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问：“所编礼，今可一一遵行否？”曰：“人不可不知此源流，岂能一一尽行？后世有圣人出，亦须著变。夏、商、周之礼已自不同，今只得且把周之礼文行。”贺孙。以下论修书大指。
  “‘礼，时为大。’使圣贤用礼，必不一切从古之礼。疑只是以古礼减杀，从今世俗之礼，令稍有防范节文，不至太简而已。观孔子欲从先进，又曰：‘行夏之时，乘殷之辂。’便是有意于损周之文，从古之朴矣。今所集《礼书》，也只是略存古之制度，使后人自去减杀，求其可行者而已。若必欲一一尽如古人衣服冠屦之纤悉毕备，其势也行不得。”问：“温公所集礼如何？”曰：“早是详了。又，丧服一节也太详。为人子者方遭丧祸，使其一一欲纤悉尽如古人制度，有甚么心情去理会！古人此等衣服冠屦，每日接熟于耳目，所以一旦丧祸，不待讲究，便可以如礼。今却闲时不曾理会，一旦荒迷之际，欲旋讲究，势必难行。必不得已，且得从俗之礼而已。若有识礼者，相之可也。”僩。
  问贺孙所编《礼书》。曰：“某尝说，使有圣王复兴，为今日礼，怕必不能悉如古制。今且要得大纲是，若其小处亦难尽用。且如丧礼冠服斩衰如此，而吉服全不相似，却到遭丧时，方做一副当如此著，也是咤异！”贺孙问：“今齐斩尚存此意，而齐衰期便太轻，大功小功以下又轻，且无降杀。今若得斟酌古今之仪制为一式，庶几行之无碍，方始立得住。”曰：“上面既如此，下面如何尽整顿得！这须是一齐都整顿过，方好。未说其他琐细处，且如冠，便须于祭祀当用如何底，于军旅当用如何底，于平居当用如何底，于见长上当用如何底，于朝廷治事当用如何底，天子之制当如何，卿大夫之制当如何，士当如何，庶人当如何，这是许多冠都定了。更须理会衣服等差，须用上衣下裳。若佩玉之类，只于大朝会大祭祀用之。五服亦各用上衣下裳。齐斩用粗布，期功以下又各为降杀；如上纽衫一等纰缪鄙陋服色都除了，如此便得大纲正。今若只去零零碎碎理会些小不济事。如今若考究《礼经》，须是一一自著考究教定。”贺孙。
  杨通老问《礼书》。曰：“看《礼书》，见古人极有精密处，事无微细，各各有义理。然又须自家工夫到，方看得古人意思出。若自家工夫未到，只见得度数文为之末，如此岂能识得深意！如将一碗干硬底饭来吃，有甚滋味！若白地将自家所见揣摸他本来意思不如此，也不济事。兼自家工夫未到，只去理会这个，下梢溺于器数，一齐都昏倒了。如今度得未可尽晓其意，且要识得大纲。”贺孙。
  问：“闻郡中近已开《六经》。”曰：“已开《诗》《书》《易》《春秋》，惟《二礼》未暇及。《诗》《书》《序》各置于后，以还其旧。《易》用伯恭所定本。《周礼》自是一书。惟《礼记》尚有说话。《仪礼》，礼之根本，而《礼记》乃其枝叶。《礼记》乃秦汉上下诸儒解释《仪礼》之书，又有他说附益于其间。今欲定作一书，先以《仪礼》篇目置于前，而附《礼记》于后。如《射礼》，则附以《射义》，似此类已得二十余篇。若其余《曲礼少仪》，又自作一项，而以类相从。若《疏》中有说制度处，亦当采取以益之。旧尝以此例授潘恭叔，渠亦曾整理数篇来。今居丧无事，想必下手。《仪礼》旧与《六经》《三传》并行，至王介甫始罢去。其后虽复《春秋》，而《仪礼》卒废。今士人读《礼记》，而不读《仪礼》，故不能见其本末。场屋中《礼记》义，格调皆凡下。盖《礼记》解行于世者，如方、马之属，源流出于熙、丰。士人作义者多读此，故然。”可学。以下修书纲目。
  问《礼》书。曰：“惟《仪礼》是古全书。若《曲礼玉藻》诸篇，皆战国士人及汉儒所裒集。《王制》《月令》《内则》是成书。要好，自将说礼物处，如《内则》《王制》《月令》诸篇附《仪礼》成一书，如中间却将《曲礼》《玉藻》又附在末后；不说礼物处，如《孔子闲居》《孔子燕居》《表记》《缁衣》《儒行》诸篇，却自成一书。《乐记》文章颇粹，怕不是汉儒做，自与《史记》《荀子》是一套，怕只是荀子作。《家语》中说话犹得，孔丛子分明是后来文字，弱甚。天下多少是伪书，开眼看得透，自无多书可读。”贺孙。
  “《周礼》自是全书。如今《礼书》欲编入，又恐分拆了《周礼》，殊未有所处。”因说：“《周礼》只是说礼之条目，其间煞有文字，如‘八法’‘八则’‘三易’、‘三兆’之类，须各自别有书。”子升问：“《仪礼》《传记》是谁作？”曰：“《传》是子夏作，《记》是子夏以后人作。”子升云：“今《礼书》更附入后世变礼亦好。”曰：“有此意。”木之。
  “余正父欲用《国语》而不用《周礼》，然《周礼》岂可不入！《国语》辞多理寡，乃衰世之书，支离蔓衍，大不及《左传》。看此时文章若此，如何会兴起国家！”坐间朋友问是谁做。曰：“见说是左丘明做。”贺孙。
  因理会所编《礼书》，分经分传，而言曰：“经文精确峻洁，传文则词语泛滥。《国语》所载事迹多如此。如今人作文，因一件事，便要泛滥成章。”人杰。
  贺孙因问：“祭礼附《祭义》，如说孝许多，如何来得？”曰：“便是祭礼难附。兼《祭义》前所说多是天子礼，若《仪礼》所存，唯《少牢馈食》《特牲馈食礼》是诸侯大夫礼。兼又只是有馈食。若天子祭，便合有初间祭腥等事，如所谓‘建设朝事，燔燎羶芗’。若附《仪礼》，此等皆无入头处。意间欲将《周礼》中天子祭礼逐项作一总脑，却以《礼记》附。如《疏》中有说天子处，皆编出。”因云：“某已衰老，其间合要理会文字，皆起得个头在。及见其成与不见其成，皆未可知。万一不及见此书之成，诸公千万勉力整理。得成此书，所系甚大！”问：“前日承教，喻以五服之制，乃上有制作之君，其等差如此。今在下有志之士，欲依古礼行之既不可；若一向徇俗之鄙陋，又觉大不经，于心极不安，如何？”曰：“‘非天子不议礼，不制度，不考文。’这事要整顿，便著从头整顿，吉凶皆相称。今吉服既不如古，独于丧服欲如古，也不可。古礼也须一一考究著所在在这里，却始酌今之宜而损益之。若今便要理会一二项小小去处，不济事，须大看世间都得其宜方好。”问：“如今父母丧，且如古服，如齐衰期，乃兄弟、祖父母、伯叔父母，此岂可从俗轻薄如此？”曰：“自圣贤不得位，此事终无由正。”又云：“使郑康成之徒制作，也须略成个模样，未说待周公出制作。如今全然没理会，奈何！若有考礼之人，又须得上之人信得及这事，行之天下亦不难。且如冠制尊卑，且以中梁为等差。如今天子者用二十四，如何安顿！所以甚大而不宜。要好，天子以十二，一品以九，升朝以七，选人以五，士以三，庶人只用纱帛裹髻，如今道人。这自有些意思。”问：“且如权宜期丧当如何？”曰：“且依四脚帽子加绖。此帽本只是巾，前二脚缚于后，后二脚反前缚于上，今硬帽、幞头皆是。后来渐变重迟，不便于事。如初用冠带，一时似好。某必知其易废，今果如此。若一个紫衫凉衫，便可怀袖间去见人，又费轻。如帽带皂衫，是多少费？穷秀才如何得许多钱？是应必废也。”居父问：“期之服合如何？用上领衫而加衰可乎？”曰：“上领衫已不是。”曰：“用深衣制，而粗布加衰可乎？”曰：“深衣于古便服。‘朝玄端，夕深衣’，深衣是简便之衣。吉服依玄端制，却于凶服亦仿为之，则宜矣。”问：“士礼如丧祭等，可通行否？古有命士，有不命士，今如之何？”曰：“丧祭礼节繁多，今士人亦难行。但古今士不同。古时诸侯大夫皆可以用士，如今簿、尉之类，乃邑宰之士；节推、判官之属，则是太守之士。只一县一州之中有人才，自家便可取将来使，便是士。如藩镇之制，尚存此意。无奈何，是如今将下面一齐都截了，尽教做一门入，尽教由科举而得，是将奈何！”叹息久之。器之问：“国初衙前役用乡户？”曰：“客将次于太守，其权甚重，一州之兵皆其将之，凡教阅出入皆主其事。当时既是大户做，亦自爱惜家产，上下相体悉。若做得好底，且教他做。更次一等户，便为公人，各管逐项职事。更次一等户为吏人，掌文书简牍。极下户为胥徒，是今弓手节级奔走之属。其终各各有弊。英宗时有诏，韩缝等要变不成。王荆公做参政，一变变了。”贺孙。
  问：“《礼书》《学礼》，首引舜命契为司徒，敷五教；命夔典乐，教胄子两条。文蔚窃谓，古人教学不出此两者。契敷五教，是欲使人明于人伦，晓得这道理；夔典乐教胄子，是欲使人养其德性，而实有诸己，此是一篇纲领。”曰：“固是如此。后面只是明此一意：如大司徒之教，即是契敷教事；大司乐之教，即是夔乐事。”因曰：“‘直而温，宽而栗’，直与宽本自是好，但济之以温与栗，则尽善。至如‘刚’‘简’二字，则微觉有弊，故戒之以‘无虐’‘无傲’，盖所以防其失也。某所以特与分开，欲见防其失者，专为刚、简而设；不蒙上直、宽二句。‘直’‘宽’，但曰‘而温’‘而栗’，至‘刚’‘简’，则曰‘无虐’‘无傲’，观其言，意自可见。”文蔚曰：“教以人伦者，固是又欲养其德性。要养德性，便只是下面‘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四句上。”曰：“然。讽诵歌咏之间，足以和其心气，但上面三句抑扬高下，尚且由人；到‘律和声’处，直是不可走作。所以咏歌之际，深足养人情性。至如播之金石，被之管弦，非是不和，终是不若人声自然。故晋人孟嘉有言‘丝不如竹，竹不如肉’，谓‘渐近自然’。至‘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此是言祭祀燕享时事，又是一节。”文蔚。
  或问：“《礼书》所引伊川言‘古者养士，其公卿大夫士之子弟，固不患于无养，而庶人子弟之入学者，亦皆有以养之’，不知是否？”曰：“恐不然。此段明州诸公添入，当删。不然，则注其下云：‘今按，程子之言，未知何所据也。古者教士，其比闾之学，则乡老坐于门而察其出入。其来学也有时，既受学，则退而习于其家。及其升而上也，则亦有时。春夏耕耘，余时肄业，未闻上之人复有以养之也。夫既给之以百亩之田矣，又给之以学粮，亦安得许多粮给之耶！《周礼》自有士田可考。《史记》言孔子养弟子三千人，而子由《古史》亦遽信而取之，恐不然也。’想得弟子来从学者，则自赍粮，而从孔子出游列国者，则食孔子之食耳。然孔子亦安得许多粮？想亦取之列国之馈尔。孔子居卫最久，所以于灵公、孝公，有交际、公养之仕，其所以奉孔子者必厚，至他国则不然矣。故晏子谏齐景公勿用孔子之言曰：‘游说丐贷，不可以为国。’孟子之时，徒众尤盛。当时诸侯重士，又非孔子之时之比。春秋时人淳，未甚有事，故齐、晋皆累世为伯主，人莫敢争。战国之时人多奸诈，列国纷争，急于收拾人才以为用，故不得不厚待士。”又曰：“古者三年大比，兴其贤者能者而进于天子，大国三人，中国二人，小国一人，不进则有罚。看来数年后所进极多。然天子之国亦小，其员数亦有限，不知如何用得许多人？今以天下之大，三年一番进士，犹无安顿处，何况当时？《白虎通》曰：‘古者诸侯进士，一不当则有罚，再不当则削其地，三不当则罢之废之，而托于诸侯为寓公。’恐无此理，盖出后世儒者之傅会。进士不当，有甚大过？而遂废其君，绝其社稷耶！”或曰：“想得周家此法，行之殊不能久。成、康数世之后，诸侯擅政，天子诸侯之公卿大夫，皆为世臣盘据，岂复容外人为之耶？”曰：“然。兼当时诸侯国中，亦自要人才用，必不会再贡之于天子。天子亦自拥虚器，无用他处。当时天子威令不行，公卿大夫世袭，诸侯之国犹宽；古人才之穷而在下者，多仕于诸侯之国。及公室又弱，而人才复多仕于列国之大夫。当时为大夫之陪臣者，其权甚重。大夫执一国之权，而陪臣复执大夫之权。所以说‘禄去公室’，‘陪臣执国命’。”又曰：“以爵位言之，则大夫亦未甚尊，以权势言之，则甚重。自天子而下，三等便至大夫。”又曰：“再命为士，三命为大夫，天子之大夫四命，小国之大夫再命，或一命。一样小小官职，皆无命。他命礼极重。”又问：“当时庶民之秀者，其进而上之，不过为大夫极矣。至于公卿之贵，皆世臣世袭，非若今之可以更进而代为也。则士之生于斯时者，亦可谓不幸矣。”曰：“然。然当时之大夫宰臣，其权甚重。如晋、楚、齐诸国，其大夫皆握天下之权，操纵指麾，天下莫不从之。其宰臣复握大夫之权，盖当时其重在下，其轻在上。今日则其重在内，其轻在外，故不同也。”僩。
  礼编，才到长沙，即欲招诸公来同理会。后见彼事丛，且不为久留计，遂止。后至都下，庶几事体稍定，做个规模，尽唤天下识礼者修书，如余正父诸人，皆教来，今日休矣！贺孙。
  或问：“《礼书》修得有次第否？”曰：“散在诸处，收拾不聚。最苦每日应酬多，工夫不得专一。若得数月闲，更一两朋友相助，则可毕矣。顷在朝，欲奏乞专创一局，召四方朋友习礼者数人编修。俟书成将上，然后乞朝廷命之以官，以酬其劳，亦以小助朝廷搜用遗才之意。事未及举，而某去国矣。”僩。
  泳居丧时，尝编次丧礼，自始死以至终丧，各立门目。尝以门目呈先生。临归，教以“编礼亦不可中辍”。泳曰：“考礼无味，故且放下。”先生曰：“横渠教人学礼，吕与叔言如嚼木札。今以半日看义理文字，半日类《礼书》，亦不妨。”后蒙赐书云：“所定礼编，恨未之见。此间所编丧礼一门，福州尚未送来。将来若得贤者持彼成书，复来参订，庶几详审，不至差互。但恐相去之远，难遂此期耳。”福州，谓黄直卿也。庚申二月既望，先生有书与黄寺丞、商伯云：“伯量依旧在门馆否？《礼书》近得黄直卿与长乐一朋友在此，方得下手整顿。但疾病昏倦时多，又为人事书尺妨废，不能得就绪。直卿又许了乡人馆，未知如何。若不能留，尤觉失助。甚恨乡时不曾留得伯量相与协力！若渠今年不作书会，则烦为道意，得其一来为数月留，千万幸也！”作书时，去易箦只二十有二日，故得书不及往。后来黄直卿属李敬子招往成礼编，又以昏嫁不得行。昨㝢三山，杨志仁反复所成《礼书》，具有本末，若未即死，尚几有以遂此志也。胡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