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朱子论读诗之法云：
  因说：“读诗，惟是讽诵之功。”上蔡亦云：“诗须是讴吟讽诵以得之。”某旧时读诗，也只先去看许多注脚，少间便被惑乱。后来读至半了，都只将诗来讽诵至四五十过，已渐渐得诗之意。却去看注解，便觉减了五分以上工夫。更从而讽诵四五十过，则胸中判然矣。
  因说如今读书，多是不曾理会得一处通透了，少间却多牵引前面疑难来说，此最学者大病。①
  首先可以发现朱子论读诗的方法仅“讽诵”两字，然而朱子对于“讽诵”的定义，先排除掉传统经学章句训诂的束缚，要人先别看脚注，纯粹以内在心知直面文本。钱穆说：“此见朱子能以文学家眼光读诗。逐诗下讽诵工夫，而亦并不忽去注解，及其结果，乃能以文学上之自得，而解脱了经学之束缚。”②也就是说直观文本，讽诵涵咏是为了兴发自身与诗歌之间的情感关系，“古人说诗可以兴，须是读了有兴起处，方是读诗”③。这是一种直截易懂的读诗方法，其实便是一种回归接受者的内在之意的诠释进路。《朱子语类》卷八〇《诗一·论读诗》云：
  问学者：“诵《诗》，每篇诵得几遍。”曰：“也不曾记，只觉得熟便止。”曰：“便是不得。须是读熟了，文义都晓得了，涵咏读取百来遍，方见得那好处。那好处方出，方见得精怪。见公每日说得来干燥，元来不曾熟读。若读到精时，意思自说不得。”④
  《朱子语类》卷八〇又云：
  因说学者解《诗》，曰：“某旧时看《诗》，数十家之说，一一都从头记得。初间那里敢便判断那说是，那说不是。看熟久之，方见得这说似是，那说似不是。或头边是，尾说不相应。或中间数句是，两头不是。或尾头是，头边不是。然也未敢便判断。疑恐是如此。又看久之，方审得这说是，那说不是。又熟看久之，方敢决定断说这说是，那说不是。这一部《诗》，并诸家解，都包在肚里。公而今只是见已前人解诗，便也要注解，更不问道理。只认捉着，便据自家意思说。于己无益，于经有害，济得甚事。”⑤上述两段文字，很清楚地呈现了前述钱穆的观点，也就是朱子不以经学家的角度读诗，要人不要受到批注的影响，反而应该先据“自家底意思”，从反复诵读中，读出感发之兴味，直接从原典入手，“以诗解诗”，从上下文意的联系进行对于诗歌的诠释，不能将一首完整的诗作章句割裂与孤立。其云：“某解《诗》，多不依他序，纵解得不好，也不过是得罪于作序之人。只依序解，而不考本诗上下文意，则得罪于圣贤也。”①如果把诗序或是各家批注作为读诗的指导原则，反而无法得到诗人之本意，同时也无法兴发生命的志气。因而朱子论读诗，其实是站在一个读者（接受者）的立场，希望读者透过诗歌兴起自身的发想与感动，所谓“看诗，不要死杀看了，见得无所不包。今人看诗，无兴底意思”②。唯有这种不被先入为主的章句训诂宰制的读诗法，才能产生深刻的诗意与诗歌批评，也不会产生诠释的谬误，“曲为之说”。所以朱子提出了“滋味说”作为读者的读诗之法或者可以说是批评方法。《朱子语类》卷一一四曰：
  大凡事物须要说得有滋味，方见有功。而今随文解义，谁人不解？须要见古人好处。如昔人赋梅云：“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这十四个字，谁人不晓得？然而前辈直恁地称叹，说他形容得好，是如何？这个便是难说，须要自得言外之意始得。须是看得那物事有精神，方好。若看得有精神，自是活动有意思，跳踯叫唤，自然不知手之舞，足之蹈。这个有两重：晓得文义是一重，识得意思好处是一重。③
  在这段关于“滋味说”的引文中，可以发现朱子提出与过往章句训诂解诗法相异的几个重要观点：
  1.直面文本并非随文解义，也不是望文生义，而是必须透过自身知识的累积与经验的再生，唤起与诗歌相应的感动，这必须让自己透过对于文本的讽诵与熟读，在直觉的感受中，从诗歌之言兴发出言外之意。
  2.因而朱子区分出来两个读诗的状态，一种叫作“晓得文义”，另一种叫作“识得意思好处”，章句训诂批注之学，最多只能让读者了解每一句的文义，却往往在逐句诠释的过程中，读者的情感被章句束缚，无法得到内在的感发，当然也谈不上情志的兴起。后者则是感兴在前，读者不必先去从字面上分析句法、结构、典故来源等细节问题，反而应从大处着手，先让自己对此诗读出“滋味”，产生感动，这才是“第一义”。
  3.而按朱子格物之说，朱子认为平时积累的知识与经验，才是读诗的基础，这些知识与经验在直观文本，涵咏颂读之际，会自然浮现，提供给读者相应于自身再生经验的感兴，这其实便是平日心知的涵养。唯有长期的涵养，才能在察识之时，产生深度的对应。
  4.但朱子亦不反对“经学家”解诗之法，然而需有先后顺序，必须先以“识得意思好处”作为首要之法，感发生命之情志为主，在直观的熟读后，获得活的诗意，再进入诸家说解，才能分辨各版本说解之异同。《朱子语类》卷八〇《诗一·论读诗》云：
  善可为法，恶可为戒，不特《诗》也，他书皆然。古人独以为“兴于诗”者，《诗》便有感发人底意思。今读之无所感发者，正是被诸儒解杀了，死着《诗》意，兴起人善意不得。①
  这便是“以诗说诗”之法，先得其感兴之钥，再进而对章句分解析论，朱子借此将诗歌的地位从经学的观念中脱离，进入文学的诠释视野，在这样的观念之下，诗歌的传播就变得更为重要，也更能探究到古代诗歌在诗教系统的内涵与概念。毕竟诗歌的本质在于情志，其能移风易俗，也在于文学本身对于民众情感的兴发，倘若读诗或批评固着于章句训诂之学，的确无法感发人心，改易风俗，唯有回归文学的诠释，回到过往“诗乐合一”的传播思想，才能强化诗歌的价值与功能。
  朱子说：“看道理，须要就那大处看，便前面开阔。……那个大坛场，不去上面做，不去上面行，只管在壁角里，纵理会得一句，只是一句透，道理小了。”①明初江西诗人陈谟云：“文以气为主，以意为辅，以辞为术。”②可以说是对朱子上述之说，下了一个很准确的脚注，所谓辞若只是术，那么对辞的章句训诂，当然也成为一种术，因此书写者以心知为书写之始，传递诗人内在之意，辞则是一种表述方式，所以读者当然不必汲汲营营于辞之训解，反而应该从言外之意推至心知之情志。危素亦云：“后世之学几与古异，局于章句文词之末，究其归不足以明体而适用，圣人之道微矣。”③所谓的体，就是朱子所言读诗须从大处看，而章句文辞不过就是枝微末节之事，学者不应于此用力，而应就诗之意涵与情志着眼，上达天理。朱子《与巩仲至书》云：
  以李杜言之，则如李之古风五十首，杜之秦蜀纪行，遣兴，出塞，潼关，石濠，夏日，夏夜诸篇。律诗如王维、韦应物辈，亦自有萧散之趣，未至如今日之细碎卑冗，无余味也。
  又云：
  古人之诗，本岂有意于平淡哉？但对今之狂怪雕锼，神头鬼面，则见其平。对今之肥腻腥臊，酸咸苦涩，则见其淡耳。自有诗之初，以及魏晋，作者非一，而其高者无不出此。
  从朱子论作诗与读诗，从滋味说到反章句训诂，不难发现朱子的批评最高标准在于自然平淡，而非苦心作诗，苦心便是刻意造作，造作便会“细碎卑冗”，毫无余味，所以朱子严厉批评时人作品各种雕镂矫揉的面貌，强调要对照古人之诗，以“平”与“淡”的批评原则作为判准。所谓平淡两字，朱子将其定义在“自然”两字之上，其实就是从心中自然流出之诗，并非雕镂做作之诗。唯有如此，才能回归“诗三百”，因为天理亦为生命之应然。朱子《跋病翁先生诗》云：
  余尝以为天下万事，皆有一定之法，学之者须循序而渐进。如学诗，则且当以此等为法。……变不可学，而不变可学。故自其变者而学之，不若自其不变者而学之。①
  对于朱子而言，论诗集是论学，即是论道德工夫，因此其言不变可学，正是在于不变者是自然永恒的规律，毫无一丝矫揉造作，便是天理，所以才要学诗者甚至于读诗者，从自然平淡中观其天理之不变，若能掌握不变之规律，自身才能建构以规律为价值根源的成就变化。所以不变是本，是体，造作之变则是末，放在每个诗人的风格呈现上，则应该是不变之用，唯有如此，诗歌才能从心上自然流出，又能有比兴之意。明初苏州派诗人王行云：
  朱子教人为诗须先学韦、柳。韦、柳故不足以尽诗之妙，然由是而往，虽求至于三百一十篇，亦犹洒扫应对求造夫圣贤之域，虽地位有高卑，道里有远近，往之则至，终无他歧之惑矣。②
  从韦、柳上达《诗经》，其实就是从洒扫应对等生活之自然，走向圣贤天理之自然，王行做这样的譬喻，的确抓住朱子诗歌批评的精髓。王行进一步论述“自然”之义：
  工而矜庄，是未免夫刻画；拙而浑朴，是不失其自然也。苟弃其拙而取其工，则是遗自然而尚刻画，岂足与言温柔敦厚之教也哉？③
  我们可以发现，王行继承朱子的思考，认为诗作的书写不必刻意求工，反而应该呈现书写对象最真实朴拙的状态，温柔敦厚的“诗三百”便是如此。所以一首诗的优劣，不在于刻画雕镂的技巧，而在如何表现客观事物或内在情志之“自然”，而“自然”则又是“天理”，就是我们必须回归的道德本源。明初闽中诗人张以宁对此有更深入的论述：
  诗必问学乎？诗非训诂文词也。诗不必问学乎？诗莫善乎读书万卷之杜甫氏也。去古逾远，诗不复列于工歌矣。漓而淳之，浮而沉之，返古之风，完古之气，以追其眇。然既坠之遗音，舍问学何求矣？……故问学者贵乎融者也……①
  所以，从朱子到明初诸家，其实都不反对“拟古”或者“师古”，甚至也会将时人的诗作与古代诗作进行比对和讨论，然而这样的概念，并非字句或是文辞的模仿，反而要排除“训诂文词”。如果只是形式的模仿，没有从胸中自然流出，那其实就无法达到好诗的标准。这样的观点也是朱子对于“变”与“不变”在概念上的继承与发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