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钱锺书对朱熹的著作做过缜密、精辟、独到的阐述，其内容涉及人文科学的不同领域，从诗文到书法，从历史到哲学。虽然只言片语，却都是深思熟虑的意会心得，其特点是述而不作、发凡言例、中西相映、今古贯通、引申触类、点到即止。从大部分议论来看，钱锺书的兴趣不在理学道统，因此，本文主要介绍、分析朱熹的三个侧面：一、诗人，二、书法家，三、学者。我们试图通过钱锺书这个特定视角来理解20世纪的学者对这位宋代思想家所做的诠释，从而认识朱子学说的现代意义。
  朱熹的著作包括以口头语记录的《朱子语类》和用文章语撰写的《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钱锺书对这两部文集所做的笔记及其阐述主要见于《钱锺书手稿集》的《中文笔记》和《容安馆札记》以及《谈艺录》和《管锥编》。《管锥编》虽然没有按照作者原订计划完成，但是通过《中文笔记》和《容安馆札记》我们可以隐约察觉出那些尚待完成的部分，例如《中文笔记》里就有4册收入他读《朱子语类》做的笔记。①《中文笔记》第1册第348页上有眉批：“余读《语类》心得散见笔记，此不记。”②这里说的“笔记”，是特指《容安馆札记》，还是泛指他的读书笔
  *本文为德国特里尔大学朱子学讨论会（ZhuXiandHisEffortsforRenewal：Innovation，SocialReformandEpistemology，2015年7月11日一12日）发言。2016年以《钱锺书论朱熹》为题发表于《历史文献研究》（2015年第2期），第60～75页。本文为修订本。记，譬如《中文笔记》，不得而知。《中文笔记》第1册第484页上有他对《朱子语类》编纂的批评：“阅《朱子语类》。‘语’虽分‘类’，尚多复出互见者，令人应接不暇。余笔记中稍为撮合，安得重编定之？”①他认为，《朱子语类》通行本内容重复的“语”录还有不少未加归“类”，甚至多到“令人应接不暇”，期望能根据论题来重新“编定”。在另一则笔记里他写道：
  阅《朱子语类》。前人编《宋诗纪事》，近人编《宋人逸事》，皆不知采及此书，何耶？卷九十七（卷九十三一条）有说明道诗三条，卷一百（又卷七十一）有说康节诗十一条，卷一百一“有为吕与叔挽诗云：‘曲礼三千目，躬行四十年！’”卷九十八（参观卷九十三）云：“张横渠《语录》用关陕方言，甚者皆不可晓。”②
  这段笔记提到两部有关“宋诗”和“宋人”的总集。“前人”是清代的厉鹗（1692—1752），他编辑的《宋诗纪事》收录了3812家宋代诗人的诗歌及评论与本事。钱锺书对此书做过详尽的补充和修订，在《宋诗选注·序》中他说参考过此书开出的诗人名单和指示的线索。③“近人”是清代末年民国初年的丁传靖（1870—1930），他在《宋人轶事汇编》里搜集了宋代612人的遗闻轶事。在《中文笔记》中我们可以看到钱锺书的有关笔记，比如，在第2册第256页论王安石一则上就有眉批“参观《朱子语类》”④。然而，让钱锺书感到困惑的是：这两部关于宋诗及宋人的《纪事》和《汇编》，“皆不知采及”汇聚朱熹评说当时诗歌、诗人语录的《朱子语类》。
  在这则笔记里钱锺书还借朱熹的话表示，使用方言口语做文章令人“难晓”。《中文笔记》第8册论《朱子语类》第九十八卷抄录了这段话的全文，而且还补充了《朱子语类》第九十三卷的语录：“横渠尽会做文章……到说话，却如此难晓，怕关西人语言自如此。”此处省略的文字为：“如《西铭》及应用之文，如百椀灯诗，甚敏。”由此可见，“做文章”“做文字”和“语言”“说话”区别甚大。钱锺书将这段话写入《管锥编》，说明“秀才文章”明白易晓。①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及其《续集》《别集》，钱锺书也做了大量笔记。②但是这些文录摘抄一般都未加按语，其意图只能参考钱锺书的其他有关文章来揣度。在其已经发表的著作中，提到《朱文公集》近一百处，征引《朱子语类》约二百条，这说明钱锺书对朱熹的著作不仅十分重视，而且下过非同一般的功夫。此外，他还留心参考他人，尤其是同时代人对朱熹言行的描述。
  一
  《谈艺录》初版发行于1948年，是钱锺书的早期著作，1984年再版时，增加了相当于原书篇幅的补订，按作者本人的话来说：“上下编册之相辅，即早晚心力之相形。”③这部书主要谈古代文学作品及其评论，侧重诗歌，特别是唐、宋两朝。其中有两章专门谈朱熹：第二十一章《朱子论荆公东坡》，比较朱熹对王安石与苏轼的评价；第二十三章《朱子书与诗》，澄清朱熹书法渊源、品核朱熹诗歌成就。在这里我们看到作为诗人、书法家以及诗文评论家出现的朱熹。
  钱锺书谈“朱子诗”说：
  朱子早岁本号诗人，其后方学道名家。《文集》卷九《寄江文卿、刘叔通》诗曰：“我穷初不为能诗，笑杀吹竽滥得痴。莫向人前浪分雪，世间真伪有谁知。”自注：“仆不能诗，往岁为澹庵胡公以此论荐，平生侥幸多类此。”殊有词若憾而实深喜之意。①
  朱熹尽管自谦“不为能诗”，不过在“自注”里又特别借重胡铨（1102—1180）对他的褒扬，表明他曾经有志于诗歌创作。钱锺书引黄生（1622—1696）《载酒园诗话评》论胡澹庵以“诗人”推荐朱子的话说：“‘澹庵虽不知朱子，却知诗，盖紫阳诗实胜当时诸人也’；是亦为考亭道学声势所震耳。”②这涉及评价“朱子诗”是以诗学还是以道学为标准的问题。钱锺书引用方回（1227—1307）的两首诗来解释他对“朱子诗”的看法：
  《桐江续集》卷二十五有《夜读朱文公年谱》十二绝，其一云：“澹庵老荐此诗人，屈道何妨可致身；负鼎干汤公岂肯，本来余事压黄陈。”
  《桐江续集》卷二十二《七十翁吟》第七首云：“晦庵感兴诗，本非得意作，近人辄效尤，以诗为道学。”③
  钱锺书深有感于“虚谷晚年俨以理学家自居，推江西诗学而排江西道学”，说他“居然语不昧心，绝无仅有者矣”，因为方回论诗本身就“以诗为道学”；“方虚谷欲身兼诗人与道学家，东食西宿，进退狼狈，遂尤贻笑”。④方回论“朱子诗”“进退失据”，十分典型地表现了历史上对宋诗评价的偏差。钱锺书总结说：
  纪晓岚《瀛奎律髓刊误序》斥虚谷论诗三弊，其二为“攀附洛闽道学”，诚中厥病，惜未知此乃南宋之天行时气病也。……名家如陆放翁、辛稼轩、洪平斋、赵章泉、韩涧泉、刘后村等，江湖小家如宋自适、吴锡畴、吴龙翰、毛翊、罗与之、陈起辈，集中莫不有数篇“以诗为道学”，虽闺秀如朱淑真未能免焉。至道学家遣兴吟诗，其为“语录讲义之押韵者”，更不待言。①
  “天行时气病”是指因冷热不调而引起的伤风感冒。钱锺书在这里借此说明南宋诗人，从“名家”到“小家”，都不能幸免当时流行的“攀附洛闽道学”之“病”，以致“以诗为道学”，使吟唱歌咏之诗词变成为“语录讲义之押韵者”。在这种气氛下，“朱子诗”的评价显然不是用文艺批评标准来衡量而得出的。
  至于方回，钱锺书相当宽容地说：“虚谷论诗，颇有眼力，其推朱子诗，未必由衷。”②他对方回的为人处世与评文谈艺区别看待，没有以人废言。比如，朱熹不喜欢梅尧臣（1002—1060）的诗，“《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九即不以欧之推梅为然，曰：‘诗亦不得谓之好，他不是平淡，乃是枯槁。’”对梅尧臣《范饶州坐中客语食河豚鱼》一诗，朱熹火气更大，他说：“圣俞诗不好底多。如《河豚》诗据某看来，只似个上门骂人底诗，只似脱了衣服，上人门骂人父一般。”鉴于朱熹的批评“发风动气，疾言厉色”，钱锺书称许方回论诗“不为苟同”，甚至称其“文德可取”。③
  在总结了文学史上对“朱子诗”的评述后，钱锺书将朱熹放在宋代“理学家”当中来比较鉴赏，称他“能诗”，不过对其“早作”和“晚作”皆未肯恭维：
  朱子在理学家中，自为能诗，然才笔远在其父韦斋之下；较之同辈，亦尚逊陈止斋之苍健、叶水心之遒雅。晚作尤粗率，早作虽修洁，而模拟之迹太著，如赵闲闲所谓“字样子诗”而已。①
  “字样子诗”语近刻薄，差不多就相当于“推翻”“朱子诗”之地位。朱熹“才笔远在其父韦斋之下”这个结论，钱锺书在《容安馆札记》论《韦斋集》时再次重复：“朱子未能绍乃翁衣钵也。”②
  二
  关于“朱子书”的艺术价值，钱锺书未做评论，但是他提醒我们注意到历代对朱熹书法渊源叙述的一个误解。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中有《题曹操帖》一文，说他的书法学“汉之篡贼”。按照一般理解，此“汉之篡贼”应当是指曹操。在另一篇《题荆公帖》里朱熹又说：“先君子自少好学荆公书。”同时，钱锺书还举周必大（1126—1204）《跋王荆公进邺侯遗事奏稿》作为佐证：“朱公乔年之子元晦为某言：‘先君子少喜学荆公书’。”因为王安石有“权奸”恶名，所以便有“先友”不以为然，说“以其（引者按：朱松）学道于河洛，学文于元佑，而学书于荆舒，为不可晓者”；更有诤友告诉朱熹，“唐之忠臣”“汉之篡贼”的书法不应当以“今古”为标准来比较上下优劣，以至他自己也承认“余无以应”③。根据以上两篇《帖》文，钱锺书得出结论：朱熹父子书法的师承兴趣与学术的道德取向好恶乖迕，给人以父子“剧类”之印象。周亮工（1612—1672）的评语特别能说明这种看法一时间曾颇为流行：“间尝讶晦翁矩步圣贤，而其书乃学阿瞒……人与事遂大相反。乃知世间绝技，不能禁奸臣贼子之不传，亦不能禁端人正士之不学，有如此也。”④
  这个观点钱锺书在《谈艺录》的补订、补正部分根据董其昌（1555—1636）的判断做了一个重要的补充。董其昌说朱熹的字“大都近钟太傅法，亦复有分隶意”①。钱锺书赞赏道：“真具眼人语。盖朱子所学，正是钟元常书。”为此他引述张照（1691—1745）、丁晏（1794—1875）二人论证，确认此判断无失误，所谓“汉之篡贼”是指钟繇（151—230），从而订正了历史上有关朱熹书法渊源的这个误解：
  张得天书法超董而鉴别不亚董，学问文词则远过之，其《天瓶斋书画题跋》卷上《跋自临贺捷表》引玄宰此数语及朱子文而论之曰：“然则朱子固学钟繇《贺捷表》也。门人既不知‘天道祸淫、不终厥命’为《贺捷表》中语，亦不思钟繇亦可称‘汉贼’，遂标目曰：《跋曹操帖》。贻误后人，虽思翁犹被其惑。”《天瓶斋书画题跋补辑》有《跋自临季直、力命二表》亦云：“朱子少时学《贺捷表》，或以‘学汉贼书’调之，世遂谓朱子学瞒书，可哂也。”丁俭卿未观张氏跋，而《颐志斋文集》卷四《朱子题曹操帖辨》亦云：“按‘天道祸淫、不终厥命’二语，出钟繇《贺捷表》。然则朱子此跋乃题钟帖，后人以‘汉贼’字，遂误为孟德。朱子又题钟繇帖，疑征南将军为曹仁，称其字画有汉隶体，皆谓《贺捷表》。”②
  《中文笔记》第9册论《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第八十二卷，在第126页“《题曹操帖》”后有一条补充注释：“当作《题钟繇帖》，见《日札》726则。”钱锺书指示参见的《日札》，即《容安馆札记》。③《日札》第726则是钱锺书读董其昌《容台集》的笔记，在论《别集》卷二条他抄录了张得天和丁俭卿的解释，给董其昌的判断提供了有力的证据，钱锺书总结说：“可补《谈艺录》一〇一页。玄宰疏于考据，而裁鉴所及，能知朱子书之似钟太傅，亦征识不待学，学可造识矣！”①《谈艺录》的补订部分很可能正是根据这则笔记而改写的。
  另外，《日札》第120则论“道学家皆不屑学书”条中提到“道学家作字，多求端正”，“然朱子又学曹操书，致为刘共父所讥，见朱子《跋荆公帖后》”。此处“曹操”二字后来改为“钟繇”，而且在该页边增加一句：“非学曹操书，如俗传也，见丁晏《颐志斋文集》卷四《朱子〈题曹操帖〉辨》。”②
  在《谈艺录》补订本的补正里钱锺书为此论证还增添了一个细节：清嘉庆朝翰林院编修胡敬（1769—1845）也曾经不免说出“元晦留书，与魏武同其笔势”这样不负责任的话。钱锺书推测他“似耳熟于俗说，率尔漫语”，因为胡敬参与过编纂《秘殿珠林·石渠宝笈》三编，“得观内廷藏弆名迹”，并且撰写了《南熏殿图像考》《国朝院画录》《西清札记》等专著，所以钱锺书估计这位书画鉴定专家的话“未必本之禁中目验”。③
  朱熹传世书法颇富，除匾额楹联及《论语集注》残稿外，尚存诗卷、书帖二十余件。值得一提的是，朱熹的书帖题跋文字也相当可观。曹操的书法只留下来两个字，很难准确地体会出其笔墨风格。钟繇的碑帖流传至今尚有十余件，都是古临摹本。④
  钱锺书一向潜心书法，不仅勤奋临池摹写，而且对中国书法的传统理论探赜索隐。他写读书笔记时曾多次临摹宋人书帖，在文中也不止一次提及，比如，他谈到朱熹父亲朱松（1097—1143）学王安石字：“王荆公书迹，余仅睹故宫所藏尺牍一通，点画弱而结构懈，殊不识供临摹之佳处何在。”①再比如，谈到“黄庭坚爱花香而自责‘平生习气’”，他说：“故宫藏其行书七绝……首句‘花气熏人欲破禅’，可相发明。”为了说明“此意诗中常见”，他例举名家诗句，其中包括朱熹的《题西林院壁》：“却嫌宴坐观心处，不奈檐花抵死香。”②在《中文笔记》和《容安馆札记》里钱锺书摘引朱熹对苏轼《赤壁赋》“手写本”的评论，指出该文中“盈虚者如彼”的“彼”字，应当作“代”，“江上清风，山间明月，造物之无尽藏，而吾与子之所共适”的“适”字，应当作“食”。③
  关于“朱子书”师法钟繇一事，钱锺书在《管锥编》论“梁武帝尚钟繇书”时再次提及，但是仅以一句“朱熹以《贺捷表》为楷则”而一笔带过。④
  三
  在钱锺书文字中出现的朱熹主要是一位通晓古典经籍而又关心当代学术、文艺潮流的学者，不仅博学多识，而且感情丰富。这个印象一方面和朱熹长年传授古典经籍的讲课实践有关，另一方面也跟生动记录口语、灵活传达语气的白话文体有关。
  《谈艺录》中《朱子论荆公东坡》一则廓清、梳理了前人对此议题的讨论。钱锺书首先介绍受黄震（1213—1281）的评语“于东坡憎而不知其善，于介甫爱而不知其恶”影响的两类人：鄙弃王安石的人视其为“古今第一小人”，且斥之为“伪君子”；崇拜苏轼的人因杨慎（1488—1559）引用这句话而随声附和，如李贽在《焚书》卷五《文公著书》云“讥朱子不能识东坡”。这两类人对朱熹的态度都失之偏颇，钱锺书为其辩护说：
  然朱子于东坡，亦非全体抹杀者。《少室山房笔丛》卷十已怪升庵未睹《语类》中称东坡长处各条；王弘撰《砥斋集》卷二《书晦庵题跋后》，摘朱子赞美东坡之语，尚为未尽，宜以《东塾读书记》卷二十一论朱子晚年雅重东坡一则补之。①
  这段文字在《中文笔记》第1册论《朱子语类》的笔记中略有修正。钱锺书认为陈澧（1810—1882）的论断都是根据朱熹在苏轼遗墨上写的题跋，而写题跋难免会说些客套话，所以他从《朱子语类》中援自变量例，说明朱熹的确“雅重”苏轼：
  《东塾读书记》卷二十一论朱子晚年尊重东坡一条所据者，皆《文集》中题跋。夫题跋东坡遗墨，断无“上门骂人”（语本《语类》卷一百四十论梅都官《河豚》诗）之理，此未可全恃凭信也。《语类》卷一百三十、卷一百三十九于东坡赞美处，固置不论，卷六十九推东坡《易传》、卷七十八推东坡《书传》，皆以为冠出诸家（卷四十一称东坡说“思无邪”“极好”），此更以义理与之（理学家不轻以义理许人），岂不胜于题跋之仅称文章志节乎？①
  朱熹对苏轼和王安石所表露的感情其实是“憎”“爱”交织，复杂难分，如果仔细检点朱熹有关二人言论，就可以观察到朱熹对苏轼有时“极相引重”，而对王安石有时也极不满意。朱熹这种对待他人的偏激态度，在钱锺书看来，是由于他“性质”或“气质”“欠和平中正”。对这一弱点朱熹其实“绰有自知之明”，比如，他在《答择之》诗中说“我亦平生伤褊迫”，在《朱子语类》卷一百四也说“某气质有病，多在忿懥”，结果在称誉和责备他人时就难免“爱及屋乌，恶及储胥”。②
  《谈艺录》有两个章节专论朱熹，《管锥编》涉及朱熹的文字则分散各处。朱熹对《管锥编》所论十部典籍多有评说，这些意见凡是钱锺书认为有道理的地方，他都直接采纳，以证己说；另外，在解释某些问题时，为了启发、引导某些观点的论证，钱锺书参照、借鉴历代的学术思想，朱熹则是代表宋代学术的一家之言。比如，《狡童》诗义的解说：
  《狡童·序》：“刺忽也，不能与贤人图事，权臣擅命也。”按《传》《笺》皆无异词，朱熹《集传》则谓是“淫女见绝”之作。窃以朱说尊本文而不外鹜，谨严似胜汉人旧解。王懋竑《白田草堂存稿》卷二四《偶阅义山〈无题〉诗、因书其后》第二首云：“何事连篇刺‘狡童’，郑君笺不异毛公。忽将旧谱翻新曲，疏义遥知脉络同。”自注：“《无题》诗、郑卫之遗音，注家以为寓意君臣，此饰说耳。‘狡童’刺忽，指意虽殊，脉络则一也。”盖谓李商隐《无题》乃《狡童》之遗，不可附会为“寓意君臣”，即本朱说，特婉隐其词，未敢显斥毛、郑之非耳。朱鉴《〈诗传〉遗说》卷一载朱熹论陈傅良“解《诗》凡说男女事皆是说君臣”，谓“未可如此一律”，盖明通之论也。①
  《狡童》一诗是否“刺忽”——讽刺郑忽用人不当，历来有不同的说法。这里钱锺书采用朱熹的新解，以别于汉代的“旧解”，并称其“谨严”，为“明通之论”。
  再比如，《诗经集传》注有关“兴”的注释解说：
  朱熹《诗经集传》注：“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朱子语类》卷八〇：“《诗》之‘兴’全无巴鼻，后人诗犹有此体。如：‘青青陵上柏，磊磊涧中石；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又如：‘高山有涯，林木有枝；忧来无端，人莫之知’；‘青青河畔草，绵绵思远道。’”与项氏意同，所举例未当耳，倘曰：“如窦玄妻《怨歌》：‘茕茕白兔，东走西顾。衣不如新，人不如故’；或《焦仲卿妻》：‘孔雀东南飞，五里一排佪。十三能织素……’”则较切矣。②
  为了说明《诗》六义中“赋比兴”之“兴”，钱锺书引证《诗经集传》注释及《朱子语类》，认为优于他解，可是他觉得朱熹引证的汉代古诗不够妥帖，于是另外举例，以“切”其义。
  《管锥编》论贾谊《上疏陈政事》篇章结构时，全部引用朱熹的两段“评”语。
  贾谊《上疏陈政事》中“故太子乃生而见正事、闻正言、行正道”一节。按《朱子语类》卷一一六评此节云：“‘太子少长知妃色则入于学’，这下面承接，便用解说此义，忽然掉了，却说上学去云：‘学者、所学之官也。’又说‘帝入东学上亲而贵仁’一段了，却方说上太子事云：‘及太子即冠成人，免于保傅之严’云云。都不成文义，更无段落。他只是乘才快，胡乱写去，这般文字，也不可学。”卷百三五复评云：“不知怎地，贾谊文章大抵恁地无头脑。”“乘才乱写”即《儒林外史》第一五回马二先生评匡超人文章所谓：“才气是有，只是理法欠些。”实中文病，先秦两汉之文每笋卯懈而脉络乱，不能紧接逼进（espritdesuite）；以之说理论事，便欠严密明快。墨翟、荀卿、韩非、王充庶免乎此。①
  对此，《管锥编》的编辑周振甫不以为然，他审查稿件时，曾特别就此段文字为贾谊辩护：
  847（1）《朱子语类》评贾文“不成文义，更无段落”。按上文言太子生，下引成王在襁抱，周召太公为太保、太傅、太师，下即释保、傅、师及三少之职，因所释皆扣紧太子，故不突兀。太子少长则入学，下面即说入学为何，即贵仁、信、德而尊爵，得治道，此与上文释保、傅、师及三少之职用意相同，意谓太子入学以后受贵仁、信、德而尊爵得治道之教，特是前者行文紧扣太子而后者引“《学礼》曰”，引文后不再申说太子入学所受之教，行文疏宕，一密一疏，相映以成文，何言“不成文义，更无段落”耶？引“《学礼》曰”，亦如今人于行文中引“马克思曰”云云，特是今人引文后必申说上文之意，其实申说之意已含蓄在引文中矣。②
  对于这位老朋友“回护贾生之词”，钱锺书坚持己见——即朱熹的见解。他不仅完全接受朱熹对贾谊文章的批评，而且从文学史的观点引申一步，认为先秦两汉之文，比较而言，逻辑松懈、结构凌乱，不能步步推理，所以说理论事不那么“严密明快”。在给周振甫的答复里，他说得更为直截了当：
  此乃公回护贾生之词；以偌大一段接，懈散突兀，苟以二三句了之则顺理而又成章矣。此等处当思苟学生作文如是，公须为之删改否？如须，则古人不必回护也。汉人文法实“疏”于唐，唐又“疏”于宋，宋又“疏”于明清，此理不可诬也。①
  《朱子语类》记录了不少唐宋时期流行的白话语汇，钱锺书借用这些口语资料来解释、论证某些词语的含义。比如《太平广记·苏颋》一文有咏兔诗“兔子死阑殚，持来挂竹竿”，《管锥篇》引《朱子语类》卷一三〇“张文潜软郎当”一语佐证“阑殚”音转而为“郎当”，以形容“疲软不振貌”。②再比如，他在《容安馆札记》第797则论《三国演义》关羽擒颜良时夸奖朱熹说话形象生动，善于运用比喻，不避“盲翁野语”：
  《朱子语类》每有罕譬而喻、语妙天下者。如卷五十二云：“读书理会义理，须是勇猛径直理会将去。正如关羽擒颜良，只知有此，不知有别人，直取其头而归。若使既要砍此人，又要砍那人，非惟力不给，而其所得者不可得矣。”用意即如《传灯录》卷二十二黄龙语“求道如猫儿捕鼠，诸根顺向”，而能近取譬。③
  因为《三国志·关羽传》中没有描写关羽擒颜良的细节，所以钱锺书怀疑朱熹“本之当时说书人。……且朱子两用‘砍’字，言外已有关公使偃月刀在，尤不见史传，而出之盲翁野语者”④。
  《容安馆札记》第34则论元曲《鲁斋郎》条提到一句“宋人成语”：“弃了甜桃，绕山寻醋梨。”意思是说：放着现成的好东西——“甜桃”——不知道珍惜，却偏偏要费力去寻找那不好的东西——“醋梨”。这个成语是朱熹回答学生问《左传》时说的：
  《朱子语类》卷一百一十八斥郑子上问《左传》云：“可谓‘飏了甜桃树，沿山摘醋梨’。”卷一百二十一答来问《左传》疑义云：
  “所谓‘弃却甜桃树，缘山摘醋梨’。”盖宋人成语。①
  这里“甜桃”所指的是《四书》，“醋梨”所指的是史书，朱熹借此成语来表示他对学生不知重视《四书》《六经》而很不满意。这一点经《容安馆札记》第23则论“哲学家轻视历史”的解释更为明晰显豁，通过与西方传统对照，使我们了解到，这个现象并不为中国古代所独有，而是具有普遍性的。
  Ⅱ，115论哲学家轻视历史，举Descartes为例，且云Male-branche一日见Descartes阅Thucydides，便鄙薄不复与语。按Aristotle，Poetics，1451b5ff已开厥风，至Nietzsche，Unzeitgem?〓eBetrachtungen，Abt.Ⅱ，“VomNutzenundNachteilderHistoriefürdasLeben”而极。[Werke，AlfredKr?nerVerlag，Taschen-Ausgabe，Ⅰ，S.277-384：HistorischeBildungalsSchadenderZeit（S.280f）；überma〓derHistorieschadetdemLebendigen（S.294）；DerunhistorischeMenschstehtgesünderundrüstigerdaalsderhistorischeEmpfindende…F?higkeit，unhistorischempfindenzuk?nnen，istdieWichtigereundUrsprünglichere（S.283）；HistorischeSinnmachtseineDienerpassivundretrospektiv（S.356）；cf.V，S.258（DieFr?hlicheWissenschaft，§337）论“derhistorischeSinn”为现代人之“seineeigenthümlicheTugendundKrankheit”；XI（NachgelasseneWerke），S.120：“‘Bildungsphilister'und‘historischeKrankheit'fingenanmichzubeflügeln.”）JamesWard，EssaysinPhilosophy中有一文，考论颇详，举Aristotle至Schopenhauer，未及Nietzsche也。]《淮南子·汎论训》云：“圣人所由曰道，所为曰事。道犹金石，一调不变；事犹琴瑟，每弦改调。”朱子尤反复论此，《语类》卷一百十六训渊云：“《春秋》是学者末后事”；卷一百十八、一百二十一斥学人治《左传》皆曰不求道于《学》、《庸》、《语》、《孟》，而用功于此，所谓“弃却甜桃树（一百二十一作‘扬了甜桃树’），沿山摘醋梨。”卷一百二十答器远，卷一百二十二论吕伯恭史学，亦可参观。①
  这条笔记前半部分引述法国作家法郎士（AnatoleFrance，1844—1924）《文学生活》（Lavielittéraire）中一段文人逸事：法国哲学家马勒伯朗士（1638—1715）有一天看见笛卡尔（1596—1650）阅读古希腊史学家修昔底德（公元前460—公元前400）的书，于是便看不起他，而且不跟他说话了。钱锺书由此而引出一番议论：从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开始，直到尼采（1844—1900）的《不合时宜之观察》《令人愉悦之科学》，西方哲学家都“轻视历史”。英国哲学家沃德（1843—1925）的《哲学随笔》（EssaysinPhilosophy）里更有专文详细考论此题，可是没有提到尼采，钱锺书因此列举了七条尼采的有关论述：
  Ⅱ，第115页论哲学家轻视历史，举笛卡尔为例，且云马勒伯朗士一日见笛卡尔阅修昔底德，便鄙薄不复与语。按亚里士多德《诗学》，1451b，第5页，已开厥风，至尼采《不合时宜之观察》，第二章“论历史对人生之利与弊”而极。[《全集》，阿尔福勒德·科伦诺出版社，袖珍版，第一章，第277—384页：“历史教育为当代之弊端”（第280页），“过度强调历史有损现实人生”（第294页），“毫无历史观念的人与时刻感知历史的人相比较，前者更健康、更强壮……摒弃历史观念是一种更重要、更原始的能力”（第283页），“历史感知令其信奉者消极而怀旧”（第356页），参观第五章第258页《令人愉悦之科学》，第337则论“历史感知”为现代人之“道德与疾病”第九章（《遗着》）第120页：“‘盲目崇尚教育的小人’‘凡事考察历史的疾病’使我忽发奇想。”沃德《哲学随笔》中有一文，考论颇详，举亚里士多德至叔本华，未及尼采也。]
  西方哲学家的这种倾向在中国古代思想家那里也能看到，钱锺书举朱熹为例。在《朱子语类》卷一百一十六、卷一百一十八和卷一百二十一朱熹批评学者“用功于”《春秋》《左传》“这般不紧要者”，《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四书却未“穷究得通透”，以至他不得不感叹道：“可谓是‘飏了甜桃树，沿山摘醋梨’也！”另外，钱锺书还指出《朱子语类》卷一百二十答器远、卷一百二十二论吕伯恭史学两条语录①“亦可参观”。
  关于“哲学家轻视历史”的原因，钱锺书借用《淮南子·汎论训》中“道”“事”这对概念来说明：“圣人所由曰道，所为曰事。道犹金石，一调不变；事犹琴瑟，每弦改调。”引文没有解说，由上下文义来看，其大意是：中国古代哲人认为，《四书》《六经》是讲“圣人所由”之“道”，“道”常不变，“变不失常，一而能殊，用动体静”②，因此是“大事”，而史书，包括《左传》《史记》，是讲圣人“所为”之“事”，若洞究“事”理，当知万“事”常变，“道乃百世常新之经，事为一时已陈之迹”③，因此是“末事”。《谈艺录》附说二十论“六经皆史”，钱锺书结合宋明理学心学有关经、史之辨析而认定：“其言道与事，犹宋明儒者言经与史。”④“道”“事”“命”这个范畴联系起来，从而揭示出经、史之间的辩证关系。
  经本以载道，然使道不可载，可载非道，则得言忘意之经，尽为记言存迹之史而已。且道固非事，然而孔子言道亦有“命”，道之“坠地”，人之“弘道”，其昌明湮晦，莫非事与迹也。道之理，百世不易；道之命，与时消长。此宋儒所以有道统之说，意谓人事嬗递，初无间断，而斯道之传，每旷世而后绩，经也而有史矣。①
  钱锺书对西方哲学、历史以及中国经、史的这番诠释清晰地表明，他不但系统了解朱熹的理论和术语，而且始终将朱熹放在整个中国学术史中考察评骘。
  钱锺书在阅读研究朱熹著述时注意他对各种各样的文艺和社会现象的意见及态度，表现出对这位开一代风气的哲人的尊重和赞赏。为了理解钱锺书是如何多方面观察朱熹言行的，我们再举几个例子。
  《管锥编》论《太平广记》第1则引《朱子语类》卷一百二十七：“太宗每日看《太平广记》数卷，若能推此心去讲学，那里得来！不过写字作诗，君臣之间，以此度日而已！”钱锺书对此加按语说：“宋太宗日看《太平御览》三卷，《皇朝类苑》卷二备着其事，朱熹当出误忆；然即忆为《御览》而未误，恐亦仍讥太宗之以记诵为‘帝学’耳。”②做过焕章阁待制兼侍讲的朱熹以为宋太宗每日看《太平广记》而心怀不满，大发牢骚，讥讽“帝学”，反映出帝王时代文人学士处理“君臣之间”关系的一种两面心态，知人论世，足供参考。
  《管锥编》《全晋文》卷论陶潜《五柳先生传》，钱锺书为了解释“读书不求甚解”这句话的确切含义，引用朱熹教学生的方法：
  [增订三]《二程遗书》卷六《二先生语》：“凡看书各有门径。《诗》《易》《春秋》不可逐句看，《尚书》《论语》可以逐句看。”《朱子语类》卷一九：“《论语》要冷看，《孟子》要熟读。”亦犹陶诗既言“不求甚解”而复言“疑义与析”也。朱熹虽以“如鸡伏卵”喻熟读，而此节“熟”字颇乖义理，《论语》岂不当“熟读”哉？“熟”当作“热”字为长，谓快读也，与“冷”字相对；如陶奭龄《小柴桑諵諵录》卷上论草书云：“热写冷不识。”①
  “熟读”一般是作为“如鸡伏卵”来解释的，可是“《孟子》要熟读”的“熟读”应当是“快读”的意思。《容安馆札记》第346则论吴龙翰（1233—1293）诗，钱锺书专门讲过这个比喻：
  《持敬堂》：“大哉紫阳箴，诚为百世师……断断猫捕鼠，绵绵鸡哺雏。”按上句本《续传灯录》卷二十二黄龙语，见第百六十五则。下句本《朱子语类》卷八论为学云：（“如识得些路头，须是莫断了。”）……如鸡抱卵，（“看来抱得有甚暖气，只被他常常恁地抱得成。若把汤去烫，便死了；若抱才住，便冷了。”）（97答问明道语录“观鸡雏可以观仁”）又卷十九论《孟子》须“熟读”，“如鸡伏卵”。②
  钱锺书在这里解说中国古人读书时“冷看”“熟读”这两条“门径”，因为有须细析者，有不必求甚解者，而“书之须细析者，亦有不必求甚解之时”③。他从程颢的“观鸡雏可以观仁”到朱熹的“如鸡伏卵”，考察、分析“冷”与“热”二字如何在语言上、义理上从比喻而转变为读书识理的方法。
  《管锥编》中论《全梁文》卷第223则论刘勰《灭惑论》，文中提到“译音字望文穿凿”的问题。钱锺书遍举历代此类词语，作为宋代的例子，他引用朱熹批评王安石不知“揭谛”字义而妄解经书、佛经，错将“胡语”当作汉语“揭谛”“揭帝”讲：“王介甫不惟错说了经书，和佛经亦错解了；‘揭谛、揭谛’，注云：‘揭真谛之道以示人’，大可笑！”（卷一三〇作：“‘揭其所以为帝者而示之’，不知此是胡语。”）④“揭谛”或“揭帝”为梵语，意为“去、去经历、去体验”。朱熹年轻时“无所不学，禅、道、文章、《楚辞》、诗、兵法，事事要学”，他遍游佛寺，阅读各派佛经，懂得释家用语。《管锥编》的引文有所删节，若看全文，更可以体会出当时说话的气氛：
  璘录云：“介甫此语，只是做文字说去，不曾行之于身。闻其身上极不整齐，所以明道对神宗‘王安石圣人’之问，引‘赤舄几几’。”
  见说平日亦脱冠露顶地卧，然当初不如此。观曾子固《送黄生序》，以其威仪似介卿，介卿，渠旧字也，故名其序曰“喜似”。渠怪诞如此，何似之有！
  璘录云：“恐介甫后生时不如此。恐是后来学佛了，礼法一时扫去。”
  渠少年亦不喜释老。晚年大喜，不惟错说了经书，和佛经亦错解了。“揭谛揭谛，波罗僧揭谛”，此胡语也。渠注云：“揭真谛之道以示人。”大可笑！①
  这段对话应当是当时文人私下的闲谈，虽然涉嫌背处臧否人物，却无伤大雅，从中可以看出朱熹的真实性情，而且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宋代社会师友之间交往的情境。②
  在讲《老子》“反者，道之动”时，钱锺书用黑格尔“否定之否定”（DaszweiteNegative，dasNegativedesNegation，istjenesAufhebendesWiderspruchs）的辩证法规律来解释：“反正为反，反反复正（Duplexnegatioaffirmat）。”①为此他引用大量中外文献，同时也提到朱熹：
  《庄子·知北游》：“余能有无矣，而未能无无也”；又《齐物论》“类与不类”云云节郭象注：“既遣是非，又遣其遣，遣之又遣”；《韩非子·解老》：“夫故以‘无为’‘无思’为虚者，其意常不忘虚，是制于为虚也。虚者，谓其意无所制也，今制于为虚，是不虚也。”（参见《朱子语类》卷九六：“司马子微《坐忘论》……但只管要得忘，便不忘，是坐驰也”；卷一一四：“才要闲，便不闲，才要静，便不静”；卷一一八：“才着个要静底意，便是添了无数思虑。”）②
  《老子》二〇章云：“唯之与阿，相去几何？善之与恶，相去若何？”《庄子·大宗师》云：“故其好之也一，其弗好之也一，其一也一，其不一也一。……与其誉尧而非桀也，不若两忘而化其道”；即径谓“六门”“二名”，多事无须，欲大抹杀以为无町畦也。《论语·子罕》孔子说“偏其反而”曰：“何远之有？”何晏注：“以言权道，反而后至于大顺也。”全取《老子》六五章语；毛奇龄《论语稽求篇》卷四亦释为“相反之思”相成“以作正”。参之《中庸》之“执其两端用其中”，亦儒家于辩证之发凡立则也。宋儒张载《正蒙·太和》：“两部立则一不可见，一不可见则两之用息。……有象斯有对，对必反其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参两》：“一故神，两故化”；义昭纲举，逾越前载。《朱子语类》言：“善、恶虽相对，当分宾主；天理、人欲虽分派，必省宗孽”；更进而谓相对者未必相等。①
  辩证思维方式在道家和儒家各有其渊源，而朱熹能尽化町畦、通贯一体。在这里我们也再次见到钱锺书所说的“余笔记中稍为撮合”的一个例子，他将《朱子语类》中的三处文字：“要得忘，便不忘”（卷九六）、“才要闲，便不闲”（卷一一四）、“才着个要静底意思，便是添了无数思虑”（卷一一八）“撮合”一处，从而使朱熹达观、齐物之义更为明确。
  综上所述，我们从钱锺书眼中看到一位性格耿介、谈吐简辣的朱熹形象，与传述《四书》的儒家正统代表相互补充，各为表里。作为学者，无论讲课或者属文，朱熹有意无意之间涉及各个学术领域，有时三言两语、轻描淡写，有时长篇大论、翻来覆去。这些言谈和文章经钱锺书细心拈出、精心演绎，令人思省，益人神智，对朱熹的学术思想做出了新颖、确切的解释和阐述，有助于我们全面而深刻地认识其现代意义。

①钱锺书：《中文笔记》第1册，《钱锺书手稿集》，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334335、347～349、484页；第8册，第3～35页，论《朱子语类》卷一至卷一百四十；第16册，第231～244页，注明为“《朱子语类》[补]”，论卷九十七至卷一百四十；此外，第4册，第323～329页，为《朱子语类辑略》笔记。 ②钱锺书：《中文笔记》第1册，《钱锺书手稿集》，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348页。 ①钱锺书：《中文笔记》第1册，《钱锺书手稿集》，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484页。 ②同上注，第347页。《中文笔记》第8册，第3页，钱锺书在此段语录旁边加了一句不同寻常的评语：“关陕方言为左翼作家喜用者，横渠其祖师乎？” ③钱锺书：《宋诗选注》，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第21～24页。参见《中文笔记》第1册，“论陆心源《宋诗纪事补遗》”笔记，第340～349页；第4册，第468～469页。详见钱锺书：《宋诗纪事补正》十二册，辽宁人民出版社、辽海出版社，2003年；钱锺书补订：《宋诗纪事补订》（手稿影印本）五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 ④钱锺书：《中文笔记》第2册，《钱锺书手稿集》，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256页。 ①钱锺书：《管锥编》，中华书局，1986年，第1108～1109页：“直道时语，多及习尚，世革言殊，物移名变，则前人以为尤通俗者，后人愈病其僻涩费解。如敦煌遗文《燕子赋》之类，黄庭坚、杨无咎等之白话艳词，《元典章》之诏令，读来每兴如钳在口之嗟。故《朱子语类》卷九八亦云：‘张横渠《语录》用关陕方言，甚者皆不可晓；《近思录》所载，皆易晓者。’又卷一三四云：‘《汉书》有秀才做底文字，有妇人做底文字，亦有载当时狱辞者。秀才文章便易晓，当时文字多碎句难读；《尚书》便有如此底，《周官》只如今文字，太齐整了。’”参见黎靖德编：《朱子语类》，中华书局，1986年，第1981页：“《书》有易晓者，恐是当时做底文字，或是曾经修饰润色来。其难晓者，恐只是当时说话。盖当时人说话自是如此，当时人自晓得，后人乃以为难晓尔。若使古人见今之俗语，却理会不得也。以其间头绪多，若去做文字时，说不尽，故只直记其言语而已。” ②钱锺书：《中文笔记》第9册，《钱锺书手稿》，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92～130页。 ③钱锺书：《谈艺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第1页。 ①钱锺书：《谈艺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第212～213页。 ②同上。 ③同上注，第213～214页。 ④同上注，第213～215页。 ①钱锺书：《谈艺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第215页。 ②同上注，第216页。 ③同上注，第435～436页：“宋人如刘后村、方虚谷皆尊奉朱子，而论诗又不为苟同，甚推圣俞；识力虽未高，文德可取也。”朱熹这段语录参见钱锺书：《中文笔记》第16册，《钱锺书手稿集》，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244页。“上门骂人”一词在钱锺书文中多次出现，形容文人学者使用语言文字骄横跋扈的不雅行为，例如《容安馆札记》第393、543页。 ①钱锺书：《谈艺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第216页。 ②钱锺书：《容安馆札记》，《钱锺书手稿集》，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873页。 ③《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八二此句作“时予默然，亡以应”。 ④钱锺书：《谈艺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第211～212页。参见钱锺书：《中文笔记》第2册，《钱锺书手稿集》，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253～260页。 ①钱锺书：《中文笔记》第8册，《钱锺书手稿集》，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168页。在董其昌引文后加注“丁晏”，显然是指丁晏《朱子〈题曹操帖〉辨》一文。 ②钱锺书：《谈艺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第211～212页。 ③《日札》为钱锺书读书心得笔记第一册名称，其他二十二册名称分别为：《槐聚日札》（第二至六册、第十一册），《容安馆日札》（第七至十册、第十二至十三册），《容安馆札记》（第十四至十九册），《容安室札记》（第二十至二十三册）。另外，钱锺书也用《日札》统称其二十三册读书心得笔记，例如第六百一则，第695页：“明季清初诗派大致分为七子与钟、谭两体，牧斋未尝能摧陷廓清。《谈艺录》第一二五至一二六页及《日札》第二百九则已略考之。兹复补证数事。”《中文笔记》第14册，第3页：“《平斋文集》[补《日札》321则]”；第164页：“查慎行悔余《敬业堂诗集》[补《日札》618则]”；第174页：“刘攽《彭城集》[补《日札》594则]”。以上例证说明，钱锺书习惯称其读书心得笔记为《日札》，而非《容安馆札记》。 ①钱锺书：《容安馆札记》，《钱锺书手稿集》，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1847～1855页。 ②同上注，第186页。 ③钱锺书：《谈艺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第212页。 ④一般认为石门“衮雪”二字为曹操书法的唯一存世真迹。钟繇书法早已亡佚，不过归于钟繇名下的“五表”“六帖”“三碑”中有一部分应当是他书法真迹的古临摹本。 ①钱锺书：《谈艺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第212页。王安石《致通判比部尺牍》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此《尺牍》帖见于钱锺书《中文笔记》两处：第3册第5页，第10册第234页。 ②钱锺书：《管锥编》第5册，中华书局，1986年，第68页。黄庭坚《花气》诗帖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此《花气》诗帖见于《中文笔记》凡三处：第3册第6页，第10册第233页，第15册第393页。《中文笔记》第9册第93页引此全诗，并在“不奈檐花抵死香”句下画着重线。 ③钱锺书：《中文笔记》第8册，《钱锺书手稿集》，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18页。钱锺书：《容安馆札记》，《钱锺书手稿集》，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30～31页。钱锺书的引文有所省略：“《赤壁赋》‘江上清风，山间明月，造物之无尽藏，而吾与子之所共适’，东坡手书本‘适’作‘食’。《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云东坡《赤壁赋》‘逝者如斯’云云，‘是肇法师“四不迁”之说’（按又见卷一百二十六），‘盈虚者如代’，多误作‘彼’字。‘共食’，‘食’字多误作‘乐’字，东坡手写本皆作‘代’字、‘食’字，如‘食邑’之‘食’，言‘享’也。”苏轼《赤壁赋》真迹以及后世诸多书法家的手写本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其中“食”字皆不误，而“代”字却多作“彼”，包括苏轼《赤壁赋》的真迹。唯有赵孟頫本写作“代”，也许朱熹所见为另一“东坡手写本”，与赵孟頫所见相同？ ④钱锺书：《管锥编》，中华书局，1986年，第1381～1382页。这句话后有一大段放在括号内的引文说明：“（《朱文公集》卷八二《题曹操帖》《题钟繇帖》，参观董其昌《容台集·别集》卷二、张照《天瓶斋书画题跋》卷下《跋自临〈贺捷表〉》又《题跋补辑·跋自临〈季直〉、〈力命〉二表》、丁晏《颐志斋文集》卷四《朱子〈题曹操帖〉辨》。）”钱锺书在此例举董其昌、张照、丁晏三人对朱熹《题曹操帖》一文之辩论，是想说明朱熹书法师承钟繇。《全宋文》中《题曹操帖》这一标题未加改正说明，此处“曹操”当为“钟繇”。参见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251册，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第18页。 ①钱锺书：《谈艺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第206页。 ①钱锺书：《中文笔记》第1册，《钱锺书手稿集》，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334页。“此更以义理与之”疑为“此外更以义理与之”之误。 ②钱锺书：《谈艺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第207～208页：“盖以东坡为人放诞，持身不如荆公之饬，遂因此而及其余矣。故曰：‘二公之学皆不正，但东坡德行那得似荆公。’道学家之嫉恶过严如此。朱子虽学道，性质欠和平中正。张南轩、吕东莱与朱子书，屡以争气伤急为诫。《朱文公集》卷五《答择之》云：‘长言三复尽温纯，妙处知君又日新。我亦平生伤褊迫，期君苦口却谆谆’；《语类》卷一百四亦谓：‘某气质有病，多在忿懥。’绰有自知之明。至与象山争而不胜，又因象山作《王文公祠堂记》，亦为荆公平反，乃激而移怨江西人，并波及荆公，真爱及屋乌，而恶及储胥者。” ①钱锺书：《管锥编》，中华书局，1986年，第108页。 ②同上注，第62～65页。 ①钱锺书：《管锥编》，中华书局，1986年，第888页。 ②周振甫：《〈管锥编〉审读意见（附钱锺书先生批注）》，载冯芝祥编：《钱锺书研究集刊》第三辑，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第31～32页。 ①周振甫：《〈管锥编〉审读意见（附钱锺书先生批注）》，载冯芝祥编：《钱锺书研究集刊》第三辑，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第32页。 ②详见钱锺书：《管锥编》，中华书局，1986年，第699页。 ③钱锺书：《容安馆札记》，《钱锺书手稿集》，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2546页。“只知有此，不知有别人”，《朱子语类》卷五十二作“只知有此人，更不知有别人”。《传灯录》，当作《续传灯录》。 ④同上。 ①钱锺书：《容安馆札记》，《钱锺书手稿集》，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51页。《容安馆札记》第15页第16则也提到这句宋人成语。钱锺书在《谈艺录》第286页曾使用这句成语，而“醋梨”写成“醋李”：“程说殊有见，义门徒以宋本义山集旧次未必出作者手定，遂舍甜桃而觅醋李。”参见《金瓶梅》第三十八回：“让了甜桃，去寻酸枣。” ①钱锺书：《容安馆札记》，《钱锺书手稿集》，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27～28页。 ①《朱子语类》卷一二〇，第2896页：“器远言：‘少时好读伊洛诸书。后来见陈先生，却说只就事上理会，较着实。若只管去理会道理，少间恐流于空虚。’曰：‘向见伯恭亦有此意，却以《语》《孟》为虚着。《语》《孟》开陈许多大本原，多少的实可行，反以为恐流于空虚，却把《左传》做实，要人看。殊不知少间自都无主张，只见许多神头鬼面，一场没理会，此乃是大不实也！又只管教人看史书，后来诸生都衰了。’”《朱子语类》卷一二二，第2951页：“先生问：‘向见伯恭，有何说？’曰：‘吕丈劝令看史。’曰：‘他此意便是不可晓。某寻常非特不敢劝学者看史，亦不敢劝学者看经。只《语》《孟》亦不敢便教他看，且令看《大学》。伯恭动劝人看《左传》迁《史》，令子约诸人抬得司马迁不知大小，恰比孔子相似！’” ②钱锺书：《管锥编》，中华书局，1986年，第6页。 ③钱锺书：《谈艺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第658页。 ④同上。《谈艺录》的《淮南子》引文“每弦改调”作“每弦更调”。 ①钱锺书：《谈艺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第659页。 ②钱锺书：《管锥编》，中华书局，1986年，第640页。 ①钱锺书：《管锥编》，中华书局，1986年，第1934～1936页。 ②钱锺书：《容安馆札记》，《钱锺书手稿集》，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554页。 ③钱锺书：《管锥编》，中华书局，1986年，第1935页。 ④同上注，第1459页。钱锺书的《容安馆札记》第224则，第333～337页，也曾提到此事。王安石解字惹出“大可笑”之讥讽，宋人就有记载。《管锥编》在引用《朱子语类》时还提到另一则与梵语有关的逸事：“苏籀《乐城遗言》记苏辙语：王介甫解佛经“三昧”之语，用《字说》。示法秀，秀曰：‘相公文章，村和尚不会！’介甫悻然。秀曰：‘梵语三昧，此云正定，相公用华言解之，误也！’……《字说》穿凿儒书，亦如佛书矣。”①[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四五，中华书局，1986年，第1154～1155页。 ②钱锺书《谈艺录》第209～210页引用这段语录的前半部分，说王安石“后生时”尚有“威仪”。《二程遗书》卷二上：“吕与叔记明道对神宗语谓：‘安石之学不是，不敢远引，可以近征。诗称周公“公孙硕甫，赤舄几几”，其盛德之形容如此。安石则一身不能自治’云云。”参见《吕东莱文集》卷二十记伊川在涪，“衣冠虽不华盛，而极于整肃；饮食虽不丰厚，而极于精美”，岂非明允“囚首垢面”之说乎。[补订]《朱子语类》卷四十五谓荆公“身上极不整齐，见说平日亦脱冠露顶地卧”，亦引明道此数语；而又据曾子固《送黄生序》有“威仪似介卿”语，“介卿”乃荆公旧字，后改“介甫”，因曰：“恐介甫后生时不如此。”盖“囚首垢面”，则何“威仪”之有。 ①钱锺书：《管锥编》，中华书局，1986年，第444～449页。 ②同上注，第448页。《朱子语类》卷一一八引文“才着个要静底意，便是添了无数思虑”与原文略有出入，参见《谈艺录》引文，第691页：“[补遗]《二程遗书》卷二上曰：‘司马子微尝作坐忘论，是所谓坐驰也。’《朱子语类》卷九十六论心‘操之则存、舍之则亡’，曰：‘司马子微坐忘论，是所谓坐驰也。他只要得恁地虚静都无事，但只管要得忘，便不忘，是坐驰也。’又卷一百十八云：‘才着个要静底意思，便是添了多少思虑。’为释老之学者，未尝无见于斯弊。[补订]《朱子语类》卷一百十四又云：‘才要闲便不闲，才要静便不静。’先秦子书早道此意。《韩非子·解老》：‘夫故以无为无思为虚者，其意常不忘虚，是制于为虚也。虚者，谓其意无所制也。今制于为虚，是不虚也。’辣手快刀，斩断葛藤。” ①钱锺书：《管锥编》，中华书局，1986年，第416页。此处“《朱子语类》言”未标卷数，显然是钱锺书误记。该语出自《答赵致道》，《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五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