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在明初诗学的研究论著中，研究学者往往把明代《诗经》学作为一个延续元代的流衍，朱熹的《诗集传》就会变成一个重要的聚焦点。譬如杨晋龙进行朱熹《诗集传》与明代《诗经》学影响关系的论证，他说：
  明代诗经学的主流是《诗集传》，故先论其来源与关系，朱学的发展，带动《诗集传》地位的提升，到元仁宗皇庆二年（1313）订定科举程序时，正式把《诗集传》列入科举的官学系统中，不过此时犹与古《注疏》同列，到明洪武十七年（1384）重订科举程序，《诗集传》才完全取代《毛诗注疏》，成为唯一被官方认定的正统诗说。①
  由引文可知，明初诗学的构成，就是朱子诗学的建构历程。其实朱熹去世之后，于宋宁宗嘉定二年（1209）谥曰文，嘉定五年（1212），其《论语集注》与《孟子集注》被列入学宫，作为国定教本。宝庆三年（1227），宋理宗则下诏追封朱子为“信国公”，而后由元至明洪武二年（1369），朱元璋诏天下立学，刊定十二款条约，其中第一款明言：“国家明经取士，说经者以宋儒传注为宗，行文者以典实纯正为主……”②其中朱子的《四书章句集注》成为官方考试的教科书。至洪武十七年（1384）朱元璋重新订定“科举程序”，将朱熹《诗集传》作为皇权唯一认定的诗说版本，取代原用的《毛诗注疏》，成为官方考试在《诗经》上所用的注疏定本。至永乐年间编定《五经大全》则扩及其他诸经，使朱子学宰制了明代官学与科考的整体方向，《诗集传》透过官方的学术认可，以皇权强制性赋予正统价值。以下先简列朱子学在宋、元官学系统的发展概况：
  1200年，宋宁宗庆元六年，朱熹去世。
  1209年，宋宁宗嘉定二年，诏赐谥号“文”。
  1212年，宋宁宗嘉定五年，《论语集注》与《孟子集注》列入学宫。
  1227年，宋理宗宝庆三年，诏封朱子为信国公。
  1313年，元仁宗皇庆二年，订定科举程序，把《诗集传》列入官学系统。
  1315年，元仁宗延佑二年，下诏恢复科举，钦定《四书集注》以试士子。
  1335年，元惠宗至元元年，下诏兴建朱子祠庙。
  也因为朱子学逐步被设立为官学，同时作为考试定本，当然就会影响明初诗学的方向。所以，理解朱子诗学有助于明初诗学的分析。而朱子诗学研究，历来海峡两岸三地的学者多有相关著述，无论是直接阐发朱子的诗论、探讨朱子《诗集传》相关问题，或是论述朱子诗学与其思想的关系，已有相当丰富的成果。然而，明初诗学对于朱子学的继承，或是朱子学对于明初诗学的影响，却需要进行内部脉络的讨论与辨析。
  由上所述，可以确知明初诗学是透过朱子诗学的进路而完成，同时受到政治与文化的交互影响。廖可斌说：“明王朝的建立，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淮西武力集团与浙东文人集团相结合的产物。”①其中浙东文人是朱元璋于元末经略各地时谋士的主要来源，专精永嘉之学。而江西学术自两宋以来，便是诗文与理学的荟萃地，其文士以朱子性理之学为宗，迄于永乐，继浙东而代之，台阁诸公和永乐帝透过《五经大全》与《四书大全》的编纂与确立，使科考与文化定于朱子学一尊。也就是说，这两个地域的文化，在明代前期便成为皇权逐步将文化朱子学化的重要谋划者与实行者。
  再加上闽地原是河洛余裔，亦为朱子的出生地，闽刻的兴盛反映出闽地的经济已有长足且进步的发展①，闽文化也在此时得到重视，“闽中十子”亦参与国家主导的编书活动。我们可以说浙东、江西与闽中三个流派的文士透过与皇权的结合，以朱子学共构了明代前期的文化主轴。在一个要求“群体性”高于“个体性”的明初社会中，朱子学便成为明初学术的主流，朱子诗学也理所当然地成为明代诗学的主要影响者。
  因此，本文从诗歌本源论、诗歌创作论、诗歌功能论与诗歌批评论四大系统性的范畴，讨论明初诗家如何继承朱子的诗学理论，借此呈现朱子诗学对于明初（主要是洪武至建文时期）诗学的影响，从诗学理论的层面进行内部的讨论，希望能清晰呈现朱子诗学在明初诠释与发展的脉络与细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