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当时人已经意识到，宋代流行的鹿鸣宴，与上古乡饮酒礼之间存在巨大差异：
  然古礼有宾、主、僎、介，与今之礼不同。器以尊俎，与今之器不同。宾坐于西北，介坐于西南，主人坐东南，僎坐东北，与今之位不同。主人献宾，宾酢主人，主人酬宾，次主人献介，介酢主人，次主人献众宾，与今之仪不同。今制，州、军贡士之月，以礼饮酒，且以知州、军事为主人。学事司所在，以提举学事为主人。其次本州官人行、上舍生当贡者与州之群老，为众宾，亦古者序宾、养老之意也。是月也，会凡学之士及武士习射，亦古者习射于序之意也。③
  这种批评，实际上是用养老的正齿位礼，来批评州一级贡士鹿鸣宴。所幸当时的明州（今宁波）地区，还保留了唐代古礼的遗风（“唐贞观所颁礼，惟明州独存”），即乡里养老之礼。于是政和议礼局讨论新礼时，便自然而然对之大加参酌借鉴，包括饮酒祭降、作乐器用之类。实际上，明州地区民间的乡饮酒礼，是一种岁末会拜之习。“以岁之元日或冬至，太守率乡之士大夫，释菜于先圣先师，而后会拜堂上，长幼有序，登降有仪，摈介有数，仿古乡饮酒礼。”①这实际上类似于唐代的“正齿位”之礼，不过加进了一些新的元素。南宋士人四处呼吁恢复乡饮酒礼，使其重回到上古乡饮酒礼尊老的本质，明州的乡饮酒礼遗俗自然成了一种文化范本。绍兴七年（1137），在四明地区“耆老会”的鼓动下，明州郡太守仇悆在当地学校中推行乡饮酒礼，后来又用官田106亩作为此后举行乡饮酒礼的开支基础。②这种经验在全国起到示范效应。
  绍兴十三年（1143），比部郎中林保上奏，请求制定乡饮酒礼仪制，朝廷“颁乡饮酒仪于郡国”③，即向全国颁布此礼。同时，朝廷还把是否参加过乡饮酒礼作为参与科举考试的必要前提条件：“非尝与乡饮酒者，毋得应举。”④这就是所谓“乡饮酒举士法”。四年后，即绍兴十七年（1147），朝廷下诏，州县每三年举行一次乡饮酒礼，⑤于是乡饮酒礼便在各州郡开始推行。但是，这个制度推行十多年后，“士人不以为便”，于是绍兴二十六年（1156）四月，朝廷采纳了抚州通判陈泳的奏请，规定不再把乡饮酒礼作为举人考试的必要条件（“虽不与乡饮酒者许应举”⑥），下诏“罢乡饮酒举士法”⑦。其政策是，“乡饮酒听人自为之，公家不得预”⑧。此后，公家不再组织地方乡饮酒礼，各地自行组织。这当然导致了民间乡饮酒礼的衰落。
  绍兴十三年的乡饮酒礼，是国子祭酒高闶制定的⑨，他制定时参照了明州地区的乡饮酒礼样本。这个礼式曾被朝廷“镂版颁行”，见于今本《宋会要辑稿》之“礼部”四十六。其内容较长，无法赘引，兹列其程序如下：
  （1）设主、宾、僎、介、三宾、设郡僚之位；（2）释菜于先圣先师；（3）肃宾；（4）序宾；（5）主献；（6）宾酬；（7）主人酬介；（8）介酬众宾；（9）沃洗；（10）拜送；（11）约束九事。①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记载，此礼式共有十二节：
  其仪有肃宾、祭酒、主献、宾酬主人、酬介、介酬众宾、修爵无算、沃洗、扬觯、拜送、拜既，凡十二节。又有约束凡（九）事。主人以守令，其酒食器用，乡大夫士之有力者共为之。②《玉海》也有类似记载：
  绍兴十三年四月六日，礼部言：“比部郎林保奏，‘修定乡饮酒矩范仪制，请遍下郡国’。今取明州已行仪制与林保所具规式参酌修具，镂版颁行。”奏可。其礼有主、宾、僎、介、三宾，有肃宾、序宾、祭酒、主献、宾酬、主人酬介、介酬众宾、修爵无算、沃洗、扬觯、拜送、拜既，及约束九事。③
  这几处记载，大同小异。可以肯定的是，这种乡饮酒礼仪式与唐代以来的鹿鸣宴显然不同。王美华根据《宋会要辑稿》，将绍兴十三年的乡饮酒礼仪式与唐代《开元礼》进行了比较，总结出绍兴十三年所颁乡饮酒礼的若干特点：
  第一，明确行之于州及县。第二，设立了主（州以郡守、县以县令为主）、宾（择乡里寄居年德高及致仕者为宾）、僎（州以通判、县以丞或簿）、介（以次长）、三宾（以宾之次者为之）。其主、宾、僎、介的位置与古礼相同。开元礼无“僎”，绍兴仪制则有“僎”，显然绍兴乡饮酒礼的复古倾向更为明显。第三，“主人率宾以下先释菜于先圣先师”，这一仪制不见明确规定于古礼与唐《开元礼》。第四，仪制中“肃宾、序宾、祭酒、主献、宾酬、主人酬介、介酬众宾、修爵无算”诸节，比唐《开元礼》简略。……第五，“司正扬觯致辞”的寓意，充分显示了绍兴乡饮酒礼明显的尊德尚齿、劝导忠孝节义、和睦乡里的主旨。综合来说，绍兴乡饮酒礼的内容明显是唐贞观尊德尚齿的乡饮酒仪制而来的，行于州县两级的以尊德尚齿为目的的礼仪形式。①
  不过，高闶草具的这个乡饮酒礼仪式颁布后，却遭到天下儒生的一致批评，《宋史》记载：“僎、介之位，皆与古制不合，诸儒莫解其指意。”②当时群儒的批评，可以从两种相反的角度来理解：其一，时人认为，绍兴十三年的乡饮酒礼仪式的复古程度不够，或不够准确；其二，时人已经习惯了科举贡士的鹿鸣宴式的乡饮酒礼，认为这种礼仪形式不合古制。
  绍兴十三年，朱熹14岁。但半个世纪之后，即庆元年间（1195—1200），博学的朱熹对高闶草具的这套礼式进行了改革：“庆元中，朱熹以《仪礼》改定，知学者皆尊用之，主、宾、僎、介之位，始有定说。”③
  朱熹对高闶草具的绍兴十三年礼式的批评，部分地见于《朱子语类》：
  乡饮酒礼：堂上主客列两边，主入一拜，客又答一拜；又拜一拜，又答一拜，却不交拜。又也皆北向拜，不相对。不知是如何。某赴省试时，众士人拜知举。知举受拜了，却在堂上令众人少立，使人大喝云：“知举答拜！”方拜二拜。是古拜礼犹有存者。近年问人则便已交拜，是二三十年间此礼又失了。
  明州行乡饮酒礼，其仪乃是高抑崇撰。如何不曾看《仪礼》，只将《礼记·乡饮酒义》做这文字。似乎编入国史实录，果然是贻笑千古者也！《仪礼》有“拜迎”“拜至”“拜送”“拜既”。拜迎，谓迎宾；拜至，谓至阶；拜送，谓既酌酒送酒也；拜既，卒爵而拜也。此礼中四节如此。今其所定拜送，乃是送客拜两拜，客去又拜两拜，谓之“拜既”，岂非大可笑！礼，既饮，“左执爵，祭脯醢”。所以左执爵者，谓欲用右手取脯醢，从其便也。他却改“祭脯醢”作“荐脯醢”，自教一人在边进脯醢。右手自无用，却将左手只管把了爵，将右顺便手却缩了！是可笑否？
  绍兴初，为乡饮酒礼，朝廷行下一仪制，极乖陋。此时乃高抑崇为礼官。看他为慎终丧礼，是煞看许多文字，如《仪礼》一齐都考得仔细。如何定乡饮酒礼乃如此疏缪？更不识着《仪礼》，只把《礼记·乡饮酒义》铺排教人行。且试举一项，如《乡饮酒》文云，“拜至”“拜洗”“拜受”“拜送”“拜既”。拜至，乃是宾升，主人阼阶上当楣北面再拜，谢宾至堂，是为“拜至”。主人既洗酌，卒洗，升，宾拜洗，是为“拜洗”。主人取爵实之，献宾，宾西阶上拜，是为“拜受”。若“拜送”，乃是宾进受爵，主人阼阶上拜，如今云“送酒”，是为“拜送爵”。宾复西阶上位，方有“拜告旨”“拜既爵”，及酢主人之礼。他乃将“拜送”，作送之门外再拜为拜送；门外两拜了，又两拜，为“拜既”。不知如何恁地不仔细。“拜既爵”，亦只是堂上礼。
  “抑崇”是高闶的字，《宋史》有传。他曾做过礼部员外郎、礼部侍郎②，与朱熹所说“高抑崇为礼官”相合。朱熹对高闶制定的丧礼制度，评价并不低（“考得仔细”），但对他制定的乡饮酒礼则斥为“可笑”“疏缪”“不仔细”。
  从上引材料看来，朱熹批评绍兴十三年乡饮酒礼，主要集中在仪式方面。他认为，宋人的拜礼，由拜与答拜转变为“交拜”，由同向北面拜转变为对拜，是古礼之失。①他批评高闶所定仪式中，不懂“拜至”“拜洗”“拜受”“拜送”“拜既”等仪节。在高氏的礼仪版本中，甚至把主人感谢宾饮尽自己所献之酒的“拜送”，误解为送客至门外。
  查《宋会要辑稿》，在“主献”环节，确有如下仪节：
  主人跪，左执觯饮宾，宾拜，一拜。跪受饮釂，主人答拜。拜先兴，执事者右荐脯醢，宾受讫，兴。②
  可以与《仪礼·乡饮酒礼》原文进行对照：
  主人坐取爵，实之宾之席前，西北面献宾。宾西阶上拜，主人少退。宾进受爵以复位。主人阼阶上拜送爵，宾少退。荐脯醢。宾升席自西方，乃设折俎。主人阼阶东疑立，宾坐，左执爵，祭脯醢，奠爵于荐西，兴，右手取肺，却左手执本，坐，弗缭，右绝末以祭，尚左手，哜之。兴，加于俎。坐挩手，遂祭酒。兴，席末坐啐酒。降席，坐奠爵，拜，告旨，执爵，兴。主人阼阶上答拜。
  按照《仪礼·乡饮酒礼》，主人献宾之后，有司进献脯醢，然后宾左手执酒爵、右手祭脯醢（这是“祭先”的环节，即把脯醢抓一点在豆间，表示不忘造物先祖）。朱熹批评的是，绍兴十三年的乡饮酒仪式中，高闶没有读懂《仪礼》中的“祭先”环节，只剩下了执事者进荐脯醢这一动作，变成了宾径直享用脯醢。朱熹的批评并非刻意挑剔和顽固复古，“左执爵，祭用右手”是古礼中的定式，纯粹是出于左右两手的使用方便。高闶礼仪中的“执事者右荐脯醢”与宾的“左执爵，祭脯醢”完全不是同一回事。
  另外，绍兴礼式中，把乡饮酒礼完成之后送宾出门外的仪式，称为“拜送”，这也引起朱熹的嘲笑。“拜送”又称“拜送爵”，是指行礼过程中，当宾客饮下主人所献之酒时，主人在阼阶对他所行的拜礼。不仅如此，绍兴礼式在“拜送”环节，还有“拜既拜诉”四字①。“拜既”又称“拜既爵”，指主人对宾客饮酒并“告旨”（称颂主人酒美）的回拜，如果放在整个送宾的环节，更是不类。这些错误均相当严重，难怪朱熹要予以严厉批评了。②
  那么，朱熹改定的乡饮酒礼是什么面貌呢？《宋史·礼志》对其具体仪式有详细记载：
  其主，则州以守、县以令，位于东南；宾，以里居年高及致仕者，位于西北；僎，则州以倅、县以丞或簿，位东北；介以次长，位西南；三宾，以宾之次者；司正，以众所推服者；相及赞，以士之熟于礼仪者。
  其日质明，主人率宾以下，先释菜于先圣先师，退各就次，以俟肃宾。介与众宾既入，主人序宾祭酒，再拜，诣罍洗洗觯，至酒尊所酌实觯，授执事者，至宾席前跪以献宾，宾酬主人，主人酬介，介酬众宾，宾主以下各就席坐讫。酒再行，次沃洗，赞者请司正扬觯致辞，司正复位，主人以下复坐。主人兴，复至阼阶楣下，僎从。宾、介复至西阶下立，三宾至西阶立，并南向。主人拜，宾、介以下再拜。宾、介与众宾先自西趋出，主人少立，自东出。宾以下立于庠门外之右，东乡；主人立于门外之左，西乡，僎从。主人再拜，宾介以下皆再拜，退。③
  此段300余字的记载，相当概括，肯定不是朱熹版本的全文，但可见其梗概。如果把《开元礼》中的乡饮酒礼、绍兴十三年高闶草具的乡饮酒礼、朱熹庆元年间改定的乡饮酒礼这三者进行比较，会发现诸多富于历史意味的现象。以下在上引王美华文的基础上，再加发覆。
  第一，朱熹定礼，重新确定了宾、主、介、僎的身份和秩序，尤其是僎的身份和秩序。据《仪礼》和《礼记》，乡饮酒礼中受到礼遇的宾和介是“处士贤者”，即地方上未仕的长者、贤者，类似于后代的乡绅，郑玄注：“贤者为宾，其次为介，又其次为众宾，而与之饮酒，是亦将献之，以礼礼宾之也。”主人，是“诸侯之乡大夫”，即地方长官。僎（古文经作遵或全，也有作驺、驯等），是本乡在外地任职的官员，他们若此时在本乡参加乡饮酒礼，要么是前来观礼，要么是辅助主人（乡大夫）完成仪式。因为不是所有的乡里都有人在外任职，也不是所有在外任职的官员都会回来参加故乡的乡饮酒礼，所以“僎”（遵者）的到来具有不确定性。在《仪礼·乡饮酒礼》的布席环节，并没有为他们安布座席；如果他们半途加入时，必须等整个仪式中某两个节目的衔接处，才能让他们进入（以免打扰整个仪式的进行）。一旦他们参加乡饮酒礼，则安布在阼阶之东北，主人在阼阶上，宾在西北，介在西南，这样形成所谓四方布席的格局：
  宾主象天地也，介僎象阴阳也，三宾象三光也。……主人者尊宾，故坐宾于西北，而坐介于西南以辅宾。宾者，接人以义者也，故坐于西北。主人者，接人以德厚者也，故坐于东南。而坐僎于东北，以辅主人也。（《礼记·乡饮酒义》）
  僎（遵者）的位置，说明了他们身份的特殊，他们与乡大夫同为在朝之官，与乡饮酒礼要招待的对象——德高年长的地方耆宿不同，所以坐在东边，即主人的一方；但他们的地位、德行、年齿有可能高于主人，于是将其席安在东方靠北一点。
  正因为僎（遵者）是个不固定的参礼者，所以宋代以前，都没有为之常设席位。《开元礼》的《乡饮酒礼》和《正齿位》二篇中，都没有僎（遵者）的身影。北宋初年的《开宝礼》已佚，无从了解当时的国家典制。但是，北宋徽宗政和二年（1112），议礼局专门上呈了一道札子，其中己提到僎（遵者）：
  惟今州郡贡士之日设鹿鸣宴，正古者宾兴贤能，行乡饮酒之遗礼也。窃详古者乡饮酒仪立宾、主、僎、介，则与今之礼不同。其器以笾、豆、尊、俎，则与今之器不同。宾坐于西北，介坐于西南，主人坐于东南，僎坐于东北，则与今之位不同。主人献宾，宾酢主人，主人酬宾；次主人献介，介酢主人；次主人献众宾。则与今之仪不同。①
  这道奏折所批评的对象，是当时正在流行的鹿鸣宴。而议礼局的礼官们向往并试图恢复的乡饮酒礼，则有僎（遵者）的席位（“古者乡饮酒仪立宾、主、僎、介”）。这道奏折后来获准执行，也就是说，政和修礼使得僎（遵者）成为与宾、主、介并举的一个常设席位。而后来南宋绍兴十三年礼式中，僎（遵者）更成为一个常设席位。朱熹的庆元定礼，进一步明确了僎（遵者）的身份和地位：“僎，则州以倅、县以丞或簿，位东北。”②僎（遵者）的身份逐渐法定化，反映出宋代官僚体制的变化（详下）。
  第二，朱熹定礼，进一步确定了乡饮酒礼中“释菜于先圣先师”这一仪式。这一仪式既不见于《仪礼》，也不见于唐代的《开元礼》，但它有着悠久的传统。《礼记·文王世子》谓：“凡学，春官释奠于其先师。秋冬亦如之。凡始立学者，必释奠于先圣先师。”郑注：“先圣，周公若孔子。”孔疏：
  云“先圣，周公若孔子”者，以周公、孔子皆为先圣，近周公处祭周公，近孔子处祭孔子，故云“若”。若是不定之辞，立学为重，故及先圣，常奠为轻，故唯祭先师，此经始立学，故奠先圣先师。①
  祭先圣先师，有两种情况：一是初立学宫之时；二是平常的春、秋二仲上丁，即二月和八月的第一个丁日。据正史记载，东汉时“郡国县道行乡饮酒于学校，皆祠先圣先师周公、孔子，牲以太牢”；曹魏正始年间，“齐王每讲经遍，辄使太常释奠先圣先师于辟雍，弗躬亲”②。
  北齐和隋朝已有乡饮酒礼祭先圣先师之礼，《隋书》卷九《礼仪志四》：
  后齐制，新立学，必释奠礼先圣先师，每岁春秋二仲，常行其礼。……隋制，国子寺，每岁以四仲月上丁，释奠于先圣先师。年别一行乡饮酒礼。州郡学则以春秋仲月释奠。州郡县亦每年于学一行乡饮酒礼。③
  到唐代，国家正式将释奠先圣先师列为国家祀典，与天神、地祇、人鬼共享祭祀④。每年春、秋二仲月上丁，即二月和八月的第一个丁日祭孔，成为成例。贞观四年（630），唐太宗下令州县学校皆建孔子庙，于是孔庙遍及全国各地。然而，唐代并没把祭孔纳入乡饮酒礼之中。
  科举考试以儒家经义取士，进一步促进了士人对孔儒的崇祀。到宋代，先圣先师与进士发榜和闻喜宴联系起来，发榜唱名之后，“既谢恩，诣国学谒先圣先师，进士过堂阁下告名”⑤。绍兴乡饮酒礼仪式规定，在行礼的当天一大早，主人便要去拜祭先圣先师：“质明，主人率宾以下，先释菜于先圣先师，退各就次，以俟肃宾。”⑥也就是说，对先圣先师行释菜礼之后，才开始肃宾和其他仪节。向先圣先师行释菜礼，虽是上古以来的学校礼仪，但从《仪礼·乡饮酒礼》《礼记·乡饮酒义》和《开元礼》的演变过程来看，它与乡饮酒礼并无直接联系，只是南宋才将二者联系起来，这大概是采用明州经验的结果，因为明州地区的乡饮酒礼保存有此种仪式。
  朱熹的庆元礼式，对“释菜于先圣先师”这一程序只字未改，完全加以继承。《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中有《行乡饮酒礼告先圣文》一篇：
  昨朝廷举行乡饮酒之礼，而县之有司奉行不谨，容节谬乱，仪矩阙疏，甚不足以称明天子举遗兴礼之意。今者宾兴有日，熹谨与诸生考协礼文，推阐圣制，周旋揖逊，一如旧章。即事之初，敢以舍菜之礼，谨修虔告。①
  这篇告文的具体写作时间，已不可考，但从祭文内容可知，朱熹不满意县里举行乡饮酒礼的疏漏谬乱，故而与弟子们一起重新演练了一番乡饮酒礼。他“一如旧章”地习礼之前，首先用舍菜之礼祭祀先圣孔子。他对于向孔圣行祭的神位、时间、仪式和祭器等特别注意，专有《释奠申礼部检状》加以考订说明②。
  朱熹对绍兴礼式中崇祀先圣先师仪式的继承，是他尊孔崇儒、祖述道统的必然结果。道学家特别重视尧舜禹三代、文王、周公、孔、思、孟的学脉传灯，这种“判教”也是他们被目为“道学”中人的一大标志③。正如尤褒所说：“夫道学者，尧、舜所以帝，禹、汤、武所以王，周公、孔、孟所以设教。”④乡饮酒礼的根本是教化乡里、引导人心，朱熹定礼，首先祭祀先圣先师，自然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释。
  第三，对照《仪礼·乡饮酒礼》《礼记·乡饮酒义》和《开元礼》，可知朱熹的礼式沿续了绍兴礼式从简从俗的思路，其仪节已大为减省。现将上古、唐代、宋代几个时期的乡饮酒礼仪式，用表格展列如下：
  由上表可知，时代越晚，乡饮酒礼的仪式越趋简化。
  1.《仪礼》和《开元礼》中，都有戒宾环节，绍兴礼式和朱熹礼式不再设此①。
  2.《仪礼》和《开元礼》中，主人与宾行的“一献之礼”，绍兴礼式和朱熹礼式中只有主人献宾、宾回酢主人，省略了主人再酬宾这一环节；主人与介行礼，《仪礼》和《开元礼》中，都有介回酢主人的环节，但绍兴礼式和朱熹礼式中则省略之。
  3.在酬众宾环节，《仪礼》和《开元礼》中对三宾（长、次、又次）都是主人亲自分别酬酒；对堂下众宾的酬酒，《仪礼》由介完成，《开元礼》则由主人亲自完成（“每一人升，受爵”，即一一分别酬之）。而到了绍兴礼式和朱熹礼式中，则大为减省，对三宾和堂下众宾的酬酒，均由介一人来完成，主人不再参与。
  4.在旅酬环节，《仪礼》和《开元礼》都有“无算爵，无算乐”，而绍兴礼式虽然也说到“修爵无算”，但限定为“酒三行”，并特别注明：“每酒一行，主人揖宾及介，介揖众宾，并礼生唱之。”也就是说，主、宾、介、众宾依顺序献酒，饮三个循环。而到了朱熹礼式中，更简化为“酒再行”，即只饮两个循环。
  5.《仪礼》和《开元礼》中均有歌笙作乐环节，而绍兴仪式和朱熹礼式中未有明载。《宋史·乐志》记载有《淳化乡饮酒》三十三章，包括《鹿鸣》六章、《南陔》二章、《嘉鱼》八章、《崇丘》二章、《关雎》十章、《鹊巢》六章。①这些都只是袭用了《诗经·小雅》中的篇名，其具体歌词并非《诗经》原句，当是宋人创作，以用于科举贡士的鹿鸣宴。政和议礼时，奏议称“其有古乐处，令用古乐”②。然而，绍兴礼式和朱熹礼式中，均没有提到用乐的仪节。朱熹本人十分清楚，《鹿鸣》三诗是“上下通用之乐”，“乡饮酒亦用”③。无奈他身处的南宋时代，古乐散失殆尽：“今之礼，尚有见于威仪辞逊之际；若乐，则全是失了！”④可能正由于此，他制礼时将“作乐”一项付之阙如。至于当时民间基层社会举行乡饮酒礼时是否用乐，还有待考证。
  第四，在删繁就简的同时，绍兴礼式和朱熹礼式却另外增加了一个“沃洗”仪节。它被安排在旅酬的“酒三行”（朱熹的“酒再行”）之后。朱熹礼式在《宋史·礼志》中只有“沃洗”这样一个名目，其细节不得而知，但绍兴礼式却载之甚详：
  沃洗：卒饮，赞者诣主人席前唱曰：“请主人沃洗。”相者捧觯，请主人酌酒。相者捧觯诣洗所，跪，直洗者亦跪受，立饮讫。各就位扬觯。赞者诣席前唱曰：“主人以下皆执笏。”次引司正出位，赞者曰：“请司正扬觯。”次引司正取主人觯诣洗觯，至席前跪而扬觯讫。赞者请司正致词。司正乃言曰：“古者于旅也语，于是道古。仰惟朝廷，率由旧章，敦崇礼教。今兹举行乡饮，非专为饮食而已，凡我长幼，各相劝勉，忠于国，孝于亲，内穆于闺门，外比于乡党，胥训告，胥教诲，毋或愆堕，以忝所生。”赞者曰：“修爵讫。”司正复位，主人以下复坐。①
  这一段仪节，不见于《仪礼》，在《开元礼》的《乡饮酒》中也无有所见。但从《开元礼》的《正齿位》中则可以发现它的前缘：
  司正适篚，跪取觯，兴，进，立于楹间，北面，乃扬觯而言曰：“朝廷率由旧章，敦行礼教，凡我长幼，各相劝勖，忠于国，孝于亲，内穆于闺门，外比于乡党，无或僭惰，以忝所生。”宾主以下皆再拜，司正跪奠觯，再拜，跪取觯饮，卒爵，兴。宾、主以下皆坐，司正适篚，跪，奠觯，兴，降复位。无算爵。②
  不难发现，南宋乡饮酒礼的“沃洗”环节，是由唐代正齿位的“司正扬觯而言”演变而来。它设在乡饮酒礼的末尾，通过司正的一番话，来宣示举行乡饮酒礼的目的，并劝勉参加的乡党们要敦行礼教，孝忠家国。
  绍兴礼式和朱熹礼式发展了唐人在乡饮酒礼末尾的这番宣教仪节。
  “司正”之职，在上古礼制中一般由主人之相（身份很低）担任，在饮酒、耦射等环节中“正宾主之礼”，即进行礼制监察。在乡饮酒礼和乡射礼的旅酬阶段，他“当监旅酬”（郑玄注）。由这种“正气凛然”的身份角色来进行宣示礼教，非常自然。与唐代《开元礼》稍有不同的是，宋礼司正的开场词是“古者于旅也语，于是道古”，这与上古乐教的“道古”环节可以对应。《礼记·乐记》说，凡是正音雅乐演奏之后，都有一个“道古”的环节：“君子于是语，于是道古，修身及家，平均天下，此古乐之发也。”宋人之所以要重拾并强调这个“道古”仪节，多多少少与它的内涵有关——“修身及家，平均天下”，正是南宋理学家们念兹在兹的根本追求，也正是理学家们通过仪式来教化乡里的一个重要抓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