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上述研究分成四个系统范畴，对于朱子学和明初诗学进行讨论。第一个范畴是诗歌本源论，朱子以“心性情三分”的天道观和本体论的思想，一以贯之于其诗学当中，特别强调透过心知，在认知过程中，对于认知客体的分析与思辨。也就是说，心与物对应之后所产生的感发，此感发会透过“言”与“行”来实践，“言”当然不只是诗歌，同时也包括着各种文类与艺术的表述形式。简单来说，就是认知心在感物过程中，会进行对于外在客体的选择，进而在心知之思也会出现邪与正的分向，所以按此论述脉络，诗歌的本源价值必须返归到圣人之言与经书义理，那么“诗三百”就理所当然变成“神主牌”，成为诗歌创作的本源与价值归趋。而胡翰提出“物→形→声→言→文（言之精）→诗（文之精）”的推导图示，刘基谈到回归天理本源的理想与价值，乌斯道等人谈到乾坤二气回归圣人之教，其实都是朱子诗学的流衍与诠释。
  就创作论而言，格物变成朱子诗学的基本原则，涵养成为平日内在的道德工夫，换言之，格物是为了增加广博的学识，是一种外部的察识，而涵养则是于心之静态的状态下，进行回归天理的养气过程。因此朱子一方面强调后天学养的积累，透过后天的知识与经验，广泛理解天地万物的所有知识，提升文学创作，刘基与朱右基本上都承继了这个格物的脉络，对于“学问”的定义置于其实是“无所不学”的广义看法。另一方面，朱子要人从心上涵养，不要只汲汲文字表面，只有先在心上充养道德之气，方能贯通在认知对象之上，王行与贝琼谈到养气蕴德，就是这个脉络的诠释与体现。
  就功能论而言，朱子一方面透过周王室“献诗”与“采诗”的思辨，强调诗教的功能，同时也论及回归“诗三百”价值根源之后的“感兴”，以此联系作者与读者，认为诗之所以为教，不仅仅是先王为政的意义，也是诗歌对个人情志之感发，向内是修身，向外则是诗教，理性层面是诗教，而感性层面则是诗人的真情，诗教则必须“发乎情，止乎礼义”，因而“真情”与“诗教”两者必须合而为一，感性的心灵也必须有道德价值的归趋。从刘基、王祎、方孝孺到妙声等人，都掌握并继承了这样的脉络，不但论及了诗道有美刺、咏歌的功能，而且能够透过具备感染力的传播方式，移风易俗，这也就是妙声所言的“仁声化民”，而朱子对于个体情志的兴发，也赋予了明中叶以降“个体启蒙”的另一种契机与端倪。
  就读者批评论而言，朱子论读诗的方法源于“讽诵”两字。然而朱子对于“讽诵”的定义，就是不要读诗之人一开始就受到传统经学章句训诂的束缚，去追求零碎而片面的诗歌训解，所以提出“滋味说”，强调自然平淡的读诗（学诗）之法，“以诗说诗”“直考诗之本文”，才能得到“诗人本意”。这是一种在直观的熟读中得到直觉的感发，而王行与张以宁等人，都延续此观点，认为诗歌的书写必须造语自然，接受者便能直接从其中得到相应的感发，不必溺于文字的拆解，诗歌书写当然就能成为天理自然的呈现，无须矫揉造作。
  然而，朱子一方面在作者论中，透过格物说作为学养的累积，要诗人增加广博的学识，作为创作的根基，另一方面却在读者论中，提出不要受到章句训诂解诗的束缚，透过一种讽诵之后的直觉进行解诗，如此才能回归诗之本然面貌，这两者之间，是否产生一种矛盾与冲突？毕竟格物便是知识经验的积聚，作者在诗歌创作中呈现自身的知识经验，读者是否也必须透过经验的再生，才能进入诗歌呈现的情感与境界，而经验的再生，便必须先读懂并且理解诗作的形式、用典、结构等部件，才能有可能进入感通的状态，或许此时章句训诂就会成为一种诠解的方法。但实际上朱子并未反对章句训诂解诗之法，而是希望读者能够先以内在情意的感兴作为基础，再进入诸家说解，如此才能将情意与章句进行自然而然的整合。
  经过本文分析，从前言部分论及朱子学自宋代以迄明初，逐步被统治者作为主流学术的外部建构历程，第二节至第五节从诗学理论的角度，分成四个范畴对于朱子诗学和明初洪武、建文时期的继承与诠释进行对照与分析，的确不难发现朱子学对于明初诗学的影响脉络极为清晰而深刻。而这样的影响在永乐年间被以江西派为主体的台阁诸公继续发扬，直至李东洋与茶陵诗派，可以说是达到高峰，同时也产生新变。而陈献章思想的启蒙，影响了后来的阳明心学，使得明中叶以降的诗学诠释，走向了依旧回归朱子学的“复古”与泰州学术共构的“性灵”两条进路的辩证与拉扯。这样的发展历程，都有待未来再撰文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