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问：“舜‘德为圣人，尊为天子’，固见得天道人道之极致。至文王‘以王季为父，武王为子’，此殆非人力可致，而以为无忧，何也？”曰：“文王自公刘太王积功累仁，至文王适当天运恰好处，此文王所以言无忧。如舜大德，而禄位名寿之必得，亦是天道流行，正得恰好处耳。”又曰：“追王之事，今无可证，姑阙之可也。如三年之丧，诸家说亦有少不同，然亦不必如吕氏说得太密。大概只是说‘三年之丧通乎天子’云云，本无别意。”铢。
  问：“‘身不失天下之显名’与‘必得其名’，须有些等级不同？”曰：“游杨是如此说，尹氏又破其说，然看来也是有此意。如尧舜与汤武真个争分数，有等级。只看圣人说‘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处，便见。”焘。
  问：“‘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太王王季’，考之武成金縢礼记大传，武成言：“太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我文考文王。”金縢册“乃告太王王季”。大传言牧野之奠，“追王太王王季历文王昌”。疑武王时已追王。”曰：“武王时恐且是呼唤作王，至周公制礼乐，方行其事，如今奉上册宝之类。然无可证，姑阙之可也。”又问：“‘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礼’，是周公制礼时方行，无疑。”曰：“礼家载祀先王服衮冕，祀先公服鷩冕，繁冕诸侯之服。盖虽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礼，然不敢以天子之服临其先公，但鷩冕、旒玉与诸侯不同。天子之旒十二玉，盖虽与诸侯同是七旒，但天子七旒十二玉，诸侯七旒七玉耳。”铢。
  问：“古无追王之礼，至周之武王周公，以王业肇于太王王季文王，故追王三王。至于组绀以上，则止祀以天子之礼，所谓‘葬以士，祭以大夫’之义也。”曰：“然。《周礼》，祀先王以衮冕，祀先公以鷩冕，则祀先公依旧止用诸侯之礼，但乃是天子祭先公之礼耳。”问：“诸儒之说，以为武王未诛纣，则称文王为‘文考’，以明文王在位未尝称王之证。及至诛纣，乃称文考为‘文王’。然既曰‘文考’，则其谥定矣。若如其言，将称为‘文公’耶？”曰：“此等事无证佐，皆不可晓，阙之可也。”僩。
  问：“丧祭之礼，至周公然后备。夏商而上，想甚简略。”曰：“然。‘亲亲长长’，‘贵贵尊贤’。夏商而上，大概只是亲亲长长之意。到得周来则又添得许多贵贵底礼数。如‘始封之君不臣诸父昆弟，封君之子不臣诸父而臣昆弟’。期之丧，天子诸侯绝，大夫降。然诸侯大夫尊同，则亦不绝不降。姊妹嫁诸侯者，则亦不绝不降。此皆贵贵之义。上世想皆简略，未有许多降杀贵贵底礼数。凡此皆天下之大经，前世所未备。到得周公搜剔出来，立为定制，更不可易。”僩。
  “‘三年之丧，达于天子’，《中庸》之意，只是主为父母而言，未必及其它者。所以下句云：‘父母之丧，无贵贱一也。’”因言：“大凡礼制欲行于今，须有一个简易底道理。若欲尽拘古礼，则繁碎不便于人，自是不可行，不晓他周公当时之意是如何。孔子尝曰：‘如用之，则吾从先进。’想亦是厌其繁。”文蔚问：“伯叔父母，古人皆是期丧。今礼又有所谓‘百日制，周期服’。然则期年之内，当服其服。往往今人于此多简略。”曰：“居家则可，居官便不可行。所以当时横渠为见天祺居官，凡祭祀之类，尽令天祺代之，他居家服丧服。当时幸而有一天祺居官，故可为之。万一无天祺，则又当如何？便是动辄窒碍难行。”文蔚曰：“今不居官之人，欲于百日之内，略如居父母之丧，期年之内，则服其服，如何？”曰：“私居亦可行之。”文蔚。
  正淳问：“三年之丧，父母之丧，吕氏却作两般。”曰：“吕氏所以如此说者，盖见左氏载周穆后薨，太子寿卒，谓周‘一岁而有三年之丧二焉’。左氏说礼，皆是周末衰乱不经之礼，方子录云：“左氏定礼皆当时鄙野之谈，据不得。”无足取者。君举所以说礼多错者，缘其多本左氏也。”贺孙云：“如陈针子送女，先配后祖一段，更是没分晓，古者那曾有这般礼数？”曰：“便是他记礼皆差。某尝言左氏不是儒者，只是个晓事该博、会做文章之人。若公谷二子却是个不晓事底儒者，故其说道理及礼制处不甚差，下得语恁地郑重。”广录云：“只是说得忒煞郑重滞泥，正如世俗所谓山东学究是也。”贺孙因举公羊所断谓孔父“义形于色”，仇牧“不畏强御”，荀息“不食言”，最是断得好。曰：“然。”贺孙又云：“其间有全乱道处，恐是其徒插入，如何？”曰：“是他那不晓事底见识，便写出来，亦不道是不好。若左氏便巧，便文饰回互了。”或云：“以蔡仲废君为行权，卫辄拒父为尊祖，都不是。”曰：“是他不晓事底见识，只知道有所谓‘嫡孙承重’之义，便道孙可以代祖，而不知子不可以不父其父。尝谓学记云‘多其讯’，注云：‘讯，犹问也。’公谷便是‘多其讯’。没紧要处，也便说道某言者何？某事者何？”贺孙。广录同。方子录略。
  问：“中庸解载游氏辨文王不称王之说，正矣。先生却曰：‘此事更当考。’是如何？”曰：“说文王不称王，固好，但书中不合有‘惟九年大统未集’一句。不知所谓九年，自甚时数起？若谓文王固守臣节不称王，则‘三分天下有其二’，亦为不可。又书言‘太王肇基王迹’，则到太王时，周家已自强盛矣。今《史记》于梁惠王三十七年书‘襄王元年’，而竹书纪年以为后元年，想得当时文王之事亦类此。故先儒皆以为自虞芮质成之后，为受命之元年。”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