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内容
亚夫问“卫君待子为政”章。曰：“其初只是一个‘名不正’，便事事都做不得。‘礼乐不兴，刑罚不中’，便是个大底‘事不成’。”问：“‘礼乐不兴’，疑在‘刑罚不中’之后，今何故却云礼乐不兴而后刑罚不中？”曰：“礼之所去，刑之所取。礼乐既不兴，则刑罚宜其不中。”又曰：“礼是有序，乐是和乐。既事不成，如何得有礼乐耶？”时举。
文振问：“何以谓之‘事不成则礼乐不兴’？”曰：“‘事不成’，以事言；‘礼乐不兴’，以理言。盖事不成，则事上都无道理了，说甚礼乐！”亚夫问：“此是礼乐之实，还是礼乐之文？”曰：“实与文原相离不得。譬如影便有形，要离那形说影不得。”时举。
“事不成”，是粗说那事做不成。“礼乐不兴”，是和这理也没了。事，只是说他做出底；礼乐，却是那事底理。礼乐只是一件物事。安顿得齐齐整整，有次序，便是礼；无那乖争底意思，便是乐。植。
或问：“如何是事不成后礼乐便不兴？礼乐不兴后却如何便刑罚不中？”曰：“大凡事须要节之以礼，和之以乐。事若不成，则礼乐无安顿处。礼乐不兴，则无序不和。如此，则用刑罚者安得不颠倒错乱？诸家说各有所长，可会而观之。”去伪。
杨问：“《注》谓：‘言不顺，则无以考实而事不成。’此句未晓。”曰：“实，即事也。”又问：“言与事，似乎不相涉。”曰：“如何是不相涉？如一人被火，急讨水来救始得，却教它讨火来，此便是‘言不顺’，如何济得事。又如人捉贼，走东去，合从东去捉，却教它走从西去，如何捉得。皆言不顺做事不成。若就卫论之，辄，子也，蒯聩是父。今也，以兵拒父，是以父为贼，多少不顺！其何以为国，何以临民？事既不成，则颠沛乖乱，礼乐如何会兴，刑罚如何会中？明道所谓‘一事苟，其余皆苟’，正谓此也。”又问：“子路之死于卫，其义如何？”曰：“子路只见得下一截道理，不见上一截道理。孔悝之事，它知道是‘食焉不避其难’，却不知食出公之食为不义。东坡尝论及此。”问：“如此，是它当初仕卫便不是？”曰：“然。”㝢。《集注》。总论。
问：“卫君欲召孔子为政，而孔子欲先正名。孔子既为之臣，复欲去出公，亦岂人情？”曰：“惟孔子而后可。”问：“灵公既逐蒯聩，公子郢辞不立，卫人立辄以拒蒯聩。论理，辄合下便不当立，不待拒蒯聩而后为不当立也。”曰：“固是。辄既立，蒯聩来争必矣。”僩。
“‘必也正名乎’！孔子若仕卫，必先正其君臣父子之名。如蒯聩不当立，辄亦不当立，当去辄而别立君以拒蒯聩。晋、赵鞅欲立蒯聩。圣人出时，必须大与他剖判一番，教它知个是与不是。”亚夫问：“论道理，固是去辄，使国人自拒蒯聩。以事情论之，晋人正主蒯聩，势足以压卫，圣人如何请于天子，请于方伯？天子既自不奈何，方伯又是晋自做，如何得？”曰：“道理自是合如此了。圣人出来，须自能使晋不为蒯聩。”贺孙因问：“如请讨陈常之事，也只是据道理，不论事情。”曰：“如这一两件大事，可惜圣人做不透。若做得透，使三纲五常既坏而复兴，千条万目自此而更新。圣人年七八十岁，拳拳之心，终做不成。”贺孙。
吴伯英问：“若使夫子为卫政，不知果能使出公出从蒯聩否？”曰：“圣人行事，只问义之合与不合，不问其能与不能也。若使每事只管计较其能与不能，则岂不惑于常情利害之私乎？此在学者尤宜用力，而况圣人乎！”壮祖。
问：“夫子得政于卫，须有所废立否？”曰：“亦只是说与他，令自为去就，亦难为迫逐之。”必大。
胡文定说辄事，极看得好。可学。
问：“胡氏之说，只是论孔子为政正名，事理合如此。设若卫君用孔子，孔子既为之臣而为政，则此说亦可通否？”曰：“圣人必不肯北面无父之人。若辄有意改过迁善，则孔子须先与断约，如此方与他做。以姚崇犹先以十事与明皇约，然后为之相，而况孔子乎！若辄不能然，则孔子决不为之臣矣。”淳。
问：“胡氏云云。使孔子得政，则是出公用之也，如何做得此等事？”曰：“据事理言之，合当如此做耳。使孔子仕卫，亦必以此事告之出公。若其不听，则去之耳。”广。
“蒯聩与辄，若有一人识道理，各相避就去了。今蒯聩欲入卫，辄不动，则所以处其事者当如何？后世议者皆以为当立郢，不知郢不肯做。郢之不立，盖知其必有纷争也。若使夫子为政，则必上告天子，下告方伯，拔郢而立之，斯为得正。然夫子固不欲与其事也。”或谓：“《春秋》书‘晋、赵鞅纳世子蒯聩于戚’。称‘世子’者，谓其当立。”曰：“若不如此书，当如何书之？说《春秋》者多穿凿，往往类此。”人杰。
叔器问：“子郢不肯立，也似不是。”曰：“只立辄时，只是蒯聩一个来争。若立它时，则又添一个来争，愈见事多。人以千乘之国让之而不肯受，它毕竟是看得来惹手难做后，不敢做。”义刚。
文振问：“何以谓之‘事不成则礼乐不兴’？”曰：“‘事不成’，以事言；‘礼乐不兴’，以理言。盖事不成，则事上都无道理了，说甚礼乐！”亚夫问：“此是礼乐之实，还是礼乐之文？”曰：“实与文原相离不得。譬如影便有形，要离那形说影不得。”时举。
“事不成”，是粗说那事做不成。“礼乐不兴”，是和这理也没了。事，只是说他做出底；礼乐，却是那事底理。礼乐只是一件物事。安顿得齐齐整整，有次序，便是礼；无那乖争底意思，便是乐。植。
或问：“如何是事不成后礼乐便不兴？礼乐不兴后却如何便刑罚不中？”曰：“大凡事须要节之以礼，和之以乐。事若不成，则礼乐无安顿处。礼乐不兴，则无序不和。如此，则用刑罚者安得不颠倒错乱？诸家说各有所长，可会而观之。”去伪。
杨问：“《注》谓：‘言不顺，则无以考实而事不成。’此句未晓。”曰：“实，即事也。”又问：“言与事，似乎不相涉。”曰：“如何是不相涉？如一人被火，急讨水来救始得，却教它讨火来，此便是‘言不顺’，如何济得事。又如人捉贼，走东去，合从东去捉，却教它走从西去，如何捉得。皆言不顺做事不成。若就卫论之，辄，子也，蒯聩是父。今也，以兵拒父，是以父为贼，多少不顺！其何以为国，何以临民？事既不成，则颠沛乖乱，礼乐如何会兴，刑罚如何会中？明道所谓‘一事苟，其余皆苟’，正谓此也。”又问：“子路之死于卫，其义如何？”曰：“子路只见得下一截道理，不见上一截道理。孔悝之事，它知道是‘食焉不避其难’，却不知食出公之食为不义。东坡尝论及此。”问：“如此，是它当初仕卫便不是？”曰：“然。”㝢。《集注》。总论。
问：“卫君欲召孔子为政，而孔子欲先正名。孔子既为之臣，复欲去出公，亦岂人情？”曰：“惟孔子而后可。”问：“灵公既逐蒯聩，公子郢辞不立，卫人立辄以拒蒯聩。论理，辄合下便不当立，不待拒蒯聩而后为不当立也。”曰：“固是。辄既立，蒯聩来争必矣。”僩。
“‘必也正名乎’！孔子若仕卫，必先正其君臣父子之名。如蒯聩不当立，辄亦不当立，当去辄而别立君以拒蒯聩。晋、赵鞅欲立蒯聩。圣人出时，必须大与他剖判一番，教它知个是与不是。”亚夫问：“论道理，固是去辄，使国人自拒蒯聩。以事情论之，晋人正主蒯聩，势足以压卫，圣人如何请于天子，请于方伯？天子既自不奈何，方伯又是晋自做，如何得？”曰：“道理自是合如此了。圣人出来，须自能使晋不为蒯聩。”贺孙因问：“如请讨陈常之事，也只是据道理，不论事情。”曰：“如这一两件大事，可惜圣人做不透。若做得透，使三纲五常既坏而复兴，千条万目自此而更新。圣人年七八十岁，拳拳之心，终做不成。”贺孙。
吴伯英问：“若使夫子为卫政，不知果能使出公出从蒯聩否？”曰：“圣人行事，只问义之合与不合，不问其能与不能也。若使每事只管计较其能与不能，则岂不惑于常情利害之私乎？此在学者尤宜用力，而况圣人乎！”壮祖。
问：“夫子得政于卫，须有所废立否？”曰：“亦只是说与他，令自为去就，亦难为迫逐之。”必大。
胡文定说辄事，极看得好。可学。
问：“胡氏之说，只是论孔子为政正名，事理合如此。设若卫君用孔子，孔子既为之臣而为政，则此说亦可通否？”曰：“圣人必不肯北面无父之人。若辄有意改过迁善，则孔子须先与断约，如此方与他做。以姚崇犹先以十事与明皇约，然后为之相，而况孔子乎！若辄不能然，则孔子决不为之臣矣。”淳。
问：“胡氏云云。使孔子得政，则是出公用之也，如何做得此等事？”曰：“据事理言之，合当如此做耳。使孔子仕卫，亦必以此事告之出公。若其不听，则去之耳。”广。
“蒯聩与辄，若有一人识道理，各相避就去了。今蒯聩欲入卫，辄不动，则所以处其事者当如何？后世议者皆以为当立郢，不知郢不肯做。郢之不立，盖知其必有纷争也。若使夫子为政，则必上告天子，下告方伯，拔郢而立之，斯为得正。然夫子固不欲与其事也。”或谓：“《春秋》书‘晋、赵鞅纳世子蒯聩于戚’。称‘世子’者，谓其当立。”曰：“若不如此书，当如何书之？说《春秋》者多穿凿，往往类此。”人杰。
叔器问：“子郢不肯立，也似不是。”曰：“只立辄时，只是蒯聩一个来争。若立它时，则又添一个来争，愈见事多。人以千乘之国让之而不肯受，它毕竟是看得来惹手难做后，不敢做。”义刚。
