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关于女子婚服，《家礼·婚礼》记载婚礼当天“女盛饰，姆相之，立于室外南向”①。可知婚礼当天，女子应着盛服。同时《家礼·通礼》云：“凡言盛服者，有官则幞头公服带靴笏。……妇人则假髻大衣长裙。女在室者冠子背子，众妾假髻背子。”②并引《司马氏居家杂仪》内容言：“男子夜行以烛，妇人有故出中门，必壅蔽其面（如盖头、面帽之类）。”③则朱子所言女子盛服为三等。一等为假髻、大衣、长裙，是已婚妇女盛服；二等为冠子、背子、长裙，是未出嫁女子盛服；三等为假髻、背子、长裙，是妾室盛服。同时按规定当时女子出中门应使用盖头、面帽之类物品遮蔽面部。由此可勾勒出女子婚服的基本形制为：假髻、大衣、长裙、盖头等。现依次考之如下。
  （一）假髻
  假髻又称“假紒”“特髻”，是古时妇女所常用的一种由人工制造、加配于真发之上以供装饰之用的发髻。《毛诗注疏》孔颖达疏曰：“言编若今假紒者，编列他发为之，假作紒形加于首上。”④可见其起源颇早。编制假髻所用材料最早为他人发丝，多取自奴隶或社会底层妇女，后世多用马尾、羊毛，以及金银丝等替代品为之。
  《异苑》载，晋太元中，王公贵妇所带头饰颇多，“必缓鬓倾髻以为盛饰，用发既多，不可恒戴，乃先于木及笼上装之，名曰假髻，或名假头，至于贫家不能自办，自号无头，就人借头”⑤。贵妇盛妆时所佩戴头饰颇多，固定首饰所需头发更多，自身发量往往难以满足需要，即便自身发量足够，也会因首饰沉重而难以持久，故做假髻为之，既美观又簪戴方便，且可不使真发过于承重。当时以此为服妖，至隋唐时方盛。
  《隋书》载：“皇后谒庙……首饰则假髻、步摇，俗谓之珠松是也。”⑥《大唐郊祀录》更详述假髻变革历程云：“秦变古制旧法，扫地而尽，故郑君约汉制推之。晋制长公主已上得有步摇、约珥，至隋改首饰为花树之数，自皇后下达皆有差降，皇唐因之。”①并言这种隋代命妇着礼服所佩戴的饰品，至唐时“有笼头花，金银珠翠前后垂饰，达于庶人，女嫁皆假之为仪”②。可见自唐代起假髻就已经成为女子出嫁之必备物品了。
  （二）大衣
  《朱子语类》言及“大衣”之处有二，一为：“《苍梧杂志》载‘背子’，近年方有，旧时无之。只汗衫袄子上便着公服。女人无背，只是大衣。命妇只有横帔、直帔之异尔。背子乃婢妾之服，以其在背后，故谓之‘背子’。”③另一为：“因言服制之变：‘前辈无着背子者，虽妇人亦无之。士大夫常居，常服纱帽、皂衫、革带，无此则不敢出。背子起殊未久。’或问：‘妇人不着背子，则何服？’曰：‘大衣。’问：‘大衣，非命妇亦可服否？’曰：‘可。’僩因举胡德辉《杂志》云：‘背子本婢妾之服。以其行直主母之背，故名“背子”。后来习俗相承，遂为男女辨贵贱之服。’”④由朱子之言可知，“大衣”本为命妇礼服，后来逐渐发展为妇女通用之礼服，与“背子”相别，以明尊卑。命妇则在“大衣”之外加着“帔”以别于普通妇女。
  《事物纪原》卷三载：“商、周之代，内外命妇服诸翟。唐则裙襦大袖为礼衣，开元中，妇见舅姑，戴步摇、插翠钗。今大衣之制，盖起于此。《实录》大袖在背子下，身与衫子齐而袖大，以为礼服。疑即此也。”⑤其间既言“大衣”，又言“大袖”。又，《册府元龟》载：“宰相裴度于汴州状后判曰：‘妖繇人兴水不自作，牒宋汴观察使填塞讫报，时人皆以为当，德裕后为淮南节度使又奏，比以妇人长裾大袖，朝廷制度尚未颁行，微臣之分合副天心。比闾阎之间袖阔四尺，今令阔一尺五寸，裙曳四尺，今令曳五寸，事关厘革，不敢不奏。’”①此处不称“大衣”，只言“大袖”，而其所述“大袖”形制与《纪原》所言大衣相同，《纪原》既言本朝“大衣”之制源于唐之大袖礼衣，则可推知“大衣”应为“大袖衣”之简称，“大衣”与“大袖”二者本为一物。同时《事类备要》载：“大衣者，今宽衫为妇人礼服，非命妇皆可着。”②《都城纪胜》亦载：“中秋节前后开沽新酒，各用妓弟乘骑作三等装束：一等特髻大衣者，二等冠子裙背者，三等冠子衫子裆袴者。”③可知如朱子所言，“大袖衣”确为当时妇女之礼服，命妇与常人皆服之。
  《宋史·舆服志》载：“其常服，后妃大袖生色领，长裙，霞帔，玉坠子，背子生色领，皆用绛罗，盖与臣下不异。”④《说文解字》云：“绛，大赤也。”⑤绛罗为一种红色的织物。按《宋史》所记，后妃平日所着之大袖礼服，应为绛罗制成，同时命妇之礼服亦用绛罗。于此《文献通考》所述更详：“孝宗乾道中，中宫常服，有司进真红大袖，红罗生色为领，红罗长裙，红霞帔，药玉为坠。背子用红罗，衫子用黄红纱，裆袴以白纱，裙以明黄，短衫以粉红纱为之。”⑥以此，则“大袖衣”之服色当为红色。
  《朱子语类》载，朱子云“士婚礼谓之‘摄盛’，盖以士而服大夫之服，乘大夫之车……重其礼而盛其服”⑦。“摄盛”为古时婚礼中特有的礼仪习惯，即为了显示礼仪之隆重，亲迎当日，成婚之男女可以穿戴高于自己身份地位的服饰。郑玄云：“亲迎虽亦己之事，摄盛服尔，非常着之服。所以亲迎摄盛服者，以亲迎配偶一时之极，故许其摄盛服。”①此时着盛服是为了表达对礼仪的重视，以及对配偶的尊重，故宋时亦是如此。《梦粱录》嫁娶篇所记成婚时男方家送给女方的聘礼有“销金大袖，黄罗销金裙，缎红长裙，或红素罗大袖缎亦得。珠翠特髻，珠翠团冠，四时冠花……催妆花髻，销金盖头等”②。其中“销金大袖，黄罗销金裙，缎红长裙，或红素罗大袖”，无论从形制还是颜色上都与后妃、命妇之大袖礼服相类，可见宋时亲迎之日，新娘摄命妇之服应为旧俗。《事林广记》卷十所载拦门诗“绛绡银烛拥嫦娥，见说有蚨办得多”③，形容新妇装束时，特言绛绡，亦可为婚服颜色之佐证。
  （三）长裙
  《释名》云：“裙，下群也，连接裾幅也。”④裙，为古时女性与上衣搭配穿着的常用下装。《事物纪原》载：“古所贵衣裳连，下有裙随衣色而有缘。……隋炀帝作长裙十二破，名仙裙，今大衣中有之，隋制也。”⑤因与上衣搭配服用，故作为礼服服用时，裙色通常随衣色。裙长视上衣形制不同而有所不同。作为礼服与“大袖衣”搭配穿着的裙，裙长通常较长。《文献通考》所记孝宗朝中宫常服上衣真红大袖，下着红罗长裙；《梦粱录》载新娘所着礼服上衣为红素罗大袖，下着缎红长裙，皆依此例。
  （四）盖头
  盖头即新妇蒙首所用之红巾，新妇登车前，以红巾蒙首，至夫家后揭之。清代顾广誉所著《四礼阙疑》载：“女子出门必拥蔽其面，蒙头即拥面也。俗谓之盖头，以锦为方帕，横直四尺。”⑥顾广誉认为，此俗起自魏晋之拜时，后世相沿遂成定制。
  《通典》载：“拜时之妇，礼经不载，自东汉魏晋及于东晋，咸有此事，按其仪或时属艰虞，岁遇良吉，急于嫁娶，权为此制。以纱縠幪女氏之首，而夫氏发之，因拜舅姑，便成妇道，六礼悉舍，合卺复乖。”①拜时为一种简易婚礼，起于东汉，至魏晋方盛。其礼以纱縠蒙新妇之首，送至婿家，拜舅姑后即礼成，古之六礼皆舍而不用。其程序虽与礼经不符，但其中蒙首之俗却传至后世沿为定制。唐时新妇“以蔽膝覆面”②，宋时则皆用盖头。《二程文集》言：“婿搢笏举妇蒙首。”③“蒙首”下注“盖头也”④。《梦粱录》载：“遂请男家双全女亲，以秤或用机杼挑盖头，方露花容。”⑤朱子所作《赵婿亲迎礼大略》中亦言“婿为妇举蒙头”。可见宋时亲迎新妇用盖头覆面已成定制。
  （五）霞帔
  关于霞帔，《事物纪原》卷三载：“三代无帔说；秦有披帛，以缣帛为之；汉即以罗；晋永嘉中，制绛晕帔子；开元中，令王妃以下通服之。是披帛始于秦，帔始于晋矣。今代帔有二等，霞帔非恩赐不得服，为妇人之命服；而直帔通用于民间也。唐制，士庶女子在室搭披帛，出适披帔子，以别出处之义，今仕族亦有循用者。”⑥则知帔始于晋。宋代之帔有两等，霞帔为命妇之服，非君赐不可服，直帔为士庶女子出嫁时特有之服。《（淳熙）三山志》载，当时闽地妇人“非命妇不敢用霞帔”⑦，朱子亦言“命妇只有横帔、直帔之异”，可知当时确是如此。
  （六）出土材料
  《家礼》所述女子婚服由假髻、大衣、长裙、盖头、帔子构成，其具体形制文献描述并不清晰。关于“大衣”形制，仅丘浚《文公家礼仪节》一条材料似与之相关，“妇人服制，大袖，用极粗生麻布为之，如今妇人短衫而宽大，其长至膝，袖长一尺二寸”①。材料所述之“大袖衣”，为丧礼所服之衣，应当是一种对襟长衫，长衫衣长过膝，两袖宽大。而此对襟长衫是否即为文献记载之“大袖衣”，尚不确知。所幸近年考古发现中宋代墓葬颇多，丝织品的出土亦不在少数，历史文献中不可确知的内容，依靠出土资料或可查得一二。
  近年考古发现的南宋墓葬中，出土丝织物较多的主要有江西德安周氏墓和福建黄昇墓。两墓中均出土了大量的随葬服饰，这些服饰是帮助我们了解南宋妇女服饰形制的珍贵资料。
  1.江西德安周氏墓
  江西德安周氏墓墓主周氏为隆兴府武宁人，生于嘉熙四年，卒于咸淳十年，曾封安人，为南宋命妇。据出土简报记载，周氏“随葬的衣物和丝织品中有袍45件、上衣1件、罗带1件、丝绵袄3件、裤6件、裙14件……”其中“广袖袍2件，罗质，对襟及贴边为金褐色绢，两袖下垂呈袋状。袍长120—122、袖通长160—170、腰宽61、袖宽33—35厘米”；“罗带一件，金褐色素罗制成，出土时置于死者胸前……带端系有一心形鎏金银香熏”；“裙分单裙和夹裙两种……一般都是下摆略宽于裙腰，腰的两端有系带”。②（具体形制如图13）
  2.福建黄昇墓
  福建黄昇墓为南宋皇室宗亲赵与骏与原配夫人黄昇、继室李氏的合葬墓。墓室三圹，左、中两圹都损毁比较严重，唯有右圹保存尚好。右圹为赵与骏原配妻子黄昇的墓室，黄昇十六岁嫁与宋太祖第九世孙赵师恕之子赵与骏，成婚次年（即淳祐三年）夭亡。其为南宋宗室贵妇，随葬服饰及丝织品多达354件，其中“袍9件，衣46件，背心8件，裤24件，裙21件……”②黄昇出土时全身穿戴完好，佩绣花绶带（见图14），上身着衣9件“从外到内依次是：褐色罗镶花边广袖袍、褐色暗花罗镶花边窄袖袍、褐色罗镶花边夹衣、褐色华绫镶花边夹衣……”③，下身11件“由表及里顺序为：烟色罗洒金双凤穿牡丹褶裥裙、褐色牡丹花绫镶花边裙、黄褐色花绮两外侧开中缝合裆裤……”④由这一顺序可看出，黄昇出土时最外层的着装是：上着“褐色罗镶花边广袖袍”，佩绣花绶带（见图14），下穿“烟色罗洒金双凤穿牡丹褶裥裙”（见图15）。
  按照《礼记·丧大记》“衣必有裳，谓之一称”⑤的说法，逝者所穿着的衣服，必须成套，有上衣就有配套的下裳，这样一套的衣服称为“一称”。据《政和五礼新仪》记载，逝者入殓时“陈殓衣九称，于东房西领南上（谓，朝服、公服各一称，余皆常服，不足，各随所办，下同），非正色不入，绤不入……”⑥由此可知，当时逝者入棺时除贴身之衣外，还要穿着数套服装，穿在最外层的服装，为与其生前身份相应最隆重的着装，即盛服。黄昇上着“褐色罗镶花边广袖袍”，佩绣花绶带，下穿“烟色罗洒金双凤穿牡丹褶裥裙”，与前文所说的命妇着大袖衣、长裙，佩霞帔的礼服形制相符。且黄昇所穿着的广袖袍、绶带、长裙的形制与江西周氏墓出土的袍服形制相同。周氏曾被封为安人，黄昇则是宗室贵妇，二人均属命妇之列。综上所述，可推知黄昇与周氏所穿着的广袖袍、绶带、长裙，即为文献中所记载的大袖、长裙、帔子。
  如前文所述，据《家礼·婚礼》载，南宋时女子于婚礼当天身着盛服。结合朱子在其他文献数据中的描述可知，当时女子出中门须遮蔽面部，所谓盛服是指大袖衣和长裙，且这种服制本为命妇礼服。关于礼服颜色，《宋史》云“皆用绛罗”，《文献通考》更清楚记述“真红大袖，红罗生色为领，段红长裙”，可知此礼服，衣、裙皆为红色。《梦粱录》的记述进一步印证，这种礼服在南宋时的确广泛应用于婚娶之中。文献对礼服的具体形制记载虽不明确，但是通过与同时期墓葬所出土服饰实物进行比对，依然可以清楚地得出这种礼服的形制。礼服上衣为对襟大袖衫，下裳为同色长裙。大袖衫直领、通缘，衣长过膝，两袖宽大，领缘通过销金、刺绣等方法饰以仿生花卉。长裙多为褶裙（如图16）。命妇还会在上衣外佩戴霞帔，霞帔同衣色，由双罗带一端相连制成，相连一端呈“V”形，尖处坠有玉或金银饰物，不相连一端平齐，近平齐端有固定用小带（如图17）。穿着时，将平齐端放入大袖衫后三角形衣袋中（如图18）。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朱子在《家礼》中所记载的女子婚服应为红色大袖衫，红色长裙，同色盖头。命妇会在礼服外加佩霞帔，霞帔同衣色（如图19）。女子着此婚服行婚礼时，红衣红裙，高髻盛饰，以盖头覆面。简洁大方而又不失喜庆，体现了宋代服饰与前代不同的审美风格。这一婚服与唐代女子在婚礼时所穿着的以青色为主色的“钿钗礼服”，无论在形制还是颜色上都大为不同①。中国女子婚礼服装崇尚红色的风俗或自此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