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朱子在《〈大学〉格物补传》中谈到格物工夫：
  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①
  朱子把格物作为彰显吾心全体大用之工夫方法，也就是说，我们透过认知心，进行对外在客观事物之理的认识，这样的认知过程，必须符合以下几个概念：
  1.认知方法的深入性。对于认知对象，不仅要能全面掌握其理，更要深入且精细地对各项细节，无论是客体的源流或客体本身，以至于客体的影响，都要充分把握理解。最好能做到“表里精粗无不到”。
  2.认知时间的积累性。格物必须是长时间的累积，所谓“用力之久”，若能透过一定时间对于事物之浸染，所谓真积历久而至，只有在事物上进行精细的钻研，才能把握事物每一面，进而理解事物，这不仅是格物的行为，也会养成人们对所有外在事物的尊重，同时也是道德原则。
  3.认知行为的一体性。朱子云：“知与行工夫须着并到。知之愈明，则行之愈笃；行之愈笃，则知之益明。皆不可偏废。”②又云：“知至，则当做底事自然做将去。”①虽然朱子认为知行工夫有先后本末之别，但同时也言“须着并到”，透过格物工夫，便能养成道德实践的行为与习惯，倒过来说，愈能笃行，那么对客观事物的认识，就愈能广阔与深入，这是一种以知辅行，以行证知的辩证思维。
  4.认知对象的广泛性。朱子云：“某旧时亦要无所不学，禅、道、文章、楚辞、诗、兵法，事事要学。”②所以对朱子而言，认知对象不限于经书等儒家典籍，反而要透过各种类型的知识，去建构一个博学的世界，先达成博学于文的要件，透过大量知识的积累与实践，便可上达天理。
  5.认知范畴的多元性。朱子云：“学聚、问辨，明善、择善，尽心、知性，此皆是知，皆始学之功也。”③朱子认为认知不只是学问的追寻，认知范畴是多元的，道德行为的表现，道德价值的实践，均为认知的一环。也只有如此，才能使格物作为一种工夫，进而透过所格之物，认识天理，透过实践，达到圣人之境。
  由上述的分析可发现，按朱子的格物论进行诗学的论述，就必然强调后天学养的积累，毕竟先天的才气无法更动，后天的知识与经验的确会成为提升文学创作所必备的工夫，朱子所言格物便成为文学创作的工夫进路。而认知的范畴不仅是儒家经典，按朱子自身经验，可以广泛到理解天地万物的所有知识，都能置入格物的概念当中。有了这样的知识，才能将道德实践于平常日用中。而学诗便必须充分格物，所格之对象，首要为《诗经》，此为学诗之大本，朱子云：
  曰：“然则其学之也当奈何？”曰：“本之二《南》以求其端，参之列国以尽其变，正之于《雅》以大其规，和之于《颂》以要其止。此学《诗》之大旨也。于是乎章句以纲之，训诂以纪之，讽咏以昌之，涵濡以体之，察之情性隐微之间，审之言行枢机之始，则修身及家，平均天下之道，其亦不待他求而得之于此矣。”④笔者先以下图表之：
  朱子将《周南》与《召南》视为学诗之始，二南是郊庙之用乐，“惟《周南》《召南》，亲被文王之化以成德，而人皆有以得其性情之正”①。朱子所云正是回归二南之意，透过其他列国之诗，则能观各地民风之变，作为施政之依据与参考。朱子云：“自邶而下，则其国之治乱不同，人之贤否亦异，其所感而发者有邪正是非之不齐，而所谓先王之风者，于此焉变矣。”②正是借列国之诗，了解列国之变。至于学习雅诗，就算是变雅，也是“贤人君子闵时病俗之所为”，反映了社会现状的病态，诗作通常具备讽刺之意，另外若能透过颂诗的学习，就能试着让书写传达人事与天道结合之理，天地万物之规律均可备于此。
  换言之，透过对于“诗三百”的学习，向内可修身，向外可济民，天文、地理、动植物之学，无所不包，同时还能进行道德的涵养，可以说是诗之根本。无论宋濂所云：“予谓作诗，必本于三百篇。”③或是刘基所说：“予闻《国风》《雅》《颂》，诗之体也，而美刺风戒，则为作诗者之意。……故嘤嘤之音生于春，而恻恻之音生于秋，政之感人犹气之感物也。是故先王陈列国之诗以验风俗、察治忽……”④都可以看到在回归“诗三百”作为本源时，同时也将“诗三百”每一个结构的特色，作为后世学习的标准与价值所在，一方面着眼于诗歌与社会政教的关系，另一方面强调诗人透过格物工夫，将从“诗三百”习得的书写概念，导向民间，济民成俗，呈现诗歌的力量。
  由明初浙东派诗人朱右云“顾材气不足，充其见闻；学问不足，阐其微蕴，不敢以闻诸世人”①，很清楚可以看见朱子格物之学的另一种影响。朱右承继上述朱子对于“学问”其实是“无所不学”的广义看法，认为“学问”不只限定于儒家典籍，而应包含“天文秘奥，疆域图籍，家国兴废之故，史记、传志、诸子百氏之言”②等载籍，并且要“日钞夜诵，考见得失”③，不只是全然地吸收，而要进行思辨与反省，所谓的“格”的概念，在此处便能彰显。如果把格物观念与诗学进行联系之后，进一步讨论初学诗者的“师法”对象，朱子是否有其循序渐进的认知历程？朱子云：
  余尝以为天下万事，皆有一定之法。学之者须循序而渐进。如学诗，则且当以此等为法。向后若能成就变化，固未易量，然变亦大是难事。李杜韩柳，初亦皆学选诗者。然杜韩变多，而柳李变少。变不可学，而不变可学。故自其变者而学之，不若自其不变者而学之。学者其毋惑余不烦绳削之说而轻为放肆以自欺也。④
  朱子在此引文中提出几个观念：第一，他认为万事万物都有自身的规律与法则，凡认知主体，都必须要依循此规律或法则，由浅入深，循序渐进。第二，朱子强调学诗须看那大处道理，自正处学习，亦即是从不变的规律处进行师法，进而再逐步见其变化，最终才能自成变化，这就是学诗门径。明初诗人王行则诠释得相当精细：
  凡学，必先求知也，能知然后可行。苟知之或未至，行之有过差，则跬步之间，致千里之缪，夫岂小故云哉！诗亦学也，故必谨其始焉。朱子教人为诗须先学韦、柳。韦、柳故不足以尽诗之妙，然由是而往，虽求至于三百一十篇，亦犹洒扫应对求造夫圣贤之域，虽地位有高卑，道里有远近，往之则至，终无他歧之惑矣。①
  王行继承朱子格物说的思辨历程，强调学诗历程之始便在于“知”，“始学”必先立其大本，就算是回归“诗三百”的价值根源，也必须透过道德行为的对应，使真知在践履中得到实践。从上述的讨论，可以看见朱子格物说对于明初诗学的启发，这是属于一种外铄的创作工夫，或许可以说是心知动态的察识，但朱子其实更为强调认知本体在静止状态下的涵养，他在《朱子语类》卷一一九《训门人七》提到：
  砥初见，先生问：“曾做甚工夫？”对以近看《大学章句》，但未知下手处。曰：“且须先操存涵养，然后看文字，方始有浃洽处。若只于文字上寻索，不就自家心里下工夫，如何贯通？”②
  这段文字清楚说明朱子将心体（认知本体）与文字（认知客体）做了区隔，要人从心上做涵养工夫，不要只汲汲于文字之表面，只有先在心上充养其道德之气，方能贯通于认知对象，产生正确（善）的认知行为与认知结果。明初诗人贝琼将此诠释成从内而发的工夫，叫作“养气蕴德”：苏黄门曰：“文不可学而能，气可以养而至。是气也，塞乎上下，腾而为河汉，旋而为风雨，薄而为雷电，列而为五岳，激而为海涛，人得之发于文章，所谓气盛则言与之俱盛也。诸家惟能善养吾气，所著不期于古而古，虽有高下轻重，遂与六经诸子并行不朽，岂非一代之豪杰乎？往往取其书熟读、详玩。大砥立言不在于崭绝刻削而平衍为可观；不在于荒唐险怪而丰腴为可乐。此古人，不可至也。古之人不可至，苟有至焉，亦犹射之必为羿，工之必为般，庶乎其不远矣。若蕴德者，其志如此，宜将高视无前而不足于今欤？……蕴德复蹈而为之，不以举世非之，而变，斯能古矣。”①
  贝琼以“养气”作为诗人创作的内部工夫，其基本观点在于形下之气不只充塞宇宙当中，构成自然界的各种变化，同时也是人心与情用，便是朱子所言的形下气心（认知心），诗人必须透过认知心的内部涵养，也就是在静态之时，与天地万物进行流动之气的感应，这是一个体认天理在万物流行的过程。同时在已发之时，透过认知行为，熟读涵咏古人作品，便能完成“养气”工夫，这是兼容已发与未发两面而言。而“养气”便是为了“蕴德”，“蕴德”是要“善言其志”，从“养气——蕴德——善言其志”的过程，便是诗文创作由内而外的工夫历程。贝琼层层推导，就是希望为诗文者能“务合于道，非徒以其词高一世为工也”②，“合道”就是“养气蕴德”的目的，唯有如此，所发之诗才能“求合于圣人”，换言之也才能回归“诗三百”的诗教系统。明初江西派诗人危素论诗云：
  区区模拟其文字语言之末，则岂希圣希贤之道乎？……所谓思诚、慎独、集义、为仁之训，能真知实践于此者盖鲜矣！③
  他在《武威伯诗集序》里透过“闭户却扫，授徒于家，翛然深坐，不接世事”的武威伯，与“冬不炉，夏不扇，夜不就席者数年”的邵雍进行对应，传达出以静观之法修养内在德性的学诗工夫，而修养的方式在于让自己避开与外界接触，进行一种静态的自我涵养，透过“不与人交”，来“拔去流俗”，这样才能使自身在“静态”的环境下，使气心回归到天理，涵养此心之仁义，这也就是上述的“养气”过程。朱子之师李延平也曾提及这样的观点：“学问之道不在多言，但默坐澄心，体认天理，若见虽一毫私欲之发，亦退听矣。久久用力于此，庶几渐明，讲学始有力耳。”①“默坐澄心，体认天理”就是危素所言的“思诚、慎独、集义、为仁”四个涵养吾心的方法，唯有透过如此，才能屏除私欲，让此心充盈浩然之气。而刘崧的说法，则结合了“养气”与“格物”内与外两者创作工夫，其云：
  充之以学，养之以气，约之于其所守，达之于其所施，则天下之事可从而理矣，况于诗乎？②
  “充之以学”便是上述的“格物”工夫，就狭义而言，是指对于《诗经》的充分学习，就广义而言，则包蕴各种知识与学科，能够格得之事物知识愈为充分，便愈能积累书写的材料，这同时是为了有所取法，不会受到古人之拘限，也能回归经典之教；“养之以气”则是一种涵养的内部工夫，为了让自身的心知能够在包蕴天地、万物之中回归道德天理的节制，透过涵养浩然之气，融道德之内省于才性之中，不会在已发时产生从文情到文艺不受控制、过度浮滥的结果，唯有内与外两者作为创作方法，才能达到“约”与“达”并存的书写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