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朱子在《诗集传·序》论及“诗歌功能”时云：
  昔周盛时，上自郊庙朝廷，而下达于乡党闾巷，其言粹然无不出于正者，圣人固已协之声律，而用之乡人，用之邦国，以化天下。至于列国之诗，则天子巡狩亦必陈而观之，以行黜陟之典。③
  朱子首先提到周王室透过“献诗”与“采诗”，一方面借着列国所献或主动采集的各地诗歌，观察各国的社会状态与风俗习惯，考察各地百姓之生活，作为未来施政之参考；另一方面则将某些诗歌重新协之声律，透过宫廷作为主宰的力量，传布这些诗歌，以之化民成俗，希望能够改变或调整不同地域的不同习尚，以收教化之功，这就是所谓的“诗教”功能。换言之，诗歌不仅反映时代或地域之盛衰，同时也能作为在上位者化民成俗的参考。朱子云：
  曰：“本之二《南》以求其端，参之列国以尽其变，正之于《雅》以大其规，和之于《颂》以要其止。此学《诗》之大旨也。于是乎章句以纲之，训诂以纪之，讽咏以昌之，涵濡以体之，察之情性隐微之间，审之言行枢机之始，则修身及家，平均天下之道，其亦不待他求而得之于此矣。”①
  正因为“自邶而下，则其国之治乱不同，人之贤否亦异，其所感而发者有邪正是非之不齐，而所谓先王之风者于此焉变矣”②。所以朱子从上述学诗的观点，进一步深入阐发诗歌的功能，认为书写的形式便形成一种对于自身行为调养的规矩，笔者先以下图表之：
  章句的结构代表着自我的规范，训诂的过程是一种细节的考察与记录，讽咏则能训练自己兴发内在情思与感染力，涵濡更是一种内在的道德涵养与自省。于是从内部的情性，到外部的行为，都能够透过诗歌的书写，进行修身的历程，这便是诗歌对于个人生命趋向道德的重要功能，最后便能由己及人，治国平天下都能从诗歌滥觞。明初浙东诗人朱右云：
  诗者，发乎情也。情则无伪，故莫不适于正焉。古诗三百篇，其间邪正、忧喜、隐显虽不同，而温柔敦厚之教，无惑于后人。③
  此段引文与刘基所言的“裨于世教”“美刺风戒”，与宋濂所提及“忠信近道之质，优柔不迫之思，形主文谲谏之言”①有着类同之意。正因为诗发于心之情志，但却又要回归天理，所以向内是修身，向外则是诗教，修身需正，而诗教则必须“发乎情，止乎礼义”，所以从朱子到明初诗人，站在“真情”与“诗教”两者必须合而为一的功能论立场，对于“诗三百”的诗歌主题或内容，不会刻意走向两汉道德纯化式的诠释进路，反而如同朱右所言，“诗三百”中就算是邪、忧之类的主题或风格，也都是为了彰显温柔敦厚之教的重要性。一如刘基所言“是故先王陈列国之诗以验风俗、察治忽”②，亦即是明初浙东诗人王祎所说“诗之为用，其托物连类，足以寓人不能宣之意；其引义止礼，足以感人不可遏之情”③。诗歌创作的功能便是用来导正人心与政事，有裨于世教，将诗歌的功用透过回归“诗三百”，向下济民成俗，向上则对在上位者有节制的力量。方孝孺诠释得最为清楚：
  夫人莫不有仁让敬义之心也，恒患不能言之。以其心之所同然者入其耳，戾者化，悍者革，悔者至于涕泣自讼，喜者至于拊手蹈足，此仁声之所以为深者乎？……使治天下者不用仁声化民则已，苟有用者，舍是诗将奚取哉！……今天子方兴三代之政，必以诗道化民。④又云：
  士之立言为天下后世所慕者，恒以蓄济世之道、绝伦之才，困不获施，而于此焉寓之。故其气之所至，志之所发，浩乎可以充宇宙，卓乎可以质鬼神，非若专事一艺者之陋狭也。⑤
  又云：
  当其志得气满，发而为言语文章，上之宣伦理政教之原，次之述风俗江山之美，下之探草木虫鱼之情性，状妇人稚子之歌谣，以豁其胸中之所蕴，沛然而江河流。①
  在第一段引文中，方孝孺透过论证，其实要谈的就是“诗道化民”的功能，他认为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每一个人的价值归趋都应该是道德天理，人们所有的情绪表现，都可以看到天理的影响与昭彰，而治天下者若要采用“仁声”化民，诗歌便拥有最高的感染力，能够兴发每个人道德内省之情思。方孝孺将诗歌作为“仁声”，其实就是透过功能论述，把诗歌创作的地位提升至与天理同样的位阶，那么立言者就背负了让浩然正气充塞于宇宙之间的责任，诗歌创作不再是一种单一的技术（艺术），而是被赋予了从“百科知识”到“经世济民”功能的复合艺术，一方面可以传达生活知识，提升并宣发自己内在之情性，一方面能够表述天文地理、山川风貌。更重要的功能则在于诗人可以透过诗歌作品兴起济世的道德品格，感染为政者与百姓的心志，使社会“风俗淳厚”且人们“志意和平”，这就是“诗教”功能的价值与意义。江西派诗人周是修说得非常精准：
  诗道之关于世教尚矣，其美刺足以正人心，其咏歌足以移风俗，又推其极至于动天地感鬼神亦固莫诗若也。是以有书契以来，上自天子王公贵人以及庶民小子，莫不代有作者。其作而协乎音律、合乎体制、该乎物理，而有补治化者，莫不传于世也。②
  诗道的特色有美刺、咏歌，美刺的功能是为了让人心回归道德天理，属于个体的内省，咏歌则是透过具备感染力的传播方式，移风易俗，属于社会的兴发，若能达成这两者功能或目的，便可以发现诗歌之至几乎可以上达天理。正因为诗歌的功能界定在“世教”，周是修继承朱子诗学思维的进路，依循儒学传统，把正人心、移风俗作为诗歌的功能。由内及外，由自身及天下，垂之后世，更可为范式，如此一来诗歌创作的价值，的确可与天地日月并存不朽，也难怪每一个世代都有许多诗人，透过格物致知的观点，书写诗歌作品，并流传后世，具有超越时空的价值与功能。苏州派诗（僧）人妙声看到了此功能能够寄于大化的原因：
  古者，咏歌谣咢之辞，多出于草野，所以写其悲忧愉佚之情，著其俗尚美恶之故，诗之国风是已。若夫宗庙朝廷，则公卿大夫之述作，雅颂在焉。……发乎性情者，今犹古也。①
  妙声认为诗歌的本质是“发乎性情”，他所谓的诗道便是“遇事而变，杂然并兴，盖有不可胜纪者矣”②。诗歌创作是因情性而作，所以才能变化多端，而古代诗歌多来自于民间草泽，反而更能够直接呈现俗之美恶，反过来说也会因着时代变化，诗歌创作的整体风尚，也会产生不同的状态，所以诗歌不仅记录风俗民情，同时也可以反映世变。因此若能以“诗三百”作为价值归趋，以情性为本，的确是可以产生移风易俗，甚至于帮助变乱时代重新振作的功能，这就是“有功于名教”或“寄大化而善世”，因此诗歌创作就本源论到功能论而言，并不会出现今不如古的看法，反而有如妙声所言“今犹古也”，如此诗歌的价值才会跨越时空，成为永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