支派黄龙派，由住江西修水黄龙山的慧南禅师所创。临济宗另一支派即杨岐派，由方会禅师在江西萍乡杨岐山创立。该派在元以后逐渐成为禅宗的代表，在日本也有深远影响。
江西青原行思的系统，由云岩昙晟、石头希迁等人相承。云岩之后，住江西宜丰的洞山良价及其住江西抚州宜黄县曹山的弟子本寂，创立曹洞宗。石头希迁传弟子天皇道悟，经龙潭崇信、德山宣鉴、雪峰义存，传至云门文偃，创立云门宗。其中，雪峰义存之后，经玄沙师备、罗汉桂琛，由法眼文益创立法眼宗。
至此，禅宗史上的五家七宗得以形成。五家为曹洞宗、沩仰宗、临济宗、云门宗、法眼宗，其中临济宗又分出黄龙派和杨岐派，故又称之七宗。这些宗派的形成与江西有着密切关系，曹洞宗、沩仰宗、临济宗以及黄龙派、杨岐派都是在江西创立的，云门宗与法眼宗虽不是在江西创立的，但是都源自江西青原行思法脉。由此可以断言，江西是禅宗尤其是南宗禅的中心地带。
宋明理学的出现与隋唐佛学的兴盛密不可分。一方面，佛学兴盛对儒家文化产生了重要冲击；另一方面，宋明理学又是在充分吸收隋唐佛学因素的基础上实现理论创新的。宋元明清时期，江西的佛学文化日渐为理学所吸收，直接促进了江西理学文化的发展。其中，最直接的一个证据是陆九渊的心学一直被朱子视为禅学。这个批评是否成立，可以再讨论，但陆九渊心学及王阳明心学对本心、心性的关注与禅学明心见性的主旨有一致之处，乃是事实。
隋唐和宋明时期，江西成为中国思想文化的中心地带。同时，这一时期构成了江西历史文化的高峰，也自然成为江西学者的重要研究对象。
二、江西理学文化研究现状
江西学者对江西历史上理学文化展开研究主要是在改革开放以后。①这些研究以理学思想为重点，对理学思想与社会、家族、教育、民俗等多方面文化内容也有涉及。改革开放后的江西理学文化研究大体可以分为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从改革开放到20世纪末，主要学者有陈正夫、何植靖、吴长庚与胡青等；第二个时期是21世纪以来，以郑晓江、杨柱才、徐公喜、周建华、徐春林、李丕洋与邓庆平等学者为代表。
（一）相关研究专著
1.朱子学方面的专著
陈正夫、何植靖著《朱熹评传》，由江西人民出版社于1984年12月出版。这部著作是改革开放后国内第一部朱子评传类著作，也是当时极为少有的几部朱子学研究专著之一。①这部著作的出版标志着当时的江西理学文化尤其是朱子学研究进入全国先进行列，陈、何二先生也成为20世纪八九十年代国内朱子学研究的代表人物之一。陈正夫、何植靖著《许衡评传（附许谦评传）》，由南京大学出版社于1995年1月出版。该书可能是目前为止唯一一部纳入南京大学思想家评传系列丛书的江西本土学者的理学研究著作。
吴长庚教授著《朱熹文学思想论》，由黄山书社于1994年12月出版。该书是国内较早研究朱子文学思想方面的重要专著。此外，吴先生还主编《朱熹与江西理学》（江西高校出版社2007年版）、《朱陆学术考辨五种》（江西高校出版社2000年版）等。
胡青教授的《吴澄教育思想研究》（江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对元代理学代表人物吴澄的教育思想进行了系统研究，是国内较早的吴澄研究专著。
21世纪初，郑晓江教授主持推动“江右思想家研究”工程，主编《江右思想家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该书是国内第一部研究江右思想家的论文集，其中大部分是理学思想家研究，对于推动江右理学研究具有标志性意义。此外，郑教授与杨柱才合著的《宋明时期江西儒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一书对江西宋明儒学有深入研究。
杨柱才教授在其博士论文基础上出版的《道学宗主——周敦颐哲学思想研究》（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得到了国内权威专家的认可，在国内外学界拥有较大的影响，可以说是目前为止在周敦颐哲学思想研究方面最重要的著作。此外，杨教授还主持国家重大课题“朱子门人后学研究”，担任中华朱子学会和全国陆九渊研究会的副会长，是目前国内宋明理学研究界的代表性中青年学者之一。
徐公喜教授的专著有《朱熹理学法律思想研究》（江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朱子门人学案》（江西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宋明理学理治社会研究》（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朱子学正说》（江西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此外他还主编《理学家法律思想研究》（吉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以及“朱子学与地域文化研究丛书”等，校点理学渊源考辨丛刊。除了朱子理学思想研究，徐公喜教授对朱子理学中的法律与社会治理思想也有系统讨论。
周建华教授系统考察了周敦颐、朱熹和王阳明在江西的行迹，在江西理学文化方面的主要著作有《周敦颐南赣文学和理学研究》（中国文联出版社2003年版）、《朱熹与江西文化研究》（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阳明南赣活动研究》（中国文联出版社2002年版）、《王阳明在江西》（江西高校出版社2017年版）等。
邓庆平教授的《朱子门人与朱子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综合了其博士论文和国家课题成果，是国内外第一部系统研究朱子门人群体学术贡献的专著。周茶仙、胡荣明合著的《宋元明江西朱子后学群体研究》（江西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采取区域社会史与思想史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从地域、家族、学术交游与社会变迁等方面系统研究了宋元明时期的江西朱子后学群体。冯会明教授著有《胡居仁与余干之学研究》（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该书研究了明代初期的重要朱子学者胡居仁的生平与思想。
2.阳明学方面的专著
周建华教授的阳明学著作见上文。
方志远教授所撰《旷世大儒——王阳明传》（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中国社会出版社2009年修订版）。方先生是明史专家，他对王阳明的生平经历进行了饶有趣味的叙述。毛静先生出版的《寻找王阳明》（江西高校出版社2019年版）是围绕王阳明人生轨迹而写的寻访札记，也是一部了解、研究王阳明文化的可读之作。李丕洋教授的阳明学研究成果丰硕，仅专著就有《追索真理和自由的境界：王阳明修道哲学概论》（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罗汝芳哲学思想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明道淑人、化民成俗——陆王心学中的教育哲学研究》（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心学巨擘：王龙溪哲学思想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圣贤德业归方寸——杨慈湖思想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年版）等。
此外，阳明后学方面有徐春林教授的专著《生命的圆融：泰州学派生命哲学研究》（光明日报出版社2010年版）、李伏明教授的专著《江右王门学派研究——以吉安地区为中心》（江西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罗伽禄研究员的专著《一代思想大师罗汝芳》（江西高校出版社2009年版）等。
（二）相关研究机构、刊物及国家级研究课题
1.研究机构
目前，以宋明理学为对象的研究机构有南昌大学的江右哲学研究中心、上饶师范学院的朱子学研究所、赣南师范大学的王阳明研究中心以及江西师范大学的宋明理学研究中心等。2016年，江西成立江西省阳明学研究会。2017年，江西成立江西省朱子文化研究会。
2.学术刊物
相关学术刊物有南昌大学江右哲学研究中心主办的《赣文化研究》与上饶师范学院朱子学研究所主办的《朱子学刊》①等。
3.国家级课题
南昌大学杨柱才教授主持的2014年国家社科重大招标项目“朱子门人后学研究”是目前江西唯一一个中国哲学类的国家重大项目。该项目也逐渐成为江西朱子学研究的重要特色。有意思的是，这一研究方向早在20世纪80年代的江西朱子学研究中就被关注。20世纪80年代初，陈正夫先生参加宋明理学研讨会时发表过一篇梳理朱子门人后学的论文，即《朱熹思想的后继与分化》。后来，陈正夫先生又加入历代进步思想家对朱熹哲学的批判的内容，将该文更名为《朱熹哲学的后继、分化与历代进步思想家对朱熹哲学的批判》，纳入《朱熹评传》。［7]511-512
其他国家社科项目有近二十项。朱子学领域，徐公喜与邓庆平各主持两项，杨柱才、冯会明、许家星、周茶仙、赖文斌、田炳郁与张新国各主持一项。陆王心学领域，李丕洋主持了三项后期资助项目，彭树欣、李伏明各主持一项阳明后学研究项目。
此外，教育部项目亦有许家星、王小珍等人主持的多项涉及理学研究的课题。这些课题都直接以朱子学或阳明学为研究对象。
总体来看，江西的朱子学研究一度走在全国前列，目前正在进行的朱子门人后学研究也在全国朱子学研究领域具有不错的影响。此外，上饶师范学院朱子学研究所也做了不少朱子学文献整理方面的工作。该所主办三十多年的《朱子学刊》在学界有着广泛影响。江西的阳明学研究主要集中在江西阳明后学方面，在当前全国阳明学研究当中也有一席之地。在理学与社会治理、理学与家族、理学与民间讲会等方面，江西学者的研究也有一定的特色。
但是，如果对照上文提到的江西理学文化资源，目前江西的宋明理学文化研究主要集中在朱子学与阳明学两个领域，对陆九渊心学、元代江西理学和明代朱子学的研究还非常稀少，对江西理学与宗教、文学、民俗等其他文化类型之间的关系，江西理学文化与其他地域理学文化之间的互动与区别等方面也缺乏深入讨论。
三、对未来江西理学文化研究的几点思考
伴随着传承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工程的进展，基于江西历史上丰富的理学文化资源，参照周边的地域文化研究，未来的江西理学文化研究大有可为。除了以上提及的一些具体选题有待加强之外，我们认为，推动江西理学文化研究应注意如下四个问题。有必要说明的是，这四个问题主要是针对江西本土研究者来说的。
首先，兼顾个体独立性与学术共同体意识。现代学术资讯日益发达，学术交流日渐便捷与频繁，学者的个体独立性得到越来越多的尊重，这是独特学术成果产生的重要前提。但是目前江西学者内部的学术共同体意识相对缺乏，朱子学与阳明学研究者之间的对话很少，各自为战的现象较为普遍。这既不符合传统朱子学与阳明学同属理学的历史事实，也不利于我们合理规划研究重点、协同作战以提升全国影响力。
其次，兼顾地方意识与全国视野。江西理学文化本身具有地方性与全国影响，我们的地方历史文化研究要有乡土情怀，更要有全国视野。重视地方性，有助于揭示江西理学文化产生与发展的地域性原因，发现理学文化作为江西历史文化代表的特性；强调全国视野则意味着挖掘江西理学文化的普遍性和时代价值。此外，江西理学文化研究也需要江西地方学者与全国学者共同努力，尤其是江西学者必须加强与全国乃至全球学界的交流互动。当江西学者在江西理学文化研究的基础上逐渐成为当代江西地方历史文化研究的重要代表，并在全国理学文化学者群体中占据日益重要地位时，也就意味着江西理学文化研究步入了全国地方历史文化研究的先进行列。
再次，兼顾历史性与当代性。江西理学文化研究除了继续研究作为理学史和文化史研究的这一部分，还要注意这一研究的当代意义。江西理学文化研究活动，一方面是传统思想文化在当代的一种重要存在方式，另一方面也是当代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就要求我们的研究不能仅仅停留于旨在增进相关历史知识的专业学术思想史的讨论，而应注意当前社会与人心秩序重建的现实需要，以多种形式挖掘与展示传统理学文化的当代价值，实现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最后，兼顾思想性与文化性。就理学本身的存在形态来说，理学并不是一种纯粹的知识体系，它具有强烈的实践性，渗透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构成一种复杂的文化形态。作为一种文化形态，江西理学的产生，与江西独特的文化传统如隋唐时期的江西禅宗文化有着内在的关联。江西理学深刻影响着江西传统的地方治理、家族规范、民间习俗、文化教育与宗教传统。就理学文化的研究来说，兼顾思想性与文化性是其内在的必然要求。我们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理学思想的层面，就理学思想对地方文化其他层面的渗透与影响还缺乏足够深入的关注，这一点是目前江西理学文化研究亟待突破的重要问题。十八大以后，在思想文化领域有两个系统工程非常重要，一是构建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二是传承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前一个涉及思想理论的建构，后一个则涉及文化系统的建设。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守住传统，强化研究特色与优势。比如，在朱子门人后学以及江右王门的研究方面持续产出更多成果；注意挖掘江西理学的独特文化形态，进一步明确江西地方历史文化的整体性特征与时代价值。江西理学文化研究只有兼顾这两方面的要求，才能在参与当前哲学思想体系建构的同时，成为当前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总的来说，在江西理学文化研究方面，我们当前的研究力量还比较零散，整体研究实力相对薄弱，有必要在更新视野的基础上，加强学界交流互动，整合研究力量，坚持特色与优势，力争产出更多标志性成果，在当代江西文化建设事业当中发挥更为重要、更为基础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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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邓庆平.朱子门人与朱子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
［6］黄宗羲.明儒学案［M］.北京：中华书局，2008.
［7］陈正夫.陈正夫自选集：第2集［M］.厦门：鹭江出版社，2009.
（原载《河南教育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2期，作者单位：江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附注
①辻本雅史，日本中部大学副校长，京都大学教育学研究科名誉教授。著作有《近世教育思想 史の研究（近世教育思想史之研究）》（思文阁出版，1990年），《教育を「江戸」から考える〜学 び•身体• メディア（透过"江户"思考〜学问、身体、媒介）》（日本放送协会出版，2009 年）等。
② 原题：《江戸の学びと思想家たち》,岩波文库，2021年11月。
③此论点根据唐木顺三《現代史への試み一型と個性と実存（对现代史的尝试——型、个性、实 存）》（筑摩书房，1949年）。
①吾妻重二，关西大学文学部综合人文学科亚洲文化专修，教授。著有《朱子学の新研究》（创 文社,2004）、中文版《朱子学的新研究——近世士大夫思想的展开》（傅锡洪译，北京：商务印 书馆,2017年），《家礼文献集成日本篇》1〜10（关西大学出版部，2010-2022年）。
②原题：《日本における《家礼》式儒墓について一東アジア文化交渉の視点から（二）》,《关西 大学东西学术研究所纪要》第五十四号，2021年4月，第3-28页。
①下川玲子，爱知学院大学文学部教授.主要著作为《朱子学から考える権利の思想（从朱子学思索权力的思想）》（ペリカン社,2017年）。
②原题：《朱子学思想と西洋思想との邂逅——キリシタンおよび中江兆民において》,《爱知学院大学文学部纪要》第50号，2021年3月，第224-215页。
③巴鼻庵为洗礼名，本名不详，加贺出身的日本人，曾是禅僧，后于耶稣会学习基督教，1605年著《妙贞问答》，隔年与林罗山针对地球球体说有过论争，最后脱离基督教协助弹压基督教。
④武田祐树，目前为东京大学大学院人文社会系研究科附属世代人文学开发中心特任研究员。
⑤原题：《林羅山の排耶論再考》,《EJ本儒教学会报》第5号，2021年2月，第93-108页。
⑥京都史迹会编，平安考古学会，1918年。国立国会图书馆数位典藏（国立国会図書館デジタルコレクション）公开图像。
①题目直译为：天堂与宇宙之间——18世纪韩国对西方知识的选择。
②作者提到1699年，中国政府允许韩国公使馆的成员购买历史书以外的书籍。1712年，边界问题通过在长白山竖立界碑的方式得到解决后，韩国的公使馆成员被允许在北京自由活动，也可以访问耶稣会社区。这意味着他们接触到的书籍首先应该是被翻译成中文的。
①题目直译为：朝鲜文人的（正）义原则（Yiriron）作为政治现实中的道德实践——它在历史背景下的意义和局限性。
②题目直译为：基督教兴起和教育浪潮：朝鲜王朝后期的女性权力。
①题目直译为：山鹿素行的“知”和“行”：对17世纪日本政治思想的贡献。根据相关信息，该文于2017年7月7日答辩，2021年7月4日在线公开。
②题目直译为：死胡同和中间道路：丸山正夫的思想史和个人行动之间的关系。
①莫尔彻教授任职于瑞士巴塞尔大学，魏希德教授任职于荷兰莱顿大学，本书亦由阿姆斯特丹大学出版社出版。虽第八章作者伊佩霞和梅泽夫来自美国，然出版方相关单位均在欧洲，此处亦进行摘录。
②题目直译为：在宋代中国和文艺复兴时期的罗马给公众提供及时的／适当的告示。
③题目直译为：诗歌文本传统形式的文体编纂（以第一部诗歌理论作品《毛诗序》为基础）。
④标题直译为：王守仁的伦理认识论和认识的双重性质。
①标题直译为：孟子论寡欲养心（7B.35）。7B.35：“养心莫善于寡欲。其为人也寡欲，虽有不存焉者，寡矣；其为人也多欲，虽有存焉者，寡矣。”
②孟子曰：“饥者甘食，渴者甘饮，是未得饮食之正也，饥渴害之也。岂惟口腹有饥渴之害？人心亦皆有害。人能无以饥渴之害为心害，则不及人不为忧矣。”作者认为与对食物和饮料的感知相似，极度饥饿或口渴会扭曲一个人的味觉感知；而欲望同样会使心扭曲对价值的感知。
①鉴于多语种的搜索与理解难度，笔者或存在一定疏漏，尚请读者指正谅解。
①蔡仁厚先生在《江右学风与学术：＜江右思想家研究＞序》（《江右思想家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中定位江西为“理学的心脏地带”，陈来先生在《（朱熹与江西理学）序》（《朱子学刊》第17辑，江西高校出版社，2007年）中也视江西为“宋元明理学发展的最重要的地区”。
①据杨柱才先生介绍，在20世纪60年代初，江西学者陈正夫先生等曾计划对江西历史上的理学文化展开研究，并进行了初步分工。
①此前仅有张立文先生1981年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朱熹思想研究》一书。
①《朱子学刊》创刊于1989年，每年一辑，从2019年7月开始更名为《朱子学研究》，每年出版两辑。
知识出处
《朱子学年鉴.2021》
出版者：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本书共9部分：特稿、朱子学研究新视野、全球朱子学研究述评、朱子学书评、朱子学研究论著、朱子学研究硕博士论文荟萃、朱子学学界概况、朱子学学术动态、资料辑要。收录《融突和合论——中国哲学元理》《明清朱子学将是宋明理学研究的新增长点》《2021年度中国台湾朱子学研究成果简介》等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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