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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者，理也。”这一观念，实为二程、张载以来理学家的共识②。朱熹也以理来释礼。他说：“礼只是理，只是看合当恁地。”③礼是理应然的体现。对《离娄章句下》中“非礼之礼，非义之义，大人弗为”，朱熹这样解释：“察理不精，故有二者之蔽。大人则随事而顺理，因时而处宜，岂为是哉？”①理在朱熹的哲学体系中，早已成为一个涵盖一切自然、社会、人生、事物规律、法则的本体概念，它统摄仁、义、礼、智、信之五常，彰显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之间的伦理关系。朱熹说：“须知天理只是仁义礼智之总名，仁义礼智便是天理之件数。”②礼无疑就是天理、天道中的一件，天理是礼文制度中的礼义精髓。“道即理也，以人所共由而言则谓之道，以其各有条理而言则谓之理。其目则不出乎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间，而其实无二物也。”③同时朱熹还指出，“《六经》是三代以上之书，曾经圣人手，全是天理”④。也就是说，礼经、乐经也同样是天理的体现与承载。
  再者，朱熹认为礼是天理之自然。以“节文”“仪则”来释礼，强调礼的约束、规范意义，朱熹也的确注意到礼中严格的等级差异，礼数、礼容、礼器等各方面都表现出严毅不可侵犯之处。朱子说“礼是严敬之意”⑤，甚至说“礼如此之严，分明是分毫不可犯”⑥。可是这样的论述怎样才能与理学家所宣扬的人主动对礼的服膺联系起来呢？黄榦曾说：“观《玉藻》《乡党》所载，则臣之事君，礼亦严矣。……如‘入公门，鞠躬如也，如不容’，可谓至严矣！”⑦朱熹赶紧强调严与和都应统一在礼中：“至严之中，便是至和处，不可分做两截去看。”⑧“礼之为体虽严，而皆出于自然之理。”⑨也就是说，礼是天理的自然流露，没有丝毫强人之处。
  但朱子并不同意以“天经地义”的观念阐释“礼”。《左传》昭公二十五年记载子产之言：“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子太叔又继而阐发子产此义：“礼，上下之纪，天地之经纬也，民之所以生也，是以先王尚之。故人之能自曲直以赴礼者，谓之成人。”①在朱熹看来，将“礼”看作“天经地义”的准则，而要人委曲自己的情感以求合于“礼”，是将人的情感与礼截然二分。如子产、子太叔所言，“礼”是外在于人且毋庸置疑的准则。朱子对《左传》所载这段议论提出异议，他认为子产、子太叔所言“只说是人做这个去合那天之度数”“都是做这个去合那天，都无那自然之理”②。“自然之理”，即所谓“理”“天理”。“礼乐者，皆天理之自然。节文也是天理自然有底，和乐也是天理自然有底。……所谓礼乐，只要合得天理之自然，则无不可行也。”③这里的“自然”之意仍然强调礼乃是对宇宙秩序的模仿，人的个体性情和社会名分都是天秩、天序的条理的展现，因此礼的本源就是自然。朱熹说：
  盖圣人制礼，无一节是强人，皆是合如此。……尝谓吕与叔说得数句好，云：“自斩至缌，衣服异等，九族之情无所撼；自王公至皂隶，仪章异制，上下之分莫敢争。皆出于性之所有，循而行之，无不中节也。”此言礼之出于自然，无一节强人。须要知得此理，则自然和。④
  因为礼是圣人综合考虑天、人的特点及其关系所制定出来的，量身定制的礼怎么会是强迫人的呢？天理的自然本来就是差序等级的体现，万物参差不齐，各得其所，人间秩序也是如此。人知得此礼，内心充满恭敬，同时行得此礼，自然和乐。
  “礼”之合于天理，即是说礼必须是人性的自然发用，也即是“心之所安”。《论语·阳货》所载孔子回答宰我对“三年之丧”的质问时说：“女安，则为之。”①这一回答最可说明礼必须在与本心相应的情况下，才能显现其价值。朱子也从人内心的真情实感谈礼的意义，《朱子语类》中记载：
  或问：“哀慕之情，易得间断，如何？”曰：“此如何问得人？孝子丧亲，哀慕之情，自是心有所不能已，岂待抑勒，亦岂待问人？只是时时思慕，自哀感。所以说‘祭思敬，丧思哀’。只是思着自是敬，自是哀。若是不哀，别人如何抑勒得他？”因举“宰我问三年之丧”云云，曰：“‘女安则为之！’圣人也只得如此说，不当抑勒他，教他须用哀。只是从心上说，教他自感悟。”②
  如果只是依从别人的指挥，而没有真切的情感，则礼的意义也就不存在了。换言之，礼的真实意义，即外在举止与内心情感的充分和谐。
  在朱熹看来，礼作为天理之自然，本身就是表里如一、内外交流的自然状态。朱子说：“礼是恭敬底物事，尔心中自不恭敬，外面空做许多般模样；乐是和乐底物事，尔心中自不和乐，外面强做和乐，也不得。心里不恁地，外面强做，终是有差失。纵饶做得无差失，也只表里不相应，也不是礼乐。”③而人们认识到礼是天理之自然，才能知行合一，内外交融。又说：“若人而不仁，空有那周旋百拜，铿锵鼓舞，许多劳攘，当不得那礼乐。”④总之，朱熹都在强调礼文繁密丰富，需要学者操存持守、笃实践履的地方很多，但是如果能尽心知性、存心养性，就能达到与天理自然合一的境界，而根本不知规矩、规范为何物。朱熹说：“所谓礼者，正以礼文而言，其所以为操存持守之地者密矣。若曰循理而天理自然合，则又何规矩之可言哉？”①朱熹论礼为天理之自然，表面上看来在论证礼的属性，而最终目的是在强调人必须通过修养心性而主动践履礼仪的必要性。
  朱熹以理释礼的最终目的仍然是追求礼治秩序的重建，他对秩序的认识仍然是承袭张载、二程的观点。程颐说：“《书》言天叙、天秩。天有是理，圣人循而行之，所谓道也。圣人本天，释氏本心。”②朱熹在此基础上继续阐发说：
  因其生而第之以其所当处者，谓之叙；因其叙而与之以其所当得者，谓之秩。天叙便是自然底次序，君便教他居君之位，臣便教他居臣之位，父便教他居父之位，子便教他居子之位。天秩，便是那天叙里面物事，如天子祭天地，诸侯祭山川，大夫祭五祀，士庶人祭其先，天子八，诸侯六，大夫四，皆是有这个叙，便是他这个自然之秩。③
  朱熹通过阐释天叙、天秩都是自然的次序，具有恒久的稳定性和不可抗逆的属性，从而强调人伦关系和礼制等级的天然性。在人间社会实行的典礼，都产生于天叙天秩之下，但凡礼文、礼制、礼乐都不是圣人自出机杼制作的，而是天定的。朱熹说：
  “天叙有典，敕我五典五悙哉！天秩有礼，自我五礼有庸哉！”许多典礼，都是天叙天秩下了，圣人只是因而敕正之，因而用出去而已。凡其所谓冠昏丧祭之礼，与夫典章制度，文物礼乐，车舆衣服，无一件是圣人自做底。都是天做下了，圣人只是依傍他天理行将去。如推个车子，本自转将去，我这里只是略扶助之而已。④朱熹这一思想与荀子不依据天道观念以建立人道的思想，把礼乐视为人道而非天道的思想不同。荀子在吸收批判老庄思想的基础上认为，自然之天与人为各有不同的功能和作用，不能借崇拜自然来反对人为，同样也不能以自然的无为来反对礼乐。在荀子的思想中，既然天是无可取法的，又不能示人以典范，那么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礼义法度，就只有仰赖君子与圣人来发明创造。荀子说：“故圣人化性而起伪，伪起而生礼义，礼义生而制法度；然则礼义法度者，是圣人之所生也。”①荀子认为是圣人立礼义法度用来制约、适应后天社会环境对人的影响，并非来自先天的自然性。“圣人积思虑，习伪，故以生礼义而起法度；然则礼义法度者，是生于圣人之伪，非故生于人之性也。”②这些思想是与其性伪之分，天人之分的观点相应的。朱熹则继承二程、张载天人合一的主张，认为人性善，性即理，天道与人道有着一致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