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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记载，朱熹曾参与南宋乡饮酒礼的改定。从古代乡饮酒礼的演变史来看，这场改定具有重要意义。本文拟以《宋史·礼志》的记载为主线，将这一史实与《仪礼·乡饮酒礼》以及朱熹本人的《仪礼经传通解》《朱子语类》进行对照分析，并参以《大唐开元礼》《宋会要辑稿》等相关礼典记载，阐发朱熹改定乡饮酒礼的经学意义和政治内涵。①
  一、前朱熹时代的乡饮酒礼
  乡饮酒礼，是上古中国尊贤养老、上贡人才的乡村礼仪，见于《仪礼·乡饮酒礼》《礼记·乡饮酒义》《周礼·地官·乡大夫》《周礼·地官·党正》等篇。其主要仪式如下：
  1.谋宾、邀宾、迎宾。主人（乡大夫）与乡先生（庠校中的老师）商议谁为宾（一人）、介（一人）、众宾（多人，其中三人为代表）以及各宾客的顺序。
  2.宾主行献酒之礼。（1）主人与宾行一献之礼，即主人献宾、宾回酢主人、主人酬宾；（2）主人与介之间行献、酢之礼，即主人献介、主人自酢；（3）主人献众宾，即主人向众宾之三人献酒，众宾也随之饮酒。
  3.作乐。（1）升歌，乐工四人上堂唱歌，主人向乐工献酒，唱《诗经·小雅》中的《鹿鸣》《四牡》《皇皇者华》；（2）笙奏，吹笙者在堂下吹奏《诗经·小雅》中的《南陔》《白华》《华黍》；（3）间歌，堂上升歌与堂下笙奏相间而作，轮流表演，分别唱、奏《诗经》中的固定歌曲，具体而言，上歌《鱼丽》而下笙《由庚》，上歌《南有嘉鱼》而下笙《崇丘》，上歌《南山有台》而下笙《由仪》；（4）合乐，升歌与笙奏相合，一起奏唱《周南》中的《关睢》《葛覃》《卷耳》，《召南》中的《鹊巢》《采蘩》《采苹》。
  4.旅酬。即按顺序敬酒，不过这个顺序是尊者向卑者敬酒，正如《中庸》所说：“下为上，所以逮贱。”具体而言，宾要酬（敬酒）主人、主人酬介、介酬众宾。
  5.饮无算爵，行无算乐。彻俎之后，宾主脱鞋燕饮，饮“无算爵”，行“无算乐”。
  6.送宾。宾出时演奏《南陔》之乐。次日，宾客回拜主人，感谢主人前日的招待，主人要慰劳昨天参与礼仪的其他人。而行乡饮酒礼之后，又往往与乡射礼相连进行，兹不赘述。
  乡饮酒礼的主要功能，汉唐注疏中都有阐明。孔颖达《乡饮酒义》正义归纳说，以下四种情况都属于乡饮酒礼：
  一则三年宾贤能，二则卿大夫饮国中贤者，三则州长习射饮酒也，四则党正蜡祭饮酒。总而言之，皆谓之“乡饮酒”。①
  与孔颖达同时的贾公彦，在为《仪礼·乡饮酒礼》做疏证时，也持基本相同的观点：
  凡乡饮酒之礼，其名有四：案此宾贤能谓之乡饮酒，一也；又案《乡饮酒义》云“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是党正饮酒，亦谓之乡饮酒，二也；乡射州长春秋习射于州序，先行乡饮酒，亦谓之乡饮酒，三也；案《乡饮酒义》，又有卿大夫士饮国中贤者，用乡饮酒，四也。其《王制》云：“习射尚功，习乡尚齿。”②
  按照孔、贾二人的理解，以上四种礼仪都属于乡饮酒礼，不过这四种场合举行的频率、宾主级别有所不同。
  这四种功能又可以简化为两种：一是尊贤，即宾士贡才；二是养老，即序齿尊长。随着科举制度的兴盛，乡饮酒礼发展出两种形式。尊贤贡才的部分，演变为贡举“鹿鸣宴”，即科举及第后，由地方官员为新科举人举行的饯行酒会，时间是每年贡举之时（约为十月）。此制从唐代沿续至清代。之所以称为鹿鸣宴，是因为在上古乡饮酒礼中，有一个奏乐环节，堂上所奏之乐，首篇即是《诗经·小雅》中的《鹿鸣》篇。此种乡饮酒礼，见于《大唐开元礼》，其举办的主人是刺史，举行的地点大多在学校。①
  序齿养老的部分，在《大唐开元礼》中则另外专有一名，称为“正齿位”之礼。举行此礼的主人是县令，其规格低于鹿鸣宴，更接近上古以来的乡饮酒仪式。该礼举行的时间，是每年冬季十二月。仪式如下：
  每年季冬之月，县令为主人，乡之老人年六十以上有德望者一人为宾，次一人为介，又其次为三宾，又其次为众宾。其日质明，设宾席于楹间，近北，南向。设主人席于阼阶上，西向。设介席于西阶上，东向。设三宾席于宾席之西，各南向。皆不属焉。又设众宾席于楹间近南，北面东上。②
  有学者已经指出，唐代宾贡饯行的乡饮酒礼，因为贡举制度的实施而成为常典；地方上父老百姓劝善行礼、言及孝子养亲的乡饮酒礼仪式，虽然屡有朝廷诏令（贞观六年、唐隆元年、开元六年）却施行不佳，流行不广。③
  到了宋代，以尚贤为主的鹿鸣宴得到发扬光大，并进一步礼制化。北宋各州“宾贡”时地方长官也要专门摆设饯行仪式，席中要赋诗唱和，俨然成为文人的一种雅集，很多流传后世的诗词名篇都出自这种场合。唐代宾贡乡饮酒礼固定在州县学校举行，而宋鹿鸣宴则在学校之外举行。宋代有一些常见的赋诗集会地点，如徐州的黄楼。宋代的鹿鸣宴仪式与前代相同，大致是知州担任主人，率领属僚，把贡举之人立为宾，另邀请当地乡绅，群贤毕集，逸民来会①。北宋末年徽宗时期，政和议礼局的札子称：
  今欲因今之宜，参酌循立（例），每岁，惟于州军贡士之日，以礼饮酒。以知州、军事为主人，学事司所在，以提举学事为主人，其次本州官以下为主党。当贡者与州之群老为众宾，亦古者谋宾养老之意也。当贡生与州老序位以齿，亦古者正齿位之意也。是日也，会凡学之士及武士习射，亦古者习射于序之意也。其余降登之节，与举酒、作乐、器用之类，并参照辟雍宴贡士仪，庶几可行于今而不失稽古之意。兼契勘以鹿鸣燕，亦恐未当。伏望断自圣学，以幸天下，取进止。
  贴黄：“如允所请，乞应州郡鹿鸣宴并改作乡饮酒礼，仍乞先次施行。”②
  意思是说，各地知州、知军担任主人的鹿鸣贡士之会，已经包含了谋宾、养老的意思，行礼时又按年齿序位，这已相当于乡饮酒礼了，请求皇帝批准将鹿鸣宴改名为乡饮酒礼。结果得到宋徽宗的御笔批准：“稽古者不必循其迹，州郡鹿鸣宴乃古乡饮之意，可止改鹿鸣之名。有古乐处令用古乐。”③州郡的鹿鸣宴，改称为乡饮酒礼，只不过在其基础上掺杂一些养老、射箭之仪。王美华将宋代乡饮酒礼的变化，称为“鹿鸣宴的剥离与‘尊德尚齿’概念的回归”④。
  宋初的《开宝礼》已不得见，据朱熹说，它“多本《开元》，而颇加详备”。宋末徽宗政和年间开局重修五礼，《政和五礼新仪》基本内容今见于《四库全书》，但并无地方乡饮酒礼的内容，惟其卷一九七有《皇帝养老于太学仪》，与乡饮酒礼略有关联。不过，朱熹对《政和五礼新仪》评价似乎不高：“及政和间修五礼，一时奸邪以私智损益，疏略抵牾，更没理会，又不如《开宝礼》。”①
  正如申万里所指出，宋代的乡饮酒礼存在三种类型：一是岁末由地方官主持，地方儒士、耆旧参加的乡饮酒礼，一般在元日即正月初一举行。第二，在儒学、贡院新建成或改建完成之时，为了庆贺而举行的乡饮酒礼，还包括地方官上任时为了振兴士风而临时举行的乡饮酒礼。第三，鹿鸣宴，即贡士之时举行的乡饮酒礼，每三年一次。②
  二、朱熹对乡饮酒礼的改定
  当时人已经意识到，宋代流行的鹿鸣宴，与上古乡饮酒礼之间存在巨大差异：
  然古礼有宾、主、僎、介，与今之礼不同。器以尊俎，与今之器不同。宾坐于西北，介坐于西南，主人坐东南，僎坐东北，与今之位不同。主人献宾，宾酢主人，主人酬宾，次主人献介，介酢主人，次主人献众宾，与今之仪不同。今制，州、军贡士之月，以礼饮酒，且以知州、军事为主人。学事司所在，以提举学事为主人。其次本州官人行、上舍生当贡者与州之群老，为众宾，亦古者序宾、养老之意也。是月也，会凡学之士及武士习射，亦古者习射于序之意也。③
  这种批评，实际上是用养老的正齿位礼，来批评州一级贡士鹿鸣宴。所幸当时的明州（今宁波）地区，还保留了唐代古礼的遗风（“唐贞观所颁礼，惟明州独存”），即乡里养老之礼。于是政和议礼局讨论新礼时，便自然而然对之大加参酌借鉴，包括饮酒祭降、作乐器用之类。实际上，明州地区民间的乡饮酒礼，是一种岁末会拜之习。“以岁之元日或冬至，太守率乡之士大夫，释菜于先圣先师，而后会拜堂上，长幼有序，登降有仪，摈介有数，仿古乡饮酒礼。”①这实际上类似于唐代的“正齿位”之礼，不过加进了一些新的元素。南宋士人四处呼吁恢复乡饮酒礼，使其重回到上古乡饮酒礼尊老的本质，明州的乡饮酒礼遗俗自然成了一种文化范本。绍兴七年（1137），在四明地区“耆老会”的鼓动下，明州郡太守仇悆在当地学校中推行乡饮酒礼，后来又用官田106亩作为此后举行乡饮酒礼的开支基础。②这种经验在全国起到示范效应。
  绍兴十三年（1143），比部郎中林保上奏，请求制定乡饮酒礼仪制，朝廷“颁乡饮酒仪于郡国”③，即向全国颁布此礼。同时，朝廷还把是否参加过乡饮酒礼作为参与科举考试的必要前提条件：“非尝与乡饮酒者，毋得应举。”④这就是所谓“乡饮酒举士法”。四年后，即绍兴十七年（1147），朝廷下诏，州县每三年举行一次乡饮酒礼，⑤于是乡饮酒礼便在各州郡开始推行。但是，这个制度推行十多年后，“士人不以为便”，于是绍兴二十六年（1156）四月，朝廷采纳了抚州通判陈泳的奏请，规定不再把乡饮酒礼作为举人考试的必要条件（“虽不与乡饮酒者许应举”⑥），下诏“罢乡饮酒举士法”⑦。其政策是，“乡饮酒听人自为之，公家不得预”⑧。此后，公家不再组织地方乡饮酒礼，各地自行组织。这当然导致了民间乡饮酒礼的衰落。
  绍兴十三年的乡饮酒礼，是国子祭酒高闶制定的⑨，他制定时参照了明州地区的乡饮酒礼样本。这个礼式曾被朝廷“镂版颁行”，见于今本《宋会要辑稿》之“礼部”四十六。其内容较长，无法赘引，兹列其程序如下：
  （1）设主、宾、僎、介、三宾、设郡僚之位；（2）释菜于先圣先师；（3）肃宾；（4）序宾；（5）主献；（6）宾酬；（7）主人酬介；（8）介酬众宾；（9）沃洗；（10）拜送；（11）约束九事。①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记载，此礼式共有十二节：
  其仪有肃宾、祭酒、主献、宾酬主人、酬介、介酬众宾、修爵无算、沃洗、扬觯、拜送、拜既，凡十二节。又有约束凡（九）事。主人以守令，其酒食器用，乡大夫士之有力者共为之。②《玉海》也有类似记载：
  绍兴十三年四月六日，礼部言：“比部郎林保奏，‘修定乡饮酒矩范仪制，请遍下郡国’。今取明州已行仪制与林保所具规式参酌修具，镂版颁行。”奏可。其礼有主、宾、僎、介、三宾，有肃宾、序宾、祭酒、主献、宾酬、主人酬介、介酬众宾、修爵无算、沃洗、扬觯、拜送、拜既，及约束九事。③
  这几处记载，大同小异。可以肯定的是，这种乡饮酒礼仪式与唐代以来的鹿鸣宴显然不同。王美华根据《宋会要辑稿》，将绍兴十三年的乡饮酒礼仪式与唐代《开元礼》进行了比较，总结出绍兴十三年所颁乡饮酒礼的若干特点：
  第一，明确行之于州及县。第二，设立了主（州以郡守、县以县令为主）、宾（择乡里寄居年德高及致仕者为宾）、僎（州以通判、县以丞或簿）、介（以次长）、三宾（以宾之次者为之）。其主、宾、僎、介的位置与古礼相同。开元礼无“僎”，绍兴仪制则有“僎”，显然绍兴乡饮酒礼的复古倾向更为明显。第三，“主人率宾以下先释菜于先圣先师”，这一仪制不见明确规定于古礼与唐《开元礼》。第四，仪制中“肃宾、序宾、祭酒、主献、宾酬、主人酬介、介酬众宾、修爵无算”诸节，比唐《开元礼》简略。……第五，“司正扬觯致辞”的寓意，充分显示了绍兴乡饮酒礼明显的尊德尚齿、劝导忠孝节义、和睦乡里的主旨。综合来说，绍兴乡饮酒礼的内容明显是唐贞观尊德尚齿的乡饮酒仪制而来的，行于州县两级的以尊德尚齿为目的的礼仪形式。①
  不过，高闶草具的这个乡饮酒礼仪式颁布后，却遭到天下儒生的一致批评，《宋史》记载：“僎、介之位，皆与古制不合，诸儒莫解其指意。”②当时群儒的批评，可以从两种相反的角度来理解：其一，时人认为，绍兴十三年的乡饮酒礼仪式的复古程度不够，或不够准确；其二，时人已经习惯了科举贡士的鹿鸣宴式的乡饮酒礼，认为这种礼仪形式不合古制。
  绍兴十三年，朱熹14岁。但半个世纪之后，即庆元年间（1195—1200），博学的朱熹对高闶草具的这套礼式进行了改革：“庆元中，朱熹以《仪礼》改定，知学者皆尊用之，主、宾、僎、介之位，始有定说。”③
  朱熹对高闶草具的绍兴十三年礼式的批评，部分地见于《朱子语类》：
  乡饮酒礼：堂上主客列两边，主入一拜，客又答一拜；又拜一拜，又答一拜，却不交拜。又也皆北向拜，不相对。不知是如何。某赴省试时，众士人拜知举。知举受拜了，却在堂上令众人少立，使人大喝云：“知举答拜！”方拜二拜。是古拜礼犹有存者。近年问人则便已交拜，是二三十年间此礼又失了。
  明州行乡饮酒礼，其仪乃是高抑崇撰。如何不曾看《仪礼》，只将《礼记·乡饮酒义》做这文字。似乎编入国史实录，果然是贻笑千古者也！《仪礼》有“拜迎”“拜至”“拜送”“拜既”。拜迎，谓迎宾；拜至，谓至阶；拜送，谓既酌酒送酒也；拜既，卒爵而拜也。此礼中四节如此。今其所定拜送，乃是送客拜两拜，客去又拜两拜，谓之“拜既”，岂非大可笑！礼，既饮，“左执爵，祭脯醢”。所以左执爵者，谓欲用右手取脯醢，从其便也。他却改“祭脯醢”作“荐脯醢”，自教一人在边进脯醢。右手自无用，却将左手只管把了爵，将右顺便手却缩了！是可笑否？
  绍兴初，为乡饮酒礼，朝廷行下一仪制，极乖陋。此时乃高抑崇为礼官。看他为慎终丧礼，是煞看许多文字，如《仪礼》一齐都考得仔细。如何定乡饮酒礼乃如此疏缪？更不识着《仪礼》，只把《礼记·乡饮酒义》铺排教人行。且试举一项，如《乡饮酒》文云，“拜至”“拜洗”“拜受”“拜送”“拜既”。拜至，乃是宾升，主人阼阶上当楣北面再拜，谢宾至堂，是为“拜至”。主人既洗酌，卒洗，升，宾拜洗，是为“拜洗”。主人取爵实之，献宾，宾西阶上拜，是为“拜受”。若“拜送”，乃是宾进受爵，主人阼阶上拜，如今云“送酒”，是为“拜送爵”。宾复西阶上位，方有“拜告旨”“拜既爵”，及酢主人之礼。他乃将“拜送”，作送之门外再拜为拜送；门外两拜了，又两拜，为“拜既”。不知如何恁地不仔细。“拜既爵”，亦只是堂上礼。
  “抑崇”是高闶的字，《宋史》有传。他曾做过礼部员外郎、礼部侍郎②，与朱熹所说“高抑崇为礼官”相合。朱熹对高闶制定的丧礼制度，评价并不低（“考得仔细”），但对他制定的乡饮酒礼则斥为“可笑”“疏缪”“不仔细”。
  从上引材料看来，朱熹批评绍兴十三年乡饮酒礼，主要集中在仪式方面。他认为，宋人的拜礼，由拜与答拜转变为“交拜”，由同向北面拜转变为对拜，是古礼之失。①他批评高闶所定仪式中，不懂“拜至”“拜洗”“拜受”“拜送”“拜既”等仪节。在高氏的礼仪版本中，甚至把主人感谢宾饮尽自己所献之酒的“拜送”，误解为送客至门外。
  查《宋会要辑稿》，在“主献”环节，确有如下仪节：
  主人跪，左执觯饮宾，宾拜，一拜。跪受饮釂，主人答拜。拜先兴，执事者右荐脯醢，宾受讫，兴。②
  可以与《仪礼·乡饮酒礼》原文进行对照：
  主人坐取爵，实之宾之席前，西北面献宾。宾西阶上拜，主人少退。宾进受爵以复位。主人阼阶上拜送爵，宾少退。荐脯醢。宾升席自西方，乃设折俎。主人阼阶东疑立，宾坐，左执爵，祭脯醢，奠爵于荐西，兴，右手取肺，却左手执本，坐，弗缭，右绝末以祭，尚左手，哜之。兴，加于俎。坐挩手，遂祭酒。兴，席末坐啐酒。降席，坐奠爵，拜，告旨，执爵，兴。主人阼阶上答拜。
  按照《仪礼·乡饮酒礼》，主人献宾之后，有司进献脯醢，然后宾左手执酒爵、右手祭脯醢（这是“祭先”的环节，即把脯醢抓一点在豆间，表示不忘造物先祖）。朱熹批评的是，绍兴十三年的乡饮酒仪式中，高闶没有读懂《仪礼》中的“祭先”环节，只剩下了执事者进荐脯醢这一动作，变成了宾径直享用脯醢。朱熹的批评并非刻意挑剔和顽固复古，“左执爵，祭用右手”是古礼中的定式，纯粹是出于左右两手的使用方便。高闶礼仪中的“执事者右荐脯醢”与宾的“左执爵，祭脯醢”完全不是同一回事。
  另外，绍兴礼式中，把乡饮酒礼完成之后送宾出门外的仪式，称为“拜送”，这也引起朱熹的嘲笑。“拜送”又称“拜送爵”，是指行礼过程中，当宾客饮下主人所献之酒时，主人在阼阶对他所行的拜礼。不仅如此，绍兴礼式在“拜送”环节，还有“拜既拜诉”四字①。“拜既”又称“拜既爵”，指主人对宾客饮酒并“告旨”（称颂主人酒美）的回拜，如果放在整个送宾的环节，更是不类。这些错误均相当严重，难怪朱熹要予以严厉批评了。②
  那么，朱熹改定的乡饮酒礼是什么面貌呢？《宋史·礼志》对其具体仪式有详细记载：
  其主，则州以守、县以令，位于东南；宾，以里居年高及致仕者，位于西北；僎，则州以倅、县以丞或簿，位东北；介以次长，位西南；三宾，以宾之次者；司正，以众所推服者；相及赞，以士之熟于礼仪者。
  其日质明，主人率宾以下，先释菜于先圣先师，退各就次，以俟肃宾。介与众宾既入，主人序宾祭酒，再拜，诣罍洗洗觯，至酒尊所酌实觯，授执事者，至宾席前跪以献宾，宾酬主人，主人酬介，介酬众宾，宾主以下各就席坐讫。酒再行，次沃洗，赞者请司正扬觯致辞，司正复位，主人以下复坐。主人兴，复至阼阶楣下，僎从。宾、介复至西阶下立，三宾至西阶立，并南向。主人拜，宾、介以下再拜。宾、介与众宾先自西趋出，主人少立，自东出。宾以下立于庠门外之右，东乡；主人立于门外之左，西乡，僎从。主人再拜，宾介以下皆再拜，退。③
  此段300余字的记载，相当概括，肯定不是朱熹版本的全文，但可见其梗概。如果把《开元礼》中的乡饮酒礼、绍兴十三年高闶草具的乡饮酒礼、朱熹庆元年间改定的乡饮酒礼这三者进行比较，会发现诸多富于历史意味的现象。以下在上引王美华文的基础上，再加发覆。
  第一，朱熹定礼，重新确定了宾、主、介、僎的身份和秩序，尤其是僎的身份和秩序。据《仪礼》和《礼记》，乡饮酒礼中受到礼遇的宾和介是“处士贤者”，即地方上未仕的长者、贤者，类似于后代的乡绅，郑玄注：“贤者为宾，其次为介，又其次为众宾，而与之饮酒，是亦将献之，以礼礼宾之也。”主人，是“诸侯之乡大夫”，即地方长官。僎（古文经作遵或全，也有作驺、驯等），是本乡在外地任职的官员，他们若此时在本乡参加乡饮酒礼，要么是前来观礼，要么是辅助主人（乡大夫）完成仪式。因为不是所有的乡里都有人在外任职，也不是所有在外任职的官员都会回来参加故乡的乡饮酒礼，所以“僎”（遵者）的到来具有不确定性。在《仪礼·乡饮酒礼》的布席环节，并没有为他们安布座席；如果他们半途加入时，必须等整个仪式中某两个节目的衔接处，才能让他们进入（以免打扰整个仪式的进行）。一旦他们参加乡饮酒礼，则安布在阼阶之东北，主人在阼阶上，宾在西北，介在西南，这样形成所谓四方布席的格局：
  宾主象天地也，介僎象阴阳也，三宾象三光也。……主人者尊宾，故坐宾于西北，而坐介于西南以辅宾。宾者，接人以义者也，故坐于西北。主人者，接人以德厚者也，故坐于东南。而坐僎于东北，以辅主人也。（《礼记·乡饮酒义》）
  僎（遵者）的位置，说明了他们身份的特殊，他们与乡大夫同为在朝之官，与乡饮酒礼要招待的对象——德高年长的地方耆宿不同，所以坐在东边，即主人的一方；但他们的地位、德行、年齿有可能高于主人，于是将其席安在东方靠北一点。
  正因为僎（遵者）是个不固定的参礼者，所以宋代以前，都没有为之常设席位。《开元礼》的《乡饮酒礼》和《正齿位》二篇中，都没有僎（遵者）的身影。北宋初年的《开宝礼》已佚，无从了解当时的国家典制。但是，北宋徽宗政和二年（1112），议礼局专门上呈了一道札子，其中己提到僎（遵者）：
  惟今州郡贡士之日设鹿鸣宴，正古者宾兴贤能，行乡饮酒之遗礼也。窃详古者乡饮酒仪立宾、主、僎、介，则与今之礼不同。其器以笾、豆、尊、俎，则与今之器不同。宾坐于西北，介坐于西南，主人坐于东南，僎坐于东北，则与今之位不同。主人献宾，宾酢主人，主人酬宾；次主人献介，介酢主人；次主人献众宾。则与今之仪不同。①
  这道奏折所批评的对象，是当时正在流行的鹿鸣宴。而议礼局的礼官们向往并试图恢复的乡饮酒礼，则有僎（遵者）的席位（“古者乡饮酒仪立宾、主、僎、介”）。这道奏折后来获准执行，也就是说，政和修礼使得僎（遵者）成为与宾、主、介并举的一个常设席位。而后来南宋绍兴十三年礼式中，僎（遵者）更成为一个常设席位。朱熹的庆元定礼，进一步明确了僎（遵者）的身份和地位：“僎，则州以倅、县以丞或簿，位东北。”②僎（遵者）的身份逐渐法定化，反映出宋代官僚体制的变化（详下）。
  第二，朱熹定礼，进一步确定了乡饮酒礼中“释菜于先圣先师”这一仪式。这一仪式既不见于《仪礼》，也不见于唐代的《开元礼》，但它有着悠久的传统。《礼记·文王世子》谓：“凡学，春官释奠于其先师。秋冬亦如之。凡始立学者，必释奠于先圣先师。”郑注：“先圣，周公若孔子。”孔疏：
  云“先圣，周公若孔子”者，以周公、孔子皆为先圣，近周公处祭周公，近孔子处祭孔子，故云“若”。若是不定之辞，立学为重，故及先圣，常奠为轻，故唯祭先师，此经始立学，故奠先圣先师。①
  祭先圣先师，有两种情况：一是初立学宫之时；二是平常的春、秋二仲上丁，即二月和八月的第一个丁日。据正史记载，东汉时“郡国县道行乡饮酒于学校，皆祠先圣先师周公、孔子，牲以太牢”；曹魏正始年间，“齐王每讲经遍，辄使太常释奠先圣先师于辟雍，弗躬亲”②。
  北齐和隋朝已有乡饮酒礼祭先圣先师之礼，《隋书》卷九《礼仪志四》：
  后齐制，新立学，必释奠礼先圣先师，每岁春秋二仲，常行其礼。……隋制，国子寺，每岁以四仲月上丁，释奠于先圣先师。年别一行乡饮酒礼。州郡学则以春秋仲月释奠。州郡县亦每年于学一行乡饮酒礼。③
  到唐代，国家正式将释奠先圣先师列为国家祀典，与天神、地祇、人鬼共享祭祀④。每年春、秋二仲月上丁，即二月和八月的第一个丁日祭孔，成为成例。贞观四年（630），唐太宗下令州县学校皆建孔子庙，于是孔庙遍及全国各地。然而，唐代并没把祭孔纳入乡饮酒礼之中。
  科举考试以儒家经义取士，进一步促进了士人对孔儒的崇祀。到宋代，先圣先师与进士发榜和闻喜宴联系起来，发榜唱名之后，“既谢恩，诣国学谒先圣先师，进士过堂阁下告名”⑤。绍兴乡饮酒礼仪式规定，在行礼的当天一大早，主人便要去拜祭先圣先师：“质明，主人率宾以下，先释菜于先圣先师，退各就次，以俟肃宾。”⑥也就是说，对先圣先师行释菜礼之后，才开始肃宾和其他仪节。向先圣先师行释菜礼，虽是上古以来的学校礼仪，但从《仪礼·乡饮酒礼》《礼记·乡饮酒义》和《开元礼》的演变过程来看，它与乡饮酒礼并无直接联系，只是南宋才将二者联系起来，这大概是采用明州经验的结果，因为明州地区的乡饮酒礼保存有此种仪式。
  朱熹的庆元礼式，对“释菜于先圣先师”这一程序只字未改，完全加以继承。《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中有《行乡饮酒礼告先圣文》一篇：
  昨朝廷举行乡饮酒之礼，而县之有司奉行不谨，容节谬乱，仪矩阙疏，甚不足以称明天子举遗兴礼之意。今者宾兴有日，熹谨与诸生考协礼文，推阐圣制，周旋揖逊，一如旧章。即事之初，敢以舍菜之礼，谨修虔告。①
  这篇告文的具体写作时间，已不可考，但从祭文内容可知，朱熹不满意县里举行乡饮酒礼的疏漏谬乱，故而与弟子们一起重新演练了一番乡饮酒礼。他“一如旧章”地习礼之前，首先用舍菜之礼祭祀先圣孔子。他对于向孔圣行祭的神位、时间、仪式和祭器等特别注意，专有《释奠申礼部检状》加以考订说明②。
  朱熹对绍兴礼式中崇祀先圣先师仪式的继承，是他尊孔崇儒、祖述道统的必然结果。道学家特别重视尧舜禹三代、文王、周公、孔、思、孟的学脉传灯，这种“判教”也是他们被目为“道学”中人的一大标志③。正如尤褒所说：“夫道学者，尧、舜所以帝，禹、汤、武所以王，周公、孔、孟所以设教。”④乡饮酒礼的根本是教化乡里、引导人心，朱熹定礼，首先祭祀先圣先师，自然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释。
  第三，对照《仪礼·乡饮酒礼》《礼记·乡饮酒义》和《开元礼》，可知朱熹的礼式沿续了绍兴礼式从简从俗的思路，其仪节已大为减省。现将上古、唐代、宋代几个时期的乡饮酒礼仪式，用表格展列如下：
  由上表可知，时代越晚，乡饮酒礼的仪式越趋简化。
  1.《仪礼》和《开元礼》中，都有戒宾环节，绍兴礼式和朱熹礼式不再设此①。
  2.《仪礼》和《开元礼》中，主人与宾行的“一献之礼”，绍兴礼式和朱熹礼式中只有主人献宾、宾回酢主人，省略了主人再酬宾这一环节；主人与介行礼，《仪礼》和《开元礼》中，都有介回酢主人的环节，但绍兴礼式和朱熹礼式中则省略之。
  3.在酬众宾环节，《仪礼》和《开元礼》中对三宾（长、次、又次）都是主人亲自分别酬酒；对堂下众宾的酬酒，《仪礼》由介完成，《开元礼》则由主人亲自完成（“每一人升，受爵”，即一一分别酬之）。而到了绍兴礼式和朱熹礼式中，则大为减省，对三宾和堂下众宾的酬酒，均由介一人来完成，主人不再参与。
  4.在旅酬环节，《仪礼》和《开元礼》都有“无算爵，无算乐”，而绍兴礼式虽然也说到“修爵无算”，但限定为“酒三行”，并特别注明：“每酒一行，主人揖宾及介，介揖众宾，并礼生唱之。”也就是说，主、宾、介、众宾依顺序献酒，饮三个循环。而到了朱熹礼式中，更简化为“酒再行”，即只饮两个循环。
  5.《仪礼》和《开元礼》中均有歌笙作乐环节，而绍兴仪式和朱熹礼式中未有明载。《宋史·乐志》记载有《淳化乡饮酒》三十三章，包括《鹿鸣》六章、《南陔》二章、《嘉鱼》八章、《崇丘》二章、《关雎》十章、《鹊巢》六章。①这些都只是袭用了《诗经·小雅》中的篇名，其具体歌词并非《诗经》原句，当是宋人创作，以用于科举贡士的鹿鸣宴。政和议礼时，奏议称“其有古乐处，令用古乐”②。然而，绍兴礼式和朱熹礼式中，均没有提到用乐的仪节。朱熹本人十分清楚，《鹿鸣》三诗是“上下通用之乐”，“乡饮酒亦用”③。无奈他身处的南宋时代，古乐散失殆尽：“今之礼，尚有见于威仪辞逊之际；若乐，则全是失了！”④可能正由于此，他制礼时将“作乐”一项付之阙如。至于当时民间基层社会举行乡饮酒礼时是否用乐，还有待考证。
  第四，在删繁就简的同时，绍兴礼式和朱熹礼式却另外增加了一个“沃洗”仪节。它被安排在旅酬的“酒三行”（朱熹的“酒再行”）之后。朱熹礼式在《宋史·礼志》中只有“沃洗”这样一个名目，其细节不得而知，但绍兴礼式却载之甚详：
  沃洗：卒饮，赞者诣主人席前唱曰：“请主人沃洗。”相者捧觯，请主人酌酒。相者捧觯诣洗所，跪，直洗者亦跪受，立饮讫。各就位扬觯。赞者诣席前唱曰：“主人以下皆执笏。”次引司正出位，赞者曰：“请司正扬觯。”次引司正取主人觯诣洗觯，至席前跪而扬觯讫。赞者请司正致词。司正乃言曰：“古者于旅也语，于是道古。仰惟朝廷，率由旧章，敦崇礼教。今兹举行乡饮，非专为饮食而已，凡我长幼，各相劝勉，忠于国，孝于亲，内穆于闺门，外比于乡党，胥训告，胥教诲，毋或愆堕，以忝所生。”赞者曰：“修爵讫。”司正复位，主人以下复坐。①
  这一段仪节，不见于《仪礼》，在《开元礼》的《乡饮酒》中也无有所见。但从《开元礼》的《正齿位》中则可以发现它的前缘：
  司正适篚，跪取觯，兴，进，立于楹间，北面，乃扬觯而言曰：“朝廷率由旧章，敦行礼教，凡我长幼，各相劝勖，忠于国，孝于亲，内穆于闺门，外比于乡党，无或僭惰，以忝所生。”宾主以下皆再拜，司正跪奠觯，再拜，跪取觯饮，卒爵，兴。宾、主以下皆坐，司正适篚，跪，奠觯，兴，降复位。无算爵。②
  不难发现，南宋乡饮酒礼的“沃洗”环节，是由唐代正齿位的“司正扬觯而言”演变而来。它设在乡饮酒礼的末尾，通过司正的一番话，来宣示举行乡饮酒礼的目的，并劝勉参加的乡党们要敦行礼教，孝忠家国。
  绍兴礼式和朱熹礼式发展了唐人在乡饮酒礼末尾的这番宣教仪节。
  “司正”之职，在上古礼制中一般由主人之相（身份很低）担任，在饮酒、耦射等环节中“正宾主之礼”，即进行礼制监察。在乡饮酒礼和乡射礼的旅酬阶段，他“当监旅酬”（郑玄注）。由这种“正气凛然”的身份角色来进行宣示礼教，非常自然。与唐代《开元礼》稍有不同的是，宋礼司正的开场词是“古者于旅也语，于是道古”，这与上古乐教的“道古”环节可以对应。《礼记·乐记》说，凡是正音雅乐演奏之后，都有一个“道古”的环节：“君子于是语，于是道古，修身及家，平均天下，此古乐之发也。”宋人之所以要重拾并强调这个“道古”仪节，多多少少与它的内涵有关——“修身及家，平均天下”，正是南宋理学家们念兹在兹的根本追求，也正是理学家们通过仪式来教化乡里的一个重要抓手。
  三、乡饮酒礼与宋代地方官僚政治
  朱熹是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但在其平生学问中，最重礼学。正如钱穆先生所云：“朱子于经学中，于礼特所重视。”①朱熹固然是博古的考据家，但他绝非食古不化的腐儒。他的制礼，重点在于通今和实用。在制定乡饮酒礼时，也体现了这两大特点。
  一是“礼时为大”②。朱熹说：“礼，时为大。使圣贤用礼，必不一切从古之礼。疑只是以古礼减杀，从今世俗之礼，令稍有防范节文，不至太简而已。”③在《朱子语类》中，可见到他多次谈及乡饮酒礼无法完全复制古礼，应当从今从时：
  夫子于礼乐欲从先进。今观礼书所载燕飨之礼，品节太繁，恐亦难用。不若只如今人宴集，就中删修，使之合义。如乡饮酒礼，向来所行，真成强人，行之何益！所以难久。不若只就今时宴饮之礼中删改行之，情意却须浃洽。④
  问：“《礼记正义》载五养老、七养老之礼。”曰：“汉儒说制度有不合者，多推从殷礼去。大抵古人制度恐不便于今。如乡饮酒礼，节文甚繁，今强行之，毕竟无益，不若取今之礼酌而行之。”①
  朱熹多次抱怨乡饮酒礼“节文甚繁”“不便于今”，他认为如果泥古不化而勉强行之，便不可能长久施行。朱熹简化古礼的总体策略，就是“取今之礼酌而行之”②，“就今时宴饮之礼中删改行之”③。这与他对冠、婚、丧、祭诸礼的改革，同理合辄。“士相见礼、乡饮酒礼、射礼之属，而今去那里行？只是当存他大概，使人不可不知。”④钱穆先生概括说：“朱子修礼经，事若稽古，实欲通今。”⑤
  二是“通变实用”。他认为，上古礼制即使在当时也不可能完全实行，随着时代变迁，必须代有“通变”：“《周礼》一书，圣人姑为一代之法尔。到不可用法处，圣人须别有通变之道。”⑥对于乡饮酒礼，他也主张，只要根据礼义制定一个“尊卑隆杀之数”，便可通行：
  如乡饮酒之礼，若要教天下之人都如此行，也未必能。只后世太无制度。若有圣贤，为之就中定其尊卑隆杀之数，使人可以通行，这便是礼；为之去其哇淫鄙俚之辞，使之不失中和欢悦之意，这便是乐。⑦
  钱穆先生所说：“清儒考据，其所用心，仅在古纸堆中。朱子治礼，则以社会风教实际应用为主。”⑧他对清儒的批评未必全面，但对朱熹治礼的评论则是非常中肯的。朱熹深感“礼不难行于上，而欲行于下者难也”，在同安县主簿任上他曾提出向州县基层推行礼制的五条措施，希望“取自州县官民所应用者，参以近制，别加纂录”，编一本《绍兴纂次政和民臣礼略》，锓版发行各地，让地方州县、市井庶民皆得以遵此实施。同时，他还主张各县培训礼仪人才，讲诵习礼，教化地方。①
  那么，朱熹制定的庆元礼制是如何“变通”而“实用”的呢？下面仍以“僎”的身份变化加以说明。
  如上所述，“僎”（遵者）系指在朝廷出仕的官员，他们参加本乡之乡饮酒礼并非常制，只是在北宋政和修礼时，才使他成为与宾、主、介并举的一个常设席位。而后来南宋绍兴十三年礼制中，僎（遵者）更加成为一个常设席位。朱熹的庆元定礼，进一步明确了僎（遵者）的身份和地位。但表述却有所不同：
  僎，州以通判，县以丞或簿，位于东北。（绍兴十三年礼式）
  僎，则州以倅，县以丞或簿，位东北。（朱熹庆元礼式）
  无论在绍兴礼式中，还是在朱熹礼式中，“僎”的身份已与《仪礼》大不相同，他们不必是在外地为官的本乡士绅，而固定化为主人（州、县长官）的同僚。在《宋会要辑稿》所见的绍兴礼式中，出现了七次“僎从”的规定：
  （1）肃宾时，“主人出次，僎从”②；“主人入门左，僎从”③。（2）序宾时，“主人先升阼阶，僎从”；“相者引主人……酌酒，如释奠仪，僎从”。（3）主人献酒时，“主人退就席立，僎亦就席立”。（4）介酬众宾时，“主人就席，僎从”。（5）送宾时，“相者引主人兴，复至阼阶楣下，僎从”；“主人立于门外之左，西向，僎从”。
  在朱熹的庆元礼式中，其送宾环节也特别标明了两处“僎从”④，显然，对僎与主人的身份关系，朱熹的设计与绍兴礼式并无不同。
  不难想象，在以上场景中，僎的周旋揖让、兴坐跪拜基本上都随着主人（知州军、知县）的礼仪动作在进行，仿佛成了主人的随从或相赞。按照《仪礼·乡饮酒礼》，主人为乡大夫，僎是“乡人为卿大夫来观礼者”，后者是临时前来的观礼者，而且地位要高于主人。与之相较，宋人的乡饮酒礼中的僎，不仅角色被固定化、法理化，而且地位也大大矮化。为什么会如此？
  这必须结合宋代的地方政治制度才能予以说明。
  宋代的地方职官，分为州（府、军、监）、县两级。县一级的地方官吏，主要有知县、县丞、主簿、县尉，知县为主吏，由中央派出。州一级的地方官吏，除知州外，每州还设“通判”一职，以分割和牵制知州的权力。这是宋代朝廷为了控制地方官吏的权力，防止唐五代以来的地方军事割据势力而设立的文官监察制度。北宋前期，通判具有实权，州一级政府文件必须通判签署，才能生效，“事无大小，宜与通判或判官、录事同裁处之”①。宋初设通判，只是临时差遣性质，藩镇要郡设两员，分左、右通判郡事，其余州郡置一员，户口不满万户的州、军不置通判。但是宋真宗以后，随着中央集权加强，知州普遍文人化，通判以文监武的职能自然趋于弱化。于是出现了两个现象：一是部分地方知州和诸司奏辟通判，即自己选拔通判；二是通判添差制度化，即领取虚俸而不任实事的虚冗通判，得到合法认可，孝宗淳熙六年规定：“自今宗室、戚里、归正官等，应合用恩例添差通判，每州共不得过一员。”②正是由此，通判数量大大增多，通判地位大大下降，实际上已下降为知州的副贰地位，因此宋人普遍称通判为“倅”，即“副贰”之称③。明乎此，便会理解，朱熹的庆元乡饮酒礼式中，为什么把绍兴礼式的“僎，州以通判”，改为“僎，则州以倅”。衡的结果，必然导致地方职官的员额增加，再加上添差、奏辟泛滥，官员数量更加庞大了。北宋末年，已是“员多阙少，自倅贰以下多添差”①。南宋时期冗官更多了，绍兴年间，“上自监司、倅贰，下至掾属、给使一郡之中，兵官八九员，一务之中，监当六七员，数倍于前日。存无事之官，食至重之禄，所以重困生民”②。马端临《文献通考》统计宋代官吏人员：
  祖宗时，内外文武官通一万三千余员。……绍熙二年，京朝官四千一百五十九员，合四选，凡三万三千一十六员。庆元二年，京朝官如绍兴之数，选人增至一万三千六百八十员，大使臣六千五百二十五员，小使臣一万八千七十员，通四选凡四万二千有奇。盖五年之间所增，仅九千余员，可谓官冗矣。③
  庆元二年（1196），正是朱熹定礼的年代。如此庞大的官吏队伍中，很多人虽然官阶职级不低，但却空享虚俸而无实职，他们如何参与地方政治生活呢？换言之，他们如何彰显自己的存在呢？参加州、县定期举行的礼仪活动，便是既体面又符合他们身份的重要内容。
  据政和二年议礼局的札子，乡饮酒礼参加者为“提举学事司、知州军事、当贡者、州之群老以及本州属官”④。《宋史·礼志》的表述是：“礼官参定射仪：乡饮酒前一日，本州于射亭东西序，量地之宜，设提举学事诸监司、知州、通判、州学教授、应赴乡饮酒官、贡士幕次，……如乡饮酒。”⑤乡饮酒礼与乡射礼相连举行。知州或知军，是乡饮酒礼中的主人，如果在学校举行，则由提举学事司担任主人；贡士或当贡者是宾；州之群老、州学教授，充当三宾或众宾。那么，僎由谁来充任呢？政和议礼局的札子中的表述为“本州属官”，而在《宋史·礼志》的表述为“应赴乡饮酒官”，这与绍兴礼式中的“州以通判”、朱熹庆元礼式中的“州则以倅”，完全可以呼应互证。
  朱熹本人在朝廷和地方都曾担任官吏，例如任过同安、漳州地方官，也做过提举浙东常平茶盐使，在书院和州县参加的乡饮酒礼应不在少数，自然知道南宋乡饮酒礼的具体实行过程中，主人（知州、知县）与僎（州通判、县丞或县簿）的身份高低。对于僎的角色被降低为“本州属官”的现实，他在庆元礼式中不仅予以认同，而且通过“倅”字的一字之改，做了肯定。“倅”的范围比“通判”更广泛，在某种意义上说，他认为当时大量的添差闲职都可以充当僎。
  朱熹改定乡饮酒礼时，已到了他人生的晚年。经过“庆元党禁”，朱熹告官还乡，着手《仪礼经传通解》的撰作。而在《仪礼经传通解》中，《乡礼》三卷则是他最早审定的文本之一。无论在学术层面，还是实践层面，他都非常重视乡饮酒礼。从以上讨论可以看出，朱熹改定的乡饮酒礼，具有简易、从时、通变、实用等特点，反映了南宋地方官僚制度的现实，是南宋地方添差、奏辟之类冗官骤增以后，在礼典设计上的一个制度性反映。

*本文是2018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攻关项目“中国礼仪文化通史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①另参拙作《僎的“复古”与乡饮酒礼流变》，《中国经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11～20页。 ①[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第1682页。 ②同上注，第980页。 ①《大唐开元礼》卷一二七，民族出版社影印，2000年，第603页。 ②同上注，第606页。 ③王美华：《唐宋时期乡饮酒礼演变探析》，《中国史研究》，2011年第2期。 ①祝尚书：《论宋代的鹿鸣宴与鹿鸣宴诗》，《学术研究》，2007年第5期。 ②[宋]郑居中等：《政和五礼新仪》卷首《御笔指挥》，文渊阁《四库全书》。 ③同上。 ④王美华：《唐宋时期乡饮酒礼演变探析》，《中国史研究》，2011年第2期。 ①[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八十四《礼一》，中华书局，1986年，第2182页。 ②申万里：《宋元乡饮酒礼考》，《史学月刊》，2005年第2期。 ③[元]脱脱等撰：《宋史》卷一一四《礼志十七·嘉礼五·乡饮酒礼》，中华书局，1985年，第2721页。本文引用时对中华本的断句有所修正。 ①[宋]胡〓修，[宋]方万里、罗濬纂：《宝庆四明志》卷二《学校·乡饮酒及贡举附》，《宋元方志丛刊》第五册，中华书局，1990年，第5018页。 ②周扬波：《南宋四明地区耆老会概述》，《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6年第5期。 ③[元]脱脱等撰：《宋史》卷三十《高宗本纪》，中华书局，1985年，第558页。 ④[宋]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卷十三《乡饮酒》，中华书局，2000年，第282页。 ⑤[元]脱脱等撰：《宋史》卷三十《高宗本纪》，中华书局，1985年，第566页。 ⑥[宋]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卷十三《乡饮酒》，中华书局，2000年，第282页。 ⑦[元]脱脱等撰：《宋史》卷三一《高宗本纪》，中华书局，1985年，第585页。 ⑧[宋]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卷十三《乡饮酒》，中华书局，2000年，第282页。 ⑨[元]脱脱等撰：《宋史》卷一一四《礼志十七·嘉礼五·乡饮酒礼》，中华书局，1985年，第2722页。 ①这个版本的文献系从《永乐大典》中辑出，见刘琳等点校：《宋会要辑稿》之《礼四六》，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1759～1761页。汤勤福、王志跃《宋史礼志辨证》（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第720页）谓：“《辑稿》……该条对其仪制有较细记载，共九条，可参见。然它未点明诏下之仪制即高闶草具之仪。” ②[宋]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卷十三《杂记·乡饮酒》，中华书局，2000年，第282页。整理本以“又有约束”后断句，后作“凡事”，恐误，“约束九事”即参加乡饮酒礼的九条规定，在《宋会要辑稿》中罗列得十分清楚，参见《宋会要辑稿》，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1760页。 ③《玉海》卷73《礼仪》，广陵书社，2007年，第1366页。 ①王美华：《唐宋时期乡饮酒礼演变探析》，《中国史研究》，2011年第2期。王美华文所引用的《宋会要辑稿》礼四六之一至三，系中华书局校点本，1957年，第1468～1469页。 ②[元]脱脱等撰：《宋史》卷一一四《礼志十七·嘉礼五·乡饮酒礼》，中华书局，1985年，第2722页。 ③同上。 ①[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八十七《小戴礼四·乡饮酒》，中华书局，1986年，第2265～2266页。 ②[元]脱脱等撰：《宋史》卷四三三《儒林传三·高闶》，中华书局，1985年，第12857～12858页。 ①上古只有拜和答拜，宋代变为二人交拜（即对拜）。皮锡瑞《经学通论·三礼》有“论古人行礼有一定之例，九拜分别不厌其繁”条：“古人之拜与今异，皆一人先拜，拜毕而后一人答拜。《曲礼》曰：‘主人敬客，则先拜客；客敬主人，则先拜主人。’……古无二人并拜之礼，故昏礼夫妇不交拜。以婿虽为主人，妇不自居于客，夫妇敌体，不便一人先拜，一人答拜，故不拜。此古礼与今异者。”参见氏著：《经学通论》，吴仰湘点校，中华书局，2017年，第295～297页。 ②《宋会要辑稿》，中华书局校点本，1957年，第1759页。 ①《宋会要辑稿》，中华书局校点本，1957年，第1760页。校注者根据《宋史·礼志》认为，“当有误”，恐亦非。 ②实际上，唐代乡饮酒礼中，主人到宾家中戒宾后，宾送客时，已用“拜送”一词，参见《大唐开元礼》卷一二七，民族出版社影印，2000年，第603页上栏。 ③[元]脱脱等撰：《宋史》卷一一四《礼志十七·嘉礼五·乡饮酒礼》，中华书局，1985年，第2722页。 ①[宋]郑居中等：《政和五礼新仪》卷首《御笔指挥》，文渊阁《四库全书》。 ②详参拙作《僎的“复古”与乡饮酒礼流变》，《中国经学》，2018年第2期。 ①[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下），中华书局，1980年，第1406页。 ②[唐]房玄龄等：《晋书》卷二十一《礼志下》，中华书局校点本，1974年，第670页。 ③[唐]魏徵等：《隋书》，中华书局，1973年，第181～182页。 ④[后晋]刘昫等：《旧唐书》卷四三《职官二·祠部郎中》，中华书局，1975年，第1831页：“凡祭祀之名有四：一曰祀天神，二曰祭地祇，三曰享人鬼，四曰释奠于先圣先师。” ⑤[元]脱脱等撰：《宋史》卷一五五《选举志一》，中华书局，1985年，第3608页 ⑥[元]脱脱等撰：《宋史》卷一一四《礼志十七·嘉礼五·乡饮酒礼》，中华书局，1985年，第2722页。 ①《行乡饮酒礼告先圣文》，《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86，载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2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4032页。 ②《释奠申礼部检状》，《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别集》卷8，载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25册，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4993～4995页。 ③[元]脱脱等撰：《宋史》卷四二七《道学传》，中华书局，1985年，第12709页。 ④[元]脱脱等撰：《宋史》卷三八九《尤褒传》，中华书局，1985年，第11929页。 ①此处所参之唐代《乡饮酒礼》和《正齿位礼》，均见于《大唐开元礼》卷一二七，民族出版社影印，2000年，第603～608页。 ①[元]脱脱等撰：《宋史》卷一三九《乐志十四》，中华书局，1985年，第3295～3297页。 ②[元]脱脱等撰：《宋史》卷一一四《礼志十七》，中华书局，1985年，第2721页。 ③[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八十一，中华书局，1986年，第2117页。 ④[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一百八，中华书局，1986年，第2683页。 ①刘琳等点校：《宋会要辑稿》，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1760页。 ②《大唐开元礼》卷一二七，民族出版社影印，2000年，第608页。 ①钱穆：《朱子新学案》第四册《朱子之礼学》，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10年，第112页。 ②[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八十九，中华书局，1986年，第2275页。 ③[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八十四，中华书局，1986年，第2185页。 ④[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三十九，中华书局，1986年，第1009页。 ①[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八十七，中华书局，1986年，第2226页。 ②同上。 ③[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三十九，中华书局，1986年，第1009页。 ④[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八十九，中华书局，1986年，第2285页。 ⑤钱穆：《朱子新学案》第四册《朱子之礼学》，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10年，第165页。 ⑥[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八十六，中华书局，1986年，第2205页。 ⑦同上。 ⑧钱穆：《朱子新学案》第四册《朱子之礼学》，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10年，第113页。 ①《民臣礼议》，《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69，载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2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3352～3354页。 ②《宋会要辑稿》（第1759页）该句作“僎从至痒门外”，误，当以“僎从”下断句。 ③此处“主人先入门左……众宾皆入门右”，疑“左”“右”倒误，《宋会要辑稿》（第1759页）点校时未予乙正。 ④《宋史》中华书局整理本（第2722页）该句作“主人兴，复至阼阶楣下，僎从宾介复至西阶下”，显然断句有误，当以“僎从”下断句。汤勤福、王志跃《宋史礼志辨证》（上海三联书店，2011年，第721页）已经指出此点。 ①[宋]李焘撰：《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七《乾德四年十一月戊戌》，文渊阁《四库全书》。 ②《宋会要辑稿·职官四十七》之七十一。 ③罗炳良、范云：《宋代通判制度述论》，《河北师范大学学报》，1993年第1期。 ①[元]脱脱等撰：《宋史》卷三百八十《楼炤传》，中华书局，1985年，第11715页。 ②[元]脱脱等撰：《宋史》卷一百六十《选举志六》，中华书局，1985年，第3755页。 ③[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卷四十七《职官考一·宋内外官员数》，文渊阁《四库全书》。 ④[宋]郑居中等：《政和五礼新仪》卷首《御笔指挥》，文渊阁《四库全书》。 ⑤[元]脱脱等撰：《宋史》卷一一四《礼志十七·嘉礼五·乡饮酒礼》，中华书局，1985年，第2721页。此两处“贡士”前应断句，中华书局校点本误，王美华已经指出，见前引氏著《唐宋时期乡饮酒礼演变新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