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朱子治经学最重礼经①，其所定《四书》中的《大学》《中庸》均出自《礼记》，朱子晚年尤其重视对礼仪的系统整理及教化实践，著有《仪礼经传通解》《朱子家礼》等书。在其诸多的礼学著述中，《朱子家礼》影响最大、传播最广。在传统中国社会，家是社会文化的根基，齐家是连接修身和治国平天下的桥梁与纽带。朱子将原属上层社会的儒家礼仪时代化、世俗化、庶民化，编成《朱子家礼》，规定了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包含通礼、冠礼、婚礼、丧礼、祭礼等），成为后世最简明的居家礼仪实用手册。《朱子家礼》中的内容在元代被引为国礼，成为宋元以降中国及东亚社会的基本礼仪规范，对整个东亚世界产生了深远影响。《朱子家礼》作为朱子“全体大用”思想的现实体现，使朱子学真正应用于庶民，落实到民间①，并且深入到社会的最基本细胞——家庭，落实为一种普遍的生活方式。
  有子云：“礼之用，和为贵。”朱子注云：“礼者，天理之节文，人事之仪则也。”②此即朱子对于“礼”最完整的理解。“礼”为天理与人事的统一，体用兼备，本末一贯。所谓“节文”，“节谓等差，文谓文采。等差不同，必有文以行之”③。可见，礼是天理的等级差别并加以文饰，是人事的仪礼规则。“礼”源于天地自然之“理”，“礼仪三百，威仪三千”，无论经礼、曲礼，其中种种繁文缛节、千头万绪均为“天理”之体现。“礼是那天地自然之理。理会得时，繁文末节皆在其中。‘礼仪三百，威仪三千’，却只是这个道理。”④朱子提倡“以理释礼”，“盖言理则隐而无形，言礼则实而有据。礼者，理之显设而有节文者也，言礼则理在其中矣。故圣人之言，体用兼备，本末一贯”⑤。一方面赋予“礼”以“天理”的内涵；另一方面又成功地将形而上的“理”融于可凭据的实践形态——“礼”之中，使“礼”成为天理的外在表现形式与规范，从循“礼”进而循“理”，为沟通天人之际提供桥梁，实践天人合一。
  礼是人事的礼仪规则，囊括了人生的方方面面。其具有神圣性与超越性，因此无论是家礼、乡礼、学礼还是邦国礼、王朝礼，一切礼仪活动都离不开祭祀，祭祀的物品中都离不开酒。宋代朱翼中《北山酒经》曰：“大哉，酒之于世也。礼天地，事鬼神，射乡之饮，鹿鸣之歌，宾主拜，左右秩秩，上至缙绅，下逮闾里，诗人墨客，渔夫樵妇，无一可以缺此。”①酒本身即为礼器，人用酒醴敬神谓之礼。据《周礼·天官·酒正》载：“凡祭祀，以法共五齐三酒，以实八尊，大祭三贰，中祭再贰，小祭壹贰，皆有酌数。唯齐酒不贰，皆有器量。”这就是说，凡有祭祀，根据常法供五齐三酒，装在八个樽里。祭天地等大祭祀，可以增添三次酒；祭宗庙等中祭，可以增添两次酒；祭五祀等小祭，可以增添一次酒，用勺盛酒于樽，都有一定数量。三酒（指的是事酒、昔酒、清酒三种。事酒是因有事需用而新酿的酒；昔酒是久酿而成的酒；清酒是更加久酿而成的酒）可以增添，但供祭祀的五齐（五种清浊厚薄不同的酒：泛齐、醴齐、盎齐、缇齐、沉齐）不可以增添，用勺注洒于樽亦有一定的数量。
  用酒祭祀，是因为酒不仅非常珍贵，而且能沟通人我、协畅众神。《礼记》言尧时有酒尊称为“泰”，则可证明尧时已流行饮酒。饮酒既久，酒种遂多，周时已有酎、醪、醇、醴、醑、醹等。但当时之酒，基本上是酿造酒，以谷稷及蔬果制成。直至金元之间，才因道士炼丹，无意中发现了蒸馏酒。《朱子家礼》冠、昏、丧、祭四礼中醮子、合卺、礼妇、降神、送神等环节皆需用酒。关于用酒的品种，《仪礼》与《大唐开元礼》均记载为“醴”，其冠礼中祝词亦云“甘醴维厚”。贾公彦曰：“醴，则五齐之中醴齐之类也。”②故，醴即“醴齐”。陈选云：“酒二宿熟者曰醴，醴酒味薄。”③同时朱子在其《仪礼经传通解》解释说：“士冠礼、子婚礼、礼宾赞、礼妇、聘礼、礼宾，此等用醴，皆无幂是也。”④然而《家礼》中这些环节，皆只言用“酒”，不言用“醴”，《司马氏书仪》与《政和五礼新仪》中相关环节亦如是。司马光云：“古者冠用醴，或用酒。醴则一献，酒则三醮。今私家无醴，以酒代之，但改醴辞‘甘醴维厚’为‘旨酒既清’耳，所以从简。”①由此可知，当时私家无醴，故以酒代醴，以从简便。而因何“私家无醴”，则与宋代的榷酒制度相关。
  两宋时期国家对酒类实行专卖制度，以增加国家财政收入。禁止民间私自酿酒售卖，更禁止百姓私制酒曲。宋代宫廷在中央设有法酒库和内酒坊专供官方酿酒之用。《续资治通鉴长编》载：“戊午，太常寺言：奉诏祠祭，以法酒库、内酒坊酒实诸尊罍，以代五齐三酒。今法酒库酒，曰供御、曰祠祭、曰常供；内酒坊酒，曰法糯、曰糯、曰常料，各三等。糯酒、常料酒，止给诸军、吏工、技人，以奉天地、宗庙、社稷，恐非致恭尽物之义。乞止以三法酒及法糯酒奉祠祭，从之。”②可见当时国家祭祀用酒均出自法酒库与内酒坊，且古代祭祀所用之“五齐三酒”已为“法酒”所替代。此事《太常因革礼》中亦有记载：“《通礼》：大祀、中祀、小祀皆用五齐三酒，今皆代以法酒。……然古之法式未可尽闻，本院寻据法酒库称，自来只造一色祀祭法酒，即不晓会五齐三酒伏缘郑康成，尚不知古酒法度兼汉法亦不传，难为出意创造。今乞依旧以法酒代五齐三酒，遍实坛殿上下樽罍。仰有司不得更依前只设空器，其合设明水、明酒者，并以井水代之……”③则知“五齐三酒”酿造之法至宋已不传，为不使祭器空置，朝廷令均以法酒代之，甚至用井水代之，又称为“玄酒”。
  在《朱子家礼》祭礼中，祭祀之前要斋戒、禁酒，以示对先祖和神灵的敬畏及尊重。经过祭祀之酒称为“福酒”，“主妇还，监彻。酒之在盏、注、它器中者皆入于瓶，缄封之，所谓福酒。果蔬、肉食，并传于燕器。主妇监涤祭器而藏之”④。祭祀之后，可用福酒、果蔬、肉食礼敬宾客、使者。在婚礼纳币环节有“羊酒”一说，“币用色缯，贫富随宜少，不过两多，不踰十，今人更用钗钏、羊酒、果实之属亦可”①。“羊酒”指“羊”与“酒”，皆贵重之物，以示对婚姻的承诺与敬重，纳币之后，婚姻即得到认可。《朱子家礼》对酒的规定，一方面沿袭了传统对婚姻对先祖对神灵的敬重；另一方面，祭祀之酒从“五齐三酒”到“醴”到“法酒”到普通酒乃至“玄酒”的演变，也迎合了儒家礼仪不断世俗化和庶民化的发展趋势。
  儒家之礼，关注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其中的丧礼与祭礼，本就带有准宗教的性质，冯友兰先生称其为“诗性的”。礼上承天道，下缘人情。“夫礼，先王所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礼记·礼运》）“凡礼之大体……则阴阳，顺人情。”（《礼记·丧服四制》）在礼仪程序中注入酒的元素，除了是对天地、鬼神、祖先和礼仪的敬重，更多则是诗性的关怀、人情的关切及对生命情感的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